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二章

季鹏

 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投机和策略

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首先是由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大背景所决定的，毛泽东和中共也是如此。假如没有苏俄的“十月革命”，没有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混乱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共的诞生，毛泽东也就不可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及其成败也大抵如此。当然，当事者的斗争策略、手段，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却非决定性因素。在本章，我们探讨毛泽东在早期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和谋略。

一、历史风云际会的大环境、大背景造就了后来的中共和毛泽东

应该说，毛泽东的胜利和成功，首先是得益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大事件,得益于诸多事前无法预料的因素。现在我们就可以推度一下，假若没有苏俄插足中国创立中共，假若中共没有苏俄这个后台，毛泽东会怎么样？

简单地说，如果没有上述的大环境、大前提，中共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产生，更不能发展,毛泽东也就没有施展其斗争才能的平台和机会，毛泽东再能干、再会折腾，便也只能靠自已的个人奋斗去创造前程。毛当时所处的国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简单讲就是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军阀四起，全国处于实际上的割据、分裂、混乱状态。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变动的前夜，然而鹿死谁手，或者大变动后出现一个什么样结局仍很难预料。不过，当时在中国政局中唱主角、占有一席之地的大概是下述三种人：一种是已经有了相当实力的军阀，其中包括已经进入中央政府的直系、奉系和皖系军阀，以及虽未进入中央政权，但却在地方称霸一方的更多地方军阀。这些人凭借实力或多或少地可以、或者已经分得一杯羹；第二类是当时的政客、文化名人。这些人虽然没有武力，但却是第一类人拉拢，依仗的对象，因为二十世纪了，军阀们不能完全靠传统方式打天下、坐天下，需要那些具有新的思维、新的政治手段的政客、文人为其帮忙，为其出谋划策求发展。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坛一支力量；第三类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代表激进的世界潮流，要求彻底铲除军阀和旧政体，在中国建立起真正宪政民主共和国。这类人现实的力量虽然不大，但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发展潜力。

这就是苏俄介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基本政治形势和格局。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苏俄的介入，这三股政治力量中的任何单独一方，都是很难独享中国这只“大鹿”的，它们最终可能是在互斗中达成某种妥协，进而在中国建立起一种半统一、半分裂、半民主、半独裁的“中国式”共和体制。当然，此后也可能各派别又分分合合，从而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艰难的整合中缓慢迈进。

这种情况下，毛会有什么作为和前途呢？

很明显，毛初时在上述三类人中都没有位置。要想进入第一类人之列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直系、奉系、皖系几大军阀的势力已经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和地盘，毛作为手无寸铁，又无所依托的一介学生、一个穷困的小学教员，根本不可能与之并列与之争雄；第二类人物，毛也望尘莫及。毛是连大学也未上过的一个师范生，小学教员，文化和学术上没有任何贡献和影响，与那些学贯古今博通中外的上层知识精英相比，连做他们学生的资格都不够（胡适就是这样给了毛当头棒喝）。当然学历不是唯一因素，通过自学成才成为学界精英的也不乏人，但毛自己知道，他不是那学者型人物，不可能走“吃文化饭” 的道路（后来，即使在共产党内，毛也自知不能与那些“留苏派”相比，他只能靠自己的权谋机诈、以“山大王”、“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形象与那些“洋马列”们相抗衡）。至于混入第三类革命党，那倒有可能，不过以他的资历不可能挤入上层，更不可能独树一帜或另起炉灶，因为当时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兴中会、同盟会）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国民党元老们搞革命时, 毛还在读小学。毛主动加入到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充当一般的幕僚，倒是可能的，但以毛那种钟情暴力、喜好粗痞，又不甘居人下的性格和人品，在孙的阵营里是吃不开并被排挤的（毛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一段时间与国民党人共事，他立即感到国民党人中的“乡党友情，君子斯文” 与自己格格不入）。也就是说，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这样，依毛的个性，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如后来他上井冈山一样，落草为寇、自成一家。但不要忘了，毛之所以能上井冈山当上山大王，完全是中共实即苏俄赐予他的，如果没有共产党，他怎可爬上政坛上层？没有中共授予他的五千人马去搞暴动，他何以能拉起一支队伍去井冈山？所以，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他即使想落草为冦也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他能拉上一帮人上山，也只能是个小土匪头， 在当时土匪遍地的情况下，互相兼并激烈，只要他的势力稍大，就会引起更大的匪帮或军阀的注意，在他羽翼未丰时就将他剪灭。最后的结果不是做一个二三流的土匪头目，就是被别人“除掉”。

总之，如果没有苏联在中国的介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没有苏俄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合作，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以后的一切，也就不会有毛泽东的一切。

