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三）
令支奇
第一节 领袖-政党-家国三位一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两党谈判、政治协商会议时，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并非真正认同宪政民主的价值观。相反，共产党人自信自己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形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将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然而，当中国共产党自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并理所当然地“代表”人民行使执政权时，“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在实践中演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且，这是比国民党严密得多、也彻底得多的一党专政，因为它不再承认“以党治国”的过渡性，也不必以“还政于民”作为自己的承诺。既然党本来就是“代表人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永久性似乎由此即获得了充分的证明。换言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念和从训政到宪政的制度设计，并不支持一党专政的恒久性，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专政论”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党的“先锋队”论，却从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层面，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恒久性。这是从理论意识形态到实际组织，构造完全统一的制度形态，张博树博士（2006-2007）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制度形态，称为“党专制”，仲维光博士称之为“党国体制或领袖-政党-家国三位一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中国政治体制建构和运行的核心。
 
1942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网络图片）
1949年9月21日，中共在北平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计662人。其中中共干部408人，失意政客、军阀、名伶及变节政府官员如颜惠庆、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黄绍竑、梅兰芳、程砚秋等，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储安平到北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并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1950年12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标题是红色中国的毛泽东。红色的基调和蝗虫过境充份体现了那时西方国家的看法
1950年代的台湾竞选
1952年11月19日，台北
胡适（捧花者）自美返台，受到盛大欢迎，白崇禧（左一）、何应钦（右一）等到松山机场接机。
1954年3月25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胡适与锺莫德惠（左一）、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右一）代表国民大会致送总统当选赠书（摄影：锺元翻）
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具体表现为：党掌握并控制全部国家权力的设立、创建和运行；党控制各级代表全部选举过程；党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党保持对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 党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并据此实施对“宣传理论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乃至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在这样一个党专制体制内，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关于人民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规定必然流于形式，走向空泛化乃至虚伪化，宪法本身也必然日益工具化、御用化。事实上，从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到后来分别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颁布的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容动摇。一党挟持下的“宪法”和“宪政”只能是假宪法、假宪政，非但构不成对权力的制约，反倒给党专制的独裁提供了合法性根据。
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党专制权力体制，造成了对制度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转型所要求的公共权力建构的制度性扭曲。在毛泽东掌权时期，党的领袖的独裁化，党内民主的衰微，使党专制进一步演化为个人独裁制。完全没有制约的权力造成的恶果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获得了充分的、悲剧性的展示。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不但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某些时期，甚至连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运动”的年代，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早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78年文革结束后的“西单民主墙”、“高校学生竞选”等活动中，要求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民间意愿，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但是，被传统的党专制政治思维逻辑所囿限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未能对此做出正面响应，反而用“四项基本原则不容否定”，强行压制了民间的民主化呼声。
1986年到1987年，中共中央又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组建专门机构研究并拟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面做出的唯一一次认真的尝试，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反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立志变革的方案，它的局限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被界定为“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领导本身是不能怀疑的，可以研究的只是党怎样领导或怎样改善党的领导。在政改方案拟定过程中，邓小平明确告诫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体制内政改方案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都曾在不同范围内作过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努力，但在党专制体制不容怀疑的大前提下，这种努力获得的结果是十分有限的。
总之，由于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们的保守性，中国共产党错过了在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相当成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真正引向宪政民主之路的历史机会。待到党专制体制内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最终酿成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而中共元老们又只会用传统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手段处理危机时，事情终于走到了不可救药的那个极点（八九六四天安门惨案）。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
1949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注定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正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重要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何去何从的问题困扰着当时不少知识分子。
当时，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实行“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一部分知识分子去了台湾。这些选择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坚持“反共”立场，不理解人民革命，有的是从思想文化立场上不认同新政权。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气氛中，已预感到将是新时代的弃儿，只能无奈地背井离乡。出于故土难离的乡土情怀，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绝望，更是出于对光明的渴盼，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等待迎接新的社会。最终的走和留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艰难选择不但成为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而且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思想孤岛。面对他们的抉择，以及由此而改变的个人命运，我们这些后人不禁感慨万千。
在大局未定时，梁漱溟对时局的看法就很有独到之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中说：“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有这种认识高度的梁漱溟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大陆，可能他自恃和“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何况他曾两访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唇枪舌剑地争论过。
在广州的熊十力自认为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他的想法是，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在共产党的天下就不能？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和老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
当年共产党方面做了大量争取胡适的工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反应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他们要我吗？”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冷笑：“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不管怎样，胡适是铁了心要走，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的眼光就是这样的老辣独到，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不想走，表示留在亲戚家，一生服膺自由的胡适同意了。没想到从此成了永诀，后来年仅36岁的胡思杜惨死于反右运动中。
钱穆本来不在国民党的“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在他的眼里，即将上演的政权更迭大戏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西方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上海的老师吕思勉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我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中共举着纠正国民党种种弊政的大旗，汇集民主自由的时代洪流，慷慨进城得到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集体支持。1949年1月31日，北京高校师生冒着刺骨寒风，举着小旗到西直门欣喜若狂地欢迎大军入城。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有60人选择留居大陆，仅有12人飞美、9人赴台。截至1950年8月，海外留学生5,541人，1950至1953年约2,000人归国，包括中研院院士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及钱学森、老舍等。华罗庚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中共大军入沪次日，竺可桢在日记写道：“民国16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今日之倾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陈寅恪、吴宓、朱光潜这样的头面知识份子一再拒绝飞台；留美生余上沅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机票；冰心夫妇、钱锺书访学台湾亦北归。众多中间派知识份子选择留居故土。演艺界刘琼、舒适、孙景璐、冯吉吉也从香港归来；美学家吕荧从台湾抵京。知识份子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对新政权多寄托厚望，强大的民族情结使他们亟愿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
1949年4月，国府谈判团长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十分兴奋，谈到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虚心学习等种种美德，感慨万分：“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同年9月，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在政协发言：“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司徒美堂附议：“‘中华民国’，与民无关，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师从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的物理学博士郭永怀，1956年准备回国，台湾教育部派员登门，劝其即使不愿赴台也不要去大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访美，学生请梅吃饭，梅听说郭等已买返回大陆的船票，半晌没说话。胡适听说郭要回大陆，感慨万千：“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真是人心所向啊！”留英生吴世昌于大饥饿时期回国，他曾主张“第三条道路”，但非常爱国，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
一些知识份子对山沟里出来的中共是否具有治国能力虽存疑惧，但对腐败的国民党却详熟之至。正是对国民党的痛恨，使他们形成对中共的天然好感，不仅为中共的胜利欢呼，也全盘接受中共改造社会的整体设计，包括自己并不熟悉的意识形态。张奚若被费正清认为是昆明最坚定的无党派自由人士，笃信个人主义，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反右前曾出任高教部长，“充当集权主义的官僚”。1948年初，冯友兰在夏威夷过海关，美方见他的签证是“永久居留”，便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说“不用了”，将签证交还给验关员。留德哲学博士季羡林晚年回忆道：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份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
让人感喟的是，走了的和留下的，个人命运竟然从此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尤其是留下来的，就是做梦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竟会变成那样。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虽然对留下的大小知识分子欢迎之至，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进入高潮。那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不但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而且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地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1949年9月，一些高级知识份子主动提出“洗澡”。张志让撰文：“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
1951年，在毛泽东倡导下，数十万知识份子参加土改工作队，成为“旧知识份子”思想转变的起点。在虔心接受阶级论的基础上，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原罪”。1951年3月2日，萧干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吴景超稍后于《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毛泽东均批示“写得很好”，令《人民日报》及各大报转载。雷海宗也撰文：“我们的全部所学，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袱。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份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此前，中国知识份子向以留学欧美为镀金，现在却以参加土改为镀金，时代风气陡然一变。
1951年暑期，北大校长马寅初组织职员进行四十多天政治学习，认为颇有成效，推广至教员。9月7日，马致书周恩来，邀聘毛刘周朱等十位中共领导为政治学习教师。10月，毛将知识份子自发的政治学习转为官方行为，从理论学习转为教育改造，改变了马寅初设定的学习性质，教育部闻风而动，“洗澡”运动由是而起。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说：“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他必然带着旧社会里所加给他的包袱。……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所推翻的正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东西，正是过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常处理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熟悉的东西，不能继续存在而不得不抛入废纸篓了。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大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凄惨的、可怜的处境。”马列主义几乎毫无抵抗地为知识份子集体接受，过头过激之论已然露头。
清华、燕京、辅仁等美资高校所有教师都下水“洗澡”——检讨出身与所受教育、交代个人历史、清理思想尘垢、反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金岳霖、潘光旦检讨十二次才过关；冯友兰数次检讨不被接受；张东荪在师生大会上检讨三次；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四小时，讲到动情处热泪纵横，居然仍未通过[22]。知识份子真心实意接受批评，他们虽然从感情上不甘丑语自诋，参加交代个人历史的小组会更是如坐针毡，但却从理性上强迫自己必须自觉接受批判。
接受阶级论必然承认无产阶级高于其他阶级的先天优势，自会屈膝匍匐其下，同时也必然接受“斗争必要论”与“合理暴力论”，认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打造出“一个光灿灿的新世界”。一旦接受了左倾理论，知识份子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便大幅下降。1957年5月，费孝通二访江村，发现该村亩产从1936年的350斤增至559斤，农民生活却不如中共建国前。分析原因，费孝通一开始就掉入意识形态陷阱：“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23]逻辑起点使他一出门就走岔了道。既然不敢突破这一前提，也就不可能对亩产提高农民挨饿这一悖论加以实质性的剖析。
经过“洗澡”，红色恐怖初露峥嵘，知识份子慑于群众运动压力，敢怒不敢言。他们一时对共产党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无法从整体上否定左倾思潮的正确性，手上也没有抵御马列主义的思想装备。他们坚信共产党是高尚的，只是基层干部水平太差，才会发生种种过火行为。只有极少数高知“自绝于人民”。
