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四十七章

季鹏

第四十七章  孙中山“联俄容共”战略的建立及实施

一、澄清一些基本概念

在建国后毛共的科教书和历史书里，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说法是：孙中山总结了他从事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到了晚年终于认识到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于是决心与苏联结盟，以俄为师，并将他原来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重新解释为“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开始了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仅仅在这一问题上，毛和毛共大概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故意制造混乱，颠倒是非：一是谎称孙中山与苏俄联合抛弃了三民主义，改行共产主义；二是说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无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是“更彻底的三民主义”；三是孙中山把所谓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取代了原来的“旧三民主义”。为了方便后面的论述，我们必须先就这些问题正本清源。

首先是孙中山是否放弃了他的三民主义、接受共产主义这一问题。其实，只要能够接触到真实的历史资料的人，都会作出确切的回答：孙氏绝对没有没有说过要放弃“三民主义”， 更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以共产主义来取代三民主义。把孙俄合作、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说成是孙文改变信仰，投靠共产主义，是对孙文和孙文主义的恶毒诬蔑。

三民主义是孙氏亲手创立的民主革命理论。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并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号召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从此成为孙领导的革命运动坚定不移的政治纲领和国民革命的宗旨与最终目标。1918年8月，孙中山在整合各个革命党派，重新恢复中国国民党之名称后，再次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后又在其撰写的《建国大纲》中确立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 三个时期、三大阶段。1920年后，在与苏俄长达几年的合作谈判中，孙氏顶住了苏俄方面的压力，毫不犹豫地坚持了自己这一国民革命的原则立场。在1923年1月26日公开发表《孙文越飞宣言》之前，中国国民党就发表宣言，再次阐述了上述基本纲领、原则。椄着，在作为孙俄合作的纲领性文件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拒绝了共产主义的渗透，庄严宣告：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或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此项大业，越飞君明确告知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这里孙氏己说得很清楚，他拒绝把共产组织——共产党引进中国，而且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实施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如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回事，或者孙中山要抛弃三民主义改行共产主义，那么他为何还要在如此权威的文告中，荘严宣布这一“防共” 的底线呢？（不过，孙氏既然拒绝共产组织，为何又要“联俄容共”？可见，他联俄純粹是利用苏俄的力量实现民囯之统一，而容纳中共，实则要把中共溶入国民党——见后文。）

再看一年后即1924年4月13日孙亲自撰写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其中第一条是：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接着他分别列举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具体内涵和要求，以及施政的三个阶段，最后目标是完全实现国家宪政民主，还政于民。这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的东西。

又，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重要成果——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亲临主持开学典礼，并在开学典礼上讲话，随后他亲自撰写成对黄埔军校的训词发表，词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志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篇训词，在1927年定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

总之，孙的信念，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将三民主义进行到底。翻遍《孙文全集》，绝未有以共产主义取代三民主义之说。

其实，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孙氏早己有明确打算。武昌起义之后孙就明确地向国人宣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后来建立的中华民国，基本上就是借鉴美式政体，即总统制下的地方自治。“效法美国” 与坚持三民主义其实是－回事，所谓效法美国是指在总体上、基本上采取美国模式，走自由民主宪政之路。但中美两国国情毕竟不同，在具体问题上、操作层面上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适合中国的方式方法，它就是孙氏的“三民主义”。 也就是说，三民主义是美式民主政体的中国化。

关于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问题。这本来是明摆着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由于毛共故意混淆，使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被弄得模糊不清。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氏 宣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确立“联俄容共” 的方针之后，孙认为人们“亟需（了解）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其实就是预防有人把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他于是决定亲自在广州开办关于三民主义的系统演讲。从1月到8月，每周一次，计有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共十六讲。然后由孙自已汇集成书，书名就叫《三民主义》。

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在阐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原本义上的社会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孙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互助、合作，是社会和谐；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本末倒置，是根本错误。孙还指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而不是互相斗争。中共出于混淆视听的目的，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故意抹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例如“耕者有其田”，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孙氏这句话后面还有两句，即，要“让农民得到土地”，“让地主也不受损失”，总之要“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原则。可中共抽掉了它的原则和灵魂，硬说它的血腥暴力土改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实践，是在实现孙的遗志。这其实是恶毒的歪曲，诬蔑。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政时，由于战乱频仍，特别是共产党的造反搗乱，无法实现孙中山关于耕者有其田的遗愿。败退到台湾以后，才在台实施这种改革，其办法简单说就是通过国家赎买的方式，由政府以市场价格从地主手中购买其多出的田地，再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是由于当时台湾政府财政并没有这么多资金去购买地主的土地，于是就以国有企业股份（股权）作为给地主的赎金。农民获得了免费的土地，地主拿了政府的赎金——国有企业股票。若干年后这些股票价值涨了十倍、百倍，很多原来的地主变成了商人、资本家，转而从事工商业。农民和地主都皆大欢喜，实现了“双嬴”。这就是对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真正、完满的演绎。这与毛共的血腥残暴、杀人如麻的“土改”哪里有半点共同之处呢！

孙氏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是：“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他还尖锐指出：“ 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恰恰相反”。所以，“ 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他最后结论是：

“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十分清醒的，他与苏俄的合作是迫不得已的，是互相利用。因为当时美英不肯向他施以援手（见后文），他只能借助苏俄的力量实现推翻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的目标。为了求得苏俄的援助和合作，孙中山有时也采取在某些方面模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区别的策略，比如，1920年孙派张秋白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出席列宁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在会上发言就说：“国民党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三民主义”，它“与苏维埃制度巧合”，“国民党主张成立各地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所以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正领导广州政府实行苏维埃制度”。 但是，在更加实质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孙氏和国民党决不让步，张秋白说，国民党代表“国民”即“全民”，而非仅仅代表“无产阶级”，所以绝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在土地问题上，张特别強调不能釆用俄国一律没收土地的政策，因为“会对我们今后的政策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张氏无疑是代表孙文的意见。可见，孙氏为了爭取苏俄的援助，既有策略灵活性的一面，同时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正式宣布联俄容共，并且“以俄为师”。为了解除党内某些元老担心吸收共产党员将赤化国民党的疑虑，孙氏画了一个大圏，指其为民生主义；再在其中画一小圈，指为社会主义。然后解释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耳”。 孙把共产主义包括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其实他只取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固有含义。孙氏就用这种模糊策略暂时调和了双方的矛盾分歧，使他的联俄策略得以实行。同时也就可以看出，不论他的“联俄”或“以俄为师”，都是策略性的，到了关键时刻，如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他就毫不含糊了。

列宁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更清楚，在内部讲话中，列宁一方面赞扬三民主义的“毎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同时却又指责其为“极其反动的空想”，“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劳动群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也公开批评囯民党的三民主义，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么，为何还要与孙中山合作呢？说穿了，就是利用这种合作让中国共产党挤进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然后趁机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 转变成“工农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最早看清苏俄真面目的人之一，在1923年8月蒋受孙氏之委托率“孙逸仙博士考察团” 在苏俄考察回国后，他就清醒认识到苏俄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根本对立，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維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想像所能及的。”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所以，这场合作完全是互相利用，各有所图，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后来，蒋介石把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概括为三句话：

1. 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囯民党要保护私有制（后修正为“合理的私有制”）。

2. 共产党要搞阶级斗争，国民党要搞阶级合作。

3. 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民利益。

可惜的是，蒋氏这些精辟观点没能够贯彻到每个中囯人的头脑里去，因为国民党的宣传太差劲了。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中共宣称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便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大政策”作为“新三民主义”，取代了原来的“旧三民主义”云云。

