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十一

如石

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经济上的“左”所不同的是：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右”，且不只在经济范畴，具体就是前面说的“三风”，即“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为此，毛在开会的当日，就祭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旗。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虽然不得不承认由于自己头脑发热、在经济上的瞎指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和大危机，并为此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但另一方面，猜疑心极重的毛也开始越发怀疑刘少奇系统的、那些原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极力拥戴自己的人是否有借助批判“大跃进”的错误，趁机抹黑其个人形象、减损其个人威望、架空其个人势力的企图。早在五十年代初，毛就准备削弱刘少奇系统的力量，只是因为高岗政治上的不成熟，以致于整个计划胎死腹中，高岗、饶漱石等人作为“高饶反党集团”也为此成了政治权力绞杀的牺牲品。此时毛的心头，在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做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阴云笼罩下，异常警觉并全力搜寻着中国的“赫鲁晓夫”，只是这种警觉和搜寻，受到尚在微复中被重创的国民经济的牵制，还不能无所顾忌而得心应手。

不过，当毛看到在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艰辛工作和大力整顿下，国民经济终于逐渐有所恢复和好转。在内心日趋安定的同时，一方面，刘等人主导的“三风”触动了毛的底线；另一方面，毛也担心刘的权威会由于这种恢复和好转而更进一步。如果真给大家留下他毛泽东只宜“做马上的皇帝”这种认知和印象，那么对主导和平建设时期、卓有成效的领导者的认可和赞颂，对于视权力如生命的毛来说，就意味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应该说从毛祭起“阶级斗争”大旗的那一刻起，与其说毛是在同他嘴里说的、不见其形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宣战，不如说已经在同他内心想见的、觊觎其权力的人开始了较量，或者说毛已经开始认真着手收复其“权力失地”。而毫无疑问，在此收复战役中必将出现众多各种形式的“阵亡者”。如恰逢此时发生的“小说《刘志丹》事件”。

先介绍一下“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的五个主要角色:毛泽东、康生、习仲勋、闫红彦、李建彤。毛无需赘言。

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是国际关系专家、是后来文革顾问；他是左右手都能同样使用毛笔的画家和书法家（康生楷行草篆隶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一体，堪称大家。尤其是他的汉简行草书，被称“康体”）、是令专家汗颜的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精通戏剧及音乐、精通中国武术；他又是当今官方定义的反革命、阴谋家、迫害狂。总之，他像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直到其去世。其间，除了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养病外，他一直作为毛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纵横捭阖于中国政坛最高层。据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在毛泽东眼里，康生是莫斯科培训出来的共产党人中唯一依然用汉语思考和推论的人。1 毛称之为“康老”。

党内被毛尊称为“老”者，除了“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便是邓老（邓子恢）、康老（康生）、柯老（柯庆施）。邓子恢是毛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且与毛在苏区曾同受“左倾”排挤打击，与毛关系亲近，被誉为党内最懂得农村、农民的三人之一：毛泽东（解放后的毛泽东，出于大局或曰政治方面的考虑，较大的牺牲了农村农民的利益）、邓子恢、王观澜（后面介绍）。1955年曾因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被毛批为“小脚女人”，直至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批“单干风”时被毛点名后，其所主管的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在文革中作为中央委员并未受到什么冲击，算是善终。这三位被毛尊称为“老”的，虽都是善终，但都逝于毛前（邓1972年去世，康1975年去世，柯1965年去世）。

康生算是最后一个进入毛的核心圈，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长征期间同毛结下了牢固的关系。但康却后来居前，成为毛最信任、最依赖的人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其在延安背弃王明转头毛后，便一直惟毛一人是瞻，且没有“山头”、没有派别，尽管他曾担任很多重要的高级职务、也有很多的老部下，建个不大不小的“山头”，并非难事。但精通中国历史、深谙为政为权之道的康深知，其所以能后来居前、甚为毛所信任和依赖，正在于其不结党。因为结党才能营私，有了关系人脉，才能勾连成事。在党内历史形成的大小山头林立、关系盘根错节的“深海”中，他像一只老鳖，一动不动，随时等着“龙王”的召唤和调遣。