思想改造运动是反右的前哨战。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中共顺利解除了知识份子的佩剑——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原罪说”使知识份子集体匍匐于新型意识形态之下，自废武功自动缴械，给了中共一呼百诺的政治特权，形成“无限上纲”的社会风气，为反右自织左网自填枪弹，自筑左壕自挖墓坑。这一“深刻影响”与“深远作用”，当时自然不可能为知识份子所悟识。
1956年，冯友兰撰文：“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吴祖光曾说：“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党内知青白桦对胡风案有疑，“但……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27]桀骜不驯的傅雷给国外儿子写信：“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的知识份子仿徨，你可不必仿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青年知识份子更是深受斗争思维浸淫。《人民日报》编辑袁鹰后来回忆：“五十年代中，常听到周扬和别的文艺界领导人多次说过一句名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如雷贯耳，铭记在心，觉得说得深刻，很精辟，从此时时提醒自己‘脑子里要绷紧阶级斗争根弦’！”舒芜说1949年后将政策当真理、思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不自觉地加入“以火与剑传教的宗教家”行列，以理杀人[30]。
貌似风和日丽的“1950年代前期”已出现一系列不祥之兆：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萧也牧、批黄碧野，还有“思想改造”、“忠诚老实”、“镇反”、“五反三反”，仅仅1955年就发生了批判胡风、批判丁陈、批判胡适、批判杜威、批判梁漱溟、批判“反动生物学家胡先骕”、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肃反运动。运动迭至，寒霜日浓。
土改中约100至200万人被处死，“镇反”至少50多万人自杀，此时中央的方针依然是“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三反”、“五反”搞得工商业者心惊胆战，中央统战部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
肃反运动，全国各级工作人员670万，每5人中有1人为肃反对象。全国肃反专职干部75万，外调328万人次[43]。公安部长罗瑞卿向中共八大汇报，130多万人被当作斗争对象立案，真正的反革命份子8.1万[44]。季羡林回忆肃反：“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
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等重要文科的取消，也在报警，警示社会平衡性的消失。1950年代，社会上暗传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统战部长），百花齐放——陆定一（中宣部长）。”大到意识形态价值指向，小到穿衣戴帽生活细节，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同一性，大规模的社会风暴已起于风萍之末矣。1954年起，“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
党内高知在七大撤守理性防线。张闻天当面颂毛贬己：“他（指毛）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在这样伟大的人格前面……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呀！”张还将毛与“马恩列斯”同列。刘少奇亦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据说连毛都不好意思。
1952年1月17日，水利专家张含英（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检讨，将自己二十余年致力水利工程与教育事业，说成“在这一事业心里还夹杂着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北方交大校长茅以升承认过去三十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有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两大特性。
左倾意识形态高调推进，人文传统轰然崩坍，知识份子以年龄形成截然代沟，一切都预示着社会即将发生激烈震动。阶级论则使知识份子分化为左右两派，有了互斗互揪的社会基础，同时失去制衡的中间派。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万马齐喑、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侥幸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被红卫兵抄家、揪斗、游街……
梁漱溟还想特立独行，可惜在1953年政协全委会扩大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批评公开“顶撞”时，就被彻底批倒。在文革中照样惨遭红卫兵的批斗，无奈最后存有一丝幻想，上书毛泽东，可怜巴巴地写道：“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之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为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重注……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故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
熊十力虽然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但在文革中，风烛残年的老人家只能穿着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尽管在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曾屡遭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的“越轨”行为被一次次打击……若与大陆的比起来，波及面很小，手法也太小儿科了。
幸运的是，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学术的一脉传承，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通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睁眼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
当年怀着无限希望留下者，却受尽了人世的坎坷磨难，不少还因此含恨而逝；怀着漂泊孤寂被迫离开者，却能捍卫自己的人生宗旨，造化竟然如此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第三节 多事之秋与不平常的春天
1956年1 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 改造。这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重新作出估计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
苏联独裁者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右)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五个多小时的连续讲述中，赫鲁晓夫控诉斯大林当政时的倒行逆施、滥杀无辜，对斯大林做出明确的否定。这自然有如晴天霹雳。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引用苏联人对会场气氛的描述：“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嘎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心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1956年2 月 14 日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毛泽东开始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 34 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方针。文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8～279 页。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 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 术的方针。毛泽东 4 月 28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 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迄今未见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是他 5 月 26 日在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 6 月 13 日发表。“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的副手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国外的影响的。他说：“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 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
1956年6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交谈
1956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主席台前交谈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去年 1 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也说，“今年 2 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双百方针”：“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 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 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应很不一致。一些人在新方针的鼓舞之下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欢迎新方针，可是还有疑虑，一时不敢有什么动作；一些人对新方针有抵触甚至抗拒。 “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反应，是 22 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组织了民主党派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种讨论的情况，正如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的，“捧场恭惟的远过于批评的”，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例如章乃器在 1956 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后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补充了一些条件和限制，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1957 年 5 月 31 日，他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 毛泽东把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称做赫鲁晓夫闹风潮，同时他还提到哥穆尔卡闹风潮，说的是波兰政局的剧烈变化。6 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使用武器，发生了流血悲剧，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被关过几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同时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无法控制局势，被迫下台。10 月，布达佩斯开始的骚乱蔓延到全国，苏军出动坦克车才镇压下去。 这两件事统称为波匈事件。 看到苏共二十大路线在东欧引起的这种强烈反应，看到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他不能不重新检讨苏共二十大路线：“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 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 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不满溢于言表，等于饶漱石。对赫鲁晓夫就更加不满了：“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 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那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引发了强烈的持续的政治“地震”，可是对事件并未作出理论的分析，没有讲理由。对此事作出理论分析的，只有毛泽东和铁托，只是他们两位的分析颇不相同。 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作出意识形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远比拉科西辈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同时， 还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质，更合乎实际的方面：“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毛泽东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看到了，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对于形势的可能发展，他甚至作过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 3 点讲到 7 点。3 月 6 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 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现在人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看到的这两篇讲话，并不是原始的记录稿，而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怎样才能知道毛泽东原来说的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不少红卫兵组织，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 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文献》一类的书名，搜集和编印了多种毛泽东文录，有一些其中就收有这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一时曾经在颇为广泛的范围内流传。除了搜求和阅读这些印本之外，还有一个简捷的途径可以了解当时毛的意见，那就是去看 1957 年 4 月间《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 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 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 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 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 日）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 日）这一组社论， 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表的，它们都是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摘抄下来。
10 日发表本：“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6 日发表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10 日发表本：“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在“发表本”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
民主党派会议上的这些言论，在 4 月 26 日发表社论的时候，被认为是基本正确的。可是经过5 月份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到 6 月 19 日发表讲话的正式文本之时，这些谈论就是大错特错的了。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大约只有最权威的人物才有资格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在“发表本”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他的听众们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中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墨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 1 月 18 日至 27 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 月 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 3 月 12 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 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 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据，但他的景仰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 “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分子的心。
第四节 从百家争鸣到两军对垒
1956年3 月 5 日至 20 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新方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在大会发言中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他在引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 “我国的党和毛主席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借口诛笔伐，‘包抄’‘围剿’， 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 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基提出 “‘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 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干部眼中，知识分子是“落后”，在知识分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他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题：“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 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派言论。
政协会议闭幕之后不久，《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 月 1 日，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 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 1956 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就开始酝酿。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储安平。 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人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
