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其反人类罪（第五章）

季鹏

渊源和超越：毛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手段

及其基本执政理念

  从毛泽东的人生軌迹看，1949年10月1日，毛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可说是毛泽东事业的最高峰。此后他不论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史冊”成就可言，反而是负面的东西居多。在内政方面，除了以残忍的杀戮实行铁腕统治赢得暴虐的名声之外，在建设方面总的说是一塌糊涂，所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窒息了经济活力，实际上是倒行逆施（到了邓小平执政全都“拨乱反正”改回来了）；“大跃进”弄得民穷财尽，饿死人四千万，实为亘古未见之恶政；十年文革，血流成河，政治动乱不堪，经済基本破产，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与这些“政绩”比较起来其他一些所谓成绩也就不堪一提了。外交方面，先是与美国斗，继之与苏联斗，还想充当“第三世界”领袖，机关算尽，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不得不联合“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 反对“最亲密的苏联老大哥”。总之，在和平建设方面毛得零分，结果使中国远远落后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事实证明毛只是造反夺权，搞破坏、耍阴谋、弄权朮方面的“天才”， 建设方面确是白痴。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章篇中具体展开论述。在本章，我们只简单探索一下前期毛主义的成功奥秘，包括毛靠什么夺得他的“革命”胜利，又如何将他许诺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变成中共一党专政，以及掌权后毛的基本的执政理念等等。

1. 向传统农民战争学习造反夺权

毛泽东曾经因为创造了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夺权模式（即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毛式革命道路”）而获得广泛赞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但实际上， 毛自己更加清楚，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因此他曾坦言中共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当代“农民战争“，他只是加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新元素、新标签而已。所以，毛的胜利，主要是向传统农民战争学习的结果。

1944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部打进北京，将明代最后一个皇帝赶出紫禁城、却又不旋踵地被赶出北京城走向穷途的三百周年“忌日”。左翼文人（实为共产党员）郭沫若为此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试图总结李氏成败得失教训。毛看到此文，立即号召他的部属都来学习，目的是要大家都记取李自成的经验教训。毛以李自成的继承者自居不言自明。

1949年3月，毛共胜利在望，在他即将率领他的班子进北京“坐龙庭” 前夕，毛又不忘告诫他的战友、部下，说此次进京是去“赶考”，意即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过好“执政”关，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龙椅尚未坐热就被人赶下台，造成功亏一篑，遗恨千古……

向历代农民造反者学习，是毛共在造反夺权阶段的基本功课，也是毛主义最主要的内涵之一。学习什么呢？首先是如何把人口最多的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次是如何把散慢的农民变成－支有战斗力的造反队伍。三是借鉴传统农民造反“啸聚山林”， 在统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然后由农村逐步向城市推进，最终夺取帝国首都。这后来被称之为 “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 的毛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其实简单，没有什么神奇，因为中国历史上一切由民间、草根阶层发动的起义、造反者都是走的这条路子，除了宫廷政变或统治集团内部倾扎之外，民间造反总是由小而大、由远而近，由乡村而城镇逐步夺取旧政权的心脏。这也像剝笋子一样，总是由外到里一层层剝去，最后才将其“核心”拿下。

但是这条不起眼的战畧在当时却被鼓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因为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军事政变模式的夺取政权道路，被视为了不起的、破天荒的伟大成功。其实这是“穿新鞋走旧路”，中国历代造反成功者都走的这条道路。问题主要在于那条“十月革命道路”并不具普遍意义。据现在已解密资料，所谓十月革命实际是一次革命阵营中的“政变”， 即，这个阵营已经夺得了沙皇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只是作为这个阵营中一员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又玩弄阴谋诡计，趁其他党派不提防之机发动军事政变，从其他革命党派中夺取了政权，独占了革命成果，实行一党专政。这种情況显然是非常特殊的，并不具普遍悥义（在道义上则更是受到鄙视的）。后来列宁、斯大林把这一模式搬到中国，试图直接从“盟友”国民党手中夺权，但却遭到了失败（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七篇有关章节）。可是苏共和它培养的中国信徒们仍不死心，仍然想效法苏共，以夺取大中城市为突破口、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结果一败再败。

毛比起那些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同事高明一点，他更爱从中国历史上造反事件中借鉴经验，从中国现实中寻求出路。他拉起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到荒远的、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岗山占山为王，为后来中共建起了一块安身之地。这是他沒有去莫斯科接受培训的好处。

但是在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毛主要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主观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不想攻打大城市，而是打不下，没办法。毛共后来走由农村发展壮大之路，均是为形势所迫，并不是毛的主观设计。实事求是地讲，毛的成功除了时代大背景的“赐与”（如日本侵华，二战爆发，苏军进占我国东北）。从主观上讲，则得益于他高明的骗术和厚黑本领，即玩弄两面三刀、翻云覆雨、瞒天过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等权术，骗过了蒋介石、骗过了美国人，甚至骗过了斯大林，最终骗了全中国老百姓。这是他比他其他人、包括他的对手国民党以及历史上农民造反领袖高明的地方。

前面讲到，学习历代农民造反的经验，首先是如何将占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广大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然后将这些涣散的小生产者、自由散漫惯了的小民训练成为为造反夺权冲锋陷、视死如归的战士、炮灰。应该说，毛在这两方面都是很成功的，这是他后来成功的基础。

在旧时中国，任何人想造反、改朝换代，都不能离开农民的参与，因为农民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离开了农民，任何造反的宏图大计都是一句空话。而要将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出“均贫富、等贵贱、平分土地”，“替天行道”等口号，因为任何时代农民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农村中总是富人少，穷人占绝对多数。穷人忌妒富人，想变成富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杀了富人，夺取其财产归自己。所以“劫（杀）富济贫” 的口号最易为穷人所接受。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谋图“大业”的人物在起事之初，几乎都打出这些口号，冲着这口号，就有大批“穷则思变”或“走投无路”的穷哥们投奔你的旗下，从陈胜、吳广，赤眉、绿林、瓦岗寨、梁山泊，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如此。

毛泽东自幼喜读造反小说，这一套早己滥熟于心，自然要有样学样。这时他又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真传，把“杀富济贫”演绎成阶级斗争，搞共产主义“革命”，把造反夺权说成是为“穷人打天下”、“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共产党的办法比传统农民造反更高明，也更毒辣，它每到一地，先将人们“划分阶级”、“定成分”， 以便分出“敌、我、友”。然后鼔动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穷人的“阶级仇恨”，教唆他们搞“阶级斗争”，让他们去尽情地凌辱、杀戮相对富有的“阶级敌人”，以及原政权的人员，占有其财产，瓜分其土地 ，这就叫做“土地革命” 或“土地改革”。土改完成了,“阶级”之间的血海深仇也形成了，那些参与抢掠、杀人的穷人没有退路了，只得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去“保卫胜利果实”，参加“共产革命”。

以上基本上是苏俄共产党教给的办法，并不是毛的新创。但是毛运用得出神入化，还有所发展，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讲到。

总之，第一步，不用花钱的招兵买马就完成了。

但是这种杀富济贫的办法也不能久用，因为没有那么多“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可供打劫杀戮，所以要扩大军队，夺取政权，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建立让民众最大限度参加共军（红军、解放军），支援战争的机制。这个任务也很快完成了，那就是毛和他的战友创建的大大小小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这是一种军政、军民一体化的政权组织形式，能将“苏区”内所有人员、物资乃至自然资源都投入造反战争。这就是毛后来说的 “人民战争”体制。