虽然康生与毛建立关系晚，但是康生的资格和经历是不容忽视的。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与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当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当时用名赵容）任第二负责人。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便全面接管了整个特科工作，由此成了中共情报敌特保卫方面的专才。同时，康生还具有当时足以骄傲的“国际背景和经验”。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则是王明。并在此期间，积极参与了苏联的“肃托运动”和对在苏中国人的整肃。

康生1937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这一点和周恩来十分相似。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毛泽东优越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的诗词和推敲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毛则赋予康巨大的权力来加以回护。尽管康生干了很多不得人心、令人不耻的事情，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遭批评。他们之间最默契的配合，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且一直延至七十年代末期。

康生主要通过四件事，完成了与毛泽东的终生友情、信任和互助。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可以说当时毛的地位，随时可能由于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一个指示而发生动摇和颠覆。因此以毛的头脑，不可能不虑及到这一点；以毛的性格也不可能甘于受人制约。而在项英主导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失利，客观上也为从思想上肃清一些错误的观念提供了必要。延安整风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递进展开的。

1941年底，毛泽东开始为一场涉及党的历史观的运动做准备，这场运动将扩大他自己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并纯化高级领导人的思想，以及纠正对于历史的“错误理解”,最终达到毛基本认可的高层领导人的调整、纯净和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将毛泽东个人关于党的历史观灌输给全体党员，并最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全党、组织全党、指导全党。“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1日正式展开。在“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任何怀疑毛泽东地位的人，都承受来自团队的沉重压力。并且随着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拷打和监禁也随之出笼。为了掩饰“整风运动”的党派动机和野蛮的工作方法，它被描述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教育过程。党员们必须学习和讨论精选的文件，然后参加无休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康生被指派具体筹划和实施这场运动。

1941年8月，康生被任命为“干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像社会事务部一样极有权势的机构，负责审查干部以保证他们符合所要求的政治标准。1942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专为“整风”而设的“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任主任，副主任由康生担任，从而成为毛最得力最主要的助手。“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这一指导思想，便出自身兼总学委副主任和社会事务部部长的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将一种新的成分引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即一种对诱供、虚假招供的强调。到后来的文革时期，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康生残酷的整风行动持续到1943年底，随着像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军联合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一起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王明的亲苏支持者中出于报复心理，同声谴责康生，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促使毛泽东将康生从社会事务部和中央军事情报部的职位上调离。如果说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依照“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逐一甄别政策，而令敌特无从立身，为后来国共的情报大战中，共产党的绝对胜出打下了基础。尽管康生失势了，但他在延安推广的方法和公安工作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的年代，甚至至今。而更主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康生的能力。毛自己是阶级斗争策划的大师，康生是阶级斗争实施的高手。后来的“中苏论战”、“文革”都印证了这一点。

“延安整风”可以说是后来“文革”的初级版本。从对文学界“王实味”、“丁玲”等人的镇压和批判，到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王明、张国焘等人的整肃包括对周恩来等人的批判，以及贯彻始终的毛的思想、意志的实施，甚至康生等人使用的手段，都与后来的“文革”有异曲同工之状。只不过由于共产党还没有获得政权，相对于国民党还是弱小的，还要随时防备国民党的进攻，以及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的掣肘，最主要的是毛还没有达到日后那样的威望。所以，“延安整风”的规模、程度和影响都无法和“文革”相比，整肃对象也有所区别和侧重，比如在军队方面就比较慎重，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没有彻底展开。但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还是基本达到了以其思想统一全党的目的。为1945年4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今后全党工作的理论指导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水到渠成般的作用。其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乃至世界都是巨大和深远的。

对毛来说，当此之时，武装夺取政权总是第一位的。所以，毛对军队干部、对没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干部，是爱护有加的。由此也获得了这些早已受够了来自共产国际背景人员颐指气使和苦头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的鼎力支持。正如毛当时说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带领大多数人，打倒少数人。这话如同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样，言简意赅。及至后来的“文革”，当毛深知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最终是不会自己打到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的会议和途径得以解决的时候，毅然决然自下而上发动起群众运动来达到其目的，那也是一种形式的领导多数。只不过，延安时的多数人，主要是依据毛多年实际斗争和工作的领导能力和功绩加以认定和拥护的，基本是真心实意；而“文革”时的多数人，主要是由于毛个人的威望和宣传加以膜拜和追随的，更多是洗脑盲从。虽都是多数，但本质已有不同。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康生无疑是这场斗争中的主将，这是他一生中极其难得的最精彩的一页，在此过程中，也奠定了他与邓小平比较亲密的关系。关于康、邓关系，《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作者阎长贵写的《康生的秘书谈康生》一文中记载：