毛泽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的3 月 16 日他启程，17 日 在天津，18 日在济南，19 日在南京，20 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4 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毛到杭州听取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发表讲话。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毛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双百方针” 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校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很尖锐的意见。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 年第 51 期（5 月 12 日）上的头条：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 月 27 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 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 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 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1955 年 9 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苏联教本）的讲。 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 ×××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 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 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 月 29 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 （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 1949 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 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1997 年1 期）
傅鹰的这些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对此李维汉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出具体分析，认为 1956 年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派。有意思的是毛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从这里可知，后来那样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都在中央统战部长的意料之外。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整风的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据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 5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5 月 8 日 上海《解放日报》邀请 22 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 报纸以一整版刊出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 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本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风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党团员是要培养的。”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二十六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 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笑不得！有些教师说，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 12 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 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 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医生要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5 月 10 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出报道。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就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有些人就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表示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法，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响应毛泽东的这个提法，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应该存在。 学校中的工作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 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4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脱胎换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 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 “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 使人敬而远之。
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谈到不久以前的那一场肃反运动：机关肃反时民主党派成员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机关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 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后，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竞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是不信任？还是以为民主党派与他的成员不相关？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对民主党派的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地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 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 “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谈到互相监督，罗隆基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他希望今后这些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又说，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民盟副主席史良立刻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说，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史良还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史良表示，她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对于史良的这个提议，主持座谈会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立即作出说明。 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接着发言，他谈到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的发言中，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他说，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说，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谈到有职有权问题：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千家驹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千家驹还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长期内不能恢复。
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也谈党政关系问题，他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谈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提出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 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来的问题。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地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的时候，李伯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不经大家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谈到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李伯球讲了自己一段经历，他说，我在 1954 年被当做团员看待，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谈到，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谈到宗派主义，张奚若说，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奚若显然不知道 3 月 18 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在这次整风宣布要反对的三个主义之外，张奚若还提出了一个教条主义，他说，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 好处一点不讲，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 8000 个正规生，这 8000 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 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 身体也不能锻炼了。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 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不过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在这座谈会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他在听了马寅初发言之后，又把自己的意见再说了一篇，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担任文化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 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于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沈雁冰当时正是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工作中的经历呢？如果他真是在说自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他是一位部长，能够管得着部长的主管的领导党员是什么人，那一位上级的上级又是谁，谁才够得上英明领导这样的赞颂，所有这些他都没有说，人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吧。
沈雁冰还谈到官僚主义。他说，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的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 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在这里提到的“干部必读”是 1949 年二三月间经毛泽东审批的一套书目，共 12 种，即《社会发展简史》、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其实当时也并没有多少干部当真遍读了这 12 部书，沈雁冰把这些人还稍微估计高了一点。
沈雁冰最后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她以为马寅初提出的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她认为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她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张奚若再次发言，讲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 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 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入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的。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 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
陈铭枢的类似意见却是针对毛泽东。7 月 14 日民革中央小组批判陈铭枢的会上，吴茂荪揭发陈铭枢不久以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用四句类似的话批评毛泽东，就是“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 鄙夷旧的”。吴茂荪揭发说，陈铭枢“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吴茂荪还揭发：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7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这些话很使毛泽东反感。在 1958 年 1 月 28 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 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 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 “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 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 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说，“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 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可见他对这些话一直耿耿于怀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7 页。
5 月 16 日，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谈到党政关系问题时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谈到法制问题，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谈到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与沟，他说，有些党员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此，看不起非党人士。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好些。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为了推翻墙， 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
这里陈叔通看来似乎对这两个方面无所轻重，但他心里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他说了，一般说来，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 1956 年反冒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个很犯忌讳的题目。陈叔通提出的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陈叔通说，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 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不是永远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 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的事，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 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严希纯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例：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 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 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严希纯最后谈到人事工作，他说，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选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这是很大的浪费。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叫他当众检讨。
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谈到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而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民进中央常委金芝轩谈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以为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陈铭枢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昨天听沈雁冰同志说，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昨天刘清扬同志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优点。 她以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她这意见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致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奈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陈铭枢说：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发言完毕，散会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在场的人大约没有谁意识到，事实上李维汉是宣布整风运动的终结。要求党外人土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本来意义上的整风运动，热热闹闹的进行了半个月之后，就到此为 止了。 这样的座谈会开了七次，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正如李维汉在散会前说的“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辞。
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
