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十二章
王哲
十二
7月27日这个会，是毛继22日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后，将自己的态度对担负重要职责的领导人又一次宣讲。最主要是在毛看来，对彭等人内心还不够坚定、态度还隐有暧昧的刘、周的再一次认证和凿实。
对毛来说，这已然是一场政治战役。打仗首先要分清敌我，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就要讲究战略战术，就像林彪私下给毛总结的：他最担心自己在开会时，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当毛认为或担心自己在会议上得不到多数人的赞同时，就会采取私下谈话沟通的方式，尽量做通做好其他领导人、各大区、各派系山头“首领”们的工作。以保证在开会决议的时候（当时都是举手表决方式），能获得多数支持。
分清了敌我阵营，也有了多数支持，然后还要有充足的、足够威力的“弹药”以及进而对敌营的分化瓦解。这一切毛都在有条不紊落实着、实施着。而鉴于这次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进攻”，切中时弊，引人共鸣，文武合璧，火候恰好，甚至让如此刚毅强硬的毛在23日第一次反击会上也不得不打出了颇为浓重的“感情牌”。所以毛深知，这是建国后他在政治上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必须亲力亲为、全力以赴而不可掉以轻心。
虽然建国后迄今也有四次让毛颇费心思的政治决策，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高饶事件”；三是1957年“反右运动”；四是1958年军队“反右倾反教条”。但这四次都没有像这次庐山会议、像这次的彭德怀和张闻天等，在毛看来就差指名道姓直接给他下战表了。毛也知道，23日那次声泪俱下的反击讲话，很有些情势所迫，仓促应战。因为如果再任由彭、张等人的言论深入延展开来、泛滥下去，不仅中间派会与之合流，恐怕左面的人也会动摇甚至“倒戈”。所以在没有什么充足论据，即具威力“弹药”支持下、不得不的应战，其“感情牌”只能是表明态度、解一时之危。对于像在“高饶事件”中便面目不清、下手狠辣的刘，对于之前被毛痛批“离右派还有五十步”、当时也是违心做检讨、现在应该说是彭德怀又取而代之内心必定倾向彭的周，当然还有那些隔岸观火、作壁上观，等着趁火打劫、企图分一杯羹的首鼠两端、投机取巧者，对于这些历经肃反、整风等多次政治运动的残酷血腥洗礼、心如刀石运筹极深的“老战友”们，“感情牌”的作用注定是微乎其微的。天性感情充沛的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极少动感情。因为深谙历史的毛深知，军人可以对战死的军人动感情，即便是对手，有时也会示以由衷的敬重。但政治家不能，因为政治不像军事，杀掉或让对手投降就是胜利。政治是统驭、是平衡、是为我所用，一句话：是权力。所以，政治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可以让活的人死，也可以让死的人活；可以让千万人为一人死，也可以让一人死为千万人活。
权的繁体字是權，字典说从木从雚，本义黄花木，因其坚硬、难以变形而为衡器。然再细加探究，雚是一种草。前木后草，是为權字；前草后木，那是错字，而且是本末倒置、乾坤颠倒的大错特错。毛可不想也不能犯这种根本性的错误，毛自认他这根“木”是不可动摇的，草和木本就属性不同，岂可混为一谈。草有木的衔领庇护，方可安稳，再茁壮的草，也只能是草。现在是毛必须要发挥“木”之抗击作用的时候了，即便“歼敌一千，自损八百”，哪怕倒过来也无所谓。林彪曾对刘亚楼说过一句常胜的秘诀：生死攸关之际，保住自己最重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但军人苟且活着，还是人，政治家苟且活着，那就连鬼都不如。如前所言，毛说他在宁都会议后的政治境况时说过：连鬼都不上门。人不是不犯错误，优秀的人不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毛这种伟人，更不可能重蹈覆辙。何况此一时彼一时，那时还有环境、时机、精力等扳回来，现在要是失算失手，毛的政治生涯恐怕就会由此逆转。
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信，尤其张闻天的讲话，本质上有政治“摊牌”的意味。但因为写的基本属实、讲的一针见血，所以正义的呼声几乎遮掩了共产党内不同势力政治斗争的痕迹。这一点，毛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没打算放过一个人。这便有了毛26日发出的“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重大意义的争论”1和“对事也对人”的指示，即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不能我打鬼，你成了钟馗，毛在政治斗争尤其重大的政治斗争中，从不做得小失大的事。
“对事也对人”的指示，26日批示给与会者，但在前一天25日，毛在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这些毛这次要倚重的人开会时，就已经明确讲了：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而且这一天的会后，毛还同胡乔木谈了话，批评秀才们表现不好，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2
说到毛批评秀才，包括李锐，当时一般指参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的政治秘书，如陈伯达、陈伯达、田家英。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大都表现出的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又大都与毛这次所倚重的几个积极促进“大跃进”、代表左派的地方大员因此发生了矛盾。
陈伯达祖籍福建，1939年起担任毛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共产党内公认的理论家，著有《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多篇檄文。其中抗战时期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六如曾言：这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
解放战争期间在阜平，陈伯达救护毛泽东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算是救了毛一命。文革中陈被逮捕时情急下一声大喊：我救过毛主席。获得了饮食等生活方面上甚至超过在家时的优待4。
1956年，陈在八大决议中写进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5。
1962年，陈经过在北京、天津、东北、西南等地区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广发调研后，率先前瞻性地提出“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即“电子中心论”。并历时三年，四易其稿，于1965年主持完成了题为《工业问题》的文件。为此，毛泽东还特地请陈吃了一次饭，也是解放后惟一的一次，并对此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然而之后在常委会讨论时，被邓小平“以钢为纲”为由一言否定，毛、刘、周等人也予默认。“电子中心论”遂告流产6。
文革中身为文革组长，权不副实，实权暗在江清，上在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后成为第四号），名不副实，江青对其动辄批骂，张春桥对其言少有从。陈在文革中，有罪过，有善举。以后再予详述。现只举一例，1982年，陈伯达之妻刘叔宴经过中纪委审查后，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工资和级别，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这在林、江集团十名主犯乃至众多从犯中，是绝无仅有的7。
陈伯达还是高层几个（周恩来、林彪、康生、张春桥）能窥知毛思想内心的人之一，但窥知是一回事，言行是否得体、是否能讨上欢心则是另一回事。周知而能忍，林知而能隐，康知而能从，张知而能往，陈知而能文。邱会作在其晚年曾说：陈伯达善于窥测毛的想法并将其付诸文字。不过后面一句说张春桥不仅善于窥测毛的思想并将其付诸文字，还善于将其付诸行动8。
陈在“大跃进”期间到福建蹲点，与当时的福建第一书记叶飞就农业经济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陈在给毛的报告中做了说明且不乏正确建议，对毛当时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积极参考的作用。庐山会议前面“神仙会”阶段，陈曾两次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及福建工作中的一些弊端。23日毛讲话后，陈受到批判并一度不准许出席会议9。李锐在其《庐山会议纪实》中说陈伯达是装病不参加会议（中央正式会议，尤其作为被批判者，如果没有医生特别证明，是不能称病缺席的），应有误。
