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十四章

王哲

十四

所以周恩来、包括刘少奇，对毛泽东决定处置彭德怀，都基本唯命是从。对他们来说，虽然少了一个可以敢替他们出头向毛直言直谏的“诤臣”，但既然诤臣已被打入另册，其诤言的价值也就随之大减，而且还容易令本就猜疑心极重的毛顺藤摸瓜，牵累到自己头上。也虽然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尤其在延安整风中同样被整的周恩来，但彭是只自己找死的“兔子”，不找死就不会死。

明哲保身、执两用中、委曲求全、相忍为党，从信奉中庸之道到恪守君臣之节，都堪称楷模的周，自然不会去重蹈“反冒进”的覆辙，或者说其已完成从“兔”到“狐”的蜕变。虽然越来越成为了一只“悲狐”，但无论是操守上的“寻寻觅觅”，还是情感上的“冷冷清清”，及至身心上的“凄凄惨惨戚戚”，总都比死强吧。

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中国的政体，有时活着，就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因为只要你有口气活着，就会有人替你说话办事，有人为你说话办事，有人借你说话办事。何况周深知毛23日讲话中说的“离右派还差30公里”，1也是警示给他听的，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2 周当然明白这是典型的明褒暗诫。

加之彭与他们私人关系上的疏离甚至冷淡，彭的倒台对他们来说算不上唇亡，所以自然也不会感到齿寒。相反，他们倒是觉得日常工作中少了个难以合作的刺儿头，政治阵营中少了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对手。对于他们来说，也并非在意即将接彭出场的林彪，包括贺龙的揭发，虽然“胡子”参与政治斗争，也像当年轮菜刀，出手直接狠辣，出乎刘、周二人的意料（也许正因于此，刘少奇觉得贺胡子“孺子可教”，以后才动了拉贺对林进而抗毛之念），但因为军队的事，不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他们无法也不敢贸然觊觎伸手。他们更在乎的是军队以外、这些日子那些附和彭德怀观点的政府要员和地方大员们，尤其不是自己阵营的人。

阵营与阵营之间，都有一道看不见的“战线”，此消彼长，你退我进。当毛在7月16日发出“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后，在对待彭的问题上的附和或不附和，实际就成了与会者一次政治抉择，在中国政体下，这种抉择决定着抉择者的政治走向，即是走高还是走低，是走活还是走死。二必选一，没有余地。

其实附和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附和什么人，就是要跟对人。跟了对的人，就相当于跟了对的路线；跟了错的人，就相当于跟了错的路线。文革后，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嘛。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自知之明的。3

毛和朱德谈得并不顺利，这里面固然有朱德和彭德怀二人之间的私谊，但朱德最后还是不赞同这次要全盘否定彭德怀，朱说了两点：一是彭的信尽管有些言辞偏激，但还是基于现实的，也是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躁性情使然，当然是有些以偏概全，夸大了局部的困难和阴暗面，但这只是个错误认识问题，只要加强学习，大家多帮助他，相信他会很快提高和改正的；二是彭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热爱是不容置疑的，这是经过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考验并被证明了的。尤其在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一方面军为了摆脱随时被张国焘控制的危险断然北上时，彭德怀可是亲自拿着枪和李特（时任四方面军参谋长，当着毛泽东的面拿着枪进行拦挡）对峙的。咱们红军上下，在你毛泽东面前敢公然舞枪弄棒的除了李特没有第二个，所以当时危险性还是很大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彭没有含糊，是坚定支持你的。就是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批彭暴露共产党实力的“百团大战”，当时也是从全民族抗日的角度考虑，也为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赢得了赞誉，说到底也是你毛泽东领导有方啊！你不是后来也予以嘉奖了嘛。你今天既然特地把我找来，我就得对你负责、对党负责、对彭德怀同志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主席啊，如果就这么把彭德怀打倒了，恐怕难服人心啊！

