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七章

王哲

七

毛泽东23日的讲话，归结成两个字就是——“迎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击”！套用毛自己的讲话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1。毛泽东的讲话，百度便可搜读，在此无需赘述。

之所以说是“反击”，就是因为彭德怀提出、张闻天认同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应该说这是彭信中唯一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彭德怀说的对不对呢？一半对一半不对，一半对是指“狂热性”；一半不对是指“小资产阶级”。用“小资产阶级”这个用来划分阶级范畴的政治用语来喻指以毛泽东为首领导的政府虽急于求成、但毕竟主观愿望是积极良好的国家建设，确实在用词上过于随意，在思想或曰理论上欠缺高度和水平。而这如果只发生在大半个武夫的彭身上，也许这次庐山会议的历史会重写，当然历史没有也许。然而当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张闻天，发出了支持彭的和音后，对毛来说，就演变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而对他的联手挑战。此时此刻，在毛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个“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有这两点，就足以定性了。正如李锐在《庐山会议纪实》中所言：“促使毛泽东作23 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撩怒老虎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的“反击”，用的是“三张牌”：

第一张是批判牌，是针对彭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因贺龙揭发彭德怀说的“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而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2”；二是暗指彭德怀等人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

第二张是自责牌，是针对“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重创，毛本人的自责：“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但仍强调“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

第三张是感情牌，是针对上述第一张牌彭德怀等人的指责和第二张牌的自责而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且同样的词意，讲话中重复了四次。其中最动感情、说得最重的两次都是在讲话行将结束时，即“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3，以及“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4。应该说毛说这种话，确是动了真情的，从现在各种书刊记载当时毛眼中噙泪、夹烟的手指簌簌发抖的情形而言，也能证实这一点。尤其毛精心培养的毛岸英，正是不幸牺牲在毛托付的彭德怀麾下。

当时解放军入朝不久，敌方即侦悉了志愿军总部驻地，并获知毛岸英就在彭德怀手下当参谋。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这一计划被苏方得知后便通报了中方。毛泽东阅罢吩咐“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电报发出后，毛泽东对此事还有些放心不下，第二天下午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嘱咐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要彭尽快转移。但由于志愿军总部刚刚部署了新战役行动，大战在即，军务繁忙而紧迫，彭总尽管接连收到聂荣臻和毛泽东拍来的两封电报，但未来得及转移，不幸的事就发生了。至于毛岸英牺牲的详情，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有所查证，但舐犊之情、丧子之痛是无论如何也排解不了且会与日俱增的。

当毛泽东在行将结束、说完“我无后乎”、“绝子灭孙”等这些话时，想必彭德怀心里自会有一番感慨包括愧疚。而对与会者来说，就是换一个普通人，如果所做之事和绝子灭孙联结起来，想必也足以被打动，何况还是他们非常敬仰和爱戴的毛泽东？！所以当毛泽东说完这些、随即一声“散会”后的戛然而止，令与会者内心沉重的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的茫然和惶恐，多少总会有一些情感上的难过和痛楚，而这无疑会影响及导致其心理和思想上发生或强或弱的某种倾斜。

而如果换个角度，彭德怀的信也好、张闻天等人的发言也好，都绝不会也不可能把因为毛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乃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困境同“始作涌者，其无后乎、绝子灭孙”等这样毫无人性的决绝之意联结起来。普通人尚不会卑劣至此，何况这些有着崇高理想情操之士。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自己偏偏要这样说且再三再四加以强调呢？很简单，设想如果一个人发誓到如果怎样怎样，就让我断子绝孙的程度，那么至少说明这件事一定不是自私自利的。毛反而言之，一切便尽在其中了。这就是毛讲话中说的：“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以及“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所以，毛泽东第三张牌表面看是感情牌，实际包含着第一张和第二张牌的全部内涵。

作为政治巨人，毛泽东在政治场合向来鲜露其真情实感。李志绥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记述毛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演员，他可以成为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5”而适时适当的“示弱”，是一种智慧，是人们向目标推进过程中，进与退、取与舍、高与下、强与弱不可避免地交互选择与坚守。

另外，毛讲话中自责时有这么一段：“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庆施）？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六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6”。其中点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毛自己说的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是“闯下大祸”的三个因素。

北戴河会议，即是1958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瞎指挥、浮夸风，给国家和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薄一波1958年曾有三次建议：

第一次是1958年6月17日向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7。

第二次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彭真、薄一波等人谈话。按薄自己的说法：“谈话时，毛主席曾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8”

第三次是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薄自己的说法：“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1070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9”

毛讲话中提及的薄一波建议，应指后两次。但第一次薄的报告，致使中央原来提出的争取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品方面超过英国的目标大大提前了，由十五年一下子缩短为两年。这个由党内经济专家提出的建议，是促成中央决定在1958年余下的几个月实行钢铁等工业品产量翻番的重要原因。它使得毛泽东和中央认为中国1958年的钢产量可以并应该由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样才可能在1959年时再翻一番，从而实现薄一波提出的两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这样一种思路导致了中央决定全民大炼钢铁。10由此可见，毛泽东固然有其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一面，但身边的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逢君之恶、推波助澜，也是导致局面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而虽时过境迁，至今其弊依然。

毛泽东23日上午讲话后，当晚即发生了所谓“二十三夜事件”，即也在毛泽东上午讲话暗批之列的周小舟（湖南省第一书记，会后被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水利部副部长）、周惠（湖南书记处书记），晚上因情绪激动，跑到黄克诚处一吐为快，而黄克诚和彭德怀又住在一栋平房的两头。在黄那里碰上了彭德怀，从黄那里出来，周小舟又碰上了当时的公安部长、有毛泽东大警卫员之称的罗瑞卿。这两碰俨然成了“碰瓷”，最终成了落难后无从解释和辩白的罪证之一（因为都是湖南人，故被打为“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

从毛讲话后的7月23日下午开始，6 个小组开会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直至7 月26 日之前，发言的人态度都还是比较冷静的，语气也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还是比较正常的。对彭德怀信的批评也基本没有脱离信的本身。不过说法轻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数人调子比较高。许多人的发言还着重做了自我批评。11

其中李锐《庐山会议纪实》中，周恩来和彭德怀的一段对话颇具代表性：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8.8 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

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出周、彭二人还是相当真挚坦率的，尽管彭的“老奸巨猾”用语比较直接和刻薄，但似乎周并未放在心上。或许当年抗美援朝时，因为后勤、运输等各种问题，彭骂得比这更难听，周已有所习惯，当然更多是为人宽厚的周对这位耿直质朴的老战友了解和理解。周一句“今年你替了我了”，还流露些许对彭的感激之情，否则如果没有彭德怀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面对焦头烂额的指标数据等，周难免左支右绌，保守冒进难以两全。

另外，如果李锐这个记录属实的话，从上述周、彭二人对话中，对彭德怀的信可以增加一点新的认识，即彭说的：“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也就是说，彭写信主要不是对事，而是对人。

接着蹊跷的是，7月26 日这天，毛泽东下达了新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12。

注释：

1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2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3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4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5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22页。

6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78页。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第698页至699页。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第706页至707页。

10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82页。

11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12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