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一)
令支奇
二〇一七年四月
摘 要
以老子、孔子外先导的士大夫阶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建制性作用。在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以后，这个阶层失去了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晋升之路，转型为知识人社会。他们之中的勇于担当者，不忘先贤的精神传统，从干预朝政到参政议政，相继爆发了公车上书、五四运动、大鸣大放等警世之举。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方式同时发生变化。这其中，上演着知识人截然不同的人格戏剧脚本。通过回顾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方式的历史演变，本文指出在构建宪政民主社会的大背景中，民主党派应该争取发展的未来方向。
自从清朝末年取消科举制度以后，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分化转型为知识人社会，士林网络则演变为民主党派。学校、传媒和社团成为知识人安身立命的三大根基。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公车上书开辟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朝政的先河。相继发生了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1931年一二九反日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民权保障同盟、1957年百花齐放大鸣大放、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1978年西单民主墙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鲁迅）和外围内方（黄炎培）；依附人格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王世杰）、帮闲文人”（张君劢）和游世之魂（林语堂）。
历史的回顾使我们发现一条清晰的规律，那就是：在专制独裁体制中，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总难免以被强力镇压的悲剧告终，而宪政民主体制之下，民主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在独裁体制之下，知识分子只能锦上添花、火上加油、修修补补甚至画蛇添足。 “民主”党派沦落成为名存实亡的塑料花瓶。
知识分子能否充分自由地参政议政，是衡量社会民主还是独裁的试金石和重要标志。
只有多党议会的宪政民主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仰人鼻息的卑微的“臭老九”政治地位。
民主党派旗帜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发挥铁肩担道义的优良历史传统，挺拔起已经被打断多年的脊梁，勇于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启发民智，突破信息壁垒，加强团结协作，密切联系群众，争取大众共识，为提升整个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真正实现参政议政而努力奋斗。
目 录
第一章 公车上书的百日维新悲剧 3
第一节 从士绅阶层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3
第二节 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社团 4
第三节 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6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引发对立的阵营 7
第一节 宪政民主体制的草创 7
第二节 大学的独立与知识分子的分裂 12
第一章 公车上书的百日维新悲剧
晚清家天下时期（1912年以前）
第一节 从士绅阶层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在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
最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
在晚清，由于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
余英时先生《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提出，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许纪霖则指出，这一下行趋势， 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许纪霖称之为“知识人社会”。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
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士绅社会是一个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真空，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第二节 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社团
从传统的士绅变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之后，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得以产生。”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1913年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直隶同学合影（资料图）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东方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西方的科学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后，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兴起
晚清的思想家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作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视之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
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
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强大的民间压力。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
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朝廷的邸报在晚清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晚清时期当出现《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产生的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第三节 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在传统的中国，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观念的转换，新型知识分子展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角色定位，他们开始以批判者的姿态登台。如谭嗣同的冲决“三纲五常”罗网的反传统思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再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批知识分子呈现出一定的公共性特征，他们先后开展了维新运动、立宪运动，最后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对传统越发呈现出颠覆性的批判。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具有近现代变革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当政者中的改革派，试图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推进宪政改革的首次尝试。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是中国首部由官方拟定的具有近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献。只是由于满清王朝确实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腐朽程度，中国的宪政革命才迅速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开启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早投身于强国救民的康梁们，结果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受人轻视。
 
