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生涯（八）

一真溅雪

为“收听敌台”买“春蕾”三波段收音机 广州公安守株待兔 杨嗲文冲被捕 沉着冷静智斗广州公安 深谋远虑的事先交待显现作用，使我免受令杨嗲命丧黄泉的“叛国投敌”一案牵连 从化采晚荔枝蜜受挫 自制蜂场防盗报警器衡阳大显神威 偷蜂贼闻“声”丧胆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到了四月初，文冲旁边又搬来了一家衡阳的蜂场，两位师傅一位叫左X君，衡阳市人；一位叫王大X，衡阳县人。左师傅的父亲抗战时期是国军中的一位团长，在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到“解放”后左师傅便成了“伪军官子弟”，高中毕业后便丧失了继续升学的资格，后来只好以养蜂为生；王师傅家在衡阳县农村，原来拜师傅学油漆，出师后以油漆为职业，王师傅人极聪明对油漆技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做得一手好国漆，我见过他做的国漆，漆面厚实，表面光滑如镜，可以照见人臉，并且像照镜子一样，一点都不变形。后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改行跟随左师傅从事养蜂。那时我正担心，偷渡一时难以成行，而北上的蜂场都已走光了，我一家蜂场在此，无法北上，此时左师傅说：你怕什么？等这里的荔枝花结束后，你和我们一起到衡阳釆荆条，我说我听说南方的荆条不流蜜，不知是不是这样？左师傅说：南方的荆条通常是不流蜜，但衡阳的荆条不一样，衡阳的荆条是种在梯田的田埂上的，它不缺水、不缺肥，流蜜比北方都要好，好的时候一个花期可打六七次蜜，一般打四五次蜜是有把握的，天气最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打两三次蜜。我听了很高兴，心想在衡阳放蜂的主意也不错，离广州也近，如果杨嗲那里有了进展，一通知我，我可以随时赶到到广州与他汇合一起实施偷渡计划。

三月初我又摇了四五十斤蜜，仍然是请阿文的太太帮我拿到区庄的华侨新村去卖了将近一百块钱，为了增加信息的来源，我到中山路的大百货商场去花了七十余元买了一台国内最新出产的春蕾牌三波段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不仅可以收到国内所有的电台，还可收到香港、台湾。莫斯科、英国BBC、美国之音等电台的对华广播。这样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可以一个人睡在甘蔗篷里“偷听敌台”，这使我对国内外的许多事情都有了更多的了解，拓宽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对国内现状以及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认识。

自从杨嗲春节前到我这里住了一晚之后，一直到四月十号前后，杨嗲都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四月十号前后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正在晒谷评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修理蜂箱，准备先和左师傅他们到从化去赶一下晚荔枝，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到衡阳去釆荆条时，我看见杨嗲一手拿着一件雨衣，上身穿一件短袖衬衫，下穿一条西式短裤，脚上套着一双半统套靴走进晒谷坪来了(那天早上还下过雨)，我连忙放下手中的鋸子迎了过去，我问他：吃过早饭没有？他说；刚才在茶楼里(文冲大队的茶楼)吃过了。我说：怎么这么久没到我这里来，他说：最近和几位外流的朋友弄了几条丝网，每天半夜到广州火车站旁边的流花湖公园去放丝网网鱼，一个晚上能网一二十斤鱼，最多还网到过三十多斤的，早上拿到菜市场上去卖，一斤能卖三块多钱，这一段时间有饭吃、有钱用，所以就没有来麻烦你。

我问他：(偷渡的)伴找到没有？他说：还还没有，这次过来就是准备去找新塘那边的朋友，那里隔那边近，估计能找到合适的人。我说：过几天我们就要到从化去赶晚荔枝，走前我要把这些蜂箱修理好，你先到篷子里去休息，那里有台收音机，你可打开听一听。隨后我又在继续修理蜂箱。