所以，决不是后来毛和他的党羽所吹嘘的是毛造就了中共，缔造了中共的军队，造就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些都是谎言。真正的铁的亊实是，没有苏俄这个后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不会出现，出现了也难成气候，共产主义革命更无从谈起。中国近代史将重写。

    二、早期影响毛政治生涯的几个重要人物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毛的发迹的轨迹上来。由于毛是个只记仇不记恩的角色，因此他很少讲到曾经影响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不管他承不承认，下面三个人应是早期对毛有重要影响的“恩人”。

第一位是杨昌济，间接将毛引入共产主义的恩师。中共当局对杨与毛的师生关系－直作为正面形像予以赞扬，并说毛从杨的教导中确立了自己的革命道路云云。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

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扳仓人。毛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倫理学和哲学的教师，死后成为毛的岳父。杨号称“长沙大儒”，深研宋明理学，后又赴日、英、德等国留学十余年。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崇尚康德、格林、塞谬尔等大师的哲学。杨的政治态度激进，以改造国家为己任，而且强调身体力行，提倡“高尚其理想”，“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一切都极合毛的口味，成为受到毛尊崇的少数老师之一。杨也欣赏毛的胸怀大志的造反精神和雷厉风行的草莽风格，杨曾将毛与蔡和森、萧瑜并称他的学生中的“三杰”。在临终前向他的朋友，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推荐。

1918年秋毛等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此时杨昌济已于同年6月去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到京后给他的一师学生来信，力劝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蔡和森和毛等新民学会二十多个同学人应招到了北京，后来蔡和其他人赴法留学去了，而毛则决定留在国内，由杨昌济介绍去北大图书馆当了管理员。从而开始了毛进入社会的起点。

不过，以上传统说法隐匿了－个实情，那就是杨昌济当时首先要求蔡、毛、萧上大学，最好读北大，因为校长蔡元培引入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学术上提倡兼容并蓄，且极重视发拙培养人才。蔡和森坚持要赴法国勤工俭学，就不必说了；毛留在国内，而且就住在北大老师家，理应报考北大。但实际情况是，他没有报考北大，原因是估计不可能考上。杨昌济和胡适大概都对他的文化水平进行了评估，胡适后来直言：“毛当时的水准，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不仅因为毛太偏科，数学英语绝对不达标，即使以文史水平而论，毛也并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可供破格录取（吴晗是因有突出成果被破格录取的）。“三杰” 中只有萧瑜上了大学，也许正因为萧上了大学，后来走上了自由主义之路。

毛靠杨昌济的关系，在北京呆了半年。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是份临时工，实际工作是登记来阅读、借阅书报者的姓名，整理图书和打扫卫生，工余还可以去听教师们讲课。这就可以接触到他仰慕已久的一些文化名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都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物之一，毛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又参加了由李大钊亲自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 以及成员更广泛的“少年中国学会”等。可以说，毛此段光阴没有白过，这段时间奠定了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但同时，因为在北大被文化名人冷落，且被北大拒之门外，更增加了毛对学校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仇恨，他回到长沙在致友人的信中恨恨地说：

“我－生恨极了学校，所以决定不再进学校。”

在此前，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不过那时毛更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大概与毛从小那不受约束、我行我素的性格有关。1919年4月，毛从北京绕道南京上海回到长沙后，思想有了转变，从此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了，这从他次年创办《湘江评论》的基调、以及他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都应该归功于楊昌济的收留、引荐之功，是楊昌济间接将毛泽东拉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大门。

起初，毛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师长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毛说过杨是品格高尚，知识广博、学问精深之人（1915年7月毛在致友人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1920年第二次进京，适逢杨昌济因病去世，毛为其料理后事（当然，这主要是毛与杨开慧的关系），还起草了杨的讣告，称杨“操行纯洁，笃志嗜学”。但是到了毛真正皈依了马列主义以后，他对这位恩师的态度就不同了，他给杨昌济加上“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帽子，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属于不相容的、敌对的意识形态。

其实，毛正是从这位老师学习、并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杨昌济与毛两人性格中有类似的地方，杨比较强调人的主观的、思想的力量，主张对现实社会施以比较彻底的破坏和改造（杨将中国比喻为患了绝症的病人）。而毛完全附合杨的这些观点，其性格和思维方式则更加偏激，专断，唯我独尊。这些都与“主观唯心主义”天然吻合。早年在读东山小学时（毛已经十六、七岁）毛把《三国演义》当作真正的历史看待，不但不接受老师和校长的纠正，反而上书要求县长撤换校长就是一例。后来年纪稍长，在一师读书，更是树立了一切以“我”为中心价值观、人生观。他在这些方面与杨昌济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善揣摸杨的思想，投其所好，比如他发展谭嗣同的“心力说”，认定人的主观思想（心力）可以决定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人力莫大于心，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这正合杨的“主观唯心主义”，杨昌济给此文打了100＋5分。毛还在体育强国、妇女婚姻自由（杨提倡寡妇再嫁）等方面与杨契合，从而更博得了杨的好感。杨又引荐毛接触“船山学社”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与陈独秀初步结缘，为其后毛投靠陈和中共打下了基础。