胡乔木1941年经陈伯达推荐担任毛的秘书10，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也是党内知名的理论家。1961年，胡因误判毛将纠左，向毛报告说1959年庐山会议时刘少奇曾让他起草一份反左文件，后因报告内容在上层传开，致胡老病（神经衰弱）复发，此后基本淡出政坛11，直至1975年被邓小平起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因在批邓时表现积极，邓复出后一度消沉，直到经邓力群为其说情得到邓的原谅、重新被确定为邓的笔杆子后，开启了其晚年政坛生涯。邓曾说过胡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还是党的一支笔。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2。
李锐说胡乔木晚年囿于其身份职位，也是有左有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其“两面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既有八十年代其以“清污”之名、党棍之形，对周扬、王若水、于光远、王若望等人的打压，也有对那一时期涌现出来的王蒙、张洁、舒婷、刘再复等年轻作家的扶持，还有对季羡林、钱钟书、顾颉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的关爱。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没有胡的大力支持，也很难写成和出版。
李锐说胡乔木晚年最大一个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对待胡耀邦的态度。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胡石英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对李锐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13。
有人曾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前后矛盾反复？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扉页上，刊登胡乔木的一段话：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14。中国自古至今，就有这样一种我们常见的只对上、只对党负责的“政治人”。“政治人”即“权力人”，政治意味着权力，权力意味一切。就这样，一级一级、一个一个对上，最后的权力就集中在一个点、一个人身上。就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过最终必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庐山会议上，胡乔木与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彭德怀写信之前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上，曾希圣为“共产风”辩护和否认工农业比例失调。但随着对彭的信开展讨论，二人的争论初始便转向了。
田家英，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是最年轻的，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套句闻一多评初唐四杰王勃之语：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相对于高干层面来说）。其命运为以下10点所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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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有“过目不忘”神童之誉。
2. 1942年1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后，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从此进入毛的视线。
3.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有此一段师生缘，再加上与毛岸英同岁。毛岸英牺牲后，毛视田，内心更多了分亲情感。但田日后有些侍宠而骄，加之其书生性情，终为毛因大是大非而弃。
4. 1948年，经陈伯达举荐（胡乔木写文说是自己推荐的）15，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并深得毛的信任倚重。
5.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典型一例为：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6. 毛泽东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曾评说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才—“年少峥嵘屈贾才。”其实是对少负盛名，性格耿直，秉公仗义，书生意气的田家英暗隐劝诫之意。
7. 同情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支持曾希圣、邓子恢的包干到户；反对地方谎报高产并为此与地方高管争辩；当面向毛泽东谏言。毛均以宽宥。但也因之心存芥蒂。
8. 曾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指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16。
9. 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并对毛泽东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
10.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说：“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
1966年5月23日，44岁的田家英自杀于中南海永福堂院毛泽东书房内。既表“士可杀不可辱”之风骨，亦含以死相谏之忠义。多年后，毛泽东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注释：
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4）：第119页。
2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4）：第116页。
3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71页。
4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78页。
5 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第123页。
6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236页。
7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316页。
8 程光（邱会作之子）：《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77～78页。
9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180页。
10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90页。
11 2012年9月04日：人民网：《胡乔木政途险象：同时得罪两位中共高层》。
12 2014-02-21《炎黄春秋》：《李锐谈复杂多面的胡乔木》。
13 2014-02-21《炎黄春秋》：《李锐谈复杂多面的胡乔木》。
14 2014-02-21《炎黄春秋》：《李锐谈复杂多面的胡乔木》。
15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陈伯达最后回忆》：第90页。
16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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