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部
季鹏
巨骗如何夺国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在第二任总统
任期典礼上的就职演讲
※ ※ ※
你越没有心肝，就升得越高；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越怕你……这样你就能达到卑欲的顶峰。
——巴尔扎克《高老头》
※ ※ ※
我已看出一切问题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怎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卢梭
第二部前言 ：古代中国政治文眀的倒退和“共胜国败”
结局分析
在第二部正式开始之前，笔者首先对这一段国共相争的历史的结局感到－种无名的悲哀 ，因为它再次验证了笔者前面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规律”。仅管这一规律中外历史都上演过（最典型莫过于“野蛮人”征服“文明人”的入侵），但从感情和理智上仍然难以接受，因为它似乎违反了历史发展总的规律，违背人心所向。但转念－想，其实不然，获胜的“劣者”不但以“强者”、新生事物的面貌出现，还往往在表面上代表了一时的“人心所向”，那怕它是使用了各种卑鄙的欺瞒手段。而厉史则像－个善良的老人，在其漫长无尽的－生中难免一时上当受骗，但终不改其善良的本性和向往光明的追求。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有必要从人类历史全局的高度去认识、把握这一问题，即把这段国共相争的史实放在整个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去审视、去解读，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于是写下了这一“前言”。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愚昧到智慧、由“动物性”到人性、由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或曰客观规律。从物质文明方面考察，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再到工业化时代，直到现在的后工业化、信息时代。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考察，人类则经历了从“动物性”向“人性”，从神权到俗权，从野蛮、专制、残暴向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演变过程。远古的人类刚刚脱离动物还残存着相当多动物性，比如将活人作为重大祭祀活动中的牺牲品（后来才改用牛羊等动物）；在战争中胜利一方毫不怜惜地将战败方的俘虏杀戮（后来改将其充当奴隶）；国王或贵族死亡时以活人殉葬（后来以陶俑取代之），以及古罗马人将人与野兽博斗（将奴隶喂猛兽）当作最大的“娱乐”等等，都是这种演进的证明。从人权的角度看，古代社会存在奴隶制（注意：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 后来才承认奴隶也是人， 并分给他们少许生产、生活资料，让他们逐步演变成“人”（农奴、农民、自由民）。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人类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喊出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 等响亮口号，它标志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一个以人为本、由人民主宰自己、主宰国家的时代。
从以上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大致进程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歩的脉络是清晰的，主线条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地球各地域的发展进程、文明程度虽然差别很大，但总的来说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说明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曰历史的必然性。这一规律历经无数次严峻挑战，经历无数次曲折，但它却依然坚定跚蹒前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共产主义作为－种政治制度彻底破产，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就更加清楚无疑了。时至今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就连那些仍然残存的专制独裁者，表面上也不得不接过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口号，作为欺骗人民、缓和社会矛盾的遮羞布。所以，尽管当今世界上仍然有那么多非民主政权，恐怖主义也在肆虐，世界一刻也不得安宁。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预言：人类将向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条康庄大道走下去，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甚至反复，都不会改变这一总的趋势和发展进程。
不过，历史的经验同样也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是非线性的、曲折、不平衡的，当一些先进的国家在几百年前就已迈进民主宪政的门槛时，多数国家、多数地区仍处于各种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而那些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它本身也经历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之中。反动、野蛮的专制势力时刻窥伺时机寻求复辟，试图重新成为人民的绝对统治者和主宰者。法兰西民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个典型，早在十七世纪那里就成为人类思想启蒙的故乡，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摇篮。十八世纪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喊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然而其后共和与帝制却在法兰西轮番上演，“共和”政体居然历经五次反复才得以最后确立。可见斗争之激烈、进步之艰难。
一个国家如此，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因之，在上个世纪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推入战火血光之灾。趁着战乱，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暴力马克思主义乘机兴起，并在二战后以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专制、暴力“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时间，暴力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在全世界传播，曼延，全球“赤浪”腾空，黑云压城，似乎人类将再次被拖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世界。
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搏斗，“天道”终于再次现身，民主战胜了专制，正义战胜了邪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忽喇喇似大厦倾，倾刻瓦解！专制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大部分被逐出了历史舞台。剩余的几个也不得不改头换面，表面上也声称向民主社会转型。人类社会再次回归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主航道。虽然到目前为止，实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繁荣，建立真正的大同世界的仍然遥遥在望。但可以肯定，人类必将沿着这条大道不懈地走下去！
这就是历史的曲折性，以及曲折性向必然性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的曲折性中有很多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有时候“逆琉”表现得很強大，甚至冒充历史“主流”。但是，从长期看，这种冒牌的“主流”终将露出它邪恶的原形最终被人们所抛弃。其原因就是因为它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违背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人天生愿做奴隶，受宰割，没有人愿意将别人捧作“神”，让别人骑在自已头上。所以，判断一切社会、政权是进步或反动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奉行真正的、而不是冒牌、虚假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我们将用这个唯一标准去检验、判断、评价一切过去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国家社会及其政权。
二、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与世界潮流走着几乎相反的道路