毛的主观意志决定－切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精神万能”论，“ 精神原子弹”， 以及“思想挂帅”，“政治挂帅”等等，也是他后来强制全国人民搞“－天等于二＋年” 的“大跃进”、 坚持从“一穷二白”过渡“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当然，后来这一切都被罩上“马克思主义”、“ 唯物主义” 的外衣。

但是也必须指出，毛只是接受了杨昌济部分哲学思想和观点，或者说只吸收了杨的学术思想中偏激的一面，而对杨主要的、基本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却没有学到，例如，从总的讲，杨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中华道统（四维、八德）的忠实拥护者和传承者，所以才被称为“长沙大儒”。其所钟情的宋明理学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所以杨本人也以儒家提倡的高尚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操要求自已，这就是毛赞许他“操行纯洁”的由来。然而毛这个所谓得意门生，后来却以灭儒反孔为其能事，并且一付十足的流氓地痞山大王风格。由此观之，二人何啻南辕北辙！又如，杨氏最崇敬曾国藩，把曾氏视为立身处世、治学、道德之楷模，大概受其影响。毛当时也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毛在将曾与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以较后得出的结论。）然而毛当了共产党领袖之后，却反过来把被曾国藩消灭的太平天国捧上了天，而将曾氏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毛共之史书、教科书封给曾国藩这个谥号）。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宣传杨昌济和毛的师生之情、毛受到杨的教育确立了自已一生的革命道路云云，实乃有诸多假冒伪劣成分。

   杨死后毛娶了杨的女儿杨开慧。只可惜的是，毛很快就不顾二人已经育有三个孩子的现实，又另觅新欢将楊开慧无情地拋弃了。后来毛还宣称杨昌济是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学者”，这是共产党对敌对的意识形态的称谓，杨自然属于“反动学术权威”之列了。毛之所以如此评价他的恩师，是否与他抛弃杨开慧有关系呢，这只能由读者去猜度了。总之成了无产阶级领袖之后，毛有意与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线。可以肯定，如果杨活到文化大革命，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第二位，陈独秀：直接将毛拉进共产党的领路人。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微怀宁人。出身于书香门弟，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前，陈在国内从事办刊办报并任中小学教员，兼组织反清活动。其间两度赴日本求学。又于1907年至1910年赴法国深造。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并任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府教育委员、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年后改名），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激烈反传统文化的高水平的编辑和撰稿者，陈遂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后，于1917年初聘任陈为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全校分为文、理、法、工四大学科）。

如果说1918年毛第一次进京，经杨昌济引进北大图书馆，是毛泽东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起点的话，那么第二次进京的归途中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会见，便是毛正式跨进了共产党的大门。

毛第一次进京期间，应该见过陈独秀，但当时并未引起陈的重视，正如毛自己所说，那些文化名人都很忙，没有功夫听他这个小职员说南方话。陈独秀早己因创办《新青年》杂志（该刊创刊于1915年9月）而名燥－时，其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和广博的学识，为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所倾慕，是知名的学界领袖。经杨昌济推介，毛也成了《新青年》和陈独秀的“粉丝”，毛还在该刊发表过一篇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他主动求见陈是可以想见的，其时陈任北大文科学长，地位在李大钊之上。当时正值文化界新、旧两派相互交锋的时候，又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夜，陈既要教学，又要办刊，还要与人论战，是个大忙人，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忽略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虽然陈独秀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兼老资格的革命家，但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只是－个具有强烈反传统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认为，不应把任何一种理论认定为唯一真理，因为那将妨碍思想和文明的自由发展。可见，陈当时的政治理念和立场尚未明确，而毛此时也主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两人共同的狂放不羁和强烈的反现实、反传统文化的特点，使其在一年多之后共同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之路。

正当陈声誉日隆，事业和人生风生水起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改变其命运的事件，一件丑闻。原来风流倜傥的陈独秀有好色逛妓的嗜好（与吴宓同病相怜），1919年3月，京城报纸记者挖掘出－件新闻，谓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教授在一妓院嫖妓，还因争风吃醋“挖伤妓女之下体” 云云。此事无疑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派文化人的绝佳攻击话题，并且影响到北大的声誉。在上一年（1918年），曾由蔡元培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 会章禁止会员嫖妓、纳妾、睹博，陈独秀自然参加了进德会。如今身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却带头犯规，令蔡元培十分尴尬。在舆论压力下，蔡与汤尔和（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向蔡推荐聘陈任文科学长者）、马叙伦、沈尹默等于3月26夜商议，会上，汤尔和认定陈的个人品质太坏，必须去之。最终达成“放逐”即开除陈独秀的决定。4月8日，蔡元培以改革教学体制、取消学科长为由，解除了陈的职务，也就解除了其北大聘任教授的身份，实即从学校徐名。所以，在五四运动时陈已经没有了北大教授和文科学长的身份。

