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二)

令支奇

第三章训政时期知识人生存形态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1928-1949年）

第一节作为宪政民主过渡的训政阶段

北伐战争胜利后的1928年，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通过并实施《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此为国民党以党代政、以党治国之正式开始。193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则在法律意义上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蒋介石的以武力为后盾的独裁体制正是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框架内形成的。抗战爆发前的南京政府时期，虽然筹备国民大会和制宪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并于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但该文件的最终文稿否定了初稿中主张的国家行政权在行政院的内阁制，却赋予总统众多的权力，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个人专权提供了宪法根据。然而，国民党毕竟以最终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为其公开政治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治国只能是完成训政任务、以为走向宪政的过渡性手段；且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权和民主宪政目标，常常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处于尴尬、矛盾、备受攻击的境地。八年抗战时期大后方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皆以结束党治、践行民主为实质内容。成立于1941年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刚刚面世即公布体现其政治主张的十大纲领，其中第二条即“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之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第六条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第八条为“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第九条强调在党治结束下“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等等。

抗战胜利后举行的有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目标即在结束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拟定了修改宪草、召开国大、改组政府、确定共同纲领、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议题。经过艰难讨论，五项议题均有重要成果。宪草修改方面，试图改变被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孙中山权能分治学说及其政治设计，变有形国大为无形国大（实即废除孙文倡议的国民大会制，而实行大选制度），建设体现三权分立原则的议会制政府体系，并就此达成共识。在改组政府方面，达成了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的协议，国民党在国民政府40名委员中居半数，其余半数由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之。

在力主宪政改革的中国人看来，这应该是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契机和起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不同，彼此互不信任，又都握有重兵，武力争雄的中国传统政治逻辑最终代替了理性谈判、协商和妥协的逻辑，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结果变成为一纸空文。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南京。蒋中正受到江浙尤其上海企业界支持，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1928年6月3日奉军撤离北京

北伐军光复北京北洋军阀部队乘列车撤退

6月3日，孙传芳通电下野，6月4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军（或苏联特工）炸死

1928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举行，决定训政时期预计至1935年完成。

第二节文化隔阂与城乡断层

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这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民国的头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也顾及不上社会的自主发展。19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一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最后，一度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被战争所彻底摧毁。

1932年“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际，胡适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其中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就可解释。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却出现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文化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有机的联系。

　　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晚清以后，大量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文化、心理乃至联系上的疏离。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和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隔隔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由于学校和传媒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

　　1938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上海的知识分子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密切的关系。以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1920－1930年代，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地方名流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有限的同盟，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国共之间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软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其产生的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着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与政治相隔离。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中人，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第三节知识分子的人格类型

在一个阶级矛盾、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过度政治化。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力量在减弱。到1940年代，抗日战争和战后的国共内战，全然摧毁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失去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不得不进行政治选择，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无奈地宣告终结。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撒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一方面失去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个奇迹，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最终倒塌。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仅一年时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某些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新闻记者黄远生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来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

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许纪霖先生（1987）将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和外围内方；依附人格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特立独行 鲁迅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

外圆内方 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在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苦句。

帮忙奴才 南京政府法制局长王世杰、蒋介石的“文胆” 陈布雷就是这类。从政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资格，堕落为替统治阶级帮忙的奴才。

帮闲文人 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像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经不起中国“宪法之父”的名誉诱惑而自毁人格。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身居朝外，但心已离庙堂不远，为了一己私利，哪还顾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

游世之魂 不少有治平理想的知识分子一旦政坛失意便退入学界，如历史学家陈垣。林语堂也是很典型的例子，办《语丝》时期，他曾跟随鲁迅“先除文妖、再打军阀”，“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大革命失败后，林为血腥吓破了胆：“头颅只有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

人格、观念和社会结构，仿佛是互相耦合的三位一体，现实社会就是个体选择合力的产物。人的选择不仅取决于观念的理性品格，也同时受人格的意志品格支配。因此，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人本身——不仅是观念的更新，还在于人格的变革。知识分子是社会改造的精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它的思想面貌和精神风格影响着历史的现实和未来。随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自我反思的深入，也许终有一天历史的主题中将出现个性解放的时代旋律?

