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八章

季鹏

第四十八章

从抢班夺权到分道扬镳（上）：

   围绕黄埔军校的斗争

在毛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在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总是那么几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倒在了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没有情节，没有缘由，仿佛一切只是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所造成。记得少年时候每当老师讲到这段历史课的时候，总觉得语焉不详，问老师，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再重复一遍教科书，没有任何新的解释或说明。当然也不敢多问了，因为再问就可能有“不相信党”的嫌疑了，那时谁敢不相信“党”呢。

直到现在，我们仍没然有办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但即便如此，为了对历史、对后人负责，也有必要将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加以汇集、整理，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初期围绕黄埔军校的国共斗争

苏俄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帮助建立一所军官学校，培养国民革命军骨干。1924年6月，这所学校正式开学，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离广州约十公里之黄埔岛，故后来一般称其为“黄埔军校”。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他本人为学校总理。（笔者按：本文只限于国共合作时设于广州之黄埔军校，不涉及以后的黄埔军校。）

国共两党都知道，军队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依靠，因之双方都对军校的建立极为重视，双方都派出了自己的精英担任军校的各类职务。特别是共产党，因为它在合作之前军事上一无所有，尚无一兵一卒，所以迫切希望通过军校为自己培养一支由它掌握、指挥的军队骨干。

这就决定了创办军校是一场在联合、合作掩护下两党的明争暗斗，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军校和军队的主导权，争取学员加入自己的阵营和党的组织。由于苏俄顾问掌握了军校的教育大权，所以共产党在这场斗争扮演了主动和主导的角色。

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在斗争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和策略：

（一）指示各地方共产党组织，积极为军校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具有“左”倾思想的青年到军校来应考，从“源头”上建立本党在军校的优势。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盘为地方军阀所控制，投考黄埔军校的学生会受到军阀的阻止，因此，它的生源地并不是很广，主要靠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输送学员。中共在这些城市都有组织，帮助遴选和输送军校学员便成了这些地方共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例如，后来成为毛共“十大大元帅”之一和“二把手”的林彪，就是1925年底被湖北当地的中共组织派送的。

据周恩来后来在其有关文章中的回忆说：初期军校有近六百名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别小看这只占百分之十的党团员，他们的能量颇大，通过秘密活动很快将党团组织以及共产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声先夺人。所以，1925年1月在军校学生中首先成立了由中共操纵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形成了对国民党的优势。

（二）苏俄顾问占据军校教育的绝对主导权，成为学校里中共的有力靠山。苏俄除了派鲍罗延出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和国民党的教练员以外，又派加仑将军任孙的军事顾问，派契列班诺夫任黄埔军校的总顾问。军校各兵种的苏俄顾问达数十人。军校的教材、教程大多由这些苏俄顾问和中共教员制定，顾问们还负责学员们的实习操练指导。顾问们在学员中拥有绝对权威，这无疑也抬高了中共在军校中的地位，并且成为学校中的中共人员的有力的保护者。（后来这些顾问反客为主，越俎代庖抢夺了国民党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为中共开展全面夺权活动提供了便利）。

（三）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逐步夺取了军校政治教育大权，并延伸夺取、控制整个国民革命军的政工大权。由于周恩来担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由周引进大批中共党员担任政治教员和军校的政治工作，如共产党员聂荣臻，鲁易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肖楚女、 包惠僧、高语罕、周逸群、胡公冕、韩麟符、熊雄等担任政治教官，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政治教材也是由这些人编写，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等。这种政治教育实际上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没有差别。这一政治教育模式也被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队中去，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军、师、团、营的政治工作和党代表，几乎全由共产党员担任。

（四）抢夺军权，建立了首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铁甲车队”。加仑将军向孙中山提议，以苏俄运来的两部装甲车为核心成立一支“铁甲车队”，由周恩来负责组建（周此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全由中共党、团员操纵。这支堪称当时“最现代化”的铁甲车队，名义上归属大元帅府，实际归中共领导指挥。中共还在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直接控制军队。在孙中山去世后，苏联顾问还从幕后走向台前，要求直接担任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职务，激发了与国民党的矛盾，导至两党最终决裂。

但是，中共以黄埔军校为平台全力抢夺军权卓有成效，为两党破裂后中共开展广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苏俄垄断了军校的财政、物资供应大权，间接控制了军校。争取苏俄在财政上、军事物资上的援助，是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黄埔建校初期，几乎全部依赖苏俄供给。苏俄以200万元墨西哥金元的现金作为军校开办经费。开学不久，苏俄即运来第一批武器弹药，计有带刺刀的步枪8000支，每支配有子弹500发，另有小手枪10支。1925年运来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先后又运到四批军火。

苏俄对军校的财政、经济的包揽，给中共撐了腰、打了气，也助长了他们试图篡夺学校领导权的底气。因为在经济上、军事物资上对俄方的依赖，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中共的违纪、越轨行为，不得不网开一面，这就为以后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得寸进尺、胆大妄为开了绿灯。

