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一章
季鹏
毛泽东的私德：在女人和金钱的试金石前现出原形
西谚有云：烈火试金真，真金试女人，女人试男人。中国古训则有云：英雄难过美人关。意思是，金钱和美色是考验人的品性的两块试金石。对男人来说，金钱之外，女人更是一道“立见分晓”的考关，不过它并不是什么“英雄关”，而是检验男人立身处世道德品质的“关”，一般地说，男人的思想品德很容易从男女关系上，特别是对待妻子的态度上表现出来。而毛泽东就是经不起女人和金钱双重考验的伪君子。
前面讲到，毛以草莽式英雄自居、自厉，他崇尚暴力，钟情粗鄙，声称对女人不感兴趣，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情操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但如此，当时受五四运动风潮影响，妇女解放也成为一个热门的时髦话题，一心想出风头、引领时代潮流的毛，也抓住了这个话题做起了文章。
1919年11月长沙发生了一件新闻，一位赵姓女子因无法摆脱父母为其安排的婚姻，在出嫁当天去男方家途中的花轿上，赵以事先携带的剃刀在花轿内割喉自杀身亡。
这件事在不大不小的长沙城立即引起一场风波，成为人们关注的谈资。唯恐天下无事的毛更是如获至宝，立即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其时毛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刚出了5期已遭当局查封。他又与在长沙的《大公报》拉上了关系，为其撰稿，就在赵女士自杀悲剧发生后两天，毛赶写的时评《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便见报了。
“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的决定。”毛总是要将一切事情往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靠，以便尽可能把事态扩大，增强它的影响力。“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不能自由。”。他将赵女士的结婚花轿称为“囚笼槛车”。
接下去，毛一连在《大公报》上发表了8篇论述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的文章，还在《女界钟》杂志上撰文，俨然以妇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妇女的代言人自居。此前，在《湘江评论》毛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里，他就曾振臂高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毛这时暂且“变性”为女子了。“……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作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只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童贞庙”又在哪里？……”
毛借着女子的口，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男人一概骂遍，痛快淋漓。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非如此不能显示出他的“进步”、“前卫”，非如此不能赢得“反旧礼教”的“自由民主斗士”的头衔，不能进入“社会名流” 的行列。
毛又宣称，传统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他公开表示：“我是不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他还发起组建“拒婚同盟”，与好友蔡和森和其妹蔡畅三人一同订下“永不结婚”的誓约。
可惜的是，毛在做了这番尽性的表演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把自己慷慨激昂的“女权宣言”忘得一干二净，把“誓约”丟进茅厕去了。
就在毛为赵女士之死大而出风头之后不到两个月，1920年初春，毛泽东为“驱张”（发动驱逐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事第二次赴北京，碰巧遇到他的恩师杨昌济教授去世，毛便以帮助杨的女儿杨开慧及其母料理后事为掩护，悄悄打起了杨开慧的主意，在对方父亲尸骨未寒之际，毛这个“无耻的男人，无赖的男人”便向杨开慧开展了热烈的“恋爱”攻势，杨开慧当时芳龄19，尚未涉世的她无力抵挡这个已经有一次婚姻经验、年长她七、八岁的毛的攻势。杨在日记中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为是父亲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毛这时完全“忘了” 他的“拒婚誓约”， 把个楊开慧弄得神魂颠倒。毛与杨开慧在北京是否有过“同居”或“试婚” 之举呢，各类《毛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有的说无。笔者推想，在那种情况下同居或“试婚”（据说杨父是坚决反对此种伤风败俗之行为的）不大可能，一则杨父刚刚去世，灵柩尚待运回乡梓，杨开慧毌女也要搬家回湖南，亊务颇多，而且毛在北京没有单独居处，杨母又在身旁。所以，在北京，毛、杨只可能能限于谈情说爱（这己有违伦常道德），或偶尔密约私会。但当年夏天回到长沙以后，毛、扬就廹不及待就同居了。这对时髦青年男女当时也未办任何手续，也未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后来草草补办一下走走过场。以致后来毛自己也说不清是哪时与杨正式结的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毛再也不提他的“永不结婚”的誓言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毛与杨的结合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能说他的誓言一文不值罢了。但可惜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杨开慧与毛结婚后，把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毛。她在日记中写道：“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正在她在为自己找到了好的归宿而高兴的时候，“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击几乎毁了！”什么“炸弹”呢？原来是杨氏发现毛早在与她结婚之前已有了女人，一个丧夫的寡妇，比毛小3岁，此人叫陶斯咏，也是她父亲的得意门生，曾在毛筹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帮助过毛，二人因此勾搭成奸。但毛并没有与其结婚的意思，不过因为这个陶斯咏有钱，毛跟她一同外出旅行，费用全由陶包了，二人出双入对，俨然夫妻。毛财色双收，好不快活！
