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三章

季鹏

 毛主义的两篇奠基之作（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批判  

1. 毛早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在分析批判两篇毛主义奠基之作之前，先谈一点毛早期政治思想与活动，之一是毛曾积极热心参与湖南自治、提倡各省独立建国。

1920年6月，毛泽东告别陈独秀从上海回到湖南，先去衡阳等地转了一圈。7月回到长沙，组建了“文化书社”，作为陈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其他宣传马列主义书刊的发行点。后又接受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友蔡和森的要求，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派来的维金斯基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毛被指定为长沙的联络人。就这样，毛虽然没有履行什么正规入党手续，但在他自己看来，已经是正式的共产党人了。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为陈独秀和中共推销宣传品外，并没有从事其他共产主义活动。相反，现在由他主持的“新民学会” 主要从事争取湖南独立的活动，新民学会把“争取湖南独立” 作为自己的纲领。所谓独立，起初是要求自治、自立，后来则提出建立一个“湖南国”。同年7月，毛和一些朋友加入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表了宣言，内中说：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南北武人，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刮民财脂归己囊……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 ……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

对于一个己经奉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毛积极从事所谓湖南独立的努力是令人费解的，也遭到－些朋友的批评。毛则辩称：“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同年9月16日，毛在一篇文章中更激烈地呼吁：“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 他还指责“大中国思想” 是“－种罪恶”。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 中国当时有二＋七个省）。

不过，呼吁各省自治或联省自治，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和知识界中一种普遍的思潮。其实，世界上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也普遍实行地方自治。然而毛在这里阐明的自治理由，却并非出于实行宪政民主所需，而是认为主要是湖南人受到了外省人“剝削”、“ 压廹”，要与领为壑，成为独立的小国。从中可见毛的思想与当时大批仁人志士为走向民主共和而热衷于修“省宪”、实行地方自治是根本不同的。

毛还说，“从湘人自决开始，广东人、四川人以及其他地方中国人也来仿效，实现自决。”故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称作“外国”。这其实是毛的“地方割据”思想的最初表现，后来毛大搞武装割据，在抗战中又计划凭借苏联的力量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建立新的“南北朝” 等等，都反映了毛只要能掌权，不惜随时分裂中国的打算。从中也可见毛从来就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和“祖国”概念，所以在抗战之初的共产党的洛川会议上，毛大言不惭说苏联才是他的“祖国”。只是到了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统一全国之后，才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国。毛共建国后，毛为了巩固他的中央集权统治，反过来大批、大抓“地方主义”。可见毛的一切“理论”， 只是为了夺权，掌权，实行其个人独裁统治的需要。

毛早期的政治理念还从另一件事表现出来。1920年3月，毛的好友萧瑜从法国回到长沙。萧瑜先前在与毛的通信里就表示不赞成俄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我不认为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全体谋福利的革命。”他还认为共产党的强权政治会危及个人自由。

萧与毛见面后，多次就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进行争论，二人意见相左。毛说：

“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萧则反复讲自由的必要，说不能盲目仿效苏俄的革命。萧认为自由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轮子，如果没有自由这个轮子，这辆车就要倾覆，就要靠压廹人民来维持平衡。

毛解释说：“是的，压廹是政治的精髄。如果你压廹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归根结底，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萧则主张以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对抗和反对这种压迫政治。他说他宁愿以没有牺牲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萧说：他可以等一千年。

毛当然不能等，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够统治中国。”

毛的估计非常精确，三十年后，他的理想真的实现了。虽然并不是只靠中共之力。

（以上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之《毛泽东与刘少奇之谜》，洪琼主编）

此后，毛和萧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萧成了自由主义流浪者，毛则成了共产党的独裁暴君。毛和萧为何会走上相反的人生道路？萧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同情弱者。后在法国留学又接受了法兰西的自由、民主、博爱等启蒙思想教育。更重要的是，萧没有支配他人、主宰社会的权力欲、奴役欲。反之，毛自小就对社会、对他人（包括他父亲）有着强烈的仇恨，对现实世界有着炽热的破坏欲和占有欲，加上毕业后初入社会受到的磨难，更加深了他这种对现实世界的仇视、破坏和支配的欲望。后来他接觸到农村暴民运动，与那些凶狠、残暴、粗野、贪婪、以破坏为能事的底层流氓地痞－见钟情，一拍即合，从此他走上了依靠这类人打天下夺权之路。他也进一步自觉地强化了自已的流氓无产者气质，养成了对上流社会、财富阶层和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仇恨，这一点与我国历史上许多出身底层的暴君如石勒、石虎、勃勃连赫之流有着相似之处。而毛较他们不同之处是有一定的文化，还披了一件马克思主义外衣，这就使他后来在专事破坏的同时也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幌子, 在暴虐中增加了一些欺骗和虚伪的成分，从而更具欺骗性和迷惑力。

