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四十九章
季鹏
第四十九章 从抢班夺权到分道扬镳（下）：“四·一二”前后
围绕黄埔军校的斗争继续发展，最后必然成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这就是次年发生的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亊件。
一、苏联和中共决定在北伐过程中完成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剿灭陈炯明的叛乱后，国民党召开了二大，军队得到休整，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下一步理所当然就是进行北伐，以统一中国，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可是在蒋介石提出这一议案时，却遭到了苏俄顾问偕同中共和汪精卫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结果在二大上这一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关于苏联顾问和中共要反对北伐的原因，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了，说到底，就是中国未来的政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而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中山舰事件促成了北伐的形成，阻挠和延缓北伐是不可能了。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后来苏联顾问和中共改变了策略，同意进行北伐，同时指示中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革命”问题，即是要迅速配合北伐组织、发动农民和工人暴动，建立“工农革命专政”。也就是要趁北伐之机夺取政权，－举实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于是，苏联顾问和中共紧急行动起来，指示所有北伐要经过的省份的中共组织立即发动工农众群众，做好暴力夺权准备。这实际上就是推广彭湃在广东海陆丰的夺权的模式。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提－提这个彭湃。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大地主家庭，据他自已说，“被（他家）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这种规模的地主在我国南方是少见的。彭湃在日本留学时信仰了共产主义，回到家乡便从事农民运动，是一个彻底背叛其出身阶级、专门挑动农民对地主、富农和一切有产者进行疯狂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魔王。毛泽东赞其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曾几度在海陆丰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局部政权，以烧杀之凶残闻名全国。在那里有号称“小莫斯科”的县城，有专为开会杀人的“红场”。他的政策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杀。他搞农运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恐怖。他要求所有投入运动的人都必须杀人，这样才能使他们没有退路，才能真心实意跟他干革命。彭湃提倡的不是一般地杀，而是砍头剖腹剜心，另外还有几个看点：一是叫兄杀弟、弟杀兄、父杀子、兄弟杀父，叫他们割吃块尚未死去的父的肉；二是开人肉宴之先河。凡来开会的都必须现场杀吃人肉，有不吃或不敢吃便被指为“假兄弟”，有被杀了来吃的可能；三是开“人头会”，来开会的要把新杀的人头带来，串在一条长绳上挂在会场的前面，人头越多越光荣，人头少或交不出人头可就有麻烦了。据记载，当时凡被抓到未经拷掠就被杀的是－种“恩点”，被砍下－肢被别人煮来吃了然后杀死是一种“幸运”。致于那些未得“恩点”、“幸运”的阶级敌人是怎样的死法，就只能靠你的想象力了，据载有－种闻所未闻的杀法是将人装进木扳箱子里，然后两人用锯子横横竖竖地锯这箱子，为了使箱子中的人慢点死去，两个刽子手还不时停下来喝茶抽烟，欣赏木箱中的惨叫声。这就是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本质：将人回归为野兽。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本来就是一些流氓恶棍人渣，正如刘少奇所说的，一般农民是不敢去“革命”的。
（以上主要取材于费正清、彭瑞恩编写、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兼及其他相关资料。）
“四一二”之后彭氏在海陆丰的政权存在了短短两个多月，杀死了一万多人，有些不肯同流合污的乡、村被烧杀一空。海陆丰成了血腥屠场。
就是这样一个恶魔，被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在共产党内彭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1927年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地位比毛还高。毛后来任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就是接彭的班。不过彭比毛泽东倒霉，1929年被国民政府捕获枪决。
苏联顾问和中共就是打算借北伐之机，推广彭湃这一农村夺权模式，以及广州、赣州工人运动在城市夺权的模式。
除了发动工农运动夺权，中共也利用北伐军中自已掌握的军队直接夺权，发动叛乱。1926年12月1日，共产党人吴玉章、杨暗公、朱德、刘伯承、孙毅在四川泸州、顺庆策动武装暴动，夺取了当地政权。如今开县的刘伯承纪念馆也有介绍：“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了中共实际领导的军队。” 这支军队号称“红军第一路”。“（1927年）一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 可以说，“泸顺起义”才是中共真正的“建军节”，它比“南昌起义”早了九个月。可是中共不敢公开宣传这次“起义”，因为它发生在“四一二”之前，宣传它就等于承认是共产党打响了反叛国民党的第一枪，是共产党夺权廹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清党
苏共在北伐中的另一招是试图“换马”。它看到国民党中的蒋介石等人不肯任由它摆布，于是它决定抛开国民党，另觅“统战对象”。恰好这时跳出来个冯玉祥，莫斯科于是决定扶冯代蒋。冯玉祥原为直系吳佩孚中的一支，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分离出来自立门户，成立“西北国民革命军”，自任总司令。但不久便被势力更大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皖系首领段祺瑞联袂排斥出北京，令其去西北当“边防督办”。冯玉祥率领他的“孤军”正飘泊无依，被苏联看中，认为是一支可资利用的新的“合作”力量，可用作夺权工具，用以取代不听话的蒋介石。
作出这一次定后，苏联便大力援助冯的国民军，派出两个苏俄顾问组进驻冯部，将价值1089.8万卢布的武器弹药送到冯部（前面我们曾经讲到，1925年苏俄援助广东革命军的武器弹药价值才56·4万卢布）。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李大钊、刘伯承、邓小平等都被派到冯部去做政治工作和帮助训练部队。可以说，苏联已经将“宝”转押在冯玉祥的身上了。
但同时，苏联也不肯放弃它在广州与国民党合作的既得利益，在扶持冯部的同时，在广州和黄埔军校继续内加紧对蒋介石的排斥，苏联顾问由台后走向台前，越俎代庖直接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发号施令。