在战争动员和政权建设方面，毛除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之外，也向历史上农民造反者学习。比如，太平天国就创造了有效的“全民皆兵”体制。史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先是将尚未逃走的全体民众不论男女老幼悉数招集开会，“讲道理”，讲完“道理”后便悉数收入军中，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小孩设专人管理。一家人甚至一群人互相担保，但凡有一人犯“法”则互受株连。复又在其控制区实行“守土乡官制”：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军帅即乡官，－军即为－乡，按上述共计13156家，每家出一兵，共有兵士13156人。乡官平时管民政，战时即为军事长官。如战争中损员太多，就不断递补，直至全民参战。军、民一体，一人犯“法”，全家株连。谁敢不听令？所以，据说太平军作战非常勇敢、不怕死。（按：此法虽为古法，但历代并未实行。后来太平军控制的地盘极不稳定，此法亦无法推行。）

毛泽东深研此道，将其发展为“人民战争”体制。毛的办法更绝、更高明。他不搞军民一体的“乡官制”，军队专业化对作战更为有利。但他同样能将全体人民紧紧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办法也很简单，将控制地全部人民严密组织起来，加入各种“委员会”或“小组”，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而地方党诅织在战时归军队的“前委”（前敌委员会) 统一领导、指挥。这样，全体民众就变成军队的一部分了。只要看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州会战）的情况你就知道这种体制的威力，那次战役中毛共投入军队50多万，而它动员支前的民工却达543万！即十倍于军队。谁能动员十倍于正规军的民兵、民工乃至妇女儿童参战呢，恐怕除了共产党，谁也做不到。

共产党不但能动员十倍民工上战场，还能让他们个个争先、人人听令，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完成任务。这又有什么窍诀呢？这就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奥妙了。它先来一个“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当做“鸡”宰杀给猴子——农民们看，就没有人敢不听“党”的话了。接下去，每个村庄设立十几个“委员会”， 诸如“支前委员会”，“扩军委员会”，“肃反委员会” 等等，每个人被十几条绳索牢牢捆住，绳头则攥在“党”组织的手里。头头们只要说一声“革命的、跟党走！”就没有人敢落后，人们宁愿累死、甚至被敌人打死，也不愿充当“阶级敌人”，不愿受到共产党的怀疑，于是，人人争先恐后……

在将农民训练成战士方面，毛共主要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部队均设军、政“双首长”制，使之相互监督，还设有专门的政治部专门监管官兵的思想、行动。毛在这方面还有创建，这就是所谓“把共产党支部设在连上”， 在全体战士中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每三人小组由一党员统领，这就等于有三分之一的“督战队”， 一人管俩，非常有效。此外，还设有士兵委员会、诉苦会、上政治课，阶级教育课，竞争火线入党等等……总之，一旦入伍，你还能不听命,不卖命吗！

不过，传统农民造反还有其最基本的一招，那就是放纵兵士尽情地烧杀奸淫、抢掠、以满足他们复仇的愿望和造反的快感, 让其得到造反的实惠，并以此激起对造反头领的感恩和忠诚。综观历代所有有关农民暴动的正史、野史、见闻实录，无不充斥着这些基本元素，但凡造反兵锋所至，如狂飚卷地，玉石俱焚；烧杀奸淫，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末日疯狂是一般军队所不可能比拟的，因为这些都是亡命之徒，他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明天”，只能快意于眼前，所以被称为“匪”。当然也有例外，就是这些暴乱造反领袖一旦有了成功的希望，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会整顿军纪，约束部属，把自己装扮成一支“王者之师”，黄巢、李闯都曾经这样做过。

毛泽东自然也娴塾此道。当然，他绝不会承认他的队伍也经历了这一阶段。不过，共产党被称为“长毛”、“ 赤匪”却是抹不掉的亊，有地方史志和父老口传，当时老百姓一闻“长毛”到来，无不为之色变，盖因其烧杀之惨烈即使不是“史无前例”， 也不会比它的前辈逊色。就是今天中共自己人的�S著作中，也不乏这种记载，如，在所谓“秋收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所作的《两湖暴动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杀戮反革命官兵！”“ 屠杀反动官吏！” 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中提出的口号就是六个字：“杀！杀！杀！”“烧! 烧！烧！”不但杀敌人，杀一切“反革命”，也要把“小资产者” 农民的家产烧光、抢光，使其变成“无产者”， 廹使他们参加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烧杀太过疯狂、太过残忍，在湘南暴动中，反而引起农民起来大杀共产党，湘南几个中共县委书记就这样被农民杀了。后来靠了朱德引兵赶去紧急镇压才得以平息。

至于毛在井冈山打家劫舍，搞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留下具体的文字记载不多（有也被毁了），但点滴记录也够触目惊心：1930年9月毛率部攻占吉安，在占据吉安县城的45天之中，杀戮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一万五千人以上！每天杀人数百，杀人布告贴满了全城，层层叠叠，陈陈相因。把个小小县城杀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又如，在所谓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毛部俘获了国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先以铁丝穿其手心、勒其口，断其舌，在受尽酷刑后再“点天灯”（ 洪秀全发明的一种酷刑，将人剖肚，以人油点灯使其慢慢死去），然后割下张的头颅盛于木盒，让其漂流至“白区”以示威。

再如，在 三＋年代初中共发起的肃反、“打AB团” 运动中，总计诛杀“自已人” 达十万之众，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运动中用刑和杀戮的酷毒程度，令人不忍卒闻，本书另有章节专门论及，此处不赘。

毛共胜利以后，组织大批御用文人撰写各类文章和文艺作品，大肆宣扬当年的“共军”如何纪律严明，是深得人心的“仁义之师”。笔者相信，这种“紀律严明”的时候是有的，那就是在毛共临近“得天下” 的时候，而不是在“争天下” 的时候。当年黄巢初进长安，不但队伍整齐，秋毫无犯，见到欢迎的人群，“贼众竞投物遗人”，“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黄巢建政后，立即颁行“大赦”。比毛还“仁慈”得多。可同是这支队伍，打了败仗被赶出长安之后，却以将人舂为薤粉为食，将人杀作为“军粮”闻名于世。

大陆著名女作家池莉在走访井冈山时记载了一件事，一位缺了牙齿的当年“暴动队员”对来访者说：毛委员在暴动前给他们作动员说：打到城里去，我保证人人吃好穿好，每人娶一个城里的姑娘当老婆……美好的目标让穷小子们热血沸腾，于是就参加红军，上战场。（池莉：《不谈享乐》）这里露了一点点马脚。

又据地方志记载，一次，毛的红军打下永新县城后，国民党又来围攻，于是下令撤离。撤离前的红军士兵四处抢掠，与土匪毫无二致，有的则抓紧逛“窑子”（妓院），有的直接破门而入强奸民女。当时就有人指责毛的队伍“流氓”太多，匪气太盛。毛只得承认他的队伍流氓是“骨干”，但他说唯有流氓“作战勇敢”，所以打仗还得靠他们（见毛：《井冈山的斗争》）。可以想象一下，流氓拿了枪以后会干什么？这支队伍的性质、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专门靠挑动阶级斗争起家的“党”，一支公开打出“杀富济贫”口号的军队，一个以抢劫（共产）为职志的团伙，它能不干出“出格”的事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团伙夺得了江山，成了气候，于是就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一贯的“仁义之师”，这个神话除了编造者之外，恐怕很难令有头脑的人相信。可惜，事实上有很多人中国人相信，这个除了智商的因素之外，恐怕就是“成则成王败则寇” 的观念在作祟：人家胜利了，自然是对的了，“一白遮百丑” 嘛。刘邦、朱元璋不都成了“圣上”吗！