（六）违反协议，大肆开展秘密党团活动。这种活动在军校正式开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军校从3月起已经有大批学生陆续来校报考，中共立即在他们中开展了发展党团员的秘密活动。前面讲到，在军校正式开学后两天，即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指称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违反先前双方达成之协议，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党的党团秘密活动。孙中山虽然对此案进行了处置，但鉴于其时军校初创，各方面都离不开苏俄的援助，故不得不与其妥协，不敢深究。

之后，这种渗透活动有增无减。如叶挺的独立团已扩为扩编为第二十四师，从师到连、排，都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对其他部队也如法炮制，尽力渗透，致使两党合作之初才几百人的共产党，到合作破裂前已成为五、六万人的大党，军中党员则是其核心、骨干。

由此也就可见，中、外共产党人的“诚信度”都几乎为零，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协定”“ 条约” 不啻废纸一张。

（七）参与中共在社会上发起的各种“工农群众运动”，让军校学员与地方共产党活动联成一体，为其走出军校后在政治上倒向中共做好铺垫。1924年和1925年，中共已在广州大肆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其中著名的如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广州的工人运动。这些工农运动本与军校无关，可在周恩来等政工人员的操纵下，都命令军校学员去参与。如组织黄埔军校的学生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结果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英军开枪扫射、打死黄埔学生军23人。事后蒋介石对周此举颇为不满。加仑就坦言：“很少有黄捕学员不积极参加的群众集会、工人或学校的会议……学校成了广州群众性社会政治活动的领导者。”

由此可见，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虽然校级领导都是国民党人，但实权职务多由苏俄顾问和中共占领。合作伊始，军校的共产党方面（俄国顾问和中共人员）就向国民党开展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方面由于不得不依靠苏俄办军校，不得不作出某些退让和妥协，致使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军校中占据了的主导地位。被称为“黄埔四凶”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就都是共产党员或准共产党员（恽、高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曾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后来就因密谋反蒋而被捕。张治中则被称为“红色教官”，后来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

所以，国共两党围绕黄埔军校的斗争，共产党实际上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二、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围绕黄埔军校的两党斗争，发展到高潮就是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 其焦点人物就是军校校长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并非发生在军校内部，但其主要角色都是军校中人，事件中的“肇事”一方的“主犯”李之龙，黄浦学员，共产党员，原为军校中中共所操控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事件发生时任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事件的另一方即为蒋介石，是事件发动者想要除去的对象。

蒋介石1911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多次出生入死，屡建功勋。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以后，在孙的－再邀请下，蒋来到孙的大本营，但并不太得志，地位一直不高。即使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也只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九个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没有位置。

但是1925年后形势有了改变，先是，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行动中，蒋任黄埔军校党军（当时规定，军校学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所以军校学生军又称“党军”）总指挥。东征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蒋的威望。后回师广州，又平定滇、桂军阀的内乱。接着发生廖仲恺被剌杀案，时蒋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国民党中央任命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全权调查处理刺廖案。在查案的过程中发现许崇智本身与此案有牵连，许被迫辞职并被驱逐出广州。于是蒋取代许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成为了当时广州革命政府最高军事长官。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战争中，蒋介石再次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并取得讨陈的彻底胜利。这使得蒋的声望和地位再次大为提升，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的二大上，蒋以“东征英雄”的姿态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据当时的《国民周报》报道，蒋“报告毕，全场欢呼，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原来连中执委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以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执委中九名常委之一。后军委会又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成为当时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汪为党主席、政府主席）的第二号人物。

蒋的快速飚升也引起了各种势力的猜疑、忌恨。鉴于蒋当时表面上立场中间偏“左”的表现（如把儿子送去苏联留学等），国民党中的－些元老、“右派”以及那些被蒋打倒、取代了的对手的旧部，便怀疑以至认定蒋是“赤化分子”、“新军阀”，散布疑蒋、倒蒋言论。而苏联顾问和中共则已经发现并认定蒋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从“左”面发动对蒋的进攻，例如那个后来中山舰事件主角、中共党员李龙芝就放言：如三个月内不将广州工商企业收归公有，则要将蒋当作“反革命”惩办。

这里不得不提及国民党内的分裂。由于以汪精卫、廖仲恺为首的党内“左派”日益与苏俄顾问和中共打成－片，而且掌控了实权，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元老、旧臣的不满，黄埔军校刚成立就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的中监委谢持、邹鲁等就是其中代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当权派“左转”加速，党内有识之士终于不能容忍，1925年11月23日，由部分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候补执委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14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作出开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鲍罗廷、并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等决议。以与广州的党中央抗衡。会议还呼吁进行清党，否则,“再过一年，青天白日旗必化为红色矣。” 这是最早提出的“清党”口号。“西山会议派”在次年3月自行召开国民党二大，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执委会。受到广州方面的严厉谴责。

就当时的蒋介石来说，其内心应该是赞同或倾向于西山会议派的，但当时他还需要与苏俄和中共以及汪精卫合作共事，他有自己的计划，需要打造自已的实力，不可能如西山会议派那样跑开去另起垆灶。因此，蒋在表面上对西山会议派持反对、谴责态度。当然，这只是策略而已，蒋在1927年发动“412清党”之后，为西山会议派平了反，与之合而为－，还推西山会议派的胡汉民担当首届国民政府主席。（但此时蒋已培养了自已的亲信势力，如CC系，黄埔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逐步退出实权势力范围。）