现在该用上述标准来考察、衡量古老的中囯和中华民族了。非常不幸的结论是，中华民族至今仍处于历史长河中的“曲折性”“偶然性”之中，而且，就整体而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主流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其主要表现就是国家政权形式及政治文明的演进上。
-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一次倒退。
不管是毛统治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抑或现今国人对历史的评判，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取代周以来的封建制，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亦即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进步，因而被称为“千古一帝”。然而笔者却不敢苟同这一观点。
这里，首先牽涉到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评判标准问题。在这方面的总标准、总尺度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向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方向的递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问题是，对此还必须加以细化和具体化，比如，从总体上说，关于秦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秦及以后皇帝集权专制制度谁优谁劣的问题，传统观点是：秦帝制优于之前的封建制。在这些人看来，统一是最大的功劳，国家越大越好，权力越集中越好，因为国家大、人口多就国力強；集中统一，有利于办大事（包括开疆拓土），有利于形成超级强国，称霸世界。按照这一标准，统－当然强于分散，皇帝制当然“优”于分封制。而创建这一帝国的秦始皇无疑是建立这一功勋的伟大人物。
以上也是毛泽东和共产主义者心目中 的标准和答案。毛共几＋年来就大力灌输给国人这种观点，毛泽东可谓这－观点的集中代表。（其实，在毛未加入中共之前曾大力鼓吹湖南独立，主张把中国分裂成27个小国，鼓吹大一统是在他拥有统一中国的实力之后。）
笔者认为，若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从人民——老百姓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要求出发，那么，高度专制独裁的大－统帝国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更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好归宿。须知，“权” 与“利”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亊物的两面，有权必有利，无权亦无利。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也便是统治者权利澎胀，民众权利阙如的国家。“利”好比一个果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享，一方占有多，另一方便占的少。在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余年的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老百姓就基本上没有政治权利，只有做奴隶、做顺民的义务。近代共产党极权国家更是把这一模式发挥到极致，不管是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或别的共产党头头统治之下，人民只有喊“万岁”、做“驯服工具”的义务，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和自由，因为人民的权和利都让执政者给“代表”了，霸占了，“果子”让这一小撮人占有了，从被统治者的老百姓一边看来，这难道是好亊？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律排斥大国、强国，这里只是从政治制度的“好”、“坏”而言的。应该说，不管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只要国民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只要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它就是好的政治制度，好的国家模式，居于先进政治文明的行列。因为说到底国家是人民的，是由民众组成的，民众享有权利越多、越充分，体现组建国家的宗旨便越充分。这里当然也牵涉到经济上的问题，如国家的发展程度，人民的生存状况，物质享受等。但在这里，不是我们评价主要方面，因为一国的经济状况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除了政治、经济制度，还受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它与政治制度沒有必然联系。例如，一个因占有丰富地下资源而很富裕的国家，不一定是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反之亦然。我们这里主要是考察政治文明，所以不能以其国力是否强大、人民是否最富有作为评价标准，更不能以其是否对外开疆拓土、称霸世界作为评判其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
这样看来，秦帝国的建立肯定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秦统－前后之国家政体和民众的生存状况。秦以前的周朝，在政体上实行的是由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即“封土建国”制度，中华大地实际上被分成几十、上百个小国，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实际上除周天子本人直辖的领地之外，国家实际统治权分散在各个诸侯国手里，而各诸侯国大体上遵守由周天子制定和发布的政令和礼乐制度。这种制度之下民众的生存情况是怎样的呢，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详，我们已无法得知具体的情况。但仅从目前我们所读到的一些反映周和周以前社会风貌的珠丝马迹的文献如《诗经》，特别是其中反映民情社意的“风” 诗来看，当时－般民众仍享有相当的自由度，他们可以讽刺、侮骂贪官污吏，甚至可以咒骂君王；在生活上除了完成公务之外，也有闲适快乐的一面，那些桑间陌上、男欢女爱的场景，活画出一幅幅田园行乐图。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并非是如中共学者们所认定的是可怕的奴隶社会。（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共建国后，由于要尊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先是将夏朝、商朝定性为奴隶社会，将周朝定性为封建社会，与本质完全不同的欧洲中世纪领主封建制度混为一谈。后来毛的御用文人又将周朝也定性为奴隶社会。却将秦始皇以降二千余年的皇帝集权国家称之为“封建社会”。 把－部中国古代历史颠三倒四，搅和得－塌糊涂。为了替马克思主义撑门面，硬是削足适履，将我国古代社会弄成马克思所说的样式。）
由于毛共把周代也定性于“奴隶社会”， 于是人们就认定那时的百姓——奴隶们的生活该是多么悲惨，阶级斗争该是多么残酷！可是从实际上看，周朝长达八百年，即使不算后期的战国时代，也长达五六百年，难道不正说明它的相对和谐、稳定吗？而残暴的秦帝国仅仅存活十五年便被民众推翻了。孔子比较夏商周三代评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以礼乐兴邦， 遵从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经过几百年的教化，礼、乐、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我们看到，春秋及之前时期即使在两国交兵的场合，仍然要遵循一些礼仪规矩，例如“不加喪，不因凶”，即不能乘人之危；在战场上“不重伤，不禽二毛” 等等。饱受后人诟病的在宋、楚泓之战中“不鼓不成列” 的“宋襄之仁”，实际上就是遵从长期礼仪、仁义思想教化、浸淫在军事思想方面的表现。两国交兵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在那时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是比较和善、和谐的。远非凶狠虎狼的秦帝国可比。
当然，这并不否定周和周以前社会都存在畜奴现象，但却不能因此将其定性为“奴隶社会”，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上的奴隶大多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结果，如“战俘奴隶”、“债务奴隶”、“ 犯罪家属为奴” 等等，与今日作为对罪犯的一种制裁手段相似。但是这些为奴者只占社会人口很少部分，大多数人仍为平民或自由民，故不能称其为“奴隶社会”，就如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国家也有奴隶一样，我们当然不能称其为“奴隶制国家”“或奴隶制社会”。
再从春秋战国时代总的政治态势看，在列国并峙相互竞争的形势下，各国都把争取民心，延揽人才作为自已的基本国策。人们在各国间可以自由行走，因此孔子、孟子等都可以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各学术流派竞相传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君可以择臣，臣更可以择君。这不仅让各类人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李斯的《谏逐客书》可资为证）。这样才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政客、才子、雄辩家、剌客、游侠的动人故事，在学术和文化思想上也就呈现出人才辈出灿若繁星的景象。这一切可以证明当时是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社会。