二、破解“联合政府”难题，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

终于胜利了，“天下”就要到手了。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也按照共产党的党纲党章，“革命成功”后无疑要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王国；而按毛个人的“理想”，则要建成由他一人独裁的王朝。他早年就以诗词的形式吐露心曲：“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之风流人物者，毛之自谓也。可见其早已萌生要当帝皇的野心，足见此人原非善类。

当看到夺权有望，毛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建立共产党－党专政的国家，将其他盟友抛弃或作为敌人消灭之。1947年11月30日，毛就夺得政权后的建国模式致电请示斯大林，就提出了自己的这－设想（见下文）。要知道，毛当时作出这－决定，提出这一设想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因为他早在抗战初期就公开地、反复地向向他的同盟者——各“民主党派、团体”、 各界人士承诺：革命成功将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由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而如今，言犹在耳，墨汁未干，现在居然就准备全部推翻之，翻脸不认账了。可以想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痞气”， 要有多厚的“脸皮”，然而毛举重若轻，处之泰然，似乎小事一桩。

也许斯大林觉得毛的这个戏法变得太大了，太快了；也许斯氏要考验一下毛的专政能力，所以他并没认可毛的这个打算。他没有立即回复，直到次年即1948年4月20日才回复，这也说明斯氏对此事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斯氏回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与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的文章《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及其注释）

斯大林的意见对于中共来说不啻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毛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屈从“大老板”的意志。于是，中共的开国政体：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就这么决定了。由此也就可见，建国后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和“联合政府”其实不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斯大林的恩赐。不过，中国那些民主党派虽然托斯大林之福，在毛政权里分得一杯羮，但也只是迁延到1954年第一届全囯人大会议，之后就成了纯粹的摆设了。

斯大林算是给毛出了个难题：既要吸收这么多“民主党派”和“中间阶层”代表人士进入政府，又要充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有些麻烦，弄不好还可能出乱子，让斯大林在一边看笑话。本来，毛泽东完全有理由反驳：为什么你的苏联就不保留一些“中间阶层”的政党和势力呢？难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就没有其他“革命党”？社会上就没有“中间阶层”？可是你早就把它们消灭得一干二净，搞起干净利落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带刺的“包袱”让我继续背着？……毛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斯大林报复他、为难他，因为多年来他与斯大林有些杯葛，这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可是他仍然无法公开抗拒大老扳的指示，连不满都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说到底此事还更应该怪自己：那些年不正是他自己－再打出“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 的旗号吗？不正是靠着这两张牌才赢得了 “民心”、获得了“第三者” 的支持吗？谁叫自己那时说得那么言之凿凿呢！所以，斯大林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斯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这是为毛和中共着想，是为了维护毛和中共最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信誉。毛泽东别旡选择，不得不按大老板的意旨办，喝下这杯自酿的苦酒。

不过，斯大林也许低估毛泽东了，他抛出的这个难题，怎能难倒毛呢，最多只能制造一点点麻烦罢了。因为中共不乏这方面的经验，在抗战时期它就搞过一次“三三制”（即在中共根据地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左倾进步分子、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虽然那一次的统战对象只是一些“开明士绅” 即土财主，比较容易对付，但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是打着“联合执政” 的幌子、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之实罢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毛泽东干的可多了，可谓驾轻就熟。再往大一点说，中共有过两次与国民党“合作”亦即“统战”的经验，对付有枪杆子的国民党尚且不在话下，难道还在乎这些赤手空拳的“民主党派” 吗？

不过，毛也不敢掉以轻心。自从得了斯大林的“御批”之后，毛就立即行动起来，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做准备，以保证将来的事态朝着自己的计划发展。

毛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先对“民主党派”和相关人士进行拉拢控制，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自己的傀儡。

1948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 此前国民党刚刚召开完国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首届总统。毛决定借机搞一大的统战动作，一来为了与国民党抗争；二来为了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一举将民主党派、第三种势力纳入中共的囊中，为未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打好基础。

经过策划，毛在4月30日发布了－个“五一节口号”，其核心内容是公开提出督请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行动起来，与中共共同成立－个谋划未来“民主新中国”的协商机构（即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口号的第五条云：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常委沈钧儒，提出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提议在哈尔滨召开，时间在秋季，并提议由民革、民盟、中共三家于月内发表－个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此前，中国的“民主党派”因为其反政府的左倾立场，与国民党关系逐渐恶化，直至1947年10月被国民政府明令取缔。至此，它们也就无可选择地只能投向中共了。毛抓住这一机遇将他们经由香港“请”到了自己的“解放区”，表面上说是让他们来与中共共同协商建国大业，实际上将这些人变成了“人质”，置于中共直接控制之下。到了这个地步，那些已成“人质” 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只能听从毛和中共的摆布了。他们都表示积极响应中共“民主建国” 的号召。同年11月2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成立筹委会及其人选等事项。在中共催促下，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55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建国事宜。算是正式确认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被邻导”的关系。

这一看似不经心之举，实际上成了套在这些民主党派头上的“紧箍咒”， 那－纸协议后来成了这些党派的“买身契”，因为从此，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成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也成了中共操控、指挥这些党派的合法依据。此后只要这些人中有人对中共的政策、行为稍有不满或者有所质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名正言顺” 地斥责：接受中共的领导，是你们自己提出的，签过字的，白纸黑字，想抵赖吗？……偶尔毛“猴性”大发、得意忘形之时，还会对他的这些“猎物”们揶揄一番：你们已经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了！没有退路了，还想下船吗，哈哈！......这时，这些党派的头头们就只有尴尬和苦笑了。

猎物既己到手，之后，毛便逐步对自己原来的“统战政策”进行“修正”，在毛共胜利的前夕，毛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了“工农联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而与民族资产阶级（毛已经划定民主党派充作“民族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的联盟 “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后来又提出：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基本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则是阶段性的、相对的。紧接着，毛便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他认为不太老实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派给予了毁灭性打击！运动后期毛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是“中间阶级”，“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变成“中国内部主要矛盾”。这样，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与中共就已处在“敌我矛盾”的位置，毛随时都可宣布他们为“敌对阶级”而对其实行“专政”。此时，提心吊胆寻求自保尚且不暇的民主党派头头们，谁还敢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呢！

当然也有不识时务，对共产党言而无信、翻云复雨的行径不满者。还在毛共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就有民主党派中的“右倾分子”对共产党能否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持怀疑态度。“中间道路”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东荪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的主张。对于这种对共产党“领导”说三道四、心怀不轨的反动分子，毛决定立即“变脸”， 对其实行“专政”， 以儆效尤。不久，张东荪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先遭到批斗，接着便以“美国特务”的罪名逮捕。

当时人们以为张被捕只是他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知张东荪获罪的主要原因此，主要的、真实原因是：在第一届全国政协选举国家主席的投票中，在全部567名委员中出现了唯一一张对毛泽东的反对票。毛的特务很快查明这一票为张东荪所投。不久，张东荪就被批斗了，而且罪名不断升级，由“思想罪”最后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大牢。后來虽然放了他，但从此成为毛的“准阶级敌人”、严密监控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毛重新记起张东荪这“一箭之仇”，张的全家终于大祸临头。1968年1月，年已82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捕，此后五年中家人不知他的下落，直到1973年死在秦城监狱才通知家属。张妻受株连曾遭关押一年。随后，身为北大名教授的大儿子也被捕关在秦城监狱，在长期关押中被逼疯。从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为中共服务的二儿子则于1969年自杀身亡。两个孙子分别被判16年、15年的重刑。祖孙三代家破人亡。

张东荪资格比毛老，学问比毛高，是－位借鉴西洋思想创建了自已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名教授，曾被蒋介石延为座上宾却不买蒋的账，宁愿冒险与中共合作。后来在中共“和平解放北平”中，张以中间人身份在中共与傅作义之间进行斡旋，卓有成效，曾被毛泽东称为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人”。可谁知，这位共产党的功臣，不旋踪成了罪犯。