就苏俄和中共上层而言，这时已认定蒋是必须去除的绊脚石。先是，蒋在东征陈炯明途中对中共以农民运动抢夺政权的做法不满，并企图将共产党人“请”出他的第一军，此事已引起共方的严重警惕。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通过对 “西山会议派”的弹劾案时，共方认为蒋态度持温和，实际上袒护这些“右派”，对其更加不满。苏俄顾问和中共暗中谋划除蒋的办法，他们首先想在二大选举中夺取对囯民党的优势。

可是二大上，由于蒋介石地位空前上升，以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的选举中，原国民党人大获全胜，原来以为可以占优势的中共则“惨败”，在36名执委中，共产党只占9名，在24名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只占8名。中共以及苏俄顾问将这一失败归咎于蒋介石的崛起，由此对蒋更加忌恨，加快了除蒋的步伐。

促使苏俄顾问和中共最后釆取措施将蒋除的直接原因，是在北伐问题上蒋与苏顾问的对立和摊牌。1926年1月囯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人都认为应该一鼓作气进行北伐，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然而苏联顾问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按照苏共的理论，应该先有群众革命运动，后有军事行动，只有各地工农运动发动起来了，军事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即使军事胜利也不能巩固和持久。但是，以上只是托词，苏联方面另有打算，后来在1927年4月6日北京政府搜查苏联驻华使馆缴获的文件中，发现莫斯科给鲍罗廷的电报有“不能让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北伐军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的指示。原来，苏俄最初的战略，是让中国最终由共产党实现统一，使之成为苏俄共产体系的－员。但它认为这一目的不可能很快实现，在实现这一最终目的之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即驱逐西方势力，确保苏俄的安全。所以它要求“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励国民党排斥外国人”。在苏共看来，统一中国不重要，它更加反对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所以，对北伐釆取反对、拖延态度。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搞工农运动、“反帝”上。

但是后来苏共内部认识上发生了分裂，斯大林反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的上述观点，他认为国民党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主张中共暂时服从国民党，协助它完成北伐大业——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向“工农专政”的转变。按照斯氏的说法，就是先要充分利用国民党的价值，“像榨柠檬－样榨干其利用价值后再抛弃它。” 斯大林的观点成了决策。

所以，后来苏联顾问团也改变了反对北伐的态度，但是，它对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态度不变，认定必须要除掉蒋这个绊脚石。于是它制造了“北伐路线”之争。

当时的形势是，北洋政府的兵力布署在华北、华中及华东一带。蒋的计划是：先由广东北上夺取两湖，攻下武汉，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路继续北进，一路进击东南抵定东南后沿东线挥师北上，最后两路在北京汇师。这一路线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可别有用心的苏俄顾问团却提出：革命军打到武汉以后就转向西北挺进，去与冯玉祥部汇合，再转战东南，然后北上。这一荒唐主张的理由是：这样可以从陆路获得苏联援助。其真实意图则是：这时苏联对不大听话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有了“換马”的打算，它发现冯玉祥是一个更好的可以利用的傀儡，于是便全力扶持冯，想以冯取蔣而代之。蔣介石发觉了对方的这个阴谋，当然不肯落入圈套。

这时，原苏俄总顾问鲍罗廷于2月3日回国叙职。军事顾问加仑也去冯玉祥部队帮练兵去了。代理鲍的是个更加狂妄、也更加歹毒的季山嘉。2月7日，蒋与季氏商谈北伐之亊，两人话不投机。季氏不但坚持“西进路线”，又提出一个“建议”：让蔣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策应冯玉祥的国民军，然后共同打击北洋政府军。蒋认为这是“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而后，季山嘉又提出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叫蒋先去苏俄的海参崴、转而去西北帮助冯玉祥练兵。这是明目张胆企图解除蒋的兵权，交由苏方处置的恶毒阴谋。蒋听后止不住怒火中烧，知道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与此同时，季氏和中共加大了对蒋的压力，一方面加紧造谣中伤，广州城出现了反蒋传单，流言蜚语满天飞；制造蒋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反对苏联的舆论；另方面中共加紧在军中活动，在蒋兼任军长的第一军，共产党员公开进行抵制蒋的活动，形成了没有党代表（其时党代表已为共产党员所把持）签字，军事首长的命令无效的局面。在中央，汪精卫兼任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的总党代表，汪与季山嘉沆瀣一气，蒋受到明显的排斥和架空。此时蒋可谓孤立无援，腹背受敌。以下是蒋在日记中坦露自已的心情：

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唯是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

三月五日：“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吾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当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乎。”

三月十日：“连日反蒋传单不－，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所显明矣……”

三月十五日：“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颜观色，竞困于核心，天下事不可为也。”

三月十七日：“上午，议事。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

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前夕蒋的处境和心境。正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心情下，蒋决定脱离这个是非烦恼地，－走了之。他向汪精卫提出辞呈赴俄休养。汪起初不同意，后考虑到与季山嘉的关系，同意了。