从来四平八稳、不急不躁的朱德这次真是动了感情，甚至语带冲动。这是因为他太了解彭、也太了解毛。如果不解开毛对彭德怀骂延安整风操娘的这个疙瘩，毛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彭的。但朱德自己也知道，这个疙瘩基本是个死结，毛泽东三个字连带毛泽东思想就是延安整风孕育栽培出来的，彭又骂得这么直接露骨，倒是解气过瘾、逞一时之快了，但对早就看着彭不顺眼、早有计划让林彪取而代之的毛泽东来说，彭这次恐怕真是凶多吉少了。

唉，朱德不由心中暗叹，不过还是得把该说的都说出来，毛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不对他说出来他也会怀疑我对别人说出来，那样传到他耳朵里麻烦就大了。当着他的面说出来，虽然他会一时不高兴和批评怒斥甚至降职罢官，但他会认为这是“阳谋”，4毛读了大半辈子古史文典了，至少不会把我这种人往阴谋诡计、结党营私上扯。想到这些，朱德觉得心里很坦然，神态也随之自然而亲和起来。

虽然话不多，但一派挚言恳语让本来也是感情充沛毛心头一热，尤其朱德提到的长征中与张国焘分手的那一幕，这是毛自认为一生所遇险象中最危险的一次。彭德怀那次的表现，毛泽东自然是不会忘记的。包括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三军团并入红一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的17800人，仅幸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些同生共死、衣衫褴褛的弟兄时，这个岩石般的硬汉，也不禁热泪长流。5

而在红三军团并入红一军团的过程中，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蒙受不少冤屈，甚至出现了被冤杀、被逼叛逃的情形。后来据红三军团的王平（开国上将）回忆，他从红军大学毕业的时，林彪找他谈话并对红三军团的干部评价说:“过去对红三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红三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像前面说的黄克诚，还有被邓小平称为“惹不起的人”张爱萍等，那种耿直正派，那种刚硬作风，都明显带有彭德怀的痕迹，这是一种正能量的上行下效。就像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说的：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无论这支部队不管换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还有红三军团开国上将李天佑，后来成了林彪的心腹爱将。

所有这一切，毛不是心里没数，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此之时，在毛泽东看来，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有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保守“右”的倾向（如前所述，批周的“反冒进”）。在党务方面，有刘少奇、彭真等人“左”的倾向（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注意，他说赶超美国用七、八年就够了。党中央刚刚制定计划要十五年赶超英国，他马上提出十五年要赶超美国。为了纠正刘少奇的 错误，从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提交“万言书”之前，毛泽东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来讨论、纠正左倾错误问题）。在军队方面，由于前一时期对刘伯承为首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如前文所述），使得彭德怀方一枝独秀，而大多数军队高级将领忿忿不满。在国际方面，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一方面开始影响和动摇毛的权威和地位；另一方面毛开始疏离苏联，并试图与赫鲁晓夫争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抑或分庭抗礼。在国内国际这种境况下，固本清源、统一意志、强化领导、打倒异己、消除隐患就成了第一要务。于是本来开始在毛泽东看来也无足轻重的彭的“万言书”，经过张闻天系统的、理论性地展开论述、经过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支持呼应，经过毛的深思熟虑后，终于成了毛化身王权的“祭物”。

尤其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当人们看到堂堂的彭大元帅，只因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一封信，就被一声喝令拿下。特别是，当毛仅从信的内容本身不足以给彭上纲上线，而倒历史老帐、随意曲解时，当事人的缄默、甚至违心的认可，以及“各怀心腹事”的各位大员或支持、或默许、或避之、或噤然的表现，为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一次近乎标准的预演。

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净化了”党外；1959年“庐山会议”的“批右倾”，“净化了”党内。此后，直至毛去世，毛的声音，一直是党的主旋律、中国的主旋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旋律。客观地说，此时毛泽东在国内的威望，并不是靠打压异己、专制统治等政治手腕得来的。建国前雄才伟略的展现和解放后毅然决然地抗美援朝的胜利、西藏反印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等，使之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民众心目中的一代伟人。在当时中国还是历史传统思想占主导的人治社会理念支配下，民众需要有这样一位伟人，国家需要有这样一位强者。此时的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虽有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之意，但尚不极端（庐山会议前批“左倾”、决定降低钢铁生产等经济指标）；在政治方面，虽有独断专行、铲除异己之势，但尚不猛辣（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还算是温和的。及至30年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理也不过如此）。

