《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七篇

季鹏

7.   为了“十月革命”在中国延续：中共的创立

及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按照毛共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完全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主、自觉的行为，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首先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便自发行动起来，组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此后，也完全是靠这批人的奋斗，使中共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政坛一支新生力量，二十余年后，终于夺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云云。

这些当然是以毛为首的中共的歪曲、自吹，就如后来毛自吹是他领导的中共军队打垮了日本侵略军一样。毛刻意隐瞒、抹杀苏俄（笔者按：在1923年之前还没有苏联的国名，俄国共产党也是1925年才称为联共（布），因此在本篇中我们仍按传统称其为苏俄，以后称苏联）在建立、发展中共过程中所起的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目的无疑是要拔高、突出自己。对于毛的这些惯用伎俩，我们将在以后的篇章中一一予以揭露，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先谈中共之所以诞生并能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及简单过程。

第四十六章  苏俄共产国际的产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除了俄共的主动介入，中共的产生也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提供了产生共产主义合适的土壤和条件。

一、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上的失落和对国家前途的迷茫，使其成为苏俄传播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最佳土壤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赖于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中共的诞生也是如此。从主观上讲，当时的中国存在引进和接受俄式共产主义的条件，即这种“主义”在中国拥有一定的潜在“市场”；从客观方面讲，是苏俄急于向外扩张，积极在中国进行渗透和扶持的结果。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过就此事论事而言，“外力”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苏俄的介入才使得中共得以“出生” 并迅速成长壮大。

我们还是先谈谈当时国内的情况，弄明白事情的背景，这样就会对后来事态的发展了然于心。

辛亥革命是是一次具有伟大、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但不彻底，未能取得完全胜利。它的初始目标是：驱逐鞑虏（亦即推翻满清和帝制），建立共和。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其中第一目标“驱逐鞑虏”， 历经挫折，总算达到了目的。但是第二目标“建立共和”，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不但孙中山在世时未能实现，就是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达致（表现为尚未完全还政于民）。所以孙中山临终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但革命成果很快落到袁世凯手中。其后袁氏试图复辟帝制但很快破灭。政权在军阀手中轮替，军阀们混战不止，民国中央政府有名无实。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国家权威一落千丈。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思想上处于极端涣散和迷茫的状态。这一切都显示出现政权的不确定性，人们等待一场新的革命彻底解决现有的问题，所以，孙中山号召进行“二次革命”等等。综合地看，从袁世凱篡夺中华民国领导权到中共成立这一段时间，国内形势大概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遭受挫折，屡败屡起，向西方求助未果，急欲得到外援。

辛亥革命直接是由武汉清政府“新军” 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并取得胜利的一次骤然的起义，当时领导和发动起义的秘密军中组织叫“文学社”， 其负责人、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等人并非与孙中山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目标上与孙是一致的。这时孙己经是当时全国公认的革命领袖，所以，在起义成功后，起义领导人立即吁请孙回国主持革命大计，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推选中，孙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当时不管是武汉的起义军或者孙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都没有形成一支统一、強大的武装力量，都不足以与袁世凱掌握的新军抗衡。所以，孙中山不得不把民国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以求得袁氏支持共和。谁知袁世凯包藏祸心，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有被喪送的危险。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不得不重新发动革命，完成未竞的亊业。1912年8月，孙领导的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为号召，联合多个革命党派合併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次年又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开展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以及后续的武装斗争。

由于国民党成立苍促，各派思想芜杂，所以实际上是打着统一名号的大杂汇，步调不一，各行其是，在后来孙中山举行的讨袁护国战争及其后两次护法战争中，均遭致失败。孙有感于国民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指挥不灵，曾几度整顿、改组并改换党的名称（曾更名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1919年10月恢复中国国民党之名称），但实际收效不是很大。

孙氏的革命事业不顺，除了党的组织不严、训练不力外，主要是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不能建立一支由自已掌握的训练有素的強大革命军队。孙曾多方寻求西方国家援助，但屡屡碰壁，无功而返。孙及其革命党过去从事革命活动主要依靠各国华侨的捐款支援，但现在这种援助显然已不敷使用了。孙氏急欲获得新的外部援助。这成了后来他接受苏俄援助、与之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现实需求。

其二，由于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政治的失望，知识阶层产生了对政治权威的鄙视心理，对国家的未来处于迷茫状态。

由于知识分子掌握了当时的舆论和话语权，因之也使整个社会普遍产生对现实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知识分子希望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共和，但现实由军阀控制的政府却缺乏实行真正民主政治的意愿，而且，掌握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新、老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互斗不休。而知识界对未来的中国之路也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实行联邦制，有的倡导联省自治或各省自治，也有的主张实行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此时国门洞开，西风东渐，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热衷于从西方引进各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应该承认，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大多都留学美欧）和民众都本能地希望还政于民，实现真正的民主政体。但是面对全国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各行其是的涣散状态，人们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政治强人出来一统江湖，实现国家的强大统一。然而人们又害怕这种统一江湖的强人最后蜕变成新独裁者，走向人们预期的反面……人们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苏俄新国家的建立对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诱惑力，苏俄又及时向中国频频示好，让中国人民对其有了好感，为后来中共的建立和发展预作了准备，辅平了道路。

其三，“五四运动” 加速了民族危机意识，促使知识界急剧“左” 转。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根本上说，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革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 “五四事件”则是因为1919年4月一战胜利后召开的巴黎凡尔赛和会上，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的中国山东胶州及胶州湾全部无偿转让给日本，从而引发国人愤怒，引起以北京学生为抗争主体的－次爱国运动。

