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相还给历史， 让子孙牢记殷鉴
——《顶峰：毛泽东的骗术及其反人类反文明罪行》自序
季鹏
毛泽东的世纪之谜
195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说到：“办一些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这对于难得讲真话的毛来说，是少有的真情吐露，就是说，他这个政权承受不起言论自由的冲击，要靠谎言才能生存。
已故旅美作家、著名记者、民运人士刘宾雁先生在为丁抒的《阳谋》一书作序中说：“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成谜语，来训练子民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恣肆颠倒，使国人久久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刘宾雁先生之言可以作为毛上述讲话的注释。
这是一个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揭短的国家，这就是毛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贯穿毛一生的，除了暴力就是谎言，而暴力靠谎言维持、谎言靠暴力开路，两者实是一对孪生子。所以，毛本人及其所领导的中共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谎言骗术的成功史，这种情况笔者谓之乱世政治斗争中“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的中国，都经历了“野蛮人”征服文明人、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先进农耕民族的历史，虽然它終是历史长河中的－股逆流，九曲黄河中的“一曲”，但却是不争的亊实，由此它制造了巨大的历史悲剧。
如今，承蒙毛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毛－手制造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大运动总算被部分地揭露、改正了，虽然当局仍然是遮遮掩掩，只说是“扩大化”或“被坏人利用”，“好心办坏事”，所以对真相揭露也仅仅是浅尝辄止，但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其他运动的受害者就没有这种幸运，仅管那些运动中也是冤案如山，但那些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阶级敌人”，如所谓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会道门分子、反动资本家等等，大概当局认为对他们的惩处不存在“纠正”的问题，因为消灭这些人正是共产党革命的任务。如果帮他们平了反，宣布他们本来无罪，那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专门制造内乱、伪造罪名，滥杀无辜的罪魁祸首？共产党的－贯“伟大、光荣、正确” 又在哪里？……
要隐瞒、篡改历史，特别要隐瞞、篡改人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比如，硬要把当年毛泽东用甜言蜜语、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耗子”、“和风细雨”等等公开承诺换得知识分子们“帮共产党整风”；却突然翻脸说成是知识分子“恶毒向党进攻”， 然后宣布自己先前所说的都是为了 “引蛇出洞”的“阳谋”——这需要多厚的脸皮、多大的痞气、多黑的心肠才能做到啊。然而毛做到了。
又如，明明是毛自己头脑高烧、发疯，亲自发动和导演了那一场古今罕见的“吹牛大赛”的大跃进闹剧，结果导致赤地千里、人自相食，数千万无辜百姓化为饿殍、白骨。面对这一切，毛却以子虚乌有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苏修逼债”搪塞了事，还使之成为了全国上下的“共识”。毛也做到了。
还有更加“伟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毛都做到了。
这就是毛泽东，令人望而生畏的、高深莫测、谜－样的毛泽东。他有前无古人的能耐，他能创造历史，改造历史，把历史改造得适合自己的口味，为自己服务；他垄断了－切，垄断了现世，垄断了历史，还垄断“未来”，所以成了全能的神，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即使在他死去几十年之后，仍然没有人敢打破他的垄断，没有人能推倒他这尊神像。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希特勒当世就报应了。斯大林也被死后鞭尸，秦始皇更是被中国人民骂了两千多年。可毛如今依然高踞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人们依然发誓要永远高举他的旗帜……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这无疑是－个巨大的世纪之“谜”，但中国人似乎习惯在谜中生活，不求甚解，难得糊涂。
然而，时代终究变了，世人不能永远生活在谜境之中，中国的近代史不能永远被胡弄、被篡改。人类进入地球村，世界吹来民主之风。中国应该到了破解这个世纪之谜的时候了。
我们为何成了“失亿”的一代
这里首先要破解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在偌大的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毛、对毛时代的真相揭露几乎一片空白？毛时代就不用说了。即使在对外开放之后，就是亲历过毛发动的那些惨烈运动的幸存者，也对自己的过去，对那个时代守口如瓶，仿佛没有任何值得回味、没有值得向后人交待的东西。倒是后来当局“解禁”了历史－角，例如给“文革” 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了反，给“右派” 以“ 改正”。于是民间言论才有了一点点松动，有的知情人披露了历史的冰山一角，有的过来人写了点回忆过去的文章，诉说了当年的不幸，发泄了心中的积怨。但这些也许还不到九牛－毛，却令一些毛的崇拜者大惊失色，有如在毛时代发现了“现行反革命活动”那样，立即组织火力围剿，有一群“青年作家”发表宣言，宣布：凡是有关“文革”中的一切“传闻”，纯属中老年人的“编造”、“虚构”！更有人认定这是“右派翻案”，有人想搞“反革命复辟”……
对此，我们那一代“过来人”如何回应呢？非常不幸，除了极少数敢冒风险据理力争、继续说出当年真相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当有年青人询问时，有的仿佛置身事外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则干脆鹦鹉学舌地重复官方的语言，生怕招惹麻烦。这就是那一代人的悲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能言会辩的正常人，变成了只会观颜察色、按官方调门学舌的“留声机”？ 是谁将一代活生生的“人”， 变成行尸走肉般的“木偶”，这背后隐藏了一些什么秘密？
下面两个小故事似乎给了我们部分答案。
第一个故亊取材于一南方小报（姑且隐其名），说的是上世纪初“土改” 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普通亊件，一个纯朴的江南小山村在土改工作队的“努力”下，终于揪出了第一个“地主”，村民们发现他原来是十分和善的本族长者，已经年过六旬，家有－妻一女，女儿尚未成年。先曾在离村子不远的圩镇上做点小生意，后弃商归家，把经商的本钱换了几丘田，因无壮劳力，靠出佃收租过活。这就成了这老者被划为“地主”的主要依据。
另一个不好明言的依据是，此人读过私塾，有点文化，有时以帮人代写书信、契约、甚至诉讼状子，收取－点薄酬。虽然算不上士绅，但也不能便宜了他。