一二九运动

1935年一二九运动

第四节被操纵的学生运动与民权保障同盟

1927年初，許德珩回國後，找到自己北大的老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以及老朋友惲代英等，講述自己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追求，還向組織上正式提出入黨申請。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許德珩又大力宣傳抗日救亡，講演時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曾被國民黨憲兵逮捕。担任教授之後，許德珩一直支持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在北平時他為此曾被捕。營救他出獄的楊杏佛隨後又被國民黨特務在街上暗殺。許德珩卻不顧危險，繼續奔走，遊行時也同學生走在一起。

许德珩到張家口支持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回到北平後，又根據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要求，推動學生髮起「一二九運動」，學生遊行時，他同妻子勞君展一起在寒風中走在前面，衣服被警察的水龍噴透而結冰。全面抗戰爆發後，許德珩奔走於大後方，以社會知名人士身份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會上他怒斥汪精衛等投降派，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為民主人士的旗幟。

1935年12月9日， "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随之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它充分体现民意，对逼迫南京政府向抗日方面转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代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黎照寰、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陳彬和、胡愈之、魯迅、史沫特萊、吳漢祺、林衆可、郭慰然、周建人、王造時、胡適、許德珩、蔣夢麟、李濟之、馬幼漁、成舍我等一批中外著名知識份子和社會賢達組成，宋慶齡宣佈該組織的任務有三條：1、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物件是大量的無名囚犯。2、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它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佈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3、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然而，因爲民權保障同盟內的核心人物的極左傾向，在國內政治鬥爭風雲變幻的大環境中，不幸捲入“顛覆政權”的秘密活動（涉及到國民黨元老蔡元培與第三黨鄧演達、十九路軍陳銘樞的三角聯盟，以及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並且很快發生開除該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的暗箱陰謀，從而造成北平分會連同整個同盟的分裂和瓦解。在其重要成員楊杏佛被槍殺後，“曇花一現的民權保障同盟旋即煙消雲散”。

張耀杰的《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一书，在重新發現和理清這段歷史後指出：“中國民權運動的第一同盟，本身就是一個見不得陽光的既自相矛盾又自欺欺人的民權怪胎，比起既黑幕重重又深不可測的藍衣社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要更加複雜也更加黑暗”。对此，张伟国评论道：“我堅信，耀杰兄正本清源的努力，有助於我們真正看清楚中國知識份子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和那幾個被神化的知識份子領袖人物的本來面目。中國知識份子唯有正視自身的弊病，恢復獨立之操守，才有可能重新挺起被打斷的脊梁骨，進而重塑中國社會的良知。也唯有如此，中國人權事業才能走出萬劫不覆的困境。”

1932年在北平時，面對國民黨憲兵、特務到處抓人、殺人形成的白色恐怖，許德珩又向地下黨秘密提出加入共产黨申請。黨組織都鼓勵他追求進步，不過鑒於他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其他原因，認為他還是留在黨外為好。1936年秋，北平地下黨有人去陝北，許德珩得知後便買来一些火腿、懷表和布鞋帶給老友毛澤東。11月初，毛澤東回信說：「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在嚴峻的鬥爭中，黨組織長期把許德珩視為黨外同志。

1945年9月3日，許德珩召集在重慶的科技、教育和文化界人士，舉行民主科學座談會，正式成立「九三座談會」。同月，他們夫婦又到重慶紅岩村與五四時期的舊友毛澤東會面，得到鼓勵後，把座談會發展成政治性組織九三學社，成為一个民主黨派。1946年，許德珩回北京大學再任教授，把九三學社中央遷到北京，積極支持和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群众民主運動。

我们不难看出，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之后，许德珩选择了共产阵营一边，但在世人面前，却要以“民主人士”姿态出现。

1948年3月，北京大學發生學潮時，國民黨青年軍在紅樓對面架起機槍，並開來鐵甲車準備鎮壓。此時，正在家養病的許德珩得知後，馬上抱病趕來向學生髮表講演，鼓勵學生起來革命，激起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在「團結就是力量」的雄壯歌聲中，學生們簇擁在他周圍，保護他在槍口下安全離開會場。