亊件的背景是这样的：徳国作为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全徳统一后，积极向外扩张，它看中了中国的胶州湾。1987年11月１日，两位徳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当地的“大刀会”杀害，徳国趁势强力介入，徳军舰在青岛登陆，强占了胶州及胶州湾（强行租借99年），这就是“胶州亊件”。但是一心想侵略中国的日本也看中了这块肥肉，1915年趁德国发动欧战无力东顾之际，以武力夺取了胶州湾，其后又占领了山东大部。1917年，中国参加一战中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战胜利后国人满以为中国作为战胜国可以收回胶州湾及被侵占的山东领土，那知，此前日本与中国政府以及有关国家签订了秘密协定，确认日本的侵占有效。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抖出这些秘密协定，使得原来允诺为中国主持公道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处于孤立，最后倒向“多数”。从而凡尔赛和约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迫使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旋即便变成一片抗议怒吼之声。北京的大学生们首先行动起来，举行了5月4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打出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并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支持，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

五四运动后来取得了胜利：拒签和约，内阁倒台，几个民愤极大的亲日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五四运动的后续影响之一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对所有西方列强的反感和对立情绪，进而导致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失望，从而也给共产主义和苏俄的渗入以可乘之机。

此时中国国门已被强行打开，西学东来，西风东渐，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加上五四－闹，北洋政府更加软弱无力，也更不得人心，成为实实在在的弱势政府。这－切使得当时中国成为统治松弛、民权高涨的处所，各种党派、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拥现（1912至1913年政府豋记注册的政党就有80多个），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示威游行成为时尚。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各种各类政党、包括后来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总之，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代，一个孕育革命风暴的年代。

就在中国人对自己未来之路尚未有清醒认识时侯，我们的北方邻居，刚刚夺得政权、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的苏俄共产党人却敏锐地发现了中国这座革命富矿，发现它是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至少呈现出以下革命前夜的征兆：

第一、由于辛亥革命受挫，中国到处醖酿再次革命的呼声。这点与满清王朝崩溃前相似。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并不是辛亥革命想要的产物，它更象一种新旧交替中的过渡形式：一则它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统治；二是它实际控制的地盘有限，南有广州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各省有半独立的地方军阀，名为中央政府，实则大半被架空；三是它信誉很差，多数中国人不支持它，不买它的账，政权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

既然改朝换代在即，那么就看谁的手长，能把这颗已熟的桃子摘到手。

第二，中国人对未来的政治道路尚未确定，正处于迷茫探索状态。辛亥革命成了半拉子工程，它本想效法西方国家走宪政共和之路，可是，历经尝试，均不成功，这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搞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反感了，不再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偶像和追求目标。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髦的政治学说，正在走红，刚刚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对这个国家肯定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第三，中国贫穷、落后，有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传统，适合搞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穷人多、亡命之徒多，而且几乎全是文盲，这正是列宁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土壤和条件。（反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洲和北美，它就很难成功，这已为事实所证明，所以共产国际决定把它的革命转向东方。）另外，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只尚空谈，军阀们各顾自已，全国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各个击破，取而代之。

可以认为，苏俄确定无疑地看到了在中国推行俄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时机和胜利的曙光。

二、列宁的橄榄枝和画饼的诱惑

就在中国人民在为国家的未来傍徨徘徊不定的时候，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却取得了成功。鉴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全球性”本质和宗旨，苏俄革命后几乎还未站稳脚跟，列宁就筹划成立新的共产国际，作为向世界输出俄式革命的总指挥部。

1919年3月2日，有25个国家、35个组织的52名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从3月4日起，会议改作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续进行。会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选举产生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列宁亲自领导和主持了这次会议。

共产国际的成立，标志苏俄共产党向全世界现有政权和现有秩序宣战。可惜的是，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碰壁。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各个参战国、特别是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国内人民怨声载道，甚至国家解体，因而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得以甚嚣尘上，但是，第三国际在这些国家策动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德国是一个典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拥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老资格的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领袖，是仅次于苏俄的世界第二大工人党。1918年11月，李、卢领导社会民主党中的“斯巴达克派”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宣布成立了“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局部政权，但新政权很快落入社会民主党手中。于是李、卢转而组织创建了德国共产党，并在1919年元月发动工人起义，结果起义以失败告终。这两位领导人双双被捕并被杀害。此后继任的德共领导人台尔曼等，亦曾多次组织工人起义，并在局部地区组织共产党政权，但最后均告失败，台尔曼也遭到逮捕杀害。他的“战友”只好逃到苏俄去躲避。

德共之所以不能在国内站稳脚跟，说明俄式“社会主义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取得多数人的认同。那里的“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 比较强大，人们政治上比较成熟，列宁式的共产主义骗局难以得逞。

德国之外外，共产国际在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国均发动过共产主义革命，但革命成果不是被“资产阶级”夺去了，就是被镇压下去。恼怒的列宁于1920年5月发动了苏波战争，试图攻占波兰，再占领匈牙利，进而以武力“解放”德国以及全欧洲，将欧洲国家纳入共产主义版图。可惜这次战争很快以惨败告终。从此列宁断绝了在欧洲推广俄式共产主义的梦想，转而将对外扩张矛头转移到亚洲东方。1920年7至8月列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共产国际际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东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民族国家”，而重点则是中国。

其实，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睡狮”。1912年7月列宁在《涅瓦明星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11月又在俄共（布）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新生的中国》，认定：“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可见他对中国寄予殷切期望，开始打起了针对中国的主意。

1918年，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火尚未停息，列宁迫不及待发表了对华政策宣示，表示要废除沙皇俄国强迫中国与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向中国人民及其政府表达“爱心”，主动摇起了橄榄枝。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卡拉罕以“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卡拉罕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俄国）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包括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

