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生涯（五）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正在此时，我收到孫治国的来信告知：湖南省已下文件将下放农村的“反动学生”全部安排工作，但既不平反，也不发毕业证，也不按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是作为“普工”(即普通工人)安排到相关厂矿单位去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五元。
蜂友们知道消息纷纷前来祝贺，他们都说：小陈这下终于跳出了龙(农)门，丢掉了锄头把，吃上了国家粮。这些在当时的农村都是农民们寤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得的好事。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你们别为我高兴得太早，他们说：这样的好事自己掉到你头上来，你还犹豫什么？你儍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帐篷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通过养蜂跑遍全国以全面了解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弊端，分析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寻找出克服这些弊端的办法；利用养蜂抵达云南边境、两广、福建沿海以寻找越境或偷渡出境的机会，来实现自己办报纸喚醒民众的理想，这些事情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谋划，现在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就让它中断实在太可借。
此外吃国家粮、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甚至建立家庭，这些与我的理想、与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比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更何况还是去当一名每月35元的普工，而且由于既没有平反；又没有发毕业证，那么我到了工作单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单位上一搞运动，弄不好我就会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搞到台上去批斗一翻，成为单位上的“职业运动员”。我儍呀！放着每年交五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天不管地不管；既不开会又不搞政治学习；既不去批斗别人、也无须担心被别人批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却为了那区区三十五块钱去当“职业运动员”；去开那些永运开不完的会；去学那些永运学不完的充满假大空话的报纸文件。
我心想一千几百年前的陶渊明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愿辞官归隐田园，难道现在我要还为连五斗米都不值的区区35元钱去折腰吗？所以我决定拒绝中共当局的招安。当我向刘技师他们表明我不想参加工作，想继续养蜂时，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说：你刚才说什么？你不去参加工作？要继续养蜂？你疯了吧？廖X中他们蜂场的下场你没有看见吗？我知道他们无法理解我，有些原因又不便跟他们明说。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已习惯养蜂这种天不管地不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到单位上去受限制，这当然说服不了他们。
后来他们说：先不管你去不去参加工作，你先回去看看再决定总可以吧！现在蜂场里又没有什么事，你等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迟早我们反正是要回湖南的，你先回去，在湖南等我们，到时候我们帮你把你的蜂群和养蜂用具一起运回湖南就是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决定先回湖南看看，我把行装整理好后，用一个小铁桶带上二十多斤荆条蜜(是准备送给正仁的)就到最近的沙海车站去乘火车，原想卖一张到汨罗的的通票，可是车站的售票员说：现在最远只能买到北京，因河南八月份发大水把京广铁路冲毁了，至今尚未修复。我想那就先到了北京再想办法吧！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经凌源、平泉、承德、鹰手营子、密云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到车站一问京广线尚未通车，何时能通车要等通知。我只好在北京住下来，但是北京滞留了许多等待南下的旅客，所有的宾館、旅社、招待所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要说我没有钱去住旅社，就是有钱也住不到。
于是晚上还是只好按那次到北京上访的老办法，买一张两三角钱的短途车火票混进候车室，就在候车室找一处空地，垫上报纸就在上面睡一晚，等于花两三角钱住一晚候车室“旅館”，倒也合算。只是车站也知道滞留旅客无处住宿的情况，对我们这些在候车室过夜的旅客也只好睜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68年我们到北京上访时那样，到半夜组织民兵来驱赶在候车室过夜的旅客。
白天没有事，只好买了一张北京市的交通图，坐公交车到北京的风景名胜去游览，在北京等车的七八天时间先后到过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八达岭长城、历史博物館和北京动物园去参观游览。由于来去都是坐公交车，而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大都是一角钱到两角钱，吃饭每顿吃一碗面条或包子饅头也不过一两角钱，所以在北京等车旅游那几天开支也不大，每天也就一块多钱。只是随身带的行李和二十多斤蜂蜜没有地方寄存，只能揹着到处去游览。
到第七天传来消息，京广线已开始通车，第八天开始对外售票，第七天早早吃完晚饭，就带着报纸和行李睡到售票窗口外去排队买票，第八天上午我终于买到一张到长沙的快车票，这是47次北京到广州的快车票，也是京广线修复后从北京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快车。
