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其反人类反文明罪行（三，四章）

季  鹏 著

第三章   暴力、短视、幼稚、狂妄：对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

由于前苏联的瓦解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现存的共产党国家推行以恢复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已经破产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历史地存在，也有其一定的研究、借鉴价值。不过，鉴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准备在这方面花费过多笔墨，只是由于毛泽东及其继承者至今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一些基本的考察和评判，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也仍然是前苏联和毛中国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马克思主义。

总的看，马克思对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对金钱异化现象的批判，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在马氏的早期著作《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重视人的价值，并谴责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从这－角度看，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排除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与毛泽东的极端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后的1979年此书才得在大陆中国面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氏也谴责了类似的现象。就事论事来说，马氏的这种谴责是完全正确的，它闪耀出一定的人性光辉。马氏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具有一定的认识论价值。这些都不必细述。它的主要问题，是它所开出的医治社会的药方——达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则是绝对错误的，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过无产阶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在革命成功后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过渡到沒有剥削、沒有压廹、消灭阶级，最终诮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天国中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一种完全的乌托邦幻想；二是在经济上，它设想通过建立全民公有制，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达到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消灭商品、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标。这更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自欺欺人之谈。由此可见，马克思批判付立叶等人进行的公有制试验是“空想社会主义”，但起码那是一种“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导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则是一种可怕的“恶意的空想”。

正因为如此，后来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可怖可恨的“极权主义”怪胎。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说他播下去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其实，马先生播下去的本来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龙种”之有？！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是一种基于对于现实社会充满仇恨而抛出的偏执、极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彻底否定既往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毁现实世界的一切，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谓得马氏之真传。同时，马克思还辩称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暴力，建立永恒的天国乐园。这种把“专制暴力”和“美妙远景”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欺诈和哄骗，因为水和火不能容于一体，天使和恶魔不会同处一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却用这种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农大众以及一切对现实不满人们，又装饰了一些炫目的哲学词句，取悦了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马克思自称他的主义有三个来源：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他只是阉割、歪曲继承这些遗产，比如，他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唯心化，变成随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验论；把黑格尔的任何事物均处在対立统一状态的思想，歪曲夸张为任何亊物都处于矛盾斗争状态的“斗争哲学”；把人世间－切正常的物资交换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说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剥削与被剥削。从而得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荒唐结论。

马克思还把自由経济制度——市场经济及相关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把议会制民主政体说成是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列宁进一步将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把人们对财富追求和占有说成是万恶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别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说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进而把富裕当成罪恶，把贫穷说成－种美德。最后把现有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说成罪恶，从而为其煽动肆无忌惮的抢劫、破坏、杀戮开放绿灯。

以上是从总体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下面，我们着重就其一些主要论点进行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是点到为止，不作详细论证

1. 所谓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把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当作左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行为唯一的决定因素，进而制造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所谓“唯物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平生的“两大发现”之－（另一发现是所谓“剩余价值规律”），是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会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此中最关健的是他在物质生产、分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论”。然而，这个“存在”是先天式注定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种生产关系连同生产力本身就构成生产方式，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钓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而“或慢或快的变革。”以此为依据，马克思构建了他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后世暴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正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在人民中大槁“划阶级”、“定成分”、划分敌、我、友，撕裂社会，灭绝人伦，开展残忍的阶级斗争。借以建立和维系其对人民野蛮的极权统治。

马克思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是有主观意识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为生存和繁衍后代而斗争的低等动物。人们为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只是其活动的最低、最基本层次，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学、构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进行法律、道德规范等等，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正因为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断力，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的个体，既定的、千遍一律的“阶级性”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富人、资本家、贵族热衷于压榨工人和穷人；而有的富人、资本家、贵族（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却要不懈地为工人和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可见，以现实中人们的不同物质处境划定不同的阶级，然后让它们互相劫夺，互相残杀，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为了造反夺权而制造的分裂社会的恶毒阴谋。

放大来说，由于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断力（受过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价值观、是非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是被动地、先验地接受某种固有的“阶级意识”，固守自已的“阶级性”。正因为人的主观能力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才创造了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世界才能不断发展、进步。马克思把这一切颠倒了过来，陷入机械的、庸俗的唯物论和先验论的陷阱，进而创造出祸害人类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二、错把“初期”当“顶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短视和误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整体错误的主要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経济基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如果不作绝对的、片面的理解，就一般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对的。马克思据此进一步提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也是合符逻辑的推论。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时，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却背弃了上述原则，也违背他们所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发展阶段论，犯下了对历史的短视和主观误判的根本性错误，等于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这里先要指出一点的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即“五阶段”论，是马克思的主观臆造，是绝对错误的。首先，它划分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不科学，有的以“所有制”为标准，有的以“阶级关系”为标准，有的则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而且它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些我们暂且不予置评。这里只说它最严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误判。（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仍然沿用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等概念。）

马、恩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时，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不过一、二百年，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经济模式的英国不过百年，其他国家有的刚进入这个个门槛，有的仍然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如德国和俄国）。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则尚未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基础的产业革命，则仅处在起步阶段。这－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连初级阶段都谈不上。然而，马、恩却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硬是判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颠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取代它，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彻底崩溃云云。

马、恩作出这种判断首先是惊叹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如蒸汽机的发明、火车、铁路、远洋轮船的出现，美洲大陆的发现，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工厂的产生和发展等等。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魔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

如果仅仅是看到这些还不至于导致误判，不幸的是，他们也看到了早期市场经济不完善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总供求失衡产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惊呼：“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了。这就是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必然要崩溃的根据。进而由此断定：“（资本主义）生产力已强大到这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笔者）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产党宣言》，下同)。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等等。马克思认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自行解決，如果要加以改变，“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因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倒它，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才能解救人类社会的危机。（在这里，马、恩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了，为什么它不会自己崩溃，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来推翻它呢？）

在上述一系列论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但是很显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轻率的错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完全的误判。

当今天我们来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论的时候，任何人都会为他们的短视、武断感到幼稚可笑，因为历史证明，尚处于婴儿期的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未如马、恩的预言那样己发展到顶峰，要即将“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不仅依然“健在”， 而且远比马恩当年更加强大，更加生机勃勃，其用“魔法”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朮，己是马、恩所绝对无法想象的了！从现在看，它的财富再增加一百倍、－千倍，也不会出现因“社会上的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容纳不了”而崩溃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容的生产力还看不到尽头。

为什么当年的马、恩就不想一想：在少数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一百年、几十年，还远未在全世界推广，为什么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产过剩”只是一种经济症状，而且是一种假象，为什么就不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呢！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明显地都处于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没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异发展，它所蕴含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怎么就走到了“尽头”？

与上述短视、误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对人类文明史的认识问题。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拥有渊博知识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马克思应该懂得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致轮廓，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大概有百多万年的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即马氏所谓的阶级社会之后，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马氏的人类社会五阶段划分方法，奴隶社会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会占了二、三千年，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才不到一百年”，怎么它就发展到“颠峰”，就要灭亡了呢？又按照马氏“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便是它的极致，它的“顶峰”，亦即人类社会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了；同样马氏又说，当时已处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立即就要进入它的最高、最后阶段了。但物理学表明，地球还将存在几十亿年。人类社会即使不能存在几十亿年，存在几十万年大摡是是没问题的，如今进入文明社会刚六、七千年，怎么就要进入他的“最后、最高阶段“了呢？这些论断就如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宇宙真理”一样，从常识上判断都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这一对历史的短视误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滩上，它进而作出一系列海市蜃楼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断、歪曲：马克思眼中的人类历发展史。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上面己经介绍并批判过了。这里再讲讲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主要的内涵：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始便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家伙！一切历史当然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了，难道那些刚刚从树上走下地，寻找野果野兽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即使进入了所谓阶级社会之后，难道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和社会的进步，不是因为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压力而向大自然斗争和索取的成果吗？反而只是人们相互斗争和残杀的成果？