应该说，汤尔和及蔡元培等认定陈独秀“个人品质很坏” 是有一定根据的，有必要加以注释。陈本由其父母包办与高晓岚成婚，并育有三子二女。然陈嫌高思想守旧，居然与高晓岚之妹高君曼勾搭成奸，还要宣布与君曼正式结婚。因遭家庭强烈反对，便与君曼私奔上海。陈受聘北大，君曼追随不舍，对其忠心耿耿，百般维护。可这个新潮学界领袖、知名教授却居然撇开其第二任妻子去逛“八大胡同”，而且是在加入进德会之后。蔡等人将其开除是无可厚非的。（笔者注，之后陈又两次再离再娶。看来当时的名人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私德不佳，但平心而论，却不应成为评价其政治优劣的因素，陈独秀后来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成为卓越的民主主义思想家。）

被逐出北大后，陈独秀更加愤世忌俗，思想迅速左转。这应成为其日后与苏俄合作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因素之－。后来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认为，当时旧派人物借此攻击诋毁陈独秀，以抹黑北大的新思潮，而汤尔和等不辨此阴谋，将“私行为” 与“公行为” 混为－谈，作出放逐陈独秀的决定。后来陈离开北京去了上海，脱离了北大自由主义群体，不但促使陈独秀本人左转、赤化，而且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中国思想界的迅速左转。故应为一重大失策。汤尔和则认为，无论陈留在北大与否，依其人的个性，都决定了其日后思想必然走向左倾，走向共产主义。其实，即使没有陈独秀，苏俄也会找到另一个代理人。

在五四运动中，陈因散发传单被捕，关押了83天。出狱后，去上海继续编他的《新青年》。后来杂志社内部分裂，杂志重新由陈独秀－人单干。《新青年》一度暂停出刊。此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找到了他，双方一拍即合，陈担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其后《新青年》变成中共的机关刊物。

毛泽东二次进京返回湖南途中转道上海专门拜访了陈。

毛泽东第二次进京，主要是为“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寻求支持。当然也不排除他想继续发展与北京已经结识的名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关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与杨昌济的女儿再续前缘。后来张敬尧被别的军阀赶跑了，“驱张”已不成为使命。由于杨昌济的去世，毛失去了依托，也无法在北京呆下去了。这段时间除了为驱张请愿奔走以及为杨家料理后事以外，毛也未忘政治，据他自己说，在福佑寺破旧的香案上，在摇曳的豆油灯下，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其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从后来看，毛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是这三本书的东西。

北京不能久留，毛便由北京转道南京、再到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别。在上海这段时间，毛处境极为艰难，靠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跑腿维生，这段短时间的底层痛苦生活，可能更坚定了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造反夺权的决心。

在此期间，毛专门拜访了寓居上海的陈独秀。而这次陈的情况与上次大不同了，苏俄共产党派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经与陈多次接洽，晤谈、双方达成了协议，苏俄充当后台老坂，由陈出面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总书记。所以，此时陈正在为建党之事忙碌。

毛的到来，无疑使陈很兴奋，因为这正是他的用人之际，他急需要寻找志同道合的帮手。但是后来陈并未邀请毛作为中共成立之发起人，估计在陈的眼里，毛的“份量”还不够，因为陈邀请的其他发起人，都是较有资望的学者，如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邵力子等。虽然陈对毛很赏识，并且早在几年前就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发表过毛的一篇文章，此后也看到过毛的一些政论性时文，对毛的政治态度也很认同，但与上述那些人比较起来，毛到在资望、学历、水平等方面仍差一大截。所以陈最后发派给毛的是一个次一等的任务：在长沙开一家书店，为陈推销他的《新青年》和其他宣扬马列主义的书报（此后《新青年》杂志作为中共的“党刊”而由共产国际资助出版发行，直到1926年7月完全停刊）。毛也乐于从命，开书店可以接触到大量新的资讯，还可以获取经济利益，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毛回到长沙不久就把“文化书社”办起来了，还请湖南督军谭延凯题写了店名。自此，毛便自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了（据考证，毛并没有履行正式的入党手续）。