这次八月份河南发大水是因为八月初河南中南部接连下了好几天大暴雨，信阳以北的驻马店、漯河、长葛一带历年都比较干旱，所以缺少排水设施，一遇到这种前所未遇的特大连续暴雨，积水无处排泄，又加上板桥水库等大型水库连续溃坝，造成这一带水位猛涨，溃坝引发的洪水来势凶猛，不仅冲毁了农田村镇桥梁城市，就连京广线的铁路和行驶在京广线上的货运、客运列车都一起被冲毁了，客车上的人员全部被淹死在车箱里，平地水位一度超过三米，淹死的民众难以数计(后来据统计死亡达二十多万人)。按照中共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光荣”传统，如此惨烈的灾情、范围如此广泛的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如此巨大的灾难居然极少报导。以致当时的国人，特别是远离河南的国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场75年发生在河南的大灾难［註：１］。
我们这趟47次列车是京广线恢复通车后开出的第一列南下客车，列车从北京开出后，经过河南灾区时已经是下午，由于原来的路基轨道已被洪水冲毁，我们列车所行走的线路是由铁道兵临时搶修起来的一条线路。新筑起来的铁道线，路基还不很牢固，所以列车只能以那种进站时的慢速度在线路上行进。
水灾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但铁路两旁还到处是被冲毁的房屋、道路，看不到庄稼、看不到人烟，临时线路两旁到处是扭曲变形的铁轨、枕木、在一个冲毁的小车站附近，还有一整列客车东歪西倒的地趟在距铁路线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还见到一座二三十米长的钢架桥被冲到了离桥墩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小站附近还有一列货车被洪水冲到了离铁路线好几十米远的地方。远处的低窪地带还积有无法排出的积水。
据从灾区上车的乘客说：灾情发生后上面派了好多部队的官兵前来救灾，主要是处理因灾死亡的人员，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迅速腐烂发臭，灾区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令许多救灾的官兵呕吐不止、吃不下飯。为防上发生瘟疫，官兵们把从田野上、房子里、火车箱内收集来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淋上汽油进行焚烧。我们的列车经过时，灾民的尸体早已清理完毕，所以已闻不到腐尸发出的臭味，只是在灾区我们所经过的车站，再也看不到一个以前客车一到站，就蜂湧而至的、向乘客兜售烧鸡、烧饼、饅头、瓜子、花生的村民了。
我们的列车以这种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走了好长时间才通过了灾区，大概列车经过了确山之后，才恢复了正常行驶速度。次日中午列车终于到达了长沙。我到了正仁那里，将那二十多斤荆条蜜拿给正仁，我与他商量被招工的事，他极力支持我的意见。
晚上我搭火车经白水回到了兰岭，第二天队上的人都来报喜说：小陈，你终于熬出了头，你们学校来人安排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去报到，你还没有回来，公社就已经帮你办好了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手续、报到证也放在公社，只等你去拿。
孫治国已被安排到衡阳市电机厂工作，他已经报到去了，湖南省约三十位“反动学生”除我一人之外中，都接受了中共当局的招安，在全国约一千五百至两千名“反动学生”中像我这样主动拒绝中共招安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恐怕顶多也只能再找出两三位。
虽然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接受中共当局的招安，但我又不想当面拂了社员们的好意，就说：等明天我到公社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作决定。社员们走后我心想：公社干部们是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这样就没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了，所以在我招工这件事上才表现得那么积极，我人还没有回来就先帮我把户口迁移证、到怀化轻工业局报到的手续都给我办好了。我估计我要继续留在兰岭恐怕有点困难。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公社，马秘书一见我便说：小陈啊，你什么对候回来的？党和政府关心重视你们大学生，已经安排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怀化玻璃厂去工作，你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重视，我们公社党委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你看，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已经帮你把户口迁移手续和到单位报到的手续都办好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把户口迁移证和报到证都拿出来交给我。
他正在期待我说出几句：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公社领寻之类的话之时，我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不去！他睁大眼晴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望着我说：你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马秘书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重视，好多人想都想不到的机会，你还不去！反正你的户口已经迁到了怀化轻工业局你不去也得去，要重新迁回兰岭，我们也不会同意。
我知道公社干部们想借机将我赶出兰岭的决心已定，我的户口既已被他们迁移到了怀化轻工业局，那么我再要呆在兰岭就必须到怀化当地派出所再办一个把户口从怀化轻工业局迁回兰岭的迁移手续，而如果兰岭、六塘这边的派出所不接受，我就不能把户口迁回兰岭。我知道兰岭我是不能继续呆在那里了，而怀化我又是坚决不会去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户口迁到与我有点关系的农村。于是我只好拿起迁移证和报到证离开了公社。
回兰岭后，我想到了邹克诚所在的汨罗县古培公社石牛大隊。于是我又找到田远光，要他和我一起来到邹克诚家里。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大队的工作由他去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户口要具体落在哪个生产队，还要那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同意才行(因生产队增加一个人就要从其他社员身上分去一个人的粮食和实物)。他所在的石牛四队队长叫邹顺初与他关系较好，把他叫来一起商量，如果队长同意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等了一会儿，他打发人去田里把队长叫来了，队长来后，邹书记向他说明我要把户口迁到石牛四队来的事由，我立即补充说：我迁到你们这里来不会增加你们队上的负担，我仍然在外面养蜂，还是按在兰岭一样，我每年交五百块钱到队上买工分。那个时候一年有五百块钱的现金收入，对一个每个工日只有三四角钱的生产队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所以邹队长很快就同意我到他们队上落户。而石牛四队的事，基本上就是邹克诚和邹顺初二人说了算。