于是蒋与其秘书陈立夫卷起行李去车站，连车票都买好了。途中，陈立夫两次相劝，提出不能如此放弃，前功尽弃。起初蒋不为所动。后来终于听取了陈的劝告，打道回府。第二天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0事件”）。

关于“中山舰事件”，由于中共有关书籍记载或过于疏略，或有意遮掩，加上蒋介石本人当时的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想与苏俄和中共完全翻脸，所以在讲述此一事件时，有些闪烁其词，这样，就使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而毛共后来则定调将其说成是蒋介石借故制造的一起“反苏反共事件”，是对共产党人的裁赃诬陷、倒打一耙，于是以假乱真，真假难辨了。事件的真相迄无定论。

笔者亦未有此事件的权威资料，现仅据各有关记载，对此一事件作简要综合、归纳如下。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根据“主犯”李之龙的“供述”，他在1926年3月18日收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2月国民党二大后黄埔军校之新名称）驻省办事处”的一封“公函”，公函称，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达校长（蒋介石）命令，要李即派得力兵舰二艘，由广州开赴黄埔执行救援被匪徒攻击的外轮的任务。于是李就派了宝壁、中山两舰赴黄埔。然而此二舰到达黄埔后，才知道蒋介石并不在黄埔 。李之龙便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询问任务。邓却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说必待请示校长。不多时，李之龙说接到海军局通知，说在广州的苏联参观团要参观中山舰，己得到蒋校长允许，将中山舰调回广州。李于是电话请示蒋。蒋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什么呢？”李之龙率中山舰于19日下午六时半返回广州。

接下来是，蒋于二十日凌晨三时，派兵接管了中山舰，将李之龙逮捕。同时宣布在广州小范围戒严，并派兵包围了苏顾问办事处及住所，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其卫队的枪械，拘捕了黄埔军校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党代表及政工人员40余人，并电令驻潮汕的第一军，将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逐出军队。

蒋为什么要采取上述激烈措施呢？据蒋及其手下亲信说，是其事先已侦得季山嘉和共产党人要发动武装暴乱，利用兵舰将蒋劫持去海参崴的计划。中山舰去黄埔就是执行这－阴谋，幸好他不在黄埔。为防止对方进一步作乱，只好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进－步追查李之龙所接信函的来源，查得乃是黄捕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因事情紧急矫命所为。于是蒋下令将所有涉事人员、包括他派去逮捕李芝龙、暂时代理中山舰长的欧阳格、以及陈肇英等人一律逮捕。但广州戒严仅十多小时就解除了。而且事后对涉事人员处理十分宽大，主犯李芝龙只扣押了个多月，其余人员更是很快就释放了。被扣押的军中共产党员后来也以开会“礼送”的形式为其挽回颜面，蒋本人在会上还说了一些安抚对方的话。

蒋在事件后受到各个方面很大的压力和质疑，3月25日，蒋给军事委员会写了一个请求处分的呈文，云：李之龙所谓奉他的命令调二艘兵舰去黄埔港一事，他“深以为异”，因为他其时在广州，更没有发此调令（据考证，二舰由广州去黄埔，正值蒋由黄埔返回广州之时）。而兵舰到黄埔后，“露械升火，恒一昼夜，停泊校前，十九日深夜又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他为防不测，采取了非常措施，因“事起于苍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云云。由于事件处理得有些虎头蛇尾，所以后来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是－起“误会”引起的事件，或曰由于蒋的疑心太大导致的“小题大做”。

更重要的共产党为它定性：是蒋故意下令将中山、宝壁二舰调去黄埔，然后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打击共产党。

中共此说无疑是十足的诬赖，因为所有涉事人，包括欧阳钟、李之龙、邓演达都没有一人说是蒋下的调动令。

如果说仅为欧阳钟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似乎也说不过去。－个小小的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胆敢擅矫教育长和蒋介石之命？难道他不知后果？所以，笔者怀疑，此亊另有人在背后指使。（中共曾宣传，李之龙是受汪精卫之命，将部分海军调离，以防蒋夺取海军。）但是李之龙不能说、不敢说。当时对李审讯有两位审讯官，一位主张对李用刑，另－位反对。结果不用刑，唯李之口供定案。事后李之龙脱离了共产党。（是否另有隐衷？）

事实上蒋处理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苏联顾问和中共，也打击了汪精卫。也因此，汪在事件后认定蒋擅自调兵戒严，是“造反”。汪下令叫张发奎等抓捕蒋，无奈张等不肯听令。汪精卫感到颜面大失，大发了一顿雷霆，最后出走欧洲。所以，中山舰事件可以看作蒋对甚嚣尘上的反蒋势力一次反击，但主要针对的是季山嘉，汪精卫也只是按苏俄顾问的意旨行事而已。后来蒋自已对此事的解释和定性是：“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船回黄埔的途中强迫我（登舰）离粤，直驶海参崴。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这是合符情理的判断，因为季山嘉事前已经向蒋提出这－要求，而遭到蒋断然拒绝。季氏不可能善罢甘休，于是指使有关人员制造了这一亊件。我们应该 相信，蒋在事前是已获得确凿情报。只是蒋也有失算之处，他没能掌握季氏在背后指挥的直接证据。加上事件后国民党内部和外部都加以谴责，蒋此时也不想与苏联完全翻脸，因为北伐还得靠他们配合，故他想以妥协收场。所以后来对涉事者都从轻发落。但却坚决赶走了季山嘉，并制定通过了打击中共的“整理党务案”。简言之，蒋粉碎了一次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夺回了在军中的领导权，为北伐扫除了障碍。