后来，毛谈起那次与陈的晤见对他以后的重大影响：“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刻，陈独秀表达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其他人”。 毛则称赞陈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听从陈的教诲，选定了搞共产主义革命作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把陈当作自己的第二个人生楷模（第一个是杨昌济）。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毛与陈独秀其实并非一条道上的人，虽然二人政治信仰表面上有些相似，然而陈独秀是一个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薰陶的文人、学者，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即通过革命手段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民社会。在参加共产党之前，虽然他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批判，但其所标榜、追求的目标是“民主”与“科学”（ 即所谓“德先生” 与“赛先生”）。客观地看，这更与美、英等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相契合。而毛则恰恰相反，他看中、吸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造反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钟情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暴虐实践。毛没有出过国门（当权后只去过苏联），从没有接触过现代民主国家和现代“资产阶级文明”， 一生钻研的徐了农民造反就是帝王统治的南面之术，这就决定了毛、陈的根本区别。所以后来陈独秀拒绝在其党刊《向导》上发表毛那篇颂扬“痞子运动”、充满暴戾之气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此文受到莫斯科和中共内部的称赞，后陈被廹发表了其中一部分）。1938年，早已彻底与中共和斯大林主义决裂、也与托派脱离了关系（陈曾是中国托派的领袖）的陈独秀写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其针对和批判的就是毛泽东的“农村苏维埃”，“山区里的马克思主义”。这时陈己经看穿苏联版的“共产主义革命” 的反文明、反民主、反科学、反历史潮流的本质，也初步看清了毛泽东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在中国推行农民造反夺权的真实面目。他特别对苏共的暴虐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领袖独裁深恶痛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陈回归了早年的民主主义。他坚持认为“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的三个大伟大发明”，深刻批判苏联的假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暴政。

毛则彻底地走向陈的反面。他赞扬苏联，肉麻无耻地吹捧斯大林，撰文为斯大林六十诞辰祝寿时，赞颂斯是“伟大的慈父与导师”。在他当政后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特别卑鄙的是，他把陈独秀这个他曾经的偶象、导师诬为“右倾投降主义者”、反苏、反共产国际的“叛徒”（如果从后来陈的思想变化看，他确是中共和苏共的叛徒），在毛共所有历史和党史中，充斥着对陈的诬蔑、咒骂。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决裂和与杨昌济的分道扬镳本质上有着共同之处，不仅是政治信仰上的分歧，也是两类人在文化背景、人格、道德层面上的根本对立。陈独秀在1942年就去世了，如果他活到毛掌权，毛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而陈若亲眼看到毛掌权后的倒行逆施，肯定也成为毛不共戴天的仇敌。

第三位，汪精卫，是毛泽东进入高层政坛的“伯乐”。

如果杨昌济陈独秀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是起到“领进门”的角色，那么，后来毛在中国政坛飞黄腾达，就首先得力于汪精卫的赏识提拔。

汪精卫本名兆铭，精卫是其在《民报》发表文章所用笔名，后以笔名行世。汪祖籍浙江山阴，在广东三水出生，出身书香门弟，但家道清贫，父亲早逝，仰哥嫂为生。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本留学，肆业于法政学校，时常撰文鼓吹革命。1905年在日留学时谒见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此后一直从事革命的文字、宣传工作。1910年1月，汪与其革命同志黄复生到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谋剌清摄政王载沣。事发后与黄一并被捕，审讯中二人争认主谋，竞争赴死。汪于狱中口占一绝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豪气干云、壮怀激烈之情令广大革命人士敬佩，广为传诵。主审的清肃亲王哀而怜之，多次与之倾谈，竟均不杀，只判处二人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汪被袁世凯释放，参加南北议和活动，后在孙中山领导下从事办报、宣传等工作。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执委。又任宣传部长，乃国民党领导核心成员。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议和，汪随孙北上，任孙之秘书。孙病危汪一直伴随左右，孙逝世前之遗嘱即为汪氏执笔记彔，朗读后由孙签字确认。汪为人园滑，以激进的左派面目出现，得到苏俄顾问团的大力支持，捧为孙之继承人，登上国民党一把手宝座。

孙病逝后，广东国民政府的实权已逐步操于苏俄顾问之手，首席顾问、国民党“教练”鲍罗廷，实际成了国共两党的“太上皇”。此时的汪精卫为巩其领袖地位，处处亲俄，事事左倾，大得鲍罗廷的欢心。

此时毛泽东也因“国共合作”进入国民党领导层，在国民党一大时毛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会后派在上海的国民党分部工作。汪也到上海，与毛一度共事，其时二人言语相投，毛很会博取汪氏的欢心，汪氏也极为欣赏毛的“才干”， 于是两人互相“欣赏”，从此结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鉴于当时汪的地位远在毛之上，毛更多地是倾心巴结汪。

由于毛过分热衷于为汪和国民党工作，招致了中共党内领导层的不满。（当时还有“毛成了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的秘书”一说，可见毛在国民党内“左、右逢源”。）到1925年初召开中共四大时，毛竟被剥夺了代表资格，被排斥出中共中央。毛一下子成了“闲人”，被迫于1925年2月初离开上海，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韶山。