反观秦王朝，由于推行极端凶残、阴损的法家学说，－味重武轻文，严刑峻法，视民命如草芥，民众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条件。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取得了扫平六国、－统天下的胜利，却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宁、幸福。相反，它实施空前血腥的残暴虐民政策，结果才十多年，就弄得怨声载道，百姓被迫揭竿而起，顷刻之间，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土崩氏瓦解，二世而亡。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秦帝国绝对不如之前的东周列国社会，从政治文明上看，是一种明显的历史倒退。
但是有人会反驳说，秦代本身虽短命，但它创造的中央集权的皇帝独裁的政治体制却延续了二千多年，说明它是进步的，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故唐代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说：周失在制（基本的政治制度），秦失在政（政策、措施）。毛泽东则更是赞颂：“百代尊行秦政制”。
笔者以为，所谓“秦政制” 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高度集权政治制度有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上。所以，“秦政制”主要解决了统治的有效性问题，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这一套实际上在商鞅变法时就己经推行了，商鞅把秦变成“虎狼之国”，这难道是文明的进步？到秦始皇统一六囯后则更甚之。所以，认为“秦政制”优越，主要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和立场而言的。“政策”，则直接体现统治者对对被统治者的态度、剥削压迫的程度和方式，从老百姓来说，“政”是比“制”更重要和直接攸关的东西。故从民众的角度说，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主要是其对民众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政策、措施，是在它统治下人民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和生存状况。正是在这些方面，秦帝国表现了极端野蛮残暴、视民众如草芥的反人民、反人类本质，所以可以认定它是反动的、开历史倒车的。秦朝对百姓的暴虐，根本上是由皇权神圣、皇帝权力无限这种政治制度下的产物，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国政治的好坏，民众的生死栄辱，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人民别无选择。故从全面和根本来说，秦既亡于其“政”， 也亡于其“制”。（顺便指出，中国皇帝制度，远比欧洲的皇帝制度腐化恶劣，例如，皇宫中大量畜养阉人、皇帝的后宫妻妾多至成千上万，这都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皇室不可想象的。欧洲皇帝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政治史上流传的德国一草民之居所，可以“风进、雨进、皇帝不能进” 的佳话，印证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皇帝制度。由于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因而它是君主制中是最恶劣的，最野蛮的一种。）
当然，后代有的皇帝吸取了秦的教训，在对人民的态度上和政策上有所调整，有所让步，所以皇帝制度跌跌撞撞走过了两千年。但从根本上说，是皇帝制度窒息了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拉大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差距，所以，这一制度根本上是反动的、落后的，绝对不值得赞扬。可以说，“秦政制”毒害了中国人民二千余年。
也许又有人说：秦代 “废井田，去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化，这方面较之周代的“井田制”应该是一大进步吧。不错，但是必须指出，上述状況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己经出现，如子产治郑、李悝治魏、以及商鞅变法就已经实行这类政策，它实际上是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耕作技术进步了，如使用铁器和牛耕，使得各家各户可以单独耕作更多土地，就不需要“共耕”的井田制了，加上战争、内斗使领主的领地频繁变动，“井田”也就无法维持了。所以，这是人民的创造，历史的推动，并非秦始皇的创新和功劳。相反，相对于周末农耕技术的进步，如使用铁制农具，施肥，水利灌溉，在其后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下，基本上停滞不前，没有创新进步，它正好说明这种政治制度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秦政制”的反动、残暴，不仅完全抵消了土地私有化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从总体上看，导致了秦帝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倒退，人民不堪其荼毒，奋起反抗，以致其二世而亡，秦代亦成为暴政的代名词。中国历代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都表达了对暴秦的增恨、鄙弃，以及对“上古逸民”、“尧天舜日”的钦羡，这有力地证明了秦的反动、倒退，也反证了此前的统治者远未如秦皇朝那样残暴、酷毒。
还有人说，秦始皇还釆取了许多促进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措施，如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这总该肯定吧。是的，这在客观上是好事，但从主观上说，它完全基于秦始皇巩固強化统治的需要。正如前面己经说过的，这种暴虐统治的巩固对人民来说却不是好亊而是不幸，法家以“人”的本质是“恶”为出发点，推演出一整套“更恶”的统治理念，对其统治下的子民施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严刑峻法，肆无忌惮的剥削榨取，为所欲为地滥用民力，以及空前广泛的愚民政策等等，都是极端反动的，绝对不值得称赞的。由于秦朝的短命，使后世统治者看到了专以法家治国的不可取性，从而作了修正，宣布以儒家的“王道”和“仁政”作为为政的基本指导思想。这虽然具有很大的虚伪和欺骗成分（实际上都在搞“外王内法”），但总比赤裸裸地对人民进行血腥的高压统治要好一些。所以，皇帝制度才得以延续二千多年。
综合以上分析的结论便是：从人民的角度、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秦帝国的出现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历史进步，而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次大倒退。退一步说，如果说七国归一是大势所趋，那么，由六国中的任何其他国家来统一华夏，后果都会比由“虎狼之国”的秦国统一要好得多，就象后来刘邦建立的汉朝那样。
（二）明、清时期，中国出现第二次政治文明倒退，加剧了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差距。
正如前述，自汉代以降，很多帝王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对人民的统治上有所改进或收敛，因而出现了一些“明君”和“盛世”，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等等。但是，从总的看，不过是对皇帝专制独裁制度的完善、补充而已，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说，谈不上创新建树。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的帝制不像大多数欧洲国家君主王权制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削弱甚至质变（变为虚君的君主立宪制），它反而在不断强化，甚至变本加厉，这在明清两代得到突出表现。
明代是中国帝制和皇权发展的一个高峰。草根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残暴不亚于嬴政，而阴险忮刻则远过之的暴君，他依靠虚伪的谎言和假仁假义夺得了天下。在坐稳了那把龙椅之后，这位由底层出身的流氓恶掍便露出了他那异乎常人的残忍真面目，把他当年对大臣们宣称的自己“唯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以及“济世安民”、“拯民于水火之中”等鬼话全部丢进了粪坑，专心致志地打起了将天下变成他朱氏一家永恒产业的主意。它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制造“谋反”等冤假大案以无比野蛮残暴的手段大肆杀戮功臣，为朱家天下除去“隐患”；推行以威、猛治国的基本方针，建立严刑峻法加特务统治的一整套恐怖制度；从制度上进一步扩大皇权，消减相权、削弱官权（民权本来就没有，无所谓削减），实行空前的、由皇帝一人独裁的极权统治。（笔者按：毛泽东与朱元璋在治囯治民方面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值得史学家去专门研究）