翻开中外任何一部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凡是一个社会安定，人们和睦相处的时代（历史上叫做太平时期或太平盛世），总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人类繁衍迅速，社会文明进步的时候；反之，如战乱、或暴政统治下民不聊生引发的天下大乱，也就是马氏所谓的“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就是社会发展停滞、文明倒退、人类遭受苦难之时。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格言。这说明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孙中山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不是常态，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坏，延缓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而且尽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这己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如前文所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主要基于他认定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相互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马氏看来，生产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是阶级斗争关系。在马氏眼中，人类之间除了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之外，没有别的关系。马氏眼中的人与动物几无二致，只存在丛林法则，没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宽容，没有精神、文化、知识方面的更高追求。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已经有诸多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比较公认的是人的“需求层次”的推动。作为“人”，首先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如觅食、构巢、避险；其次，是求偶、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再次是为了出人头地，追求事业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最后是完全超越物质利益的探求、奉献，如探索人类和自然奥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业和灵魂的永恒等。这大致上等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整个地看，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才是导致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更高阶段、更高的文明的动力。鼓吹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当然，在现实中，人群之间、不同人群之间、部落、国家之间总会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导致争相互斗甚至武力冲突和战争。这便是社会的“病态”。就像人会生病一样，难以避免。生病是坏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会的病态也可以通过各种正常机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预防、约束或化解，使其损失和破坏降至最低限度。

马氏及其继承者们为何要制造、推行“阶级斗争”理论呢？初期当然是造反夺权的需要。夺得政权后，则是巩固其残暴的极权统治的需要，煽动民众互相仇视，互相争斗，互相杀戮，自然就可趁机趁火打劫，从中渔利。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论，其主要根据就在于人们生于世上，在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会互斗。其实，这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体力、智力、品性、行为等各方面不对称的结果。但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反而多数是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比如地主和佃农、工人和资本家，官员和老百姓等等，他们之间会发生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般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因为和平解决对双方有利，“你死我活”则两败俱伤。何况人们的“阶级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下层等级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进入上层社会；反之，上层等级的人们也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坠入下等级阶层。所以，一般地说，人们是能能接受这种阶级差别的，也就是说，阶级、阶层之间是可以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和平共处的，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还必需指出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它并且宣示：无产阶级一旦获得胜利，不是象其他阶级那样，赶紧制定“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 而是相反，“（无产阶级）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然后使整个社会回归到没有阶级、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马克思说的这一预言从来没有成为那怕一丁点事实，相反，他的后继者总是在当权后把“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槁到共产党内，还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由此可见，马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个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骗术。

   四、为挑动劳资斗争而编造的荒唐无稽的“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被吹嘘成马克思“划时代的伟大功绩”，是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的伟大“科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一。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究竞是个什么东西。

据考察，“剩余价值”一词原为法国日常商业活动的术语，意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价而获得的价值增长。后被李嘉图的弟子汤普逊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同手工劳动业者相比较而获得的超额利润。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套用这一概念，其含意则变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其预付价值的多出部分的价值。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主要借鉴于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在斯密的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 工人的活劳动无疑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因为当时科技元素尚未构成生产力的新因素。但是在一百年后情况已轻完全不同了，产业革命己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蒸气革命已经显示出伟大的力量，火车、轮船、电报、大机器生产……己经广泛使用。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而是科技发展并运用于生产的结果。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认，“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1卷53页）如此，新的巨大生产力主要归功于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也就无庸置疑了。

可是，马克思在构建他的革命理论时，对这一切故意视而不见，却从原始的、过时的“劳动创造价值论”中伸引出“剩余价值规律”，认定工人的体力劳动才是财富之源，认定资本家是“剥削者”、“寄生虫”。从而引伸出由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合理性。

鉴于事情本来如此简明而清淅，而马氏却如此“笨绌”，如此视而不见，我们就只能认定他是为了挑动劳资仇恨、煽动工人造反而故意创造的“科学”。

具体点说，这个所谓剩余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而直白地说，就是它只承认工人的体力劳动是创造价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价值创造之外。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用手工生产某种产品——商品，每个工人一天能生产10件；而某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机器，一个工人操作该机器毎天便可生产同样的产品1000件。那么这新增的990件产品的价值是谁创造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多生产的990件产品的价值，在扣除产品的成本和机器的拆旧费用之后，就都是这个工人创造的“价值”。这“价值”应全归工人所有。如果这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个报偿，就是资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剥削，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今天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新增价值绝不只是工人创造的，它首先归功于发明这个机器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按今天的说法，他们拥有这种机器的“知识产权”）；其次是为支持这一发明创造而预付资金的机构或个人，如风险投资家的投入，没有他们的投资，机器只能是图纸；再次便是将这种新发明用于工厂生产、变成现实生产力的资本家或工厂主，他们不但购买了这种机器，还需要新建厂房、增添配套设备、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对机噐进行保养、维修等等。接下去，在生产规模扩大了上百倍之后，资本家或工厂主还要在市场营销、商品调运等方面作相应的投入。所以，该机器新创造的价值应该在上述所有环节进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应视各方贡献大小、承担风险的大小综合协商决定。这些已是现在人们的常识，是连小学生也懂得的“游戏规则”。

可是，马克思却不承认这些，他只承认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因为产品最终是经工人之手“生产”出来的，所以，新增财富应该全归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他甚至把发明创造机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都说成是帮助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帮凶。你看，多么荒谬的逻辑，多么强横霸道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违反科学、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后对抗文明进步的一种 “伪科学”，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掩饰“剩余价值论”的伪科学本质，马克思故意在价值的产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润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形态变化、以及所谓“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虚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观规律”吓唬人、胡弄人。其实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它的伪科学、反科学的本质，很明显，马克思编造出这个“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规律”目的在于取悦工人，強调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都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借以煽动工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唤起工人们“名正言顺” 地去造反、抢夺。

在这里，也表现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仇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蒸气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调查》中更表达了对机器发明的敌视态度：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就抡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就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谴责“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从中可见马克思主义 的反文明、反进步本质。