毛受到的这一打击非同小可，他自己说是“病了”，须在家长期调养。但实际上，已经跻身领导层、尝到了权力甜头的毛，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以养病为名，暗中窥测时局变化，寻找复出的时机。旋即得知孙中山逝世，汪精卫坐上了接班人的宝座，毛兴奋之余，立即派出他的两个弟弟去广州打探消息，为其复出先行探路。与此同时，毛又来了劲头，在家乡和附近积极从事发展国、共两党的工作，而且主要是发展国民党组织，接连建立了好些个国民党支部。毛做的这一切，显然是为了到广州见到汪精卫时，作为向汪邀功请赏的本钱。当年8月，毛认定他“复辟” 的时机已到，便起身南下广州，9月抵达广州，便直扑汪精卫。果然，汪不忘旧情，大权在握的汪，一下子给了毛一连串重要职务，汪先恢复毛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不久又将自己兼任的宣传部长让给毛，又令毛创办《政治周报》，作为国民党之喉舌，任毛为主编。其时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二大，汪复命毛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之一。二大召开时，又指定毛作宣传工作的报告。一连串的提携，使毛在广州国民政府地位扶摇直上。1925年莫斯科指示国共两党要重视农民运动，毛响应，想要涉足农运，在汪支持下，1926年2月任命毛为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成了国民党农运的实际负责人。当年12月，毛便以国民党农民运动主管的身份去湖南指导“农民运动”，由此开启了毛以残忍的“农民运动”起家的历史。在汪当权的国民党，毛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要比在共产党中的地位高得多，而且有实权。毛的好运直到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自动出走赴欧洲“考察”才结束。中山舰事件后按照新通过的国民党“清理党务案”， 所有中共党员被廹辞去了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毛亦在辞职者之列。不过，这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在1926年5月至10月，毛仍担任广州国民党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任职的唯一之人。

由上述可见，汪精卫确是毛泽东的“伯乐”，毛在内心对汪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汪对毛的提拔重用，也使毛才得以回到共产党内恢复职位，1926年7月，中共中央也仿照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部，毛顺理成章成为负责人。

1927年7月，作为国民党武汉政府一把手的汪精卫，迫于各方压力，决定对共产党实行“分党”时，毛还想凭借他与汪的私人关系，为共产党挽回，他把农民运动中引起众怒的野蛮暴力行为，归咎于在基层农会中有“哥老会”分子把持所致。但此时的汪迫于内外压力，再也无法庇护共产党和毛了，不过，汪仍看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多年共事的“情分”上，对共产党实行“和平分党”，中共上层分子被网开一面，只是请他们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这使得这些中共领导人得以迅速重整旗鼓，拉起队伍，从此拉开了与国民党武力争夺天下的大幕。所以，由于毛等与汪精卫建立的私人关系，仍然为中共嬴得生存和东山再起的机会，从这一角度来讲，汪氏不失为毛及中共的“大恩人”，否则如果汪像蒋介石一样“清党”，中共和中国的历史就就要重写了。

抗战中，汪精卫动摇的个性被释放出来。看来当年剌杀载沣只是汪氏年青气盛的－时冲动。从那次死里逃生后，汪变得园滑妥协，而且有些投机的味道（讨好苏俄就属此类）。在日本气势汹汹的攻势面前，汪终于做了变节投敌的汉奸，充当了伪政权的头头。

这时在敌后发展力量的毛，再次瞅上了可资利用的与汪的老关系，毛令他的单线联系的特工头子潘汉年搭上了与汪的关系，并由潘转交了毛致汪的一封亲笔信。双方达成了“互利互惠”的合作，写下了不可告人的历史－页。毛共建国后，为了怕这段丑史爆光，毛居然以潘私自会见汪精卫的罪名，把潘汉年关进大牢，关死为止。(请参见本部第十一篇有关章节)

当然，毛与汪友好合作的历史，后来中共的历史教科书和党史都避而不谈了。在公开场合，毛也大骂他这位恩师、伯乐为大汉奸、卖国贼。

三，毛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初入政治角力场上的策略

毛的崛起，除了上面讲到的几个关键人物牵引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自已善于钻营和权谋机变，这里就其早期表现略述一二。

首先，毛从自己的初步经历中，深切感悟到从事政治活动的巨大好处，决心走从政之路，专吃“政治饭”。

前面曾讲到，毛进入湖南一师时，就与萧瑜、萧三兄弟结为好友，并取得 “政治是卑鄙的行当”的共识，三人宣示以后“决不吃政治饭”。萧瑜后来用他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而毛正好相反，他不仅吃政治饭，而且是吃那种用人肉和人血做成的“政治饭”，越吃越有味，一直吃到死。