或许有人对这个结论生疑，但事实确是如此。一年后的1927年4月6日北京政府突击搜查苏俄驻华使馆，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莫斯科谴责季山嘉在中山舰事件中轻举妄动的文件，反证了季氏实为此事件之主要幕后指使者。又，在事件发生之前，己于1926年2月到达广州的苏联观察团，其团长为苏共中央执行委员，苏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勒诺夫，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两天的3月22日，他即伙同苏俄驻广州领事去会见蒋介石，说明此次事件是苏俄顾问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苏俄政府的指使。在得到蒋表示对此次事件 “对人不对俄”的表态后，布氏等二人感到满意，并对蒋表示继续友好。布氏回到顾问团后，立即召集苏俄顾问开会，总结亊件的教训。布氏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由于顾问团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由此可以推知，如果事件与苏顾问无干系，布氏为什么要向蒋介石说明此事是苏顾问个人所为而不是俄国政府指使；又为什么要开会总结教训？还明确指出亊件为顾问团的错误所致。会后两天，布氏就带着被蒋介石要求离开中国的季山嘉等人回国去了。

再是，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原总顾问鲍罗廷正在回国述职的途中。在途中接到了莫斯科就中山舰事件要他同蒋介石“有条件妥协”的指示，于是立即返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鲍的态度“就开始右得出奇了”，他不仅不同意反击蒋介石，还主动向蒋示好，表示双方要继续合作。对于蒋提出的针对中共、限制其活动的“整理党务案”九条，鲍态度亦“极为缓和”，几乎全盘接受了。鲍还竭力劝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说蒋如果不就任此职，他的总顾问也不当了，等等。

鲍的态度如此转变，显然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而莫斯科之所以要采取对蒋这种退让、安抚的政策，当然是它自己或它的顾问们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才要鲍去修复与蒋的关系。不然莫斯科何须对蒋如此迁就、让步？

还有，中共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也耐人寻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委对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又派张国焘对蒋进行“亲善访问”。这显然是扏行苏俄的旨意。其后，陈独秀还在其主编的《向导》上接连发表文章，极力为中共和自己开脱，云：

“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取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今年）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

从陈这些表态中可以推知，这一事件是苏俄顾问直接策划所为，李之龙（可能还有邓演达）只是听命于季山嘉等人的工具。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被推选取代汪精卫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当年5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其中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之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等等。基本上堵塞了孙中山时留下的漏洞，是对共产党的重大打击。这些条款鲍罗廷和中共居然都同意了。会后，共产党人纷纷辞职，刘伯承辞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毛泽东辞去宣传部长，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共方的篡党夺权野心暂时被遏止。

这次会上作出了北伐的决定。之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作出查办李之龙、责令季山嘉与另外10余名苏俄顾问离粤回国、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也解散“孙文主义学会”）、撤销邓演达的军校教育长，以及所有共产党员从蒋兼军长的第一军中撤出等决定。可以说，蒋在此次事件中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蒋仍然是留有余地的，事件发生后西山会议派给他发来“嘉许”贺电，可他在回电中仍表示“唯革命之是从”，继续其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立场。在4月20日蒋设宴“送别”共产党员离开第一军的宴席上，他即席讲话，谈到事件时说：“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大离奇，太复杂了”。“还有很多说不出的是不能任意说明，请各位原谅”等等。

如今蒋已去世多年，不知他所说的那些信件是否已公开？也许台湾方面对此次事件已有新的资料，作出新的诠释。此处只能存疑了。

   后来国民党方面对中山舰事件的评价是“蒋中正救了党。”

还须提及的一点是，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反击方案，根据毛对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可以采取军事手段对付蒋介石，将其打倒或消灭之。具体办法是：以叶挺的独立团为主干，加上可使用的工农武装，再联合国民党中反蒋势力的军队，合力给蒋介石以致命一击，以彻底改变现有之权力格局。周恩来、陈延年等积极支持毛的计划，但中共中央未予批准（估计因其力量不足，且违反莫斯科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方针）。毛、周、陈仍不甘心，继续策划倒蒋活动。

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纠正中共领导层中一部分人 “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

中山舰事件当时虽然解决了，但实际上加深了双方矛盾，为1927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埋下了伏笔。

在这里，有必要再说一下蒋介石其人及其政治思想。因为长期以来毛及其党徒对蒋极尽诬蔑、栽赃、丑化之能事。所以应该简单还原蒋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历史之真相。

蒋介石1887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原名瑞光，家谱上的名字是蒋周泰，上学后用名为蒋志清。蒋中正是1918年投奔孙文后起用的名。介石原为其笔名，用为字，取自《易经》豫挂·六二爻辞：“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中正”、“ 介石” 倒是极为贴切表示了蒋的为人和性格特征，据孙中山对其印象是：“性刚而疾恶如仇。”（蒋在与宋美龄结婚后归依基督教。中年以后则更多地崇信宋明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加重了相关元素，性格有所改变。）