毛和萧的事例也充分证明，毛的所谓“阶级论”不值一驳，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一小撮野心家为造反夺权而行分裂人类、撕裂社会，以达到分而斗之、分而治之的恶毒阴谋。毛当国后推行以家庭财产状况作为划分人的阶级的标准，进一步又作为划分人的“善恶、好坏”的标准，宣扬所谓贫穷家庭出身就是“好”人，富裕家庭出身必定是“坏”人的观点，是多么的荒唐、恶毒而又无耻！

到了1925年。这时的毛已跻身中共领导层达数年之久了，但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却没有什么长进，更没有创造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不甘寂寞，终于在在1925年冬和1927年春分别弄出来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其实并无新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标签化、中国化，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阐释（套用）中国的现实，或者说将中国的现实作简单化、公式化处理，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这两篇文章成了后来毛主义的基础，开了用简单、庸俗、粗鄙的语言，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整个《毛选》和毛的其他文字、讲话都是这两篇东西的发挥、发展，所以，它们当之无塊是后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或曰“毛泽东主义”的基础和灵魂。

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可谓毛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分析和批判它之前，先要说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据以剖析的已不是它的原文，而是经过大的删改后的文本。毛的这种伎俩也反映了他人品的卑劣，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集作者，在收编其原著时，都遵从“原汁原样”的原则，以反映作者成长和发展之思想轨迹。而毛由于以欺世盗名为惯伎，毫无诚信可言，所以在文集收编时亦不忘“作假”，进行大肆修改、粉饰，目的是为了表现他的“一贯正确”。

在笔者写作本章的过程中，发现李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本，并指出与后来收入《毛选》之文本的重大差别。李锐是根据日本学者竹内实所编的《毛泽东全集》中此文的原文与《毛选》中的文本相对照，发现此文收入《毛选》时删去了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大段论述，而这些论述恰恰是毛对知识分子态度的重要的表述。为此，笔者也吸收了李锐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至于另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也遭刪改，可惜无法得到原本，就只好以毛选本充数了。）

总的说，《阶级》是－篇胡扯乱弹、颠倒黑白、仇视文明、以分裂社会、挑动内斗为目的的“政治标签学”。

毛此文是1925年12月发表的。原文第一次刊登于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 1926年2月号的《中国农民》，1926年3月号《中国青年》给予转载，随后还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时其影响就颇大。毛将此文作为他的选集的第一篇，也足见毛自己对它的重视。从实际情况看，它也确实堪称毛主义的“奠基之作”。

但是，在批判此文之前还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作简要介绍和批判，因为毛这篇文章和阶级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阶级，按照列宁的解释，是指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大意）。其实，列宁、或者马克思这种说法囿于它的所谓唯物史观，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从实际情况一来看，阶级的本义应该比这更宽、更广，一般，它泛指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部族中，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而形成有明显差异的群体。它不应只限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差异。比如，一些高官显宦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他们仅靠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就比一般地主、资本家过得好得多，他们养尊处优，奴仆成群，在社会上更有权势和地位。难道能说他们是“无产阶级” 吗？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凭着自己－技之长（或为文艺体育“明星”，或为某些领域的专家家），可以富得流油，过着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但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既没有土地也不开工厂，难道他们也应归于无产阶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划分局限在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上，是极其狭碍、偏颇的。它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最大的“阶级”，从而也就转移了最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这样说也许是故意的，目的就是挑动贫富斗争，比如让农民和地主斗，工人和资本家斗等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穷人的“仇富”心理，挑动穷人造反，以达到为共产党夺取权的目的。

