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十三章

王哲

十三

此时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因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进行蹲点调查时，就与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因农作物合理密植等问题发生过争论。这次上庐山后，田家英又把四川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为此又与李井泉发生了争吵。最后“官司”打到毛那里，毛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1

此外，还有名在“秀才”之列、时任新华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和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即“信阳事件”的肇祸者。信阳事件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因大面积饥荒而致百万农民饿死事件），对“大跃进”中一些做法的存在的分歧。同时，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与时任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就钢产量指标上涨而电力不足产生的矛盾。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秀才”们，一方是他主导“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彭德怀写信、张闻天讲话之前，毛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但随着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将庐山会议转向于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主义时，自然便意味着“秀才”一方的落败。前面说了7月25日毛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表现不好，并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之后又几次如是。2最终令“秀才”们心惊胆战，纷纷倒戈且似乎愈加义愤填膺加以表白，才得以“过关”。而李锐则因性情及态度，尤其替田家英背了他说的毛如“斯大林晚年”这句话和他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三条进言（注：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的黑锅，庐山会议后被开除党籍、一撸到底（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也只是受到撤职处分，也没有被开除党籍），送往北大荒劳改，开始了其长达十六年被监管及牢狱之苦，直到1975年才获释3。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阵营，毛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权威，一方面也充分借用外部有利因素。如7月27日，毛针对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讲话——“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做了批示——“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并将此讲话和批示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4

至此，毛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和铺垫后，在7月27日这个会上，毛终于梳理完成了向彭等人反守为攻的必备工作。7月28日上午，毛泽东正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出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列席。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当日晚间，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各口负责人，传达了这一决定。现在我们不妨简单归拢一下：

1.投石问路，意结同盟：7月22日，也就是毛接到彭的信，第一次公开讲话的前一天，毛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谈话。将自己第二天讲话的主旨透露给他们，观其反应。林彪的默然也是默认完全在意料之中，周恩来的执两用中，进而在毛点胁下作出抉择，也基本如毛所愿。而与彭一直有芥蒂的刘少奇的暧昧态度，有点出乎毛的意料。当然毛相信最终刘还是会听从自己的，因为毕竟当初高岗联合彭德怀等人，对刘的批评是相当不客气的，刘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2.蛇打七寸，争取多助：7月23日毛以打感情牌为主的讲话，尤其说出“断子绝孙”这等话，但始终未点人名。擒贼擒王，这无疑让为毛岸英之死一直怀有负疚感的彭德怀，先就气短了三分。同时，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3.强固自己，削弱对方：7月25日，召集完全拥护自己的左派地方大员，如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铸、林铁等人开会，进行思想和路线交底，鼓励他们放开“打”，并争取更多同盟者。同时批评胡乔木，并让其传信给另外几个赞同彭德怀观点的“秀才”，最大限度孤立对方。

4.暗渡陈仓，借刀杀人：7月26日和林彪谈话，明确林接替彭的职位。同时明确林批彭主调，影响并带动军队方面对彭的批判。

5.指桑骂槐，顺藤摸瓜：7月26日，毛泽东向大会印发了与彭德怀持相同看法的李云仲来信和毛的批示。同日，针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来信和发言，指示大会：对事也对人。

6.纲举目张，文攻武卫：7月2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开会。在政治上初步认定了彭德怀等人的性质，在组织上初步确定了对其处分原则。同一天，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1）、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另外，作为纪律，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

   7.张网捕鱼，请君入瓮：7月8日，正式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主要就是解决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问题并作决议。

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彭德怀。对于彭德怀来说，自从毛泽东把他的信公开、让大家进行讨论时起，他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心里感到不踏实。一是毛一点招呼都不和他打，就公开了他写给毛个人的信；二是在讨论的几天里，他想找毛谈谈，毛却避而不谈；三是在讨论期间，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支持他的讲话，受到一些人尖锐的斥责和批评。直至毛终于出面，并无情地直截了当地痛批他的这封信，彭的直率易怒的性情终于爆发了，包括在后来的小组讨论中当场骂了娘。 之后一次次会议，目标越来越集中，火力也越来越猛烈，错误也越来越严重。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一腔热血的为民鼓咙呼、忠心报国，却换来如此下场。而且还连累了多年在一起浴血奋战、肝胆相照的战友。