但事已至此，知道了真相，杨开慧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既成事实，但愿毛到此为止。可是事情偏偏不遂她之愿，不久，杨又发现毛又“发展”了两个新的“女友”，其中一个竟是杨开慧的表妹！杨知情后气愤的用手去打这个表妹。深感自己无比忠于毛，却换得如此“回报”！ 自然气极难平。但此时无权无势、无拳无勇的她，能拿这个“无耻的男人、无赖的男人”怎么样呢？她只好苦水自己吞，后来还在日记中自我安慰：“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惭惭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爱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这就是那个不久前曾高举女权主义的旗帜，大骂玩弄妇女的“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的同一个男人——毛泽东，前后不到一年所干的事；同时，也是另一个女权主义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女子是个人，男子也是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当附属品看”的杨开慧女士，在落入了前一个“女权主义者”毛泽东手中之后的悲哀。
毛如果仅仅以花言巧语、讲一套、做一套，到处以“自由恋爱”的名义、行玩弄女性之实也就罢了，但更惨的命运在等着他的妻子。
据特里尔《毛传》记载，1923年后，毛和杨开慧的婚姻出现了阴影，这大概与毛到处拈花惹草有关。这时毛已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了，他离开了妻子，去各处从事“革命活动”，可以想见，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毛还到处偷情，而远离她以后的毛，杨如何能够“放心”？这时杨已生下第二个孩子毛岸青。笔者对毛与杨的婚姻出现了“阴影”没有更多的资料，只知道毛离开杨后给她写了一首叫《贺新郎》的词，内中有“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还有“知误会前番书语”。到底“误会”的什么“书语”， 起于何因 ，我们不清楚，反正二人起了严重的冲突，不然怎么“眼角眉梢都似恨”呢。词的末尾，毛给了杨一个画饼式的许诺：“重比翼，和云翥。”
大概受到毛这种间接道歉方式的感动，杨仍然原谅了毛，并重建了婚姻信心。这在她以后文字和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927年9月毛发动的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同年10月初，到井冈山“落草”。因为不通音讯，杨对毛十分牵挂。1928年10月，杨写下了题为《偶感》的诗，表达了她对毛的深深思恋之情：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己时。”
可是她哪里知道，早在10个月前，就在毛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到达井冈山不到3个月，毛就又有了新欢。1928年初，毛就与17岁的江西姑娘贺子珍结婚了，此刻正与贺如胶似膝 ，哪里用得着她为之耽心：“孤眠谁爱护”呢？看来杨开慧再次被欺骗，毛先前给她许下的“重比翼，和云翥”的诺言，不过是毛作文章时一时的灵感而已，他哪里会当回事呢？（后来，就是当着全国、全世界人民许下的政活誓言，毛也从来没有当回事，何况吟诗作词？连逢场作戏都谈不上呢。）
在毛离开后的日子，杨开慧带着她与毛的三个孩子，与自已母亲一同生活。其间，她先后写了八篇文章（或日记）表达了对毛的思念和对过去事情的反思，这8篇文章分别在1982年杨的住宅维修时在泥砖里发现7篇，另一篇在1990年再度维修时在杨的卧室外的屋檐下发现。
在这些文章中，杨反复表达她对毛割舍不下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1月28日，在春节（旧历年）前两天写的一文，内中就有：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注：杨的原文没有标点）
在有的文章她幻想与毛的见面相聚。1929年旧历四月初八，在得知她的表弟（“一弟”）杨开明告诉她：中共中央命令毛去上海，她可以去上海与毛团聚时，她欣喜若狂，但后来证明这只是她的一相情愿，毛根本没有去上海的打算，她的团聚梦破灭了。于是又提笔给毛写了封没有寄出的信。
当希望一次次破灭之后，杨开慧绝望了，也许她终于知道了毛在井冈山另觅了新欢，对这个薄情郎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据新的披露，在被发现的杨开慧写的书信里，赫然写着她对这位“丈夫”的八字评语：
“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可以肯定这是杨开慧清醒之后，经过痛苦反思作出的结论。这确是对毛最简单、也最最贴切的确评。据知情人说，当局看到这个八字评语后，立即将其销毁灭迹。
（以上见网刊《宪政之声》第十四期“中国研究院”关于毛的讨论部分）
更令杨开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不仅没有与她“破镜重圆”的打算，还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借国民党之手，把她从肉体上消灭了。
1930年7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彭德怀从江西奇袭长沙，趁国民党守军不备拿下长沙，但仅占领了11天，又被赶了出来。此时，毛以援助彭德怀为名，向党中央表示要去长沙与彭军汇合再度拿下长沙。好大喜功的党中央总书记度李立三当然支持毛。但谁知毛此举的目的却是借机“吞并”彭的红五军（毛与朱德的红四军原与彭的红五军是平行关系）。果然，一汇合，毛就宣布两军合并为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己当一把手（军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为总司令，二把手，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三把手。毛将此一方案上报，并趁机吹嘘他不但可以打下长沙，而且进而要拿下武汉，然后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由上海法租界迁去武汉“定都”。这正是当时中共领导层的梦想，当然批准了。
其实毛清楚知道，以他们的实力，别说武汉，长沙也不可能打下。不过，话已出口，官衔已经到手，当然要去打一下。何况，毛此举还有一个阴险的个人目的，那就是以此举引起国民党的报复，将他留在长沙的妻子杨开慧“解决”了，这样毛就可以不露形迹地借敌之手除去自己这个累赘，也除去“停妻再娶”这块“心病”，正所谓借刀杀人、公私兼顾。
二次攻打长沙，是由毛唱“主角”的，这次国军当局有了准备，国民党长沙守将当然要认真对付他。在毛离开杨开慧的三年里，长沙的国民党当局一直未对杨开慧及毛的三个孩子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就是彭德怀偷袭长沙，差点将长沙国民党最高长官何健打死，何也未拿杨开慧母子报复泄愤（光这点就可以看出国民党行事远比毛共文明人道）。但是到了这次，何健便再也不能容忍了，在打败毛之后， 10月24日，何下令将杨开慧逮捕，同杨一道去坐牢的还有她的8岁儿子毛岸英。
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就可以肯定，假如毛还惦念杨氏母子，肯定要先设法救助他们，而且救助他们易如反掌。首先可通过地下党施救，杨氏毌子住在长沙近郊她的娘家扳仓，就算杨氏搬了家，地下党组织也会很容易找到。其实杨氏在毛离开长沙三年的时间里，一直通过表弟杨开明与毛联系，杨开明是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江西苏区的巡视员，后又任湘赣特委书记，经常可与毛见面。可见他们之间并非音讯不通，救出杨开慧母子决非难亊。其次，毛的军队到达长沙后也可以轻易将其救出，毛的指挥所在长沙郊外，杨开慧住的扳仓正好在毛的指挥所通往长沙城内的路边上，毛从抵达长沙郊外到从长沙败退，中间有20天的时间，他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营救杨氏母子。可是他却没有釆取任何措施。后来杨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有人问起毛当时为什么不派人把杨氏一家接出来？毛的答复是：他忘了杨氏的住址了。多么可笑的托词！这一切正好从反面证明毛的“借刀杀人”之毒计。