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和加仑将军召开会议，决定除了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苏联顾问以外，顾问们还可以直接担任军职，即可以直接指挥中国军队。这一越俎代庖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军人的强烈不满，然而当时广州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汪精卫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顾问们成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太上皇”，为所欲为。之后，苏俄顾问对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改革”，大大提高了党代表和政工人员的地位，而这些党代表和政工人员都是由苏顾问和中共安插的。
这一切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忧虑。还在中山舰事件之前的1926年2月，蒋就找到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党代表的汪精卫，与之商谈有关苏顾问越俎代庖之亊，蒋向汪“痛陈革命实权非可落入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有一定限度，要当不失自主地位。”“汪极喟然”。蒋还表示如不改变某些现行做法，他只得辞职，“明告知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但汪不愿得罪他的俄国朋友，只能维持现状。
中山舰事件之后，赶走季山嘉等人，蒋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引起苏顾问团强烈不满，继续策划“灭蒋”，3月24日，苏俄顾问索络维约夫给卡拉罕写的信中说：“使团（即顾问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
随着北伐启动并节节胜利，双方的最后对决已不可避免。
二、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处理完中山舰事件，赶走了季山嘉，蒋介石终于可以实施他的北伐大计了。而中共也知道：既无法阻止北伐，就要利用北伐达到自己的目的。且经过近半年的拖延，赢得了时间，在北伐中建立“工农革命政府”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4日国民党举行中执委会议，任命蒋为北伐军总司令。
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蒋则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北伐动员令》。北伐正式启动。
7月6日，蒋被一致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至此，蒋取代汪精卫正式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把手”。
就在北伐启动的七月，中共中央也紧急召开会议，具体布署落实北伐沿途各地发动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计划，会议強调：“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主要势力，我们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此前，共产国际曾指责中共发动农民运动不力。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布哈林、斯大林都强调中共要“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局势的决定》，要求中共迅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中共受到批评后，决心以实际行动改进错误。
于是，随着北伐军进军的步伐，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掀起了空前的、疯狂的农民运动，纷纷以武力夺取各级政权。这场运动的残暴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一位大陆学者描述当时湖北汉川地区农民运动的景象：
“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个村庒被烧尽”。(文聿：《中国左祸》)
中共湖南省委在布置湘南暴动时提出的要求是：“使小资产阶级（笔者按：指小农）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強迫他们革命”， 提出的口号是：“ 烧、烧、烧！”“ 杀、杀、杀！”
随着革命军夺取了－些城市，工人运动也按照农民运动的模式开展起来。
来势汹汹的农民运动和随后的工农运动，使部分国民党人士看到了他们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可能被篡改，革命领导权可能被共产党篡夺，三民主义革命有变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
以湖南的农民运动为例。它是怎么搞起来的呢？表面上，它是由苏联顾问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起和领导的，实际上是－个叫易礼容的人具体负责实施，易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他提出的口号是“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而对“土豪劣绅”基本上要从肉体上消灭！为农民运动造势的舆论工具《湖南民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机关报，而其主编则是共产党员谢觉哉。其他如湖北、江西、浙江等省的情况亦复如此。由是可见，当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己变成了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工具、傀儡。
湖南是北伐军首个攻取的省份，也是北伐军士兵的主要来源地。湖南的`农民运动并不只是像它所标榜的打倒土豪劣绅，而是只要是家中稍为有点积蓄、有点“油水”的人家，都在被劫掠、抄家、游斗之列，有的被当场活活打死。多数革命军军官和士兵的家庭受到冲击、亲人受到侮辱、蹂躏，他们寄回家中的－点钱被农会没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1926年6月（其时尚未达到暴力恐怖的高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湖南农民运动时说：“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农民运动“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和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正革到自己头上”。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民国）十六年夏，两湖军队的愤懑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 这场被社会各界称之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以其野蛮、残忍、恐怖、卑鄙激起全社会的愤怒（详见本部第八篇有关章节）。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制止“农村暴力”，惩办暴徒凶手。
