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十五章

王哲

十五

彭真是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的当日，同林彪、陈毅、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一起，被毛钦点上山的1。也许这个时候，毛就已经决然要料理彭大将军了。虽然具体想法也许尚未成形。但对于毛这等有雄才大略、更刀光剑影中磨砺出来的政治家来说，做一个人就像烧一道菜，必要的程序、佐料和火候总是不可欠缺的。于是就有了将彭的信批示讨论，就有了被钦点者的上山入围，就有了几个人的碰头、小型会议和个别谈话，包括贯穿其中的小组讨论会，而最终就会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认识。

其实自毛把彭的信批示印发与会者讨论伊始，就等于把彭架在火上“开烤”了。三国时曹操见孙权来信劝他当皇帝，对他的属下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文革中毛泽东针对让他当国家主席，也向大家说了同样的话。当然，曹操自己说要做周文王，而毛当时已然是居炉火上的“万岁”了，只是不想让别人亦“居炉火上”与之比肩罢了，此是后话。那“开烤”最需要什么呢？很简单——柴禾。之前单独谈话的林彪，被毛视为“上好柴禾”，现在的彭真，毛亦如视。

在毛看来，彭真既是“刘山头”第一干将，刘少奇对彭德怀历史上的积怨（主要有二：一是延安整风；二是高饶事件），也就是他彭真的积怨，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嘛；还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喊他“万岁”的人2；更是说话做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狠角色”。毛现在急需这样的“急先锋”。

所以毛一见到彭真，就直截了当地说：关于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讲话的性质，我和少奇、恩来沟通过，基本是右倾无疑的了。具体我就不多说了，想必你也是同感。你也清楚，彭德怀今天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长时间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他在延安整风和在高饶事件中的表现，最有代表性。本来这些情况由当时负责这些工作的少奇讲最合适，但少奇同彭德怀的矛盾，大家基本都了解。这个时候少奇讲得太多，会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影响会议的效果。所以你要当仁不让代表少奇同志，当然也是代表我们正确的思想、正义的事业，针锋相对地去反击、去痛击彭德怀、张闻天他们的右倾思潮。回去后你可以找少奇同志好好聊聊，让乔木帮着好好归纳一下，张闻天可是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的。不过我是一向主张“打蛇打七寸”，我们只要抓住要害，三十分钟足矣。

彭真解放前曾有较长一段时间在白区工作，头脑反应一向灵敏。毛这番话的用意，彭真心里非常明白。于是接过毛的话说：请主席放心！彭德怀这个人，上次高饶反革命集团，就让他漏网了，这次我们要老账新账一块算，要彻底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否则我们党永远不得安宁，也难以团结起来。他们现在趁着我们的革命工作遇到点挫折困难，就以为时机到了，猖狂地攻击我们，比那些党外的右派们还厉害、还可恶。“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倒很适于现在。

毛泽东闻听此言说到：你这个说得太对了，“物必先自腐而后虫入之”！《红楼梦》里的探春说过，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可惜我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还不如封建社会的一个小姐！

彭真听罢叹了口气说：主席，我听说伯达、乔木、家英等几个人，也跟着彭德怀、张闻天他们几个人的调子转，是这样吗？

毛夹着烟的手摆了摆说：几个书生，不过是一时的糊涂罢了。等忙过这几天，再跟他们谈也不迟。

7月29日一早，毛泽东又找来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关于这次谈话，《黄克诚自述》中说：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讲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几乎争论了半辈子。我又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呢？我在湖南工作多年，和湖南负责的同志多见了几次面、多谈了几次话，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如何谈起呢？周小舟也就“湖南集团”的提法，说有压力，希望能与澄清。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把话讲透。又说，可能是有点误会。还说，和你们几个湖南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之后主席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次谈话，尽管主席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不感到压力。即使我们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3

谈完话出来，李锐遇见田家英，将与毛谈得比较轻松的情况告诉了他。田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4。应该说还是田更深刻地了解毛。文革前夕，1965年11月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的职务，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行前面见毛泽东后，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5。果不其然，后来这几个人的际遇，除了周惠，因涉入的浅、检讨得好，被毛施恩外，剩下的死的死（周小舟）、关的关（黄克诚）、判的判（李锐），令人唏嘘。