第一次卡拉罕宣言发表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收到或看到宣言的正式文本，这个宣言的电文在耽搁了8个月之后才于1920年3月传到北京。因此，北京政府怀疑宣言的真实性和对方的诚意。此时北京政府尚未与新的苏俄建立外交关系，也未与其开展建交谈判。

看到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苏俄又于同年（1919年）9月27日再次由卡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政策宣言，内容主要是第一次宣言的重申，内中明确提出：“以前俄国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多么慷慨、多么激动人心！其时正当五四过去不久，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强烈要求取缔清季以来与列强缔结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但却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作出积极回应。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却有如雪中送炭，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向中国人民赠送这份“大礼”，怎不令人感动呢！这与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对山东省的侵略对比，真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在很多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简直成了现世的观世音菩萨，成了中国人民的“知己”。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平等友好态度待我之民族，怎不令其感奋莫名呢。

于是，中国的士、农、工、商各界、各民间组织团体，纷纷致电致信向苏俄政府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派出代表与苏俄谈判废约事宜。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苏联政府的信可算这类电函的一个代表，信的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愿，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

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创一个新纪元，我们实在是敬佩得很。

至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致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

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努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

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中华民国9年4月11日。

（《新青年》卷7、6号附录第3——10页：《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的舆论》）

也许是受到中国人民真诚感激的鼓励，也许是看到鱼儿已经上钩的喜悦，苏俄决心再加点劲。1923年9月4日，卡拉罕奉命向报界发布了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第三次宣言，宣言重申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精神“依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和基础”。三次宣言表达同一思想，同一政策。中国人民更加放心了。

可是，善良的国人谁能想到，就在他们欣喜若狂、对苏俄感激涕零的时候，在第二次卡垃罕宣言之后，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发出内部指示，告诉它的外交人员：不要承认卡拉罕宣言。可是它却仍然让卡拉罕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注】

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的中国政府决定试探苏俄废约的态度和诚意。1920年5月，北京政府派出了以张斯鏖将军为首的军事外交代表团赴苏，但鉴于当时中国并未与苏俄建交，以及顾及西方国家反苏的压力，代表团未被赋予与苏俄谈判的使命，只说是去了解一些在西伯利亚华工的情况，并就保护这些华工利益与苏俄有关方面交涉。而且这个代表团行前也未与苏俄政府打招呼，因此当他们到了苏俄远东共和国首府（乌金斯克）后，接着提出要去莫斯科访问时，遭到了拒绝。但接着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代表团不仅被允许去莫斯科，而且一路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原来这是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别指示苏俄有关方面的结果。代表团在莫斯科也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代表团临离开莫斯科之前，列宁亲自接见，进行了友好谈话。临走时又捎回了苏俄外交部的一封重要信函，信函内装的就是卡拉罕第二次的对华政策宣言。

这次“非正式”访问，虽然不能说取得重要成果，但却促使北京政府于1920年9月20日起不再承认旧沙俄政府转而与苏俄建交。其后，苏俄代表越飞于1922年访华，就开启两国废约谈判进行磋商。（其后越飞又与南方的孙中山会谈，将孙中山接受苏俄援助，实行“联俄容共北伐” 落到实处。）越飞在北京受到了中国学生、各界团体和包括蔡元培在内的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它表明列宁的对华政策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这里，有必要补述一下旧沙皇俄国的对华侵略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根据这些条约从中国强占去的领土和其他利益。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才能理解当时列宁与苏俄的慷慨是多么令人敬佩，多么激动人心！也才能理解当时的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何那样感激、那么敬重这个“亲爱的俄罗斯”。

简而言之，自清朝康、乾时期起，侵占、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从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从中受益最大、割去领土最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也是沙皇俄国及随后的苏联！

说到被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可谓“源远流长”。从十五世纪伊凡四世建立沙皇俄国开始，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东征西讨、不断侵略扩张的历史。俄本是欧洲国家，当时，乌拉尔山脉是欧、亚的分界线，乌拉山脉以东的广大原野称为“西伯利亚”（ 又分为西、东两部分），“西伯利亚”即鲜卑语“鲜卑地方”的意思 。自上古以来即属于鲜卑族和蒙古五十八部的牧猎场。而鲜卑和蒙古都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这－角度说，整个西伯利亚原属中国领土，沙皇俄国将西伯利亚作为它东扩的第－目标，最终全被其侵占。所以，从广义上说，西伯利亚八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夺自中国。

退－步说，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分界线为起点，此后二百余年俄国则侵占了包括东西伯利亚、库页岛、沙渍达已哈、唐努乌梁海、以及中国属邦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汗国、浩汗国加上外蒙古，共从中国夺取共约588·38万平方公里土里。

如果不计入上述我国的属邦和外蒙古，则沙皇俄国大约侵占了中国大约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具体情况大致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俄国西伯利亚一些哥萨克纠集一些亡命之徒在中国边境骚扰侵占中国领土，其时正值清朝康熙年间，国力强盛，被康熙派兵平息。康熙并与当时沙俄的彼得大帝各派代表进行谈判，于1689年9月双方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清了边界线，平息了争端。

然而三＋多年后的1727年，沙俄又挑起事端，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侵占了贝加尔湖以南约1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俄人的侵略野心仍然不止。转而又从海上挑起事端。库页岛乃拥有7·64万平方公里之大岛，本为我赫哲同胞的生息之地，俄皇看中该島是插足太平洋的好基地，先是派兵侵占了岛的北部， 1789年侵入南部，把赫哲人赶回大陆，宣布据为己有。

1840年以后，中国被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此后又有太平天国内乱，清王朝国势衰颓。沙俄看准了这一点，便不断趁火打劫，先后强迫清廷签定了17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大多数是在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最主要的有：