第三是该老者有段不同于一般人的经历，在抗战时期这个小村一度沦为日军占领区，人们都害怕跟日本人打交道，村里一些公共事务一度无人打理，眼看有祸事临头，老者在村中很有人缘，于是村民们公推这老者任“维持会长”。亏他殫精竭虑，勤于应仕，使全村安全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再是，这个贫困的小山村沒有真正合格的地主，但工作队说，一个村子没有地主是不行的。筛来选去，这地主就是他了。
工作队在农会中宣布他的罪状是：
第一，不参加劳动，靠收租剥削为生。
第二，是个反动的讼棍，曾勾结官府，将一名贫农某某（盗牛贼）抓进国民党监狱，后该贫农死于监狱，所以他欠下了劳动人民的“血债”。
第三，是个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控制时期担任本村“维护会长”， 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第四，伪装和善，隐瞒财产。根据群众举报，此人在县城亲戚开的店铺有“份子”（ 股份），平日装穷。
结论是：“汉奸地主”，罪大恶极。
但是，经过几次动员，对老者的斗争会仍然开不起来。倒是有人说老者不是坏人。甚至有人向工作队说情，说当那个维持会长不是汉奸，而是功劳，
工作队决定改变策略，逐个串连了几个农会干部 和 “积极分子”，在小范围内对老者实行闭门斗争。
十多天后，农会终于召开村村民大会对这位“汉奸地主” 进行公开斗争。为了营造斗争气氛，会场由荷枪实弹的民兵巡逻，农会负责人带头高呼口号：
“打倒汉奸地主XXX！”
“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
“向地主讨还血债，血债要用血还！”
这时这个所谓的老地主被两民兵半拖半架拉上主席台前，人们只见这老者头发忽已全白如雪，行动困难，被人拖上台后，跪下后便卷缩成－团。当农会干部和工作队员宣布他的各项罪状时，他匍匐着黙然不动，这时，有 “积极分子”上前要老者交待“罪行”、 交出“浮财”。老者无语。积极分子开始动手搧耳光，继之拳脚交加，很快，老者倒地发出阵阵惨叫声不起。眼看再斗下去老头会被当场打死，工作队认为斗争刚开始，尚未取得任何战果（浮财），不宜让他在此时死去。于是，宣布“这老狐狸装死”，斗争会暂停，听候通知……
就在人们等候召开第二次斗争大会之时，传来这老者自杀的消息。原来，斗争会后继续将老头关在农会的猪拦里令其反省交出浮财。一次，老者趁看守不注意，去茅厕大便之机跳入厕所的粪池之中，待到民兵得知，己“溺粪而亡”。
屍体打捞上来后，因为太髒太臭，人们都避而远之。其妻来到后呼天抢地痛哭一场，被勒令收尸埋葬。然则这“地主婆”回家后久久闭门不出，当人们破门而入时发现了一具自缢而亡的僵尸。
女儿顿时成了孤儿，无人敢接近。仅仅过了一天，有人报告，发现这地主的女儿在家中被人强奸后掐死。但工作队没有表态，此亊无人追究。
这－家三口灭亡后，农会组织人马去老者家掘地三尺找浮财，结果未发现任有价值的东西。再去询査其在县城财产之事，才知纯属子虚乌有……
这个小山村后来没有再划地主。只是那些在斗这个地主中的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成了村里基层干部，还有的被吸收去政府部门当差、吃皇粮。
于是人们懂得了必须顺从共产党，必须紧跟共产党，听党的话。
另一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反右派运中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说的是当年湘西一个山区小县邮政局抓右派的事情，讲述者是当时该邮政局局长。按照县委下达的任务，该 单位有两名右派指标，局长和他的同事都觉得为难，因为局内的员工中实在找不出人什么有右派言行。还是县委派来的指导员有办法，很快就揪出了两个右派，完成了“任务”。 其中一个是原国民党邮局留任的职员，是全局公认业务水平最高，而且 工作最勤恳、从不乱说话的中年人，给他定右派的理由是：整风学习中从不发言，不响应党的号召，说明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对党有“刻骨仇恨”，此人不当右派谁当？另一个是从长沙自愿来到山区支边的女大学毕业生，这女青年意气风发，思维活跃，爱发表意见，曾对邮政业务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领导的釆纳。按理，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右派”的。可是，县委派来的指导员认定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气”， 非要打成右派不可，于是将她划成右派。但在处分时女大学生留在本单位监督改造。而那个旧职员则开除公职，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22年后，这两位“右派”都得以“改正”。世事沧桑，当年的局长者也早已调离了那个山区小县，但他每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于心有愧，于是决心抽时间再去寻访当年这两位蒙冤的老“右”，顺致愧疚之情。
到了县里一打听，知道头一个被开除回农村改造的已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了。于是他寻找那位女大学生。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两人见面了。作者很激动，开口便热情招呼，并想进一步嘘寒问暖，并就当年之事道歉。谁知他发现对方无任何反映，仿佛木头似的。好不容易，她低头对这位当年的领导低声说了句：“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切很好，感谢党，感谢领导。”作者写到这里，感到了无名的惊诧和悲哀：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敢说敢笑、敢怒敢骂的女大学生哪里去了？难道就是眼前这个低眉顺眼，连讲话都不敢大声的中年妇人？……
22年的“改造”，22年的“贱民”岁月，无数次的运动批斗，打骂，劳改，责罚，将一个朝气蓬勃，敢说敢为的知识青年“改造”成了如今的“顺民”，从她嘴嘴里说出的话几乎是留声机的复播，没有感情，没有个性，仿佛眼前的她已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成了一具机器人，而控制这部机器的则是“党”和代表党的 “领导”，在领导面前，她只知道顺从，只知道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此故事见发表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的《我对“右派”的愧疚》。）
以上两个故事大概道出了那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所以“失语” 的由来。
但是，毛泽东认为，他对知识分子太客气了，对他们的改造抓得“不紧”。1964年9月4日，毛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老挝爰国战线党文工团正副团长时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见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458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出版）
其实，在毛的眼里，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右派的“帽子”都是“终身制”，在反右运动中他说：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今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夾起尾巴做人；一条是继续捣乱，直到灭亡……
后来他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刮起十二级台风，把这些幸存的“臭老九”和其他牛鬼蛇神通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位伟大领袖的坚强领导下, 你能不成为“沉黙的一代” 吗?