21 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 5 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 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 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 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 4 月 27 日，到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 的 5 月 15 日，只经过18 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知，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思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大知识分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其实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谈到这一点。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 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人人要经历，就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 页，[3]《毛泽东书 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8 页。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不满，任何稍稍涉及要害的批评，都不会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从一版到四版，看到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当他长时间阅读这种报纸之后，渐渐地，他也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些报纸反映的就是群众的真实情绪。现在他发动整风运动，人们在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一位科长（甚至还有某一位处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由衷赞颂领袖的英明伟大。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5 月 16 日，他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承认，“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他没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像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党群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冲击。必须迅速制止事态的这个发展趋势。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 609 页。
当时有人看到这一点。6 月 6 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民主同盟的几位教授座谈的时候说：“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7 月 4 日《人民日报》）章伯钧说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是事实；可是章伯钧自己对毛泽东也太估计不足了。在这个局面之下，他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收不好放也不好吧，但至少当章伯钧在座谈会上作此种估计之前三个星期，他早已不再犹豫，下定收的决心了。只是这时他只跟党内可靠的同志们打了招呼，而报纸上鸣放的势头并不稍减。 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的那时，章伯钧还蒙在鼓里，两天之后突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才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吧。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收紧的原因，除了整风鸣放中那些过激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鸣放揭露出来的矛盾使一些工人和学生情绪激昂，闹起事来。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两天，5 月 13 日，《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为题发表社论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某些企业是那些？最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不过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值一提，为什么要让《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事发一篇社论呢？大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发社论，就表明这事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不但有工人闹事。毛泽东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 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 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1957 年对毛泽东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报纸。在习惯于党性很强的党报的眼睛看来，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等是太刺激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突出地提出了报纸问题。其中说，那些“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右派，“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还以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样一来，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都出现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反击右派是必不可免的了。苏联解体之后，秘密档案公开，从其中可以看到：甚至在1947 年，毛泽东就已经萌发出取消民盟之类的民主党派的意思。《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所载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提供这样的材料：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 1948 年 4 致电毛泽东：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 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 1947 年 11 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现在到了 1957 年，不但完成了土地改革，还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而罗隆基等人的刺激性的言行，不过是促成此事的触媒罢了。
5 月中旬，毛泽东已经决心反右。但是这时所确定的，仅仅是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场斗争作出很具体很周密的考虑。 甚至怎样称呼这一场斗争的对象也几经斟酌。“右派分子”这名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5 月 14日采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右倾”，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还不算特别严重；5 月 16 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的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两个指示用的都是“右翼分子”，这个用语就已经是着眼于政治上的归宿，已经很接近于最后的定名“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这个最后确定的标准称呼，是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定下来的。 从这个用词变化来推断，《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最后定稿必在 5 月 20 日的指示之后。
这些指示对于即将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14 日的指示提出一项策略：“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6 日的指示再次提出这个策略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 月 20 日的指示提出：“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人们从毛泽东起草的 16 日指示中可以看到，他在下决心反右的时刻，仍然怀着听取党外人士批评以克服那些太刺眼了的弊端的愿望。他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毛泽东对于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例如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外行领导内行等，实际表示了接受。可见这时他一方面要反右，一方面还是希望消除一些整风鸣放中揭露出来的弊端。
宣告决策改变最重要的文件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文章开篇，毛泽东就痛痛快快地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用当时常用的更规范化的提法，教条主义，“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或者说修正主义呢？“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即针对了左的话，那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几个月以来”，大约是说从 2 月起，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 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须纠正。“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这样，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在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反右派的任务。
在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要划分出一部分右派来加以打击，总得有一个划分的标准。这篇文章认为：“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这就是说，即使你的批评被承认是对的，被采纳了，也不见得你就一定不是右派。是否右派，要看政治态度。“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也就是 6 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如果一个人声明他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不划为右派呢？也不一定。因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这篇文章还提出判别邪正的简易标准它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里说的虽说是已划右派之后，其原则也可以追溯到未划右派之前。夹紧尾巴，低首下心，驯服之态可掬的，当然不必划为右派；尾巴翘起，桀骜不驯，不易驾驭的，就以划为右派为宜。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就是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宣告 1956 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失去时效。当时，周恩来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句话包含三项内容：第一，知识分子是跟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对知识分子跟对资产阶级是实行同一个政策。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样一相提并论，就是把知识分子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是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了。
一年之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正式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明确声称“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从而使毛泽东的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理论的形态。 第二，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要领是又团结又斗争。 1956 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时， 把这个“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得很具体，就是“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 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他说：“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在对知识分子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开始，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 必须斗争梁漱溟胡风辈；到了此刻反右派斗争之时，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翦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一批人，团结他们来写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来作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发言；到了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吴晗、翦伯赞、李达、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人又成为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人了，这些人一直被斗争到或者自杀殒命或者瘐死狱中，“含冤去世”；到最后，可以团结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分子，而必须斗争的有若干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21 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总之，可以团结的越来越少，必须斗争的越来越多。第三，这将是一条长期执行的政策。果然，这条政策一直执行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共计二十二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个内部文件，甚至党内不可靠的人也是不给看的。一些获准知道新精神的人，当他知道政策和风向的突然转变，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作家黄秋耘回忆说：“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 年 5 月 18 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 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 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 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手表，已经是 9 点 20 分，肯定是发生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电话，没头没脑地说：‘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黄秋耘感慨说：“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那些没有资格阅读内部文件，没有机会旁听内部电话的人苦了。他们不知道反右派斗争正在一声不响地从容布置之中，还在一个劲地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休会之后的第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在 5 月 21 日举行。看来还是这样一些人，还是一样热烈的发言，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该不会那么不识忌讳地侃侃而谈了吧。座谈会的主持者当然是成竹在胸，这时倒是真有一点钓鱼之意了
第一个发言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 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 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关于政治设计院，章伯钧就是说了这样几句话。这却成他的代表言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集中的批判。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他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是企图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关，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6 月 27 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后来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看他说的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没有把共产党包括在内，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党，不仅仅是起一种提出设计方案的设计院的作用。章伯钧不懂得，工程技术问题上是允许有许多设计院的，这在政治方面却是不被允许的。即如鸣放，毛泽东说的，是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是右派才把鸣放涉及政治。对待鸣放尚且如此，当然更不能允许有什么设计院设计出政治方面的方案来。
章伯钧是出于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尊重，没有把共产党也算做一个政治设计院。毛泽东却是把他的党看作政治设计院的，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3 次会议上讲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说“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是不加引号的，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是加了引号的。不言而喻，只有中共中央才是唯一的政治设计院，而毛泽东就是这个设计院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3～494 页。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返国后参加大革命，北伐期间曾具有国共双重党籍。他是一个社会主者，但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人民日报》。）几年来，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共产党专政的既成事实，现在似乎看到转机，便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张。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还说：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章伯钧的这个意见后来也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说，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这天的会上，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和林汉达发了言。许广平说， 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做。我们也只好收起来不做了。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做一些。中小学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 1952 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颌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祁建华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当时报纸上说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大力推广。）扫除文盲的工作1954～1955 年做得比较好，1956 年在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哪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 1956 年扫除文盲 900 万人，其实这是 1954～1955 年的成绩，1956 年的要到 1958 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话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为什么说放得还不够呢？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这些人顾虑什么呢？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 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李毅不知道，就在几天之前，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秘密文章中，正好也有“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字句，这真是奇妙的巧合，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想到一块来。李毅说的三部曲，第一部已过，正在演奏的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过门，第三部眼看就要开场。你说出来了，可是你不懂，真是可悲悯的迟钝啊。不过也难怪，听说《烧饼歌》上的预言，应验之前也是无人能解的。