其次，马克思把阶级斗争泛化、转移命题了 。《共产党宣言中》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仿佛人们吃了饭唯一的“正事”就是从事阶级斗争。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不是这样。首先，人们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是合作和相互扶持，否则天天互斗，人类早就自我消灭了。其次，民与官斗，官府内部互斗，那是压迫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是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属于阶级斗争。第三，真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会血流成河，改朝换代。如农民和地主斗，最多少交点租谷；工人和资本家斗，增加点工资就完了。如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常常罢工，与资本家的“斗争”不断，但他们的政府没有因此倒台，政治制度没有因此改变。因为“阶级斗争” 主要是些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往往双方各让一步就解决了。只有被压迫、被剥削者反对统治者的斗争，才会导致血流成河，改朝换代。但那是一种全民参与的革命或造反，不叫阶汲斗争。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是片面、偏激、扩大化的。而毛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在这一错误基础上的发展、发珲。

二、毛译泽东的《阶级》理论更加荒谬、反动、恶毒

毛泽东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阶级理论，成为毛以后一切政策、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比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更为荒谬反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瞒天过海，偷換马克思关于阶級的概念，将财产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摡括地说，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看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剝削他人；二是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是进歩还是反动。关于第一条我们已经批判过了; 第二条则是前一条的前提，比如同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虽然它也利用资本进行剝削，但马克思认为它是代表进步的、积极的力量，是不能“打倒” 的。只有到了马氏认为它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时，它才变成了反动的力量，应该消灭了。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并非认为凡是“穷人” 就是革命的、“先进的”，如包括农民、城市平民在内的“中间阶级”， 虽然他们也贫穷，也受剝削，也与地主资本家斗争，但他们的目的是想保留自己的生产方式，即保留和强化小生产和私有制，“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至于最贫困的“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则称之为“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最消极的腐化的部分”。 对其十分蔑视、鄙视。（引语均出自《共产党宣言》，下同）

到了毛的手里，上述这些基本原则被偷換、甚至被颠倒了。我们看到，毛完全以人们的收入、生活状况作为划分阶级和判断其“革命性” 或“反动性”的标准，按毛的排列，各阶级从“反动性” 到“革命性” 的顺序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全都依据其财产拥有状况。也就是说，其财产状与其“革命性”成反比 ，越穷就越“进步”、越“革命”；越富就越“反动”、 越“反革命”。 在有些阶级内部，毛还把它们按其生活好差分为左、中、右三派，总之财富是罪恶之源。在这里，马克思眼中“不革命的” 甚至“反动” 的小生产者（贫下中农）, 变成毛的最主要的革命“依靠力量”；马氏所憎恨、鄙视的“流氓无产阶级”， 则成了毛的“革命先锋”，他嫌马克思对他们的称谓不雅，在此文中改成“游民无产者”这一中性词儿。并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又故意把“斗争” 改成“奋斗”）， 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到了一年后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则禁不住对他们（痞子们）公开大加赞赏了。到了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这些社会渣滓全成了毛队伍的骨干。

为装点门面，此文也提到马克思所盛赞的“无产阶级”， 即现代产业工人。不过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这支力量确是太薄弱了，太小了。当时统计，全国这类工人约二百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依靠这点力量去打天下实在太玄乎了。但是马克思明确规定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未来社会的统治阶级。毛无奈，也只好提携他们，说，这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在这里使用“做了” 一词，极富玄机，让人不知是说他们自已主动去“做了” 革命领导力量， 还是別人叫他们去“做了”？ 看得出来，毛这种赞扬极其勉強。他后来干脆说, 他领导的共产党革命, 就是“当代农民战争”。

毛在此文中也说了些各阶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话，但与实际情况无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关。（见下文的分析）

简而言之，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这篇文章的立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五种形态之说，中国刚刚步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还属于进步的、新兴的阶级，资本主义还要大发展，远远没有到要消灭它的时候。而工人阶级却十分弱小，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以代表工人阶級、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绝对是反动的，根本就不应该成立。因为中囯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中囯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从而，毛对各个阶级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的判断都要颠倒过来。毛此文的反动性不言而喻。

也许中共和毛泽东都感觉到了自已的理论和行为与马克思主义的乖离，后来中共根据列宁的指示，修正自已原来的纲领，说自己进行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目的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于是毛也按照这个定调自我解嘲说：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过，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却要由它的死对头“无产阶级”来领导。这就等于说：羊群要搞革命，要请狼来领导自己。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类巨骗兼“厚黑大师”， 谁还能创造这种狗屁理论来呢！

