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十二

如石

康生就是这样，以艺术家天赋般的敏感敏锐、权术家的心计阴鸷、特工专家的缜密冷酷，再加上中国政治里不可或缺的资历以及看透了毛泽东骨子里帝王意识后的不拉派结党（注：把康生说成和江青一伙，文革时是毛的“拉郎配”，文革后是党的“拉郎配”。康生和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样，内心是看不上江青的，康只对毛负责。毛任命其为“文革”顾问，也有“监军”意味，这也是心知肚明、深晓毛老谋深算的江青等人对其恭敬有加的隐因。详情后述），使其成为毛发起的政治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不过，解放后“高岗事件”和1959年“庐山会议”，并非毛主动而为。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和1973年“批周（恩来）会议”，是康与毛政治关系发生变化的两个极其重要的节点。“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以养病为由，开始有意淡离政治。尽管之前九大上，除了江青、叶群，毛给老婆中央委员头衔的只有周恩来、康生两人；尽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康生对林彪的几员大将批得很凶。但康生还是参透了毛的内心，即剑指林彪。

康虽然对毛有信心，但也深知，专制独裁体制下，军权、尤其那些执掌军权的将领们非同小可。军队的山头和人脉，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命换命结成的。他们很多都是泥腿子出身，没进过什么学堂，有限的学识也差不多是从说书唱戏里得来的，是拜着关公、骂着秦桧长大的，在他们心里，忠义比党章更简明重要。就像之前说的，58年军队反右倾时，粟裕的老部下王必成顶着巨大的压力，为粟裕鸣冤叫屈时，贺龙由衷赞到：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

康生没在军队里待过，但非常清楚里面怎么回事。共产党三个方面军、四大野战军，经过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军队反右倾、庐山会议，毛已经差不多伤了一半了。如果他再把自己的嫡系一方面军、四野的首脑林彪伤了，那就等于动了自己的立身之本。而如果自己再使劲儿往前凑合，哪天不是被毛给“请君入瓮”，就得被人给“清了君侧”。所以，深谙历史政治玄机的康生，绝少掺和军队的事，也尽量不和军队的人结梁子，包括后来文革中著名“三老四帅”在怀仁堂的惹出的“二月逆流”，现在官方说是老干部们对康生、江青一伙的绝地反击。但实际如江青事后归纳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1

1973年“批周（恩来）会议”，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政治关系的分水岭，也是康生和毛泽东政治关系的分水岭，详情后述。此后，看到毛身后巨大危机的康生，基本退出了政坛，并如前所言，作为最后的投机，康临终前向毛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1975年12月16日，康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离世，哀荣备极。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其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再其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至今。

《康生》

王哲(如石)

高才谁可匹？名姓堪夺魂。

能做犬中犬，方为人上人。

嗔心难载道，暗世不容真。

潋滟西湖畔，无端跪佞臣。

注：

“高才难与匹？名姓可夺魂”：康生在书法绘画收藏戏剧文章诗赋等方面，皆造诣精深，尤其书法堪称大家。然其政治手法上的阴鸷狠毒，深为当时党内外人士所惮惧，被后人称为“人间阎王”。

“能做犬中犬，方为人上人”：江青曾在特别法庭上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康生如是，官场如是，对待上司领导，俯首甘为犬中犬；对待下属百姓，横眉俨然人上人。

“潋滟西湖畔，无端跪佞臣”：前人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畔，铸佞臣慰忠烈，为其一；更重要在其二，即愈所谓美好，愈易龌龊；愈所谓清明，愈易昏庸；愈所谓盛世，愈易无道。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朝有昏君，然后有佞臣。人使西湖有无端之扰，君使佞臣有无辜之嫌。

“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的另一主要角色：习仲勋，习近平之父。红军时期，与刘志丹、高岗同为陕甘边杰出领导人，也是继刘志丹、高岗之后，西北山头之主，平生历经两次大难：   

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陕甘（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一场罪恶“肃反”。在“肃反”中，创造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被逮捕入狱，并杀害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几乎导致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丧失。在这危急关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制止了这一罪恶的“肃反”。习仲勋曾经对陆定一说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如果再晚4天，我的命就没了，因为要埋（活埋）我的坑都挖好了。”

然而，其后“肃反”余波未了。直至2003年5月，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前秘书李原（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出版《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试图为发生在六十年代初的那场轰动全党上下的“小说《刘志丹》反常事件”中阎红彦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辩诬”一事，实际也是“肃反”余波的侧面反映。2

另一次便是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2013年10月，习仲勋百年诞辰之际，其幼子习远平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到：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时隔7年，1972年再见到父亲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很多人被单独关在一处，时间长了，思维和语言表达都发生问题，更别说对身体的损害。父亲没人说话，就对自己说话。想起什么就背诵什么，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悄悄流走了。”

为了能活下去，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根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严格地说，习仲勋文革后还遭受了一次只限于政治上的“难”，也是最后一次。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披露，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胡耀邦在所谓的生活会上突然遭到中共众元老逼宫，但当时只有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他支持胡耀邦、怒斥薄一波，并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加之，习同情六四学生的民主诉求、强烈反对中共出兵镇压学生。很快便失去了权力。1990年“被中央批准到南方休养”，实际上是被贬出京，流放外地。1999年，中共建政50周年，习仲勋才第一次回京参加庆典，此时邓小平已故。之前，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习暂离深圳去广州“视察”。当然，邓、习双方也有合作，比如在办深圳经济特区上，邓还是给了习一定程度的支持。