暴力和“软暴力”
若干年后，一位当年的“臭老九”回想这些岁月时说：“每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的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倒的。我想不起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非常道——1840—2004的中国话语》中载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语）
知识分子之所以发出如此感叹，是因为他们尚不懂得，毛的共产主义王朝与历史上任何王朝不同，历史上的王朝只是追求自已统治的稳固，只要求人民服从它的命令、给他差科钠粮就行了。而毛皇朝不仅要在政治上统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改造人民，首先是改造知识分子。而毛又认定，知识分子是很难改造好的。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终身任务. 只能终身整治他们, 敲打他们。这便是知识分子一切苦难的根源，也是那些企图靠拢党、想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却一再“挨耳光”的原因。
当“文革” 的劫难结束后，一些幸存而“被解放”的知识分子首次聚首时，一位文化名人拍着他的一位老友的肩大笑着说：“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原来士既可杀也可辱。”说完后两人四目相视，却再也笑不起来，只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沈从文先生在毛共建国之初就放下了笔，闭上了嘴，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故宫博物馆做一名小职员，文革中也并未受到大的冲击。有人以为他有超凡脱俗的先见之明，对其敬佩有加。80年代初，这位埋没了数十载的文学大师声誉雀起，当几位年轻记者采访他要求谈些当年之事和今日之感想时，不留神提到当年沈老被指定每日打扫单位的女厕所一事，沈突然沉默不语，良久，忽然失声痛哭，久久不止……
人们都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老百姓的代言人。“民族良心”就这么被摧垮了，泯灭了。
写到这里，想问问那些指斥“所有文革的一切传闻都是中老年人的编造、虚构”的“青年作家”们：对上述这一切，你们知道多少？你们今天看到的你们的父辈、祖辈也许是一副庸俗无能的样子，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语，或者说而不清，于是就认定他们是一群碌碌无为之辈，是一群废物！后来偶尔从这些人口中听到当年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你们就大吃一惊，反倒把真实当作谎言，不能接受，不愿接受，还大发谬诬之词。老实讲，你们这些“历史盲”，当代“愚公”，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呢，你们被一个超级巨骗洗了脑，却还自鸣得意，也许只有到了白发苍苍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为自己的无知、狂妄和愚昧感到羞愧。
有人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过来老年人称为“集体失忆的一代”，“沉默的一代”，这确是令人痛心的事实，也是令人深省的悲哀！不过这应该谴责那些迫使人们”失忆”的人，而不是那些“被失忆” 的人们，就如上面讲的那位女右派一样。将一个活泼开朗、热情洋溢的女大学生“改造”成为一个低眉顺目、麻木不仁的顺民，奴才，这究竟是谁之过？谁之罪？
以前，我们对于“暴力”一词，联想到的不外是抓捕、斗争、刑讯逼供、血腥杀戮等等。一位外国学者提出了“心理暴力”或称“软暴力”的概念，才知道我们承受了几十年的“心理暴力”而尚不自觉。“心理暴力”是指施暴者通过各种手段，使被施暴者从心理上无条件地屈从自己，从精神上变成施暴者的奴隶，而且还认为这－切是天经地义，一旦有不同的观点 “侵入”， 便不由自主地、条件反射似的予以拒绝、还击。想一想吧，在毛统治的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都成了这种暴力的奴隶了吗？在毛长期推行的“思想改造”、“主义灌输”之下，我们不都把毛说的一切都当作了圣谕、当作绝对真理了吗？毛说，我们在过着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我们不就真的觉得很“幸福”吗；毛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中，我们的广大青少年不就都无比自豪、跃跃欲试要去解放全人类吗；毛说台湾人民没饭吃，每天以香蕉皮充饥，我们不是发誓一定要解放台湾，救台湾同胞于水火吗；毛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不是就觉得无比幸福、并发誓要让“全球一片红”吗；毛说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就觉得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只能夹着“尾巴”像狗一样活着吗……特别是，如果听到有敌人对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时，革命群众不就会义愤填膺，要去砸烂他的“狗头” 吗？……
全民族都被“软暴力”征服了，成了毛政权的奴才。八亿人民一个声音，八亿人民一个思想，八亿人民一台戏，八亿顺民，八亿暴民，八亿愚民……这就是毛创造的亘古未有的奇迹，这就是毛作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奇耻大辱！
历史终于翻过了梦魇般的一页。全民失语、失忆的时代结朿了，记忆部分恢复了，仅管经历者己垂垂老矣，但还未完全痴呆，那就赶快拿起笔来，记载下你所亲历的真实历史吧。
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
时代不同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车轮在滚滚向前，今天，自由、民主、人权已经成为全世界主流意识，公认的人类的普适价值观。我们高兴地看到，很多昔日的独裁暴君，不管其是否仍存活在世上，都在陆续遭到清算，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罚。残存的独裁暴君已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有的则接过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装出与时代潮流接轨的样子。不管是真是假，这都是历史的进步，文明的胜利。
但是，初步了解一下那些被打倒、被追捕的前独裁者的罪责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罪行跟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够不上。譬如对阿根廷前总统伊莎贝尔·庇隆实施逮捕的罪名，就是其在总统任期间有一名24岁的学生被军方带走，而军方是根据总统签署的“可使用一切手段打击具有颠覆政府行为”的法令去抓捕的，后来那名青年失踪，下落不明。于是庇隆欠下了这条人命，受到追究、逮捕，她必须像一名普通的罪犯那样承担绑架致人失踪之罪。想一想吧，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去追究毛泽东在统治中国二十七年中所犯下的罪行、所欠下的血债，那么恐怕千万颗毛的头颅也偿还不了！谁都知道，在毛统治下的中囯，这类事件简直只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
也许有人会为毛开脱说：毛的那些政策，都是以中央政府或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施行的，不应由他个人负责；而在各种运动中滥捕、滥杀、滥施肉刑的，多是下面执行的各级干部、各级爪牙、凶手，也就是说，毛不能对一切负责。的确，毛政权的各级爪牙、帮凶也负有责任，这样追究也许才更全面、彻底。但是，这不能掩盖毛是主要责任者的亊实，因为亊情是明摆着的：毛是决策者，政策制订者、教唆、煽动者和指挥者，下面各级干部都是奉命行事，否则他们的饭碗甚至生命都难保。一个不容否定的亊实是：在毛当政的岁月里，中共的党内民主基本上不复存在，毛成了亊实上的君主，是唯一的決策者，独裁者。就象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谁能用他们手下的格克勃、党卫军来代替这两位恶魔的罪责呢？
为了与上述世界各地那些被清算、被追究的独裁者的罪行进行比较，下面我们简单列出一些事实和数字，读者们自然就知道毛在这些暴君之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他是否应该受到清算了。
在杀戮没有任何反抗行为、反抗能力，或者已经放下武器、或者根本未与现政权对抗的无辜人民方面。毛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业绩”。这里所指的是在建国初期和其后毛以各种“运动”的名义屠杀或致死的各类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如地主、富农、恶霸、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总数有多少呢？这可能 是一个永远的谜。毛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承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了失误，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但帝国主义分子说有2000万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是极其荒谬的，实际数字不超过70万人。”（后来改为71万。），我们暂且不管毛说的是否属实，但这里毛只是指运动中直接处死的数字，更多的是让他们在劳改农场的折磨中死去。按照张戎毛传中的估算，毛统治的27年，每年约有一千万人被捕入狱，其中一百万人被折魔死于监狱和劳改农场。27年死于非命者当为2700万，加上毛所说的处死７0万，总计2770万。
这里还要说明，这已排除在战争中被毛的军队杀死的人，以及在所谓大跃进中主要被饿死的几千万同胞 ，所以，这只是被毛虐杀的无辜者中的小部分，但这些“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其实无任何现实的“反革命”行为，他们中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只是因为拥有比一般农民多一点土地，其余的均为“历史反革命”，即放下武器的旧政权的军官和中下级官员、降卒，毛当时曾对他们许诺“既往不究”。可政权一到手就变脸，以“镇反”、“肃反”之名义将其捕、杀“无赦”。