我们真正看到的情况是：共产党煽动和领导中国的“保守的”、 甚至“反动的” 的“小生产者”（ 农民）和“最腐化的” 流氓无产者去进攻、去消灭有产阶级，去杀富济贫，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夺得政权后的共产党立即宣布资产阶级是它的敌人，它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也要使小生产者“绝种”。这就是毛领导的这场“革命”——夺权，玩弄的骗人把戏。

2. 以人们的阶级出身“确定”每个人的政治类别，以及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进而创造出当代“血统论”——“政治标签学”。

毛执政后，沿袭他在造反夺权过程中制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通过给全囯人民划阶级、定成分，确定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等级”，给每一个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贴上政治标签，确立他们作为共产党在政治上依靠、拉拢、或打击、孤立的身份。具体说，凡被划为地主、富农（后来加上资本家）阶级的都属于“阶级敌人”，是必须消灭、专政的对象，不但他们自己，而且家属、子孙后代都要继承其罪名，充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充当永远的“罪犯”、“贱民”。更奇怪的是，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即使己经被剝夺得一无所有，食不裸腹，衣不蔽体，天天从事挑大粪的工作，他本人及他的后代都仍然是“地主阶级”，“剥削阶级家庭”，永远不变； 反之，如果是被划为 贫农、下中农、工人、特别是“革命干部革命、革命军人阶级”（这两个“阶级”是毛的发明）， 则永远是国家的统治者，即使他们成了养尊处优的高官，骄奢淫逸的巨富，横行霸道的特权者，他们以及他们亲属和子孙后代永远是 “无产阶级”，而且还要保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如何实现这个“永不变色”呢？那就是保证这个阶级划分永远不变，“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变。为此需要一整套政策、制度作为保证，比如，“无产阶级”的子女即使生性顽劣，不学无朮，仍然要进一流的大学、送出国深造，并且成为这个国家政权的“接班人”；“剥削阶级”的子女 即使是中国的“爱因斯坦”，也只能让他充当“引车卖浆者流”……由此我们看清了毛氏阶级论的实质：他不但要夺取政权，而且要永远保护这个政权的获利者，为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种姓制度”。这一切散发着封建霉味的“血统论”，被披上“共产主义革命”的外衣。“阶级理论”实质演变成了“专政理论”。而《阶级》一文则是其本源。

如果我们联系实际状况来考察毛的阶级理论，就更可以看出其蛮横无理和荒谬绝伦。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还有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甚至本人就是资本家的人士，却一心一意为了贫苦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相反，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斯坦则是纯正火车司机家庭出身，被毛泽东视为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也出身工人家庭。如果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际情况来检验毛的公式，那就更可笑了，历届中共领导人，几乎百分之百都出身地主、官僚或资本家家庭，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邓小平，以及毛泽东自己。后来莫斯科大概觉得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居然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未免面子上过不去，遂找了一个根正苗红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充任“总书记”，谁知不久向却成了“大叛徒”。

还有被毛称为中共“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专以残杀地主而闻名中外，然而其本人却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广西有个叫韦拔群的共产党人，号称广西农民运动之“王”，也以专杀地主出名，其家庭则是名列的数县之冠的大地主。

所以，毛制造的“阶级出身出身决定一切”论，不但是糊弄人的鬼话，而且是分裂民众，挑动族群自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的恶毒阴谋！

其实，被毛捧上天的所谓“贫下中农”，毛对他们并无半点“阶级爱”， 毛帝国成立不久，毛就把农民从总体上打成“二等公民”。 在大跃进中毛更是残忍地饿死、打死了几千万农民，而且要永远把这些“革命先锋”像牲口一样捆绑在他的“公社”战车上。

“政治标签学”可以休矣！

（三）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无耻诬蔑。

毛在《阶级》一文中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从此，毛便专以挑动他的工农群众肆意劫掠、屠杀这些所谓“剥削阶级”为其能事。

毛对上述“理论”，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论证。实际上，不仅依当时毛的“马列主义”水平无法解释，就是今天，任何世界顶尖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对毛的上述结论也无法解释，因为这个结论本身就是胡诌、诬陷，是毛为了其政治目的编造的无耻谎言！