晚年的习仲勋与同样开明的万里相知甚深。万里曾回忆说：习仲勋在深圳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习仲勋的第一个遗憾是没能为高岗平反，另一个遗憾是党的不容忍政策打击的面儿太宽了，最高级别的受害者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习仲勋自己。

习仲勋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诚如其自己所言：“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 其子习近平从政，父亲的为人和口碑成了他的仕途财富。

1981年1月11日，习仲勋在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说：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

此时，习近平任时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

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此时，习近平出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9年，在中共庆祝“国庆50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习仲勋对陪同的官员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此时，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逝世。此时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已进职正部之列。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习仲勋“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 之感言，除了对其人品人格的敬仰，还有对其未能为国为民尽施其才的抱憾。其实，优秀的政治家不是不整人乃至不杀人，而是不整好人、不杀好人，至少主观上如此。对那些祸国殃民、罄竹难书的贪官污吏、极恶黑道，不整不杀，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失职渎职乃至犯罪。

可以告慰习仲勋的是，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杨晓渡间接证实，其子习近平上任5年来，被立案查处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官员及其他中管（中央管理）官员，加起来已经440人。而据此前官方公告证实的，约有280名中管党政官员被查，这也就意味着近5年内被查处的将军达160名。有海外评论称：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然而，这只是党之幸，何时，可以民之幸呢？

现在政府走出去、请进来，不断组织参加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包括正在进行的投资数亿的青岛上合会议。只是，我们是否还能想着习仲勋说的：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是的，人民在用脚投票前或者连用脚投票的资格也没有前，在看着自己被高额征缴的税金，被大把大把施与他人而自己面对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无可奈何前，投的必是冷眼冷心。一个在民众冷眼冷心中踽踽而行的政府，能有多强、能走多远呢？！

记得习仲勋当年下放洛阳时的忘年交杨屏，在一篇题为《习仲勋与近平的父子情》的文章里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刚13岁，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他本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5个都是成年人，第一个是杨献珍。6个人戴着相同的铁制高帽子，帽子重，压得13岁的习近平受不了，只好用两只手吃力地托着。

1969年1月，未满16岁的习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插队，那里不通电，交通不便，条件异常艰苦。艰苦到习近平总是因为饿，因为冷，而无法入眠。弟弟远平去看他的时候，仅一天的时间，就起了浑身水泡，原来，哥哥为了防跳蚤咬，在炕席下洒了厚厚的一层六六六粉，也就是说，习近平一年四季就睡在六六六粉上。看远平一身的泡，嘴都肿了。习近平不断地对弟弟说对不起，劝弟弟马上离开。并叮咛：回家绝对不许告诉妈妈。”

“（当杨屏问习仲勋）习伯伯，你这么喜欢近平老哥，你觉得他最主要的优点是什么？说出来让我也学习学习。老爷子在我提出问题后，讲了下面的话：你有两点跟近平很像，一是爱学习，二是有血性。”第一点无从所知，第二点从习近平拿下的贪官污吏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充分感受到。因为如果没有性格里的某种特质，面对那样一些对手，是难以下手、也是不敢下手的。

“1976年7月18日早上，习老爷子把我叫到家里，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两天后近平到洛阳，远平也跟着来。‘你把远平给我领出去玩儿，我要跟近平谈话。’这是老爷子对我说的原话。7月20号早上8点半，我赶到习家，老爷子就让我把远平领走，将近中午12点钟返回习家。只住了两天，两兄弟就回北京了。

两兄弟走后，我说老爷子偏心眼，老爷子居然没有否认。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老爷子。老爷子说了下面的话：他们两个将来走的不是一条路。习近平来洛阳，让老爷子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只要一说起近平来，老爷子眼里那个直放光啊！用句洛阳当地的土话说：说话气粗，走路带劲。”

曾经一说起习大大，老百姓眼里也是“那个直放光啊！”多希望将来一说起来，还是“那个直放光啊！”

注释：

1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出版，第203页。

2 陕北“肃反”：

   这次“肃反”，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等人在陕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曾指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登峰造极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的个人主义、领袖欲和野心家的恶劣品质，当他们奉行的错误路线受到执行正确路线的刘志丹等同志的抵制时，他们便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把党内斗争发展成敌对斗争性质，用非法手段篡夺了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党政军的领导权，搞错误肃反，监禁和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造成沉痛的流血事件。

然而，一九三五年在陕北搞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郭洪涛却于一九八一年在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和一九八二年在《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先后发表了《陕北烽火》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二文，借写回忆录之便，歪曲当时革命斗争的史实，否认自己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推卸自己搞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把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的样子。

   郭洪涛愈演愈烈的翻案活动，终于引起广大有正义感的党员，特别是了解历史真相的老同志的密切注意。一九八三年中央决定由李维汉同志为首组成五人小组，由争论双方各四人参加座谈。一方为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一方为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张策。经过多日座谈，李维汉同志作了结论性的讲话，并根据这个讲话写成中央“二十八号文件”，再一次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否定了郭洪涛的翻案。为了郑重起见，五人小组要求双方八人都要在二十八号文件上签字，但是除郭洪涛外，其他七人均顺利签了字，表示同意五人小组的结论，同意中央的二十八号文件。而郭洪涛拒绝签字。他跑到北京医院李维汉同志的病房，一再声称他没有向北方局送过诬陷红二十六军的黑报告。此时李维汉同志病情已经沉重，但他仍不断地纠缠达几个钟头。荣高棠同志气得在五人小组会上批评他连人道都不讲。事后，五人小组派人与他谈话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打过黑报告，可以，那我们只有公布档案，如果档案这个铁证证明你打过黑报告，到了那一步，党中央就要开除你的党籍。”他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签了字。郭洪涛的长期翻案活动至此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