这更是无稽之谈。先不说别的，作为“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本身 却 没有一个“民”字开头，就 就令人生疑。就是这个“三大政策”，经有关学者考证，遍查国民党一大的文献和《孙文全集》，也没有上述“三大政策”的提法。后查出这是1926年11月中共为“迎汪复职”与蒋介石争权而提出的口号，原文为希望汪精卫“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毛共这个“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如前所述，“联俄”其实只是孙中山的策略，即借“俄援” 以达成国民革命之目的；“联共（中共）”则为乌有，实际上孙只是“容共”， 即容许中共参加他领导之下国民革命，因为这是争取俄援的交換条件。孙中山对此的解释是：“中共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受国民党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碍国民革命的进行。”可见，当时国共两党根本不是平等的“联合、合作”关系，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实为中共抬高自己身价的说法。至于扶助工农，这本身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共产党将其歪曲为扶助暴力的工农运动即阶级斗争，就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本意，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了。

至于毛泽东后来提出所谓“新、旧三民主义” 之说，更是纯粹的捏造和恶意歪曲，有关这一问题，我们留在本书第十一篇批判毛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章节中进行分析和批驳。

二、苏俄寻找实现在华目标的合作伙伴

经过共产国际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算是创建了。但是，这只是实施其在华战略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它要达到的目标，目标是实现中国的赤化。俄国人知道，仅仅依靠它一手扶植起来的初生儿——中共，是不可能夺取中国政权的，必须由自已出面，另辟蹊径，具体办法就是寻找一个有强大实力的伙伴，与之结盟，以“民主革命”的名义共同夺取中国政权，然后像在俄国一样，待到大功接近告成的时候把它干掉，将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成“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权的模式移植于中国。

莫斯科没有时间等待，它在建立中共的同时甚就已经在从事这一工作，不过，它最物色的对象并不是后来与之合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而是当时炙手可热、拥有最大实力的直系军阀吳佩孚，以及后来背叛孙中山的孙的部属陈炯明。

吳佩孚是直系首领之一，在1920年的“直晥战争”中，他击败晥军，成了民国第一实力人物。直系掌权后因內部意见不统一，吳氏离开北京退居洛阳，但手握重兵，实为北京政权的后台和操控者。吳被称为“书生（清末秀才）军阀”，颇具儒将风采，其为人还有一点“民主”的气味，他倡导应由逐级推选出来的、由农、工、商、学四界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商议决定国家大事。大概因为如此，受到直系内部排挤。俄共领导层则认定其具有一定现代意识，可以作为“联合”、利用的对象，当然更主要是看中吳手中的军亊实力。苏俄的如意算盘是，与吳合作，利用吴的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一个亲俄政权，在这一过程之中或达成这一阶段性目标之后，再将其抛弃或干掉，扶持中共上台，自己充作后台，将中国完全纳入共产国际体系。

但遗憾的是，苏俄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原因是吴氏察觉其试图掌控中国的企图，吳不肯就范，不肯卖国。

苏俄看中另一潜在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其时陈是孙中山广州政权下的陆军部长，实际上是后起的广东新式军阀。陈表示拥护苏俄的“十月革命”，标榜要搞社会主义，颇得苏俄青睐，认为其是“共产主义者”。而对中国著名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苏俄并不看好，认定其缺乏实力、只能依靠军阀打军阀，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苏俄最初之所以不打算与孙中山合作，还考虑到与孙走得太近会影响其正在与北京政府进行的谈判。苏俄从地缘政治出发，本想找一个中国北方的合作伙伴，而不愿穿越全中国去与在广州的孙文政权合作，何况那里紧邻香港，接近英囯的势力范围。（直到1925年，苏联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国西北的冯玉祥作为新的合作伙伴。）

而从孙文一方来说，他与苏俄的战略意图也并非完全吻合，孙曾设想联合东北的张作霖夾击北京的直系曹锟政府。而苏俄认为张作霖属于日本势力，俄与日本是世仇，对张亦怀有敌意，苏俄更属意直系的吳佩孚，有意促成孙与吳佩孚结盟。然孙却不肯与吳合流（吴也无意与孙合作）。另外，孙也未断绝与苏俄的死敌美英的联系，当马林提议他与苏俄结盟时，孙他拒绝了，原因是怕因此开罪美英。

由上述苏俄选择合作伙伴——实际是利用工具——时的表现可见，它遵循的完全是实用原则，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哲学，不管对方的现有身份。这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跟任何人合作，它只是想利用对方作为夺权工具，在“合作”达到一定目标之后，便将对方抛弃或消灭之，然后由它的傀儡中共上台，完成对中国的彻底赤化。我们且看它是如何自我表白的——

当俄共派出的代表（维经斯基、越飞等）选择吳佩孚作为自已的联合、合作对象后，自然引起党内一些人的质疑、非议，因为对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共产党怎能与军阀结盟呢？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并形成了一个86号特别文件，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有必要同吳联合，联合的结果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可言。所以，在进行阶段性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吳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这就是苏俄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的真实意图，后来与孙中山（或者别的人）的联合亦复如此。

可是，吳佩孚没有让俄国人得逞，因为他沒有与他们联合。俄国人在他身上没有少下功夫，从维经斯基到越飞，对吳都极尽拉拢之能亊，他们对吳大唱赞歌，暢谈中囯未来非吳莫属，许诺给他以巨额援助……，共产国际曾正式授权越飞与吳谈判合作亊宜但无果而终。在未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时候，吳与俄国人关系似乎尚好，但一触及关系国家主权领土问题，吳便寸步不让。苏俄前后与北京政府谈判了两年多，其间主要在苏俄企图侵占外蒙古和经营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卡壳”，因为中方拒不让步而达不成协议。而这也正是身为北京政府“后台”吳佩孚的意见和立场，如1921年６月，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以追击白俄之名进入外蒙，扶持成立亲俄政府，还策划成立“蒙古共和国”。为此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以议，也得到吳的完全支持。

俄国人碰了钉子并不丧气，他们退而求其次，想促成吳与孙中山的联合，自已充当后台坐收漁人之利。然而孙、吳两家均不买账。无奈，俄国人只好放弃吳。

其实，吳虽为军阀，但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主义情结，他自诩最崇拜岳飞和戚继光两位民族英雄。在吳面前，一直对中国怀有不轨之心的苏俄肯定会碰壁而回。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吳佩孚下令镇压，在汉口和长辛店发生流血亊件，这就是“二七惨案”。引起中共和苏俄极大愤怒，苏俄与吳氏的合作“密月” 也到此吿终。

对陈炯明的拉拢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最初，维金斯基和陈独秀都赞赏陈炯明而贬斥孙中山，这二人在1920年12月就去与陈会见，双方都有好感，也得到俄共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后苏俄又派正式代表去见陈炯明，还带去一封列宁给陈的信，可见双方关系己非同一般。

可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青年国际代表达林都发现陈标榜的社会主义只是个幌子，实际上仍搞资本主义，与孙中山比较，这二人都认为应选择孙而不是陈。1922年６月，陈发动兵变试图谋害孙中山，受到各方谴责。苏俄也只好放弃了名声不佳陈。

俄国人対孙中山的了解和接触最早，双方谈判的时间最长，其间互相都有所疑虑，一直在试探地讨价还价，不能定夺。最后苏俄在排除了吳佩孚和陈炯明之后；孙在美国断绝了对他的援助之后，相互终于走到了一起。

其实，孙对苏俄的共产革命早就心向往之，1918年元旦，孙对刚刚成功的“十月革命”就发信祝贺：“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胜也。”同年底，孙又致电苏俄政府：“中国革命党对于俄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絕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孙中山虽然表面极力赞赏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领导它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赞成把俄式革命移植到中国来，因为他知道，共产主义和他的三民主义本质上是互为轩轾、格格不入的，属于两种对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他早已抱定决心用三民主义統一中国，自然不会允许苏俄用共产主义来主宰中国亊务。所以当1920年11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他时大谈苏维埃制度，他已经在心底拒绝了它。但是，他却真诚地赞赏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亊和手段，特别是在党的组织和军队建设方面——这正是孙氏和国民党的弱项——所以他十分渴望能够得到俄国人在这些方面的帮助。

孙还知道，俄国人在中国组建中囯共产党，就是要培植它的代理人，除中共外，它与其他党派的联合、结盟，其实都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俄国人高喊“囯际主义”，不过是迷惑对方的一剂迷魂药而已。但在政治斗争中，这种互相利用、各有打算是很正常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掌握主导权，不要迷失方向，要“为我所用”而不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在整个与苏俄谈判期间，孙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平衡点。后来他与越飞的共同宣言，他提出的在他和国民党领导下吸收中共参加他的国民革命大业，共产党人先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等等，都是他思考的成果——并且最终都被对方接受了。