毛为什么不去救杨开慧呢？很简单，因为毛又有了正式的“妻子”了，如将杨接出来，这两位夫人如何相处显然是个难题，更重要的是，毛这种停妻再娶的行为肯定会被人们诟病，他在男女问题上和道德上的假面具将暴露无遗。所以，杨开慧成了毛的一块“心病”，必须去除而后快。至于他的三个孩子在毛的眼中也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他知道他还会有许多女人，许多孩子。在与杨开慧离开的三年中，毛接到杨开慧无数次问讯，挂念，有时杨还托杨开明带去毛爱吃的辣椒酱等食物。可毛却没有给杨氏片言只语回赠，甚至连虚情假意的应付也没有。这一切难道不说明了毛此时对她的态度？前面提到的杨开慧于1930年1月28日写的文章里，就有她对毛的不解：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鉴于她仍然可以通过杨开明获得毛的信息，可以肯定，毛撇开她与贺子珍结合的事，她不久就己知晓。终于，她对作为“丈夫”的毛彻底失望，才提笔写下对毛的那个八个字评语。最后她只能寄希望于毛与三个儿子的骨肉亲情上，这是她与毛之间剩下的唯－关联。
可是，对于“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共产党员（斯大林语）毛来说，三个儿子也无所谓，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也是由别人转移送到上海，由地下党抚养照顾，其中一个夭折。特别令人寒心和不耻的是，毛对在上海帮他寻回两个儿子的冯雪峰，并无半点感激之情，建国后不久就将冯打成右派，发配去充军，劳改了。
杨开慧被捕后，何健并未立即下令将她处死，而是给她留了最后一条活路，条件是公开登报宣布与毛脱离关系并背叛共产党并提供地下党员的名单。可是杨拒绝了。笔者认为这在杨来说主要是体现其对组织的忠诚和对自已品格的爱护，而不是对作为“丈夫” 的毛的效忠。在此前，从她的文章和日记里已知，她早已作了死的打算，并将照顾她的三个孩子的后事托给了毛的大弟毛泽民。她甚至说，“死，我并不害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从中也就可见她己在精神上与毛彻底决裂、因此也对未来彻底绝望
不知道杨开慧的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知道女儿私自托付终身给毛之后竟遭此下场，对于这个他曾经寄予厚望，并在友人面前一力推荐的“海内人才”，当作何感想？
同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毛得知杨的死讯后，并无任何反映，只是事过很久之后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句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话，不过这几滴鳄鱼眼泪的真伪实在值得怀疑，因为自此后的二十几年中，毛并无半点怀念杨开慧或对杨表示愧疚的文字或言语，也没有对楊开慧的毌亲和家人给以抚慰。直到1957年5月，已经做了七年“皇帝” 的毛在京接见早年友人柳直恂的妻子李淑一（柳在共产党内部肃反中被杀），谈及旧事，这时毛与贺子珍早已形同陌路，而与随后的江青也已只是“政治夫妻”而已。回想到杨开慧，大概有了－点新欢不如旧雨之慨，又想到自己借刀杀人之举，大概突然萌生了一点愧疚之情。所以就提笔写了那首“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词，其实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这时己是杨开慧被杀27年之后了。
在毛有了一定权势之后，其放荡的情欲就与权势就成正比例地增长了。毛在延安时的那些弄得满城风雨的绯闻就已经够令人恶心了。在1949年当了“毛皇”以后，在这方面就更加肆无忌惮，只是，他在这方面的丑闻被中共中央作为特等绝密掩饰、秘藏起来，无人能知。好在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今天揭露出来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了，孙维世、上官云珠、丁慧芬、张毓凤、孟锦云……等等一长串名字，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艳史”， 使人不禁惊叹，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怎会有如此強烈的性欲，不但把自己的寓所当成了皇帝的“后宫”， 还乘上自己的专列到处“游龙戏凤”； 如此还不够，又将人民大会堂中的北京厅辟为藏娇的“金屋”，为其在跳舞时看中的舞伴提供临时“猎艳”场所……
这里必须指出，毛泽东在玩弄女性上的肆无忌惮，除了他自觉继承古代帝王的衣钵之外，还与共产党的整个“理论” 和“党风” 有关。前面己经提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己承认共产党要求公开实行“公妻制”。 列宁则继承发杨了这一传统，在其 “十月革命”中，掀起了－股被称为“杯水主义”的两性滥交之风，时任苏维埃福利人民委员（福利部长）柯伦泰夫人，秉承其主子的意旨——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提出妇女要甩掉传道德的束缚，无所顾忌地、自由地与男性滥交——就象喝杯水那样随便。女子如此，男子当然求之不得了。苏共此风也立即被留俄的中共领导层仿效，他们也大行“杯水主义”：（前文已述）张太雷勾引了施存统之妻；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委托李立三照顾其妻李一纯回湖南老家，那知李立三和李－纯勾搭成奸，结果李一纯便跟着李立三去了安源媒矿；蔡和森之妻向警予“叛逃”投入彭述之怀抱。蔡和森在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妻子跟了人，生病无人照顾，李立三忽生怜悯之心，叫其妻李－纯去照顾－下，哪知李即上了蔡和森的床，于是二人－同卷铺盖回国。后来中共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假扮夫妻成风，这些“夫妻”中既有假戏假做，更多是假戏真做，以致有了专门充当别人妻子的“住家主妇”，如张文秋就是其中之一。张起先是充当周恩来的“主妇”，共产国际特工佐格尔来到上海，看中了张，周便把张文秋送给佐格尔当临时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转让给他的德国助手（中文名吳照高）。这些任务都完成后，张去到延安，此时的张文秋虽已徐娘半老，然而风韵犹存，风骚迷人，周恩来夫妇趁机又把她介绍给毛泽东，毛张二人“初见彼此都有消魂的感觉”， 真乃相见恨晚！不久毛把张的长女(思齐) 收为干女儿。但不知怎的，这个干女儿后来又成了毛的大儿媳，而且张的二女儿（邵华）也成了毛的二儿媳。张毛二人又成了亲家。
（以上见吴庸网文《谈谈性的话题》，以及司马璐的回忆彔《中共历史的见证》。吴文中还透露，《郑超麟回忆录》及沈容的《红色记忆》中对中共此类情况有详细记载）