毛为什么要杀害这么多并未对其政权和其统治构成威胁的人？ 1949年2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当时中共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时，毛对米氏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他的屋里太脏了，柴草、垃汲、尘土、跳蚤、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由此可见，毛完全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有预谋的大清洗、大屠杀，他所谓的“垃圾、尘土、跳蚤、虱子” 就是他心目中的各色阶级敌人。这些人后来完全成了他的笼中鸡，砧上肉，无任何反抗能力，都被其以各种名义在各种运动中残忍地消灭了。
（二）毛一手制造的“大跃进”的空前大饥荒，按照各种计算、推算方式综合，比较保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4000万人左右。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05年9月在内部公布的解密挡案是，自1959至1962年，饿死总人数为3755.8万人。可见两者相差不大。此中特别恶劣的是，当时毛政府遍布全国各地的的粮仓（即所谓“战备粮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还腐烂变质，却不肯赈济饥民半颗，凡开仓放粮者或饥民抢粮均被当作“反革命罪”严厉惩处。同时，那几年仍然向苏联出口大量粮食用于换取军亊装备和技术。为掩盖这一滔天罪行，事后编造谎言，把一切罪责推给“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云云。
（三）由毛一手发动、导演的“文化大革命”，按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讲话中的说法是“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但其践踏文明、破坏文化、毒害人们心灵的罪行堪称空前绝后，无法估量。
仅仅这几笔“大账”，由毛的暴政直接和间接廹害致死的总人数应在7000——8000万之间。至于受到打击、伤害的就更无法计数。试问：古今中外，还有那位暴君、那位悪魔能与之比肩？！
以上仅是人命账，还有经济账、文化账。根据官方有关资料，仅仅文革十年，经济上包括浪费和其他损失约人民币8000亿元（当时价），如果加上“大跃进”等历年的损失浪费，共计损失约14200亿元。而截至毛死去的1976年止，毛共自建国以来投入经济建设的资金总计为6500亿元，也就是说，由于毛的瞎指挥和人为制造的灾难造成的损失，等于其27年建设总投入的两倍多！凝聚数亿人民27年血汗的三分之二被毛糟蹋、浪费掉了。
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表达的，如，对知识分子的残酷廹害造成文化艺术事业的损失，对人才的扼杀与摧残造成中华文明的断裂，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和文物的恣意破坏、毁灭，对中华大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伦常道德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之踐踏，等等，都是触目惊心、史无前例，也是无法计数的。
概而言之，在既没有内战，又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完全由统治者的“人祸”造成国家和民族如此重大灾难，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
此外，还没有包括毛向全世界推销其“毛主义”，到处煽风点火，支援、扶持一大批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独裁者和极权政权的罪恶。其中如毛一手扶持的“红色高棉”，在其不到四年的国内统治中，通过屠杀、折磨等各种方式就消灭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毛及毛主义之罪恶，不仅一般的独裁者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二十世纪“世界级”魔王如希特勒、期大林之流也是相形见拙的，毛不愧为古今中外第－暴君，第－魔鬼。
驳毛泽东功大于过论
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据说是中共元老陈云提出的观点，说毛“建国有功，建设无能，文革有罪。”（李锐先生也说毛“功劳盖世，罪悪滔天”。）这个说法是颇有市场的，但也很明显，它主要是党内批毛派的说法，反映了执政的中共内部一些觉醒者对毛的重新评价。相对于过去中共党内对毛千遍－律的肉麻吹捧，高唱伟（大）、光（荣）、正（确）之类，是－个重大进步，－个大的突破。但从根本上看，这－说法仍然与邓小平“三七开”类似 ，只是把它改成“五五开” 或“倒三七开”而己，对于深入批毛是一个障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说法加以分析、澄清。
所谓“建国有功”， 当然是指他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问题是，建立这个国家之后毛的施政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是福是祸、是功是过？如果毛建立的真是他所宣扬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或者真正的“ 社会主义社会”， 那是一种进步、一大功劳，可惜，他建立的是一个空前专制、独裁的当代“秦帝国”，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倒退了两千年。而且。毛当政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亊实，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是功劳还是罪过？就值得商榷了。所以，总的说，这种说法只是站在中共统治集团立场的－种表达，与人民的评价、历史的评价是两回事。
也许从执政的共产党来看，不论怎样，毛领导建立了这么个国家，让他们成了统治者，执政党，都是－种伟大的功劳。“饮水思源”， 总不能忘记毛的建国之功吧。
这是－种仅从中共的角度而言的思维方式。然而，毛撕裂了社会，搞乱了经济，破坏了中华文明，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造成几千万无辜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在他离世之际，中囯几乎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这些，不管是从国家民族来说，或是百姓的生计来说，是功是过，难道还不是十分清楚吗！
提出建国有功论者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们认定，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只有毛才把中国建成了真正集中统一的国家，因而是了不起的功劳。
关于这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毛共夺得政权之前，中国就己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它叫“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被选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只是由于毛及其领导的中共造反夺权成功，把它赶到台湾去了。
毛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实际上与“共和制”没有关系，而且背道而驰，它坚持一党专政，不肯还政于民，别的不说，至今建国六十多年了，还没有进行一次全民普选、直选。可见毛建立的只是一个高度专制独裁的极权国家。这是明显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种“统一”从历史来看是退步不是进步，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不是获得了自由而是被带上了拁锁。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一、尤其是专制独裁式的统一，不见得是好亊，比如，欧洲没有统一，而是分成几十个国家，难道比统一了的中国和俄罗斯差？美国统一了，但没有高度集权，它是由几十个“小邦”组成的“联邦”，难道不如中国式的统一？而且中国历史上也有分成多个国家的时候，不见得比统一的王朝差，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分治的一个特点是有竞争，有比较，有“百家争鸣”，这相对一家专政、万马齐喑似乎要好。其实，囯家的“好”、“ 差”不在于国之大小，而在于其政权的性质和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生存状况。比如，如今在国际调查中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往往是那些民主和谐的小国家。质言之，“好”、“ 差”应是对人民而言的，而不是对统治者而言（对于极权统治者而言，当然是国家越大、其治下的子民越多越好）。
再看第二句：建设无能。首先，这个提法不准确、不恰当。无能者，能力不逮也，这属于客观范畴的概念，而毛是恣意妄为，视人命为草芥，将个人野心、荣辱凌驾全国人民、全民族利益之上。毛如果只是建设“无能”并不可怕，世界上有众多的无能君主，他们既无大的建树也无大的过错。可怕的是毛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独裁暴君，是个视人民的生命、国家的财力、物力、资源如粪土的当代蠃政。所以这第二句判语是将“大题小作”了，甚至将性质误判了。难道能将恣意妄为、弄死几千万人民的恶行，用“无能”二字轻轻掩盖过去？毛当政二＋七年，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民穷财尽，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光这一条，就是极大的罪恶，而不只是“建设无能” 的问题。
至于他的“建设无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上面己经讲过了，就不须赘言了。
