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两种爱

 ——《红色巨谍俞强声出走的前夜》读后感

遇罗锦

生活伴侣中，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对丈夫（或伴侣）无功利的爱：和丈夫很对脾气、除了愉快地过日子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无论丈夫是什么职业或社会地位，她觉得两人性情合得来、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彼此看着顺眼，就挺好了；这样过到白头到老，她一生知足。还有种女人，与前一种女人完全相反，她能干、机敏、出人头地的要强心切、总是觉得丈夫的地位还不够高、还不够理想得令自己满意；于是她就开导他、督促他、给他出谋划策、乐此不疲地去实现，眼见丈夫的地位一步步有所改变。然而，丈夫的职位越往上升，她越是不满足，越觉得他还应该再往上升，直到丈夫“升”出了国、展翅高飞、隐形于海外的另一世界，再也不属于他那个太霸道、太要强的太太为止。

红色巨谍俞强声的出走国外，就是他这位要强要胜的太太季颍女士，一步步促成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与我有着多年友谊的老友、徐文立先生的夫人贺信彤女士的著作。看到她给我邮寄并亲自签了字的这本小书，看到书里她的个人简历，才知她是1947年生人，比我小一岁。尽管我和文立兄在北京时已有过接触（可参考拙作《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一文，收于“绿野出版社”《遇罗锦文集》中），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那天, 正在北京我父母家，给我们全家人办理平反一事的工作组组长，告诫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 他们刚一走，我便立即骑上自行车去了很远的他家，小声地告诉他：“公安在你屋里安装了窃听器。” 大哥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早就知道。让他们去听吧。” 彼时，大嫂和小女儿是在楼道对面的另一间屋里，我和大嫂没顾上说话，就骑上自行车告别了——那竟是与大哥在国内的最后一面。

转眼几十年过去，当我在2008年因事又去了美国时，我是在《北京之春》薛伟的办公室里，给大嫂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大哥此时不在家，大嫂说她自己正在玩电脑游戏，我感到她连与我聊天的心情也没有，只好遗憾地挂了电话。当时我很失望：觉得她怎么这样冷淡；再说我事先在纽约已付足了一周的旅馆钱，并没想去她家居住或打扰啊。虽然我心里有点好奇，想看看她家是什么样子，因为来一趟美国不易，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来美国了。

一晃多年飞逝，直到近日，看完了大嫂赠送我的这本不厚的小书之后，我才理解了大嫂的性情，是与她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连的。

此书的一开头，是叙述俞强声的妻子季颖，在国内的学生时代，是与大嫂无话不谈的密友。俞的父亲是中共元老黄敬、原名俞启威；俞的母亲是范瑾；包括他们的亲友，是一个具有响当当的革命史的红色家庭。从中共建国以来，这一家庭的成员都担任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工作。他们从骨子里明白：他们永远是染红了的血统、永远比别人高一等。而出身低微、父亲是串胡同卖酱油的、“城市贫民”的季颖，却并不因自己成为了红色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满足；越是出身低微，她往上攀比的心，却越是强烈。

在信彤大嫂眼里，季颖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母亲、终身伴侣、闺女和最最知己。

当时，俞强声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便衣警察，却自命不凡。而季颍更为心切地希望丈夫成为人上人。首先她觉得丈夫应该入党、才能出人头地。

1976年四月五日前后，天安门广场涌动着上万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自发活动，季颍提醒丈夫：“表现立功的时候到了，切不可心慈手软。”

俞强声很听她的“教导”，在这一时刻，他把敢于发声的人抓进了警车；并以“偷车贼“的污名，把另外的无辜人士也抓捕入狱。

于是季颍兴奋地告诉了信彤：“我们家那位的入党问题没跑儿啦！”

虽然丈夫入了党，但又出现其他不如意的事：俞强声单位的人私下传说：“俞强声是江青和黄敬的私生子。”

又是季颍教给丈夫如何先发制人——在公安局的一个公开大场合，俞突然站起来，手指一帮人破口大骂：“”你TM的才是江青私生子呢！你爹才给江青舔屁股呢！......”