接着我又说：我没有直接迁到石牛四队的迁移证，只有一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迁移证，能不能在这里落户？邹克诚说：你是城市户口到我们农村来落户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只要你有个迁移证，知道你这个人的来历就行。户口的事就这样搞定了，我把那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证交给邹克诚，他答应拿这个迁移证到古培公社去帮我上户口。
刘技师他们蜂场不准备去广东越冬，因他们都有家室、有小孩当然不愿意一年到头在外面跑，而我养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蜂场到云南、两广和福建一带越冬的期间，寻找偷渡出境的机会以实现我们办报纸揭露事实真像和当局的罪恶来喚醒民众以推翻这个反人性、反文明的政权。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养蜂这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周游全国的机会，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全国各地的现状和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以寻找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
这是我职业养蜂的第一年，同行的几个蜂场的养蜂员大都有妻儿老小在外奔波一年之后，都想趁蜂群越冬的机会在家乡过年陪陪亲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都不想到南方去越冬。而我又没有去云南和东南沿海一带越过冬，所以必须要先去广东一带联系好越冬的场地才行，广东我以前从未去过，在那里又没有一个熟人，此时我记得曾听田远光说过，他下放的湘阴县长康公社三门杨一带“解放”前曾有不少村民流落到广州一带去做小生意、去打工，以后就定居在那里了。或许通过他们能在广州找到熟悉广州一带放蜂场地的熟人，就可解决头一年去广州放蜂的场地问题。
我来到三门杨田远光家，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巧得很，前两个月清理外流人口时，刚从广州遣送回了一个长期外流在广州的一个叫杨超煌的老头，他长期外流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城乡打零工，对广州及其周围的情况十分熟悉，要他帮你找一个放蜂的场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天晚上田远光到大队的水泥电杆厂把在那里做事的杨嗲［註：２］叫来了。杨嗲当时五十多岁，他解放前到广州投靠他一位在广州师管区[註：３]当师长的亲戚，在广州师管区当了一名上尉军官。在广州那种花花世界，杨嗲在那里乐不思蜀，把在三门杨带着孩子们独守空房的原配丢在老家，自己却在广州另娶新欢，还生了两个儿女。
不料世事难料，好景不常，广州“解放”后，杨嗲作为被俘人员遣送回原籍三门杨务农，一开始他的原配念及多年的夫妻情份和子女的亲情，以及中国女性那种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并没有计较杨嗲在广州那段陈世美式的情史，还是接纳了杨嗲的回归。
可是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杨嗲被中共当局以“伪军官”的罪名抓去判刑二十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嗲刑满释放后，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放回老家，交由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思想。此时他的原配夫人虑及子女的前途，不得不与杨嗲划清界线，从此将杨嗲拒之门外，不认他这个“历史反革命”丈夫，杨嗲只好住在大队部，在大队企业做事混口飯吃。此时杨嗲想到了远在广州的小老婆和儿女，就凑了一点路费乘火车去广州认妻，那料他在广州的小老婆和儿女也坚决不认他这个“历史反革命”丈夫和父亲。杨嗲无奈，只好从此浪迹广州及周围县市乡村，靠帮人烧砖瓦、打零工维持生计，实在衣食无着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到流落在广州的杨氏族人那里蹭口飯吃。
早几个月因形势吃紧，全国各地大力清查外流人口，杨嗲避之不及，被广州公安抓获，遣送回湘阴三门杨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因无家可归，同为杨氏族人的大队干部看在宗亲的份上，只好把他安排到大队水泥电杆厂做事，这样杨嗲吃住都在厂里。但在广州自由自在打流惯了的杨嗲，极不习惯电杆厂既繁重又不自由，还要遭人白眼和歧视的生活。一心只想重返广州继续他那打流的生活。所以当我提出想要他带我到广州找一处放蜂场地时，他便满口答应了。
［註：１］：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这场大水灾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与邓小平的怠政有重大关系。详附件：《邓小平打麻将不理河南告急》
［註：２］：“嗲”湖南人唸成“ｄｉａ”是对老年人的尊称，相当于北方的“爷”、“大爷”或“爷爷”的意思。
［註：３］：师管区是民国时代负责地方征兵、征集军粮、安排复员退伍军人以及军队与地方政府协作等工作的单位，相当于中共的地方武装部。
附件：
鄧小平打麻將不理河南告急
作者： 石 磊
更新於︰2011-08-27
1975年8月8日清晨，河南大型板橋水庫在連場暴雨後崩潰，並引發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潰壩災難。專家統計直接或間接導致至少23萬人死亡。鄧小平是延誤救災的禍首。
紀登奎兒子紀坡民揭秘：鄧小平是導致1975年
河南板橋水庫決堤的關鍵性人物
1975年8月8日清晨，河南大型板橋水庫在連場暴雨後崩潰，並引發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潰壩災難。專家統計直接或間接導致至少23萬人死亡。
《新史錄》記者石磊最近採訪了當時具體負責指揮該事件的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他揭露，當時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並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是導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橋水庫決堤的關鍵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採訪紀坡民的主要內容。