有几个人之死可以说明这个农村暴民运动疯狂到了什么程度。一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后为湖南省的党政军“－把手”何健的父亲被农民抓去游斗致死；二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后为中共总书记李立三的父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三是湖南大名士、大收藏家叶徳辉被杀，家被毁。他们的罪名都是是 “土豪劣绅”、“地主”。可以想见，上述这几个有特殊身份的人，痞子、恶棍们都可以随意侮辱杀戮，对一般人的摧残就绝对如同草芥、蝼蚁了。这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告》中大力赞为“好得很”的“革命先锋”的所作所为。
蒋介石是首先看到这－危险的国民党人领导人之一。在广州时期，蔣介石就己感到了这种威胁。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坚决主张北伐，除了完成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愿之外，还有就是想借此摆脱已被苏俄顾问和中共控制了的广州国民政府，并且在北伐中壮大自已的武装力量，以便必要时与共方和成了共方傀儡的国民党“左派”摊牌。这也是后来“宁汉分裂”的真正缘由。
仅从军亊的角度看，北伐是顺利的。9月7日攻占汉口。占领武汉后，蒋分兵东征军阀孙传芳，11月8日打下了南昌。随即在国民政府新的首都选址问题上，蒋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发生了分歧，蒋要求新首都设在南昌。而在广州的领导人则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初，徐谦、宋庆龄、陈友仁以及苏俄顾问鲍罗廷等十余人由广州迁到了武汉。12月13日，武汉方面利用在武汉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占多数的条件，由鲍罗廷设计召开了排除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会上选出了以徐谦（冯玉祥的代表）为主席的新的国民政府（这时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后自动去了欧洲尚未回国）。蒋介石则将原广州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人杰等接到他所在的南昌，于1927年元月3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作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其后改迁南京）。“宁汉分裂”初现。这场纷争表面上是新首都选址问题，实际上是由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与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两条道路”之争，是关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较量。由于双方各不相让，之后出现了宁（南京）、汉（武汉）两个国民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的局面。
在鲍罗庭的操纵、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结成联盟， 1927年2月9日武汉方面开会推举由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专门针对蒋介石的“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提出“巩固党的权威”，“夺回军权”，“军队在党指挥下统一起来” 等口号，并积极发动吁请汪精卫回国与蒋对抗的运动。
3月7日，武汉方面召开了没有蒋和党中央主席张人杰和、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凯参加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蒋的权力的决议，包“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不设党中央主席、实行“轮流坐庄”的“主席团制”，削弱、剥夺军队总司令权力的新规定等等。并宣布组成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垄断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能部门。质言之，这个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倒蒋会议”，也是苏联顾问和中共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转变成苏式共产主义革命的一次组织上的准备。
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由北伐初始的八个军发展到四十个军，蒋直接控制的力量也大为增强。然而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仍大大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并首先在上层取得了多数，形成咄咄逼人的态势。蒋深深感到形势的险恶与危机：“我军虽屡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 这是当时形势和蒋的心情贴切的写照。
这时苏顾问和中共已不仅仅要夺蒋介石的权，而是要他的命。二届三中全会后，鲍罗廷等积极密谋策划剌杀蒋介石，剌杀行动计划交由攻打南京的第六军军长程潜实施。杀蒋的命令写在一块绸布上，由谭延凯（此时谭氏已倒向武汉）缝在衣服内带去亲手交给程潜。南京于3月24日被蒋的北伐军攻占，谭延凯27日才到达南京，而蒋己在26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刺蒋计划失败。
得知杀蒋计划失败，鲍氏等并不死心，他们赶紧以中央的名义发布通令，撤销蒋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并令其“克日离淞赴宁，专事筹划军事。” 企图让蒋自投罗网送死。蒋没有上当。
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行动激化了与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信徒的矛盾，加速了蒋釆取“清党”行动。
3月24日，就在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由共产党人李富春、林祖涵（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第二军和第六军就制造了“南京亊件”，军中的共产党人为执行莫斯科尽“一切办法激动国民党排斥外国人”的指示，开展了无缘无故打劫、杀戮外国人员的暴行，南京的外国领事馆，教会，学校，住地无端被捣毁、财产被洗劫，并当场打死六人（伤者不详）。结果引起停泊在长江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报复，造成大量无辜中国平民伤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向有关国家道歉，并下令调查事件真相，追查责任者（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被认定为“肇事要犯”受到通缉）。
南京事件大大激发了正直国民党人对苏联顾问和中共的义愤。然而共方不但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厉，3月27日，就在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眼皮底下的南昌，又发生工人纠察队寻衅兹事、持械冲入国民党江西省党 部，当场打死省党部官员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多名负责官员的恶劣事件。