而对彭德怀来说，觉得最对不起毛、最感到心痛和内疚的就是毛岸英之死。彭知道毛在着意培养着毛岸英，觉得还是跟自己轻敌有关，想到此，不禁一声长叹。联想到毛在前几日大会上动情地说：“始作俑者就该绝子灭孙”等话，彭不禁想到，他老毛该不会因为这个记恨于我吧？虽然客观说，彭朝鲜回来后，毛泽东在彭德怀面前从未提起，甚至都很少说抗美援朝的事。但越是显得有意回避，就越令彭内疚不安。所以尽管这几天，因为受批，彭身心疲惫更觉屈辱，但一想起毛的那番话、一想起毛岸英，彭内心对毛就恨不起来。他甚至想：如果岸英之死，真的让毛心里对我产生了怨恨，但愿通过这次对我的批判，能缓解一下他的这种情绪，这样我心里也能好受些。这样想着，彭的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找朱德谈话5，向朱德说明之前两次常委会没让其参加的原因，即会议因彭德怀的信已经不得不延长，国家高级干部都几乎集中在庐山，中央、地方很多事情亟待处理解决，会议宜尽快结束，不能再节外生枝，大家都知道朱德和彭德怀的亲密关系，希望朱德少数服从多数，服从大局，一同尽快把彭德怀等人的问题解决好。

朱德，是一位睿智、忠厚、善良的长者，此时担任着有职无权的军委副主席（庐山会议后被撤销副主席，降为常委）和一个人大常委委员长的荣誉之衔。老人一生与人为善，动如其行，稳稳当当；语如其颜，朴实无华。从红军时期的“朱毛”，到解放时期的“毛朱”，再到解放后的“有毛无朱”，他从来不争、不辩、不恼。随风而止，随遇而安，心寄兰花，情怡山水。但这次彭德怀之事，真是让他动了心。首先，这二人对脾气，性情迥异，一内一外，一张一弛，相得益彰。其次，自井冈山红军时期相识起，二人无论在军事打仗方面，还是政治立场方面，基本都在同一战线。而最让朱德钦佩和感慨的，是彭德怀在生活上的简朴和自律，从不居功自傲、居高临下的平民意识。两个老战友每次见面，先要摆上棋盘，噼哩啪啦的下上几盘。严肃认真，急赤白脸，非常在乎。不下棋时，俩人对坐着，都不是爱聊天儿的人，聊两句，看看山、望望水，逗逗小孩儿，似乎就很是满足了。这种摒除了寒暄、客套、虚应，这种生死与共、血泪相融后的淡定、恬静、适然，让人们为此而温馨而感动。

朱德低着头，黝黑的面孔因内心的激动，在灯光的映射下，更显得黝黑发亮。朱德心里在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位老战友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了，枪林弹雨中过来，没有功劳，总还有苦劳嘛。不能因为几句话、几张纸，就把那么多年的功劳一把抹杀。往重了说，是“兔死狗烹”；往轻了说，是无容人之德。老毛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恩怨必报啊！

朱德因为内心的激动，鼻翼歙歙而动。毛泽东看在眼里，挪揄地对朱德说：老总啊，不要再浮想联翩了嘛，再坏的戏，也有个开头；再好的戏，也有个结尾。有什么你就说吧。

朱德看了毛泽东一眼，喉结动了一下，缓缓地说：刚才主席说的两个问题，经济方面的，我不大懂，接触也不多，没有发言权。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因为相处了这么多年，彼此还算比较了解，还有一点发言权。我认为如果从他给主席写的东西来看，是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比如主席已经批评了的“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前面，“得”放在后面，还有说“浮夸风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我看还只是一些个别地方，还没有到普遍的程度嘛。这些都说明彭德怀同志调查了解的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所以在认识上就难免出现一些偏差。

我看主要还不是认识上的偏差，还是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所站的立场问题吧。毛泽东语带不屑的插了一句。

朱德接着说：也许主席说得对，对我来说，也有个认识和提高的问题。但是，单从彭德怀同志写的内容本身，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包括思想上、路线上的。我认为大的方向、出发点还是好的。也许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也请你多批评帮助。

跟得上跟不上形势，也不是个人说了算的。林彪同志一直在休养，，属他是离“形势”最远。之前我们俩交谈了一番，现在听了老总的话，我要说，最远的林彪，都比你近呦。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直修养的林彪，一是最有说服力，二是一下子就把林彪定了位。