这就是共产党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 “高尚的革命情操”。 毛泽东虽然没有去莫斯科受训，但与其留俄的同事们师出同门，且朝夕相处，自然同心同徳，而且技高一筹。事实上，不说毛，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都频繁换妻。（周恩来虽自己未换妻，却在五十年代前期为中共高干主持了一场换妻运动。）如朱德，上井冈山时已结过四次婚，－个老婆死了，一个当了叛徒，还有两个健在。可到井冈山时又与25岁的红军女战士伍若兰结了婚。一次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国军俘获，正在监狱受刑之际，朱德又娶了17岁的康克清。所以在这－问题上，大家彼此彼此，乌龟莫说鳖了。领导人如此，上行下效，也就可想而知。从这点来说，今日中共官员以权谋色，淫乱成风，也就事出有源了。
现在应该来转回头说说贺子珍的遭遇了。1928年初毛与贺“结婚”时，毛时年34岁，贺子珍才17岁，刚及毛一半。贺本不大愿意，可是考虑当时的凶险环境，贺及家人需要政治上的保护，也就与毛结合了。可是不到一年，贺便后悔了，在1929年初，朱毛部队被迫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贺子珍想趁此机会留在井冈山以脱离毛，但是毛怎肯由她逃离？毛下令无论如何都要把贺带上。贺的好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我就硬是把她拉走”， “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
贺子珍为什么要离开毛，其情不详，不敢杜撰，但如果当时能真的脱离了，肯定是件幸事，这从她以后的不幸遭遇中可以得到反证。
毛从见到贺子珍到“肉体结合”，前后不过三天。用“一见钟情”来解释，还是觉得太快了点。其实从毛这方来说，更主要是解决性欲问题。毛曾对人说，没有女人的日子他只能坚持40天，而从秋收起义到见到贺，已经超过一百天了，毛此时已是“忍无可忍”，加上贺年轻漂亮，又是当地一个小造反头目，各种条件正含己意，便闪电般结合了。
贺与毛结合的10年（1937年秋贺被毛逐出延安，二人婚姻结束），正是毛及中共动荡不安最为艰难的10年，其中包括大溃败、大逃亡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10年中贺为毛生育过6胎（怀孕次数更多），其中三胎是在“长征”之前，二个夭亡，剩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毛”，因撤逃不准带小孩，寄养在其妹子贻处，后来国民党军队来了，贺子贻之夫、毛泽东之弟毛泽覃将小毛转移别处，来不及告诉其妻就在作战中战死了。中共建国后，贺子珍曾多次反复去寻找这个“小毛”，最后仍无果而终。
第四胎产于号称“艰苦空前绝后，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真令人匪夷所思！第4个孩子是1935年5月25日出生于行军路上，是个女儿。出生后“按例”送当地人收养。三个月后，据说便夭折了。这个女儿从出生到送人，毛没有过来看一眼，虽然毛与贺住在同一个镇上。
两个月后，贺在行军路上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十多个片弹片切入她的头上、身上，几乎丧命。经医生抢救脱险，但一些深陷体内的弹片仍然无法取出，医生曾预言，她可能只能活几个小时。这时，毛住宿在另一个村子里，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修养连派人去报告贺受伤情况，毛说他“很累”，不来看了。第3天毛才来，命令用担架抬了贺跟着部队走。
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后，九死一生的贺为毛产下第5胎，即女儿娇娇，这是她与毛共生6胎中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后娇娇由江青抚养，改名李敏）。第6胎系在莫斯科治病时生产，不久即夭折。
可以看出，“长征”中毛的情欲旺盛，这是因为作为中央首长的他，行军时被人抬着“卧游”，吃的是特别从沿途搜刮来最好的食物，一切生活琐事有人服务。所以他后来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悼罗荣桓的挽诗）。
然而贺子珍就没有这种幸运了，虽然她也编在“干部休养连”，有时可享受“坐担架”的待遇，但怀孕、生产、受伤，以及妇女生理的一些特点，使这时的她已毫无“性”趣，但她无可奈何地仍然要充当毛的泄欲工具！更可气的是毛不但不体会她浑身伤痛的苦楚，反而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据说，贺子珍得知毛的这番话后，最为痛心，“很受伤害”。
到了延安，日子算是安定了，生活条件也好多了。人们常说：患难夫妻恩爱深。历尽千辛万苦，从鬼门关闯过来的贺，理所当然希望毛珍惜他俩这10年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的经历。可惜，这只是贺的一厢情愿！原来在毛的眼中贺子珍已不是10年前那个可爱的少女了，虽然才27岁，可是由于多次怀孕、生产、奔波流离，特别是多处受伤，因此看起来疲惫瘦弱，人老珠黄，对毛已经没有吸引力了。而这时延安又来了很多时髦女郎，后来又掀起了“梨园舞会”热，虽然毛没有什么艺术细胞，跳舞如同“走场子”（舞伴对毛“舞技”的背后评价），毫无音乐感。但他却发现这舞会原来是“猎艳”的好场所，所以，兴致极高，终于掀起了一波波桃色绯闻。
最初闯进毛生活中的“第三者”是出身北洋政府官员家庭、多才多艺的“资产阶级小姐”吴广惠，惹称吴莉莉。此女才色俱佳，又在日本留过洋，曾在戏剧学校任教，本人也是出色的演员，加上爱打扮，会打扮，显得特别娇艳妩媚，炫丽动人。长期与那些“灰头土脸”女共产党员为伴的毛，见到如此一个时髦可人的美女，怎不动心？而毛在干风流韵事上，也如他抢权夺权一样大胆，并不对贺子珍避讳，也不在乎别人议论，真是大丈夫敢作敢当！这怎不引起贺子珍火冒三丈！
一个吴莉莉尚难对付，这时又挤进一个“洋妞”史沫特莱（史实为共产国际的间谍）。史女虽谈不上什么姿色，但有着美国女权主义者特有的大胆、泼辣、放纵，她跟毛见面，头一回是握手，第二回拥抱，第三回便接吻，毛的警卫员一次偷偷对人说：洋姑娘真好玩，每次见到俺主席，都搂着亲嘴，要亲半个时辰还不肯放……
面对毛的肆无忌惮的放纵、背叛，贺子珍彻底失望了，这时她心身俱损，肝胆欲裂，与毛大吵甚至大打起来，还扬言要派警卫去杀了那两个“女妖精”。毛则高叫：“把她——贺子珍——拖出去，她再撒野 ，就毙了她。” 此亊弄得延安满城风雨，令毛对贺更加愤恨厌弃。
贺子珍已不抱与毛“白头到老”的奢望了，两人的关系逐渐势同水火。这时，“伟大领袖”的风流韵事闹得沸沸揚揚，不但有损毛的“光辉形象”，而且对中共的声誉也有影响。在内外压力下，毛决定将三个女人即吴、史、贺全部逐出延安。其实，吴和史都不过逢场作戏，离开延安于己何碍？吴广惠还有丈夫和自己的家；史沫特莱只不过换个采访地点罢了（后来她一直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和座上宾）；真正受伤害、被“逐出”的只有贺子珍，贺借此机会要求去苏联治病，取出深藏体内的弹片 。到了莫斯科不久又产下第六胎一个男孩，但几个月后得病死了。
1939年夏天，身在莫斯科的贺子珍听读报，内容是苏联一位电影导演访问毛泽东，内中提到毛泽东的夫人如何如何。贺听后懵了，隐约知道毛又有了新欢了。不久，果然接到毛写给她的信，信中除了几句大道理官话之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就这样，毛单方面与她解除婚姻了。
后来，为了稳住贺子珍不让她回国，毛将女儿娇娇送去莫斯科贺的身边，但贺此时已心身交瘁，精神崩溃，苏联方面知道毛已抛弃她了，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这精神病院等于监狱，贺受了六年牢狱之苦。1947年，王稼祥去到莫斯科，发现贺被关在疯人院才设法把她救出来，并将其送回中国。结束了在苏联10年的病人加囚徒的生涯。
毛虽然不好阻止贺归国，却有权不许她进北京，贺子珍只得辗转在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地数年，又托人把女儿娇娇送到北京毛身边，企图以此唤起毛的旧情。毛收下娇娇交给江青抚养，却仍然不准贺进京。后来毛令人将贺送去上海“养病”，实为软禁。从此，贺子珍便只能在警卫森严的一栋别墅里度过余生。