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中苏关系由“蜜月期”到“拔刀相向”，经历了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心理变化、到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变化（当然也有受最高领导人影响之故）、又到舆论的变化、再到民众心理和态度的变化、最后是一系列行动的变化。即由热变暖、由暖变凉、由凉变寒、由寒变冰这么一个渐退过程。

毛泽东心理的变化，起源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前苏共20大会议。因为这是斯大林逝世后前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派了代表出席，中国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等人组成的代表团。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前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大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等等，进行了集中地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而且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各国的共产党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事后才得到的通报。

6月4日，美国的《纽约时报》率先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此而引起极大的混乱，处于十分尴尬和困难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注：“波匈事件”是分别于1956年6月和10月起，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民众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独裁、要求摆脱苏联影响、希望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后来，波兰以领导机构的民主改组而平和告终；匈牙利则被苏联强硬直接出兵扶持起政府并控制了社会）。在一些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少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借此发泄了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共产党是没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一下子丧失了七千党员。”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3月，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报送中央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该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完全出乎毛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天上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非常不满，甚至气愤，以至郁结于心，终生耿耿于怀。并一直在极力铲除“秘密报告”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1956年1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正处于隆冬时节，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了6年的康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一次例会上露面了。

在1954年清洗“高饶”之后，还在休养中的他，排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位列第六，但是1956年4月底，他已被排在彭真之后位列第十了。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序列，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寻求一个新的并富有影响力的职务在当时已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建国后6年的时间里，政权动态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政府的方针政策已经转向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务任务。安全和间谍问题，已不再是党的会议的主要议题，这方面的责任已由一度是康生下属的彭真全面负责。切断了掌管权力自然基础的康生，复出之初，被任命为推广“普通话委员会”之职。甚至这样一个相对很不重要的领域，康生也在陈毅手下担任副职。

但是外国事务给康生提供了机会。1956年3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前往东德，出席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足可显示在中国，他被视为在国际共运事务方面的背景和权威。在东德他也发现了正席卷东欧、对斯大林攻击的政治影响，同样饱受斯大林主义之苦的东德共产党，渴望紧跟赫鲁晓夫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崇拜和神话。这种新动向，给康生这样只有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生存发展的人，带来近似毁灭性的灾难。所谓斯大林主义体系，就是一种宣扬个人崇拜，进而以某个人的影响，通过国家机器严密控制社会的模式。

当此之时，虽然毛泽东、康生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极为不满，但是斯大林的那些所作所为的事实却是无法推翻的，毫无疑问，斯大林的那些做法，也给了各国共产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们，以极大的震撼和警示。这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从党章中删除了所有“毛泽东思想”的字眼，以及康生在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遭受了他平生最为羞辱的一幕，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座次上急降到第22位。对于一个已经做了22年政治局委员、权欲熏心的人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难怪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说：他距离被遗忘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但是康生就是康生，深深了解毛的性格和内心的他知道，毛泽东一定会让“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重新回到党章里的。因为他知道，这次大会去掉的是这五个字，也许下次就会去掉三个字（即毛泽东），而更重要的不只是他这样认为，更包括毛本人，于是康生比以往更重视同毛交往的每一个机会。

1956年政治局创办了一个“政治研究室”，名义上是在陈伯达的领导下，毛泽东经常在那里与一些领导人座谈。康生说服中央办公厅，其旁边给其留了一个房间。就这样到了年底，康生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1956年11月中旬，康生得到了一个任命，他受政治局的委托，负责组织撰写一篇关键性文章的起草工作。这篇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的文章，刊登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这篇文章，避免直接批评赫鲁晓夫，但是它那主张斯大林功大于过的挑战性断言，毫无疑问表示了中国领导人与苏联的不一致。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的怀疑，与康生几乎对任何苏联事物的敌意互为补充。如果说1956年苏共的20大的“秘密报告”，致使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心里发生了不可愈合的裂痕，1957年双方还是维系住了表面的团结。其间，苏共发生了两个事件：