面对朱德这样一位与自己风雨同舟了30年、忠厚真诚的老战友，毛泽东随着心头一热，还是说了一句发自肺腑之言：老总啊，彭德怀同志的功和好，我毛泽东都记着呢！包括你没有说到的，我提出派兵援朝时，文武百官支持我的屈指可数，彭德怀是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吃了大苦、立了大功的一个。我以前支持他、赞赏他是真诚的，今天我反对他、斗争他也是坚决的。我和他之间不是个人恩怨之争、意气用事，是思想认识、是观点看法不同。这些你也都听到看到了。包括贺龙、罗瑞卿他们的揭发，说军事俱乐部也好、湖南集团也好，总不是空穴来风吧。张闻天洋洋洒洒三个小时的报告，总不是一蹴而就的吧。一个负责外事工作的人，研究国内经济也是好事，但只盯着那些不好的方面大做文章，这用心就很值得怀疑了。他们一武一文，前呼后应，也总是事实吧。我们干革命、搞建设，是靠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还是要靠在前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像当年打仗一样前赴后继、冲锋陷阵，才能战胜敌人，赢得胜利。老总啊，这谁是谁非，应该是一目了然嘛。我理解你的心情，说实话我也理解彭德怀他们，尤其是彭德怀，我和他之间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疙瘩，这两年我大会小会也零星说了一些。正好就着这次都说开了，你朱老总来作证，说开了就一风吹了。你也知道去年我批评恩来离右派差不多就50米了，恩来现在干得不是好好的嘛。现在我说彭德怀他们离右派还有30公里，说明他们比恩来那时候还是好多了嘛。我对他们的未来是乐观的，就像你老总说的，相信他们会在大家的帮助下，很快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的。你说对吧？

朱德听毛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点头称是，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因为朱德太了解眼前这位老战友了。当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毛泽东、朱德之争，实质就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党史和共和国史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包括对当时主要当事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个人来说，影响也可谓巨大。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林彪因在朱毛之争中写信支持毛，由此开始取得毛的好感和信任。

这次在朱德看来，实质还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只不过上次朱毛上面还有周恩来等上级领导（当时周恩来支持了毛的主张，批评并纠正了朱德、陈毅等人的错误），现在毛可是一言九鼎。以毛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朱德很难乐观。

毛泽东同朱德谈话后，稍事休息，又叫来了彭真6。

彭真如前所述，是刘少奇手下第一干将，在当年斗争“高、饶集团”时，“刘山头”已经对彭德怀有所触及。后彭德怀虽经毛泽东保护过关，但彼此心知肚明，已结下梁子。彭真此时担任着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可谓权位显赫。

彭真为人豪爽，做事果敢，勇于担当，深得属下拥戴，颇有江湖大哥风范。有两件事很能说明其为人：一是解放前，一位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他的部下，被敌人抓捕后用刑不过投了降。解放后，彭真仍对其照顾有加，当有人非议时，彭真为其辩解说：他是被敌人摘了两根肋骨后投降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况且也没有给党造成什么损失。二是彭真“文革”后平反乘机回京时，几百近千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去机场接他，飞机晚点，竟无一人离开。

毛泽东也非常器重彭真。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盲流、妓女、吸毒、会道门等四大社会公害被一扫而空、再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拆旧翻新的城市建设，其工作能力和魄力，都深得毛的赏识。但是对于在北京拆旧翻新的城市建设中，因为没有听从梁思成等建筑专家保护旧城的建议，没有将北京这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完好妥善地保存下来，晚年的彭真深以为憾。

注释：

1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2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52页。

4 “阳谋”：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0页，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

5 张胜（张爱萍之子）：《从战争中走来》，第237页。

6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4），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