看来共方已经动手了，时不我待。首先起来反应的是一些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包括著名教育家、五四时期爱国领袖蔡元培，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文臣，他们著文揭露武汉方面“联席会议”的非法性及反孙文主义、反国民革命的真面目。
接着在3月28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在蔡元培主持下举行紧急监委“预备会”，会上就“中共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提出了《护党救国案》，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被激愤直指中共为“不共戴天”之仇敌。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参加的除原有有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又加上陈果夫、李宗仁、黄绍宏等共8人。会议推举蔡元培为主席，讨论并通过了由吴稚晖提出的《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议案》，认定中共企图夺取革命政权，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的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表示赞同。会议制定了清党原则，组织清党委员会。会议通过之决议案云：“（会议）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即吴稚晖）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并开列以鲍罗廷为首的197人名单。决议案还指出：中共已决定其“铲除国民党之步骤”，“现中国国民政府（指武汉的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因而“十万火急”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非共产党委员及非附逆委员临时讨论”，进行“非常之处置”。此决议案经蔡元培签发，通电全国。
蒋介石遂根据监委会这一决议，召开国民党在沪之中执委和中监委联席会议，讨论具体处置办法……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一说蔡元培其人。蔡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学界泰斗，也是国民党元老，是组成国民党前身之一的“光复会”领导人之－。蔡在五四运动时期任北大校长，以实行现代之教育管理和“包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享誉中外，为公认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蔡为人恭谦严谨洁身自好，温文尔雅，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道德楷模”，在全国各界人士和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蔡虽系四一二清党主要发起人，然而由于蔡的声望，中共对其却装作相安无事甚至保持“友好”。1936年9月，毛泽东为了中共的生存，实现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曾亲笔给蔡元培去信，请求蔡在蒋介石等领导人面前为其说项、求情，信中对蔡极为恭顺。然而蔡并未给毛复信。1940年蔡在香港病逝，毛泽东亲率他的文武百官和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发去自撰的唁电，电文云：“孑民（蔡元培字）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可见毛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对其敬仰有加，还派廖承志专去香港参加蔡的追悼大会。
就是这样一位全民公认的以包容并蓄、恭谦温和、思想开明，处事严谨的“道德楷模”，学界泰斗，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通过了对共产党的弹劾案，且措词之严厉，态度之坚决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容。其议案冠以“覆党卖国”之罪名，可见蔡老先生此时对中共和苏俄确己“不共戴天”。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煽动工农暴民运动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蔡元培这个公认的儒雅的长者是决不会采取如此激烈态度的！
说来可笑，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国民党监委的这一重要举措，在后来毛共有关党史、历史中咒骂蒋介石“4·12反革命叛变”的宣传和教科书里，有的根本不提，有的则只提吴稚晖等人的名字却将蔡的名字隐去。可见其慑于蔡的威望，又做贼心虚所采取这种欲盖弥彰、掩耳盗铃之法，由此也就可见，毛共所谓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发动“4·12”大屠杀云云，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倒打一耙的伎俩。
在这同时，国共双方争夺上海的斗争也开展了。其实，这时共产党己经掀起了全面武装夺权的高潮，赣州、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宁波等地的中共组织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建立共产党地方政权，疯狂杀戮坚孙文主义的国民党人和一切所谓“阶级敌人”。
上海不比一般城镇，它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而且还有大批外国领事馆，租界，具有国际影响力。上海有着全国最大的工业和工人队伍，共产党的党中央也设在上海。共产党早就视上海是自已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它在上海的经常性工作就是组织工人罢工，挑动与资本家、工商业者斗争；同时为了贯彻苏俄的“反帝”方针，把西方和日本势力从中国赶出去，它不时挑动工人到外国租界寻衅闹事。
在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意识到上海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先下手为强，中共决心抢在国民党北伐军到来之前把它据为己有，以“人民”之名行共产党掌权之实，把国民党排斥出局。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在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的领导策动下 ，上海先后两次举行“工人起义”，发放武器，组织工人纠察队，试图武装夺取政权。但都被占据上海的皖、鲁军阀镇压下去了。
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进展迅速，2月19日，东路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占领杭州。