朱德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少奇和恩来是什么态度？毛爽声中略带调侃地说：都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呦。这个答案，也在朱德意料中。俩人共事这么多年，朱德太了解毛了，每次他几乎都是等对手招数用尽后，才出手，所以最后总是把对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甚至无力招架。现在既然毛主动找朱谈话，必定已胜券在握。只是朱德在问这句话之前，还宁肯抱有一丝希望，这希望当然是冲着周恩来的。刘少奇、林彪，一文一武，是毛一手提拔起来的，二人都唯毛首是瞻。而周恩来，论资历和实力，这也是政治家的“两条腿”，尤其在中国，是党内唯一可以和毛抗衡或者说能起到平衡作用，既可以化有形于无形、又可以现无形于有形、渗透沉淀在党政军各部门的一股雄厚的势力。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这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的平民（主要是农民）中间，现实使他不得不认可农民的成功。但是他的骨子里是传统的仕宦家族的清高和倨傲。一方面，因为周恩来是个有文化品味的君子，识时务者，承认事实和秩序；另一方面，贵族的血液和潜在的意识，使他很难从感情上自然地亲近和尊重他们。他尊崇儒术，信奉中庸，文革后期发动的“批林批孔”，就是针对其这方面的。他极少把事情做绝。戴像章，他戴既有主席头像，又写有“为人民服务”的。激进派看到的是主席的像，保守派看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字。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关于二十三条的争论后，他曾私下批评刘“不该和主席顶撞，要尽快争取主席的原谅”。这种话，刘听起来觉得相当温存。即使这句话传到毛的耳朵里，毛也会认为周是站在自己方面的。类似这种事情，周做得得心应手。

他的每个沉默、每个赞许、每个批评、每个劝告、甚至每个神情，都可以解读，都需要破译。任凭你公开指责或当面对质，任凭你互相串通或突然出卖，他都会有合理周到、让人信服的解释。他是能屈能伸的君子，是敏感于阴晴冷暖的智者，是长于把握进退攻守的大师，是炉火纯青的谋略家。他以苏秦般的口才和萧何那样的行政能力，赢得了毛和上层大多数人的认可。有一点是他的天然特长，那就是贵族对平民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尽管有时他也处于紧张的自卫之中，但大多数时间内，他是像看市井之人无聊游戏似的看待那些上上下下的政治伎俩。他在为这些狭隘和拙劣感到可笑的同时，会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纷繁的事务。别看周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不动声色、“长袖善舞”，但是其内心取舍鲜明并极其孤独和幽暗。这一点周与林彪其实心境是相通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林是力求“以一静制百动”，周是力求“以一忍支百勇”。

当共产党的权利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移到农民首领手里后，他们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体。最后的政治胜利，政权的建立，使这个从南昌起义就是共产党武装力量总指挥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毛、林、彭德怀、贺龙等这些“土八路”，他们正是这个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时势造就的英雄。周恩来确信，毛泽东是一个迷醉于穷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权力和权术，爱好诗词和历史，迷信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断而残暴，顽固而狡猾，恩怨分明，恩怨必报。既有农民领袖的磅礴气势，又有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他从那些陈旧的史籍中，学到了曹操的精明、刘邦的驭术、朱元璋的坚韧、和成吉思汗的霸气。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在毛泽东的中国，想归隐山林是不可能的。虽然是伴君如伴虎，生死祸福就在旦夕之间。但是，整天在老虎嘴边活动的驯兽师，不也活得津津有味吗？虽不免暗自苦笑，但这也能激发出自己的最大潜能。既觉得充满寒气，又领略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感受。一个政治家，就是艺术家。艺术家玩的是语言、色彩、线条、旋律，政治家玩的是人。

对毛来说，周最大的优点是没有野心；最大的忌惮，是周的资历和人脉。但有没有野心，一看不见；二昨天没有，不代表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不代表明天没有。但资历和人脉，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论人脉，军队里，周有黄埔系和南昌起义部分，现在又主导着行政和经济方面，更有从20年代起就负责情报工作的根基；论资历，“遵义会议”、甚至长征到达延安之前，一直都是毛的领导。说实在的，综合起来，其实力可排在第一位，而这也正是毛对其极为关注、时时防范、稍有不从便竭力打压之故。当年的“反冒进”，周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言论，甚至还不及陈云的偏激。但是毛整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且在历次中央大小会议上，甚至直接点名批周，言辞之厉（如“离右倾还有50米”等），前所罕见。为何？不如此，一旦其势头见硬，其旧部同派，必顺势而拢，借力而合，成尾大之态。那时再打压剿杀，便为时晚矣。即便得手，恐怕也是“歼敌八百，自损一千”(注：自此，深谙毛内心世界的周恩来，一直将自己隐匿在毛的阴影中）。所以，对周，毛要想其用一辈子，必得防其一辈子、制其一辈子。