过了一会儿，我见大队的陆书记和一个穿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朝我走过来，我说：陆书记，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蜂场里来呀？陆书记指着那位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这位是公社的X书记，我今天陪他到我们大队检查生产。隨后他对我说：你忙吧！我陪X书记到地里看看，就走了。他们刚走不久，我就看到大队治保主任陆XX走进了晒谷坪，也没有和我打招呼，就直接朝我住的甘蔗篷走去，我怕他找到杨嗲惹出麻烦，我连忙跑过去对他说：陆主任，你有什么事，你找我，不要找他(指杨嗲)，他不是我们蜂场的，他不了解蜂场的情况。他说：我们不找你，就是要找他。说着就把杨嗲从床上叫起来，要杨嗲跟他到大队部去有事，我心想杨嗲终于要被他们抓回老家去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他们刚一走，我连忙把那台三波段收音机用一件衣服包上，迅速送到阿波家里要他帮我藏好，我又迅速回到棚子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吹口哨一边修理蜂箱。

过了一会儿，陆书记和那位干部模祥的人又回到我修蜂箱的地方，他们问我和杨嗲是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们是老乡，都是湖南湘阴人，是在同为湖南老乡的阿文家里碰到一起才认识的。我的回答大概与他们在大队部问杨嗲的回答是一致的（这是我事先向杨嗲和阿文他们都交待好了的），所以他们说：是这样啊！那位干部又对我说：这个杨老头有很大的问题呀！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对他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靠在广州一带打零工维持生活，他是不是因为生活困难在外面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呀！他们说：不是！不是！是大问题，是政治问题，很严重啊！接着他们又问我：你在这里报了临时户口没有？我说：报了呀！我们在外面养蜂当然要按照国家的规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临时户口，陆书记你不记得啦，我的临时户口还是你帮我报的。此时我知道那张临时户口已被他们从杨嗲身上搜到了，但我只能装作不知道。那个干部又说：把你报的临时户口拿给我们看一下好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的临时户口夾在我那个语录本里面。接着我和他们一起来到篷子里，我找出语录本一边左翻右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咦！怎么回事？明明夾在语录本里面的，怎么没看见啦！我又装出很着急的样子，在床上床底下到处找。此时，那位干部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对我说：你不用找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一看就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我的临时户口呀！怎么会到了你那里？他说：什么到了我那里！是到了杨老头那里。我装出难以置信的样子问道：怎么会到了杨老头那里？他说：我们正要问你哩！我装着突然想起来了的样子说：过春节前，杨老头在我这里住了一晚，要不就是那天晚上趁我不注意从我这里偷去的。他说：正是那天晚上从你这里偷去的（这一点又与我事先对杨嗲的交待相吻合），陈师傅，你的革命警惕性太差啦！一个刚认识不久，你又不了解的人，你也敢留他住宿，你的临时户口丢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发观。

截至目前为止，我知道幸亏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对杨嗲事先都有所交待，从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谈话中，我知道对于这些问题杨嗲都是按我事先的交待回答的，而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杨老头的回答，也互相印证了我和杨老头说的都是“实话”，使我成功地打消了他们对我的怀疑。此时我深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老话的确是至理名言。

过了一会儿，我见大队治保主任和几个公安便衣押着带着手铐的杨嗲走到晒谷坪里来了，此时杨嗲刚开口要与我说话，便被那几位便衣大声喝住：不准说话！杨嗲说：不是说话，是有衣服丢在陈师傅那里。一个便衣气势汹汹地跑到我面前大声问我：他有没有衣服在你这里？此时我心里想：他没有衣服在我这里呀！他为什么说有衣服在我这里？当我看到杨嗲身上穿的短衣、短裤，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杨嗲这样说，是想我给两件厚一点的衣服给他，因为他知道他很快就会被押送回湖南，而湖南的四月上旬气温比广州要低得多，他是想我给几件衣服给他到湖南去御寒。于是我连忙说：他是有衣服丢在我这里。那个便衣又大声问道：什么衣服？什么衣服？我连忙跑进篷子里，拿了一件棉毛衫、一条棉毛裤和一件咔叽布中山装上衣(这是我床上放的最厚的衣服)，交给那位便衣并说道：就是这几件，那位便衣把每件衣服都抖了抖，又把手伸到中山装的各个口袋里摸了摸，确认没有夾带什么东西之后，就把这几件衣服拿到杨嗲面前大声问道：是不是这几件衣服？杨嗲连声称：是！是！是！接着那个干部和那几个公安便衣便押着杨嗲登上了停在文冲旁边公路上的警车。