——1858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方以曾援华抗英为名要求回报，挥军直抵黑龙江省爱晖城下，胁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定了《爱晖条约》，该条约撕毁了已立约170年的《尼布楚条约》，强行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归”沙俄。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由中俄“共管”。因沙俄实在太过贪婪，狮子口开得太大，清政府未批准这一条约，并处分了黑龙江将军奕山等人。但沙俄根本不管这些，遂以武力强占之。并于两年多后又强迫清廷签定了《北京条约》，将“共管”的4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也据为己有。光这两约，便占去了近11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4年沙俄又采取威胁加诱惑等手段，在新疆塔城与清政府签定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从中国西部三大湖及附近地区占去领土约44万平方公里（现归属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后又通过《伊犁条约》及其后的5个勘界协定，再从中国占去7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0年又强占去海参崴，俄将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1900年借口义和团排外事件，动用17万大军将爱晖条约中承认为中国领土的精奇里河以南、黑龙江以北、拥有八千多平方公里、16万人口的江东64屯（又称江左64屯）强行夺去，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将不肯投降的中国居民追至黑龙江边杀害，杀死中国民众6千余人，“江水为之尽赤”。海兰泡被俄国人改名为“布拉戈申斯克”，从此成了俄国领土。

——1896年6月，沙俄与李鸿章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密约》，取得在我国东北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后又将其支线修到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及支线共达2800多公里。从此，铁路沿线五十公里内，以及旅顺、大连地区和附近海域都为沙俄所“租借”，由其驻军、殖民。为此沙俄专门设立了一个“关东省”，以管辖在我国东北的铁路、港口及租地，成了在中国境内 “国中之国”。（后来清政府请求日本驱逐沙俄，从而引发了日俄战争）。共产党苏联接替沙皇管理中东路后，又将其作为在亚洲扩张共产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引发了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致我数百万边民流离失所，上万人被苏军杀害。

——1921年，苏俄先唆使蒙古东北面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独立，1944年正式吞并之。

——1920年，苏联军队入侵并控制了外蒙古，在那里扶持傀儡政府。1945苏联策划、导演了外蒙古的公民投票，宣布独立，并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的“现状”。蒙古从此从中国正式分裂出去，成为它的殖民地和卫星国。

只要算一算以上几笔大帐就可以知道，仅沙俄从鸦片战争后侵占中国的领土，便为其它所有列强侵占和租借中国的土地的几十倍！如英国侵占香港，加上后来租借的九龙新界，总共不过1100平方公里；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占去台湾和澎湖列岛，也不过3·6万平方公里。台、澎地区己在二战后收回，香港澳门也按期归还给了中国。唯有最贪婪、最野蛮、侵占我领土最多之沙俄及其继承者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寸土未还。不仅不归还旧占领土，还趁中国内乱及抗日战争之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将中苏界河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心航道中方一侧的700多个岛屿中的600多个、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擅自划归苏联，强行占领（这就是珍宝岛变成了苏方领土的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了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一战结束协约囯取胜，同为协约国一方的“八国联军”国家协商决定，自中国参战之日起，5年内放弃对中国的“庚子赔款”要求（此前美国早已将中国之赔款返还给中国用于建医院、学校等慈善事业）。唯有沙俄只同意放弃其中所得的四分之一。到二战中的1943年，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国家全部放弃、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所享有－切特权和租界（香港、澳门尚未到期除外），只有苏联——沙俄的继承者，除了继续霸占沙俄时代强占我国所有领土之外，还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去作为其新殖民地，并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港。（这两个海港直到毛共建国后的1955年苏军才撤出，但其修建的军事设施仍折价由毛共政府偿还。）

毛共建国后，为报答苏共“养育之恩”，认贼作父，毛泽东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然而，不管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在侵略扩张上一脉相承，它趁中方向它示好、投靠之际，胁迫中共政府承认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合法化、永久化。到江泽民当政时，中共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重新签订了边界条约，将沙皇、苏联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正式奉送给了这个恶邻。

二战后的1946年，由于蒋介石的力争，斯大林被廹同意在5O年后将海参崴归还给中国，并签订了协定。可至今六、七十年过去了，仍为泡影。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为了显示它永久侵占海参崴的决心，还在那里召开上海经合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中国国家元首还兴冲冲跑去捧场。

（据新近消息，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张1735年中国的精确地图，按这张地图显示，当时中国的版图为1300万平方公里。到如今，起码有三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见了。被谁抢去了？论者云：送这张地图胜过千言万语。）

知道了沙俄侵略中国的这些历史背景，就能理解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列宁及苏俄的“慷慨奉还”、彻底放弃既得利益是多么感激、敬佩了！然而，谁也想不到，这场废除旧约、归还侵占领土的许诺竟然是－场大骗局！这场闹剧充分表现了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卑劣无耻、无赖，它不仅继承了帝俄的衣缽，而在狡滑蛮橫方面又远胜之！

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催促下，于1923年开始了与苏维埃俄国的废约谈判。中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北京政府的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苏方是卡拉罕。在先期谈判中，中方提出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 作为谈判基础。苏方表示同意。但又声明：有关涉及中俄界务的条约除外。以后苏联就以此为由，使谈判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1924年2月双方举行非正式谈判。王正廷提出，先解决“悬案”，中国政府才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而卡拉罕则回应：不承认就免谈。结果双方协商同意先签订一项草约，为后续的正约铺路。

1924年3月，双方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草案，详细规定了签订正约的原则，并明确中国给予苏联外交承认。但由于草约中未声明取消苏联与外蒙古所签条约，王正廷被北京政府解职，由外交总长顾维均直接与苏方谈判。

1924年5月，双方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所订－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联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 同时规定在一个月内开始签订新约的会谈。还明确了“苏联废除帝俄政府与第三国订立的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切条约与协定。双方声明以后任何－方不得签订有损对方主权和利益的协定。”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以上完全是苏方为了应付舆论、玩弄中方所施的诡计，后来，它先是拖延参加签订新约的会谈，使会谈延至8月16日才得举行，且卡拉罕仅参加头天的会议，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回国了，其余人不敢负责。会谈无果而终。