树立了这样一个反面“榜样”，民主党派大小头目便都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

虽然各民主党派表面上都“老实”听话了，但是毛对他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接纳他们进入“新政协”和“联合政府” 时，他设立了几道防护堤：

第一道是对进入“新政协”和政府机构的各个党派和领导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看看他们历史上是否有“反共”言行。要保证这些进入政协和政府的党派邻导人对共产党忠心不二，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构成任何威胁。中共的统战部门对这些党派及领导人进行了认真调査、排队，将他们分为左、中、右三等，然后采取拉拢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对它们分别处置。当时，中国的小政党众多，经过审查，中共以“成分复杂”、“组织不纯”为由取消了相当一部分党派的“统战资格”，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等，这些党派有的只准许其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有的则被指令“自行解散”，或并入其他党团。还有一些被认定为“性质反动”的党派，如光复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则被坚决取缔，领导人被投入监狱。经过这番甄别处置以后，允许进入新政协的除中共和其外围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外，尚剩有“民革”等11个“民主党派”，算是取得了合法的参政资格，允许其进入政协。

但在第一届第一次政协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再次对这些进入政协的民主党派进行了清理整顿，最后只保留现在的8个实际上己成了“中共分部”的所谓“民主党派”。

第二道防护堤是保证共产党人在政协和政府机构中的绝对多数，并占据主要领导职位。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概述了这方面的总情况，报告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共134人，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名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连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都要向苏共和斯大林报告，中苏两党的关系的实质可见一斑。）

对进入政府的非中共人员的审查就更严了，目的是既要保住“联合政府”这块牌子，又要保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毛的办法首先是保证进入政府任职的非中共人员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其次，政府中的关键职位全由共产党员垄断。安排的结果是：第一届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非中共人士占了3个；政务院（国务院前身）4位副总理有两位非中共党员；政务院所属的部、会、院、署、行的93名正副负责人中，非中共人士42名，占45%。这是《人民日报》最初的说法，后经查证，很多“民主人士”其实是“秘密共产党员”，如郭沫若、沙千里、胡愈之、周建人等，进－步核实后，中共方面62人，占66.67%，非中共31人，占33.33%。）

其中几个关键部门如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等部的正副部长全是中共党员。（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和该刊2009期第9期胡泊的《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

但是，即使是这种安排，毛仍担心“大权旁落”，担心个别非中共人士不听使唤。于是他构筑了第三道，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防线，即在政府机构中实行党组制度，把政府机构置于中共党组的絶对领导之下。

在第－届政府刚刚组建完成的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就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党组不同于机关内的党委或党支部，它代表中共中央行使对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是所在单位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的政务院的党组分为三个层级：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分干事会和各部、委、办、署、行的党组。党组只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署也设党组，亦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这样，就使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下属单位。在实际上把所谓的“联合政府”从根本上推翻了，变成了亊实上的中共一党专政。比如，中央政府的某个部，按公 开规定部长是“一把手”。 然而设了“党组” 以后，党组成了这个部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组书记成了这个部的”一把手”，最高决策者，如果这个部的部长不是中共党员，党组在召开重要会议时，可以让他列席，但无表决权。党组作出的决定，部长要无条件以行政领导的名义发布文件贯彻执行。这样，这个非党部长就彻底沦为傀儡，沦为“党组”领导之下的办事员。而政府部长以下官员的任免、考核实际上也完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

接着，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把中央实施的这一模式扩大到所有地方各级政府中去。

这个“党管政府”的体制以后还被不断完善、強化。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把党中共中央领导中央政府进－步具体化、制度化。就这样，毛还不放心，怕行政当局自成体系，尾大不掉。1958年6月8日，毛决定对国务院进行改组，各部、委、办的工作划归财经、政法、外亊、科学、文教等五个领导小组领导、管辖，各领导小组则直接归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至此，国务院彻底沦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下级办亊机构。

就这样，就既保留了“联合政府”的名义，又实行了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被彻底边缘化、傀儡化了

到了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原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全部退出中央政府的领导职位，被移位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充当政治“花瓶”。至此，斯大林给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难题，己径全面、彻底“解决”了。从此以后，不但人大、政协沦为中共指挥下的傀儡、“橡皮图章”，所谓的各民主党派，实际上也变成中共统战部领导下的一个个“中共特别支部”了。

总的看，这种“党领导政府”、“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中共学习、移植苏共“党国体制”的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所发展。直到今天，这种体制仍然保留并不断强化，但功能有所变化。由于民主党派己退出政府机构，在全部由共产党员当权的政府机构里，表面上仍然保留行政首长与党组书记平行、并且互相兼任的“双首长制”，实则主要起到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在毛和中共实行逐步将民主党派“矮化”、“边缘化”的过程中，各个民主党派绝对顺从，不敢有任何异议，因为他们当年都曾公开承诺“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在共产党的字典中，“领导” 就是服从，就是老老实实听从指挥，为共产党效劳以換碗饭吃。否则，这个饭碗不仅不保了，还会“转化”成敌我矛盾，张东荪就是榜样。但是，即便如此，毛仍然视其为眼中钉，仍不允许它们苟延残喘，到了文革，这些“资产阶级党派”就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北京－个红卫兵小头头陈小鲁（陈毅之子）在一次“革命行动”中，就把八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砸了，八个公章全部收徼去，民主党派只好关张了。

毛泽东“完满” 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既成立了”联合政府”，又坚持了完全、彻底的共产党一党专政，还赚得了一个“民主建国”的名声。此时斯大林己死，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不能不佩服他这个“学生”青出于蓝了。

除了弄出这个”联合政府”花架子，在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和体制方面，毛共基本上移植苏联模式。但也有“创新”，比如后毛来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鲁晓夫说苏联早期曾施行，但不久即抛弃）、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戴帽管制”制度、以及接连不断的毛式政治运动，及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 ，都是苏联所没有的，都属毛的发展创新。所以，总的看，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水平而言，毛己超过其“老大哥”，远在列宁、斯大林之上了。

3. 借鉴历代帝王形成的治国理念和驾驭臣民之术

   在笔者看来，毛主义实际上由三大块组成，或者说从三个方面吸取其精髄。其一自然是马列主义；其二是学习历代民间造反之术；其三则是历代帝王统治、驾驭臣民之术。在建国之后尤其注重第三方面的学习，这也是后来毛自诩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的缘由。所以这里着重谈谈毛的这方面。

    凡接近毛的人都说，毛喜欢看书，常常是手不释卷。不过，他读的不是什么马列著作，而是清一色的中国古代线装书（毛死后，一度让人参观他在中南海的住所，硕大的木床上，线装书占据了大半“江山”）,其中最爱的要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据说他先后读了17遍之多！（遗憾的是，毛却没有接受作者司马光在此书中宣扬的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主题思想），还有卷秋浩繁的《二十四史》，一般史学学者都很难通读，毛却通读了，还写下不少批语。（在“长征”时，毛让人抬着躺在滑杆上“行军”，就带着《二十四史》阅读消遣，直到过草地时，才不得不将其扔掉。）无怪他讲话时总爱“引经据典”，引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历史或文学典故、成语，却没有一处是马、恩的原著。从这点看，毛确实很自觉延续历代皇帝的角色。当然。在他的正式书房特别是接见外宾的客厅里，马、恩、列、斯著作的精装本是不可缺少的，那主要是出于装饰的需要。

   毛到底向历代帝王学习了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说我向××大帝、××皇上学了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从他对历代帝王的议论、评价中揣摩他之所好，再结合他的行为判断他学了些什么。