一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大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赫鲁晓夫周围则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苏共二十大路线。

1957年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多数与会人员对赫鲁晓夫大加指责，并以7:4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面对这一预先策划的突发事件，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另一方面要求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调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接到命令后，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很快就完成了空运中央委员的任务。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一到莫斯科就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在这次行动中，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也正是他“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的话，令赫鲁晓夫毛骨悚然，并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6月22日，苏共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在持续8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次会议上，有60人发言，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为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支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中央全会结束后，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情况。7月3日，苏联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并派米高扬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并与他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在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为此，苏联同意立即开始已拖延很久的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的双边会谈，并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另一件是在莫洛托夫等人被撤职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划。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然后在主席团、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个别串联，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苏共中央于10月17日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企图以军压党。正在国外访问的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10月26日，朱可夫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后，会议议程就直接转为批判他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还未来得及申辩，会议立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新任国防部长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替。在28-29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又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为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首先是中国的支持。10月26日，主席团会议一结束，中国使馆便接到米高扬的情况通报。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并于29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对苏共中央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所有的支持中，最真心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件事以及之前发生的“波匈事件”，给了毛巨大的警示。也正是从此时此事起，毛泽东开始格外关注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引导乃至控制，以及对军队领导权和领导人的选任、配置和使用等问题。并对后来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走向，在毛内心深处，起到了极其微妙而又重要的作用。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3年的“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有其阴影在毛心里作祟。

在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赫鲁晓夫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宽广的胸怀、敏锐的政治眼光、过人的胆识，两次支持赫鲁晓夫，使其顺利地渡过国内政治危机。随后11月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并签署了共同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在此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由此算是给双方曾经的“蜜月期”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1958年6月，康生的《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一文的问世，文章强烈谴责铁托和他那寻求同华盛顿和解的政策，并嘲笑铁托所声称的南斯拉夫正在寻求“和平和国际合作”——这一苏联用来缓和与美国紧张关系的用语，措辞预告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裂痕。

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评。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其间，在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时，赫鲁晓夫大肆宣扬他在9月份访美时，对美国“幸福生活”的观感，并劝说中国主动同美国改善关系，指责中国炮轰金马不是办法，要中国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注：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1922年11月15日宣布归并苏俄。它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在远东地区创立的一个与苏俄政权并存的独立共和国，作为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那样来处理台湾问题。他还劝说中国释放触犯中国刑律的在押的美国罪犯，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959年12月1月，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对表论”（即，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

1960年1月，康生以华沙条约协商会议中国观察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飞抵莫斯科。这是他首次公开表明自己在中苏冲突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康生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毛的支持下，同邓小平、彭真一起谋划同苏联抗争的要点和方法。中苏论战，使康生在毛心目中的地位迅速回升，声望大大提高。1962年9月，康生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1月，更是被任命为专门负责中苏论战起草宣传文章小组的负责人，成员包括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从其成员组成便可知其重要性。最终，中苏关系随着“九评”而降至冰点（“九评”：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9篇编辑部文章），康生随着“九评”而誉满中国，从此被尊为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可以说中苏论战，康生以极其精彩的亮相，赢得了毛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钦赞，特别是他在苏联人面前表现出的强硬和善辩，都给了民族气节和主权意识极其敏感和强烈的毛泽东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人，都还再与苏联尽量争取缓和、尽可能不要撕破脸的异常微妙的情形下，康生以及邓小平、彭真的态度，不仅令毛大为满意，更使毛有一种知己之感。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节终身影响着其思考和判断，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是极其一致的，这也是他们两位惺惺相惜的最主要因素。据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曾让身边的人，猜猜他希望谁来接他的班，第二人选就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毛泽东。如果说这只是传闻的话，那么毛泽东对蒋的态度则是确实的。在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毛曾说过：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当1975年4月5日，工作人员把蒋介石去世的消息都告诉毛主泽东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却一脸的凝重，说了声:“知道了”，便陷入长久的沉思中。