从中国历史来看，凡取得天下创立新朝者，欲知其人品之优劣和为政之善恶，首先可从其对待开国功臣、元勋的态度上去判断。汉光武帝与勋臣共富贵、善始终；唐太宗重用政敌谋臣，已足见其胸襟人品之不同凡响；次一等如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 亦不失其仁义之心。到了朱元璋，则把“兔死狗烹”这一阴术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从反面印证了这个所谓“农民起义领袖” 的无比忮刻、残忍的本性。他制造了骇人听闻、杀戮数以万计的政治、经济冤案，将功臣元勋株连杀戮殆尽，最后连唯－剩下的忠贞不二的元勋老臣李善长亦遭满门抄斩。朱元璋还将自己的一套制作成《大诰》令万民颂习，让后代相传不得更改，从而决定了有明一朝的无比残暴，黑暗、腐败。
“杀功臣” 表面上看属于统治集团內部“狗咬狗” 性质，但实际上 表现了皇帝一方恶劣的个人品质，一个人对追随他十余年、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其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都可以无端地罗织罪名，痛下杀手，那么，你还能指望他对民众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么！
朱元璋为巩固其家天下独裁统治的另一大举措，是对传统帝国的统治结构动了“大手术”，废弃了实行千余年的丞相制，改由皇帝直接掌管中央六部，一人独裁，内阁降为五品的秘书班子。军权亦置于皇帝一人之手，剥夺军事将领与士兵之间的联系。
朱元璋的另一大恶政是建立了无与伦比残忍酷毒的刑律和司法制度。这个出身草根的“流氓无产者”怀着对读书人的刻骨仇恨和复仇心态，一反历朝历代体现对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人格尊重的“刑不上大夫”古制，开创了将议事大臣在朝堂之上当众羞辱、扒开裤子打屁股的野蛮的“廷杖”制度，大臣们往往一言不合，便传令其凶手、锦衣卫特务将将其扒下毒打，霎时间血肉横飞，惨声震天，很多朝臣被当场打死，更多的被打伤打残，再令充军。朝堂变成摧残、诛杀士大夫的血腥刑场。朝臣们清晨上朝与家人痛哭惜别，不卜生死，这那里还有半点儒家政治的色彩。
为了強化其恐怖统治，朱明王朝发明、建立了由皇帝直接控制、只对皇帝负责的政治特务组织“锦衣卫”，以及更为专横的由宦官把持的特务组织“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特务组织权力无边，对任何被怀疑对皇帝不忠者、可疑者可随意逮捕，实施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明代的刑法酷毒无比，除了实施传统的凌迟、腰斩等酷刑外，朱元璋又自创“剥皮揎草”（ 将人皮整体剥下后以草实之，悬挂于县府衙前）、“ 梳洗”（用铁梳把犯人的肉身“梳洗”至－具白骨）等酷刑。明史《刑法》不得不承认：“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血腥恐怖气氛之中。
朱元璋之后明代各帝，大多数秉承了朱元璋的残暴，而昏聩无能则又过之。如接替朱元璋的朱棣（成祖）亦为一大暴君，他篡夺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逼迫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方孝孺为其起草登极诏书，在遭拒后，不仅将方本人凌迟处死，还灭其“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一次屠戮八百余人，直杀得血流成河，天昏地暗。
还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明一代之中竟然制造了残害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功臣、民族英雄于谦和袁崇焕两起惊天冤案。此外还有如专门残害士大夫、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如万历皇帝；昏庸无能，任用阉党，大肆残害忠良的天启皇帝；还有那个登基不足一月、身涉“红丸”三案丑闻的泰昌帝等等。朱氏朝庭直把个中华大地弄得乌烟瘴气，群魔乱舞。（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皇帝如仁、宣两帝实行了政策调整，善待士人，出现了清明之气，才使明代得以延续二百余年。）
明王朝还以防御倭寇之名实行与外界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创了阻断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先河。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其实主要是为宣扬国威、大搞打肿脸充胖子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一种说法是寻找被朱棣推翻了的建文帝下落）。郑和之后，立即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自此自我阻断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中国的发展水平由当时世界领先者变成落伍者。
总之，明代是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又一次倒退，是皇帝制度劣性的再次大暴露。
接下来的清朝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停滞和倒退。
1644年，明王朝被推翻，中国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由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满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当时仍然处在游牧部落和奴隶制状态，在征战中就充分表现了其野蛮残忍的本性，它的始祖努尓哈赤就是一个疯狂的种族圧迫者，不仅滥杀无辜，而且惯于掳掠汉民充作奴隶。满族入主中原后，随之带来的是其固有的带有奴隶制色彩和部落习气的意识形态和种种落后、野蛮习俗，如以活人为汗王贵戚殉葬，畜奴的“包衣制”，入主中原推行“跑马圈地”，对汉人“留发不留头”，以及关闭天下书院，大兴“文字狱”等等。甚至连大臣与皇上对话时的称谓也变味了，汉族习例，大臣对皇帝言事、奏对时自称“臣”或“微臣”，称皇帝为“圣上”；满族大臣则一律自称“奴才”，对皇帝称“主子”，而清廷各部门实行满、汉双首长制，以满族首长为尊。这就折射出新朝的“君臣”关系已变成主仆关系，无疑是一种倒退。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帝王统治中，虽然皇权至上，但帝王们接受了儒家创造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儒学则以“道”或“天道”为至尊，于是，皇权受到冥冥中的“天道”的制约，而解释“天道”的则是士大夫。这样，知识阶层便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对皇权的监督和制约的角色，从而大大缓和了帝制的野蛮专橫。满族没有士的阶层，也就不存在士大夫阶层对皇权的制约功能。虽然它后来也吸收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但汉族士大夫实际上已“降格”成为純粹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归入了“奴才”的行列。一个颇为说明问题的細节如，宋以前各朝上朝时，大臣和宰相一直站着或者坐着与皇帝奏对，而自明朝朱元璋起，则令所有大臣一律跪对。清朝延续了这一恶例。说明这两个朝代都把大臣、士大夫只当作纯粹的奴才，并在人格上加以羞辱。所以，总的看，明清两朝蕴含着政治文明的倒退。两千余年的中国帝王制度最后又加上了一层奴隶制色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不过，清朝也有过其辉煌的时期，这主要依靠其武力征伐、拓边扩土，加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较速。然而这并非其政治文明的进步，恰恰说明它的侵略征服欲和穷兵黩武的本性。
然而综观有清一朝，其最大、最可悲也是最失策的是其顽固地坚持傲慢自大的闭关锁国政策，视西方现代文明为洪水猛兽，由此不仅将中囯与世界文明主流隔绝，还给中国人民招来了无穷灾难，也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
毛共掌权后，为了制造和加剧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实即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仇恨，为其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和“反帝”、“仇西方”的政策制造根据，故意在近代史上挖空心思、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无限夸大，编造西方列强对中国“野蛮侵略”的历史，而把俄国这个最大、最凶狠的侵略者放过不问，反而当作“老大哥”颂扬之。同时，对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自取其辱的行径也刻意隐瞒，把近代中国历史曲解为列强野蛮无理、恣肆侵略，清廷蓄意卖国投降的历史。按照毛共的宣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面对西方列强的得寸进尺的侵略，清政府一直采取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割让领土、出卖主权、赔偿巨款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对内还极力镇压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配合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最终使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云云。