毛与贺最后一次见面是1959年7月上旬，毛出席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此地离贺子珍的家乡不远，不知为什么毛突然良心萌动，叫江西省委派人将贺接上山来一晤。也就是见面叙谈一会而已。不过贺子珍得见了毛身边一位才二十来岁的张玉凤美人……
毛、贺庐山秘密会晤的事，被江青知道了，从此江严防这对旧侣再会。其实毛也没有再会晤贺子珍的兴趣了。这时毛“游龙戏凤”的兴致正隆，身边美女如云，哪还有再见这年老色衰的“黄脸婆”的兴致？
直到1976年毛死去，江青亦禁止贺子珍进京吊唁。
这是一出现代版始乱终弃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就是当年那个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大声疾呼、大骂那些玩弄妇女的“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的毛泽东！
看来那句西方谚语真正灵验，毛泽东被女人一“试”就原形毕露了。
除了女人，金钱也是检验人品、人格的又一试金石，它对所有人都适用，对毛泽东当然也适用。
但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毛的研究者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一般人大概认为，像毛这样以夺取天下为目的的人物，一个造反起家的“山大王”，肯定不会计较“金钱”这种“小事”，况且历史上一切成大事者，一般都要以“仗义疏财”来招揽人心，这叫做“小不与大不取”，否则，怎能使那么多人为其卖命呢？况且，据说自古君王爱色不爱财，因为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来说，金钱对于他已没有多大意义，他们想象毛也必定是这种人。
这些说法在一定情况下是对的，或者说在成为“君王”之后是这样的。但决不能说金钱不能“试”出统治者的品质。首先，我们这里讲的毛是那个早年的穷书生、穷教书匠时的故事，那时，毛也和普通人一样，为一日三餐而发愁，而一个人在贫困时金钱最能测试出其品质；第二，一些成就大业者在金钱面前仍有截然不同表现，反映这些人完全的不同的品德。中国近代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者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流，不就充分表现出他们贪婪、劫掠、贪图享受、挥金如土的“本色”吗？这与同样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如孙中山、蔡元培等能够同日而语吗？能说他们在金钱面前都是同样的表现吗？第三，登上了权力宝塔之颠的帝王或总统，对金钱的态度就主要表现为是节俭爱民、还是为自己的享乐而挥金如土？是急人民所急，苦人民所苦，还是面对人民疾苦、生死漠然置之？另外，对于多数现代统治者来说，毕竟不是君主制时代的世袭荫庇了，所以一些统治者还须为自已下台后操心，为家族、为子孙积累财富，这样才出现那么多独裁者同时成为贪腐巨蠹的丑闻。
当我们用这些标准去检验毛泽东，会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证明毛是经不起考验的最大贪腐者、伪君子
这里先讲毛在未发迹前面对金钱的一个故事，然后再说他 “登基”掌权后对财富的态度。
1919年12月，毛泽东因参加“驱张”（ 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并作为驱张代表团团长二次来到北京从事倒张活动。张敬尧的罪名除了亲日之外，主要是贪污大米折银一千万元。但倒张运动进展似乎不大，后来张敬尧在1920年6月不是被毛等人轰倒、而是被别的军阀赶走了。毛则于1920年4月由北京转去上海，其目的一是去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同学（从上海启程）；二是面见陈独秀，希望这位他崇敬的五四运动英雄能给他在湖南的活动以指导。行前，毛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主要是经济极其拮据，以致靠变卖了过冬的大衣才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到了上海后，毛己一贫如洗，靠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维持生活。而在此前，毛及在国内的新民学会成员曾经许诺要给赴法的同学筹措路费和学费。
可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对毛来说很重要的－件事，它迅速使毛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并使毛得以跻身长沙的“上层社会”。（ 特里尔毛传中语）
这就是毛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同学慕捐一事获得的意外大收获。毛到了上海，想到了当时的名人，曾经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原来毛的恩师杨昌济临终前曾给章氏去信推荐毛，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则必先重二子。” 有了这层关系，毛于是决定向也在上海的章士钊求助，章士钊果然允诺出手相帮。
后来的情况就是章士钊的继女章含之在回忆录《风雨情》中所说的：“1920年……（毛）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时毛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努力和影响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
以上在中共官方的《毛泽东年谱》中亦有类似记载。章含之又提到，毛得到了这笔巨款后，只拿出了其中的一千元用于赴法留学的湖南同学，余款全部留作自己支配使用。
以上是章含之的说法。然而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的康正果发表在《新史记》的文章中对此给出了新的说法，康文转引陈小雅有关毛的研究中的考证，证明此巨款并非章士钊所慕集，而是取代张敬尧的湖南新军阀、湖南新当权者谭延闿所馈赠。谭氏新上台，需要取得支持，他知道毛是“驱张”运动的领导者，便欲借此笼络、拉拢毛及倒张派，谭得知章要为毛筹款，便通过章士钊将这笔巨款捐赠给毛及其同志。因此可以说，此款实际上是一笔“政治贿金”。
毛泽东对此款的性质当然一清二楚，但他坦然接受了。而且更可鄙的是，他并没有按事先说的用途转给赴法留学的同学，而是将其百分之九十五收入腰包。
关于毛收到二万银元捐助款一事，毛自己也直言不讳。他后来对章含之说：“这钱一部分确实供给了一批同学去欧洲，另－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但是他却没有明确公开在哪些方面用去多少？这正是毛做贼心虚，欲盖弥彰的花招，因为此中的诡秘是不能公开的。
正所谓“吃人的嘴软”。毛得到了这笔巨款之后，对谭延闿的态度就骤变了。原来毛力主“废督军”， 要求“全民自决”，指责谭政府是“没有张敬尧的张敬尧统治”，等等。7月以后，毛即放弃了“废督军”等要求，并说谭政府是“革命政府”，湖南的立宪应完全交由督军去主导。还说什么“人民立宪的主张在理论上可称完满，帷在事实恐做不到”云云，成了谭的帮腔者。
然而事情变幻莫测，谭只当了几个月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和湘军总司令，就被与他同时上台的湘军总指挥赵恒惕赶下台取而代之了。11月下旬，谭延闿被迫辞职。毛则趁机去礼陵、萍乡－带渡假去了，反正巨款己经到手，他乐得忙于享受去了。