1898年百日维新时的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
九三学社创建人許德珩正是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他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德化县，其父亲在書院任教。他從6歲起在家館中讀書啟蒙，後入私塾，16歲到縣城同文書院學英文和數學，因家貧無力住宿只好走讀，每日往返20公里，鍛鍊了意志和體魄。1907年，許德珩考入新建的九江中學堂，經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教師介紹，秘密加入反清革命組織同盟會，並冒著風險剪掉辮子。他少年時接受了同盟會的民主思想，投身反對封建帝制的鬥爭。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引发对立的阵营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年）
第一节 宪政民主体制的草创
民国初年，宪政运动呈现波澜壮阔、如火如荼之势。1912年3月8日，由参议院全案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曾是当时亚洲最进步的民权宪章。虽然袁世凯、曹锟等北洋强人都曾“借宪政之名，行独裁之实”，但独裁亦需借宪政之名来行使，足证民主宪政已成权力合法性证明的第一要件，且日益深入人心。国体性质、领土主权、政党政治、内阁制与总统制、两院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选举制度、修宪程序、国民的基本权利等均成为当时制宪和宪政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代表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奋斗理想。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训政时期，政府有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之责，并帮助人民学会使用民权。至全国有过半省份实现自治之时，就是全国实施宪政的开始，中央政府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制度，国民大会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民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和总统府职员合影（网路图片）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维基百科）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举行开幕典礼
1913年5月5日，众议院讨论大借款案，以290票对153票多数表决：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咨送本院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已将合同咨还政府。
1914年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 约法会议开幕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并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之后创建的中华民国初期空前的自由民主环境，公民权利得到坚定保证，学术思想宽松活跃，人性的充分张扬，构成五四运动的内在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投降后，西方列强瓜分领土的巴黎和会，导致中国外交失利，民怨沸腾，成为外在的刺激条件。甚至当时天气因素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触发因素。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学生们捣毁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学生多人被捕。旬日之间，全国各地在革命党人策动下，纷纷响应，集会演说，学生罢课，工商罢工罢市，形成全国性运动。曹、陆、章卒被免职，其后又释放被捕之爱国学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日益倾向于苏维埃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左倾激进思潮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导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随后的民盟、民建及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相继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淡出政坛，边缘半知识分子通过发动群众武装起义，逐步占据中国政治核心地位。五四运动中打人放火的激进倾向，同时也为五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开辟了先河。
第二节 大学的独立与知识分子的分裂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曾琦说过，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合法性。除了张作霖等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都比较尊重，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
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这些士林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1920年代的《努力周报》、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1940年代的《独立时论》。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不愿意进行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
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起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结点。这些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19世纪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起可以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许德珩步入了人生大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加入了軍政府的憲兵隊，随后又任九江都督李烈鈞的秘書。1913年，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許德珩流亡上海，隨即考入中國公學，1914年，又考入北京大學。他经常聽取陳獨秀、李大釗的讲課。1918年，許德珩與北京大學進步同學發起組織學生救國會，並南下各大城市，與各地的學生運動代表人物張太雷、惲代英、張聞天、沈澤民等建立了聯繫，還到孫中山住所求見並受到鼓勵。1919年3月，他和鄧中夏等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講演團，成員有三四十人，毛澤東也是其中之一。同年5月2日，許德珩得知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馬上召集北京各校學生代表開會，翌日晚上決定上街遊行。他本人負責起草了各校學生的聯合宣言。因臨時找不到白布，許德珩便把床單撕成條條書寫標語、口號。5月4日上街遊行當天，他鼓動學生上街並沖在前面，到達賣國賊曹汝霖家，同學們衝破警察的攔阻蜂擁而入，一個同學還點火把趙家樓這座房子點燃。趕來的大隊軍警誣稱學生殺人放火，有32個學生被捕。許德珩和另外一人被當成「煽動者」，備受警察虐待，被捆在拉豬的手推車上押進牢房。在臭氣熏天的監獄中，許德珩以無畏的氣概吟詩一首，表示了不怕殺頭的決心。許德珩因起帶頭作用，在北京大學的被捕名單中居首位。經各界營救，三天後，北洋軍閥被迫釋放了他們。此後，他又到津、寧、滬等地宣傳，1920年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學社會學系，在接觸眾多的思想流派中特別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1927年初，許德珩回國應聘廣州中山大學，因講授社會主義理论而被國民黨右派列入黑名單。4月，他前往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應惲代英之約在中央軍校任政治教官，後任第四集團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武漢汪精卫政府反共後，他掩護許多共產黨員脫險。此后，他便脫離官場，先後到上海、廣州和北平的一些著名大學任教，仍講授社會主義和唯物辯證法。辛亥革命後國家黑暗依舊，舊式民主革命無法救國救民，這促使他苦苦追求新的真理。許德珩留學西歐七年，在眾多的思想流派中感到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回國後，他雖然沒有能加入共產黨，卻翻譯了《哲學的貧困》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在國內宣傳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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