不久苏联就暴露出它的流氓无赖本性，1925年5月20日，它与日本签订了承认日本侵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公然破坏了之前与中方达成的协定。中方被廹中止谈判。至1926年3月，谈判－度恢复，但苏方仍坚持其 “一切涉及中俄边界的条约都不能列入谈判范围”的立场。它的“理由”是：涉及边界的条约若废止，则疆界就无所依据了，就会乱套了。真是强盗逻辑！先前的不平等条约有几个与“边界无关”？撇开领土问题，谈判还有什么内容、什么意义呢？苏联代表却说有的，那就是它只同意将中东铁路沿线俄国强行租借的土地的 “主权”属中国政府。后来，它又作出“重大让步”，“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所有。”

这就是苏联一再宣称的 “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 的真相和内涵！从1923年开始谈判，苏方就坚持这一无理的立场，致使几年的谈判都无果而终。就连江左64屯也没有归还中国。由此可见这个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面三刀，言而无信，当面是人、背面是鬼的流氓本质。（看来，毛泽东的流氓精神除了来自湖南痞子，还来自其苏共老子。）

真正左右这一切的是在背后操控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据解密的俄罗斯挡案披露，在第二次卡拉罕宣言发表之后，斯大林就通过苏共政治局发出内部指示：“不要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即是说，不能以这两次宣言作为制定实际政策措施的依据。此后，卡拉罕和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为执行斯氏这一指示，演出了在中苏废约谈判中蛮横无理的一幕幕。尽管如此，卡拉罕后来仍然在 “肃反”中被斯氏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

再后来，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北洋政府被推翻，特别是蒋介石发动“清党”，与中共和苏俄决裂，苏方便借机全部推翻了谈判成果。后来除了中东铁路双方合作经营有部分兑现（不是全部兑现，否则就不会有中东路战争）之外，其他都成了废纸一张。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一说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外蒙古作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早在康熙35年已经作为一个整体正式归顺中国；康熙36年，清政府又彻底平定了噶尔丹之乱，此后两百多年间整个蒙古作为中国一部分都无任何异议，所以连苏联与北洋政府的谈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苏共决策者早已决定侵吞外蒙古。1900年沙俄趁义和拳之乱，大肆宣传汉人要将蒙古人杀光，怂恿外蒙古宣布独立，并请求沙皇派兵 “保护”。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领兵一度收复了外蒙古。不久，在苏联十月革命中被红军打败的白俄军队逃入外蒙，苏共遂以威胁其安全为由，于1921年初派兵追歼白俄军队，进入外蒙，占领了外蒙古。在苏军“帮助” 下成立了亲苏傀儡“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2年苏蒙又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将外蒙古牢牢地圈进了苏俄的势力范围。直到1945年斯大林利用雅尔塔协定强迫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终于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了岀去。

虽然沙俄和苏联通过胁廹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侵占了那么多中国领土，但自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中华民囯政府，对其中大部分条约都不予承认。然而令人气愤的是，苏联解体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为了实施其“联俄抗美”的战略，于1999年12月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定了《中俄关于国界线东西两段叙述议定书》，将中国从满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拒不承认的“外兴地区”、“乌东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共约120万平方公里领土正式划归俄罗斯，从而使《瑷晖条约》、《北京条约》合法化，使其侵占的领土永久化。

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正式承认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永远”为俄国所有，将沙俄时代未经签约就强占去的库页岛、江东64屯、唐努乌梁海以及图门江出海口等一起 “奉送”给了俄罗斯。比起毛泽东，江泽民在卖国方面慷慨得多，迈出了“新步伐”。

三、由苏俄一手创建和哺育的中国共产党

上面提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断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摇摆橄榄枝，奉送画饼。以拉拢、麻痹中国政府和人民。这一切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谋图呢？很简单，就是它看中了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十月革命”发生地，成为苏俄新的殖民地或附庸。为此它先要给中国人民以好感，然后将一只脚插进中国，实现“赤化”中国的谋图。

1919年9月14日俄共《消息报》刊登了苏维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东方部主任沃基尼申斯基题为《东方的革命烈火》的文章，文章明确地提出：中国的“五四事件”为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国家的决定。《决定》的基本方针是：在苏联和本国无产阶级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犮展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 要在中国等亚洲落后国家进行直接的俄式共产主义革命，使之变成苏俄的附属国和殖民地。中国是亚洲最大、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形势又完全适合搞一场“苏俄式共产主义革命”， 无疑成了它的扩张战略的重中之重。如果这场革命在中国成功，必将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连锁反应，將大大扩展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版图和实力。

同年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把上述战略说得更为清楚、更具体：“在东方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也要像苏联一样完成激进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也就成为了后来中共的纲领和它的基本战略任务。

当然，苏俄知道，要实现赤化中国战略目标，首要必须在中国建立苏俄式共产党，确立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它自己只能充当幕后指挥。

1919年，苏俄军队基本打败了白俄军队，夺取了西伯利亚，打通了到中国的陆上交通。苏俄共产党中央西伯利亚分局东方民族部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又译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携其妻子、秘书及一名中国翻译来到北京，其任务是物色合适人选，创建俄式中国共产党。

其时，随着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开始传播。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中国刊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也出刊过－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同年12月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保护下成立了一个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其他大学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和团体。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决定趁热打铁，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线和思想吸引到苏俄式共产主义革命上来。这也就说明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在产业工人中直接发动，而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它的领导人，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这充分说明所谓工农大众不过是赤色知识分子利用的工具，知识分子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不过，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概包括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托洛次基为代表的极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把工团主义和基尔特（英文音译，即行会的意思）主义也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内。魏金斯基的任务是尽快成立一个由苏共囯际部直接领导的共产党组织，以便用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统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而夺取中国政权。