毛将这笔巨款作怎样的开销的呢？毛没有交待，所有有关书籍都没有说明。有一种说法说毛将一万大洋捐给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另一万元留作他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但不知有何根据（也许这是毛自已放出的话）。但如前述，他实际上只绐了一千元给赴法的同学（章含之是绝对不敢埋没毛对革命的贡献的）。退一步说吧，就算他只将一万元留作己用，要知这也是笔吓入的巨资了，当年他父亲拥有三千大洋就可以发行本地流通的纸币，这一万元不知相当于多少个“土豪劣绅”了。这笔巨款到底是怎样开销的呢，虽无据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未将此款用作中共在湖南的活动经费，或是作为在长沙开办中共宣传据点“文化书社”的费用。理由如下：
上面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中共的创建费用是苏俄的共产国际一手包揽的，根本不用中共方面出钱，连每个代表去上海开会的旅费、生活费，以及返途的费用，都由会议发给（而且非常慷慨，可以作一二年生活费之用）。毛参加中共一大回长沙后，上海方面每月寄给他60—70银元作活动经费，后又增加到每月一百六、七十大洋，可见，俄国人给他的中国爪牙是非常大方、不惜血本的；又据第二年陈独秀向莫斯科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9个月中，中共的总开支为17655元，而从国内筹集的只有一千元，其余均为共产国际供给。显然没有章士钊那笔巨款。
由此也就可见，毛根本没有将那一万元交给中央作建党经费。
那么是否作了湖南革命活动的经费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毛此时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为陈独秀和中共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可事实证明，毛也没有动用此款。毛从上海回湘，他先到衡阳等地转了一圈，回到长沙便着手组建书社。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还请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闿题写了书社名（由此可见毛与谭的关系己很密切）。书社在同年8月开张，公开大量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杂志、读物。这在那时不仅不犯法，而且还作为新生事物受到鼓励。毛组建这个书社是采取投资人合伙的方式（类似合股），毛是27个投资人之一，27人共筹得资金519元。8月2日，在毛任校长（被谭政府任命的湖南一师新校长的易培基原是毛在一师的老师，易又任命毛为－师附属小学“修业小学”主事、即校长）的修业小学一间房子召开投资人会议，会上选出三个经办人，负责书社经营管理，毛是其中之一，职务是“特别交涉员”，任务是在全省建立销售网络（后来建了7个分社）。书社按企业经营，据说，毛坚持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收支明细、清楚，俨然是一个“钱上分明大丈夫”。但很明显，在办这件事时，毛绝对没有动用那笔巨款，而且，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别人肯定不知道他此时已成了巨富，否则，那27人才凑起519元钱，还不叫毛用－个零头包办了？
那么，毛拿这笔巨款干什么用去了呢？他又为什么要“保密”呢？笔者推测是，因为用途不太正当，不能说，不好说。但可以肯定，他首先是将其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很多《毛传》的作者都注意到了1920年夏毛从上海回长沙后前后生活的显著变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有的以为是办书店经营获利所致。其实经营书店不可能那么快分红，也不会有那么多红利可分。有人以为是毛由于从小学教员提升为小学校长后收入增加了的结果。但－个小学校长的工资也不可能让他立即巨富起来。
这时的毛确实已有点财大气粗了，因为他只要从巨款中拿出一个零头，就足可使其生活“焕然一新”。
事实正是如此，毛首先是搬家。他在长沙市小吴门外租下了原为一个财主的花园式住宅：清水塘，这里宁静雅致，环境清幽，每月租金12元，相当于他当小学教员工资的1.5倍，显然不是一般人能住得起的。不仅如此，毛的各方面开销都阔绰了，特里尔在他的《毛传》里说：“毛泽东很快就显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并且因此毛得以跻身当时长沙的上层社会。你看，这不是毛“一夜暴富”了吗？
在此前，毛的状况怎样呢？一言以蔽之：哭穷。他除了小学教员的工薪（顺便指出，这工薪从今天来看并不低），还经常给报纸投稿，有时自己还编些刊物，辛苦忙碌不用说了，而收入状况仍很不能令他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至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说，他“将来多半要靠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按：可能是指当小学教员和经营文化书社）来生活，现觉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种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厌恶体力劳动的毛，这时居然说要去干体力活，说明他的生活确实是“苦极了。”
他的生活是从何时变了样、突然好起来了呢？就是1920年6月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张戎的《毛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毛）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来以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吹灶，口福既饱，身体更快；还可以看所要看的书”，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但是张戎对导致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给出了错误的判断，她以为这都是毛“成了职业革命家”以后得到苏俄的补贴的结果。而事实上，毛是在1921年10月以后才成为“职业革命家”并得到苏俄的活动经费的。毛自己很明白地说，他的情况好起来是第二次从上海回来的1920年6月。这时他尚不可能是靠莫斯科施舍，而是意外得到了章士钊转来的那笔巨款。毛的这种行为，不管是从当时或现在的法律标准讲，都难逃“欺诈”和“私吞公款”的罪名。
此后，毛的生活越来越阔绰，此时毛一妻三子，还有随住的岳母，另雇请了保姆兼佣人（陈玉英），負担是不轻的。1922年，毛又将全家从清水塘搬到更加舒适豪华的、由毛等筹办的“自修大学”所占据的“船山书社”中去住。新的住房很宽敞，毛的岳母就单独占用一大间房屋。后来，大概是出于工作方便的原因，毛又搬回了清水塘（这时清水塘已经作为中共湘区区委的办公用地了）。
不过，笔者以为，不论毛及全家怎样挥霍，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中花光这笔巨款，在湖南和长沙他也没有开展什么很花钱的革命活动，何况，成了“职业革命家”后，中共中央每月按时给他汇寄不菲的经费。所以，这笔款的一部分，可能是后来毛拉队伍去井冈山用掉的。在毛率领秋收暴动的残兵败将向井冈山奔逃的途中，并没有什么大市镇可供打劫，但这时毛的队伍并不“穷”，譬如“三湾政编 ”时，毛还允诺给不愿上山“落草”的发给遣散费。10月3日，毛的队伍到达宁冈古城镇，为了能进山，先拜已经在此占山为王的土匪头目袁文才和王佐。毛送给袁文才（王佐在山中）的“见面礼”是30根金条。由此可见，毛当时财力充足。