我们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考察一下毛的上述“理论”吧。

先讲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怎样变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按毛的说法，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依靠“囯际资产阶级”才得以生存、发展的，所以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我们就以毛泽东的家庭为例加以考察。毛的祖父很穷，到了毛父亲靠勤俭持家和贩卖粮食、牲猪发了家，买进了田地，雇了长工，开了店铺，还一度发行可在市面上流通的“毛顺义堂”代金券，成了当地“地主阶级”中的晈晈者。但是毛父跟当时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呢？毛顺生一家，怎样依附“国际资产阶级”呢？恐怕毛本人也是绝对说不出个所以然吧。毛或者说，他家只是一般的地主，不是封建大地主，所以，不靠国际资产阶级发家。然而，谁都知道，中国绝大多数地主都是靠出租土地收－些地租维生，而且一般不经营商业。这些人中稍富有一点的，被人称为“财主”的，一般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多数没进过现代学校，不识洋文，更没见过洋人。估计毛顺生亦是如此。毛却无端加给他们“国际资产阶级附庸” 的罪名，如果不是想象力太丰富就确系太无耻无赖了。毛也许找出几个大资本家、大买办作为例证。但那些人能代表“地主阶级”吗？何况，毛已给了那些人另一种封号：买办资产阶级。

再说，人人都知道，毛所谓的“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那时没有资本主义，当然更没有“国际资产阶级”到中国来，那么，当年的地主阶级又“附属” 于谁呢？它又如何能“生存、发展”了几千年呢？

再看看毛加给地主阶级“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 这－罪名。我们先不说大道理，单说一个简单事实：这个“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你能否认它不具有合理性吗？而且，毛也承认，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出现了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等等（见毛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些“家”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阶级，不出身地主家庭也是受地主阶级的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这难道不是地主阶级对国家、对民族的“伟大贡献”？又按照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农民和地主、主子与仆人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关系。可是——毛泽东不是爱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爱看《红楼梦》吗？《红楼梦》里的小姐与丫环、主人与仆人有那么多情深义重、纏绵悱恻的故事，如贾宝玉与晴雯；林黛玉与紫鹃、贾毌与鸳鸯等等；还有如莺莺与红娘、白蛇与青蛇等等这数不胜数的主、仆故事（有的虽然系虚拟，但也是现实的反映），他们情同骨肉，义薄云天，有的仆人为护主不惜以身赴死……这该作何解释呢？！

再来看毛所最仇视的“买办阶级”（又称买办资产阶级）。毛所谓的买办阶级，是指外国资本家、大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办厂、开公司所雇请的中国高级职员或代理人，有如今天的外国代理商、分销商，外资在华企业高管，外企投资中国的中介等，实际上是一批将外国大企业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资金引进、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人，这些人本身一般都去过国外留学，大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今天人人羡慕的外企高级白领。是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延聘、奖掖的对象。而在毛的脑海里这些人成了最可怕、最可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呢？毛没有解释，大概是说他们与外国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吧？但是，说这些人及他们服务的企业是“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则实在令人莫名其妙天方夜潭！因为很明显，这些企业都是当代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否则，它们又怎能成为跨国大公司到中囯来发展呢?

可见，毛既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又是十足的无赖、白痴，其实质是反文明、反历史潮流的狂吠。说穿了，毛其实只是一个是靠打家劫舍、挑动血腥的“阶级斗争”、杀人盈野的“山大王”， 一个流氓、痞子、骗子造反幸而成功的暴君，他的“理论”哪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千万不要因为他成了“毛皇”，说的就成了真理了。实事求是而言，毛除了过人的权谋欺诈、“厚黑”无耻、善于破坏之外，实在别无所长。

也许有人会说：但是毛不是成功了吗，这又如何解释呢？答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欧洲文明人不总是曾被野蛮人征服了吗，中国也一样，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曾经多次遭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并长期统治，还一度强加给我们反动落后的的制度和习俗。但这不会长久，他们自己会改变，而且确实改变了。这就是历史，历史象－条长河，总在婉延曲折中前行，有顺流也有逆流，毛和毛主义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股逆流而己。（它的第二代不就开始改变了吗？）

（四）对知识分子的恶毒定性，为后来仇视、摧残知识分子、毁灭人类文明奠定“理论基础”。

在经过删改后的《阶级》一文里，没有了针对知识分子的专门论述，只是在“小资产阶级”一段中，将“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列入其中，但没有对他们的专论。