毛共的这些说教是别有用心的，虽然从总的来看，近代史上的中国确实处于被侵略、被欺侮的地位，列强（包括西方和东方列强如日本、俄罗斯）在则处于侵略者的地位。但问题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毛共所说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野蛮、无理的侵略所造成，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满清政府的狂妄自大、顽固地坚持闭关锁国政策酿成的结果。例如，早在鸦片战争前五、六十年的清乾隆58年，即1793年，英国国王就曾欲敲开与中国“交使通商”之门，英王派使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带队来华，表面上是为乾隆祝寿，主旨则在两国通商、交使，改变中国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然而，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诩，视洋人为“蛮夷”、“蕞尔小邦”的清朝统治者，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只视其为来华进贡的“外夷”、“属国”，规定其向皇帝祝寿时要行中国臣民的三拜九叩大礼。无奈英人无此礼节习惯，见其国王也只是单膝下跪，故答应只行含混的单腿跪拜之礼。此事引起了乾隆和中国官员的大不悦。英使又提出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要求在京常驻使节；扩充通商口岸，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设立商肆；改变中方对英商的不平等、歧视性外贸政策和管理体制；要求中方割一小岛作为其堆放货物、驻扎人员之用，等等。应该说，除最后一条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外，其余各点均为合理要求。哪知乾隆不加考慮断然拒绝，并一一加以驳斥，理由无非是天朝上国，万物皆备，无奇不有，不须与尔等蛮夷交通云云。一次与西洋友好邦交的机遇就如此被断送了。
此次英方为表示友好，还赠送给乾隆大批礼品，从天文望远镜、军舰模型、枪炮到钟表、玩具共计六百多件，反映了当时先进科技成果以及（暗示）英国的军事力量。可惜对于毫无科学素养的乾隆及其大臣来说，这些用心良苦的安排有如对牛弹琴，他们毫无兴趣，也毫无反映。表面看，英人此次活动失败了，但得岀了非武力不足以敲开中国大门的结论。并探知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装备水平，认定它已如“一只破烂不堪的大船。” 从而为五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种子。（鸦片战争后英方提出的签约条款与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
满人本乃山野牧族，从无与海外民族交往之习惯，因此闭关锁国比之明代更甚。而此时西方各国正处于工业化蓬勃发展之时，也是其在文化上、科技上的爆发期，对外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地成为其迫切要求，所以不断有欧美各国商人、传教士来华要求通商、传教，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正常、非常平常、非常必要、并且可以带来“双赢”“多赢”之举，却被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加以拒绝，如乾隆帝，居然明令帮助洋人学习汉语者处以极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赖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如此自大自闭，自我孤立，焉能不败？康、雍、亁三朝号称清代顶盛时期，也正值英国产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相继爆发，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发生裂变式大跃进的时期，然而清廷却视而不见，冷然置之度外，使中华帝国脱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航道，终于成为落伍者、挨打者。
从乾隆手中接过皇权之棒的嘉庆帝以及再后的道光帝，在闭关锁国方面比其父、祖父更甚，曾多次下旨缉拿在华西洋人士，严禁洋人在中国传教和刻印书籍、地图，为此各地曾发生多起捕杀洋人罪案，为之后中西交恶留下了伏笔。
1816年，嘉庆21年，英王又派罗尔为正使，阿美士德为副使访华，再次提出与中国通商建交事宜。然而我们这位大清皇帝想到的首先仍然是彼此的“身份”：我乃大清天子，彼乃蕞尔小邦“蛮夷”，岂能平等交往？因此，他又使出当年乃父之故伎，首先要求对方在在朝见他时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否则一切免谈。对方觉得这种不平等礼节实在是对其国家的一种侮辱，不能接受。嘉庆于是将其驱逐了事。（后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方代表义律在其草拟对华和约的文本中，第一条就是：“两国交际，用平等礼”， 可见此举对对方伤害之深。）
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夜郎自大和愚昧，只能博得一时虚荣心的满足，于实事则有害无益。在对方经过多方刺探和了解之后，终于知道了这个“天朝上国”乃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稻草人，只好让船舰和大炮来说话了。
道光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总的说此役是由英方向中国销售鸦片引起，其责任在英方无疑。但先前中方傲慢无理多次拒绝对方通商交使的要求，并且使英方在华商人、传教士屡屡受辱、被捕被杀，终至引起对方怨恨报复，中方亦难辞其咎。
战争打起来了，清政府政治上腐败无能、军亊上技不如人立竿见影，道光帝错误估计双方实力，前踞而后恭，结局是满盘皆输，清国完败，被迫缔约割地赔款求和。从此之后，这种结局几乎成了一种与外囯关系固定不变的模式。按照毛共的说法，对付列强的侵略包括鸦片战争，本来我们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腐朽、反动的满清政府对外实行投降政政策，不准人民起来反抗，不惜屈膝求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等等。然后举出什么“广州三元里平英团”、“京津义和团“、”“红灯照” 等“英雄事迹”， 来证明民间反英斗争的“伟大力量” 云云。
然而事实与此相反。总的看，清廷对付“外夷” 和“蕞尔小邦” 的武装挑衅的第一反应是坚决抵抗、下令将其彻底消灭之。从道光（道光在位时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咸丰，从同治到光绪、慈禧，没有一个不是主战派。1841年道光主动对英宣战；1860年咸丰对英、法宣战；1894年光绪对日宣战；1900年慈禧对全世界11个强国开战（为此慈禧还杀了反对开战，后来事实证其正确的五个大臣）。然而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战争结局是一个比一个输得惨！一次比一次更加屈辱地签订了城下之盟。何故？非不为也，力不逮也。就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吧，中英军队伤亡是600：1，但清军确实进行了英勇顽強的抵抗，尽到了守土之责，很多地方战至全军覆没。“定海三总兵” 同时捐躯，两江总督裕谦以身殉囯，更多的提督、将校及地方长官与阵地共存亡，其精可谓神感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英军所攻击之要塞、城市依然全部失守，你能说清廷是投降派吗！再拿鸦片战争当事者的道光皇帝来说吧，他先是严惩与英方议和的钦差大臣琦善。同时急调各省援兵奔赴广州，誓与英军决一死战以雪前耻！但结果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最终不得不与英方签订条件比先前更加苛刻更加屈辱的城下之盟《江宁条约》。（或称《南京条约》）
面对如此惨状，这位皇帝从此可谓“毋忘国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以图报复。他要积蓄力量，先从自己、从宫中做起，大量裁减宫中开支，节衣缩食，规定自已用膳不得超过四个菜（这大概就是今天规定公款招待标准四菜一汤的来历吧），后妃不穿絲绸衣服，他自己甚至穿打补丁的裤子，舍不得给来京请命的大臣开饭，派太监外出买面食作自己的晩歺，等等，等等。
道光终于未能雪耻而含恨归西。继承大统的咸丰皇帝没有忘记为父报仇，为国雪耻，在其父行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愤图强，他自订了“防三渐”的座右铭（即“防土木之渐，防宴安之渐，防壅敝之渐”），其志不可谓不坚，其情不可谓不苦。他还单方面废除了《江宁条约》，结果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招致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祸，咸丰被迫逃往承德避祸，结果在承德“驾崩”，死不瞑目。
慈禧朝更甚，终于发生了大规模排外、灭洋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慈禧竟然忘了不久前中日甲午之战惨败的教训，以为可以利用“义和团” 这帮民间暴徒来报仇雪恨，居然做出了要对当时世界11个先进国家同时宣战的狂妄决定。终于难逃惨败，“赢得苍黄西顾”，落难西安。最终被廹以签订更加喪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收场，由此也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
这里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共所突出宣扬的、编入毛共中、小学课本的广州三元里民间抗英故亊，其实是由广州郊区各地乡紳组织的民间武装，亦即毛共所谓的” 地主武装”, 是毛共不共载天的”阶级敌人”。抗英是实，但若说成能战胜英军，则属梦呓。
庚子之败后慈禧似乎接受了－点教训，改变了原来的一些政策，还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似乎有了弃旧图新的意愿。但实际上深入骨髓的皇权意识和落后的帝国思想并未动摇，对西方现代文明仍然格格不入，仍视其若洪水猛兽。比如，下面的官员和商人好不容易引进一段铁路，却被大员们如丧考妣般斥之为破坏“风水”和“龙脉”， 被慈禧下令拆除。引进机器采矿的大臣被处以极刑。大臣们依然热衷于“祖宗之法”，对西方“淫技奇巧” 深恶痛绝。仍然固守所谓“中体为本，西体为用”的陈词滥调。试问，在科学日益昌明、竟争如此激烈的新世纪，如此朝廷焉能不败、不忘？