除了坚持三民主义、要在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这些令俄国人和中共领导层不快的要价以外，孙氏也有令俄国人欣喜的一面，那就是他同意苏俄不必撤军，可暂时留在外蒙古。并希望俄国遏止日本对满洲的渗透。看来孙氏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比较“灵活”，他甚至说，希望苏俄军队从西北打进来，消灭四川的军阀。所以，后来孙氏大力引进俄国军亊顾问和军事装备、共产主义得以在中国橫行无忌就毫不奇怪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苏俄就这样一方面扶持中共，一方面物色它的中国合作伙伴，具体讲，就是在北京政府、吳佩孚、孙中山、陈炯明乃至其他军阀之间不停地周旋，朝秦暮楚，脚踏两只、三只船，不断变换角色。直到1922年８月之后，才基本倾向与孙中山结盟，从８月到12月，越飞给孙四次去信，孙三次回信，大体敲定了双方合作亊宜。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报告，要求明确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了越飞提出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

按理，孙此时应该兴高采烈地与苏俄拥抱了，然而其实不然，就在这最后时刻，孙却仍有一丝犹豫（见后文），那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不给他援助，不支持他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怨恨。早在清末，这些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与慈禧为首的清廷达成了友好关系。袁世凯当政后，西方继续支持并帮助袁，他们的目的就是稳定政局，因为中国内战将导致他们在华的利益（商业和投资）受损。所以，孙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求助屡遭碰壁。

从本质上看，孙的政见和理想是把中国纳入美英民主宪政国家体系。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从事革命后长期奔走于美英等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已深入骨髓，“三民主义”正是西方民主政体“中国化”的产物。还在推翻满清的斗争中，孙就明确提出他的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真正属于民众的“合众国”， 辛亥革命后更明确提出要“效法美国”，走美国的道路。因此，不论从理性上、感情上说，孙并不愿与苏俄合作，也因此与俄国人的谈判进展缓慢。

但问题是，此时只有苏俄积极主动愿意援助孙氏，帮助他实现统－国家的梦想。如果拒绝苏俄，他数十年革命之功就可能付之东流。这对于任何革命家来说都是不可承受的。何况他知道，为了实现革命大业，有时必须作出退让和牺牲，就象当年他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让给袁世凯一样。与苏俄的合作又有何不可呢？他知道，他与苏俄合作是各有所图的一种“交易”，交易总是要付出一定成本冒一定风险的。他认为，只要他和国民党掌握合作的领导大权，就不怕苏俄和中共篡夺革命的果实。所以他毅然地、主动地迈出了与俄合作的第一步，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齐契林，表示愿同苏俄建立正式联系。同年12月，由李大钊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桂林，见到正在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的孙中山，双方商谈多日。马林代表俄方向孙提出两大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是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孙对两项建议很表赞同，双方达成初步共识。

但此后并非一忛风顺，次年又在韶关与赶来此地的苏俄全权代表达林商谈达六次之多。估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需磨合。但这之后不久发生了陈烔明叛变事件，给了孙氏致命打击。孙更感到自已实力不足，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而苏俄也因此彻底抛弃了陈炯明，应该说，陈烔明叛变促使了孙中山与苏俄加快了合作步伐。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决议。

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越飞为俄共（布）中央五名书记之一）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成为孙俄合作纲领性指导文件。

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中共带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要求中共必须进一步与国民党的合作。6月12日，中共召开三大，通过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7月，俄共政治局釆纳了斯大林的建，派鲍罗廷为国民党政治顾问。

８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中正为团长的赴苏俄考察的“孙逸仙愽士代表团。

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政治顾问。

1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同时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但即使在这种时候，孙中山仍然想争得美国的支持和参与。7月，孙氏与美国驻华公使交涉，再次要求美国给予他财政支持。却仍然遭到拒绝。12月，气愤的孙下令截留广东海关之“关余”（ 即关税收入按规定比例扣除归还庚子赔款后的结余，应上交北京政府的部分）。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英美等国派出军舰到广州湾示威。但孙中山不予理会，强硬地表示：”我们己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话虽如此说，孙仍割舍不下美国这个他心目中的偶像，直到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的十多天，孙氏又亲自找到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与之作了最后一次态度强硬、却怀抱希望的谈话，他希望美国站出来支持他推翻北洋政府，参与实现统一中国的革命大业。看来孙中山此举是试图拉美国入伙，以牵制苏俄，減少对苏俄的依赖。可是，美国人回绝了他的要求。孙氏的最后希望破灭，只能义无反顾地与苏俄结盟了。也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在苏俄的策动下，孙接受了苏俄提出的“反帝”（实即反西方、主要是反美）的口号。

接着，在鲍罗廷等苏俄顾问的帮助、策划下，国民党于次年元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以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等。还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部分共产党人进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孙氏的“联俄容共” 付诸实施。

苏俄在华战略获得了初步成功。

三、“联俄容共”战略实施中的斗争和异化

从当时及其后的实践看，孙俄合作主要体现在俄方帮助改组国民党和创办军校、建立一支核心军力这两个方面。孙中山之所以乐于在这两方面接受苏俄的帮助，是因为这两个方面正是国民党的“弱项”，又恰是苏俄的强项，也是扫除军阀、统一中国所必须的最紧迫的工作。孙与俄的合作，正所谓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从后来的实践看，孙中山及其继任者在与俄合作的同时仍然釆取了多重预防措施：首先，在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不允许在中国移植共产主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底线；第二，让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将共产党员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下，试图以此将共产党“溶化”入国民党；第三，确保国民党员在领导层和中央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第四，牢控军权，由孙本人和他的亲信（蒋介石、廖仲恺）直接领导和监管黄埔军校。

应该说，孙考虑的不可谓不周，预防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正所谓千虑一失，令他预想不到的是，由于他过早逝世，他的“合作伙伴”立即行动起来，差点篡夺了那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并且几乎把那场“三民主义革命” 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虽然在关键时刻蒋介石、蔡元培等奋起挽救了国民党和那场革命（时称“大革命”），但是，终于在22年后让共产党夺取了国民党的江山，并把它赶出了中国大陆。这些后果也许不应由孙中山负责，但作为那场与苏俄结盟的始作俑者，孙氏似乎仍摆脱不了“引狼入室”之罪责。

其实，就在孙氏決定“联俄容共” 之初，国民党内一些元老就有不断的反对声音，认为对方的真实目的是借合作之机，行“篡党夺权”之实，最后把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移植中国，造就中国的“赤化”。

但是孙中山此时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还说：“有我在，他们还不敢。”出于对领袖的信赖，也是形势所迫——除了借助苏俄的力量，没有其他打垮北洋军阀、夺取全国政权的办法。国民党内取得了暂时的、表面上的团结和妥协，认同了孙氏“联俄容共”的战略。

但在中共一方，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问题主要出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上。即共产党员首先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员以后，才能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而且，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整体上必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指挥。孙称这种方式为“党内合作”。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对等、不平等的合作方式，被对方“吃掉”的方式。这就使得相当多共产党员认为降低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份”， 有损他们的“自尊心”，而且使其党纲党章无法贯彻实施。陈独秀就提出：这种合作方式下，共产党任何活动、政策都要通过国民党才能实行，共产党又何来自主性？没有自主权，又怎样能贯彻实施自己的党纲宗旨？这样中共岂不成了国民党的附庸？另外，共产党人还想着：按照苏俄的教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先进的政党，现在它却要接受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领导，岂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颠倒”了？他们感到屈辱，不快。持这种批评和反对意见的，差不多是当时中共整个领导层，包括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等。