这就是毛泽东，用毛自己的话说：我生就了一张大中华的面孔。对这些毛认为有民族气节的人，毛历来是恩宠有加。即便日后文革之初，除掉刘少奇的臂膀、北京“独立王国”的首领彭真时，对于那样一个强硬的彭真，毛也是手下留情，保了彭真一命。应该说，毛虽然在政治上视其为对手或是威胁，但在内心，还是有其为国家为民族利益凛然而争的正义形象的，而这也正是毛所最为看重的。

康生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关于“文革”，后面会进行详细论述。简而言之，“文革”的起因，是毛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打倒刘少奇等资产阶级当权派；“文革”的信号，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标志，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突破口，是1966年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文革”的导火索，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的爆发点，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同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革”的开展。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在毛的指示下，携手张春桥一起完成的，与康生没什么直接关联。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对此，传记作家师东兵专访康生遗孀曹轶欧后，在2015年1月27日新浪历史上的《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文中记载：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 人给他平反的。”

我（师东兵）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还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

从上述采访中，虽不难看出曹轶欧对康生人之常情的辩护之意，但将彭德怀指责为王莽、并一连为江青提了几个笔杆子来看，还是接近真实的，尽管有避重就轻之嫌。但康生将彭德怀视为篡位的王莽，或许比他人将彭看做直臣的海瑞，对毛来说，更欲除之而后安。

至于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大字报，迄今官方认定是康生和其老婆曹轶欧一手策划的。对此，王恳（老红卫兵）在采访蒯大富（文革中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时，蒯大富说：“不是，是江青授意的。关于这件事，聂元梓有详细交代，且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写着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央文革的人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她又是如何执行的。这本日记，可能在一个人手上，将来说不定会披露出来。聂元梓告诉过蒯大富有这么一本日记，但没说日记在哪里。”

另外，在上述师东兵专访康生遗孀曹轶欧的《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文中记载：

曹轶欧说：“你想可能吗？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严格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

上述蒯、曹二人的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作为“文革顾问”的康生，在文革中作恶累累，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掉的。文革后，胡耀邦曾指示根据收集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副国级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但让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先后担任过毛的俄文翻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职务）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其实有何不解、有何难解？详情后述。

康生做的第四件事，就是在1975年7月，已是癌症晚期的他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揭发江青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抓捕后，有变节行为。张春桥三十年代在济南，曾住在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济南警察局长赵君弼的家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并加入过由吴成志等人成立的假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康生还告诉她们，关于江青的这些情况，可以向名叫王观澜的老共产党员那里寻找证据，另外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关于张春桥，可以向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那里了解详情。

关于康生做这件事的背景和细节，日后还会有所详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生此举，是又一次政治投机和赌博。只是这一次，康生一不是为了投机毛泽东，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你康生早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为什么非要等到临死之前才说出来？对于生性多疑、晚年更甚的毛泽东来说，此举亦有危险，另外依毛的身体状况，他在毛那里的“投保”，也快到期了；二也并非是讨好他曾经迫害打压过的那些老干部，因为这种把戏太小儿科了，那些老家伙非但不会领情，还会像看戏一样，看热闹、看笑话。康生苦心炮制的此举，其实是为了迎合毛的接班人。因为只有毛的接班人，才能续延他的“政治保险”。

当时的政治态势已然清晰可见：一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拥毛“文革派”或曰“激进派”；一是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为代表的拥毛“中间派”或曰稳健派；一是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为代表的拥毛“保守派”或曰“实力派”。都是上打着拥毛的旗号，下干着自己的“买卖”。在中国搞政治，是靠人脉、资历和实力的。在这方面，“激进派”和“中间派”合在一起，也不敌“保守派”。所以，毛最后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对毛来说，要使自己的思想、政策、路线等在自己百年之后，仍能继续贯彻执行下去，是非取“中间派”不可的。但是，“中间派”的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保守派”的辅佐、或与之发生矛盾，注定也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才有了后来毛良苦用心地对邓的一忍再忍以及窥到了毛内心的邓的寸步不让。