   出于他的志趣和实际需要，在古代线装书中，毛尤其喜欢阅读有关历代帝王的传记，并每每加以评论，这样，我们就不难从中看出毛的爱憎喜恶，从而也就知道了他的价值取向和治国理念。

下面是毛对帝王评论中的一部分。

1. 赞美暴君，为暴君翻案。

商纣王（帝辛）在中国不管是史学界或普通老百姓眼里（民众对纣王的了解得主要得益于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榜》），都是暴虐、残忍、荒淫无道的化身。造肉林酒池，为长夜之欢，创“炮烙之刑”，以剖腹杀人取乐，以残忍手段虐杀劝谏的大臣等等，都是他著名的“政绩”。然而所思所想从来不同于凡人的毛泽东却对此君颇有好感，1958年11月，他在一次学习中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从中可见，毛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有不有本事”， 有不有“功劳”。而不是对民众的态度和作为“人” 的品质、道德。 他评判秦始皇、曹操的标准也是基于此论，尽管这些人在历史上都声名狼藉，遗臭万年，毛对他们却情有独钟，因为他们有“本事”、敢于干大事、包括杀人如麻。     

毛对秦始皇则偏爱有加，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因为他多次以“秦始皇自居”，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毛提倡“厚今薄古”，赞扬“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1964年毛在－次接见外宾时厚颜无耻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囯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文字……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在这里，他杜撰了中国自古以來有“拥护和反对”秦始皇的“两派”，仿佛秦始皇不是中囯历史上妇孺皆知、朝野公认的大暴君，而只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对于秦始皇的残忍酷毒，虐民好杀，滥施酷刑，滥用民力却视而不见，不置－词，对秦始皇遗臭万年的“焚书坑儒”更是倍加赞赏，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公开说秦始皇坑杀460个儒“太少”了，自己超过始皇一百倍！洋洋自得，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1959年毛因阻止不了刘少奇召开全国第二届人大继任国家主席，气急败坏地说要提前向刘少奇交班，要刘来当“秦始皇”！可见他非常自觉自己“当今秦始皇”的身份。他还提出必须为秦始皇翻案。在毛的号召下，毛的御用文人、无耻学者掀起了－股为秦始皇、曹操等翻案和歌功颂德的闹剧，然而终究应者寥寥，无疾而终。

   毛泽东当然知道，秦始皇在中国的名声很臭，几乎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两千余年来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其骂声不断，除了人神共愤的“焚书坑儒”之外，老百姓痛恨秦始皇的另一个焦点是其残忍暴虐，滥使民力，视人命如草芥，“修长城”即其代表作之一，民间一曲传唱千年的“孟姜女”就把秦始皇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毛及其党羽却对秦始皇这些“壮举”称颂不已，至今仍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向世界宣扬、推荐。很明显，毛就是要跟中华民族全体唱反调，跟历史唱反调。其独夫民贼的嘴脸可谓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说到这里，还不能不提一提毛对秦始皇治国基础的法家学说的推崇。与我国我国古代儒家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认定人生来就“性恶”，以此作为其施政、统治臣民的出发点，提出必须以“更恶” 来治“恶”，故大力倡导严刑峻法、苛政猛役、轻罪重罚、愚民政策、恐佈统治，绝不施“仁政” 等等。不仅公开宣称依靠暴力和杀戮维持其血腥统治，还设法充分调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其相互猜疑、互相揭发、互相残杀，试图把人还原为野兽，把人类社会变成野兽世界。这些与毛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不谋而合，被毛全盘接受并巧妙运用于其极权统治之中，

与此相反，毛对于提倡“仁政”的儒家孔孟学说深恶痛绝，在文革中他发动全国人民将“孔老二”打翻在地，批倒批臭，将儒家文物、经典彻底砸烂，付之一炬。在其死前还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评法（实际上是捧法）批儒” 运动，试图颠倒乾坤，将二千多年中国民众和官方对秦始皇和孔孟的评价倒转过来。秦始皇地下有知，必定叹其为“孝子贤孙”和“千载知音”了。只可惜这一罪恶最终未能得逞。

2. 宣扬知识分子无用，大老粗能干可爱。

人们都知道毛对知识分子仇视、蔑视、藐视、鄙视，却不知他对帝王中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有两次讲话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一次是，1964年3月24日毛在中南海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谈到历代帝王时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的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而没有出息）的人。”

不过，毛以隋炀帝为代表，说明知识分子当皇帝“没有出息” 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炀帝亡国并非因为他会做文章、写诗词，隋炀帝建迷楼、开运河、东征西讨，怎么能说他“没出息” 呢！甚至可以反问一下毛：你不是也跟隋炀帝一样，也会做点文章、写点诗词，也算“半个知识分子”（美国毛传作者特里尔语）吗，那么，你是不是也没出息呢？

不过，毛是从来只准他说别人，不准别人说自已的。上面说的只是他思想的一面，没有说全。关于知识分子“没出息” 他还有宏论，1964年2月13日，是当年的农历除夕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毛在会议上大放了一通“考试应该互相抄袭”的阙词之后，话题转到“知识无用”上来，毛先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通通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接着说历史上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话题忽然又转到帝皇上来，毛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成了，国家就是搞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

这里，毛列举了几个历史人物以证明自己的论点。那么我们就以他说的汉代的刘邦、刘秀，明代的朱元璋和朱棣为例，看一看事情的真相吧。

毛非常赞赏的汉高祖刘邦，是中国第一位靠“农民起义”夺得了“天下”的草根出身的皇帝，与毛可谓异代同行，千载知音，毛对他特别有好感是不言而喻的。毛说他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确实有谋略，善纳谏，因此这位自称带兵打仗不如韩信，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邦治国不如萧何的刘邦却最后当上了皇帝。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刘邦还有另一面，也是为毛引为知音的一面，那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十足的流氓气味，他的属下曾对他当面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惯于“慢而侮人”，即喜欢骂人和侮辱人。又特别喜欢侮骂知识分子，还在争天下的过程中，某次一位士人求见，刘邦“踞床，使两女子洗足”， 十分傲慢无礼。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当着客人的面拿读书人的帽子（儒冠）当溺器，往里面撒尿，以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侮辱。即使当了皇帝之后，其流氓本性依然不改，一次，吃饭的时候，御史大夫周昌来见刘邦，看到刘邦一手搂抱着戚夫人，一面进食。周昌颇感尴尬，转身趋避。而刘邦却放下戚夫人追上周昌，用双手拼力压下周昌的脖子，然后顺势骑在周的脖子上，还洋洋得意问周：“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周昌也毫不客气回答：“你就是夏桀商紂那样的主。” 读到这些文字，毛一定会开怀大笑，为这位异代知音痛饮干杯——浮一大白！

原来这刘邦本乃乡村中一流氓、地痞，一贯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后来混了个“亭长”（管地方治安的基层小吏）当，更加“好酒及色”，但年过四十仍未成家，却和别的女人生了私生子。他胆大妄为，惯于骗人，连县令大人也敢骗，没有一文钱却给县令大人做贺礼，公然撞入宴厅高叫：“贺钱万！”专事混吃混喝。然而，也正是这些流氓品性却使他在乱世争雄中如鱼得水，脱颖而出。