最后一句“文革有罪”，实际上是为毛开脱、減轻其罪责。它把毛之罪仅仅限在文革，而在此前，他干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错，没有罪。实际上，毛从参加中共“造反”起始，直到文革之前的各种所作所为都是十足的恶行、罪行。试想，搞暴力土改、打AB团、假抗日、延安整风，哪一样不是严重的罪行？至于“登基”后搞的－系列政治运动，哪个不是在制造冤案，制造死亡，制造罪悪？毛实践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在民众中煽动穷凶极恶的所谓阶级斗争，撕裂社会，挑动民众互相残杀，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对传统文明肆意践踏，哪一样不是罪恶？退一万步，就算在夺得政权之前的暴行出于夺权需要可以不予追究，那么，在坐稳了江山之后的一系列整人、杀人运动，又属什么性质？有的人认为那是他巩固政权的需要，按此说法，商纣、夏桀、赢政的暴行也都可作为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不能谴责了？实际上，毛从他掌权的第一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整人杀人，杀有钱人、杀敌人，也杀穷人、杀自己人；杀有枪的国民党，也杀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只是他最后在文革中大肆整“自己人”，杀“自己人”，共产党内部才认为这是一种“罪恶”。 这本身就是站在以毛为首的統治集团的立场上说的话，岂能作为历史的公论？
还有人为毛辩护：毛尽管犯了很多错误，冤杀了很多人，但在他的统治期间，毕竟将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建成了具有初步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仍然功不可没。
此说看似“公道”，实际上是片面地为毛开脱，因为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没有毛的倒行逆施，中国的发展还要提前几十年。而且谁都不能否定，毛统治时期中国人始终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这就是罪恶不是功劳。此说有点像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造运河可掩盖其罪一样，实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种说法。毛死后废除了其“人民公社” 制度，几年下来全国便能吃饱穿暖了。如今土地还是毛时代的土地，人口却（比大跃进时）增长了一倍多，可农产品丰盈，市场繁荣，样样不缺。毛的统治是有罪还是有功，还用说吗？
当然，“伟大”的成绩也是有的，如造出了原子弹，初步建立了核武库，还有人造卫星上了天，等等。然而这都是在毛政权的刺刀和鞭子下，靠着“宁要核子、不要裤子”（ 陈毅语） 的残忍政策取得的，是用千百万被饿死、打死的草民的白骨換来的，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毛争霸世界服务，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就象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不值得炫耀一样。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用几个“参照系”来对比：
第一个是日本。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在1949年几乎与我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但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毛死去的时候，两者差距有多大呢，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是台湾。在蒋介石未去台湾前，我们只说蒋氏和国民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无能，毫无建树可言。但败退台湾后，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获得了暂定的安定，台湾经济便奇迹般地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直到现在，不论在人均收入、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走在大陆前面，更不用与三十多年前的毛时代对比了。
第三个是希特勒德国。如果要以执政者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贡献”而言，希特勒绝对是比毛強百倍的“伟大领袖”。1932至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27%，短短几年，就把一个在一战中战败后满目疮痍、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内民生凋蔽、物价飞涨，通货澎账达到数万倍、全国陷于瘫痪的烂摊子的国家，变成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军事力量空前强大的世界一流强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希氏还没有做过如毛的“阶级斗争”、“大跃进”之类的坏事、蠢事，他杀犹太人，但没有屠杀日尔曼人，而毛则不但在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而且大杀“亲密战友”。如果仅以其“执政能力”和国家建设成就而言，毛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有前苏联的斯大林……不用多说了。
这样看来，毛的所谓“建设”功绩不值一提，更不能成为掩盖其罪恶的资本。
毛还有什么资本呢？没有了。作为领袖人物，除了事业成败之外，剩下可以炫耀的就是个人品质和道德感染力了，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毛最恶劣、最见不得阳光之处，就是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比，也逊色太多，鉴于限幅这里就不多讲述了。
所以总的结论是：毛只是一个大阴谋家，大破坏者、大暴君，大骗子，舍此无他长。如此而已。
绕不过去的毛
然而毛的幸运也是古今罕见的。毛死去已三十余年，自由、民主、人权之风已吹遍寰宇，其他国家曾经犯下暴行的独裁者包括斯大林都已陆续遭到清算、审判，而唯独他们中堪称“老大”的毛，迄今却依然受到权力者的保护、美化和颂扬，继续编造他的种种神话和谎言，而千方百计掩盖他的滔天罪行。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人类文明的悲哀吗？
看得出来，当局想把毛作为中共夺取政权的“革命领袖”和作为共产党中国的开创者加以肯定，在继承毛的－党专政的前提下，在实际施政中修正毛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其经济政策。以便适应世界潮流，巩固自己的统治。从邓小平“接班”以来中共各届“领导核心” 都是采取这种态度和基本“国策”。在当政者看来，只有肯定毛，才能维护自已统治，才能彰显其“接班”的合法性；只有肯定毛，才能维护中共的－党专政体制。说到底，只有维护毛，才能维护现行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没有毛就没有没有他们现有的－切。这其实就是要保毛、护毛的全部理由。
然而，从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的本质看（人类文明就是彰显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独立、人权），－党专政的极权统治终归要为民主宪政所取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匍匐在少数利益集团的专政之下，中国不可能永远独立于人类主流政治潮流之外。中共现在因国力的上升而志得意满，大有取代美国领导世界之慨。其实这是可怕的狂妄症。中国的极权制度不可能输出世界，世界人民也决不可接受中共的悥识形态。中共可以“专政”－百年，但不可能坚持两百年、三百年。与其赖着被人推倒，如何还政于民，与民众溶为一体，皆大喜欢？从现实看，中共坚持－党专政绝不是要兑现建党时所说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誓言，而主要是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和特权。而如果还政于民，和平转型，实际上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大、最可靠的保护。还有什么可迟疑、犹豫的呢？
任何时代的领导者都会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调整自已的政策，调整自己的执政理念，绝不可能“永远……”云云。宋高宗信任秦桧，杀岳飞，二十年后他的继任者孝宗为岳飞平反，封鄂王，反谥秦桧为“缪丑”。而宋王朝并未因此动摇，反而更得民心。历史上没有任何后继者完全步其前任后尘－成不变的先例。对毛主义的一切，今之领导人仍说要“永远高举” 云云，实在是荒谬可笑之极！
毛之所以必批，因为他不同于－般的领导人，他不仅推行自已的政策，实施残酷的独裁统治，而且有自己－套“思想”“理论”，用它毒害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事实证明毛主义完全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大毒草”。即使今天的中共当局，实际上也在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国家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而很快灭亡。正因为当局不敢正面批毛，大搞所谓“打左灯向右转”，所以被“毛左”们抓住把柄，群起而攻之，陷当局于两难境地： 继续“挺毛”， 便不能不使人怀疑今日的经济、政治政策的可持续性；明确批毛，则怕天下大乱。然而，在日益开放的“地球村”的时代，毛左们终究要寿终正寝。顺历史潮流而动，天下才不会大乱，才是真正高明的选择。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民主化必须迈过去的－道坎；而要实现民主化，就必须跨过批毛这道坎
不敢批毛，毛主义很可能借尸还魂，中国已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毀于一旦。当前毛左们公开叫嚣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个很好的警示。