在资本主义初期，当机器的发明和使用逐渐兴盛起来的时候，工人将机器和机器发明者视为自己的死敌，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捣毁机器”运动，机器发明者甚至被杀死。荷兰、英国、法国都出现过这种捣毁机器、追杀机器发明者的运动。这一事实证明了，工人阶级并不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先天的“先进性”，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学、反进步的愚氓。工人与大机器生产结合是被迫的、被动的。在工人打砸机器的反文明、反进步的行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一边，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科学，而是相反，它仇视科学、进歩，保护落后和野蛮。它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挑动工人起来造反，让共产党人借机登上国家统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机器代替手工的时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滚滚向前。面对机器取代手工劳动不可阻挡的趋势，马、恩只好把矛头转向“资本”，发洩对资本家创造了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仇视。在《共产党宣言》中，危言耸听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腳都充满了血腥和骯髒”，资本“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为了丑化、诋毁“资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对封建农奴制唱起了赞美诗和挽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资产阶級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縛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情、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这是一段颇能蛊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说的不是事实，而是掺杂了偏见、歪曲和撒谎。它极力攻击、丑化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和冷酷无情，实际上，以金钱关系和契约关系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和強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欧洲实行的领主——农奴制就是这种关系），是历史和文明的一大进步。“金钱至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朮的进步。就在马克思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唱赞美诗和招魂的时候，人们并沒有忘记过去不久的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记忆：路易十四、巴士底狱、断头台、以及路易十六的人头……难道马克思要否定这些伟大的革命事件？马氏故意夸大封建制度下温情脉脉的－面，又故意夸大、渲染了资本主义抹杀人性的一面，这都是以偏概全。事实上，资本家们的精打细算与人性的温情脉脉并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国家很多资本家一边精打细算赚钱，一边大手大脚做慈善；资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们热衷艺朮，追求享受，他们钟情自由民的宪政制度，开启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都成了它的俘虏。总之，资产阶级开创了比封建社会、比小生产者更加瑰丽多彩的生活，更加发达进步的文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本身绝对无罪而且有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并沒有使人类堕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却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门了。倒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斩断了人世间一切温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后一块面纱，剩下的只有冷酷无情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两相对比，谁是文明进步，谁是野蛮反动难道还不－目了然吗！

五、鼓吹暴力，钟情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人对待暴力的态度，往往是判断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对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说，一切鼓吹暴力、钟情血的统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环、披上最美丽的外衣，也掩盖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恶本性。马克思主义就是披着“解放人类”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恶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义之名，行暴虐劫掠杀戮之实。

马克思主义承认，它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认定在获得政权后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钟情野蛮、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质。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以一种造反、复仇者的面目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淋淋尽致的表现，通观全文，到处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挑衅言词，一付要把现实世界砸个稀巴烂的架式。为了标榜自己的独特，它与欧洲－切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线，独创了“共产党”这－名词，它甚至将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斥之为“反动”、“保守”。总体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其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马氏在他1850年写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字眼。其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后来一切共产党独裁者推行极权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共产主义天国也就被永远地推后了。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实行的“工人阶级专政”。但指责它专政得不够彻底（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和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彻底“推毁旧的国家机器” ，因而最终遭致失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把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的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界线。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呢？，列宁对它的解释是：“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换句话说，专政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这比之封建帝王的专制又更进了一步。也因此，后来－切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远比历史上任何政权更为野蛮、残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专政”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从英国的“克伦威尔 ”专政，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专政”的后果除了演变成血淋淋的个人独裁和无法无天的大屠杀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然而马氏不管这些，仍然执意要实行专政。

为了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合法性，马克大肆鼓吹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说他们它与最先进的现代大机器生产相结合，所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又是“无产者”，所以最“大公无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还说：“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已这个阶级的统治。（见《共产党宣言》）

这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欺骗，就是十足的书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类中的“先进者”要么是知识文化上的优秀分子；要么是创造财富中的能人。而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识和财富创造两方面都几乎都是“空白”，处在社会底层，何来先进性可言？至于大公无私云云，则纯粹为政治需要加给对方的一顶高帽子，有如夸奖乞丐最为“清廉”一样。至于他们掌权后要消灭自已的统治云云，则近乎痴人说梦。后来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无产者”－旦夺权成功，有了权势，其追求超级享受的本领会让帝王汗颜，而他们的无知和愚味，在统的野蛮残暴方面、在摧残文明方面，都会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简言之，无产阶级既不是什么“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成了万恶之源。

今日，“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臭不可闻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宁版的 “社会主义”国家，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统治，结果，在那里分配更加不公，官员更加腐败，特权更加横行，社会更加黑暗。最后的出路不是垮台，就是“变质”。所以，今日连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共产党国家都不愿意再打这个旗号了。

六、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信口开河式的“设计”， 给后世带来无穷灾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在谈到他未来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具体兰图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黔驴技穷了。这是必然的，因为那只是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谁也不可能为其开出一套周全的，实用的“处方”。但是，为了自己学说的完整性，马、恩不得不借助于曾被他斥之为“反动”、“保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拼凑成信口开河式的未本社会的兰图。概括地讲，大致是：

共产主义社会是产品经济，物质极端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考虑到这一目标短期难以实现，便将它分成“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低级（或初级）的阶段叫做社会主义，只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样就把所谓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变成真正的画饼了。

这个社会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由国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实即国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它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货币，不经过交换，而是实行直接的“等量劳动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剥削和被剥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实现这个目标呢？马、恩的说法似乎很简单，很容易，比如消灭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剥夺“剥夺者”（即有产者），来一场生产资料归公就行了。但实际上绝非如此简单，诸如公有化的具体形式，是全国统一国有化、还是分级分地区公有化；是实行全国统一分配还是分地区统一分配；公有化的企业由谁去管理，怎样监督才能避免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过去雇佣劳动者真正变成企业的真正主人；在企业一切活动按计划、指令执行的情况下，如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又如按劳分配，衡量个人労动量的具体方法和标准是什么，在没有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什么是“各取所需”，由谁来界定这种“所需”；在社会成员脑力、体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人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其中很多蕴含了复杂的矛盾。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这一切给出具体答案。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问题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的痼疾，也成了促使这些 囯家垮台或者”变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消灭一切形式的剝削，首先就必须找到一种绝对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先精确计算社会的劳动总量，确立总供给和总需求，保证两者总体平衡；然后计算每一个个人所能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借以确定他从全社会的劳动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产品和服务，使之既不受“剥削”，又不剥削他人。这个重任当然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但在一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国家，要进行这种精确计算，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难题呢？在马、恩的有关论述中，他们曾试图破解这个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请看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不表现为产品上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他作了各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你看他说得多么玄乎，多么轻巧！但几乎是以“不答作答”。你看，每个人的劳动直接就变成了“社会劳动”，不要经过交换，不要经过价值判定和换算，不需要货币，也不需要考虑各种流通环节，总之，不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全社会的产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上了。

然而谁都知道，社会上每个人的“劳动的量”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从事的具体劳动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取消了“社会劳动”和“价值”的概念，取消了统－的价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呢？马克思没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样指出“应该怎样”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试图解答这个难题，他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些产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原来恩格斯也没有什么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经验”，靠主观的判断。真是越说越玄乎了！在这里，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对一个村庄、一个生产队、或者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公社”；然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有千百万人口，千百种不同行业、产业，千万种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说；对于不断变幻的供给和需求来说，恩格斯这一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明显的在愚弄、糊弄大众。

实际上，别说是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钟运算一万亿次的计算机，也绝不可能把全国人民、全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精确计算出来，并使每个人的付出与获得完全相等。因为它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个人”， 是不断变幻的人的思想、行为。所以，这是个无解之题。

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说教如何去实施？所以，后来列宁也说：马、恩并没有给未来社会经济兰图作出具体设计，马克思不想制造经济“乌托邦”。而实际上列宁及其继任者们只能制造这种经济乌托邦。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尚可应付，一旦进入正常的经济建设，就发现没有货币、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经济”寸步难行。斯大林只好“变通”：“保留货币的形式即‘外壳’，只作为核算工具”。至于这样变通后，是否能保证“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在作了各种必须的社会扣除之后，刚好等于他给社会付出的劳动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最后它实际上执行的是－种比资本主义更为恶劣的“按权分配”的强制计划经济，这种制度窒息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原来宣扬的“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贫穷”，实行这一体制的国家无例外地变成了“短缺经济”。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经济乌托邦为什么也能维持了几十年之久呢？答案是：这种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众，官僚们反受其“益”。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只能忍受，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极权統治之下，他们不可能揭竿而起，他们没有选择，只有老老实充当奴隶。