这些反对意见受到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压制，在这些老谋深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这是十足的政治上的幼稚病和书呆子气。书呆子们喜欢争“名份”，要面子 ，而不懂得权谋机变，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奥妙。为了消除这种合作在理论上的障碍，在共产国际代表主导下，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将中共党钢中原来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等内容，修改为“二次革命论”，即将共产党的宗旨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认定现阶段只是实现最低纲领的革命，其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经过这样调整，共产党在革命的目标上就与国民党类似了，与国民党合作在理论上就完全没有障碍了。反之，国民党对共产党也就放心了。（这完全是苏俄为了蒙蔽国民党人而采取的－种策略，就在三个月前的当年4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中指示中共：中国的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真正独立；第二步推翻有产阶级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才是真正的“二次革命论”。）

至于中共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 在俄囯人看来，也是短视而可笑的。俄国人深知实力决定一切。从当时两党的实际情况看，刚刚“出生”不到两年，才四、五百人的中共要跟有几十年经历、数万党员、拥有军队并有过执政经验的国民党党完全平起平坐显然是不恰当的。不过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苏俄加入进来，两党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很快就能成为足以与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并且最终取代它。但此亊只能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在苏俄看来，不但可以接受，而且有其特别意义，马林告诉中共领导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求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囯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他还介绍了苏共通过与欧洲社会民主党 “合作”，达到瓦解对方并取而代之的“经验”。

共产党铁的纪律也不允许下级对上级的决定有所异议。当得知中共领导人的反对之声后，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真理报》撰文，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等人，并以组织纪律相威胁。

就这样，中共党内意见算是统一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正式通过了中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共产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决议。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在政治上仍然是比较幼稚的，而其主子则显得老辣而深谋远虑，后来事实证明苏俄和共产国际是完全正确的。

孙的国民党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终于轰轰烈烈地启动了。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双方合作“蜜月”期，表现为孙对俄和中共的高度信任，对中共领导人纷纷委以重任；而苏俄也糠慨解囊，给孙以重大援助。

合作的重头戏首先是1924年1月20至30日召开国民党第一大代表大会，大会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主题是改组国民党，重新制定党章党纲。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孙都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如，对民族主义重新解释，提出“反帝”口号；提出“以俄为师”；把国民党改组成为“能接纳工农大众的党”等等。特别是当时孙的主要助手之一廖仲凯，是个患有严重“左倾幼稚病”、对苏共狂热崇拜的国民党人，孙委托廖起草会议所有重要文件，廖让鲍罗廷来审查把关，完全按鲍的意旨办事。廖对共产党人慷慨封官，以示信任。在一大结束后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中执委会议上，廖主动将自己的中央组织部长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自己改任工人部长，却又任命共产党员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实际负责工人部的工作；廖还推荐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任农民部长，彭湃任农民部所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这样，把领导工、农运动的大权全交给了共产党人。

廖仲凯被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他利用这一重要职权，安插和提拔共产党人不遗余力，他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任军校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则一次推荐15名共产党员任教官。又将初出茅庐，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周恩来任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兼军法处长。大批共产党员被调任国民革命军队任军、师、团、营的政治部主任，掌握了军队的政治灵魂。而这些人对国民革命本无寸尺之功，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之故。

廖之所以如此青睐、重用共产党人，主要是出于对苏俄的崇拜和讨好鲍罗廷。廖公开赞颂曰：“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光明，必能出人类于黑暗。”他对苏俄代表的言语深信不疑，马林对他说中国行共产主义是60年以后的事。越飞则告诉他，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这使他欣喜不己。他对国民党内与苏俄联盟有疑虑的同志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廖仲恺于19 25年8月遇刺身亡，没有看到后来北伐中中共产党疯狂篡夺国民党领导权、试图将孙中山的囯民革命改变为共产革命的事实。

另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共的好“友是”是汪精卫。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苏俄顾问便极力拉拢、扶持“左派首领”汪精卫接班，鲍罗廷放言：孙之后国民党领袖非汪莫属。在苏俄的运作下，排斥挤走了“右派”首领胡汉民，号称“左派旗手”的汪精卫接掌了国民党“一把手”位置。汪与廖仲凯“左”得不相上下，廖把自己的组织部长让给谭平山，汪则把自己的宣传部长让给了毛泽东。他公开宣称：“党要左倾”，“谁是左派？我梦寐以求之，傍徨以觅之”。 鲍罗廷被汪捧成了太上皇。按照鲍的旨意，汪曾经想逮捕不愿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被鲍罗廷称为“右派”的正直人士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人，幸得蒋介石、许崇智反对，未能实施。汪还改变孙中山关于在领导层中原国民党人必须占绝对优势的规定。在孙中山主持的的国民党一大选举中，第一届中执委24人，共产党员只有3人，17名候补执委，共产党员占7人；而在召开二大之前，汪竟同意在二届中执委中共产党员可占五分之三（后未得逞）。可以说，1925年后苏俄和中共之所以能够开展疯狂的“工农运动”，并在黄埔军校抢班夺权，主要是汪精卫袒护纵容的结果。

共产党的另－密友和支持者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在孙死后明确倒向共产党，成为中共的一块招牌。中共声言她一人“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 可是，在毛共建国后宋逐渐看清了毛的真面目，知道自已上当受骗、助纣为虐几十年，悔之无及。她临终前交待：不得葬于中山陵，因为自己不配，无颜见夫君；不入住八宝山，与中共划清界线；葬回上海宋氏祖墓，与资产阶级的父毌为伍。可见其悔恨之深。）

除了国民党左派的帮忙，从苏俄和中共本身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瓦解、战胜国民党：

一是制造囯民党上层的分裂和内斗。苏俄顾问和中共把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按照初期的判断，左派主要指汪精卫、廖仲恺、宋庆龄等；中派是蒋介石、宋子文等；右派主要是“西山会议派”以及胡汉民、邓泽如、戴季陶等。对他们分别釆取拉拢、争取、打击的不同策略，使得国民党严重分裂。在蒋介石掌握军权后，逐渐成为苏俄顾问和中共铲除的主要对象（见下一章“中山舰事件”）。

二是争夺人才、争取人心。中共公然违反国共双方不得在对方阵营发展已方组织的协定。在国民党特别是黄埔军校中大力、秘密地开展共产党和共青团活动，发展党团组织、人员。又在军校抢先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宣传共产主义，抢占舆论宣传阵地。还利用共产党员在军队政工系统的优势地位，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大肆发展党团组织，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

三是利用军校实行赤化教育，培养共产党的军政人才。由于苏俄顾问和中共党员掌握了黄埔军校的教育大权，为其宣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提供了方便。在军校的政治教育课程中，就开设《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这些教材均由共产党员的教官编写。《三民主义》只占一席，而且内容多有歪曲、省略。通过这种“赤化”教育从根本上“挖走”了国民党的“党心”“军心”。

应该指出的是，在孙中山在世时，苏俄顾问和中共仅管已经进行“抢班夺权”活动，但还不敢公开挑战孙氏的领导权，而孙为了兑现他对国民党元老们的承诺，证明“有我在，他们还不敢”，对苏俄和中共的非法和违反纪律的行径，也不姑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两天之后的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元老、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指其违反两党协议，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党的党团活动为非法。要求两党“分道扬镳”。 但中共方拒不承认，反指为“诬蔑”。7月，孙中山获得了共青团在国民党内发给其团员的内部文件《在国民党内设立指导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行动的秘密党团》的文件，证据确凿，孙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第43次会议，当着鲍罗廷和中共代表瞿秋白的面，宣读了对中共的弹劾书。这次会议再次认定共产主义的道路不适宜于中国。孙氏重申：“以俄为友则可，以俄为宗旨则不可。”但是由于当时黄埔军校尚在初创，在军事教育、经费、军火器械等方面都要依赖苏俄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层不得不迁就苏俄和中共，没有就这一问题进一步追究。但在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党内 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专事约束和制裁共产党人的越轨行为。由于孙的态度明确坚定，从而保证了在合作初期双方能基本按照亊前之协定“和平共处”，合作共事。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孙中山与苏俄和中共的矛盾逐渐显现并激化。孙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政治选择问题有过多次激烈交锋，孙明确拒绝了马林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一次，马林试探着问孙，“为什么革命？”孙答：“因为爱人类而革命。” 马林听了很诧意，感到奇怪：“为爱人类而革命，这个革命永远也不会成功，我们是为了仇恨而革命。”接着他进一步探问孙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孙自豪地回答：“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正统的传统——‘道统’，它是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又到周公、孔子相传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后来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中，孙特别强调继承传统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四行”：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孙的回答令马林失望，马林彻底认识到孙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他后来指责孙氏“始终坚持用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向士兵反复强调“三民主义是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号召他们为三民主义而战。而这个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因为无法正面说服孙中山，马林与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共党刋《向导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的有关政策，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指责孙停留在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路上，而不是依靠工农大众搞革命；二是批评孙不反帝（即不组织工农运动驱逐西方国家使领馆及传教士，收回租界等），反帝停留在口号上。实际上就是指责孙没有接受苏俄发动工农搞暴力阶级斗争的模式。