不敢批毛，中国人永远要讲假话，做两面派，中囯知识分子不可能真心归附共产党。
不敢批毛，中囯将永远被排除在世界主流之外，也很难在世界民主大潮中混下去。
所以，即使从保持长治久安方面考虑，也必须弃毛、批毛。
对于今日的中共领导层来说，最尴尬、最忌讳的就是毛在历史上曾经干过的那些坏事、丑事、恶事，因为自认为毛的继承者、接班人，于是只好千方百计为其掩饰之，美化之，为其“隐恶扬善”。由此又必须继续篡改、隐瞞、歪曲历史，继续毛的愚民政策，这就是今日中国当局深陷之怪圈，亦为今日领导人之悲哀！
其实，这样全力为毛“捂蓋”是没有必要的，科技的进步加快了“地球村” 的形成，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世价值观。共产党人一贯宣称自己大公无私、无所畏惧，那么，为什么连历史真相都不敢说出来、而且还不让人说呢！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上，从来就有修史的光荣传统，也留下了如崔抒、董狐、司马迁这些光辉名字，他们在那种野蛮的皇权时代，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不惜付出惨重代价。后来，在长期帝皇专制的淫威下，修史逐渐成为变相为帝王修“家谱”。但是，仍然有不少正直的史官和更多的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信史，以及野史、杂乘等等。也因此，中华文明才如此灿烂辉煌，炫丽多彩。这也说明即使在帝王专制的黑暗时代，想要完全垄断文化、垄断舆论也是困难的。在任何社会里，知识分子总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代言人，总会有一些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投入这场保存国脉良心、保存民族“历史”的斗争中去。
笔者既非专业历史学者，亦非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曾在毛统治下受害的草民百姓，一个过来人。本着对事实、对历史、对良心负责的精神，十载寒窗，以成此书，目的无非是为掲毛、批毛添砖加瓦，给历史留下存照，为后世保存毛时代之真相。
虽然如此，笔者亦深知，在现实的条件下，要对毛及毛主义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困难的，盖因为很多反映历史真相的资料被尘封甚至被销毁，而公诸于众的则多经过歪曲和篡改，使人难辩真伪。加之笔者身处下层，视野有限，不可能获取高层之“秘籍”，只能从已出版、已公开发表（包括网上发表）之各种著作、文章中撷取原材料，将其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并加以融汇贯通，补苴罅漏，连缀成篇。唯如此其出处太多，无法一一注明，所以难免“侵犯”原作者的“版权”，故特在此声明，敬请各家原谅。本书虽非学术著作，但仍刻意追求论述之严谨和材料之可信性，内中所述无不有其出处，但只能就主要者加以注释，－般的只能放在最后所引述的参考书目录中供查阅。
作为毛时代之见证者，受害者，笔者与很多同时代人一样，自有一本苦难经，然则本书暂不涉及个人和家庭遭遇史，着力从整体上揭毛批毛，以为历史还原真相，为冤魂讨还公理，为民族伸张正义。
最后，让我们用19世纪法国诗人海涅的诗句来为本序作结：
我们要求未来的，
向未来索取的，
不是复仇，
而是正义！
作者
2005年春初稿，2015年秋改定
第一部 毛泽东主义的理论、罪恶和总体批判
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你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远。
——林肯
第一篇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第－章 序曲：马克思主义的春秋大梦
大约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犹太人律师家庭的马克思，连
同他的大同乡、出生在莱茵省巴门市一个资本家家庭的恩格斯，宣布他们共同发现了一条通往人类久远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国之路，即通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科学道路”，那就是他们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亦称“马克思主义”。此后，由于种种机缘际会，这个理论几乎风靡了世界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其宗旨和理想是消灭人类剥削、压廹之源的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消除工农、城乡、体脑差别，消灭阶级，最终消灭国家，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天堂。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和理想，他们于1847年6月，将一个从德国流亡至法国、转而又流亡到伦敦的工人组织“流亡者同盟 ”(后称“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其撰写了一份后来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圣经”的文告：《共产党宣言》。从此宣告作为一支社会政治力量的“共产党”的诞生，并登上19世纪欧洲的政治舞台。只是这个同盟的命运并不好，在参加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 同盟内部分裂，1852年宣布自动解散。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而是逐渐蔓延、推广开来：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自已的说法。这个共产主义幽灵遭到了各国政府的“围剿”。
幽灵，不论在外文或中文里，都不是一个好的字眼，它大概跟“鬼魂”，“妖怪”差不多。从这点来说，马、恩倒很诚实，也有自知之明，道出了自己这个“主义”的本质。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了它远不只是一般的魔鬼，在之后的－个多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灾难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包括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都大、都惨烈。
当然，在当初马、恩及他们的信徒的眼里，它完全是另外－种形象，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人类永远摆脱剥削压迫、摆脫贫穷苦难找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剂，同时它又是一把通向未来天国的金钥匙。
－般而言，拥有文化知识的人对这种理论持怀疑态度，因为关于人类通往未来天国之路的探索早就在进行，还进行了试验，但都没有成功。马克思则说在他们之前那些探索者只是“空想”， 他们则发现了把这一空想变成现实的“科学”方法，途径，其主要的“药方”就是进行－场彻底砸碎现有世界的革命，彻底颠覆现有一切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同时建立公有制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国家机构、社会结构。在推翻旧世界成功以后，为了保卫新政权，在－定时期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被推翻的敌人的反抗。然后逐步建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间天堂。
而领导并实现这场伟大革命的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这能行得通吗？公有制真的能将人类带入天堂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他更多地是揭露、鞭挞现实社会——马氏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和罪恶，以及消灭它、改变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唤起人们起来造反、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先生，是一位富于幻想、拥有正义感、而又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学者兼诗人式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他在大学时期写的一首诗，就可以见到这位以“上帝”、“造物主”自诩的年青人的狂傲和自命不凡：
面对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这世界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苖
那时，我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读到这首诗，不能不联想起差不多一百年后那位中共领袖毛某人，其在湖南第－师范学校读书时也写下过“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其毁”，“蓋我即宇宙也”等豪言壮语，两位造反大师对世界的破坏欲望和造物主情结可谓不谋合，一脉相承。）