魏金斯基来到北京后，通过先期抵达北京准备就卡拉罕宣言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尤林的帮助，结识了李大钊及其他一些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又通过李大钊的介绍，锁定陈独秀为未来中共负责人。1920年春，李大钊陪魏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四十岁，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先是在1919年4月因嫖妓被北大开除。6月又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9月从监狱出来后，已经失去北大位置的他只好来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继续其《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编委会发生分裂，原来的同仁、好友纷纷离他而去，只剩他一人坚守，《新青年》－度停刊。陈的最后阵地岌岌可危。

此时的陈颇有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之感，也因此，其思想急剧左转。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魏金斯基找到陈氏，双方就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会谈（参加商谈的还有中国籍翻译杨明斋）。魏金斯基之所以选择陈，大概是因为：第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新青年》具有浓烈的反传统、反现实色彩，这正是共产主义造反的胚芽。第二、作为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在知识界有相当地位和名气，加上在五四运动中的激烈表现，后又遭当局逮捕并监禁83天，已对当权者产生了强烈的仇恨，这是一切革命者所必备的条件。第三、当时陈正处于受挫的人生低谷，拉他－把，扶他进入中国政坛的领导层，对其应有相当吸引力，而有了陈氏当头，就可能组织起在中国政界、学界有影响力的中共领导班子，建党大计就可望成功。

双方的商谈应该是顺利的，不久陈就网络了－批知识界名人，建立了一个“发起组”，初步搭建了中共领导核心的框架。魏金斯基也在上海积极开展了工作，组建了连他在内共五人的“革命局”，下设宣传、组织等三个部，设立华俄通讯社，出版社，印刷厂等，积极指导配合陈独秀的建党工作。又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经苏共领导批准，将中国事务划归远东局书记处领导管辖。1920年12月，魏金斯基奉调回国，其工作由远东局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接管。（不久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接替舒氏。）

不过，从其思想认识看，其时陈独秀实际上还算不上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久前他还写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问题进行批判，他受杜威和罗素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受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会扼杀个人的创造性，公有制下的官僚管理企业不见得会比私人管理更好。1919年12月，陈还在《新青年》还发表过一篇叫做《实行民治的基础》的文章，提倡应向英美学习，“我们要实行民治主义，就要拿英美作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该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做功夫”。 可见，曾赴法国留学达三年陈独秀，深受法国自由、民主、愽爱思想的熏陶，本质上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获释之后，他在答刘半农对他的一首赞美诗的信中仍然说：“一切人包括独裁主义者、政治压迫者和军阀，都是兄弟，对他们应当拯救，而不是仇恨”。

可是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陈独秀的思想急剧“左”化，同年８月，在魏氏帮助下，他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在9月出刊的《新青年》上，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由此也就可见，陈的这种“剧变”很可能带有投机性和随机性，而不是本质上水到渠成。这大概也是他后来最终背叛苏共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

但是，当时陈独秀却信心十足地担负起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任。他联络了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施存统等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局，通过了临时党章草案，宣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和邵力子不久便退出了该党）。莫斯科又指派沃廷斯基帮助陈在上海组建了－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帮助《新青年》杂志复刊（自此该杂志社成了中共的机关刊物。直到1926年下半年才完全停刊。）

陈独秀在1921年3月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同时在那里发展中共组织。直到中共一大开过之后的同年九月才回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连任五屆一把手）。

经过一番努力，到1921年7月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止，中共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建立了6个支部，有成员五十余人。1922年9月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在上海办了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中共另一位初创领袖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也是一位思想激进的文化名人，其政治观点与陈独秀近似，他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领导人，在1919年5月号《新青年》上，他也发表了一篇批判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纠正。

由上述可见，陈、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比较突然的，苍促的，是在短时间内作出的政治抉择，不能不说带有某种政治投机性和赌博性质。他们都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本人是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此时都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者。（中共其他领导人大都也是这种情况。）这本身给了毛泽东的“阶级出身决定人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阶级论”－记响亮耳光！

可以想象，由于已经卷入了政治斗争旋涡，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被“万人景仰”同时被“万人唾骂”的陈独秀，参与政治斗争已是身不由己，加上此时处于人生低谷，产生索性大干一场的冒险决定情有可原。可见，任何人都有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如对名利的追求，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往往作出了不－定适合自己本性的选择。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人物。比较起来，李大钊更激进，也更为活跃，因而为此的付出的代价也更大，早早就把小命搭上了。而陈呢，经过一番“革命考验”后，证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被淘汰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后来的反省和觉悟。总之，陈独秀比李大钊幸运得多。

总的看来，初期参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除了一些涉世不深痴迷共产主义的青少年学生之外（如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共少年支部成员），主要是一批不安份的知识分子，如具有传统造反意识的野心家（毛泽东），失意的秀才、文人（如董必武、何叔衡），对现实不满的军人（朱德、刘伯承）等等。这种情况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队伍相吻合。它的下层队伍则几乎是清－色的在“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中被裹胁进来、没有退路的贫苦农民和工人，这些都和传统农民造反相似。