毛的性格是反抗性格，毛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的路线是群众路线，毛的思想是大国思想，毛的政治是权力政治。正如林彪给毛总结的：他最担心就是在开会表决时得不到多数票。所以毛遇到反对派，尤其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走所谓群众路线，先开小会及个别谈话，争取或胁迫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时挖对方的墙角，最大限度的孤立对方。之前的遵义会议是这样（就是因为担心自己在政治局里不能获得多数票，而鼓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将与会人员扩大到军团指挥者，因为毛在军队中的威信，且军队方面又对当时军事指挥失败的中央领导博古、李德等人极为不满），之后为了对付林彪也是如此，不过缘于当时林彪接班人的身份，比对付彭时又多两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挖墙脚、掺沙子、抛石头。颇似程咬金的“三板斧”。

也正是7月29日这一天，毛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解决两件事：一改指标（降低一些指标）；二路线问题，即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而改指标这项工作，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就可以开会去做了，所以八届八中全会主要就是或者说就是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彭德怀不是第一个被解决的元帅，第一个是刘伯承，而且与彭还有很大干系。1958年的全军“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源自于当时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发起于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高潮于当时的最终裁决者毛泽东。

说起毛泽东、彭德怀与刘伯承的恩怨，就要回溯到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毛、林、彭等人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和恼怒。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由于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就这样刘伯承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也最终给毛、彭、林等人的心里，留下极大的阴影，而对于一生最背运之时的毛来说，更无异于是“落井下石”。这也是后来一俟新中国成立，深深了解毛的刘伯承毅然辞去本兼各职，远离权力中心、跑去办学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抗战期间，刘伯承对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肯定了其成绩的同时，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其缺点，特别是指出其过早暴露了我方的真实实力。在彭刘二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上，无疑又添加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牺牲，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也是抗美援朝中最大的失败。而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作为主帅的彭德怀，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曾指责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不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言下之意，无须赘述；结怨之深，可见一斑。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因为对一些条例不满意，越级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调查组。在看过调查组的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其后开始了清算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潮，及至1958年5月开始的军委会议上达到高峰。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刘伯承，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展，委曲求全并就此退出军界、淡离政坛。

有人认为这是彭德怀“挟私报复”。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以近乎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时，毛对彭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刘伯承），一个发了转业费（粟裕），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一句话，“四两拨千斤”般地全部转嫁给了已是百口难辨的彭德怀。

历史毕竟是历史。萧克将军《回忆录》中的一个“注”，或许可以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回忆录》提到1978年11月总政发出改变萧克1958年结论的通知说，“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萧克在“借机整人”后面加了一个注：“恐怕彭、林都是踩着锣鼓点跳的”。究竟彭、林是踩着“谁”的锣鼓点跳？萧将军所指，不言而喻。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文革结束后，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通过总政治部找到萧克，对萧克转达了彭德怀的遗言：“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而萧克也早已原谅了这位心直口快、耿介一生的老首长。“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后话。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乃恒言。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全部彻底予以平反。也就是说从1981年邓小平就任军委主席，开始把控军政大权，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邓并没有为他的老战友平反。二人的关系到底如何？颇为耐人寻味，亦似乎有迹可循。

什么是历史，“史”就是史实，是不以人们意志、好恶为转移操控的事实。而“历”，是历经，是事情发生、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人智、物质物态等随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也会随之而异。于是为上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中者，左顾右盼，见风使舵；为下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故有其历，方有其史。其历善者其史善，其历恶者其史恶，其历正者其史正，其历反者其史反。写史者，当由其善而逆还其善，由其恶而逆还其恶，由其正而逆还其正，由其反而逆还其反。虽逆还于善或善中有恶，虽逆还于恶或恶中有善，虽逆还于正或正中有反，虽逆还于反或反中有正。然善莫过其恶，终为恶；正莫过其反，终为反。反之亦然，此何足赘乎？！若问善恶正反，谁与评判，惟民意民情民心，而非官豢之言、官制之笔、官载之文。民意取于一事，民情取于一时，民心取于一世。故失民意者，则失一事；失民情者，则失一时；失民心者，则失一世。而事事相接，便为一时；时时相续，便为一世，此何足道哉？！

注释：

1 林蕴晖：《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题为《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2 苏维民：2010年6月9日《宁夏网》，题为《彭真：解放后坐牢9年半，是我  

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

3 《黄克诚自述》：第308页。

4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5 苏维民：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文。

十六

毛通过一系列会议及谈话，确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等人的问题后，为了进一步凿实彭的错误及深挖其根源，以便能自圆其说且更有说服力。毛泽东于7月30日和8月1日，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