刘邦领兵打仗的本领也很差，一次他率领五路诸侯的56万大军直捣项羽空虚的首都彭城，正在齐地作战的项羽率三万精兵连夜驰回，将他的56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死伤过半，连他的老父、妻子、二哥都当了项羽的俘虏。在仓惶逃命中，刘邦为了减轻所乘车子的负担，十余次亲手将同乘一车的一双小儿女（即后来的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推下车，幸得赶车的夏侯嬰冒死屡次将这一对儿女抱上车，始得保全。而刘邦当时甚至为此要杀夏侯婴。（顺便提及，此次刘邦等人逃命中终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及，在刘邦的哀求下，丁公放了刘邦一马，刘邦始得死里逃生。刘邦称帝后，丁公自以为救刘有功求见，却被刘邦以“叛主纵敌”之罪名捆绑示众后杀害。

接着，在其后的广武对峙中，为迫使刘邦退兵，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捆绑置于砧板上，旁边另置一只盛了油的大锅。威胁刘邦说：如不立即撤兵，就将你父亲烹了。刘邦则嬉皮笑脸回答：我俩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我父即你父，你烹了可要“分我一杯羹” 啊（典故“分一杯羹”即出此。）后来，项羽把刘邦之父等一干人质毫发无损地全放了。（以上均引自《史记》）

如此看来，不仅毛与两千多年前的刘邦的为人气质酷似（应该说是毛传承了这位流氓大帝的衣缽），而且楚汉相争的故事本质上与毛和蒋介石争天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楚霸王项羽在与刘邦的争战中本来处于绝对优势，颇类国共两党长时期的实力对比；项羽有几次可以轻易地将刘邦杀死的机会，然而颇有 “妇人之仁”的项羽不愿在对手无自保能力的情况下将其除掉，终致放虎归山。同样，蒋介石也有多次机会将毛干掉，而讲究儒家“恕道”、“名节”的蒋介石也一次次放过了毛。终于，项和蒋都养虎遗患，自食其果，被虎所吞。楚汉相争和国共相争的结局也类似，都以流氓气味十足，掼于玩弄坑蒙拐骗的刘邦和毛泽东取得了胜利，共同演绎了一场异曲同工的乱世政治斗争“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除上述以外，令毛将刘邦引为异代知音的还有刘邦称帝后的大杀功臣，诛灭异姓王，以此巩固自已的帝位；而毛也不折不扣地将这些经验运用到自已的实践之中，消灭了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异姓王”——“亲密战友”。

以上就是毛对这位“大老粗”草根出身皇帝赞叹不巳的真正原因。然而也必须指出，毛实际上却比刘邦差之甚远，盖因刘邦坐稳皇位后仍然能接受大臣和谋士的意见，釆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追求太平治世。而毛则－直不停顿地折腾、以整人、杀人为乐，直到差不多把自己的江山断送。

我们再看看被毛批为“没出息”、“ 比乃祖（刘邦）差远了” 的知识分子皇帝、东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乃刘邦九世孙，东汉的开国皇帝。但凡读过历史之人，莫不将刘秀赞为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一代英主明君。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争雄中，刘秀曾亲率数千精兵，将王莽的42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这就是中外战争史上罕有的以少胜多的奇迹：昆阳之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秀以武力荡平天下之后，却从不夸耀武功，甚至不复言“军旅之事”，因为他知道“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故坚决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宣布“以柔道治天下”。他轻瑶薄赋，将税负減到“三十稅一”。为了进一步減轻人民负担，大力裁减官吏，“十置其一”（即裁员九成），又禁止虐待奴隶，前后九次下令释放奴隶。他勤勉公亊，宵衣旰食，每天办公十几小时。他提倡节俭，以身作则，艰苦扑素，宫中后妃摒弃珍宝珠玉，绫罗绸缎，一并粗衣淡食。带动了一朝官吏的亷洁勤勉之风，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善待功臣，与功臣们既共患难又共富贵，使他们都得以善终，这与刘邦的“鸟尽弓藏走狗烹”形成何等強烈的反差！刘秀忠实履行儒家仁政思想，礼贤下士，勤谨爱民，笃行以德治国，很快使国泰民安，走向兴旺发达，史称“光武中兴”。还值得提出的是，刘秀做了大量好亊，却不准臣民对自己歌功颂德，甚至不许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作为皇帝，这绝对是唯一的另类，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就是这么一位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勤谨爱民的难得的好皇帝，毛泽东却极为讨厌！除了对刘秀的军事才能不得不承认之外，在整体上硬说他“远不如刘邦”！毛没有说岀具体原因，因为他不好直说，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推知：首先因为刘秀本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太学生，但起事前仍务农），毛说他是“大学士”，光这一条就决定毛必定要贬之，损之；但更为重要的是，刘秀当皇帝后实行了一整套“以柔道治天下”的政策措施，这正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儒家“仁政”， 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另外，刘秀拒絕趁匈奴发生瘟疫发兵攻击，开疆拓土，而强调“柔远以德”。这一切在毛看来更是懦弱无能。无怪乎他要对刘秀“轻之”、“蔑之”。

再来看看毛吹捧的朱元璋。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靠“农民战争”夺得天下的明朝开国之君，其痞气虽不及刘邦，而凶残则远胜之。毛对这位异代的“同行”的亲切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这位“先帝”的光辉形象，毛不惜诛杀了自己的一位知识分子“忠臣”吴晗。吴晗本是一位明史专家，写了一本叫《朱元璋》的学术著作，内中写了朱元璋一生的“功”，也写了他的“过”，如制造冤案，大杀（几乎杀尽）功臣，厉行酷刑苛政，以神鬼图谶欺骗、糊弄民众等等。吴专家自以为得意，将此书几次呈送给毛过目，却不料毛看了十分恼火，在毛看来，骂朱元璋就等于骂自己！终于引起了他的愤恨，将吳晗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祭品推上了断头台。

再说朱棣。棣本乃朱元璋第四子，封于燕地一藩王。在燕地坐大之后便生异志，起兵篡夺其侄子建文帝的皇帝宝座。打下首都南京之后，朱棣大肆屠杀建文旧属，并逼迫建文帝依重的重臣、翰林侍读、当时的学界领袖方孝孺为其撰写歌功颂德的即位诏书，却被方严词拒绝。朱棣以“灭九族”相威胁，方答曰：“虽灭十族，亦不附乱。” 并提笔写下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掷笔于地。气急败坏的朱棣立命将方孝孺的九族加上其门生（学生）共“十族”873人抓捕到案，当着方的面一个个诛杀，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然后将方孝孺本人凌迟处死。

敢于如此暴虐、如此残忍大杀知识分子，这无疑是毛引为知已、并对朱棣大加赞赏的原因之一。朱棣还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北伐南征，先后发动七次对外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最后自已也死于北征途中。这位“能干”的皇帝还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土木，大搞迁都，营建新都近二十年，其间还以迁都事诱使臣民提出意见，然后自食其言，反咬一口，对建言者捕之杀之。又为了宣扬“国威”，充当天下盟主，不惜倾全囯之力，大搞労民伤财、得不偿失的“郑和七下西洋”，在获得所谓“威徳遐被，四方宾服” 的虛荣的同时，耗尽了国家财力物力，让全国人民苦不堪言。在朱棣当政的永乐年间特别是后期，百姓被剥夺得衣不蔽体，食不裸腹，无数农民辗转沟壑成为饿殍。

朱棣晚年，还发生了一件再次表现其残忍本性的血腥事件，那就是当他发现宫女与太监之间有所谓“私通”时（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对食”游戏），竟然一次屠戮了2800名宫女和太监，而且都是凌迟处死！朱棣还亲临观摩。皇宫成了血腥大屠场，活画出了这个毫无人性的独夫民贼的残忍丒恶嘴脸。（此事见于朝鲜之《李朝实录》，屠戮数字或有夸大，事实却不容否定。）