直到此时我还一直以为杨嗲是被当作外流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被抓捕遣送回原籍去监督劳动改造去了。浑然不知此时的杨嗲已捲入了一个后来要了他性命的大案之中。

过了几天，忽然有辆北京吉普开到了我放蜂的地方来了，车上下来一个军官、石牛大队书记邹克诚、邹克诚的表弟刘金春和刘金春的女友小汪，我正觉得奇怪，问他们：你们怎么到广州来了？事先也不打个招呼，邹克诚说那个军官是他的表哥，在东山广州军区当团长，今年要转业，在转业前请他们几位到广州来玩一下，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他们问了问我在广州放蜂的情况，我要留他们吃午饭，他们说你一个人招待我们太麻烦，他们中午有人请他们吃饭。我有点过意不去，就要他们稍等一下，我拿上养蜂的证明到文冲的供销社买了十斤白糖送给他们(那时在内地白糖要计划，一般人买不到，但在广州，凭养蜂证明可到供销社买到一定数量的白糖)。

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和左师傅他们一起把蜂拉到从化左师傅的一位熟人的村上去釆晚荔枝。我们进场的那天，天气晴好，我们放好蜂箱、打开巢门后进糖很好，到傍晚打开蜂箱检查蜜蜂时，发现蜂巢内都装满了蜂蜜，而看那满园的晚荔枝花开得正旺，估计这里的荔枝花至少还能开一个星期左右，正准备明天一早就摇蜜时，不料当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左师傅连声说；完了！完了！荔枝花完了，幸亏今天出发得早进了不少蜜，足可坚持到蜜蜂运回衡阳，不需喂糖。我还心存侥幸说：荔枝花还开得那么好，天晴后也许还能进蜜也未可知。左师傅说你没有采过荔枝花，你不知道，这荔枝一旦开花不论开得多好，只要一遇暴风暴雨花就全打落了，再天晴也没有用了。我感到有点沮丧，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刚一到就遇上狂风暴雨，如果早来两三天，豈不是可以摇几十百把斤蜜？

这天晚上想起近期发生的事，觉得这段时间真是倒霉透顶了，正当杨嗲作好准备要到新塘去找（偷渡的）“伴”时，杨嗲又突然被抓走了，使得偷渡计划不知道会延期到什么时候才能实施；这次眼见就要到手的荔枝蜜又被不期而至的一夜狂风暴雨刮到九霄云外去了，越想越睡不着，越想心情越沉重，一整晚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一起床，人也无精打彩，饭也吃不下，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午饭后，一个人趟在床上想：老这样消沉下去也不是个事，以后什么事也干不成。

转念又一想：杨老头的事虽然倒霉，使偷渡计划暂时受挫，但由于事前考虑周到，终究使自己没有被捲进杨老头的事件中去(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杨老头的事件后来有多么严重)；到从化采晚荔枝，虽然遇到暴风雨而没有摇到蜂蜜，但幸亏那天到得早，进了一天蜜，已足够今后转运到衡阳这段时间的消耗，而完全不用喂糖，这不都是不幸中的万幸么？这不都是我值得庆幸的事么？我还有什么值得沮丧、值得抱怨的？这么一想压在心头的那块乌云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中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阿波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姓谢，外号叫大象，他家在广州城内，他属下放对像，但他一直不愿到农村去，为防止居委会、派出所一再上门动员、做工作，所以一直在外面东躲西藏不敢回家，让派出所居委会找不到人，所以大象经常躲到文冲阿波家里，时间长了与我也搞熟了，后来阿波跟我说他老这么东躲西藏也不是个事，以后还不如跟你去养蜂，我说：可以，等以后转场到衡阳，他和我一起去就是了。后来我和左师傅他们转场到衡阳去的时候小谢就和我一起到了衡阳。 