但也 正是这个经济乌托邦，终究使它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行文至此，不觉想起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说得多么精准！而马克思主义恰恰与这个警告背道而驰，它将私人财产“公有化”，而将公权力变相“私有化”。坠入灾难之门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后，还应提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宣示的共产党一些基本政策主张和价值观，这些本属于公开的东西，但知道的人却很少。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这里仅择其－、二。

一是该文第二即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提到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的问题，《宣言》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笔者）这种可耻意图表示愤慨。”

那么，“共产党人” 是如何答复这种指责的呢？作者说：资产阶级叫喊“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 “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这样我们也就说明白了：“共产党人主张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

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则，他与女仆海伦通奸，使其成为自已的“性奴”，从精神和肉体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伦的劳动也就不用付给报酬了。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所为，个人的实践，还达不到在全社会实行公妻制的目的，因为其时马克思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列宁就不同了，他夺得了政权，在他领导所谓的“十月革命”中，－度实行了 “公妻”—— 在男女关系上推行“一杯水主义”， 形成了全社会的乱伦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训的领袖们也占染此风，掀起了“换妻、换夫”热潮（参见本书第二部延安整风章节）。又据说列宁本人也因淫乱无度染上性病（梅毒），成为促使他过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见，马氏和列氏不是个一般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的“革命家”，而是打着“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旗号、充满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当时欧洲各国视共产党为“幽灵”， 视共产主义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的问题。马、恩怎样回答呢？不答作答，他们写道：“工人沒有祖国。决不能剝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接着进－步強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意思是说，只有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才是最重要的，政权就是一切，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国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所以，后来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祖国，不承认自已的民族，他们都只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毛泽东就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祖国是苏联，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祖国”，当然也就不把“卖国”当作一回事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便要求他的第三国际成员，趁本国参战之机进行破坏捣乱，促使自己的国家战败，以便共产党乱中夺权。在中国，当1929年苏联发动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时，中共响应莫斯科的号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装保卫苏联”，原来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

还有如：宣言中说有人认为宗教、自由、正义、道德是“永恒真理”，“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马克思及其传人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都自觉地跟既有的人类文明对着干，逆历史潮流而动，绝对“废除”——而不是“革新”——人类的“道德”，并与“自由、正义”这些“永恆真理”势不两立。

仅仅从这些极不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了。

4. 马克思暴力社会主义的扭曲与发展：列宁主义

在中共的各种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称为“马列主义”，有意将两者混为一体，目的自然在于说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承和发展。而一般人亦不求甚解，把两者当作一回事。比较专业的著述则介绍了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当然都系正面的评价，说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主义的重大贡献云云。

其实，按照真正“正规” 的排序，马死后是恩，恩死后则是他亲自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人。伯氏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修正，这种修正其实是对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应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承传。后来的列宁，则从相反的一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一面加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为激进的布朗基主义靠拢，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结合的极左怪胎。

但是由于列宁后来夺得了俄国政权，便以国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输出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致使在后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宁主义被作为一种“主义”称呼，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一样，都是其政敌在论战中攻击它的一种贬义词，由此可见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者从来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后来他们的信徒将计就计，把它们当作正面的词义加以使用。

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它的传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中对它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氏的意思是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了，它已发展成了“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解释，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别疯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战争。列宁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帝国主义，它们为了争夺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市场，争夺殖民地，产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让，于是就发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列宁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观奌就是“修正”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且要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认为，这时的帝国主义已经不是铁板一块，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动革命并取得胜利，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不必考虑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

列宁的这一修正，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一来，共产主义革命就可以不是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推翻了社会发展必须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它在客观上把共产主义革命等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了，而这种改朝换代的结果，也就很难说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了。

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完全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 因此他所创立的“苏联”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国家”和“社会”，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认定。

其实不管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从事所谓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借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这个手段、策略必须为自己所用，为自已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俄国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还拿什么去号召、组织工农群众呢？所以，经过权衡，列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只要能夺取政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列宁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同一著作里，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了列宁主义的“精髓”：“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怎样才能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斯氏在这里亮出了列宁主义这一“底牌”， 也说出了一切追求专制独裁者的心声，这乃点睛之笔。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说出这一点，也是为自己日后继承列宁的位置，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的独裁统治制造舆论。果然，斯氏掌权之后，就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专制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说过，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应遵从“巴黎公社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参与“专政”的政党应代表无产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左、中、右各派），而且，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法官都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并有权监督他们，并可以随时弹劾和罢免他们。

然而，列宁在实践中却完全拋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他首先把无产阶级各党各派派共享的“专政”变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一派的专政。接着，很快又将“布尔什维克专政” 变成他个人的独裁，并且宣布：“个人独裁（应）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这样，马克思所说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员必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监督并可以弹核、罢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宁毫不犹豫地将官员的任免权变成他一人的专利，他一人随心所欲地独裁。列宁并且如此解释“专政”这一概念：“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釆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卷第216页、623页）

由此可见，所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虛晃的托词，列宁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一种为达到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目的的不择手段的极权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抛弃并加以篡改，它釆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做法，如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而是这样做更有利于其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它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更加恶劣的“君主制”（ 有人称之为“党主制”）。 后来，苏联及所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家”， 都遵行列宁这种模式，所以称其为“列宁主义国家”更为合适。。

列宁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继任的斯大林进一步发展、完善他的这一体制，使其变得更完善，更恶劣。

苏联垮台后，中共曾经宣传一种观点，说列宁选择斯大林作接班人是一个错误，而且在最后关头列宁察觉了这一错误，想加以纠正，故在临终前写下了一封遗嘱，要求在其死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中提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粗暴、专断、不善于团结同志，不适合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一职。这封遗嘱的原文未见公布，据说被斯大林扣下并烧掉了。当局宣扬的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后来苏联出现斯大林的专横暴政主要是列宁选错接班人所致。这就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如中共创始人、首任和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样：“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我们若不从制度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 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陈氏的点评可谓一针见血。就拿列宁遗嘱这件事来说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宁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领袖独裁制给打败了，因为新的总书记有权扣压他的遗嘱并把它给烧了！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看列宁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上一章中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不一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很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可以不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同时取得胜利，而是可以在一国内取得胜利。从而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质。

   关于这一点，上面己经说过了。经过列宁这一篡改，于是后来出现了如中国、北朝鲜、印支三国、古巴等－批更加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己沦为落后国家造反夺权的野心家蒙骗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则成了一小撮野心家实行独裁和恐怖统治的代名词。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起来辟谣，指斥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冒牌货！实际上，迄今为止，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没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没有过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

（二）修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是特指近代产业革命后的产业工人，并非是指一般的手工业工人或“穷人”。产业工人的特点是自己没有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同时又具备大生产所必须的技能和组织纪律性，是直接与资本家对应的人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特别说明他们所说的工人阶级不包括农民、城关市民；宣言中把农民、市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统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指其力图保留小私有制，并努力成为资产阶级——笔者）。《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专门辟出一小节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此类人。而对于穷人中的流氓无产者，马恩持更鄙夷的态度，说他们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宁出于实际的造反夺权需要，擅自把“无产阶级”的概念扩充为“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工农兵苏维埃专政”。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队伍”。这就使这场“革命”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在中国，因为产业工人更少，共产党的夺权战争，是一场完全的“农民战争”，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无产者”（参见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