也正是有了这笔巨款，毛才有胆量拉人马去做“山大王”， 也才能在井冈山落脚。 从这个角度讲，这笔款对毛的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 作用。不论于公于私，这笔巨款都改变了毛的命运。
但是，对这笔巨款的来龙去脉毛却守口如瓶，不敢公之于众。其用处我们已大概说了，是不宜公开的；而它的来源：军阀的“政治贿金”更不能说，甚至为了保守这－秘密，毛还涉嫌到－桩命案，可以说，毛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前面提到，康正果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陈小雅在有关毛的研究著作中提供并证明了章士钊给毛的捐款实际上出自湖南军阀谭延凯。康文还提到，陈小雅在毛的研究中是独树一帜、卓有成就的一家，他专门研究不为人注意的毛的私秘问题，不但考证了此款的真正的来源，还提到为此涉及一桩命案，简单情况如下：
毛从章士钊手中接过二万银元巨款时，还有－人在场，此人名叫彭璜，乃毛在一师同学，同为驱张运动的骨干分子，也是为赴法同学慕捐者，是毛收受这笔巨款的同伙和见证人。这无疑成了毛的心病。从毛给彭的－封信看，毛对彭态度颇谦和，他先说了－通恶人不全是恶，“恶是次善”的歪理（这大概是为谭延闿捐赠辩护），接着说自己“有一最大缺点而又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这是为接受贿金自辩，也有自责的意思。可见毛自知接受此款是不光明正大的。）刚好不久彭因过于劳累患了精神病，毛便与另－友人易礼容－同送他去长沙的湘雅医院住院。但仅仅住了－天医院，彭璜便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陪护彭璜的只有毛－人，故毛对彭之死有重大嫌疑，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因之陈小雅在书中只记述案情，未肯定毛是杀人灭口的凶犯。（陈小雅著：《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出版。陈小雅还有二部研究毛的著作，其中－本叫《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明镜出版社2006年出版。转引自康正果文。）
因为如此，毛后来只提及是章士钊为他慕集了两万元，而将真正捐赠人隐去。又因章配合为他保密，毛对章也充满感激之情，这便是后来毛对章氏特别礼遇的原因。章士钊本是1949年李宗仁派往北平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一名成员，谈判没有成功，以张治中为首的其余谈判团成员全部投奔了中共，唯章士钊一人去了香港。所以，从共产党的角度看，章的“表现”不好，即使不算敌人也是个“第三方人物”。同年8月，眼见中共建国在即，章氏又从欲香港回大陆，来投奔毛中国。结果引起中共党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唯毛泽东力排众议，热情安排章回国并给予特别优礼。毛后来搞打击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投靠人士的运动，连郭沫若那样的“马屁精”都不能幸免，唯章始终得到毛的保护。毛还交待手下人员，每月从他的“稿费”中支取2000元人民币汇给章，作为对当年那两万大洋的报偿。毛将此款从他的“私款”中偿还，这说明他承认当年接收取章的二万元是“私用”，否则他会名正言顺“公事公办”， 用公款还章。
上述事件对毛来说也许不是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也不是件小事。正是这种未发迹前对待金钱的态度，才能反映当事人的本性、品质；如果一个人在金钱上可以随意乱来，那么此人他在其他问题上也就同样可以胡作非为；如果在他尚未发迹时，就可以私自盗用一笔巨款，那么，到了其发迹称王称帝之后，“盗窃”整个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又据张戎在其毛传中披露：1932年4月，毛带领队伍打下福建漳州，在为红军筹得巨款的同时，还精心为自己窃得整整一大卡车金银财宝，将其送到时任苏区银行行长的大弟泽民处，放在山洞窖藏起来。这是毛在金钱问题上的又一次重大暴露。（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夕毛才将此交公）。毛亲自制定的《红军三大纪律》之一：一切缴获要归公。他自己却肆意妄为，由此可见此公不但在金钱上手脚不干净，也表现了他从来只是严于待人，却放纵自已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的本性。
建国后，登上大位的毛，其贪婪、其放纵私欲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除了在乱搞女人上得以表现之外，在金钱上也不例外。毛在金钱方面有两件事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第一件是不顾人民死活，广建豪华“行宫”。
刚进北京，毛就给自己修建游泳池和别墅“新六所”。而且在三反、五反的紧要关头毫无顾忌，照建不误。在北京兴建行宫不能令其满意，又到北戴河大兴土木（那里有六百多座外国人的别墅，毛都看不上眼）。与此同时，毛通过亲信罗瑞卿给湖南省负责人打招呼，让他们准备为他“回家乡”时蓋幢房子。于是就有了豪华的“蓉园”、“ 九所”。又在毛的家乡韶山建了两棟别墅。这些都是在毛大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大抓大杀贪污“老虎”时进行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得知毛皇有此嗜好后，各省领导人便竟相仿效，于是，在全国各个风景名胜之地，为毛建豪华别墅蔚然成风，各种毛的超级专用宾馆拔地而起。毛对此故意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实际上是鼓厉之。
也因此，毛不喜欢呆在北京，而喜欢乘他的专列到各地巡游，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游山玩水，享乐腐化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每到一处都有地方大员为他在最好的名胜风景地修建的豪华“行宫”， 在那里，吃喝玩乐一条龙，没有任何人干扰，何等快哉！毛这种行宫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处？现在仍没有准确统计(有说是57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在数量上或奢华程度上，都远胜于历代帝王。特别是它们往往都修建于国家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如，1959年6月毛回到韶山，嫌原来为他修建的行宫不够挡次，亲嘱湖南省委书记为其另建“几间茅屋”。 于是就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饿死人高峰的1960年，毛在其家乡韶山的滴水洞行宫开建，它拥有豪华的内部装修，防原子弹功能的地下建筑，一应俱全的各种功能。行宫于1962年建成，全部建筑耗费当时人民币一亿二千万元；据估算，湖南在那场大跃进灾难中饿死248。6万人（曹树基），按当时的物价，如用此款购买粮食救灾，湖南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滴水洞宾馆建好后毛仅去过一次，住了十天，之后便作为毛的专用行宫保留下来，并派出一连军队为其看守，还精挑细选出各类服务人员组成的庞大队伍，在那里驻守空房。