蒋8岁时其父因病去世，家道中落。父死后分家，母亲带着二子一女（蒋为老大，其下尚有一弟一妹，其弟后夭折），分得三间房、三十余亩地和一片竹山。由于没有劳动力，日子过得艰难，特别是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辱，蒋颇感凄凉和对世道人心的愤怒。1936年，蒋在一篇名为《报国与思亲》的文章中提到自己早年的岁月时说：“一门孤寡，孑然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逐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荼蘖之苦，不足以喻”等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大概是他日后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的原因之一。

15岁以前，蒋受了10年私塾教育。然后转入新式学堂接受现代教育。后留学日本，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炮科专业）三年，1910年毕业后又实习近－年。在日本时结识浙江同乡陈其美（即陈英士，陈果夫、陈立夫之叔父），由陈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起事，急召蒋介石回国协助。蒋（当时叫蒋志清）招募敢死队一百余人，亲自率领冒险攻打杭州之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清朝巡抚，随后占领杭州城。己成为上海光复后首任都督的陈其美将蒋招回上海，任命其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负责维持革命刚成功的上海治安。之后在陈其美策划下，蒋收买凶手剌杀陈的政敌、光复会领导人之一陶成章（光复会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后，陶成章－度与孙中山闹分裂）。事后为逃避追究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鼓吹军事救国。不久又回国参加“二次革命”。 1914年，经陈其美介绍，孙中山单独会见了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沪宁讨袁军第一路司令官，因事泄，再次逃亡日本。旋又回上海在孙中山和陈其美领导下从事军事斗争，多次历艰涉险，出生入死。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袁世凯派人暗杀。6月6日袁世凯暴毙。此后孙中山与新任总统黎元洪有过短暂妥协，停止了革命军事活动。蒋亦回到上海，暂时赋闲，与张人杰、戴季淘、陈果夫等过从甚密，一度涉足上海交易所，开始其半商半读的生活。后又受招参加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工作。    

自此，从1917年直到1924年4月蒋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蒋过着一种独特的半官半隐生活，他一方面在陈炯明的粤军中任职（参加粤军在福建与军阀军作战），但又常以各种借口去职，反反复复，同时又与广州孙中山的革命政权保持联络，为孙参赞军机。这期间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1921年4月第二次建立政权后，孙任蒋为粤军（孙的主要军事力量，共两个军）第二军参谋长。但因－些人事和政见关系，蒋旋又推辞不就。

不久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试图杀害孙中山取而代之。孙率军冒死突围登上永丰舰，率舰队与陈部对抗，形势十分危急。此时蒋在己在－个多月前离开孙的大总统府去老家浙江溪口。蒋在宁波得到汪精卫告知陈发动兵变后，即于6月25日赶赴粤海，29日登上永丰舰见到孙中山。孙授予蒋海上指挥全权，与叛军艰苦奋战40余日，终于脱险。8月14日在蒋陪同下孙中山经香港抵达上海。

蒋此次可谓间关赴难，临危受命，死里求生，从此得到孙中山高度信任。后来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画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记殆为实录。”孙又在为蒋母所写的祭文中，深沉地吁叹：“文与郎君介石游十载，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

话虽如此说，但孙中山只是将蒋作为纯粹的军事人才来看待和使用的，并未将蒋引入国民党内的核心层，一些重要的筹划包括“联苏容共”的策划、谈判，蒋都未参与。如，救援孙中山回到上海几天之后，蒋去了宁波。9月9日，蒋又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召集国民党的要员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居然没有请蒋参加。蒋住了一天就走了。此后孙又任命蒋为讨伐陈炯明的东路讨贼军参谋长，蒋则采取若即若离的策略，盖因参谋长非－方首长，只有参赞而无决策权。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自任海陆军大元帅，任命蒋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蒋起初仍拖延着不赴任，后来在各方催促下才就任。其后辅佐孙中山与新旧叛军多方苦战，捍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但作为参谋长，蒋没有直接指挥军队之权，各部多不听令，他颇感尴尬，三个月后又愤而辞职。之后蒋请求赴欧（俄）考察。孙正欲学习苏俄军事经验，遂组织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五人）任命蒋为团长，赴苏俄主要考察军事。

综观这段时期蒋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主要是受到各种排斥，牵制，不能施展其才所致。而孙只任他为高级幕僚、辅佐，而不是让其作为独当一面之帅才，这颇使蒋心绪郁结。直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蒋只当了个党中央执委会之下的军委会委员，连候补中执委都不是。而大批名不见经传，且无寸尺之功的共产党员，则纷纷登上中执委、候补中执委、中央各部部长高位。如毛泽东，在加入中共前为长沙一小学教员，加入中共后，也未见其对国家、民族有尺寸之功，一旦与国民党“合作”，便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核心，在国民党一大上毛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相对来说，蒋自辛亥革命伊始，即投身于革命的血与火斗争之中，无数次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甘冒矢石，又救孙中山于危难，挽革命政权于既倒。此种经历与功绩，岂是毛泽东之流可比？然而到头来，蒋之地位却在毛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之下。面对如此之人事安排，不能不在蒋心中投下－丝阴影。在国民党一大后不久的1924年3月，蒋给孙中山及廖仲恺均写有长信，在给廖的信中，委婉地指责孙用人“赏罚不明，邪正倒置”；在给孙的信中，则坦陈：“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陈其美）与中正者，恐无其他之人矣”。并提醒孙不要因有新势力（指共产党）相从，而“抹杀旧日之系统（指跟随孙的老党员，老部下）”。也许孙读后感到于心有愧，对蒋之指责均能虚心接受，且好言抚慰，并再次恳求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负担起建军之重任。