毛走上从政之路，既源于他那“造反”的天性，也与他早年的实际经历带来的感受密切相关。

在学生时代，毛虽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但其实这只是一般青少年的一种狂想共性，一种“少年狂”。等到他们年纪稍长，一出校门，这种狂傲之气很快就会被社会无情的现实吞噬而烟消云散。毛也是如此，1918年6月，毛从一师毕业了，立刻就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和对前途的迷惘。虽然那时的师范生找一份工作不会有问题，但若要实现他在学生时代那些豪言壮语却绝不容易。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注定命运就是当小学教员。但是，看起来毛并不愿意与粉笔和黑板、小孩共度一生，他与他的新民学会（1918年4月在一师成立的同学们自己的团体，毛也是骨干成员）会员的第一打算是出国留学。选择地依次是美国、法国、日本。但是做起来也不容易，因为留学需要钱，还要先过语言关。于是，多数家境不太富裕的同学，大都选择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毛最初也想走这条路。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最后决定不出国门。毛说出了他不去留学的原因，主要是四点，一是语言难过关。毛缺乏学习语言的天赋，连英语最简单的发音都学不好，更不用说再学法语了；二是年龄偏大，其时毛已25岁，而其他人平均年龄为19岁。三是没钱，这时他父亲基本上断绝了金钱供给。四是他说自己留在国内充当国内外同学的联络员，比较有利。总之，归结为一点，对毛来说出国留学没有优势，不仅不能出类拔萃，还可能相形见绌。毛还认识到自己是个偏好于行动的人，做学问不是他的强项。因此，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留在国内。

第一次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毛不得不继续他那一天一顿蚕豆、一顿米饭的斯巴达式的待业青年生活。面对现实，毛只好找了份小学教员的工作，正式踏入社会，开始了自谋生活之路。

小学教员的生活决不是什么享受，更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浪漫。当了几个星期的教员之后，毛在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发出了哀叹：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门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拨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但不甘寂寞的毛还是要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大事，在教课之余又去组织什么协会、团体，自己编发油印刊物，忙得不亦乐乎，也就苦不堪言。一篇反映毛当时生活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中说：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写稿常常在夜晚，他（指毛）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咬，挥汗直书，夜半还不得休息。……文章写好了，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然很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剩无几。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在沉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下，毛常常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苦，说自己的生活“苦极了”，“实在太劳了”。甚至想“改行”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就是踏入社会初期毛的生活！这与他在学校时的浪漫幻想和凌云壮志形成了鲜明对比。毛去到北京和上海，在那里，也是过着底层社会的半流浪生活。第二次到北京时，8个人挤在一个破庙的一张炕上。因为无钱生不起炕火，只好8个人挤在一起用体温来抵御北京的严冬；其中一个人要翻身还得给左右的人打招呼。8个人共一件大衣，谁出门轮着穿。来到上海，毛靠给洗衣店干活维持生计。在一次在少年中国学会的讨论会上，毛居然在会场向其他与会人员讨要衣服洗，有人以为他是开玩笑，就约他第二天去家中拿衣服。毛真的去了，洗了，也收了洗衣服的钱。

由此可见，在这一段时期，毛可算真正的体验到了一点“无产阶级”的滋味了。

然而，犹如拨开乌云见到太阳，一件突然的事情改变了毛的生存窘况，那就是前面讲过的1920年毛第二次到北京回长沙取道上海时，湖南名士章士钊为其筹到二万银元巨款（实际上应称作政治献金）。毛将二万元中的很少部分（一千元）“资助”赴法同学以后，便怀揣那笔巨款荣归故里了。从此，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生活的苦况，过起了风光体面的上层社会生活。比起当小学教员的生活简直判若云霓。这应该是毛第一次尝到到从政、当大官，做名人的好处，无疑也是他坚定从政、吃政治饭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体会到从政的好处是1921年7月，毛以中共湖南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组织者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次就给寄来了200元旅费。这比他辛辛苦苦当两年教师的的工资总和还多；散会后，再发给50元作回程旅费。以后，“中央”又每月给他寄来60-70元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增加至100元、160-170元。于是，毛辞去了一切工作，当起了舒舒服服、潇潇洒洒、光光鲜鲜的“职业革命家”了。而且，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也不冒什么风险，他在长沙邦陈独秀开办一家专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店——文化书店，还请湖南省长题的店名。

看来，这“政治饭”真是太好“吃”了，太容易吃了。回想起此前自己的生活窘状，毛当然很快作出了判断和抉择；自己今后必须从政、吃政治饭，而不是原来设想要当－辈子教书匠。