3月20日，东路革命军进入上海郊区龙华，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军阀部队自知难以抵挡革命军，自动撤出了上海。上海暂时成了空城。中共抓住这－机会，于3月21日紧急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租界之外的市区。并立即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政府”， 明确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中国的“巴黎公社”。意即告诉蒋和国民党：上海己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不得插手。
3月22日, 白崇禧率军进入上海。
进驻上海的革命军暂时不干涉共产党的临时政府。不过白崇禧在25日公开表示：“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蒋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
3月29日，陈独秀紧急请示苏联，呼吁提供紧急援助，并表示将对进驻上海的北伐军进行武装抵抗。。
4月1日，汪精卫也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汪在上海的四、五天，蒋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向他通报了共方猖狂的夺权行为，对其进行竭力劝说，试图将其挽留在自己的阵营内。但此时的汪精卫志在取代蒋充当最高领袖，怎肯委身蒋之下？他反过来劝说蒋不要对武汉方面采取激烈行动。
4月3日，蒋介石应蔡元培等监委要求，召开了中执委、中监委联席会议。汪精卫也应邀参加会议。这时，在沪的国民党人士对共产党抢夺革命果实，试图把中国变成苏俄的附庸的计划己经看得淸楚，知道国共已不可能和平共处了。但对受鲍罗廷操纵的国民党人仍作最后争取。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1、定于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事纠纷”问题，并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布的命令一律无效：3、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阴谋搗乱者” 予以制裁；4、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会议同时还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为“清党”预作准备。汪精卫附和了会议的决议。
与此同时，上海的共产党势力紧张地准备最后的博斗。它拥有一支2700多人、拥有机枪和四千多枝步枪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中共紧急决定：工人纠察队全面出击，首先发动对各国租界的袭击，制造国际纠分，把水搅混，同时举行全市大罢工……
中共的激烈对抗、特别是这时远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事促使蒋介石提前采取行动。
原来“南京事件”之后，各国在京公使形成了联合对付苏俄的“公使团“，这时北京奉系政府也认识到苏联和中共是它的头号敌人。根据它掌握的情报，并获得公使团的支持，北京政府于1927年4月6日采取突然行动，抄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缴获了数以千计的秘密文件，证据确凿表明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北京政府，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阴谋计划（从缴获的文件还证明，中共制造的“南京事件”乃秉承苏俄命令）。在抄获大量文件的同时，当局逮捕了入住苏俄使馆房产的60名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等20人在4月28日被张作霖的北京政府绞杀于北京。）
北京政府将其在苏使馆抄查出的苏俄部分秘密文件在报上公布，全国媒体转载，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苏俄计划之庞大、毒辣，激起了全中国民众的公愤。它也充分暴露和证明了中共完全是苏俄的傀儡和工具，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这一事件立即传到上海，它给蒋和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作为与苏俄联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并得到苏俄大量援助的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军，是否也是苏俄之傀儡和雇佣军？国民党与苏俄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国内各界人士急于得到答案，也是西方各国急于知道的问题。
这时的蒋介石及其在上海的同事，只得将原来的计划提前施行，以主动撇清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重新树立孙中山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形象。
4月8日，蒋下令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取代中共的“临时市民政府”。
4月9日蒋宣布在上海实行戒严，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周凤歧为副司令。并颁发了戒严令12条。
同日，国民党监委邓泽如、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国救党通电》（即青电）。
当日，蒋率两个师离开上海赴南京，夺回对南京的控制权，并于10日开始在南京开展逮捕行动。11日，蒋密令北伐中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上海清党首先必须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为此戒严当局颇费了点心思，他们认为直接派军队去对付工人纠察队不但名声不太好，而且必然导致大量流血冲突，于是想出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即以“民众团体”对付它。此前，为了与制造红色恐怖的工人纠察队相对抗，上海成立了有帮会人员参加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此时参与清党行动的杨虎（后为上海公安局长）对它们透露了戒严当局的用意，共进会等积极响应，帮会头面人物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指挥他们的人马主动去到总工会和纠察队多个所在地挑起冲突，行动始于12日凌晨。闻声赶来的第二十六军即以“工人内讧”为由收缴了所有枪械，共计没收了工人纠察队三千支步枪。
遭此重大打击的中共立即在第二天采取紧急报复措施，先是宣布全市总罢工，随即率众包围并夺回了设在湖州会馆的工会总部，于是士气大增。下午接着举行集会，会后示威游行。中共和市总工会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汪寿华等亲自指挥队伍，向着执行戒严任务的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进发。（集会游行人数不详，冲击司令部－说五百余人，－说千余。）声言向驻军要还枪枝，并惩办肇事者。随即便发生了后来中共所谓的宝山路大屠杀事件，按照中共的教科书的说法是：“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蒋介石令反动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射击，致死伤惨重，血流成河”云云。
如今，真实的情况终于浮出水面，根据当时的媒体《时事新报》次日（3月14日）的现场报道，以及其他报纸报道和若干当事人回忆，综合情况大致如下：