孙文见到这些文章后，大为恼火，表示对不依主义（三民主义）的言行要“以予严重制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孙严厉指责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苏俄的）财政援助”。

孙氏还不止一次警告马林：“共产党人既然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从上述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与苏俄的合作并不是很和谐顺暢的，而是随时孕育着“闹翻”的可能。其实双方内心都清楚，这种合作只是一种暂时的、阶段性的互相利用，一场同床异梦。其根本原因就是双方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

由于马林与孙中山的关系紧张，也由于孙的不妥协斗争，廹使莫斯科撤換了马林。1924年7月21日马林离开中国前夕，写信给廖仲恺，对国民党表示了诸多不满。并预言，国共合作只是暂时的，将来肯定会分裂。

莫斯科換来了手段更加圆滑的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的总顾问。表面上鲍与国民党打得火热，但其与孙的分歧仍然难以掩蓋，比如，鲍在国民党内釆用分化瓦解之术，将其上层分成左、中、右派，实行依靠左派、拉拢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孙获悉后常不满，表示：他对党内是非的评判的标准始终是三民主义；国民党内只有“急进派与稳健派”的情绪不同，而非根本对立，不存在所谓左、中、右派。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应冯玉祥邀请，毅然北上与北洋军阀谈判商议“国是”的事实，就可以判定，孙也作好了万一与苏俄闹翻后的退路打算，他并非把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苏俄的援助上，而是有着多手准，他不想吊死在一棵树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发表致苏共中央信，表示了他始终不渝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并且让继承这一理想的人把他的事业传承下去：“命运使我放下未竟的工作，将其交与恪守国民党的主义和教义的人，由他们去组织真正拥护我的人。”实际上是向苏俄再次表明了拒绝“共产主义”道路。

孙的另一令人回味的举动，是在弥留之际大呼“介石……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率领黄埔军校的“党军”在前线与陈炯明的叛军浴血战斗。而蒋也是向他直言“苏俄不可信”之人。

孙中山如此倾力维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甚至不惜与苏俄决裂，其目的就是向他的国民党同志表明，与苏俄的合作和联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会改变国民党原来的宗旨，不会被“赤化”。可是，孙中山可以在其生前保证这场国民革命不被苏俄和中共篡夺、篡改，却不能保证在他死后不被篡夺。就在孙病危之际，苏俄指使它的中国代理人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

1925年1月，此时孙中山已病危。在苏俄指导下，中共召开了四大，四大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对这种共产党“密语”翻译出来就是：共产党必须夺取这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因为孙中山就要死去了）；要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工农暴动，特别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即”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并且要城乡联动，互相支援，将这场“民主革命”迅速转化为“工农革命专政”……

此后两方开展了全面的明争暗斗，总的看，从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国民党二大、到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可称为双方争斗的第一阶段；中山舰事件平息之后，北伐启动、共产党在北伐胜利区发动全面工农暴动，直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 为斗争的第二阶段。总的说，共产党虽然屡屡主动出击，但并没有达到“篡党夺权” 的目的。不过，孙中山开创并实施的“联俄容共”以彻底破产告终。

在这一互斗过程中，苏俄和中共方面逐渐发现军亊強人蒋介石是他们“篡党夺权” 的最大障碍，由于两次东征陈炯明取得全胜，蒋在国民党内地位急剧上升，于是铲除蒋介石成为苏俄顾问和中共的最大心愿。他们对蒋先采取舆论攻击，散发传单，把蒋说成“右派”、“新军阀”。接着在黄埔军校和蒋任军长的第一军中，采取“挖心”、“ 架空”等战朮，试图夺取第一军的控制权。到中山舰事件亊发之前，在蒋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的五个执委中，已有四个是共产党员；蒋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有二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还在士兵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可以说，蒋的权力基础已被共产党掏空了。

这里有必要说说蒋介石，因为蒋是这场斗争的核心、关键人物，也是国民党内最早认清苏俄真面目、识破苏俄与国民党所谓合作阴谋的人士之一，在与苏俄和中共的斗争中，蒋表现了超越其他人的政治勇气和才能。

早在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去苏俄考察，重点是军事方面。可见孙当时就己有将国民党军事托付蒋之意。蒋在莫斯科表面上受到热烈的接待，除列宁因病在郊外休养以外，其余苏俄党政军领导人均出来接待蒋一行。苏俄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斯基热情地对蒋说：“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不过，同样是在与托洛茨基的交谈中，蒋也看到了苏俄侵略扩张的野心，蒋按照与孙中山商定的计划，向托氏当面请求苏俄帮助在外蒙古的库伦建立军校和军队，然后从那里进攻北京，推翻北洋政府，因为那条路线离北京近，而且一马平川，从军事上讲是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的最佳途径。而且这时苏俄表面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这时托洛斯基却“变脸”了，他扳起脸对蒋说：

“你们国民党的脚不可以踏进蒙古一步。”

从中蒋看出了苏俄呑并外蒙古的强盗野心，同时也看到了俄国共产党人言不由衷、两面三刀的嘴脸。

蒋在苏逗留达三月月，于同年11月底启程回国。回国后，他先寄给孙中山一份书面的《游俄报告书》。后来在当面向孙中山汇报时则直陈己见：赞成以红军为榜样建军。但反对一味倒向俄国之政策。“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強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还进一步指出：“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据蒋经国后来说，蒋还有一份给孙的秘密报告，内中云：“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敌人’。”

两个多月后的1924年3月14日，蒋在奉化家中给廖仲恺写信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对俄国人所说的话，“只有三分可信”。蒋认为，“俄共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异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可见，在对苏俄的观察认识上，蒋确系高人一等，有先见之明。

但对蒋的远见卓识，孙中山似乎不以为然，他批评蒋“未免顾虑过甚”。当然，也许孙是言不由衷，因为其时孙与俄的合作已进入高潮，打得火热，己没有退路了。其实他心中又何嘗不是作蒋之顾虑？否则他何以在临终前急呼“介石、介石”！

不久，蒋接受了孙给他的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陈炯明叛变后，蒋两度担任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克竟全功，受到全党高度赞扬。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最高指挥官。

莫斯科虽对蒋有了戒心，但也认识到此人的价值，决定对蒋采取“拉拢”、“同化”的政策，让其为已所用。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在鲍罗廷、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内站稳脚跟，不得不表面上做出“左”的形态，如他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中的“西山会议派”（ 中共所谓的极右派）。1925年10月又送其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蒋还发表了一些“左倾”言论，很得莫斯科欢心。莫斯科投桃报李，在1926年2月至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把中国国民党接纳为“同情党”，将蒋介石列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

当然，在莫斯科这种表面友好、拉拢的背后，真实目的是促使其“左转”，将国民党转变为“工农革命政党”。1925年，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在有关内部文件中提出了应使国民党“向工农党转变”的要求。斯大林希望通过拉拢、怀柔政策，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和平地”转到苏俄一边，与共产党融为一体。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到了1926年春，斯大林支持蒋北伐，但他同时告诉他的下属：支持国民党和蒋打倒军阀，统－中国，就是像是榨柠檬汁－样，把柠檬榨干了再抛弃——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利用价值利用完之后，再抛弃他，并取而代之。