何家栋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钟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份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 “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黄河清先生（2007）指出，“一二‧九”学生运动实际是在中共操控下发动的。在中共党史上，它是很重要的一页。在中华民族以及抗日历史上，国共两党对它则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学人眼里，它又是另一番景象。历史学家余英时在《重寻胡适历程》中对“一二‧九”运动的考证和论述，作为局外人与局内人何家栋的看法相映成趣：1935年的“一二‧九”在关键的方面，断然不同于1919年的五四。正如傅斯年在1946年时所作的回忆：“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然而，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运动，今天我们知道，一切新启蒙运动，它也是由共产党地下基层组织细密策划与执行的。根据北方局党书记高文华的第一手记述：“学生动乱在‘一二‧九’运动中达到高潮。我们在北方局里支持且领导了此一爱国运动。赵升阳、柯庆施、陈伯达等同志为党中央的领导。公开场合的直接领导人，则包括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此外，1935年，在“一二‧九”示威运动中被描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的学生领袖陆璀，在她纪念这一事件六十周年宣传文集中，公开承认，她那时在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指挥下工作。明显地，被巧妙策划来相互奥援的这两场运动——“一二‧九”与新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免让人联想到狭义的五四（1919年的学生示威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胡适于新潮社所谓的“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二‧九”与新启蒙运动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局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因此说前者是“1919年学生运动的目标直接延续和实现”，而后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杰作。当时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尽早爆发，学生们沸腾的爱国热忱，自然首先成为这一新策略的突破点。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党员及其组织，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黄河清在《如何评价“一二‧九” —何家栋余英时歧见浅析》中深刻地指出：晚年的何家栋醒悟了。他说：我们的党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党。但何家栋诸先贤最终没能走出忠党的窠臼。就是因为他们始终纠缠在这么个怪圈中：这个党的理论主义思想原本是好的正确的益世的完美的，只是被毛泽东篡改了歪曲了糟蹋了变质了，应该寻求恢复原本正确的党的理论主义思想。列宁主义不对，斯大林是暴君，毛泽东思想反动，但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的还是好的。这是他们坚决坚持的底线。他们对毛泽东离心，但对党不离德。他们将毛泽东和共产党剥离，以便自慰与证实忠于党是对的，是忠主义忠思想忠道统，而不是忠于领袖的个人崇拜。于是，“第二种忠诚”的发现和存在应运而生。他们没有完全走出来。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思想！哪怕是如胡适认准了的泊来思想，他们也未确立。这不仅是何家栋诸先贤的局限，也是当今全体中国知识人的局限。

昆明学生游行

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惨案。中共策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导致了四人死亡的流血事件。

1946年1月23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多项，主要有宪法草案：关于民国二十五年五五宪法草案，最初协议组织宪法审议委员会，名额35人，由协商会议各方推举5人，另公推会外专家10人，以两个月为完成时间，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国民大会如有必要时，得将修正案提交协商会议协商。

蒋主席在政协会议致开幕词政协会场

中共在1945年曾这样痛批国民党（网络图片）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人民文化水准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对藉口中国人民文化水准太低，企图拖延实行民主的观点再次进行批驳。

7月11日晚，民盟昆明负责人、反蒋激进人士李公朴教授遭到暗杀。四天后，另一位民盟昆明负责人闻一多教授，主持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檄文“最后的演讲”。随之，闻一多教授也令人震惊的遭到暗杀，死在自己家门口数步之远。

　1946年上海举行的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大会会场门前的情景

李、闻二人均为留美学者，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我们对中国的改观》，把整个事件诠释为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指责国民政府违反自由民主精神。他把蒋介石勾勒成冷血独裁者，并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不久，美国便停止对华贷款谈判，同时，数个合作项目，如延续租借法案、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培训海军等，也不了了之。一九四八年，美国如梦方醒，恢复了援助，然而国民党政府早已逆势难转。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到底遭谁暗杀的呢？案情有太的多版本。中共曾经一直宣传的版本，笼统地称国民党特务是暗杀凶手，但其证据自相矛盾，叙述更是杂乱无章。另一个版本是，行凶者是两个下级宪兵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他们当时属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编制。此版本似乎为多数人所接收，认为国民政府与暗杀无关。另外，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记载：当时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暗杀事件，命令立即调查。再一个版本，也是最为扑朔迷离的版本，推测李公朴、闻一多死于中共之手。总之，李、闻暗杀案让国民政府成为最大的输家，不但失去美国的援助，而且让不少民盟成员投入中共的怀抱。而中共则一口咬定蒋介石杀人，利用民盟和青年学生的盲目冲动，最终搞垮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