所以，晚清的丧权辱国，事决不是如毛共所宣扬的清廷投降卖国，实际上乃是其狂妄自大、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导致的结果。
还有不少人相信毛共的危言耸听，说鸦片战争之败，应归咎于道光不能坚持任用林则徐所致，如果有了林则徐这位民族英雄抗英，则何愁不胜！但我们听听这位大英雄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林氏在道光22年9月即公元1843年10月被发配去新疆途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中英之战时曾坦言：中国军队器不良，技不熟，这种情况下，“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一哄”。林在此信中特别嘱咐不要将此信给人看，大概他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抗英英雄形象。林还预言：中国最大敌人不是英国，而是北方的俄罗斯。可谓有先见之明。
其实,清政府在与外国人交往上本身应负一定之责任。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不说了，它还不讲信义、无视国际规则而我行我素。如第二次鸦片战争, 实乃清廷挑起，在事变过程中，清廷反复无常，撕毁条约、扣押对方谈判代表，行同流氓无赖。又如庚子之乱,它鼓励和支使愚民加暴民的义和团，滥杀无辜教民，剌杀外国(徳日)使臣，围攻洋人使馆，主动挑起事端，自以为得计。只是最后被人家打败了，便说是列强侵略。有关这些真相，毛共的史书故意只字不提，完全说成是洋人野蛮、无理侵略。有意挑拨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国家的仇恨。
这个清廷也决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要了解满清政府对汉族人民的凶残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扩张、征服，就可断定其对洋人决不会有什么仁义善良，它丧权屈辱, 是战败无奈，清末著名革命家、学者谭嗣同说下了－段令人深省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呼？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也。”
这一别开生面的识见可谓振聋发聩！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时代之中国，其实类似满清之余孽,经济上那么落后贫穷，人民困苦不堪，军事上也根本不能与美、苏匹敌，却成天高喊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叫囂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大战，诚如潭嗣同所言，如果清朝——毛中国真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实力，那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就真的无遗类了！所以老天仁慈，让它技不如人，“曲用其仁爱”，以救天下苍生。这也说明，－切独裁者都具有这种不仁不义、狂妄自大、统治世界野心。
那么，为清廷和后来的毛共所百般诋毁、丑化的当时的英国的真正情况又是怎样一个国家呢？说起来绝对令人意外,清廷首任驻英副使刘锡鸿以其亲身真切的感受作出了下述答案。他记述道：
（英）其人民“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刘锡鸿决不是“崇洋媚外” 的新派人物，而是保守派人士，是“极顽固之旧学派”，在未去英国之前，他也认定－切洋人皆为夷狄之邦、野蛮之族，可事实纠正了他的偏见，改变了他的思想、观点。这种感受与今天多数国人在囯门打开后去美欧日本旅游的见闻不谋而合，原来当局天天辱骂、诋毁的““帝国主义”乃发达富庻之地，文明礼仪之邦。可见，将西方“妖魔化”乃是独裁政权的恶毒惯技。
简而言之，清帝国之败，除了皇帝制度的腐朽、反动之外，又加进了其狭隘山野民族之短视、守旧、妄自尊大和野蛮落后的习性所致，使中国再一次错失与世界先进文化合流的机会，使中华政治文明再一次固步不前。
以上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悲剧，也是中国在近、现代落后的根源。
三、“共胜国败”是乱世政治斗争“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体现
现在应该讲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了。
1949年中共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为了宣示其统治的合法性，当局不停地制造出它“代表”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各种理论，还大肆宣扬“千条江河归大海，全世界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直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成为了人们的笑柄之后，当局又苦心孤诣编造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共”等新“理论”。而在中国，也有相当多人受 “成则成王败则寇”的传统观念影响，认定共产党掌权乃是“天意”，天意是不可违抗的，也是无法改变的。这就与 “党”的心意合而为一了。
可惜这完全是一套骗人鬼话。如前文已析，所谓“天意”，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它其实是由人心背向即“人意”决定的，是“民意”的体现。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我们己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向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方向不断迈进，也就是向着政治更加昌明，人群更加平等，社会更加和谐，民众更加富裕、幸福的方向前进，因为这是总的人心所向。
然而，共产党的政权则明确宣布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人民只能如奴隶般匍匐在共产党的权威之下，只被赋予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歌功颂德的“自由”。国家成了一党之“私”，民众成了党和国家的驯服工具。剥开它用华丽骗人的词藻编织的外衣，新统治者依靠的其实只有暴力和谎言。在一党专政之下，一切以权力、官位划线，按权分配，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等级金字塔，蟠踞在金字塔的上层是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各级“公仆”，塔的下层则是无权无势无钱的“主人”。请想一想，难道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类心甘情愿的选择和归宿？
共产党后来不断自我标榜，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了”它来统治自己，所以它的统治是合法的。这就象说我们的汉族祖先曾先后“自愿选择了”蒙古人和满人来统治自己一样，何其谬而毒也！明明是中共用共产主义的花言巧语欺骗了人民，明明是中共用谎言加暴力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用残暴的专政来统治胁迫人民，却说是人民选择它来骑在自己脖子上耀武扬威。
当然，有人会说：不管怎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终究战胜了国民党，夺得了内战胜利。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其实就是前面说过的历史的偶然性所致，造成这种偶然性有各种主客观因素，就毛和中共来说，客观的大环境、大机遇如共产主义在世界兴起，苏俄的一力扶持，日本全面侵华、苏军入侵东北等，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其主观方面来说，则主要是其善用谎言和骗术，蒙骗了部分中国老百姓甘愿为其充当炮灰，或者为其摇旗呐喊，帮助它取得了内战胜利。所以，毛和中共的成功，说到底，除了天时地利即外在因素和大环境之外，在主观方面，主要得益于它的诈朮、骗术和厚黑术，其中毛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别的不说了，单说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书面提问时，曾公开向全国、全世界宣称；共产党要建立的新中国将是拥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它的各级领导从地方到中央都由民众以普选的方式产生……
他还说，共产党要建立的是各党各派共治的“民主联合政府”，它成功后要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等等，等等。
在这些信誓旦旦的甜言密语的诱惑下，中国人民被其“俘虏”了。
毛和中共当然不是只靠这种口头、文字上的能言善骗，它还有许多高明的手段和招数，现在我们就具体考察－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它的致胜之道。
总的说，国共斗争以“共胜国败”为结局是及其诡异、出乎多数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在绝大部分时间和情况看，国民党都占据绝对优势。国民党是各政党的絶对老大，它是亚洲首个现代民主囯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还在中共尚未“出生”之前十年，其首领孙中山就己担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它以武力统一了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奉行的三民主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民心所向，是真正利囯利民的好主义、好主张。