由于在外面放蜂，经常会遇到有人来偷蜂，特别是在那些私人养蜂比较普遍的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时农村普遍贫困，村民如果家里有两三箱蜂，一年收三四十斤蜂蜜就有三四十元现金收入，这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且繁殖多的蜂也可以卖钱，但养蜂要投入的成本也下是当时的农村每户人家都承担得起的，蜂箱一个要几十元，蜂也要好几十元一群，有的村民想养蜂又没有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半夜准备一副繩索和一条扁担，到外地来他们那里放蜂的蜂场里去偷偷挑两箱蜂藏起来，等外地蜂场转场后再搬出来，就成了他自己的了。所以在外面放蜂，蜂群被盗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到了偷蜂现象严重的地方，养蜂员没有办法只好每晚轮班值守，常令养蜂员们不胜其烦 。我刚开始养蜂时，就听刘技师他们说到过偷蜂的事，也听他们说起过江浙一带，已有蜂场在放蜂场地安装报警器的事。所以我从一本无线电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制作蜂鸣器的报导，我把蜂鸣器的电路图划了一张，带在身上，但一直找不到人帮我制作。这种蜂鸣器是一接通电路喇叭就发出尖锐的叫声足以把睡梦中的人惊酲，我想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一个连接外线的继电器，当外线路连通时，蜂鸣器的电路是断开的，蜂鸣器的喇叭不会发出声音，一旦外线路断开，继电器就自动把蜂鸣器的电路接通，此时蜂鸣器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从而起到报警的作用。在文冲时，阿波队上的一位在黄埔一家国营工厂上班的青年陆耀辉是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看到我那张蜂鸣器的线路图之后，他说：阿陈(文冲队上的人对我的称呼)，你把线路图给我，我做一个报警器送给你吧！。大约过了一个礼拜，阿辉拿了一个小木盒，木盒表面有两个接外线的接线柱和一个开关，背面有一个木盖可以打开，里面有一个电池盒，需装入两节五号电池，有一个小喇叭、一个电磁继电器，还有一个由电容、电阻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振荡迴路。阿辉还给我带来了一卷细漆包线。我要给钱给他，他坚持不要，我只好再三对他表示感谢。左师傅他们听说我弄了一个报警器之后，都说：这东西到衡阳就大有用场，衡阳的荆条场地偷蜂厉害得很。这种报警器使用时是先把漆包线缠在每一个蜂箱的一颗小铁钉上，再把漆包线两头表面的漆用火烧掉，再接在报警器的两个接线柱上，然后打开开关。因为连接在蜂箱上的漆包线很细，晚上只要有人一搬动蜂箱，连接在蜂箱上的漆包线马上就断了，报警器立刻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把养员惊醒，立刻起来驱赶盗蜂贼。

我们从从化的晚荔枝场地拉回广州，为了便于装火车，就直接拉到了石牌车站，我找梁站长、潘珍和盘北泉他们帮忙，很快就在石牌车站补办了一个火车皮的追补计划，在石牌车站盖好公章、签好：“同意补办追补车皮计划”的意见之后，我拿着车皮追补计划单到位于东山的广州铁路局计划处去报批追补计划，立即就获得批准，如果是普通货物要办个追补计划是很难获得批准的。这是因为对于极度缺乏外汇；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换汇的中共当局来说，蜂产品是其为数不多的可供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之一，所以中共当局对养蜂行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先运输、蜂场可全国自由迁徙以便追花夺蜜、养蜂人员到各地放蜂可报临时户口，并由供销部门供应肉类、白糖……等计划物资（但在大部份贫困地区还是得不到这类物资供应的）。