李毅把避免打击报复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他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讲了他的意见，只不过是秘密的，其中有八个字已经给他碰巧猜着了。李毅在发言中，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以为，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党的方面；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 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
李毅说他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听后，应声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天座谈会发言时，前面有一小段文字：“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读者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了这段话，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其中没有 一句对这些意见以及提意见态度表示肯定的话，对待这些意见，也只说“加以正确地对待”，却不说“加以采纳”，而且提出“不同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含蓄地表示其中有不能接受的意见。
这天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主张拆墙必须从两面来拆。他说，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思想改造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大些，他同意采用“脱胎换骨”这个提法。这显然是反驳章乃器的意见。
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在发言中表示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
谈到肃反，王昆仑说，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 凡是某些人在哪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哪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 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谈到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 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他还表示，他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
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说到鸣放，他说，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他还谈到，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严景耀表示，他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他以为，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罗隆基发言时兴致很高，他说，有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通过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 针对昨天会上李毅说的有人怕打击报复这问题，罗隆基说，有人要求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三反”、 “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 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 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 “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主张在反右派斗争中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作为他的代表言论，受到集中的批判。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挥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在谈到肃反问题时，曾经提出今年和明年应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罗隆基说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只是有一点不同。 毛泽东只是说要作一次大检查，并没有提出要为此建立什么机构，而罗却说要成立委员会，甚至要使它从中央到地方成为一个系统。后来罗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作检讨，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6 月 26 日《人民日报》）罗说他体会不深刻，这是真的，他确实并不了解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考虑。即如检查的时限，4 月间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说，肃反检查是查 1955、1956 年的，过去的不查了。而罗说的，不但是“肃反”，连过去的“三反”、“五反”也都包括在内。检查的目的，毛泽东说的是“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 更明白些说，就是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而罗说的是鼓励有委屈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使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可见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这也就是古人论文章所说的“貌同心异”。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还谈到，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 1200 万。罗隆基不知道，毛泽东还认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还太少，因而决定加速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入党的要达到知识分子的三分之一，今年就要吸收百分之十五入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罗同毛两人想法的距离有多大。
在罗隆基看来，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罗隆基说，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 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在经委、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 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罗隆基也说了些犯忌讳的意见。他认为从 1956 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这天的座谈会之后又休会七天，5 月 30 日才又接着开会。这次休会的原因，据后来薄一波说，是因为“5 月 21 日和 25 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的审稿人和交稿日期”。只有作好这一准备，才能在战斗打响之后迅速抛出一批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既然中央书记处在开会研究反右问题，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当然得停下来，等到书记处研究出结果，统战部才有所遵循，才好研究这个座谈会怎样配合当前的斗争。
现在的任务已经是研究批判右派的文章的题目了，座谈会的任务显然不再是听取有关整改的建设性批评，而是收集供批判用的右派言论。前一阶段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些最大的“鲨鱼”都已经自动浮到水面上来了。他们大放特放，材料已经够多。现在要研究的是，还欠缺哪些人的材料，还有哪几个内定的右派分子材料不足，应该想点什么法子，叫他们也鸣一鸣，放一放。 这就要有点时间去劝驾，做做工作，动员动员。所以就得再一次休会了。
就在这几天的休会中间，毛泽东本人发出重要的信号。5 月 25 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回忆说：“如果说以前的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毛主席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标准，也就是不久之后他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 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可是那些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更谈不上有什么行动）离开了社会主义。
座谈会又继续进行。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说，党和非党间是有墙和沟的，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中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他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民革副主席龙云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越好，如果掩饰起来，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龙云认为错误的根源多半在上面。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 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
龙云在这里说的今年教育事业突然压缩，不久之后 就引起大麻烦了。至于提倡穿花衣服，那是因为同苏联的易货贸易中进口了一批花布。 龙云还提出：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谈到，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地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没有搞错的不许翻案。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另一位民革中央常委刘斐说，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器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 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发言，对上次座谈会上周建人的发言表示不满。 他说，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
吴研因还谈到，《人民日报》在报道周建人的上述发言时，用了“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这样的大字标题，表示赞赏。 吴研因说，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 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不必来插手了”。
吴研因不知道，《人民日报》这样处理周建人的发言，是适时的舆论导向，也就是他所说的暗示。如果他听从了报纸所暗示的，即去闭门思过，不再插手，更确切说是不再插嘴，或者不至于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不幸的是，他以为错的是《人民日报》而不是他自己。
民革中央常委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 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
民进中央常委徐楚波谈到一些中小学校的情况，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 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 这些青年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就“墙”与“沟”形成的原因提交了书面发言。谈到人事制度、‘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他说，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才算尽了责任。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的浪费。 他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 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茅以升还谈到一个保密问题。他说，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 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从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他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这是这些民主人士发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作了发言。这篇发言真是来之不易。他事后交代说：“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 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 月 30 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 6 月 1 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 6 月 1 日发一次言。 我 31 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 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给罗隆基看过，并无其事。”可见 这是一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
储安平这篇发言的标题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全文不长，照录如次：“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土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 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其得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这篇 1200 字的发言成为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本来，比起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来，储安平的地位声望要低些，就凭借这一篇发言，他被看作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一样的头等大右派了。这篇发言是应该给予这样的重视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他说， 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因此，这篇发言也就当然遭受到最集中的批判。
在这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还必须提到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她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存在着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谈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
这里采用了“右派”一语。怎样称呼这样一些人，曾经考虑过采用“右倾分子”、“右翼分子”这些名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才确定采用“右派”这个提法。如果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是在何香凝发言之前，可说是不约而同，如果定稿在何香凝发言之后，也许就是采用了何氏的用语吧。
6 月 3 日的会由李维汉作总结发言，他的“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他回忆说：“6 月 3 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这时李维汉心里想的已经是准备反右了，可是他在会上说出来的，还是一个月前的那些话。他说，整风刚刚开始，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样的一篇讲话，尽管有毛泽东加上的一句伏笔，也不会使听了的人觉得政治风向就要转变的。这正是希望做到的。为了稳住人们的情绪，这次座谈会还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李维汉心中明白，这些会是一次也不会召开的。距反右派斗争的公开发动已经没有双周时间了。此刻成立这样根本不准备召开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像战斗打响以前有意制造和平景象以麻痹敌军，以增加袭击的突然性，同时也好让右派的进攻达到顶点。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是毛泽东对态势的估计和战略决策。他在这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要求，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利益，却并没有提出诱敌深入的方法。这方面，5 月 14 日和 16 日的两个党内指示中说，就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后来他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个计策，就是毛泽东颇为自负的“阳谋”。
“阳谋”虽好，只是如果仅仅做到“不予回击” 还是不够的。倘若人家怯战，干脆不来猖狂进攻，摆这八阵图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所以还必须有诱敌之法。这办法就写在一份党内指示之中。“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32 页。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可是这标题只包含文件的一半内容。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两项内容组成的，就逻辑的先后来说，第一是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第二才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计策，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说起当年旧事：“这个讲话——指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到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 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黎澍《未完的回忆》。见其《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当然，黎澍这话是多年之后说的。如果他当时说了，他也就成了猖狂进攻的右派一分子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阳谋”调整了部署，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两次休会，让右派的进攻走向顶点。 休会之后的座谈会上，“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这些最严重的右派言论出来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陈铭枢等一批重要的右派分子出来了。
为了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除了这个座谈会之外，还开辟了新的发言场地，让各个民主党派、学术团体、高等学校都举行这样的座谈会。