在毛看来，周恩来是“一半臣来一半君，一面阳来一面阴”,是一个绝世奇才。而且长期的相处共事，彼此是心有灵犀的。幸亏周恩来中庸为本，否则也不会有毛泽东的今天；也幸亏周的性格，他们俩才能相安至今。任弼时当年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共产党的福气。还应该加一句：共产党出了个周恩来，是中国的福气。毛差不多一半的想法，都是通过周恩来实施实现的，而且只会比毛想的、做得更好。前几年“反冒进”之时，毛狠狠地批了周。一是因为当时毛认为发展生产，必须要鼓劲而不是泄气，这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二是因为毛对周恩来，必须要钳制着用，首先要控制得住，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可不是简简单单发展生产、经济建设，不同思路、理念之争，那是话语权、领导权、决定权的政治之争！但要说毛想用柯庆施来取代周恩来，那也是大谬了。

就当时党内诸人，是没人可以取代周恩来的。刘少奇有周之稳健，而少周之细润；朱德有周之心胸，而少周之谋略；陈云有周之慎筹，而少周之敏行；邓小平有周之坚忍，而少周之柔巧；林彪有周之天赋，而少周之通达。要让这样的人，服从自己，只有一条——让他从心里服你怵你！好在毛对这一点还是深信不疑的。但任何事情都是在变化的，正确可以转变为错误，信任可以转变为怀疑，顺从可以转变为反抗。所以对毛来说，既不能让周为别人所用，又能让他听命于己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让别人以为他是我所信任倚重的，同时又要让他自己感到我是时时提防怀疑他的。好在毛、周都不缺少能达到这种效果的智慧。

毛泽东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对周是爱恨交加、软硬兼施，最终也是无可奈何。毛最离不开的，是周；最不放心的，也是周。在毛巨大的阴影里，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笼罩下，周以其天生的非凡心性、高妙的政治手腕、超人的智慧见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难来者，砸不碎、吞不下、剪不断、冲不散、甩不掉、搓不乱、扎不破、踩不扁、炒不透、煮不烂，一个奇人，一个永远的迷。

毛任用周后，从来没让其真正执有过实权。都说总理，相当于宰相，统领百官。但周的这个总理，是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权；有宰相之苦，而无宰相之荣”。周实际上只干两件事：一件是给毛“挣面子”，就是外交。这也是非周莫属的，纵观周一生的任职，这是最出彩、最卓著的，但也最终因此而遭到毛最后一次批判，甚至说为此折寿也不为过，这是后话；一件是作为毛“宏图伟业”的具体执行人，为毛“擦屁股”。几乎毛的每一次运动结束后，周都要添上一根根白头发，同时，还得备下一片片“纸巾”。

毛最终没有收拾周的原因，并不是怕天下大乱。林彪事件不是也没有大乱嘛，连中乱都没有。毛最终没有收拾周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就两个：一是周没有取代他的野心而又听命于他；二是后来周的身体也无需毛亲自动手了。

所以，毛对周，只是用。不是一般的用，是榨着用。周是绝顶聪明的，毛对他的态度和用心，周心里清楚得很，对自己的下场也清楚得很。不是被整死，就是被累死。最终周是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保护和延长了很多人的身体和生命；用自己鞠躬尽瘁的行动，默默抗争着、倾诉着、呻吟着。

在其临终前,他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6

         《周恩来》

一十八载影中身，旷世奇才忍作臣。

夙愿原来是演戏，不觉半假半成真。

注:

“一十八载影中身”: 自1958年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反冒进”后，周从此惟毛是从直至病逝。如尼

克松《领袖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大国领袖》一书中所言: 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

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旷世奇才忍作臣”: 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托人传话给台湾的陈诚: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其实

这也是周自己一直恪守的相忍为党的座右铭。

“夙愿原来是演戏”: 五十年代，周恩来曾对家人说，将来退休后有两个愿望:一是写一部名字为《房》

的小说；二是去演戏，并言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

“不觉半假办成真”: 惟毛是从后，在政治舞台甚至有时日常生活中，周皆难免不是戏里戏外人。

对这次庐山会议，周恩来本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比较高兴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注：1956年“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降低一些经济指标。招致毛的严厉批评。自此，直至1958年，其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都是以批周恩来的“反冒进”为主，甚至说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 50米”这样的话。南宁会议以后，周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也被免了。直到在1958年4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还在做自我批评。而正是这份检讨书，令周在短短不到一周时间，双鬓染白。）。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处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实在是令人高兴之事。

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也使得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周恩来，心里既赞同彭德怀的主要看法，又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予以批驳；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客观现实反左，又要按照主席意图批右。但是，以周恩来的性格和心机以及对毛泽东的了解，是无论如何不能拂毛逆行的。

注释：

1 李亚平：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6期。

2 李亚平：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6期。

3 2016年12月8日李锐：《九九感怀》文章。

4 《毛泽东年谱》（4）：第119页。

5 《毛泽东年谱》（4）：第121页。

6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人民日报，198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