反观共产党，其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已被实践证明完全是一股逆历史潮流的残暴、专制、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势力。而且，中共本身完全由苏俄一手操办产生，靠苏俄扶持送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外国势力卵翼下的混血儿。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国共两党斗争中，共产党大部分时间处于绝对劣势，好几次濒临绝境，但都靠了国民党的手下留情而转危为安。最后，靠了在八年抗战中在敌后隐藏发展壮大、养精蓄锐，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胜，夺得了大陆统治权，将对手赶去了台湾。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全国多数人不能识破毛和共党的天大骗局，反而助长它的胜利呢？这里面原因复杂，简单讲起来不外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手段高明；二是国民党愚蠢无能。这两方面结合才决定了斗争的结局。（不过，从中国的实际看，还有外力这一非常重要因素。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着重考察两党自身因素。）为简略计，我们重点考察国民党的重大战略失错，因为国民党这种失错也就意味着共产党的成功和胜利。
国民党最初的战略失错应归咎于孙中山。当年苏俄把他在东方的共产主义扩张地首选在中国，并且选择孙中山的国民党作为它的利用、合作对象。孙中山慷慨允诺了它的要求，接受了它的援助，决定实行“联俄容共”之大政方针。结果使得中共这个对手迅速壮大并进入历史舞台的核心。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孙俄合作中共是最大嬴家，孙中山和国民党则是大输家。中共借“合作” 之机不仅壮大了自己，还钻进了国民党的心脏，当时就差点鹊巢鸠占，被中共夺了它的权取而代之。整个地看孙中山是在玩一场引狼入室、养虎遗患的游戏，孙氏可谓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是为国共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战略失策误。
接下来第二大战略失错先由汪精卫、后主要是蒋介石铸成。孙中山在北伐开始前就去世了，此后的“联俄容共”方针主要由汪精卫、蒋介石主持实施。汪氏首先成了对方高明骗术的俘虏，充当了共方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而蒋氏发觉了共产党试图“篡党夺权”、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转变成共产主义革命的阴谋之后，釆取了断然的“清党” 措施，暂时挽救了国民党。但旋即为国民党内所不容，国民党热衷内斗，争权夺利。先是汪派为苏联、中共所俘虏，成为共方代言人，造成“宁、汉分流”局面。蒋、汪内斗，宁、汉分立让共产党捡了便宜，双方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斗上，而放弃了对中共穷追猛打，除恶务尽，使得中共有了喘息之机，得以重振旗鼓，巻土重来。
但问题是，在汪精卫觉悟、实行“分党”之后蒋介石却仍然拒绝与汪派合作。内斗使得蒋介石在“四－二”事件半年后第一次下野。到1928年2月蒋复出，蔣仍然以北伐为头等大事，组织了第二期即“二次北伐”。其实，此时打败北洋军阀，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北洋军阀幸存的实力最大的奉系张作霖就主动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共同防共”，其继承人张学良后来亦主动“易帜”， 归顺国民政府。所以，当时国民党的第一要务是彻底解决中共问题，而不是北伐，解决了中共再行北伐，才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可蒋介石颠倒了主次，选择了全力北伐实现“统一”中国的虚名，而留下了中共这个“实患”。
二次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即于6月15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称完成了统－大业，云：“中国之统一……正告完成……此实结束军政，开始训政之时也。”此言实乃对形势的误判，且不说当时东北尚未“易帜”， 更重要的是，在发誓要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共被消灭之前，国家统－是不可能“完成”的，“军政”更是绝对不能”结束”的！这种追求表面胜利的虚荣心，转移了主要斗争目标，麻痹了自己的斗志。是为国民党第二大战略失错。
第三大战略失错是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廹逃离江西，进行漫无目的地的“长征”之时，蒋却对其釆取“放生战略”，使多年的剿共大业功败垂成。根据对这段史实的考察，蒋有多次可以轻而易举消灭这股逃军的机会，可蒋却一廂情愿玩起了“放生战略”的游戏，试图以中共的生存换取苏联帮助抗日。最后蔣把红军“圈” 在陝北，当作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留下了无穷后患。当蒋发现自己上述战略失策、上当受骗之后，试图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中共时，又因用人失察，导致发生颠复性的“西安事变”，成为后来“共胜国败”的分水岭。
此次战略失错实为最严重、具有决定性的大错。
接下来的第四次战略失错是上述第三次失错的延续。西安事变后，蒋碍于虚名，信守在“西安事变”中对叛将的承诺，导致“攘外先安内战略”功亏－匮，让中共合法化，得以在抗战中坐大。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1月蒋在自己撰写的《西安半月记》中承认：“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毁于一旦”！ 然而，蒋实际上有另一种选，即回到南京后立即废除在张、杨的抢口下允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的所谓协议（ 口头承诺，没有签字），重新宣布“抗日但不联共”，“攘外必先安内”。然后以“叛国”罪名讨伐张、杨和中共，利用当时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民气，军心，举全国之力一鼓作气荡平张、杨和毛共是完全可能的，即使不能彻底剿灭，也可基本消灭，免除后患。（当时毛共亦估计蒋回南京后会推翻城下之盟，作了打游击的打算）。当时的日本亦放话，愿为讨逆剿共之蒋军提供军事援助。可见，讨伐张杨和中共不但不会影响抗日，还可能使抗日出现有利我方之转机。
然而蒋氏此时却把信守与叛贼的“城下之盟”看得比国家兴亡还重，守小信而失大节，其思想深处则是受儒学矜名节、重然诺、守恕道之虛荣所制。
蒋第五大战略失错，是在信守“容共抗日”的同时，对毛共作出毫旡原则之让步，完全放纵其在抗战期间坐大。
为了信守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蔣及国民政府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和牺牲，让中共合法化，接纳其参加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等等。但即使按约行事，中共的军队也应编入政府军系列，由军亊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亦应编入中央行政系列，由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管理。这才合符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政府对其下属的最起码要求。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居然在最后全部放弃了这些原则，与中共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结果是，红军拿了国军的俸禄，却只换上国军的番号，其余一切照旧，仍由中共绝对领导和指挥；延安作为国家一个边区，却可以不受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不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人事管理；蒋还允许中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的全国各地设办事处，建兵站，办报纸，搞宣传，而 “中央政府”却不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拥有对等的权力，中共可以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公开自由活动，宣传中共政策和马列共产主义，而中央政府机构和其宣传部门却不能进入延安城门。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党成为 “国中之国”， 中共借抗日之名疯狂发展壮大自己，而且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兴风作浪，大肆发展地下组织，进行反政府活动，而国民政府则白白篡养了一个以打倒自己为其职志的“中共”和其军队。
就这样，本来在名义上、实力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和有利地位的蒋和国民政府，却任凭弱小的、有求于他的、而且已成为它的下属的中共牵着鼻子走，任其欺侮、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任其发展壮大吞噬自己。