下面是《人民日报》逐日刊登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民革主席李济深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队伍中的长期合作共事者，我们对于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推动整风，自应积极帮助。
陈劭先的发言是讲正面话。他说，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这是不好的。他认为不正确的思想言论，报纸不应当发表。这态度是很好的，只是他不知道，几天之前中共中央已经一再指示，要求党报不加反驳、不加粉饰、不加删节地刊出右倾分子的言论，这正是反右的一项重要的准备步骤。
刘斐这一次发言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的。他说，领导党整风，民革是助手之一，民革成员不能袖手旁观。他同时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可否认地在民革内部也存在着，“我们就那么好”？因此民革成员也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在共产党整风期间，结合自己的思想，“照自己的镜子”，通过整风，改造和提高自己。
龙云在会上发言认为整风就是找过去的错误。他说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风？这联系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错误就多。他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整共产党的风，有道理。他说，他这次出发回来，在报纸上看到马寅初、张奚若、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但自己参加了 5 月 21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以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顾虑，折中的话很多。他认为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没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中共帮助力量不大了。他认为，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
据 30 日《人民日报》 报道，龙云在 29 日会上的发言中，“对本报 5 月 24 日发表的他在 22 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但是他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因为 5 月 14 日党中央已有指示，报纸发表此种言论不要删节，所以龙云的不满大约不会是因为删节了他发言的内容，他不满的想必是报道的角度和倾向性。就从报纸上这简短的报道中，是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倾向性的。其实他有些话确是说得很难听，但他还是说了执政党不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这样说，可以解释为他对共产党还是信赖的。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在宦海浮沉了几十年的龙云预感到某种可能性，于是故意说破，希望能避免此种前景。
卢郁文发言，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 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反驳章伯钧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
谭惕吾发言。她认为民革成员帮助共产党整风，应该采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虚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 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
卢郁文和谭惕吾的这些发言都登在 5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随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 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乃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李平衡说，整风中有人道听途说，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有人是为发言而发言；也有人是以出气态度发言。这都不符合真诚坦率，和风细雨的精神。在谈到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沟问题的时候。他以为党员固然应该主动动手拆墙，党外人士也应该动手拆。拆的办法应该是“多接触，多谈心”，有些党的会议，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应该尽量让大家参加。
陈铭德谈到了放和收的问题说，现在只是上层动了，下层还在以“观察员”的身份观察气候，仍是顾虑。放是充分揭露矛盾，收只能掩盖矛盾，乃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因此，真正爱护党的，就应该鸣，也让别人鸣。
李蒸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种不好的气氛，随便扣帽子，随便打回去。我们的发言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正矛盾，不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代替一般。
李蒸说毕，卢郁文立刻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也不能同意上次座谈会上谭惕吾的意见。卢郁文说，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呢？拆墙填沟应该是两方面的事，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求 20 年定息，墙怎能拆的了呢？
覃异之在谈话中也认为，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有“收的味道”，《人民日报》的标题就值得研究。在他看来，某些积极分子为领导党表露了一种“担心”，也是“收”的表现。
谭惕吾发言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些毒草。关于定息 20 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认为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暴恶劣的对人态度。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法去接近他们。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
翁文灏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说，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 他们比一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假如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了。
陈建晨发言分析批判了 6 月 2 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的讲话， 认为章所说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她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表示了愤慨，并对储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批判。她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但是 1954 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担任广西省副省长的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次到中央来开会都听到李维汉部长说党政要分开，但是到下面就不然，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文书就可命令一切。应该把党的领导和党员的身分区别开来，不能在党和党员之间划等号。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无人怀疑，但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最后他建议民革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如果有提案和发言，要强调建立法制。共产党整风固然很好，但如果法制不完备，仍然没有保证，人民没有根据来权衡共产党作得对不对。
周颖在发言说，有些问题，比如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在党内揭发出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呢？难道党员同志不知道吗？难道党员同志就没有意见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开展，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发扬的关系。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势必影响到党外也不能很好的发扬民主。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员打冲锋，现在共产党员为什么“坐阵以待”？共产党内有些重大问题被锁在“保险柜”内，这些问题必须党的负责干部出来揭发，必须党内外夹攻才能攻得出来。在现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应该作些什么呢？她认为在机关应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民主党派参加的组织。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 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 现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改变作风，该作的要勇敢地去作，要和共产党分担责任。这个组织要负责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处理的意见，监督共产党快一些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相当普遍认为，民主党派这几年干的工作主要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因此她认为，这次整风中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民主党派也负有责任。
谭惕吾又一次发言。这一回她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会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 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稿一套党的系统呢？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是否合乎中国国情。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
谭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她说，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 关于国家制度问题，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这是不好的。
会场当时有人问她：司法、律师、检察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受一个党员领导，还是受党委会的领导。她回答说她不知道。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李济深最后说，为了帮助共产党除“三害”，不要顾虑伤害不伤害党的问题，大家有话尽量说，这个会还要继续开。他同意周颖的意见。今后要把会上的发言归纳起来，提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 李济深还在动员大家有话尽量说，说明他丝毫也没有预感到反右派斗争就要打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开这些会，只不过是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些右派分子也在向顶点走去。
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 5 月 16 日在会上发言，题目《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 他说：“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理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沈志远表示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思，他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过去也可能起过好作用，但是现在在某些学校里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而且一定会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而不能单纯靠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建议放宽对出版事业的的管理。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更加犯忌讳的是，沈志远提到了制度说： “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5 月 17 日《解放日报》）
《新闻日报》总编辑陆诒在这个会上说，上海各报报道市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各报的销路都在上涨，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迎过。过去的报纸一片教条主义，整天板起面孔训人，新闻也不多，报道面不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以为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水平不高努力不够之外，也因为党的中央和党的上海市委过去对报纸的领导方针、领导路线是“收”而不是“放”。 陆诒在发言中还提到几天前《文汇报》报道的“左叶事件”，说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评论说：“如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眼光来看，这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并不高。因为此等事，不仅北京有，上海也有，全国其他各地，估计也有。”陆诒要代表新闻记者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领导上继续“放”，支持我们在报上“鸣”。 二是希望新闻工作者协会像一个人民团体，除了几个人和外宾碰杯干杯之外要切切实实为我们记者、编辑、校对、资料员做点事情。三是希望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不但能和我们各报的领导谈谈，也要和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记者和编辑谈谈，局长们多开开记者招待会谈谈，有时让记者将将你们的军，这对工作也有好处。（5 月 18 日《新闻日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也在这会上发言。他是 1936 年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当年难友邹韬奋在《经历》中曾这样介绍他的情况：“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得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可见，不论是北洋政府，或是国民党政府，王造时都持不合作态度。可是在这次上海市委的宣传会议上，他却表现得相当合作的了。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土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我们（知识分子）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王造时在这篇题为《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上》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官僚主义：“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5 月 21 日《文汇报》）。
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交书面发言：“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帐则而算帐，不是一种‘算帐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 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陈仁 炳还对他所说的一种类型的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天在不少的 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 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哪一门业务都不 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 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陈仁炳的这篇书面发言，6 月 9 日在《解放日报》刊出，显然是为了供批判用的。7 月 9 日，毛泽东对上海的干部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
5 月 24 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黄心平说，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学校。他认为，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通过这一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很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5 月 27 日《天津日报》）
在清华大学的座谈会上，徐璋本教授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 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5 月 25 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 5 月 30 日在该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 他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于一定条件进行学术研究，那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什么不放心。中国有句民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党员要和我们推心置腹，最近报刊常带这句话，真是太好了。但是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人民大学周报》第 150 期）
他的这些话很有刺激性。不过即使他没有在次座谈会上发言也是右派，因为他是主张恢复旧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5 月 31 日举行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下轿”运动。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是抬轿子的人。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 他反对这种说法，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6 月 5 日《人民日报》）