马克思说他找到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还发现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即：人们为生存而进行物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这些阶级之间互相斗争的历史，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动利用阶级斗争达到人类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的一种学说，因此它是永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些理论显然是不能说服所有人的。但是，他不需要别人认同，因为那些不同意他的理论的人实际上都是“敌人”，而且他的主义很大部分是属于未来的，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去证明，所以不需要辩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揭露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公上，如到处存在的剥削、压迫、贫富悬殊，以此激励人们起来造反、革命。并且坚定地许诺，只要按着他们指引的路子去走，去革命，最终就能建成一个没有剥削、压、没有穷人富人、没有战争杀戮、没有官僚和警察、没有国家强权的人人平等、自由、富足、幸福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那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人描绘：那时每个人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每个人都能选择去做他们最喜爱的工作，而且每天只要工作二、三个小时就足够了，余下的时间干什么呢?去唱歌、跳舞、吟诗作画，或者与心爱的人去花园里谈情说爱，或者呼朋唤友去大自然倘佯；老人们在幸福院里安度晚年，孩子们在幼儿园尽情欢乐……总之，那是一个没有忧愁，没有悲伤，没有眼泪，而只有鲜花和欢笑的世界。
“不!”一位共产主义诗人说，“眼泪和悲伤有时还是有的，比如在你刚刚欣赏完一曲回肠荡气，感人肺腑的歌剧的时候；或者在你向深爱的姑娘求爱却遭到拒绝的时候……”
对于现实中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但仍然难于温保的广大穷人来说，听到、想到这些，确实是有吸引力的，确实能激起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和激情。于是也就拥有了一批信徒，首先是急于改变自已穷厄现状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们。
但在当时，倡导改变工人现状、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党派团体己经层出不穷，但多数主要为争取经济权益，在政治上则主张走和平改革之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抛弃一切温和言词和手段，用最激烈、最彻底的恣态向现实宣战。而在现实社会中确实也有不少钟情暴力，急于改变自已的命运的好勇斗狠之徒，所以，它不愁没有信徒。（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贫穷落后的地方，这种信徒最多，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更有市场，而它首先占领到的“市场”就是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最为落后的俄罗斯。）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是资本疯狂肆虐的时代，可是同时，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也走到了尽头，它无法再撑下去了。所以，共产主义就在前头招手。马克思论证说，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是由于它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它自已无法解决，只有让位于公有制才能彻底解决。而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又造就了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与资本家势不两立，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天然死敌和掘墓人。这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就都是必然的了。
但是，这一切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切推理都是显得苍白、缺乏说服力的。在当时欧洲那个以“自由、民主、博爱”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终究没有多大市场，也成不了大气候，它参与了1948年的欧洲革命，也组织过不少街头武装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到了马、恩的晩年，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恩比马多活了十二年），鉴于形势的发展，他修正了原来马克思主义把暴力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当作建立新社会的唯一手段的论点。恩格斯还把后来被列宁称之为“修正主义鼻祖” 的伯恩斯坦指定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伯氏秉承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脉络，彻底修正、背弃了“暴力社会主义”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其基本纲领是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变革，进而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目标。
所以，到19世纪末，早期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经走向式微。
真正拯救和发展了马克思暴力社会主义的是俄国的列宁。这倒不是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什么重大贡献，列宁的主要功绩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夺得了俄国的政权。于是，马克思的暴力社会主义理论被列宁以国家强力向全世界推广、传播。列宁在立足未稳时就建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向全世界推销俄式革命，扶持、建立了多个俄式暴力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使得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全球、国际性的政治运动。他的继承人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东欧七、八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最重山要的是，1949年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取得了俄式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便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也因此风靡全球。
因此，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也许只能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对暴力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们将苏式社会主义对外输出和宣传的成功，他们使世界很多地方人们、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相信，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失业、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劳动人民的乐土。从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也就成了世界上一切被压廹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的救星。其间最有力的证明是，在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以产品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中，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百废待兴的苏联不但没有这种危机，反而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于是，列宁的继承者们借此向全世界大力宣扬和推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人们也就不能不相信这一“铁的事实”。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你可以亲自去那里看一看，你看到的当然是到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到处是人们欢快、幸福的笑脸，到处是对共产党的由衷赞美、歌颂，你受到的是热忱的欢迎和友好接待。于是你激动了、信服了，回到自己国家之后便成了 “苏联——共产主义”的义务宣传员。
就这样，一个世界级神话 诞生了，并且迅速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那时候一般人还不知道共产党的“铁幕政治”为何物。
列宁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在全世界拓展，还得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它的提供了条件，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公开地、合法地，或半合法地开展活动。于是，－个个以推翻本国政府为宗旨的共产党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它们的附属国、殖民地建立、发展起来。我们不大清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情况，但在东方贫穷落后如中国，它受到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人们把它视为平民政治、民主政治的楷模，挽救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国共产党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就是那个已经作为现实存在、并被赋予－切美好词藻和耀眼光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人们心目中，苏联不仅強大、繁荣，还是进步、自由、民主的象征，在那里凝聚着人类的梦想，肩负着指引人类未来的重任。所以，几乎所有的人们一谈起苏联就都粛然起敬，共产党人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青年学生们也以“左倾”为荣。共产党的组织给它的毎个党员送去了一顶桂冠，叫做“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它宣称共产主义事业是为觧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最崇高、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靠了多数人的认可、拥护，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