在五月上旬，我们终于从石牌到达衡阳西站，由王师傅安排我们蜂场拉到了衡阳县枧山公社的一个村子，放在一户刘姓人家的屋场前面。为了便于守卫蜂群防止盗窃，我和大象(他从广州隨我一同到衡阳来放蜂)就在客厅里开了两个单人铺，之所以放在枧山是因为王师傅有一位亲戚在枧山公社当书记。

这个地方由于私人养蜂比较盛行，所以偷蜂现象很严重。这一点左、王二位师傅都事先告诫了我。我们进场的那天，我们刚卸好车把蜂箱摆放好之后不久，王师傅的那位在枧山公社当书记的亲戚刘某，就到我们蜂场表示欢迎，并说：在当地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我们谢谢他之后，他离开时，我见房东拿了一二十个鸡蛋，用一个小袋装好偷偷塞到了了刘书记随身带的黄背包里，刘书记表面推辞了一下便笑纳了，这大概就是那时公社干部的一种腐败形式吧！

由于偷蜂现象大多发生在蜂场刚进场和蜂场要转场离开的时候，因为这两个时候蜂场人员都比较忙乱，戒备比较松驰，给偷蜂贼以可乘之机，特别是将要离开转场的时候，偷蜂现象更为猖獗，因为此时蜂场被盗后，养蜂员已联系好汽车、火车，养蜂员已没有时间精力来查找被盗蜂群了。

这天晚饭后，我对大象说：今晚应特别小心，等晚上房东一家入睡后，我们再把蜂箱用细漆包线联在一起，把报警器装好后，又把报警器放在枕头边上才睡觉。

刚睡到半夜一点多时，突然报警器响声大作，我和大象立即从床上跳下来大叫：什么人！干什么？此时只听得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朝西南方向跑去，接着听到西南方向传来一阵由近而远的狗叫声，这表明偷蜂贼来自西南方向。我和大象打着手电检查蜂箱，发现最好的两箱蜂被搬动了，我心里想这个贼怎么知道这两箱蜂最好？此时我们记起白天我们依次打开蜂箱鬆卡巢脾的卡子，并同时检查蜂群时，有个本大队的人一直在旁边和我们聊天，一直注视着我们鬆卡子检查蜂群的情况，只有他知道哪两箱蜂最好，我估计偷蜂贼就是这个人。接着我们重新佈好报警器的漆包线才继续睡觉。

第二天为确定偷蜂贼是不是昨天一直在看我们检查蜜蜂的那个人，早上起来后，我问房东：昨天看我们检查蜂的那个人住在什么位置，房东用手朝西南方向一指，说他就住在那个方向约两里路远的地方，这就证实了我的推断。房东还问我们：陈师傅，昨晚是什么事？半夜你们大喊大叫的，我说：昨晚有人偷蜂。他说：你们怎么发现的？我说我们装了报警器，晚上只要有人一搬动蜂箱我们就知道。

又过了两天，半夜报警器又响了，我和大象一边大叫：什么人？干什么？还没有跑出门就听到外面一阵由近而远的慌乱脚步声朝东南方向跑去，也引起了东南方向一阵由近而远的狗叫声。第二天房东对我说：昨晚又有人来偷蜂吧！我们在房里都听到报警器的尖叫声了。我说：是的。

此后房东夫妇不论是在田里出工；还是与别人聊天几乎逢人就说：陈师傅他们的报警器真厉害！晚上只要有人一靠近他们的蜂箱就会报警，这些话又经过其他人添油加醋地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当地人都知道：陈师傅他们的蜂是偷不到的，偷蜂贼们从此便断了偷我们的蜂的念头，此后在这里的一个来月，再也没有出现过偷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