此后，蒋还有第六大战略失错，即在抗战胜利后亟须抓住最后时机集中力量解决毛共问题之时，屈服于美国压力，改行和平之策；在东北战场关键时刻停火退让，招致错失良机，先丢东北，后丢全国。抗战胜利后虽然中共势力有很大发展，但国共军力仍为三比一，国民党方面仍占绝对优势。它还独占制空、制海权，还有－支在远征印度、缅甸时铸就的美式现代化部队，如果速战速决，有很大胜算。但此时蒋屈服于美国压力，走了几步错棋：
一是举行重庆国共和平谈判，而且接受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所谓的“和平调处”， 让中共赢得时间，自己躭搁了战机 ，麻痹了斗志。
二是在1946年春夏国军在东北战场取得对共军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息兵停战，致使东北战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终致共军卷土重来，反败为胜。而占有东北实乃决定全囯全局之关键所在。
三是在中共磨刀霍霍、中华民囯处于危机之际，仍然鼓吹实行宪政民主，给了中共以攻讦捣乱之机。又召开无是生非、扰乱军心、民心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徒有虚名的“国民大会”。
四是过分依赖和顺从美国，对罗斯福出卖中华民国的“雅尔塔协定”和杜魯门掐断美援毫无预防和反制措施，把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这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身上。
此外，蒋在治党、治军、治民方面均有重大失误和无能的表现，较之毛和毛共可谓天圵之别。
综合上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国共斗争以“共胜囯败”结束，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可以说，导致江山易主并不是毛和中共有特别过人之本领，而是蒋和国民党屡犯战略错误和迂腐无能。当然，还要加上一些对中共有利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这样，我们就必要更进一步探究－下蔣之思想、为人，和其性格上的弱点、缺陷，即致导致上述失错的深层原因。笔者初步认为：
首先，蒋试图以传统儒家的道德和文化对抗毛共的共产主义，欲以仁义道德和民主宪政对付毛的阶级斗争和造反手段，文不对题，不能不败下阵来。
蒋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很深，对儒学、宋明理学有很深的研习。孙中山自觉地以中华传统“道统”继承者自居，蒋则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中年以后，蒋更欲以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儒家倡导的传统美德来凝聚人心，战胜共产主义。蒋看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残暴和违反人性的方面，他欲以反其道而行之的“仁义道德”与之对抗，这便是他的“放生战略”、他的容共、“溶共”、“国民精神总动员”，乃至“新生活运动”之源。结果有如佛佗之以身饲虎，正中虎之下怀，可是这个吃了他的虎却并不感谢他的仁慈大度，只自已多么“英明、伟大、正确”，敌人是如何反动、愚蠢、懦弱云云。
可以设想，如果处在太平盛世或者具有民主根基的西方社会，蒋完全可能取得对毛和毛共的胜利，他还完全可能有一番更大的作为。然而处在乱世争雄，国家落后，人贫穷愚昧，而且只有专制传统的中国，他的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了，在这里吃香、行时的“厚黑学”，是“丛林法则”。蒋试图以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来对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感化对手，根本上是出于他对中国民众素质的过高估计，他认定：“（共产主义）以恨为革命动机，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哪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引自《蒋总统秘录》）
可惜的是，他的判断是基本错误的。共产革命残酷、卑污不假，但未必在中国没有市场。首先，中华民族不见得比法兰西民族更善良、更热爱和平。（毛泽东就认定，中国人最爱斗。）其次，产生了近代世界级伟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的法国，都可以发生那么惊人的、残酷的“大革命”，难道在皇权专制历史悠久、民众更文盲、愚昧的中国，就不能产生类似的“共产革命”吗？要之，蒋对自已所处的社会和对手都作了错误估计。
蒋的这种思想还与其重要智囊戴季陶不谋而合（或相互影响），戴就鼓吹：“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战胜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似乎都忘了，仁义道德，只适用于治世，而不适于治乱世。在贫穷战乱、文盲遍地的社会，共产主义的造反、劫夺哲学比“四維”“八德”更受下层下层民众欢迎，共产主义的“革命口号”对现实中失学、失业、失恋、又不甘平庸的青年的号召力比之传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更加具有煽动力、迷惑力。共产主义是一种煽动人们抢夺、仇恨、杀戮的学说，跟它讲传统伦理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与虎谋皮。蒋还欲行民主宪政与共产党争取民心，显然也是一张药不对症的“医方”，何况，在战乱频仍完全没有民主传統的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谈何容易！结果只能是“画鹤不成反类鹜”，反而给对手以攻击的口实。
反观毛泽东，他可以利用他在野的地位大肆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毫无顾忌地吹嘘许他的“共产主义天堂”，信誓旦旦地许诺共产党当政后给国人以充分的自由、民主，甚至把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罗斯褔的四大自由搬过来作为未来自已的政治钢领。凡是国民党做不到，而民众又想要的东西，毛泽东说他都能做到，都能给。面对这个特级厚黑大师和古今第一巨骗，蒋和国民党的道徳感化和民主战略，注定一败涂地。
其次是蒋性格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估名钓誉的一面，使他缺乏政治家果敢、担当、决断的气质，对正确的东西沒有排除万难贯彻始终的勇气，对顽敌巨寇缺乏狠劲。蒋介石表面上威严，实际上深受儒家中庸、仁恕思想左右，性格中蕴含着妥协、退让、软弱的成分，又过多顾及自己的“形象”。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中，蒋已表现出过多无原则的迁就、退让，对于那些累次以兵戎相见，要置他于死地的对手（桂系、阎、冯等），蒋在打败他们之后，却不追究其罪责，致使其屡败屡起，屡起屡犯，自我喪失领袖权威。这就使得阵营内部人心涣散，纲纪松弛，内斗不止，各行其是，涣散了党心，军心，民心。表现在与共军作战时指挥不灵、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可以想见，这支队伍与毛泽东用铁的纪律、钢的意志、无情的惩罚铸造成的阶级复仇队伍对抗，其输赢自在不言中了。
再次是不重视宣传和舆论战，不能抢占舆论、道德高地，在宣传和思想战线上一败涂地。
本来执政的国民党在舆论方面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和有利的条件，但蒋自已既不会搞宣传战，又放任中共的宣传渗透，结果在争取盟友、争取民心的争斗中长期处于下风。比如中共作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儿子党”， “喝俄奶”长大，有许多“认俄作父” 的卖国行为和十足的叛国之举（如中东路战争中号召“武装保卫苏联”），而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敏感的，历史上谁被定为“卖国贼” 谁就遭万人唾骂，遗臭万年。对于中共这种极好的反面教材执政的国民党却不会利用，将其搞倒搞臭，令其处于万劫不覆之地。又如对毛共的假抗日、真扩张，不打日军打国军，也没有给予充分揭露。作为战时政府却不能掌握报纸和其他媒体，不能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反而把抗战的政治宣传大权交给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及其手下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大批“左翼文人”，其实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员、文化特务），以致共产党人垄断了抗战舆论，垄断了战时文艺，民众读到的是左翼作家的小说，看到的是左派文人的话剧、电影，听到的是左翼作曲家的歌声。无怪在毛共掌权后很容易就让全国人民相信共产党是抗战“主力”， 国民党反而成了“消极抗战”的“投降派”。
此外，毛共在策动民运，拉拢“第三种势力”、直至拉拢美国，组织反蒋统一战线，以及派遣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大搞“挖心战术”等等方面，更是蒋和国民党所望尘莫及。
总的说，中年以后蒋介石在主观上沉湎于追求古之“君子”，试图重整儒学治国之辉煌；而毛则是－个谎话连篇、怪招迭出的无赖，在乱世的政治斗争中谁胜谁负就可以很容易判断了。“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就这样形成了。
国共长达二十余年的斗争既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地以“共胜国败”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毛共统治的时代。而毛在他掌权的第一天，就把他先前关于关于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许诺丢进粪坑去了。
于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不幸陷入政治文明的第三次大倒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