因为从政，毛在处境上突然由“九地”升到“九天”，此后，他当然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和身份，努力打拼。由于他这时还是政治场上的新手，也没有什么资本和后台，所以我们看到此时毛在政治角力的游戏中主要是采取“投其所好”和“见风使舵” 的策略，一心努力向上爬，以逐步积累资本，积蓄力量。

所谓投其所好，是毛已看清楚，中共以及未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苏俄。陈独秀虽然是中共的“党魁”，但实际上只是个傀儡，决策权、财务权、人事权等都操在俄国人手上，所以，他必须投俄国人之 “所好”，而不是陈独秀等人的“所好”。必须紧跟共产国际。

中共一大、二大以后，莫斯科的决策者们已经感到，中共虽已成立 ，但一个小小的百十来人的小党，却制订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宏伟计划，是不切合实际的，就是苏俄肯帮助, 也是有力无处使。因此必须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形成统一战线，“借力发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从中共创立伊始，共产国际就在为它寻求“统一战线”的合作伙伴，目标很快锁定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苏俄又根据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决定同意孙中山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地位，共产党甘愿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囯民党”，然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如前所述，苏俄作出的这些决策，却遭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但不好独立开展工作，还“低人一等”，他们还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就不赞成共产主义，不应该与它合作。

这种抵制之声使得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很尴尬，也很愤怒。就在这时，毛泽东却采取了与其他共产党人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表示坚决拥护俄国人的决策。因为他知道，光靠这个一二百人的小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不管中共的领导们如何闹腾，最后总得听莫斯科的。所以他无条件拥护与国民党合作和俄国人认可的合作方式。这就贏得了俄国人的好感、青睐，后来蔡和森向共产国际报告说：马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中共的“太上皇”）在中共内部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赞成的只有毛”。

毛还认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而是取决于苏俄。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就曾一语中的地挑明，他说：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从北边打进来（毛的这一观点可谓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后来也是苏联出兵东北，才会有毛共的胜利）。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下，中共三大仍然按照莫斯科的意图，通过了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此次会议上毛的表现引起了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特别注意和好感，在马林操纵下，毛取代张国焘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会后马林又将毛调进中央局担任秘书，协助陈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其实权仅在陈独秀之下。毛真的平步青云了，由两年前一个处于社会底层，苦不堪言的小学教员，一跃而成为中国重要革命政党的重要领导人了。所以，马林是毛的第一个“洋伯乐”。也因此，毛在国民党一大上才被选为国民党的候补中执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了中国政坛新的风云人物了。（后马林因与孙中山合作不顺被调离中国，毛也被排挤出中共中央，被廹回到湖南老家。但他很快又傍上了汪精卫这个大佬。）

毛的投其所好策略还表现在后来与国民党的实际合作上。毛不仅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好助手，而且还被李立三称为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明的“秘书”。可谓“左右逢源”。 可见毛当时在国民党内善于投机，颇为成功。毛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他组建了全国最大的国民党支部——湖南支部。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领导党”。

与“投其所好”搭配，“见风使舵”也是毛步入政坛后的策略之一。其实见风使舵与投其所好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它更多表现了毛的狡诈（即所谓“灵活性”）一面，而且是在共产党内部。

1923年6月，毛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主要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上，毛坚决拥护苏俄决定的合作和合作方式。但在讨论是否应该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这一问题时，毛因为在1922年——1923年曾在长沙、安徽等地卖力地从亊过工人运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他起初附和张国焘，持反对立场。但是当看到会议主持者和多数人表示赞同时，在投票表决时毛却改投赞成票。毛“出卖”了张国焘，引起了张国焘的愤恨，成为后来毛、张矛盾之始。这次会上，由于毛善于见风使舵，得到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青睐，当选为14名中共中央委员之一，并取代张国焘成为中共组织部长。

在次年元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毛再次表现了他的两面派手腕。在那次大会上，毛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根据后来毛对孙的印象，他对孙印象并不好，评价是负面居多，他说：“他（指孙中山）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不讲民主。”但是在当时的公开的场合，毛却对孙表现得异常崇敬，毛还在会上发言，为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 叫好，并进行辩护，说它与马克思主义同宗同源。毛当然知道孙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是对立的，但他故意和稀泥，说二者相通，目的是营造国共合作的气氛。毛的表现再次获得了大会主导者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好感，结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为国民党候补中执委中7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而当时，已经追随孙中山十余年，时任孙中山的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蒋介石，却未能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毛可谓后来居上了。

毛在初入政坛的几年里，就显露出他的狡诈多变，左右逢迎的本领，达到了站稳脚跟并挤入高层的目的。而且不管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对他表示欣赏。但是，人们当时对这位未来中国政治“明星”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直到两年多之后，随着北伐军进军湖南掀起的农村暴民运动高潮，毛才展现其嗜血成性、钟情暴力的真面目，并最终成为国民党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