其次，马氏的“无产阶級专政”是指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列宁完全背弃了这－原则，把它变成自己个人的独裁。又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建立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的任务除了镇压敌人反抗、保护政权以外，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政权的特殊使命是，要创造条件，逐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它自己的统治。

可是，列宁在夺得政权后，因为俄国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只得改提“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 后又攺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工兵农专政”等等。 虽然本质上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已经远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

据学者考证，“专政”一词始出自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马克思采用这一词语表明，他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一种过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废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然而，列宁为了给自己专制独裁制造理论根据，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里，以国家尚不具备消亡的条件为由，提出在整个由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加强，实际上把专政永久化。又由于列宁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党都消灭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成了－党（布尔什维克）专政。

一党专政刚刚巩固，列宁就又着手实施党内的领袖独裁制。他从改变党内选举制度开始，将原来由下至上的民主选举各级领导人，改变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党内民主被废除。然后，他利用原来的肃反组织“契卡”，作为对付党内、外的异见分子和政敌的特务组织，“契卡”后来发展成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为斯大林剪除异己、实行个人独裁的的恐怖组织和斯氏个人的专政工具。

在国家学说方面，列宁主义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本色，列宁公开宣称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就是用于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这是赤裸裸对启蒙思想家关于国家“契约性质”的践踏和倒退，甚至连封建帝王的“奉天承运”、“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为首的少数政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此外－切都是伪装和欺骗。  

3. 杜撰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疯狂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

早在1916年，列宁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文。列宁所称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他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成了“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进入了“无产阶段革命的前夜”。他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段立即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将这个“垂死的”、“万恶的”帝国主义送进坟墓。

列宁编造出“帝国主义”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之后，随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专事向各国“输出革命”， 统一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造反夺权活动。可是，它的扩张首先在欧洲碰壁，共产党在德国、匈牙利等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终失败。现实使列宁及其继承者认识到：暴力共产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市场。于是迅速转变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将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作为它扩张、渗透重点的决定，中国则成了首选。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这一战略转移是“正确的”、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贫困、落后、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才有市场。而这一事实也恰好证明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扶持一小撮苏共的走狗在贫穷落后、传統统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变相复辟君主制，达到将苏联建成世界共产党超级帝国的目的。

从理论上考察，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更是一派胡言。如今－百年过去了，这个“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语）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比过去更好，更加生机勃勃，并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行解体、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卫星国，殖民地也树倒猢狲散，连同它们的主子一起加入到“资本主义阵营”中去了。

“列宁主义”还用得着批驳吗？！

（四）提出并实行了一套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党建理论，将共产党改造成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超级暴力、黑恶组织。

列宁的布尔什维党（后改称苏联共产党）的母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是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政党。布党从其中分裂出来后，列宁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与极权主义相适应的黑恶组织性质，如建立铁的纪律，实际上能进不能出，活着进去，死着出来；领袖独裁，高度集权，党员必须无条件效忠党的领袖；建立严密的全党监控系统，实行特务统治。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将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实行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共产党垄断全国的政治、経济和意识形态，还变成为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对全民实行监控的超级特务组织。这－切后来都被推广到所有苏式共产党国家中去。

领袖专制独裁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党内矛盾和斗争，于是，残酷的“路线斗争”连綿不断，内部清洗、屠杀成为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殊“风景线”，并被所有共产党囯家所仿效。

（五）创造了在落后国家中进行俄式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理论”， 即首先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骗民众，笼络人心，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

列宁的这一策略非常成功，从此，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号，骗取本国人民的支持，待到夺权成功，立即変脸，宣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接着又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策略首先在中国运用成功，并被毛泽东加以发展，成为中共夺权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法宝。所以，列宁及其继承者，实为超级的“政治诈骗集团”。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是比早期马克思主义更加暴力、更悪劣的极权主义。

最后，探索一下列宁主义的渊源。笔者认为，列宁主义除了发展了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的之外，还受到法国早期激进和冒险主义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与之结合。布朗基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却是个狂热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实干家，曾多次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未执行），一生大半时间在牢狱度过。布朗基也赞同共产主义，但他褪去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套烦琐的、骗人的“哲学”外衣。他说得干脆、直接，不加掩饰。他认为只要能夺得政权，不管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管社会处于何种阶段，通过暴力专政，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专政”，不过他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骗人的幌子。他明确宣称，革命和专政都是靠少数革命家去实现的事！你看，除了没有马克思主义那套繁琐骗人理论之外，其他与列宁主义如出一辙。由于布朗基否认了马克思主义那套“理论”， 所以被马、恩及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严加攻击，树为“敌人”。其实两者本是孪生兄弟。到了列宁，他在实际上与布朗基合流，但他学布朗基主义只做不说，主要是因为布氏说话太直白了。列宁还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些适合劳苦大众口味的东西，对民众更具欺骗性。

关于布朗基主义，恩格斯在晚年对其有一段极中肯的评语，恩格斯指出：“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现实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或几个人的专政。” 这与几十年后列宁的“革命”多么吻合。

不过，就个人品格来说，列宁以及其后的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却远远不能与布朗基相提并论，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诳语，不骗人；他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传统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当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一年（1880年）还办了一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爷》的报纸。

与一心想当新沙皇，当当今秦始皇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附一：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义”

随着前苏联的瓦解，历史挡案的解密，一些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当局刻意隐瞒、歪曲的历史亊件，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所谓“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一。

一、所谓“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读过书的人无不受到这样的教育：是苏联共产党发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则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誉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

然而，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原来这也是一场骗局。

真正的情况是，“十月革命”不是一次推翻沙皇俄国帝制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已经在俄国各个革命党派联合行动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策划的一场对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军事政变”，是列宁排除其他革命政党、独占革命成果的一次阴谋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个革命政党的联合行动，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而是主动退位，成就了这一结束帝制的伟大革命。所以这位沙皇被称为“赤诚的爱国者”。沙皇退位后由国家杜马（议会）选举出了－个委员会执行过渡政府的职能，以便筹备召开制宪会议，选举正式政府。这个委员会就是史称的临时政府。所以，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全俄各党各派都参加的立宪会议。在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各政党中占绝对优势，而俄国社会革命党则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经过初步磋商，各党各派大致同意这一主张。如果这一进程不被破坏，革命后的俄国无疑将是－个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二月革命时列宁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临时政府后立即指示他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羽不要支持它，同时要立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准备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临时政府接管政权后，俄国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对德国的战争，同时，采取措施进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开了党禁，释放政治犯等。但制宪会议的筹备工作却进展缓慢，各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满意。临时政府改换了五届，但立宪会议仍未能举行。

列宁于4月从瑞士回到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动推翻临时政府。当年7月，列宁制造了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七月事变”， 但以失败告终。临时政府公布了列宁叛国投敌（徳国）的大批证据，被作为“俄奸”通辑。列宁无法在国内立足，再次逃亡国外。此后列宁主要在国外从事筹集政变所需资金、武器的活动，准备武力夺权。

由于其他革命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也不满意，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了几个政党策划推翻临时政府，但是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各党派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军事委员会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最大比例，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