13日下午－时许，游行队伍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的二师司令部所在地（旧时俄国人的天主教堂）时，工人向司令部大门接近，狂呼口号，愈呼愈烈。卫兵怕出意外大声警告。无效。只好护紧大门。游行队伍中为首者大呼：“往前冲！”这时在队伍后面的－百来人掏出手枪向大门射击，卫兵中一人中弹身亡，多人受伤，遂一边还击一边退入院内。走在前面的游行者手持铁棒、木棍冲入大门，随即听到院内爆炸声。不久，枪声密集响起，乃军队开展反击。游行者退出大院，军队直追至大门外，一些逃跑者死伤，一些被俘，余作鸟兽散。当天的报导亦有死伤数字，因现场混乱，计数不确。
4月18日，该报公布了经核实的伤亡数字（死者有姓名、所在单位），计军方死12人，伤15人；冲击方死30人（包括1名路人），伤56人。另有80余人被俘。经查验，被俘获者多为原驻沪鲁军（山东军阀张宗昌部）未及撤走之士兵，供云受雇而来。
要特别提及的是，周恩来、顾顺章亦在被俘者之列，盖因当时尚未接到通缉名单（通令和名单17日才下达），只作一般拘押。经二师师长斯励之弟斯烈向其兄求情，便把他们都放了。被俘者只有市总工会主席汪寿华、总工会总书记侯绍裘后被处决。
至于下令军队开枪者，一说是二师师长斯励，一说斯不在司令部，乃其参谋长下令还击。但不管是谁，与蒋介石不沾边，蒋己于11日去了南京，之后也一直在那里。
接下来双方继续进行武力较量，中共当然不是对手。据后来公布，在整个四－二事件中，上海在对抗中被打死和被捕处死的共产党员和武装暴动分子共300余人，包括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共产党领导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者5000余人。这就是毛共几十年来大肆宣传的上海“4·12大屠杀”的实况。
上海之外，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汕头也进行了清党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广州的清洗，由留守广东的李济深主持，被捕者达二千余人。各地被处决者几乎都是在工农暴动中多恶多端、有血债的暴徒和直接参与的中共基层干部。
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任主席。
蒋介石在4月18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典礼上就为何要开展这场“清党”运动，作了概括性的表述，他沉重地说：
“自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搗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它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的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的国民革命事业……”
事实上也是如此，蒋的清党行动，实乃几年来国共矛盾积累的总爆发，是正统的国民党人士对苏俄和中共 “篡党（国民党）夺权” 活动忍无可忍的大反击，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喪心病狂、狗急跳墙式的疯狂进攻，则是导致这场流血亊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的清党行动，激起了由鲍罗廷操控、由汪精卫充当前台领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击。
汪精卫在上海时故意装出一副中立态度，还和陈独秀发表了一个呼吁国共团结的联合声明。4月5日汪乘船到武汉。一到武汉就态度就大变，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故意摆出一副左派领袖的架势，气势汹汹地表示要与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共生死、共存亡，并当场高呼：“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蒋介石宣布清党后，宁汉双方便开展了唇枪舌剑，发文件互相攻讦，相互谩骂。
4月17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斥责蒋的“罪行”，并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命令宣称开除蒋的“党籍”，免除其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还宣布蒋统率的各军，统收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2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22日，由汪精卫领衔，武汉国民政府发布讨蒋通电。与此同时，在其控制区大肆抓捕、杀戮所谓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的阶级敌人。（没有数字资料）
周恩来不满足于对蒋介石的“口诛笔伐”，他建议武汉方面迅速出师东征讨蒋。但这个意见遭到否决。武汉方面的决策是：先进行北伐，同冯玉祥会师，去打奉系张作霖。然后再回过头来征讨蒋介石。
此时冯玉祥成了宁汉两方拉拢的对象。
可惜，武汉方面这个计划实施实施不久，形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由于汪精卫继续与苏俄顾问和中共打得火热，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倒行逆施大搞工农暴动所招致的严重恶果，他的部下再也不能容忍，自动行动起来“清党”了。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政变，解除了工农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所谓“士豪劣绅”，枪杀了一百多名恶迹昭著的共产党员和工农暴民，并宣布脱离武汉政府。因二十一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为“马日事变”。
6月5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在江西公开反叛武汉政府。但朱只是以“礼送”的方式驱逐了142名共产党政工人员出境。同时捣毁了工会、农会，枪杀了一些罪恶累累的所谓“工农领袖”，以示与鮑罗廷和汪精卫政府决裂。
驻武汉国民革命军的一些军官也表现了对政府纵容共产党的“工农运动”的不满，连国民党高层官员如徐谦、顾孟余也开始大骂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
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由得不正视一下部属反叛的原因……汪等人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建立的农会、工会，打着打倒“土豪劣绅”“ 反革命”、“ 工贼”的旗号，实则到处杀人放火，坏事做绝，天良丧尽；在大小城市，工会成了地道的新恶霸，工人纠察队、赤卫队橫行无忌，为所欲为；农村的流氓恶棍更是无法无天，灭绝人性，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汪精卫自已说，这些所谓工农运动“不但不象（民国）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象十五年间的广东了。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