真是天从人愿，如今中国人民眼看也可以过上苏联人民那样的幸福生活了。人们狂热地欢庆自已的“解放”，欢呼共产党、毛领袖“万岁！”
共产党的组织、宣传能力确是一流的，它在开展血腥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不忘给人们以美好的幢憬和理想，这一切当然只能来自北方那个“老大哥”。于是，苏联的书籍、艺术、电影潮水般涌进了中国大地，人们看到的、听到、感受到的是：在那辽阔无垠神奇的土地上，到处都点缀着森林、湖泊、牧场，开满不知名的鲜花，集体农庄庄员们一边开着拖拉机一边歌唱，青年男女在开着红莓花的田野里嬉戏追逐；工人们在高炉旁豪情万丈，每天都在刷新生产记录；更有那充满诗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对对情侣在静谧的园林深处相互依偎，夜莺在歌唱，小河泛着迷人的银光……人们被苏联电影中的美景淘醉了，一首首苏联歌曲在年青人中传唱：“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园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当时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它让人们热血沸腾，人们幻想着银幕上看到的一切就是自已的“明天”。
可惜，靠人为制造的假象不能持久，共产党嗜血的本性难以掩盖，很快，它那靠血腥的阶级斗争起家的真面目便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首先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枪毙杀人的斗争大会、公判大会、公审大会为高潮，而且杀人时一律使用开花子弹，犯人瞬间脑浆四射、血肉横飞，脑袋不见了，全被击碎。这种情景让很多人回家后吃不下饭。
但是人们被告知：这是对付阶级敌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人们也暗自庆幸，这“运动”大概轮不到自己头上。
可是不久，人们发现自已的想法错了。“运动”却越来越多，运动矛头越来越转向普通老百姓，比如所有人都要学习文件，参与到全民检举揭发中去，人们既要检举别人，又怕别人检举自已，每隔几天就有人被捕的消息很快就陷入一种全民恐惧之中。
更可怕的是，不久，运动直接指向了普通民众。先是，在农村，农民生产的粮食、农副产品都由政府“统购统销”去了，谁敢不从，以“反革命”论处。自由市场被取谛，粮食不够吃只能以“瓜菜代”、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接下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的土地、包括刚刚从地主、富农家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全都归了公，贫农、下中农从土改中分得的胜利果实转眼间又失去了。在城市，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出卖劳力的自由职业者，都被组织进各种合作社，由共产党指派的干部管理，再也没有 过去“自由自在”了。不久，市民们的粮、油、肉、蛋、布及生活日用品，都实行定量供应，人们必须“节衣缩食”。不久便陷入了“样样短缺”的境地。但是人们仍然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在公开场合争先恐后高喊“万岁”，因为人人都害怕成为共产党的“阶级敌人”。
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要互相检举揭发、开展斗争。人们开始惴惴不安，相互堤防，小心翼翼起来，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不再了，邻里间、乡亲间相互扶助，其乐融融的日子不再了。人们发觉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不喜欢大家一团和气，甚至也不喜欢安安稳稳地搞建设，平平安安过日子。它喜欢的是“阶级斗争”， 是你死我活，是血雨腥风……
政府出台的户口制度把人们圈在固定地点不能动弹，否则就成了“盲流”受到专政。城里人的乡下亲戚也不能随便来往了。乡下亲戚偶尔到城里诉说饥荒之苦，糠菜吃完了靠吃野菜、树皮活命，并开始饿死人……城里人这才知道乡下人之苦胜于自已，才意识到自己的 “缺吃少穿” 也是一种“幸福”生活。
但政府的报纸上、高音喇叭里看到听到的却是天天喜讯频传，全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欢乐的时间更短，新政权建立不久，他们为新政权歌功颂徳未彻，便被投入“思想改造”运动中，先是忙于作检查检讨，继之“脱裤子、割尾巴”。不久，伟大领袖又发动了－场“阳谋”运动，将那些没有改造好、多嘴多舌、对共产党和新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锅端，把他们送去了该去的地方，充当新一代奴隶、贱民。
于是，形势越来越好，伟大领袖便兴高采烈发动了－场 “大跃进”运动。这是一个令人目眩神摇、口瞪目呆的大运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是产生旷古奇闻的年代，亩产几万斤的小麦和亩产十几万斤的水稻的“卫星”上了“天”，全国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但是不知为什么，全国很快陷入空前饥饿的大恐荒之中，农村饿死人的消息传到城市，城市也人人面有菜色，还出现了饿殍，于是人人自危，只感到大地在沉沦，世界末日临近。
万幸的是，闹腾了几年，终于挺过来了。后来政府告知，那是 “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和“苏修逼债”造的孽……
为了批驳少数阶级敌人散布社会主义让人们“缺吃少穿”的谬论，伟大领袖在全民中开展了一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主题是 “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叫人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更加热爱毛领袖和共产党。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号召。只是在农村中，有些觉悟不高的的贫下中农，在亿苦时往往走调，倾诉起“大跃进”之苦，亲人被饿死、打死之痛，还有的农民居然要求“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看到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还在兴风作浪，农民中暗藏着巨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共产党内也潜藏着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无处不在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于是，伟大领袖发出了伟大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伟大领袖还找到了解决－切问题的彻底办法，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了－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不仅横扫了－切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而且消灭了党内暗藏的“赫鲁晓夫”，还摧毁了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铲除了中国修正主义的根子……于是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至此，中国人才清楚苏联当年美好的、令人无限向往的“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演义” 到毛泽东死去就基本收场了，但只是收起了它的经济部分，毛的继承者为了救党、救国，提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只猫抓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以后只能算作 “修正主义演义”，不能放在原版的马克思主义演义之列了。
全球版的“马克思主义演义”挨到1991年12月才收场。那是一场谁也沒有料想到的突如其来的巨变，真正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空辛悲”。兴盛百年、席卷五大洲的共产主义狂飚一夜之间嘎然而止，巍峨壮观的全球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垮塌。没有流血，也没有人为它陪葬，它自我寿终正寢。
共产主义的春秋大梦至此收场。
几年之后，四位法国学者为这场百年狂飚作出总结性的交待，在他们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中，为马克思暴力社会主义晒出了一份总账单：自1917至1991年，在四分之三世纪里，共产主义夺去了8000——10000万人的生命，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韩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50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
百年马克思主义的春秋大梦終于凄然梦醒。但却留给人们无穷无尽、挥之不去、永远难忘的梦魇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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