应该说康生此举是成功的，包括他的秘书李鑫，后来也因在拿下“四人帮”中立下大功而为华国锋、汪东兴所重用。对康生的批判是在“中间派”被“保守派”取代之后，当然这是连毛泽东都未能预料的。非人力之所为，抑或天意而为之，而天意，其实就是人间正道，虽沧桑而迟，必勃发而来。

关于康生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媒人之说，据樊立勤（文革时为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1966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并将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因发起16所高校（包括中央党校）“炮打康生”的运动，被打成“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黑后台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1968年3月被聂元梓一派绑架，受到严刑逼供而致残，被定为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的首犯）在其《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记载：“康生在清华的侄子说：‘说康生别的什么，我也不替他辩护，但是江青与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开会的时候，贺龙突然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拍，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大家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会议到此结束。”康生侄子此论，未可证实，但之前官方的媒人之喧说，现在似乎沉寂了许多。

还有就是官方一直声讨的、康生利用职权盗窃文物古董之事。王力（文革中央小组成员）反思录中这样提到：“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我王力本人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 因为康生临终前，把他收藏的琴棋书画、古玩文物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换个角度，这些被康生“盗窃”的文物古董，安然放在他那里，也比最终被红卫兵“破四旧”烧砸了好吧。

另外一件相当重要的朴朔迷离之说，是关于康生临终前，向毛告了邓小平一状，最终促使毛下决心反击了“右倾翻案风”。官方以及众多史家、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第391页）也写到：“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本人仔细查阅了中央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未找到康生告状一节。如果有，官方断不会对此瞒匿。真可不记，假亦不发，这也是一种进步，可喜可赞。

注释：

1 《康生传》：美国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著，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265页。

2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那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王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有一种说法，在领导人当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徐明清1926年底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由团转党。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陶行知筹办的普及大众教育的“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的常委，从事地下工作。“晨更工学团”表面看，在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实际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来到西安时，徐明清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清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而后成为“第一夫人”。1984年春节，薄一波受中央委托，在春节茶话会上提及15位在192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即为其中之一。

徐明清对江青那一时期，包括整个被捕过程、狱中表现、出狱前后等是非常了解的。但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关于江青的传记中，多把徐明清写成“叛徒”或江青“同伙”。初到上海的江青，是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到“晨更工学团”的。徐明清让江青在那里当教员，辅导识字、唱歌等，管吃住但没有工资。谁要外出，就像徐明清要点钱。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很少外出，也没向徐明清要过钱。在此期间，江青由徐明清介绍加入共青团，当时江青并没有向人透露自己和爱人黄敬已是共产党员的事情。

江青是在和地下党员乐若，又叫“阿乐”的接头时被捕的。乐若和江青、黄敬（即俞启威，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之父）都是青岛地下党员。当年在黄敬突遭被捕时，正是“阿乐”送江青上船逃往上海的。江青和“阿乐”偶遇上海街头后，便时有来往。“阿乐”当时是上海地下交通员，公开身份是邮局出纳员。1934年10月末，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工在跟踪“阿乐”时，“阿乐”则凭借其敏锐和熟悉的环境逃脱了，特务们虽然抓捕了正要与“阿乐”见面的江青，但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面目。得知江青被捕后，“教联”四处活动进行营救。江青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江青被关押期间，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组长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组长朱大启进行审问。朱大启在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启在狱中有如下供词：

“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

朱大启写这一供词时，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1968年2月20日，朱大启在供词中再一次涉及李云古：

“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

这时候，朱大启仍不知道李云古正是当时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江青。倘若他知道李云古即江青的话，他断然不敢这么写。朱大启的这两次供词，正因为他不知道李云古是谁，所以比较接近客观真实。供词表明，他的确参与处理过江青被捕一案，但是江青并没有什么言行，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江青有过叛党、自首或其他重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这样的言论内容，朱大启是一定会写出来、争取立功减刑的。

在江青倒台之后，江青专案组人员又审问了已在1975年获释的朱大启，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即江青。于是朱大启在1977年1月18日，又写下如下材料：“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组长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之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1934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惠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朱大启的这份材料，后来收入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0号，成为定江青为“叛徒”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