俞强声是大学毕业、平时挺斯文，此时竟然爆发了如此的冲天怒气，领导们都认为他是被逼得无路可行了，反而十分谅解他。不久，俞不仅离开了公安局，还升到了公安部、安全部。

每次，他都深谢媳妇的高招儿，回家把他搂进怀里，乐不可支。虽然这夫妇俩的出身是天壤之别，但饱受底层生活之苦的季颖，对于从小不知愁苦的丈夫，有如天然教师，每出一次新主意，都百发百中、利益尽得。

且季颖穷苦出身的父母，也尽力给女儿指点迷津，让她必须“拿得住”丈夫，说“没准儿，强声还能升到国家主席呢！”

由于在季颖的多次指点之下，俞强声的地位不断高升，连季颖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也饱受重视起来，上调的新单位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与俞强生汇合，一起调到香港工作，夫妇俩的收入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大越舒适。但遗憾的是二人始终没有子女，只好领养了一个弃婴女孩儿。

此时，俞强声表面是“保利”在香港的高管，实际是国家安全部的北美情报司司长，夫妻俩都在这个机构供职。那时，可谓他夫妇俩是最得意的时期：工作理想、钱足够花且有很多盈余；住房宽敞、人脉关系畅通无阻，拍马屁的不禁其数。

当有一天深夜，季颖无意中发现丈夫在写情书时，她的怒火腾地呼呼直冒；她忘乎所以地抽出皮带，狠命地朝丈夫抡去。边抡、边咬牙切齿低声地骂，把俞强声满脸、满后背抽的都是血印子，可她仍不解气。而次日，俞强声便没了下落。

那时，由于工作需要，俞强声有可以随时登上飞机、坐任何国籍班机出国的特殊护照。

事后，海外的新闻才暴露：俞强声为了立功，为了留在美国，竟然向美国提供情报，出卖了在美国潜伏四十多年的间谍金无怠。

而季颍却仍在国内；俞的家人、亲友都不认她，和她彻底断绝了。

与季颍最为鲜明对比的人，便是本书的作者徐文立的夫人贺信彤女士。正如本文一开头所说的：女人对自己生活伴侣的态度，恰是自己生活是否幸福和安宁的根本。

大嫂过去虽然和季颍是密友、无所不谈，但二人对丈夫的态度和感情却有如天壤之别：一个是只关心自身利益、永不知足，最后从天上掉下来，摔了个遍体鳞伤；一个是在徐文立大哥投身于政治理念勇于献身时，大嫂从一开始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不畏惧任何艰苦和牺牲。当文立大哥因组建第二大党的政治问题而在北京入狱多年时，大嫂一人做四种体力工，营养跟不上，不惜自己身体枯瘦如柴、把每一分钱都尽量让大哥吃得好些，给大哥送往监狱的炸酱里，回回放足了肉丁和海米。而与大哥关在同一个“感化监狱”里的刘晓波，每月仍旧领取着1500美元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工资，不仅能养活在监狱外的太太刘霞，还能在有如小城市般、商店林立、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好吃好喝、以及好享受的“感化监狱”里，尽情地让自己高兴。而贫穷的文立大哥却心内安然，赢得了监狱管教人员的信任。不仅如此，大嫂还极有远见地带着幼女去了美国定居，不怕任何艰辛地为文立大哥开创了一条出狱的可行之佳路。她不多说、不多道、不畏惧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一家人终于圆满地在美国团聚和定居，女儿也上了大学并学业有成、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幸福。

大嫂与季颍对比，二人高下立见。大嫂在书中，只写出事实，却不议论、不评价，不带有私人感情和色彩，就像一位不相干的第三者在旁观这一切，更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大嫂实在是女中豪杰，却在沉默温和中不露声色；我尚未见过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

写于2019.5.6

德国,  P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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