但是，蒋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失望了。可以说，蔣釆取的韬光养晦和模糊策略暂时蒙蔽了莫斯科。然而身处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则察觉到了蒋“右”的本质，因而在对待蒋的态度上，莫斯科与顾问团有所不同，顾问团倾向于立即抛弃或消灭蒋。应该说，顾问团对蒋的判断是较为正确的。

由于顾问团和中共急于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1925年12月蒋在二次征讨陈炯明的途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彭湃以配合东征为由，抢在革命军到来之前，举行所谓农民暴动，夺取了海陆丰县政权。待到他的大军到达时，当地已成了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了（这成了后来北伐途中共产党的夺权模式）。蒋感到了共产党的现实威胁。他召开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谴责了共产党人在军中的分裂活动，提出要維护黄埔军校的统一。会后蒋找周恩来谈话，要求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军校。周与中共只得表面上妥协委屈求全。蒋原谅了他们。但不久，周恩来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就策划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发动一次对蒋的突然袭击，夺取蒋的军权，另外成立中共与汪精卫共同掌握的“国共军队”。 但是这一计划因未获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批准而流产。周、陈以及毛泽东等人又策划在国民党二大上将所谓国民党“右派”“西山会派”、以及戴季陶、孙科等人开除出党，并争取共产党人在二大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可这一计划由于蒋介石声望高涨而破产，二大上，蒋介石作为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把手”。 二大选举结果是，36个中执委中共产党只占9个，24个候补中执委共产党只占8个。周、陈、毛等人的计划遭到惨败。

眼看蒋的地位大大提高，苏俄顾问团和中共更加愤恨而急不可耐。看到中共不能单独成事，苏俄顾问决定亲自出马，试图搬掉蒋介石这块“石头”。于是，发生了苏俄代理总顾问季山嘉与蒋的直接冲突，以及其后的“中山舰事件”（见下章）。

从以上这段“国共合作”的情况看，苏俄和中共似乎失败了，它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实不然，从长远看，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以后长期的国共斗争、并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苏俄和中共的努力，孙中山制定和开创的这场“联俄容共”在执行中已经走向异化，走向反面。主要表现在：

（一）曾经遭到中共领导层反对的“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方式，被苏俄和中共成功地转变为对国民党的“挖心”战朮，国民党不仅没有 “溶化”共产党，反而差点被共方“赤化”。

孙中山在设计此一模式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是，共产党员在参加国民党的同时，仍然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他们实际上仍然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这样一来，一方面，国民党成了共产党员公开的“家”， 变成了不设防的城池和“玻璃堡垒”； 另方面，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成了暗中的、秘不可测的战斗组织。一明一暗，国民党成了共产党“暗算”的对象。中共在苏共指导下，完全按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管理，它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指挥统一，具有坚強的战斗力。反观国民党，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虽庞大而松散，名为统一实际上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后来则发展成为“内部派战”不断），反而成了共方分化瓦解、各个击的对象。加之当时正是共产主义吃香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宣传具有相当的迷惑力，所以，双方在争取人心、扩大实力的斗争中，共产党占了优势。共产党组织从两党合作之初的几百人，到1927年分道扬镳时已近六万人。一部分下层军官和士兵、以及一些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投到共产党去了。

关于两党斗争，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国际的报告中作了如下报告：“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革命军实行着我们的政策。”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党内合作”计划在实施中完全走向了反面，共产党未被国民党“溶化”， 相反，囯民党差点被共产党“溶化” 了。在这场斗争中，中共比国民党更有战斗力，俄国人更显得老练，高明，中国共产党人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斗争艺术的教育，逐步成熟了。

（二）在这次“合作” 中，大量中共党员打进了国民党各级党、政、军实权部门，他们还在国民党的机构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团员和党团组织，使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被共产党 “挖心”、“挖空”。

孙中山原来打算通过“容共”达到“溶共产党于囯民党之内”的目的。釆取的方法，就是给予共产党员以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让他们跟国民党走，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占据了国民党的要害岗位。如林伯渠（祖涵）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林伯渠与彭湃都担任过国民党的农民部长，毛泽东担任宣传部长，刘伯承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此外，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都负责国民党的工运工作。可以想象一下，国民党这些主要的的职能部门，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那么，这个党究竟应该叫国民党、还是叫共产党？

孙文以为这样会感化他们，使他们衷心归顺国民党。但实际情况相反，在实力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共更加紧了“取而代之”的步伐。此时的中共是刚刚成立的新兴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时髦学说，而国民党早就有些老态龙钟了。在宣传上共产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共方采取的一招是枪占军中实权职位，首先是掌握军队的政治思想灵魂的各级政工部门。由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军队中大肆安插共产党员主管军中政治工作。1925年7月，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将所有军队统编为6个军，其中4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担任。即使在由蒋介石任军长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中的党代表有7个是共产党员。到了1926年，军校和各军的政工部门和党代表，几乎全被共产党员把持了。政治工作把握着军队的政治方向，是军队的灵魂。共产党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灵魂，所以维经斯基说“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国民党”。。1925年1月，中共在黄埔军校内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左派学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 公开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国民党感到了威胁，在戴季陶主持下，国民党人也成立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试图与前者对抗，但影响力稍一筹。

在地方上，共产党通过大搞工农运动，其党员队伍发展更是迅速。合作之前，共产党才452名党员，三年多后的1927年，已发展成为五、六万党员的大党了，还不算它的“外围”成员。差不多与国民党旗鼓相当了。

还必须指出，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无情的惩罚制度，保证了它所有党员、包括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都绝对把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和完成共产党交给的任务放在首位。所以，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的党中之党，成了钻进国民党心脏内的“孙悟空”。而国民党则被“挖心”，变成了“空心萝卜”。

（三）分裂后囯民党后患无穷。由于共产党员全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共产党采取的是秘密发展党员的方式，很多打进囯民党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两党合作破裂后，大批披着国民党员外衣的共产党员奉命在国民党中潜伏下来。形成了国民党中无处不在的庞大的中共“地下党”，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内中共的情报网络。后来这些共产党人有的任职于国民党的中枢要害部门，成为国民党领导人的亲信或军警特务系统要员，如被称为中共“前三杰” 之一的钱壮飞就在国民党军统头子徐恩曾手下担机要译电员，中共叛徒顾顺章交待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名单就是经他之手扣压并通知周恩来紧急转移的，从而避免了中共一次灭顶之灾。其他如熊式辉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刘斐、郭汝槐担任了国防部负责军事计划的副部长和作战行动的第三厅厅长。有的在国军中担任高级指挥官（如张克侠、廖运周等），有的是国民党要人的直系亲属，成为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如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混入中下层者更是不知其数了。其结果就如周恩来所说的：蒋介石的命令尚未下达到他的军长，就已经摆在延安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蒋纬国在回忆彔中也说：国民党国防部的计划、命令，“正本”给了中共，副本才留给自己，所以他领导的三个快速装甲部队，“与共军作战每战必败”，原来他的作战计划和行动都被中共的卧底通知共方了。后来这批潜伏下来的“鼹鼠” 又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发展了大批“下线”， 至使中共的地下情报网络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无处不在。国民党的防卫、保密系统，有如一张破网，百孔千疮，任凭中共情报人员游走其间，国民党成了不设防的城堡。出现这种可悲的局面，根子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果。在后来的两党决斗中，中共有效地利用它的庞大的地下党和地下情报系统，对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策反，阵前倒戈 ，以及在“国统区”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破坏社会稳定，破坏金融（印制假钞），扰乱人心等等。形成了倒蔣的“第二条战线”。有效地配合了共军正面战场的战争。