有人以为早期参加共产党的都是真诚为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献身的心灵纯洁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排除有这类人，但笔者以为多数并非如此。比如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都是些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在苏联受训，亲眼见到苏俄革命的血腥、残暴，也看到了苏共内部斗争的黑暗和冷酷无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真面目已经一清二楚，难道这是“心灵纯洁的知识分子” 所愿干的亊吗？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这个血腥、残暴、黑暗的组织，是因为同样地他们也看到了大权在握的无比风光，无比荣耀。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这场所谓无产阶织革命（其实，真正的“无产阶级”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在中国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这正是改朝换代、登上权力顶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心投入到这场铁血豪睹中去，选择充当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这些莫斯科的信徒回国后忠实地执行苏共路线，“左”得出奇，光是学习苏联搞内部“肃反”，杀自己人已经杀得血流成河，毫不手软！难道他们还“心灵純结”？难道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最壮丽的亊业”？由此可见，这伙年青的苏共信徒已经变得利欲薰心，完全喪失了人性，成了十足的野心家和政治狂人。为了夺权、掌权，为了打江山坐江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权欲好比一杯回味无穷的烈酒，一杯浓浓的吗啡，一旦喝了，就会上瘾，欲罢不能。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己经成了权力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良心，只知按照从苏共的指挥棒行事。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杀人（包括杀自己人）如麻，他们一旦掌权便疯狂追求政治独裁，追求经济特权，追求封妻荫子，比之被他们推翻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封建”十倍，凶残百倍，贪婪千倍！这些人声称自已“没有祖国”（没有祖国的人能有“爱国主义”？），苏联才是他们的“祖国”； 他们不要父毌，斯大林和莫斯科的权贵是他们的“父亲”。这帮少爷（他们几乎个个出身剥削家庭）干革命真的是“为了当车夫”、“为了人类的解放”吗？说白了，他们的“革命”就是打着共产主义幌子骗人、忽悠那些贫苦百姓为其打江山夺江山卖命；就是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爬上权力的金字塔，成为亿万人民的统治者。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惜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出卖父毌，出卖普通人的良心！能够呆在那个如此残忍、如眦黑暗、如此龌龊的染缸里还能是什么纯洁、善良之辈吗？！

至于所谓 “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更绝对是自欺欺人的幌子。中共这些“革命家”们早就亲眼看到他们的苏联“老师”在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的血腥残忍，对一切不肯臣服的人们、包括不肯听从它的命令的工人农民毫不犹豫地斩尽杀绝！他们实行永远的“专政”，剥夺了民众一切自由、民主、人权；他们大搞按权分配，在自已纵情享受的同时，制造空前的全民贫困、饥荒和死亡；他们让人民在痛苦中煎熬却要为他们歌功颂徳，山呼万岁……难道就是靠这些人建立“共产主义天堂”？

一位异见者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作了一个极为简明、一针见血而且入木三分的评价：

“他们虚构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放级，忽悠了一群想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真正不劳而获的官僚阶级。”

这就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庐山真面目。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和核心层首先是一批超级获名获利之徒。典型的如周恩来，周本是一个高考不弟的学生，先去日本学习了一年半，继而去法国勤工俭学，因在法国参加“少年中共”并参与党务活动，1924年奉命回国，便得以“一步登天”进入中国政坛的领导层，一开始就担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从一个对国家、人民无丝毫贡献的青年学生一跃而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亊领导人。经过几年磨练，又变成一个残忍的、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特工头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恩来担任中共“特科”负责人，在其亲自处理其副手、中共特工头子顾顺章叛变一案中，周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血染的风采”，顾顺章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的副手。1931年4月顾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周要报复顾的叛变，原无可厚非，问题是周将并未卷入案件，毫不知情，同时仍在为中共特科工作的在顾家的其他中共特工，以及顾全家八口、包括一名5岁幼子、佣人等全部杀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有一个叫斯励的乃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即周恩来的学生。斯励的哥哥就是上海“412清党”时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在412次日发生的工人纠察队冲击宝山路第二师司令部酿成的大血案中，作为现场指挥之－的周恩来被军方拘押。以周的中共首领身份，绝对难逃－死。然而此时斯励挺身而出，以自已与周的师生之谊向其兄求情，斯烈碍于兄弟情面释放了周恩来。刚刚过了两天国民党中央下达的通辑令中就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 “黑名单”，就是说，若非斯励求情，周恩来必死无疑。

当周恩来下令杀害顾顺章全家时，斯励正在顾家打麻将，想必斯定会亮明身份，但仍然被无情地杀害。此案直到中共另一要员王世德被捕后才供出详细真情，并在事发近8个月之后将被杀害者的尸体在顾家花园一一起出，成为当时轰动上海滩的特大新闻。上海所有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头条登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惨绝人寰的共匪头子周恩来大谋杀案掘尸案》。在文字报道旁配以掘尸现场的照片，所有尸体被用绳子将双手反绑，一个个象田鸡一样连成一串，面目模糊，身躯肿胀，令人毛骨悚然。此案从1931年11月22日起连续报道到28日，共掘出尸体19具。此后周恩来无法在上海立足，便匆忙逃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也许有人辩护说，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年代，不残忍是不行的，多杀或错杀几个人也算不了什么。但这无论如何也不应成为滥杀无辜特别是滥杀救命恩人的借口吧。之后周恩来对此事没有半点歼悔或歉意。

周恩来后来被中共标榜为最忠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道德楷模”， 被塑造成一付兢兢业业，勤谨爱民、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形象。却严密掩盖了其残忍刻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面。周如此，其他的“革命元老”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必再作考察了。

现在回到中共建党之初来。上边说过，中共实际上是在1920年5月（或8月）建立的，之后在各地发展了－批党员，建立了几个支部。但尚未召开成立大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在1921年夏天召开中共“一大”，完成既定程式。会址选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中学，其时学校放假。选在租界开会，是因为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相对安全。开会的日期是7月23日。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费用全部由俄国人包揽，议程和模式也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的设计进行。但总的看，这是次不成功的会议，一次虎头蛇尾的会议。