1975年8月初，一場颱風引發了洪河、潁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內，有3次降雨過程。 暴雨中心的林莊雨量達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萬平方公里流域內，平均降雨610毫米。這場特大暴雨致使 河南泌陽縣境內汝河上游的板橋水庫水位暴漲。水庫管理部門在沒有得到上級命令的情況下，不敢大量排水洩洪，而外地區石漫灘水庫的大量洪水急驟流入板橋水 庫，加快了板橋水庫水位暴漲的速度。
8月7日19時30分，水庫管理部門通過駐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加急電稱："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面離壩頂只有1.3米，再 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垮壩危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接到報告後，立即趕 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紀登奎和李先念經過短暫商討，決定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彙報他們的想法，請求具體指示，因為鄧小 平當時除了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利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 來。
在萬里家打麻將，不聽特急電話
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裡打電話。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
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瞭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
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請求動用轟炸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直接向李先念 打電話，要求上級動用空軍。李先念在紀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當時急得跳腳，但也 無可奈何。因為李先念當時只是國務院副總理，而副總理紀登奎雖然擔任軍隊的職務，但僅僅是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根本無法指揮空軍。
後來李先念和紀登奎不得不指示劉建勳聯繫當地駐軍動用炸藥炸掉副溢洪道。同時指示要確保該地區亞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鴨湖的安全。
40分鐘後，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水庫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特告急電，並緊急開啟尚能移動的五扇閘門，但此時水庫已經開始決口。
8日凌晨1時30分，洪水像脫韁的野馬，沖出板橋水庫的決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游沖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向下游傾泄7.01億立 方米洪水。至遂平縣境內時，水面寬10公里，水頭高3-7米。昔日人歡馬叫的遂平縣城，頃刻之間一片汪洋。 沉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在渾然不覺中變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嘯著向下游奔去，所到之處，水庫垮壩，堤塘決口。決口的洪水與上游來水合二為一，匯合成更大 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鋪天蓋地的淹沒了下游的城鎮和鄉村。
慘案後，不去災區視察，壓制記者報導
後來統計，整個駐馬店地區96%的面積受災，許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萬人口被圍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時，駐守在板橋水庫的34450部隊才接到命令動用炸藥炸開劉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間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壩分洪，但為時已晚！
幾 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計60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60億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橫流，9縣1鎮東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範圍內一片汪洋。 1015萬人受災，倒塌房屋524萬間，沖走耕畜30萬頭，洪水直接致10多萬群眾死亡。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線被 沖毀102公里，中斷行車16天，影響運輸46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成為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壩慘劇。
決堤慘案發生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視察了災區。但作為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或許心裡有愧，一直沒有視察災區。
1981年8月，有一位元新華社記者採訪了災區，並寫了一篇內參，指出災區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艱難，要求中央直接給予財政支持。鄧小平看到內參後非常憤怒， 在內參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記者不可重用！”該新華社記者被立即調離記者崗位。從此以後，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該決堤慘劇。
原載《新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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