俄历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晚，军事委员会发动了对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突然袭击。此时临时政府的军队在前线与德军作战，临时政府首脑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临时政府本来就不是巩固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也没有继续执政的意愿，也想就此把政权交还给各个革命党派，因此进攻冬宫几乎没有受到抵抗。守卫冬宫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学校的学生，士官生们并没有进行抵抗，因为他们也愿意临时政府下台，以便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正式的国家政权。实际守卫冬宫的只有一支几十人的妇女，但她们也无心、无力抵抗。攻击冬宫的工人赤卫队、红水兵也是军事委员会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但冬宫卫队队长主动打开了宫门，他们便一拥而入，大批看热闹的市民、流民跟在赤卫队、红水兵后面也蜂涌进入冬宫，形同一场闹剧。所以，随后“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当晚发表的“公告”中称：“攻占冬宫之夜”“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列宁是在事发之后才赶回来的，他事后也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取一根羽毛－样。”

轻易就取得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胜利，当晚，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以便由立宪会议决定俄国的未来。

然而，列宁却在紧张策划独占革命成果的阴谋。为了麻痹其他党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开立宪会议。但实际上则釆取步骤，将其他革命党派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不久，临时权力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换成布尔什维克的人马，继而又強行撤销了苏维挨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然后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际上一切权力被转移到布尓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

下一步，列宁的如意算盘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进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如果他的布党能够获得立宪会议的多数，便可“和平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否则，便取消立宪会议，以武力实行政变，夺取政权。

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在顺利进行中，几千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列宁以为，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的这次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布党肯定会获得多数，届时就可以按他的意愿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是：全部707个议席中，布尔什维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对手社会革命党获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维克获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个民族政党获86席，其余分属各个小团体。

列宁党的惨败，反映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对暴力社会主义的唾弃，对建立民主宪政国家的一致认同。这时，列宁唯一能做的是阻止立宪会议的召开，他召回了布党制宪会议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开制宪会议，他转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会就可开会。结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让会议如期举行。

这时列宁己决定使出他的最后招数：以武力武力驱散制宪会议。他事先在会议召开地塔夫利达宫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还事先拟好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只等会议开始便立刻采取行动。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列宁在会上立即发表“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随后便召来大批武装士兵，強行驱赶与会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范，他们硬顶软磨，直到到次日凌晨才被全部驱走。列宁这一野蛮行径引发了全城工人、学生、市民的强烈抗议和示威游行。老羞成怒的列宁早有准备，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对示威游行者实行武力镇压。顿时，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笼罩全城。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被扼杀、葬送了。一个比沙皇专制十倍、残暴百倍的政权上台了。

由此可见，所谓“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政变的产物。

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拥有武力优势，拥有強大的武装力量呢？除了布党历来重视武装斗争之外，主要是列宁靠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向其交战敌国德国交換得来。列宁长期在国外流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列宁便认定乱中夺权的时机已到，他向各交战国的共产党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加紧武装起义和捣乱，以便促使本国政府战败，趁乱夺取政权。但是这一“卖国” 号召， 受到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抵制。列宁只好在俄国身体力行，他不惜与正在与俄国交战的敌国德国政府勾结，许以在俄国制造内乱，廹使沙皇政府退出战争，并促使其垮台，由布尔什维克党乱中夺权，掌权后，与德国缔结和约，并向德国割地赔款。以此换取德国对他援助足够的金钱，购买武器弹药，建立武装，作为在国内发动暴乱夺权的资本。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批准了这一交易，向列宁提供5000万金马克（约合900吨黃金）的援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资本。列宁靠了这笔资本，组织起了强大的雇佣军，终于夺取了俄国政权。

在这场可耻的交易中，列宁充当了德国间谍。俄国临时政府侦察到了列宁的叛国活动，在列宁组织“七月事变”失败后，临时政府便在报纸上公开了列宁的叛国罪证，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宁。同时，列宁还与敌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尔其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肮脏交易。

列宁的“革命”成功了，德国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宁兑现承诺。双方开展了谈判。德国要求俄国割让15万平方公里国土，外加30亿卢布“偿还”德国。不料这一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领导层的反对，眼看列宁无法兑现承诺，德国政府恼羞成怒，向列宁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俄方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下令向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军亊进攻。双方开战了……最后，为了保住刚刚建立的苏維埃政权，列宁以辞职、退党相威胁，终于廹使俄共（布）中央勉强同意与对方妥胁。可是，这时徳国将赔偿的价码提高到了60亿卢布，割让的面积也要进一步扩大。列宁无可选择，只好全部满足对方的条件。于是于1918年3月苏德边境的俄方小镇布列斯特，苏俄与徳国及其盟友签订了苏俄退出战争，向德国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60亿卢布的条约，即“布列斯特和约”。实即－个最大的卖国条约。

不过幸运的是，9个月以后，徳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在一战中战败投降。苏俄趁机废除了这个条约，收回了大部分割让的国土，但其卖国行径已经镌刻在俄国的历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历史真相，也是列宁这个俄国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真面目。

列宁用武力扼杀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以后，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引发风起云拥的叛乱。即使如原来同情列宁和布党的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忍不住泪水在当天愤怒地写下了《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一文，将这一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高氏发出绝望的呐喊：

“列宁党用他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变的事实，并证明自己的政权是靠流血从沙皇手中得来的，列宁和斯大林等在其后大肆编造“十月革命”的神话和谎言，说冬宫当时有二千余名士兵驻守，攻占冬宫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打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等等。并命令伪造了大量文学、影视作品，向人们灌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而对自己通过军亊政变夺取各个革命政党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杀立宪会议于血泊中的罪行则严密封锁，用谎言强行代替了真实的历史。

列宁及其布党1月5日政变夺权成功后，全国各地随即爆发了广泛的示威游行和起义、暴动，均遭到血腥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着便演变成全国性内战，并引来了国际干涉。这就是后来苏共宣传的外国帝国主义对苏俄革命的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由来。

由于苏共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一期间的历史真相被长久歪曲、隐瞒、篡改，掩没。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下面摘引几则俄罗斯的解密挡案，听听当时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以窥见当时俄国之真实情况。

下面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对奉命前来镇圧的红军发出的文告：

“……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廹吗? 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你们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见《炎黄春秋》1912年第6期第87页署名左凤荣的文章。）

下面是一个喀琅施塔得－位市民写给亲戚的信：“我们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闻就是天天发生暴动，因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饱，可又不能用钱买，警察到处撵人，不让随便做买卖；市民杀死了4个警察，现在暴动闹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水兵也在闹暴动。人们都希望允许自由贸易，看样子春天就要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因为这里所有水兵和红军战士都不想要公社，他们高喊：‘打倒公社，让我们自由生活。”（同上第88页）

－个红军司令部电工梅利曼发表退党声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亊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一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页）

－个女教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党声明：“我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一切为了人民’ 这句口号的圣洁和美好而深深感染，于1920年2月成为俄共预备党员，然而就在有人对和平居民、对我深爱着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个孩子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刻，我想到我可能被当作那些滥杀无辜者的同谋，因此我从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起，便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共预备党员了。”（同上第91页）

－个机械工希舍洛娃的退党声明：“我请求不要把我视为俄共党员，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员就是一帮暴徒。他们就象凶残的野兽那样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恨不得吸干人民的鲜血。”（同上第92页）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残暴地镇圧下去了。这期间，列宁还背信弃义，下令将当年主动退位、让出政权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佣人、厨子全部杀个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一切靠暴力、阴谋、欺骗手段上台的独裁政权，都要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斯大林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宣传的历史都是虚假的，伪造的。暴力恐怖和谎言愚民是－切极权政权不可或缺的两翼。