当时中共全部党员57人，会议给七个支部通知要求来代表14人，实到13人。在给每位代表发出会议通知的同时，寄去200大洋作旅费，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财，毛泽东当时任职小学教员工薪每月8元（毛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管理员时，也是每月8元工资），相当他两年零一个月的工资总和。可见后台老扳出手阔绰，为的是增強党员们对党的信心。

陈独秀此时在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派了包惠僧作为自已的代表出席会议。

7月23日晚正式开会，由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在进行到第四天时（似乎只是晚上开会），一陌生男子闯进会场，谎称是走错门立即退出。马林（荷兰人）认为这是来侦察的奸细，于是立即将会场转移到上海南面的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为了不引人注意，两名外国人没有跟去。8月1日会议结束，再给每位代表发50元旅费后散去。

综观这次会议有以下特点：

1、两位中共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未与会。主要负责人不参加会议，这种会议格式古今少有，其形式化也就可想而之了。会议除了重复《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纲领原则，本身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表示和成果。

2、俄共给中共定性为“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可与会代表没有一位是工人或工人家庭出身，13名代表本身全都是教师、记者或学生，而且几乎全部出身地主、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毛泽东说他家是富农，实际是工商地主）。据说，个别代表会议期间不是住在开会的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大部分时间在陪女人逛商场、购物。

3、会议完全由共产国际的两个人说了算，代表们形同傀儡。据代表之一的陈公博回忆，一天，大会主席张国焘说，昨夜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为什么？张说：“这是俄国人的意见。”陈当时很气愤，说：既然这样，就不必开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就算了。还有代表说，在要我们按俄国人的意见办事之前，应当让我们先派人去俄国考察，还应去德国等国考察，以便比较选择。俄国人听到此言被激怒了，结果谁也不敢坚持已见与俄国人对抗。

4、会议的南湖阶段，由于没有两个外国人参加，结果什么问题也决定不了，最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宣言、没有通过党章，会议草草收场。

会议的具体成果，一是通过了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二是通过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三是选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缺席当选为中央书记，李达管组织工作，张国焘管宣传工作。

马林等二人是6月3日到达上海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完成这个程序，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由此可见，中共是个由共产国际一手催生的“婴儿”，一个中外合壁的怪胎，苏俄还兼其保姆。离开苏俄这个保姆，这个“婴儿”便一天也难以存活下去。当时中国类似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团体，至少已经有7个，其中一个声称已拥有1.1万名党员。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苏俄的承认和支持，不久便自生自灭，烟消云散了。

中共的创建除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依靠共产国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经费上的包揽。在建党前期，苏共西伯利亚分局和共产国际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金钱，在魏金斯基时期，西伯利亚当局便派专人携带大量经费到上海为魏氏作后援，现在己知的是一次着人携带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变卖后作为魏的经费。其后西伯利亚分局仍继续派人给钱送物（包括以鸦片作经费），其中一次带来二万美元。在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舒米亚茨基接替魏金斯基后，一度出现资金危机，后经多方设法（包括贷款）才渡过难关。总的看，苏俄在金钱上对中共表现得慷慨大度，不但有求必应，而且无求也给，例如魏金斯基就拿出五千大洋为救援陈独秀交保释金、保证金（实际人上用不了这么多钱）。

中共一大之后，据陈独秀于1922年向莫斯科报告称，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九个月间，中共直接支出17655元（大洋，下同），其中国内自筹仅一仟元，其余均由共产国际供给。这当然未包括更为巨大的苏俄为其生存发展所作出的开支，如莫斯科在西伯利亚设立基地为其秘密训练一支军队和特工人员，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情报网络等。至于后来与孙中山的“合作”苏俄给予的援助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记载，陈独秀曾反对苏方以大量金钱和鸦片代替货币给中共作经费。但反对无效。又，1927年共产国际每月给中共“经常费”为3万元，另有“特别费”25万元；到了三十年代，仅拨给“党费”一项就达60万元。中共“长征”逃窜失去联系才中止。）

由此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共“奶大”的。毛泽东后来宣传，中共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壮大，夺取了革命胜利的，甚至还说什么苏联和斯大林“把理论给了共产党，把枪炮给了国民党”（ 指抗战初期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利益援助国民党打日本）。不仅是无稽之谈，对苏共来说，简直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连他的“生身父母”的恩徳都不认的毛，以谎言欺诈为能事言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中共一大虽然开得很窝囊，但终究是苏俄在中国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它在中国扶持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本土代理人，而且是它绝对控制下的一个“儿子党”、“孙子党。这个党在1922年的二大上通过决议正式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一个支部。这就为苏俄通过它渗入中国、逐步控制、夺取中国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而对中国人民来说，中共的成立，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从此，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横行肆虐了……

中共的成立，仅仅是苏俄它实施其在中国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接下来，它要将中共迅速送上中国政治舞台，然后让它充当在中国重演“十月革命”的马前卒。

（注：本章中有关中共创立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百度和维基百科有关词条，以及国内相关报刋）

【注】根据俄罗斯解密挡案，在第二次卡拉罕宣言之后，斯大林就便通过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出内部指示：“不要从我们1919和1920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即不能将卡拉罕宣言付诸实施。这时越飞作为苏俄全权代表正在与孙中山进行合作的谈判，并拟发表一个联合宣言。接到这一指示的越飞感到十分尴尬，他想，连外交部长代表国家发表的正式宣言都可以当作欺骗手段，转眼之间宣布作废。那么，他与孙文的宣言算什么呢?……他提笔给卡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等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困惑和不满：

“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 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壘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我们的全面失败。”

但是越飞不能改变斯大林的决策，而且要执行斯的决策。他要不动声色、装模作样充当骗子，去欺骗与他打交道的中国人，后来他与孙中山共同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也许因为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后来斯大林在“肃反”中将这个曾是苏共五书记之一的越飞，与卡拉罕一样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