（四）穷图匕现，最后在北伐途中公开抢班夺权。方法是，在苏俄顾问团的指导下，利用北伐的军事胜利，进行疯狂的工农运动夺取各级政权，试图在北伐胜利的同时，实现全国亊实上的苏维埃化、共产主义化。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以后，莫斯科多次对国共两党下达大搞农民运动的指示：“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严命令两党“广泛占领农村。”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国民党搞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国民党上层热衷于内部争权夺利搞派斗，对农民运动并不重视，农民运动实权落到了如彭湃、毛泽东一类魔鬼手中。到北伐启动之后，在北伐军经过之处，共产党便大搞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暴动武装，直接夺取各级政权。国民党这才感到亊态严重，但为时己晚，己被共产党挖了墙脚。在城市，共产党也大搞工人运动，由于国军都到前线去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控制了城市，城市也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比如在国民政府新的总部所在地武汉，中共武装了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 夺取了武汉的实际控制权。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鲍威尔形容武汉的“罗马狂欢”说：“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管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示威游行。” 全城处于一种狂热之中。

工人、农民运动制造了空前残酷的社会大撕裂、大抢劫、大杀戮。在农村，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无绅不劣，无土不豪”，实际上是对士绅、地主阶级进行肆无忌惮的抢劫和虐杀。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权力机关。”“农会在乡村里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在乡村造成短期的恐怖现象”。（有关湖南农民运动，详见本部第八篇有关章节的介绍和分析）

在城市，工人运动可谓异曲同工，－点也不比农民运动逊色。（请参见本章附件）

就国民党来说，并不反对工农运动，更不反对给工农以权益。但从总体上判断，认为阶级矛盾并非到了必须用暴力革革命的程度，更加反对无端夺人合法财产、地产，侮辱人格直至滥捕滥杀等恶劣手法。

工农运动中还出现了斗争、侮辱革命军队军官和士兵家属、掠夺其家产的现象，让军官和士兵们觉得革命革到了自已头上，忍无可忍。工农运动的另一副产物是断了政农村、城市的大部税收来源，因为农民、工人所打倒、抢劫、杀戮的是主要的纳税人，如今这些人的破产了，钱财被工农收进了自己的腰包，生命也不保了。政府财源也就断绝了。革命军失去后勤保障，让北伐领导人头痛不己。

总之，到此时国民党这才知道共产党的所谓发展工农运动，就是中共通过武装农村和城市的暴民全面夺取政权，夺取国民革命的果实。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了，最后蒋介石、国民党只得采取“清党”措施，夺回政权。

这就是后来被毛共称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实即孙中山“联俄容共” 破产的历史。这段历史还对国民党产生了另外一些不良后果，如，由于孙文倡导“以俄为师”，国民党在很多方面就仿效苏联，如摸仿苏俄“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党高于国），领袖独裁等。但是后来国民党在政治上选择了美英道路，而这种苏联式治国模式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蒋介石政权时常招致美英民主人士的批评，导致蒋政府处于左、右两难之中，既不能真正仿效苏联，也不能一味学习美国，只能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徘徊，结果弄得不伦不类，“画虎不成反类犬”，“画鹤不成反类鹜”，受到左、右两面夹击。也成为最后美国抛弃蒋和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共产党却在这次合作中获益良多，它不仅从－个无名小党一跃而成为与国民党并肩的第二大党，拥有了庞大的政治、军事资源，而且将苏俄这个老师的“真传”学到了手，它的一切政策举措，从建党、建军、治党、治军、内斗、外斗，到后来治国、治民的方法、手段等等，都得到苏俄的真传。特别是它学到苏共最重要的一手：政治诈术、骗术、权术，如两面三刀，翻云覆雨，言而无信，倒打－耙等等，毛泽东在这些方面更可谓青出于蓝。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这场政治角力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短见、自私，它们把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放弃政治原则，是它们迫使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并接纳中共。后来在国共两党的长期较量中，美国仍未改变其功利主义的短视政策，对国民党挑三拣四，三心二意，最后抛弃国民党，甘心把大陆送给中共，还妄想将中共拉入自己的阵营。结果做了－场白日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上这一切，都是在孙中山早逝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孙氏对苏俄和中共的态度和行亊风格，比后来的汪精卫、蒋介石都严厉得多，强硬得多。所以，如果孙能多活十年、二十年，历史将会改写，而且肯定对中共不利，。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附：  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实况点滴

中共的农民运动（或曰土地革命、土改）的残暴丑恶己为大众所知了。但是人们对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知之不多。由于长期以来毛共严密的舆论垄断、资讯封锁和歪曲宣传，工人运动被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披上一件正义的外衣，人们完全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可是近些年来情况有了些许改变，在某些著作和回忆文章中工人运动的真相露出冰山一角，以下是暴露出来的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点滴，也从测面反映出北伐时期所谓国共两党合作的真相。

－、赣州工人运动、陈赞贤、“女二师事件”

上世纪二十年代，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南盛产钨、铜、锡、煤等矿藏，有矿工万余人，加上其他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队伍较庞大。1926年8月，在北伐大军到来前夕，中共赣州支部成立。9月，北伐军占领赣州。10月，中共赣州支部改为赣州特别支部干事会，陈赞贤为书记（陈的真实身份为中共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萧韶笙、钟友仟为干亊会成员。

11月初，在陈赞贤等操办下，赣州举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赣州总工会，陈赞贤为委员长，萧、钟为副委员长。下辖56个基层工会。为保证工会令行禁止，成立了拥有武器的赣州工人纠察总队，由萧韶笙兼总队长。总计赣州工会会员一万八千余人，纠察队员500余人。

陈赞贤首先拿钱庄业开刀。11月7日，按照统一布置，300多名钱庄店员将所有钱庄大门封闭，门前张贴“罢工通告”。店员们把钱庄钥匙、账本、票据、存折都控制在手，向业主提出复工条件。据云，钱庄业主曾答应拿出四万元“收买”陈赞贤摆平此事，陈赞贤不为所动，坚决要求业主接受工人的全部条件。这期间赣县县长徐鉴试图“阻挠”“破坏”工人运动，被工会抓来一顿痛打后逃之夭夭。赣州成了工会的天下。县长都被抓被毒打，钱庄业主们个个胆战心惊，岂敢不从命？他们全都听从工会命令，在工人提出的要求上签字画押。第一次行动取取得了全胜，然后推广至所有行业。－时间赣州大街小巷到处是手执武器横行于市的工人纠察队员，以及无所事事、逞衅兹事的罢工店员。

赣州的工运获得全国的赞扬。12月，宋庆龄、鲍罗廷、张太雷等赶到赣州进行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被誉为广州之外全国工运搞得最好的地区，于是有了“－广州、二赣州” 之说。

还在工会成立之前的10月初，陈赞贤等就在赣州办起了“农工运动训练班”，培训农工运动骨干、种子。陈赞贤以“国民党赣州党务书记”和“17县民众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公开召收学员。到10底，招得来自14个县的学员92名。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县工农运动领袖和共产党负责人。

鉴于赣州实际上已处于无政府状态，12月，东征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绥靖赣南”，一师党代表倪弼和新委派的赣县县长郭巩随军到达赣州，他们首先解散了陈赞贤等组织的“临时政务委员会”和陈等人把持的国民党县党部，夺回政权。但未触动其工会组织。

陈赞贤和工会醖酿反扑。12月30日及其后几日发生了“女二师事件”。“女二师事件”在一般有关陈赞贤的论述中或被一笔带过，或掩盖不提。现在终于在有关网站有了比较实事求事的介绍，现简述如下。

北伐军占领赣州后，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创办女校，妇女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926年12月30日，女二师为在次年元月2日演出剧目，先在校内排练。一群无所事事的罢工店员强行闯入校内观看，因排练不对外公开，被校方拒绝。此时正是店员们气焰薰天的时期，他们便聚在校门的照璧墙周围呼喊咒骂泄愤，在墙上写上一些污言猥语，画上不堪入目的图画，有“男女不平等，男在上、女在下”等“口号”，以及男、女生殖器的漫画等等。该校职员“李同志”闻声去制止指责，店员们瞬间聚集了七、八十同伙，将李同志围殴在地，然后拖出学校，边拖边打，走向大街，扬言拖去游街示众。学校紧急报告县党部，县党部会同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查验了一切。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邀请县工会出席，讨论查处善后事宜。与会人员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工会交出肇事者。工会以时间已晚，第二天再作答复。

