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反思共运的新课题

——从《五七指示》谈起

胡平

刚刚过了5月7日。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日子给予特别的关注。

5月7日是什么日子？5月7日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上年纪的人，我是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许会想起《五七指示》——对，《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在5月7日给林彪写了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戚本禹说，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1966年7月，陈伯达向戚本禹提出，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社论写道：

“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有“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提法，但没有“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不过戚本禹说，他多次回想，仍清晰记得当时陈伯达确实向他说过“共产主义蓝图”这句话。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应该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号召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可是，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马恩列斯都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他们只是给出了几条抽象的原则，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是“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等。按照当时的说法，唯有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对人类的理想社会做出了具体的规划；毛泽东亲手描绘出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向我们展现了无比美好的人间天堂。

请读者们认真地读一读《五七指示》，你是不是认为它无比崇高、无比美好？是不是感到特别激动、特别振奋？是不是满怀激情、衷心神往？

我敢说，绝大部分读者都不会产生那种强烈的认识和感受。我还要说的是，其实，当年人们的认识和感受多半也没那么强烈。

关于在毛时代，尤其是文革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那种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和热烈想象，我们已经讲得够多、写得够多了，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当时有口号“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但那只是口号而已。

文革后，《五七指示》也受到批判；毛泽东亲手描绘的这一共产主义宏伟蓝图早已被当局放弃。我这里要说的是，就是在最狂热的年代，就是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57期 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