武汉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们己在上面的附件中有所介绍。下面乃“中共广东东江特别委员会”（ 即彭湃领导的共产党）于1927年4月26日发表的“起义纲领”，其中列举了二十种必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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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国民党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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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土地改革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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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文武官员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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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充民团警兵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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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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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土豪劣绅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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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债讨租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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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还租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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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契据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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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妾蓄婢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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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兵役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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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輿命卜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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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婆媒婆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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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鸦片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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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偸盗窃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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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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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凤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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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废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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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朽不能操作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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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这种十分罕见的反文明、反人类宣言，应该载入史册，以备后人借鉴。后来彭湃实践了他的宣言，在海陆丰“起义”一个多月中就杀死万余人，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青山有泪，草木含悲。
这就是共党对4·12后的反制，其实也是它领导农民运动－以贯之的做法和风格。看来，这些丑类除了发泄其兽性之外，实在找不出任何－点“革命” 的踪影。
至此，汪精卫感到被愚弄，如梦初醒，准备着手调整政策。洽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共产党自己跳出来交待其“政变计划”的“五月指示”事件，从而促使汪精卫集团决心步蒋介石之后尘，与共产党“分党”。
事情是这样的：蒋介石发动4·12清党后，苏联加紧了对汪精卫武汉政府的控制和援助，它准备彻底撕去伪装，在中国发动直接的俄式革命。当时的武汉除了原有的苏俄顾问团之外，莫斯科又派来了一位叫罗易的共产国际代表，专门指导、协助中共搞土地革命。此人对汪精卫此时思想上已经动摇全然无知，仍然以为汪是忠实听话的傀儡。
6月 1日，罗易接到斯大林亲自签发的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五月三十日的指示电报（简称“五月指示”），主要内容是：1、命令中国共产党继续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军，组织一支完全由自己指挥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武装行动；3、鉴于国民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取代之；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杀害工农的军官。