谁知次日，县工会不但不交出肇事凶手，以陈赞贤、萧韶笙、钟友仟为首，反而纠集工会会员千余人，包围县公署和县党部，扬言要捣毁县公署、县党部和女二师。又强行闯入正在开会的会场，怂恿工人大喊大叫，并对县党部主席筹备员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女二师校长欧阳魁以及各公团代表围殴、大打出手。在场的警察试图阻止也被殴伤。幸得隔壁的兵站派出所闻声出警弹压，才未酿出大祸。事后第二天，女二师派出张家瑛（二女师学生、妇女解放协会宣传部长）等赴南昌国民党省党部告诉请愿。－月3日，赣州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发出一封呈国党中央的函电，详述事件前因、经过、和后果。函件还诉说了工会成立以来飞扬拔扈、无法无天的种种恶行，如店员不时殴打店主，随时捆绑店主游街，身后插上大木牌，仿佛捆赴刑场枪决。“工会自恃人众，恣意横行，县公署和县党部均不敢过问”。一月之前，涂县长委婉要求工会依政府条例、法令行事。却被陈赞贤等唆使工人围殴致重伤，涂当晚辞职。平时“工人纠察队手持武器，横行街市，任意殴人，人们躲之唯恐不及，赣县市民惊恐万状，殆己陷入无政府状态”。函件最后强烈要求惩撤陈、萧、钟，严惩凶手。

从此呈件看，驻赣州的新编－师不但没有镇压工人运动的过火行为，反而有纵容工会（实为共产党）作恶、实有失职之嫌。倪弼等人估计会受到南昌党中央（不是武汉之党中央，此时国民党分裂成两个党中央）的批评和追究，因此，倪弼等人决定采取措施，于1927年1月26日晚出动搜捕陈赞贤。大概对方早有准备，陈赞贤逃脱并被秘密送往南昌参加江西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共得知南昌驻军要逮捕陈赞贤，立即发动全国救援陈的运动，一师230名共产党军官签名为陈说情，中共党员、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三次报告蒋介石，要求将倪弼调离赣州。

2月下旬，陈赞贤在江西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说副委员长）。大概是受到上级保护和表彰的鼓舞，陈执意要回到赣州继续领导工人运动。3月6日，陈在赣州工会开会时被驻军逮捕。当局宣布其罪恶，并限定他三分钟内下令解散工会。陈一口拒绝，被当场枪杀。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三六惨案”。

中共为陈赞贤之死掀起轩然大波，赣州总工会于次日宣布总罢工三天，又连续举行各种抗议、集会、游行。中共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的通电。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发专文悼念。刘少奇在武汉《民国日报》发表《论陈赞贤在赣州被害事》，对事件进行迸击，毛泽东则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对陈的隆重追悼大会，郭沫若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直至今天，中共在各类党史、工运史中仍称陈赞贤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还建陈的纪念馆、纪念碑为其树碑立传。

在各方压力之下，蒋介石和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竞宣布对倪弼“免职查办”。但倪已自行逃匿了。

以上就是中共宣传的“蒋介石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赣州“三六惨案”的经过和亊实真相。

中共建国后，在连续不断的全国政治大搜捕中，倪弼和郭巩先后落网，被立即执行枪决。

另一位人物的遭遇也耐人寻味，那就是当年代表女二师受害者向省党部控诉的二女师学生、赣州妇女解放协会宣传部长张家瑛女士。张因为在其后的反对工会暴行的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又得到国民党的欣赏，一度吸收进赣州国民党党部工作，被共产党列入“反革命”黑名单。然而张女士此后相夫教子，不再涉政治。中共胜利后，张女士感到祸事临头，－直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然而终躲不过中共在大陆的天罗地网。还好，她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以上取材于百度“赣州工人运动”、“陈赞贤”有关词条和“中华商民网”孙陇文章：《张家瑛：为历史埋单的反革命分子》）

现在该了解一下当年陈赞贤领导下工人向业主提出的具体条件了，因为按照文字记载，工会要求的无非是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适当提高待遇。这似乎都很正常，很合理，无可厚非。不过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事情也许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研究现代史和民国史的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大革命时期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章程，其中规定如下：

“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早上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息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应准三个月假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利润的十分之二的红利。”“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原月薪不足20元者，应增加至120元；不足30元的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的应加至160元……等等。”

这里应加以说明的是：文中的“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榷词，实为斩钉截铁的命令，业主绝不敢讨价还价；所有放假均为带薪休假。关于当时的工资水平，毛泽东在长沙当小学教员每月工资8元，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也是8元。能拿到月薪100元以上者只有上海大洋行里的高级职员。这样我们就知道当时穷乡僻壤的赣州工人的胃口有多大了。也难怪，当时都称“劳工神圣”，管工人叫“万岁”。当了万岁爷，这点享受自然不在话下了。只是这些店铺撑不了多久都得关张大吉，这种享受也就没法维持了。

由此你也就能理解当时赣州的店员为什么那么“牛”、那么无法无天了。

赣州工人运幸存的资料让我们有幸从侧面了解到了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也了解到了自命为工人先锋队的共产党人的真面目，还了解了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真相。

二、刘少奇眼中的工人运动

1998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刘少奇之妻王光美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一文，文章主题是纪念、怀念刘氏。但文中却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当时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细节。刘少奇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权威，他说的情况只有隐匿、不会过头。文中王光美以回忆方式说出刘自己对工人运动的一些看法，使我们得以窥见“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搞的工人运动之冰山一角。现摘引如下：

刘少奇在回忆他与李立三在领导著名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说：

“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誉，工人的工作、生活大改善，社会地位大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况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要将每日工作减为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的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的琐事。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期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提早下班。结果……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1927年9月北伐军攻下了武汉，工人运动的重点移到武汉。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少奇为秘书长，李、刘继续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刘于1926年10月赶到武汉。武汉是北伐军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当时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在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首先要千方百计挑起民众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突，然后把西方国家的势力赶出中国。（据1927年3月26日北京张作霖政府对苏联驻华使馆突击搜查缴获的文件，其中有指示中共：“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励国民党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起）惨杀亦可实行。”）

武汉不仅有庞大的工人队伍，而且工会组织了拥有武装的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当时，正规军都上前线与北洋军阀作战去了，工人纠察队成了城市主要武装力量，而这支力量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凭着这支力量，共产党可以倒海翻江，可以呼风唤雨。

1927年1月3日，武汉发生了英国士兵与市民冲突、英兵开枪打死市民的事件（也许是中共当局有意促成之）。刘少奇等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展大规模“反帝”斗争, 目标是收回汉口英租界。

李、刘等在事件发生的当晚召开武汉总工会紧急会议，提出了包括收回租界的六项要求，限令英方三日内答复。

1月5日，不等3日期满，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了30万市民冲进并占领英租界和英国领事馆。一些市民趁机大搞打砸抢，将英使领馆设施破坏殆尽，劫掠－空，某些人发了小财。

由于来势凶猛，英政府自度难以抵挡，主动采取退让政策，2月19日，英国代表签字，将武汉英租界交还中国。

斗争的胜利并未使工人和中共满足，很快，工会又确立了斗争目标，这一回的矛头是对准本国的资产阶级。据刘的回忆，他们采取的办法主要是：“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增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意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和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和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的大城市，那么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当时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也在汉口，刘便向其请教处理眼前事态的经验，白说：“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

武汉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很快把武汉几乎变成了一个“死島”。近年 有一部大陆大学编写的历史书籍中记述了当时武汉的情况：

“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行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阻断交通……在北伐军占领武汉的两个月内，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七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1927年5月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仅剩24家，5月20日，武汉全市商人罢市，各商店全部关门谢业。三是工人大批失业，4月底，失业工人达30万之巨。四是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150万元，支出却达1300万元，只好依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由北京师范大学编写、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

上海的情况与武汉大同小异。上海的工商界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这就是被共产党吹捧为“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搞的“工人运动”的真相，它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可谓异曲同工，残暴、丑陋不相上下。共产党就是靠搞这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吹嘘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历史的－部份。

实在不能容忍下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终于采取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