6 月 8 日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杨玉清觉得他的这些话“被 误解”，于是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作解释说，“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6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只是这时来作解释已经不能消除误解了。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 6 月 5 日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引证斯大林的论点，我记得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斯大林说过：伟大的改革，必然有它阴暗的一面。这是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中的话，原文是“胜利也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他就从这个论点出发来谈中国的现实说，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阴暗面越来越广，而且阴暗的程度也愈来愈深了。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用所谓 “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来解释了。彭声汉以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 他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比例”，他觉得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谈到肃反问题，他认为不能把肃反和审干混起来看。肃反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自己人专政。他不同意“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这说法，他说， 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 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义的恶果。（6 月 8 日《辽宁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 6 月 5 日在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平反问题，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挎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 我建议由省人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设一个专门机构，来全面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罗翼群讲的第二点是国计民生问题。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首先要从内部积累资金，但过去偏重于国计方面，而对于民生即人民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照顾。解放七年来，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而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讳言。毛主席说，全国不许有饿死一个人，几年来究竞有没有饿死人呢？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 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有受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 亦在所不免。因此，我建议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应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别调整一下。（6 月 10 日《南方日报》）
罗翼群谈的第一点，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建议从速组设专门机构来检查处理，虽说刺耳，但这话别人早已说过，倒也罢了。最可恶是他提出了“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提法，却是以前没有谁提过的，而且颇具煽惑力。
报道这个座谈会，罗翼群的这篇发言摘登不到 300 字，给加上《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标题，突出这一点。反右派斗争中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上反击他。
为了让右派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 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 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 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5 月 16 日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北京筑起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印象。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末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不幸而言中。1960 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超过黄万里的预言。1962 年 5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1964 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不过这时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几年之后了。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在他们学校的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谈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题目就很有刺激性：《中共失策之一》。文章说：“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 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上，刊出该校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其中说： “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有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这时候，各地，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以及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开了许多座谈会，许多右派分子在会上发言，猖狂进攻。许多报纸刊物包括学校校刊上发表右派分子的文章，白纸黑字，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右派分子的进攻已经接近顶点，现在是考虑反击的时候。
6 月 15 日左右在报上发表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 3 月间在宣传会议上的两次讲话。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加紧进行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这个指示提出：“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派斗争，是 6 月 15 日左右之后的某一天。 这一转变却是提前来到了。提前的原因，就是在 6 月 6 日发生了另外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一天，章伯钧邀集了民主同盟六位教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6 月 5 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 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6 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7 月 4 日《人民日报》）
当时在场的闵刚侯后来写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7 月 4 日《人民日报》），揭发 6 月 6 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
依据这篇文章的揭发和与会教授的交代，大致叙述这会的情况。上午 10 时，会议开始，章伯钩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费孝通第一个发言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 当然要收也容易，300 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土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钱伟长插话：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 费孝通接着说：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章伯钧插话：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曾昭抡又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曾昭抡说，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多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尊重他们，但是党不给。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 章伯钧插话：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 曾昭抡还谈到，西安交通大学已经罢课，上海的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据陶大镛的交代（6 月 24 日《北京日报》），曾昭抡还说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之所以减少，是为了怕学生闹事和毕业生出路有问题。会上，曾昭抡讲了一句最有刺激性的话，他说，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他还说，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据陶大镛说，章伯钧听了这些话，兴奋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他说， 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钱伟长认为，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 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
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 钱伟长接着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且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他还反映了一个老教授的话，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 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说，1953 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 五三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青年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群众。 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在会议的进行中，章伯钧讲话很多，也很激烈，常常打断别人的发言，插一些话，例如说，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兴致很高，只听到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话。 他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说，现在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地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最后章伯钧作总结性的发言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出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 在场的闵刚候说他的印象，当时章伯钧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 之慨。
这一天章伯钧的日程排得很满。上午是民主同盟的活动，下午又是农工民主党的活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中，说出这个下午的情况：“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次。最值得注意的是 6 月 6 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了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二、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动经验的老人。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劳改的，判刑的期满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要得到安排。三、 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展组织（张于 7 日离京赴郑）。四、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何仲珉来办。五、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参加。”（7 月 17 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这一天的活动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吴晗和胡愈之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都谈到这次六教授的会，都以为这是章伯钧猖狂进攻的顶点。吴晗说，他们以为共产党失去了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这就是 6 月 6 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 吴晗说，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章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7 月 7 日《人民日报》）。胡愈之说，到了 6 月 6 日，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这时候才完全暴露。（7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史良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6 月 6 日章伯钧和右派六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对当前形势作出十分狂妄的估计，以为利用共产党整风，到处点火放火，煽动学生和工农，造成“天下大乱”，推翻人民政权，就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举动达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最高峰。（9 月 16 日《人民日报》）民盟内部的左派都认为，6 月 6 日的会，是高潮、极点、最高峰，也就是走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所说的顶点。
毛泽东在他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这样说到这次六教授的会：“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 者，夺取权力也。”
这篇社论还有一段，更点明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现在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顶点。按照原来设想的过了 6 月 15 日左右再发动反击，可能已经嫌迟，可能贻误战机，陷入被动。现在已经到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最佳时刻。
6 月 8 日人们早晨醒来，惊奇地看到《人民日报》的论调跟昨天不相同了。这天的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宣告了从 5 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再也不能拖延了。一些地方学生已经闹事；一些教授已经想起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这是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也就是最高领导换人的会；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已经在打算收拾残局。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必须立刻扭转这种趋势。这篇社论就是个强有力的信号，宣告从今天起改变了航向。
社论见报前 24 小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章伯钧交代说：“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7 日，国务院开会。 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 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7 月 4 日《人民日报》）周只能不置可否，因为这时已经在准备这篇社论了。报纸午夜就要开印，同右派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 此刻你要周恩来怎样表态呢？后来李伯球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他 6 月 9 日在黄琪翔家里，听章伯钧说，7 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章伯钧笑周总理“当场难堪，无话可答”。（7 月 15 日《人民日报》）此处所说包某，当是指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此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担任过人口局局长，是个有资格说几句的人。至于章伯钧说周恩来“当场难堪，无话可答”， 却是误会。那时他心中想的，已经是明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无心与包某论难了。
这篇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昨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报道：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宣读了他收到的这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从报纸上摘录的字句看，其中有“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这些话，而没有“揍你”、“宰了你”、“小心你的狗头”、“勿谓言之不预”这一类话。似乎称它做“辱骂信” 比“恐吓信”要更加确切。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这信是他最近收到的，可见已经有几天了。 看来他当初并没有很重视这事，所以不曾在收到的当天送请公安机关侦破，或者送请报社张扬，而是过了几天才在座谈会上说出来。《人民日报》编辑部当初似乎也并没有很重视这事。如果重视了，有意加以评论，一般惯例是在报道此事的同时配发评论的。可是 7 日的报纸只报道了它，并看不出要加以评论的迹象。
这是 6 月 6 日六教授的聚会直接引发的，社论却不宜就用这事做由头。因为从技术上说，时间太仓猝，还来不及弄清楚全部有关细节；从政治上说，也不宜过早亮出底牌。此刻还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人家看到底牌就不肯自投罗网了。既然还不到公布这个材料的时候，文章怎么写呢？眼前这张当天的报纸上有这个匿名信的材料，将就用用也可以了。社论就此立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卢郁文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他甚至成为历史人物。他做过“立法委员”，1949 年 4 月北平和谈， 他是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秘书长。和谈破裂，代表团成员留下来，卢郁文也跟着留下来。他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这之后不多久，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来在批判谭惕吾的会上，程潜揭发说：“惕吾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 回避当前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可见在谭惕吾看来，算一算卢郁文的历史老帐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的这篇发言没有发表，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卢某的更多情况。