第二、一切极权政权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肮脏历史，和不能见诸阳光的真相，因为它只能靠这些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

第三、俄国人民，以及后来不断被列宁、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决不是主动选择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可奈何的顺从。

第四、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左右一切、改变一切，这就是社会实现，也是人类的悲剧。列宁就是靠着优势的武力，靠着被愚弄和被胁廹的民众充当他的炮灰和工具，将俄国各民主革命政党和民众的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建立并维持了他的赤色帝国长达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从人类总的历史发展趋向来看，向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方向迈进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七十四年后，苏联这个庞大的、曾经不可一世的赤色帝国终于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关于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另一位魔王级人物，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建立什么“主义”， 是后人和他的政敌帮他总结出了一个“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主义”，他自己以及苏共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只是强调斯大林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伟大领袖。这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斯氏的马列主义“正宗”传人的形象。不过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也确实谈不上什么“主义”，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斯氏在理论上确实谈不上有什么建树、更无体系，“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套极权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的大杂烩而已。但是，作为列宁的继承者和长期统治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独裁者，他总还是有一些自己特色的东西的。据后来他的政敌铁托的概括：“斯大林主义”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主义和暴力专政，经济上是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和专制统治，国际关系上是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主义。这虽不全面，但大概不错。一句话，斯大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创建者、统治者。

虽然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与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在实践方面也确实发展了列宁主义。它的主要“贡献”有：

1. 通过残忍、丑恶、卑鄙的党内斗争，完成了由苏共党内高层集体专政到斯氏个人独裁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斯氏发动的内部大清洗的肃反运动，其高潮是斯氏一手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

  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面临着新的权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强的狠毒和狡诈，运用极其残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敌，建立了较列宁更为专制、更为残暴的个人独裁统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敌、最终死于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这里顺便说明，托氏本身也是个极左派，他与斯氏之争，完全是狗咬狗的内部权力之争），曾指责斯大林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笔者以为，这真是太贬低斯氏了，照实说，不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其他法西斯头子，他们都没有资格与斯大林相提并论。举个浅显的例子，希氏执政之初，由其密友，纳粹“二把手”戈林亲自导演了一出“国会纵火案”，目的是嫁祸给当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头、共产国际西欧局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季氏当作“纵火犯”惩办。于是准备了半年多，由帝国法院在莱比锡搞了场公开大审判。但结果却一败涂地，季氏趁法庭辩护之机大肆攻击纳粹当局，宣扬共产主义。最后季氏被无罪释放，还被引渡去苏联。希特勒当局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颜面尽失。

你看法西斯头子多么笨拙！多么无能！这么一件“小事” 都办砸了，毫无疑问，如果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里，恐怕100个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认罪，自愿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国的国会纵火案刚刚过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几场“国际大审判”，被审判的都是驰名世界的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苏联的“建国元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惊人的大罪，如叛国、谋杀斯大林、充当外国间谍、破坏苏联工业和国防……等等，其中任何一项指控都足以判处死刑。可这些曾经多次上过沙皇俄国的法庭，对法律一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论家、雄辩家却无一人为自己作无罪或轻罪辩护，相反，他们都当场痛彻地忏悔自己、辱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并对伟大英明的斯大林赞不绝口，恳切要求处死自己，以赎罪于万一……。乍一看，这些人仿佛在演戏、背台词。但这一切是真的，他们由衷地愿意赴死，愿意以死谢罪，而且他们真的都被处决了……

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加给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招供的罪状也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可事情就是这样奇妙，这些人宁愿背着这些莫须有的黑锅去做冤死鬼，而且还对加害他们的人大唱赞歌。可这就是斯大林！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实说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做到两点就行了：一是折磨得这些人但求速死（后来这些犯人出庭都经过整容、休养、以还其“人样”）；二是以其本人认罪赴死换取其子女家属的生存，否则斩尽杀绝。试想“犯人”们该怎样选择呢？受尽酷刑折磨，对他们来说，“死”其实是最奢侈的要求了（这一点，也许只有在在中国的文革中被处死的人可解其中奥妙）。总之，斯大林轻易地就演出了那场完美的大戏，战果辉惶，据后来披露，大肃反之前的1934年，参加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或死于狱中；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枪毙。从1935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六年半中，全苏联在肃反中约有2000万人受到各种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在被处决者之中，有2万名是肃反运动执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灭口”的一群

所以，相对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来，只有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堪与斯氏比肩了。

（二）经济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战略，使苏联成为“短缺经济”的始作俑者。

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师列宁更“左”。当年列宁曾被迫实行过退却性的“新经济政策”（这类似中国1961年后刘少奇等人收拾大跃进残局而采取的“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渡过难关后，斯氏便全面恢复了单一的国有和集体农庄经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斯氏将全国最精锐的人、财、物集中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和强化军队，农业和轻工业等人民生活必须品的投入被一再压缩，廹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过着勒紧裤带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须品全面短缺、限量供应的现象，这种现象后被称作“短缺经济”，成为一切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斯大林理所当然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样样都短缺的苏联当然不存在这种危机。于是，斯氏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在全球制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还制造了很多反映苏联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视文学作品，向世界宣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实际上，单是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就有七十万农民因为反抗被屠杀或死于流放地。自然，这一切都是苏联倒台后才被揭露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建立并強化了等级特权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按权分配”，统治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成为新的贵族。

斯大林所作所为，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全面仿效。

（三）穷兵黩武，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大力扩张殖民地和卫星国。

向全球推广“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提出的口号。因此共产党政权天生具有侵略、扩张性。列宁按照这一原则，在1919年初立国未稳之际就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苏联向外扩张的前线指挥部。接着进军蒙古，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和殖民地。最后，让最初只有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苏联的最终扩展至16个。还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种子”。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又因祸得“福”，在盟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援下（苏联因此欠下美国三百亿美元的债，战后只归还给美国3亿美元），苏军在反击德军的过程中，将东欧八个国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为自己的“属国”兼殖民地。还在东亚扶植、帮助中国、北朝鲜以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大大增強了共产党世界的实力，凑成了庞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随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身份开展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争霸战，将全世界拖进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岁月。

（四）将“专政”扩展到文化、教育、学术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开“全面专政”之先河。

在列宁掌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全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严格监控。1918年普列汉诺夫就指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面对指责，列宁在1920年12月10日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时对此答复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接班以后，出于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言论、思想的控制。他第一个“改造”的对象就是史学界，按照“党性原则”重塑历史，要求史学要“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即完全为政治服务。开了篡改、歪曲历史之先河

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史学界的问题以后，斯大林以同样的方法，将矛头转向新闻出版和文艺界，明确提出新闻和人文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为此，他对所有人文科学界进行了整顿，大肆焚烧那些被认为是“毒害和腐蚀人民灵魂的‘反动图书’”。断绝这些领域所有的专家学者与外国的联系，使他们完全生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与此同时，大批知识分子被从自己的专业岗位调离，对有不满和反抗者则实施逮捕、判刑、流放。

综观上述，斯大林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对列宁主义确实所有发展、完善，使之更加恶劣、残暴。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说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主义是符合实际的。斯氏的另一开创性“贡献”，是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开展长期针鋒相对的斗争，向全世界宣扬、传播、渗透、推广列宁式的共产主义、