可是，李锐先生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看到的此文原文，内容却大不相同，毛将知识分子分别放在“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论述，有大量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和应采取的对策（以下引文均为毛之原文）。

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在“大资产阶级”一段（删改后变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毛指出它具体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其中，“反动派知识阶级”是毛论述的重中之重。

什么是“反动派知识阶级”呢？毛解释：“反动派知识阶级——是上述四种人（即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笔者）的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工、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动派。其为数大概不超过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的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按照毛这种一贯的含混不清，既不精确、又不科学的表述方法（如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将官僚和政客分为不同的两类人，将军阀政府中的高等事务员又作为另一类人等），他所谓的“反动派知识阶级”，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中级知识分子。毛对这些知识分子的仇恨甚至超过对前四种“大资产阶级”本身，直指其为“民族革命之死敌”。可见其势不两立，咬牙切齿之恨。

毛本人作为“准知识分子”而对知识分子如此刻骨仇恨，其原因我们在本书第一部结尾已有探索，但看到毛在这里的论述，还是触目惊心！人们原来以为，毛在造反、与国民党争天下的时期，出于“统战” 的需要，只能把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埋在心里，不会说出来；只有当他的革命成功后，才把他对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表现出来，把这些人当作敌对势力加以打击、改造、清除。然而，我们错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早期的毛就把知识分子当作他的“死敌”（ 收入毛选时也许觉得太露骨了，才把它修改成现在毛选中的模样）， 从而 看到了毛“仇知”的源头，看到了他一贯的狰狞面目，从而也就更加看清了毛主义极端反动的本质。

除了将高级知识分子划定为“革命运动的死敌”之外，对更多的地位稍次的－般知识分子，毛将他们划归对革命“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之列。毛又将这类人分为右翼和左翼两类，认为，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斗争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左翼呢，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总的判断是：中产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能参加革命，然易于与敌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结论：“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脚。” 又说：估计这个“中产阶级”知识群体总人数有四百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加上前面革命死敌的大知识分子一百万，共五百万人，“做了革命的敌人”。也就是说，毛最后总的判断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敌人。

后来，在抗战初期，廹于形势，毛对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表面调整，1939年，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争夺知识分子就是夺权舆论和树立形象），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了一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说什么“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等。但这只是临时的策略调整，实质是－种统战权术。很快，毛又重新回到他对知识分子原来的立场上来了，即随后我们在延安整风中看到的毛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建国后，毛除了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以外，1957年又作了一次更加厉害、更加毒辣无耻的“阳谋”“ 钓鱼”表演，将 数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列为专政对象，打入十八层地狱。到了文革，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一网打尽。一般知识分子也列入“臭老九”行列 ，让其永远“夹着尾巴” 让狗一样做人。

这一切，从源头看，就是毛主义这篇奠基之作。

其实，充当毛主义的“死敌”，决不是坏事，而是知识分子的光荣。问题是毛据此制定了对知识分子毒辣的打击、分化、改造策略，使知识分子群体处于无尽的灾难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精英被贬为“贱民”，知识分子整体上陷入无法自拔的“臭老九”境地，使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遭到空前的浩劫。

毛泽东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具有这种天然的刻骨的仇恨，除上述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种种因素之外，还有一种其他政治人物难以企及的个人因素，那就是他的流氓、地痞、恶棍的本性，天生残忍、刻薄的性格，这些都是与作为文明载体的一般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再加上从政后长期与流氓无产者为伍，在政治斗争旋滑渴涡里炼就了虚伪、狡诈、无耻的厚黑之术，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学习到的专制独裁，从历代帝王那里学到了驾驭臣民的南面之术，于是就炼就了他独特的集古今中外歹徒、恶棍、暴君之大成的性格和形象，你会看到，他有时粗鄙、有时“文雅”，有时“质扑”，有时凶残。他喜怒无常，高深莫测。可以肯定，具有这些综合特质的人，不但在中国，就是全世界，也是很难找到的，无怪林彪称其乃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天才”——超级恶魔。

最后不得不指出一点的是，“阶级论”虽然荒谬卑鄙无耻，但在一定条件下却管用，这是因为它利用了人性中自私、贪婪、忌妒、残忍等残存动物性的－面，在贫穷、愚昧的地方特别管用。中国完全具备了这些特点，再加上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统治之下的传统，所以，毛主义特别时兴，并橫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