也是1962年，毛嫌原来在北戴河的豪华别墅不够“档次”， 决定修建一座新的超豪华别墅。毛的别墅的奢华程度不得而知，据林彪的“准儿媳”张宁在“九·一三”事件前夕对林彪在北戴河别墅的描述，林的别墅面对大海、全防弾玻璃，360度自动旋转，整个房屋能自动升降，自动保持恒温。毛的别墅当然又在林之上。毛经常爱去的杭州“刘庄”（现改名“西湖国宾馆”），据说连见多识广的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见了，也为其豪华高雅、设备周全、环境清幽而惊叹！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住进去后，竟然乐不思蜀，陪同人员不得不为其改变原行程计划，让他们在那里多“享受”一天。
此外，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长沙、郑州、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都有毛的专用行宫，其奢华程度均为当地之冠。这些行宫如果有幸得到毛的专列驾临，毛那庞大队伍的吃喝玩乐由当地全包之外，临走还得进贡礼品和当地土特产（后来此风习成惯例，所有上级人员出差到下面，都由当地接拜吃喝玩乐全包，临别时加送当地特产。中共腐败之风由此养成）。而且，凡毛住过、用过、玩过的住所和器物，必须原样不动保存，作为“文物” 对待，任何其他人不得染指。这些宾馆、别墅的工作人员，也得保留，由国家养着，等待毛皇的下一次临幸（也许再也不会有“下一次”）。
第二件事，是毛的“稿费”。 由于在大跃进中毛就提出要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恢复供给制”。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文艺界首先响应号召，1960年10月，由文化部党组、中囯作家协会党组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中央当即批准，废除了版稅，稿费大幅度降低，仅作为生活补贴。到了文革，稿费被彻底取消。后来又殃及池鱼，连专利发明、加班费、奖金等全部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被清除干净。
然而，在这种情势下，全国却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毛泽东。毛的“四卷本”《毛选》以及《语录》，在文革中被作为“红宝书”，作为“革命群众”的“空气”与“水”，除阶级敌人外，人人都要当作革命的“圣经”诵读，在全国发行数十亿册，几乎全部由各级党政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用公款购买发给个人。 又由专门机构翻译成各种文字赠送给世界人民当作革命的“武器”。
就这样，在以举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为毛编辑、“推销”毛著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尚处在难以维持温饱的最低生活水平线的情况下，毛一人居然心安理得领受天文数字般的“版税”和“稿费”。毛为什么有如此之厚的“脸皮”和如此之黑的“心腸”呢？这就是源于早年他敢于私吞那笔二万银元“公款” 而未受到任何追究！
毛的稿费有专户专冊专人管理，不経毛示意和批准，任何人不得动其分文。到1976年毛死去时，毛的稿费账上，已有7600万元之巨。后又不断增加，如今则不知几何了
毛对金钱如此感兴趣，令人惊奇，因为对毛来说，我们实在想不出金钱对他有什么意义，他早就过上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应有尽有”的生活了，他还要“钱”做什么呢？后来才知道他用稿费作了一些“必须的”个人支付，其中给江青最多，从1965年到1975年共分9次为其提取了38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其次是张玉凤，1967年至1976年分5次给了15万元。另给护士吳某（情妇）2·5万元。给汪东兴4万元。对于其他人，比如偶尔上床的“女友”，贴身亲随，不太远的亲戚等，毛就显得非常吝啬了，即使发仁慈，也不过下点“毛毛雨”，三两百元而已。文革中毛给李庆霖那封公开信，为救李的“无米之炊”， 也不过寄去了三百元。真正享受毛这笔“外块”者，是毛的亲人和亲信，在毛死之后，两个女儿李敏和李娜， 200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各自从他遗留的“稿费”中领取了人民币1000万元。其余不详。
看来毛索取这笔天文数字的“稿费”， 有着他的周密长远考虑，首先他可以用它给各类亲随施以小恩小惠笼络，又愽取不用公款之“美名”。其次，他显然要把这笔巨款保留下去，供他的子孙后代的不时之需，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临死前往往将其积蓄以“交党费” 之名义交公。而毛却不交公，显然另有深层考虑。
除了“稿费门”之外，毛还有个“瓷器门”， 更彰显其贪婪无度之本色。1974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突然想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占有一套中国瓷器绝品。瓷器本为中国传统工艺之一绝，历代帝王都有专门瓷窰、专门烧制宫廷用品。毛想起自己既然己经超过秦皇汉武，在这方面当然也不能输给古人，何况，这一价值连城的珍品除了可以留给后人，还可以藉此扬名万代，何乐不为？
于是，由毛的御前走卒以烧制“主席用瓷”（ 或称“中南海用瓷”） 之名令湖南、山东、江西三省各烧制一套精美的样品备选，由毛比较、钦定。结果是中国著名瓷都江西景德镇的作品入选。1975年1月2日，由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令江西省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因为文件是1975年1月2日下发的，就命名为“75012工程”。
江西省接到这一极为光栄、伟大的任务后，由省委一把手挂帅，省公安厅长担任工程总监，立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景德镇瓷器研究所则把研制“主席用瓷” 当作“一号科研课题”全力攻关，景德镇瓷窰日夜不停赶工，公安厅派员24小时监工督阵，终于按时烧制出了100余套、上万件绝世佳品。可是，毛享用不了如此众多珍品，而且，物以稀为贵，上万件似乎多了一点，于是从中选出了六套绝品，每套200—250件，其余则命令全部打碎销毁。如此价殖连城的珍品，宁愿销毁也不给他人，这就是暴君的情怀和一贯风格！
可惜的是，毛皇命不长，没能享用多久就去阴曹地府报到去了。
1988年，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推出“75012号”瓷器88件，成交价876万元。也许，再过一、二百年，这些宝贝就真的价值连城了。
在女人和金钱面前，毛终于显露了他的本性和本来面目，就像在照妖镜下，现出了魔鬼的原形一样。
当然，从总体来说，毛在上述两方面的所作所为，比起他带给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灾难，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终究是反应其本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本性，毛才干出了颠倒乾坤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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