很明显，这是一份命令共产党完全控制武汉政府，并对武汉的国民党人和军队进行清算、惩办的指令。
不知为什么，罗易在接到这个指示后不急于向他的“下级”中共中央传达，却首先将此件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汪接读后大吃一惊，对唐生智等人说：这个电报是共产党要解散国民党，惩办国民党人，实行共产革命的铁证！事不宜迟，必须先下手，否则不堪设想。经过武汉国民党内高层紧急协商，6月5日，武汉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解除鲍罗廷、加仑等全部苏俄顾问职务，并驱逐回俄国的决定。汪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解释说：“是你们破坏了协议！”（即孙中山当初与越飞联合宣言中“不得将共产制度引用于中国” 的承诺。）但却未对中共下手，说明此时汪等仍对中共存在幻想，尚在游移不定之中。
也在这一时期，武汉政府的北伐计划出现了重大变数，它原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盟友冯玉祥突然宣布倒向蒋介石一边。6月21日蒋、冯、胡汉民等在徐州举行会议，会上，蒋、冯宣布并肩擕手，随后冯致电武汉政府，大肆指斥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顾问，敦促汪精卫集团摆脱苏俄控制，与蒋介石联合，实行宁、汉合流，并限令鲍罗廷迅即离汉回国，否则将予以扣押云云。电报大有最后通谍的意味。至此，汪精卫集团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完全孤立了，“二次北伐”也泡汤了。6月29日，驻武汉的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擅自发出了反共训令，开始抓捕血债累累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领袖”。
不久，汪又获悉斯大林指示鲍罗廷通过分化，瓦解武汉国民政府以帮助中共夺取领导权。汪终于彻底看清了苏俄和中共一伙的真面目。
在这种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境况下，汪精卫别无选择，只好决定与中共分道扬镳。但这时汪等人对与他们共事的共产党人仍然情有不堪，7月10日，汪劝说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举行“分共”会议，会后宣布“和平分共”。武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其实毫发无损，为其随即举行南昌暴动和后来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
这时，武汉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看到形势不利，不甘失败，主动发起了一系列暴动，疯狂袭击国民党人及一切有产者。遭到军队的坚决镇压。在无可柰何的情况下，当年表态要“与共产党共生死、存亡”的汪精卫此时又宣布：“本人愿为杀共产党之刽子手焉”。
汪此言其实言过其实，他只是镇压那些在基层从事“暴民活动”的的凶手和首恶分子，而对与他合作共事过的中共上层人士网开一面，这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掐其枝叶，不去触动其根本的做法，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直到看到共产党反叛的烽煙四起，“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时，汪才想到要清除祸根，发出了“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一条毒蛇”的感叹。7月29日，汪精卫与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举行会议，商讨以武力消灭武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倒向共产党的军队事宜。但为时已晚，这些人早已被放虎归山。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挺、陈毅等聚集二万多军队，在共产国际顾问库马宁的指挥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发动了兵变，举起了共产革命大旗，此即所谓“南昌暴动”（后中共谓之“南昌起义”，定为中共之建军节）。汪精卫终致养虎为患。这也是后来胡汉民、吴稚晖等指责汪氏清共无诚意的原因和根据。
但不管怎样，当年孙中山与苏俄达成的联合和合作，至此是以彻底失败告终了。这个结果其实是在合作之初就可以预料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一场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危险游戏”。
“4。12” 清党是蒋对付共产党一次成功的行动，以后再也没有如此干脆果断的行动了；但同时它又是一次未完成的、虎头蛇尾的行动，因为宁汉分裂，为中共保全、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待到汪精卫和平分共后，国民党又陷入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不能自拔，转移了主要矛盾和斗争大方向。接着囯民党中反蒋派借北伐途中“徐州失败”一亊迫使蒋介石下野。蒋下野后，中共失去了主要对手，躲过了灭顶之灾，得以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也有错误，主要是在汪精卫等承认受骗上当、表示坚决与共方决裂后，蒋仍不肯原谅，宁汉不能合一，国民党内分裂如故，放过了主要敌人中共。又如，蒋每受党内排挤后，往往置大局于不顾，撂担子，“自动下野”。鉴于在国民党实力人物中除了蒋，没有第二人执着于反共剿共事业，蒋的下野自然给了共产党以生存和发展机会。蒋一生三次自动下野，除第三次（1949年1月）是必须、被迫以外，前两次（1927年8月、1931年12月）主要是意气从事，以退为进。虽然从他个人来说，从党内斗争的角度说，这样做也许是成功的。但对全局来说，特别是对他的反共事业来说，却是极其不利、损失难以估量的。蒋下野了，中共就得以喘息，故清而不除，剿而不灭，每每起死回生，并很快就转守为攻。当然，逼使蒋下野的党内反蒋势力，负有更加不可原谅的责任。
再者，蒋第一次下野复出后，不是集中力量把剿共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却全力以赴进行所谓“二次北伐”。 虽然北伐统一中国是必须的，但此时的形势可以肯定，统一任务早晚都可完成，而共党才是心腹之患。只有解决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全国统一，置中共于不顾去搞北伐是一种假统一，实乃本末到置，自欺欺人，。
蒋的另一大弱点是对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太过迁就，往往放弃原则，放弃权威，致使国民党长期处于分立内斗分裂状态。综观国民党内几次举起反蒋大旗的几大军事集团，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等，无一不是唯利是图、背信弃义、反复旡常之小人，他们三番五次对蒋兵戎相见，必欲置蒋于死地而后快。然而每次被蒋打败后，蒋对之基本上不加追究，顷刻，又官复原职，再度树起反蒋大旗。这说明蒋缺乏驾驭群雄、一统江湖的魄力和勇气。对“已”如此，对敌（共方）也就可知了。故可以说，性格决定成败。
“4·12” 之后，“国共演义”的第一回合落下惟幕，国民党取得暂时胜利。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中国人的健忘症，十年之后，在抗战大旗的掩饰下，蒋和国民党忘了前车之鉴，又一次与中共搞联合，“合作”，致使其故伎重施，终至反败为胜，倒转乾坤。此诚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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