不过，笔者以为，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用仍是恰当的，不管怎么说，军事总是任何革命和革命家依靠的核心力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后来成了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讨伐陈逆，平定广东，实为革命之中流砥柱，党国之干城。至此，孙氏也清楚认识到，继承他的事业要靠如蒋之军事强人。当他应邀北上谈判病危之际，汪精卫等－干要员陪护其左右，此时蒋却正在领兵二次东征伐陈炯明，离孙万里之遥。此时孙托付后事，自然不可能舍眼前的汪等而独挺蒋氏，故临终遗言只得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概而托之。然其内心然仍不忘突出对蒋的期望，故在弥留之际直呼“介石……介石……” 其意不言自明。

蒋是在与苏俄合作之初就对苏俄有清醒认识的少数人之一，这点上－章已经提到。这也表现了蒋较一般政客和军亊将领更有政治头脑和远见。但他也深知，与苏俄合作，接受苏之援助并为此接纳中共，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必然的选择，对此只可隐忍接受，不可违抗。但他在合作中保持清醒头脑，对苏俄和中共试图反客为主，侵夺革命果实保持高度警惕。但不到关键时刻决不表现出来，即使己知对方千方百计要除掉自已，仍不动声色，集中精力打造自己的实力，为有朝一日摊牌积蓄本钱。

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反清意识，幼年时备受欺凌的境遇是其反抗满清政府、走向辛亥革命的原因之一。1912年，蒋第三次流亡日本时创办过《军声》杂志（只出了四期），蒋在该杂志上撰文就激烈遣责英、俄企图侵占我国西藏、蒙古的谋图，甚至拟订了对英、对俄作战的具体计划，希图驱逐洋虏，光我中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思想境界逐渐升华，变成了“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即使在成了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要职之后，蒋在对待“帝国主义”列强上，其态度与当时一般“愤青”并无多大区别，以发生于1925年6月23日的广州“沙基惨案”为例，在这次事件中，黄埔军校学生被打死23人。据蒋的日记记载，他接到报告后，“变色出涕”，愤而呼曰：“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随即他亲自草拟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意见书》，呼吁：“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实力，与之决一死战……若吾党隐忍坐视，畏缩不前，徒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亡国无日矣。”此后，蒋在日记的“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内容有“英虏皆可杀”，“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等。除仇英外，蒋对美法也无甚好感，在其日记中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于他曾经留学的日本，因其侵我侮我更甚，蒋遂以以“倭狗”“倭奴” 呼之，可见其对日之憎恨。

另外，对于一些在他看来为富不仁、欺压弱者、剥削穷人的有钱人，蒋同样仇恨，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吾国绅耆阶级不打倒，平民终无享乐之一日也。”对奸商、资本家，他慨叹：“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之经济也。”至于对当时的军阀、政客，蒋更一律痛恨斥之：“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当时国家无状、政府无能，蒋感慨系之。1920年11月，蒋为革命事业去到香港，在香港看到英国人在那里开展大规模建设的景况，蔣在日记中感叹道：“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有人自然会发疑问：蒋的日记所载是否他的真实思想？是否在“作秀” 呢？大陆对蒋的日记首位研究学者杨天石教授的答复是：不会是作秀，有两点可以反证：一是他在日记中常常骂人，如骂孙科“卖党卖国”， 骂孔祥熙“无耻之尤”， 骂宋子文“嚣张拔扈” 等等，这绝对只是他内心的真情流露，在公开场合是绝不可能说这种话的；二是在日记中常揭露自已的隐私，比如，年青时他有好色的毛病，但在他主动以圣贤之道、以宋明理学来约束自己以后，决心革掉这个毛病，当然这并不容易。某次在街上偶然遇见一美艳女子，内心一动。当天夜里记日记时就记下：“见艳心动”，接着“处罚”自己：“记大过一次”。以此随时警醒自己。还是那次去香港，事前他告诫自己，在日记里说：香港是一个花花世界，我蒋介石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就看今天了。可惜，他后来还是犯禁一次。于是在日记里写下：“我又犯错误了”。他痛彻反省，在日记里痛骂自己：我天天读曾国藩的书，却连这小小欲望我都克服不了，我还是人吗！我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