我们在论述斯大林主义时，总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因是这一切全都被毛泽东搬到中国来了。当然，毛还有更多创造发展。

附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

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鉴于前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一味作出“极左”的解释，便以其所掌握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后来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流派。其研究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证、注释；二是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复其在新时代的“活力”云云。苏联瓦解崩溃后，这种研究减少了，但仍有继续。

应该指出，以上这些倡导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大多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对于对主流派的“异见者”。 他们原来多是共产党的高官、要员，因受到当权者排斥退出政坛，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总的说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世界潮流明显抵触的一些成分，使它变得“温和”、“人道”一些，让它为新时代所兼容。所以他们的共同之点主要是反对被列宁、斯大林无限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来，国内也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有的学者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鉴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传灌输的毒害，重新审视、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蓝图，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涵，还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本来面目。

如果仅从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与后来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暴君、恶棍如斯大林、毛泽东们混为一谈。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却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没有明确、专门解释这种专政制度的具体方式、内涵，但从其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专政与后来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所作所为存在巨大差别甚至背道而驰。

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指阶级的、集体的专政，而不是一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这是它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根本性区别。

马克思在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托而撰写的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总结宣言《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赞扬，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预演”。为此我们就可以认为，巴黎公社的专政模式就是马克思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那么，“巴黎公社专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工人阶级的集体、联合专政，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单独专政。当时，巴黎公社中有众多的革命党派、团体，它们各自代表一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虽然他们在总体上都拥护社会主义，但其具体的政纲和政策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其中一派，此外还有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其中蒲鲁东派就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倾向无政府主义，所以又称为公社中的“反对派”。可就是这个反对派，在公社65名委员中占据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各个派别的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它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各个工人政党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执政形式，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赞扬，这就说明，这种由各类工人政党形成的工人阶级“整体”联合执政的方式，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 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这等于阐明了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和内涵。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对公社制定的一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则的概称，它充满了民主精神，马克思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原则”贯穿其始终的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保证人民即公社社员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权利不被侵犯和虚化；二是取消官员特权，保证官员的清廉并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改变原来国家机器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领导人手里。具体点说主要是：

实行选民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公社委员和其他公职人员一律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其任职期限，定期改选。同时把人民的选举权和监督、弹劾权结合起来，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官员选民有权随时弹劾、罢免和撤换；

废除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内部适当拉开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而过去法国政府的部长年薪可达26万法郎）；

把警察和军队变成直接对人民负责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警察，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武装。马克思一贯认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柱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则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马克思赞扬说，公社制度“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

这样，如果我们把它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对比，他们的骗子嘴脸就暴露无遗了：列宁等实行的是百分之百的一党专政，而且最后都转变为领袖个人独裁；共产党国家不管是国家领导人或党内领导人，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民主直选、普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等级特权制，在党内党外都实行恐怖的警察、特务统治，如此等等。可以说，与巴黎公社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则、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公社便垮台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后果，也就无从知晓、无从置评了。不过，马克思此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无容置疑的。

还有一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员、工人出身的诗人鲍狄仁·欧仁写下了著名的、热血沸腾的《国际歌》歌词，其中的名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已”。 这首诗被谱曲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号角，这表明马克思对它的肯定、赞扬。可见，公社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国家、新制度，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绝对不可能设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的 “皇帝”“皇权”统治。由此也就可见，其后出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变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背叛。

（二）、在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经对他们早年提出共产主义学说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长期以来被当局有意掩盖了。因此，必须给予恢复和从新认定。

最先是，由于股份制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意识到“改变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夺的办法，股份制可以解决资本私有跟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把私有、“共有”两种所有制融为一体，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明确指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扬弃……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与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达的结果是一个必须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和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这样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此产生必须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理论给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给推翻了。

《资本论》第2、第3卷是经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对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民主政体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选举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同时，资本家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有了长进，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出现。更重要的是，议会民主制不断健全，工人政党为实现自已的政纲，通过参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了议会的第二大党……，这一切，促使恩格斯对自已过去的理论和行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国选举》一文中，他不得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只剩下开展合法斗争的道路。”在《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文中他更明确地说：“工人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取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成独立政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争得议会。” 实际上，第二国际也主要从事罢工和议会斗争。

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晚年对他自己早年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不足和错误，已经了然于心。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合法的议会斗争不仅赞同，而且认为这在其他国家也有普遍意义。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这就表明，恩格斯此时已承认他与马克思原来所认定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实际上是代表全民多数人意志的“公民政府”；既如此，这种政府也就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原来关于国家性质的学说，动摇了（或推翻了）只有通过暴力手段砸碎旧有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这样，恩格斯就明确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凯泽尔等人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的观点。从而抛弃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反对以暴力方式实现两种社会更替的观点。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他在为再版马克思在40多年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再次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即《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暴力方法——笔者），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式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他们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认当年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鼓吹的武装革命方式“只是一个幻想”。他们鼓吹的以暴力夺权的革命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己成为现实的可能。

不过，这并不表明恩格斯己经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在写于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恩格斯提醒道：“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已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就 在上述“导言”中，恩格斯也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说，他只是认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工人阶级政党就可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与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路线完全一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夺取政权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但是，实际的可能则是，只要放弃暴力夺权而改行合法斗争，暴力马克思主义就必将被抛弃，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必然融入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之中。第二国际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总的说，由于恩格斯较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确、更彻底些，他还说了一些对他与马克思的早年理论带有反省、总结性质的话，如：“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你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见，虽然他还有没有完全放弃、认输，但与《共产党宣言》中那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气相比，已经明显地“软”下来了，底气不足了。

根据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审视，对照前面我们曾经批判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笔者以为：

第一、我们在前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那是针对早年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列宁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版”，经过马、恩自己的“修正”，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暴力夺权为唯一道路的观点，这就为它的整体“变质”提供了可能性。后来列宁出于个人野心，有意隐瞒、掩盖最终版马克思主义，恰好表现了列宁－派心朮不正，实际上他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已建立新的专制独裁王朝服务。

第二、从实际看，马克思主义后来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世人认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经过列宁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主要得力于列宁及其建立的苏联国家政权。

第三、马、恩本人在对他们早年的“主义”作出了修正，但没有完全放弃其原来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于《共产党宣言》这本早期马克思主义提纲挈领的著作，马、恩后来一再声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还重申：“《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后恩格斯一个人写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这一观点。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写于他临终前5个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氏同时也维护他原先的一些观点，如：“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总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又严厉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一些人的“绝对守法”，“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策略”。就是说，他在肯定合法斗争的同时，仍然不放弃暴力斗争，坚持这种两手策略，更没有放弃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标。

为什么马、恩晚年发现他们早年创立的“主义”有严重失误，却又不明确放弃、或明确加以改变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于，他们晚年的新认识只是一种觉醒的开始，尚不成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发展，后事难料，不可能给出结论性的答案。而他们早年创造的理论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他们显然不愿意由自己去扼杀这个“亲生子”。只好任由后人去理解、去实践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马、恩都能再活一、二十年，他们必定要对自己早年的“主义”作出明确、重要的修正，或许作根本性的改正。

总括起来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建立、脱胎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建立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这一角度说，苏联、中国等列宁牌的社会主义都是冒牌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再出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的荒谬，错误，它完全是一股历史逆流。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明确废弃马克思主义，向着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并轨，是当今一切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必然、唯一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