当然，以上暴行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小节”，丝毫不损朱棣的“伟大”，所以他认定朱棣和朱元璋一样，是明朝干得最好的两个皇帝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与毛在“大跃进”中饿死、打死几千万人相比，朱元璋、朱棣的暴行又算得什么呢。

引得毛对朱元璋特别埀青的还有他累兴大狱，迫害功臣，上挂下联，滥杀无辜，清除“隐患”。这很类似于毛的屡屡掀起的各种“运动”，特别类于毛的排除异已，大肆廹害“老干部”。可谓异代同谋，心有灵犀焉。

朱元璋还废除了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使明代臻于中国皇帝专制独裁之颠峰。为了加强恐怖统治，朱元璋还发明了－种极其野蛮残忍的 “廷杖” 制度，大臣一言不合，便在朝廷上扒了裤子打屁股，往往当场打死，这些大臣无疑都是知识分子。又设立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实施严酷、血腥、黑暗的特务统治。简而言之，明代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集权独裁、最残暴、最黑暗的朝代，朱元璋和朱棣就是这个朝代两位 代表和“始作俑者”。毛洽洽对这两人情有独钟，赞许有加，是典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3. 为一切能干、有“特色”的暴君、阴谋家叫好。

毛不但专为著名的大暴君翻案，对一批尚未达到大暴君“级别”，却在某一方面有“特色”的君王鼓吹叫好。例如汉武帝刘彻，毛盛赞其“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 对其赞许有加。但这雄才大略君主的另一面是大喜好功，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一生开边拓土不止，搞得民穷财尽，天下耗虚。又追求长生不老，封阐泰山，广建楼台宫苑，穷奢极欲，耗尽民脂民膏，弄得怨声载道。为填补国库空虛，刘彻任用酷吏，滥施刑戮，复又推行征收财产稅和检举处罚制度，以达到铲尽地方豪强与商贾富户，聚敛天下财富的目的。这又与毛的“土地改革”和“共产革命”不谋而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武帝没有将他的雄才大略进行到底，刘彻晚年幡然醒悟，遂有轮台罪已之诏，改弦异辙，与民休息，使汉朝免蹈秦朝之覆辙。因此，毛对汉武的评价没有秦皇赢政那样高。

在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两世（特别是文帝朝），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采取薄赋轻瑶，清心寡欲、与民休养生息，节俭爱民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百姓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的气象，史称“文景之治”。然而，毛泽东对这两代贤君却极为不屑，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然而正是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的扩张和汉家四百年统治打下了基础。另外，毛还对西汉另一个好施仁政、重用儒生的皇帝元帝（刘奭）恶毒咒骂，说元帝“好用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霸道）统治方法”， 使国家“每况愈下”。从中我们可知毛之好恶。在这位以“三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为信条、为能事的毛大帝看来，所有不嗜杀（不搞阶级斗争），不去开疆拓土，重用知识分子，让老百姓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的皇帝，都属庸碌无能之辈，不但无功而且有罪！

毛锺爱的另－位君主是三国时的曹操（魏武帝）。这也是一位颇有特色的君王。但这位“治世之能将，乱世之奸雄”，一千余年来一直以白脸奸臣的形象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被骂了一千多年，原因是曹操素以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见长，其中如他知道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不但不悔恨，反而丢下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就这么一句，曹操就被中国人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毛对曹操却极为欣赏，其钟爱度仅次于秦始皇。1958年11月，毛在武汊召开的－次座谈会上公开说：“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毛的文学侍从、文艺小丑们立即鼓噪而上，为曹操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可惜，不管怎样翻，怎样闹腾，曹操的“白脸奸臣” 形象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仍不可动摇。毛力挺曹操，恰好说明他与曹原是一路货色，一丘之貉。

中国还有唯一位女皇武则天，这个以一个宫女爬上皇后宝座，进而篡夺皇位又自立新朝的女人，本领确实不小，所以她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是必然的。毛列举了武则天很多本事，“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总括一句话，认定她是一位很有本领、很“能干”的女人。在毛的示意下，中共御用文人、文艺小丑们又掀起了吹捧、歌颂武则天的浪潮。可同样得不到民间响应。原因是，囯人早己看到此女的另一面，即阴险毒辣，人格卑劣，为了夺得皇后宝座，居然亲手掐死自已的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王皇后，最后以极残忍的方式将曾对她有恩、引荐她入宫的王皇后和另一情敌萧婌妃弄成“人彘”虐杀。在以阴谋手段夺得李唐政皇之后，武氏大肆屠戮李唐王朝皇族和勋戚旧臣，包括杀死对她颇有微词的两个亲生儿子一个女儿、女婿，一对孙子孙女。她还发明、鼓吹告密制度，鼔励诬告陷害，并选拔流氓恶棍，任为酷吏，实施残忍血腥的特务统治，不断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造成朝野一片恐怖。这一切与毛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治国”何其相似乃尔！得到毛赏识是必然的。

毛还对一位特殊人物赞赏有加，此人就是以“变法”著称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毛执政的中国，商鞅被吹捧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千载功臣。真实的商鞅以残忍、阴损、凶恶、刻毒为能亊，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基本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办法是通过严刑峻法残民、弱民、愚民，最终将全体秦国臣民变成秦王个人驯服的奴隶和凶残的杀人工具，将秦国变成“虎狼之国”。他还提倡并实行“逆淘汰”：以奸驭良，“以奸民治善民”。对内他言出法随，实行恐怖統治；与别囯交往则以欺诈无信为能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这样一位阴谋家、虐人狂、卑鄙无耻的小人、流氓，毛对其情有独钟，称其为“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成的理想主义者”。“可以称为中囯历史上第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中国数千年。” 的确，商鞅的“变法”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是祸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

综而言之，凡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包括朝野各界所所共同认定鞭挞、谴责的对象，如暴君、乱臣、贼子，毛必赞扬之，并不遗余力为其“翻案”；凡几千年来人们所肯定、颂扬的对象，如仁君、贤臣、英烈，毛必鞭挞之、不但要“批倒批臭”，把－切传统是非、善恶颠倒过来，还要对其掘坟挖墓，鞭尸扬灰。他綁架他的臣必须与－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彻底铲除一切人类既有文明，即所谓“封、资、修”。这一切在后来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一言以蔽之，毛的“敌人”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主流文化。

这就是这位“人民领袖”的本质和真面目。

四、对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运用与超越

毛当然不是把上述所有借鉴、学习到的一切原封不动、杂乱无章地搬用于他的统治术中，比之封建帝王，比之“老大哥” 苏联，他都有“推陈出新”和超越之处。简单地说，正如他自已所坦白的，他要把“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前无古人的独裁暴君，建成千秋万代的毛帝国、毛王朝。具体点说，即以秦始皇的“政制”作为政权基本构架，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幌子，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际内容，以暴力和愚民两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手段，集古今中外帝王之大成。以下简单说明之。

首先以“秦政制”为基础建立金字塔式的的集权政治结构。

毛泽东赞扬秦始皇说：“百代遵行秦政制”（赠郭沫若诗）。他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并且有所发展。毛认为，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之创始，之后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国一直延续这种制度。毛泽东自觉地肯定、赞美这种制度，正好说明了毛建立和传承的正是这种皇权制度，也正好说明了毛是中国真正最大的“复辟狂”，“封建余孽”。

所谓“秦政制”最主要之点就是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毛心领神会，得其精髄，果然后来他享有的权力、地位实际上已经在皇帝之上，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叫做“全中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 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皇帝只是“上天之子”， 而毛则与天帝齐肩，可见他已在总体上发展、并超越 了秦政制。