所以，日记是蒋自我反省、自我修炼的方法之一，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其崇敬的理学大师、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具体学习方式，曾文正以其日记、家书名重天下，埀范至今，得到国人高度评价，蒋似乎有意步其后尘。蒋记日记最主要的功能是反省自己，对自已严加剖析，凡所做的错事、丑亊自已揭露、检讨，毫不留情。（蒋在日记中每月都有专门的自省总结篇。）然而曾、蒋的日记亦有不同，曾国藩的日记是在其在世时刋印出版的，虽然主要是为了向慈禧表白忠心，然亦难脱自我炫燿之嫌。而蒋之日记则决无出版之意，只是把它作为完善人格、纠正失误、以致“修齐治平”的手段。另外，曾之日记自其29岁开始写到临终之前，前后凡32年；蒋则从1915年写到1972年他因车祸不能写为止，前后凡５７年。其间无论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或面临生死抉择，家国危机存亡之秋，竞无一夕间断。可以想像，这须要何等毅力、恆力、以及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精神！即使专业文人、学者恐亦难做到，何况领导一个国家，一身系天下安危之最高统帅、领袖！仅此一事，即可见曾、蒋二公乏确非凡人所及也。

从思想轨迹看，蒋自幼受儒学思想影响极深，像孙中山一样，他也以中华传统“道统” 的继承者自许。蒋曾研读过大量中国哲学、历史典籍及理学著作，后又阅读国外现代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文学作品，最后成为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忠诚崇拜者。蔣试图重拾儒家的路子，从加强自我修养入手，达到“治国平天下”。凡知情者都谓其中年以后生活严谨，自我约束严格，不吸煙喝酒，无不良嗜好。这些从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可见一斑。还有一事也可资佐证，那就是他的书法，我国素有“字如其人”之说，不能说全无道理。蒋在任何场合下写的字都严谨方正，一丝不苟，苍劲有力。与毛泽东那种充满痞气、流气、霸气，天马行空的“毛体”比较，二人之性格便跃然纸上，可谓邪正立判、泾渭分明矣。

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非常自觉自已的国家和政府的首脑身份，所代表、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绝不敢由着性子胡来。比如，出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他抛弃了颇有“实用价值”的希特勒和苏俄的治国之道，选择了美、英的民主宪政之路。二战中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援助囯，罗斯福总统曾一度要求蒋把中国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坚决抵制促使其放弃这一错误决策。经过蒋的努力，二战中由美国带头，让原来的“西方列強”（除苏联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放弃了在华特权，归还所侵占之租地、割地，雪了百年之耻，也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一大心愿。（只是英国仍不肯交还香港，留下了一个尾巴，蒋对此愤恨有加，决心等待时机再行定夺。）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蒋之为人及其政治气节。蒋败退到台湾后，一直梦想反攻大陆，这当然需要美国的援助和配合。可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不是拒绝就是迁延不作答复。蒋终于明白，美国并不是真正支持他和国民党在大陆复辟，而只是把他当作帮美国坚守西太平洋“大门”的“看门狗”。可就在这时意外地有了一个“反攻大陸”的机会。亊情是这样的：1968年中共在国际上极端孤立，和苏共达到势不两立。此时苏联派了一个叫维多克·路易斯的秘密特工（传为苏共中央国际部人员）以英国《伦敦晚报》记者的身份从日本来到台湾，直接找到蒋经国与之秘密会谈，要求台湾配合苏联南北夹击共产党中国，并主动提出给钱、给武器（要什么武器、要多少开列清单就行），还可无偿使用苏联基地。初时，正在为美囯不支持自已反攻大陆而愤愤不平的蒋介石，得此消息非常高兴。但后来经过深思熟虑， 他想起了明末洪承畴、吳三桂引清兵入关、引狼入室灭亡中国的故事。认识到苏联的要求决不能答应，苏联的援助决不能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可要记住洪承畴和吳三桂的教训，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于是坚决拒绝了苏联这番“好意”。 到了1969年下半年，中苏交恶达到顶点，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开始作战备疏散。蒋在日记中却告诫自已：我决不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苏联就可能乘机占领我国华北，中国可能沦于外族的铁蹄之下。蒋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放弃了他等待了二十年的反攻大陆的“绝佳机会”。由此可见蒋的政治品质和人格。如果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日本侵略把国民党打垮，让“日本占领中国土地越多越好”，以便从中渔利，乱中夺权两相对比，谁是真正爱国、谁在卖国，谁之人品高尚、谁之人格卑污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

（以上有关蒋之日记和史实，主要转引自网上2012年杨天石在北京大学所作关于蒋介石日记的演讲。）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最终输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但在1927年，在所谓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两党斗争中，国民党却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夺得这一胜利的关键性人物则是蒋介石。如果不是蒋，也许在1927年或1928年中国就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从这一角度讲，是蒋挽救了囯民党，挽救了大革命，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维护了三民主义。

可惜的是，1927年之后，蒋似乎更注重培养自己的“中华道统”继承者的儒家气质，对中共更讲究仁恕之道，重复孙中山的“溶共”失败老路，故虽有领导全民艰苦卓绝抗战八年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功绩，却仍然在与毛和中共的较量中一败涂地，丢了大陆，败退台湾。

然而，笔者以为，从长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成王败寇不足论，对一个政治家的功过、人品的评价，不是看一时成败，最终要着眼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角度考量，历史学家唐徳刚评价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 此言或有过誉，然其基本点无误，经得起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