秦政制的基本内容是改周代的分封制为郡县制，各郡县长官由皇帝一人任免、操控。毛不仅继承了郡县制，建立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而且还继承封建制之精华，建立了新的政治等级特权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民，那就是在全民中“划阶级、定成分”，并且将其中的“阶级敌人”实行“戴帽管制”，这就攝取了奴隶制之精华。今日的毛不仅操控全体官员之命运，而且亲掌全国草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不仅各级官吏对他要宣誓尽忠，而且全国百姓都得对他尽忠尽孝。古之皇权不下县，留给人民相当的自由度；而毛王朝的统治触角不仅到县、到乡、到村，而且到每个人，直接控制每个人的生命和“饭碗“。全国变成－座事实上的大监狱，所有臣民都被牢牢禁固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监狱之中……

此外，毛通过党、政两个系统对各级官员和对全体百姓进行双线监督、控制，不仅监控他们的行动，而且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进行监控，还进行改造，这是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能比拟、做不到的。

所以，毛泽东虽打出“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乃超级皇权帝国，超级“秦政制”。毛本人自然成了超级“秦始皇”。

2. 按照苏共榜样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核心：中国共产党。

当然，如果认为毛仅仅继承了“秦政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还自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共产党的出现是一种奇特的、令人惊叹的现象。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列宁、斯大林，是他们建立、确立了建党的各种原则、制度、手段。然后依靠这个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依建党的模式、理念建国、治国，又将这一切迅速向全世界扩散、推广，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建立了苏俄式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组织，并夺得了十余个国家的政权。中共则是其最成功的复制品之一，并且有诸多青出于蓝之处。如今全球列宁式共产党绝大多数已经垮台、散伙或变异，中共则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当然，现在它也已完全变质了，不过仍保持共产党的基本特色）

以中共为例，以毛时代之前为界限，共产党大概拥有以下特点：

一是組织上的类似黑社会性质。共产党曾长期处于地下、非法状态，所以其组织、活动非常隐蔽、神秘，也养成了它严格、强有力的组织性、保密性和诡秘性，任何人一旦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其身家性命就属于党组织的了。实际上是能进不能出，“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故它对叛徒、内奸惩处极其残忍，甚至祸及其亲友。也因此，在党组织内部自然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和对领袖（老大）的崇拜，实行领袖独裁。这样，它自然拥有类似江湖会党、黑社会组织的一些特质。

二是政治上的排它性。共产党声称它是“最先进”的政党，奉行一党专政的理论和宗旨。即使在它被廹与其他党派合作、甚至在表面上接受其他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如两次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内，它仍然要宣称自己是领导者，并要千方百计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然后建立如苏联的一党专政国家。它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与他平起平坐，或分享、分割它的统治权。所以，共产党与任何其他政治势力或个人的合作其实都是虚假的、短暂的、策略性的，是它的“统战”策略。它与任何其他势力合作、联合，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对方，最后消灭对方。

另外，也因此，为了胜利，为了夺取政权，它可以不择手段，也不惜做出任何承诺，最后这些当然都是谎言和骗局。

三是其执政理念上的极端性。共产党不是要一般的夺取政权，而是声称要与传统社会的一切“彻底决裂”，它要彻底铲除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这就不仅要在政治上统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实行“改造”、“专政“。这也就决定了它统治的极端残酷性，它的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占有一切、垄断一切，人民动辄得咎。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垄断了国家一切资源、财富、利益和权力，所以对一般民众有超强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打击、抗打击能力。

四是奉行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体制。所谓党国体制，简单讲就是以党治国、不但共产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国家之上，而且视国家为党“所有”。党领导－切，指挥－切，占有－切，瓜分一切。党国体制确保了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和特权的合法性，入党成了获取各种利益和官位的必须途径。在毛统治下的中国，任何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过上风光的日子，加入共产党是必须的阶梯。

共产党组织还具有对政府官员乃至全民的监督功能。党的组织渗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对全民进行监督、控制的网络，随时举报任何可疑、不忠之人和事，从而成为一部组织严密、运行精准、无所不能的统治机器。而操控这部机器者就是党的最高领袖，党的“掌门人”。

五是共产党的国际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国际性，全球共产党受 “共产国际”统－领导、指挥（共产国际被迫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受苏共中央领导、指挥、控制），形成一个统一的党和国家的阵营，这也是它拥有巨大能量的一个原因。当然，1991年苏联解体后，统－的国际共运中心已经不存在了，但共产党国家之间乃至类似共产党国家之间依然互相联系，互相扶助，形成无形的同盟关系。

简而言之，共产党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组织最严密、功能最强大超国界组织。

（三）“秦始皇加马列主义”的统治方式。

毛泽东对秦始皇情有独钟，自然要学习、仿效秦始皇的统治方式方法。但毕竟是二十世纪了 ，他又是打着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所以，他不仅仅要继承秦始皇的衣缽，行秦政之实，还要挂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名，并在它的统治术中加进一些“马克思主义”元素。毛自称要把“秦始皇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让它们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毛的办法大致是：在一切公开的场合，书面的文件中都打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在执行、落实这些政策、任务时，釆取秦始皇的方法、手段。1958年8月，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但同时也存在当年钢铁番翻目标完不成的风险。为保证大跃进目标的实现，中共中央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集中讨论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有关问题，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豐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他的招牌。

但在讨论到大炼钢铁时，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毛禁不住气急败坏地叫喊：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強廹命令。……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责有主。……”这就是以秦始皇为手段。

这是毛的“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明确昭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些毛都是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招牌，大炼钢铁也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些都属于表面的、用作号召民众、给外国人看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行不通、推行不下去的时候，毛就搬出秦始皇来。“秦始皇”是什么呢？是公认的暴君、暴政，实行“秦始皇”，就是要搞“強廹命令”，就是言出法随，就是可以随意抓人、打人、杀人，一句话，为了实行 “共产主义” 就得学秦始皇，就要用秦皇之法，不择手段，不怕死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见，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是手段与目标的、实质与名义的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就叫“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可是，毛转眼又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看来，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 也是一回事了。的确，两者实际上就是一回事，都是不受限制使用暴力。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行了？为什么还说要“加秦始皇”，要两者“结合”？这是因为，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从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上讲，只能用于对付“阶级敌人”， 在所谓人民内部是不能搞专政的。而现在是对付自已人、针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所以不大好说直接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了。“秦始皇”就不同了，他没有这件外衣，不受这种束缚限制，秦始皇的方法可以对付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由此可见，毛的“马克思主义”是用其名，是用来欺骗胡弄人民，而“秦始皇” 才是“实”，才是他的“真面目”。 情急了，毛就将老底托出来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 或“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其真义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做为招牌，幌子、诱饵，而以秦始皇的一套作为实际手段，来对付他的臣民。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便是既有秦始皇的残暴，又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成分，实乃不中不洋、不新不古的极权主义怪胎。这也就是毛帝国、毛王朝的实质。

毛为什么要死扛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应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这块招牌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很吃香，具有骗人的功能，只要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很多坏事便会冠冕堂皇，通行无阻。但是毛很清楚，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主义办事，他有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不能办。比如，首先，他接收的囯家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了才能搞社会主义。第二、即使搞社会主义，那也只能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 建立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亲自肯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对老百姓搞“无产阶级专政”的。

由此可见，如果他真正按马克思主义办事，他便什么也干不成，也许这个国家都不能成立，或要改变名称、性质。那样一来，他也就“失业”无事可干了。

所以，毛只能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秦始皇之实，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更坏的毛泽东主义。1949年10月以后，毛干的就是这－勾当。

其实毛也知道，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两者密不可分，比如，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叫知识分子闭口的愚民政策；以及持续不断滥用民力不顾民众死活等等，这些既是“秦始皇”， 也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只能让它们“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