有人甚至疑心这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捏造的。朱蕴山揭发陈铭枢说，6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陈铭枢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还说卢郁文是小丑。（7 月 15 日《人民日报》）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也说，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怕是假的。（7 月 17 日《人民日报》）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公安机关于 1958 年或 1959 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章伯钧看过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他遇见费孝通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这天晚上，他又去找史良，谈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章伯钧对李伯球、杨逸棠等人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6 月 26 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觉到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当天下午，他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天，《观察》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 “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6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李维汉的回忆文中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以为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此说似乎不确。如果真是毛的作品，就应该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这篇社论一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至于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他的决策发表，传达了他的意见，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作战方案。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 15 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指示的第二段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的事。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要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 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 15 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高潮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 6 月 8 日 的《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开头就把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 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带了出来。
《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遵照这个指示召开这样大会。《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些职工座谈会的时候配合发表这篇社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这时，报纸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
11 日社论的题目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它说：“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改变了不久前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划分右派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三条已经出现。
12日又增加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起到制造声势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的？社论认为，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右派分子“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足见问题之严重。 凡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人，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政治风向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许多人已经根据这些社论的导向改变了立论的基调，拥护这些社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社论的意思乃至字句。不过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立刻转过弯子来。 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还要派记者予以报道。这项指示立刻执行了。
在 6 月 8 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李俊龙发言，谈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写匿名恐吓信“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持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6 月 9 日《人民日报》）
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中央常委杨肇燫说，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会上，另一位中央常委孙承佩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意见。共产党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6 月 9 日《人民日报》）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陈新桂的发言刚完，中央常委邓初民、中央委员张毕来都发言批评他。
有意思的是，正在受到批评的章伯钧也批评他，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根源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 13 次会，有 73 人发言，大家提了许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章伯钧还表示，不同意张云川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的意见。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发言。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造的。他赞成采取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
看来，费孝通愿意执行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过的 4 月 27 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却不知道现在执行的是他没有看到过的 6 月 8 日关于反右派的指示。
费孝通最后说，他认为鸣和放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党的领导。
座谈会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认为目前有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指责《人民日报》， 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6 月 11 日《人民日报》）
6 月 11 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他不同意《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态度。他认为这些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原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看这些社论也没有问题。如果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本来就怕放，现在一看，就更不敢放了。这样发表社论，是与毛主席讲话和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表示拥护鸣放中争的方式，但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希望今后党更应该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马哲民还不同意卢郁文认为墙是两方面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合乎《矛盾论》的。他认为应该分清主导方面，不能看做是平衡 的。（6 月 12 日《长江日报》）
刘文辉、程潜这几位起义过来的人，更是披肝沥胆地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态度。像刘文辉，就批评陈新桂说的“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批评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批评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以为这些意见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对于几天以来政治风向转变的看法，刘文辉说，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我认为不是。
这天的会上，老报人陈铭德也发了言。他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 以为是卑鄙手段。他说，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陈铭德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待。（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陈铭德担心匿名信事件会影响到鸣放，殊不知正是因为鸣放造成了如此局面，才大事张扬匿名信事件的，他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当初社论采用匿名信事件做由头，才使陈铭德这样的人想到可以“分别看待”， 这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要是社论直接就六教授开会一事立论，即可免此弊。 《人民日报》6 月 9 日的社论还在把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叫做“反批评”， 陈铭德主张，反批评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有一些人在进行反批评时，脱离了有的人原来也是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引申、夸张，这样做无助于别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一直到这时候陈铭德还在希望“鸣放”的继续开展哩。
也是 6 月 12 日这一天，农工民主党中央开扩大座谈会。杨清源、严信民等人都批评章伯钧。王枕心却全面为章辩解，把别人的批评逐条驳回去。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于其他一些批评章伯钧的意见，王枕心也都表示异议。总括起来，他认为，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会上，张申府也对章伯钧作出肯定的评价。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在座谈会结束前发言，感谢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谈到自己在几次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 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之处。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
这次座谈会上还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写回的一封信。信中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民主党整风，甚觉希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
对于这封信，章伯钧解释说，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张云川有回来说明的机会。第二，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提交书 面发言，他分析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可分为四种，即： 一，好心说好话；二，好心说坏话；三，坏心说好话；四，坏心说坏话。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遭受到宗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 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当我们跟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 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6 月 15 日《人民日报》）最新社论的精神立论了。 他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
邵力子辩驳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应该予以严正的驳斥。（6 月 16 日《人民日报》）
刘斐听邵力子念到“鸣鼓而攻之”这一句的时候，插嘴说：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哩！
他们两位都是 1949 年和平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过来，一同留下，老同事了，不妨开点玩笑。他们那一代人，“四书”都是读得熟的，都记得“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一句，“小子” 在这里不过是“我的学生们”的意思，并无恶意，可能还有一点亲呢的意味。再说，把“鸣鼓而攻”作为一句成语来用，并不是邵力子开的头。《辞源》 里就有这词条。刘斐硬给添足这两个字，看来是不怀好意，是要对这些鸣鼓而攻的小子们和正在发言的邵力子表示一下不敬吧。
这对会场的气氛大约也有点影响，使演出正剧的场面忽而不协调地抹上一笔喜剧的色彩。又好笑， 又不能笑，多尴尬。所以，在下一次的会上，甘祠森在揭发刘斐的这一回捣乱的时候，就大声问他：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刘斐当然是右派。就在他插嘴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的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也同他有关。会上，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 麻？”陈其瑗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民革的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李济深念了刘斐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说陈的发言很肉麻。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
为了使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的面目，除了组织这些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之外，还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民日报》转载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6 月 19 日）、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6 月 22 日）等等都是。各报编辑部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了。
报纸上刊出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干余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它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三害’ 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文章谈起对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 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后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 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对于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这篇文章说，“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 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击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这两位作者替胡风鸣冤叫屈还不够，还要过问党内的事。“高、饶事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两位作者论党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已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手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 日渐增多，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 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篇文章指出：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的领导权。“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 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这篇文章认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的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 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篇文章还提出扩大民主、革新国家制度的主张。“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们只代表他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对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对人民，不反对社会主义就行。即使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对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关于国家制度，文章说：“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脏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12 日《陕西日报》上刊登的陕西师范讲师王尊一的文章《“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头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于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哪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文章对于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就是谁的这样一种道理表示不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一般群众。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 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名字，我不知道。”
这篇文章还说：“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为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就是政治上可靠，就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 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始阶段的形势。一方面，许多人按照 6 月 8 日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导向迅速转变过来，挺身而出，鸣鼓而攻；一方面；也有不少右派分子还在发表言论，发表文章，自投罗网。
要把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要给右派分子以致命的一击，光靠 《人民日报》每天发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叫他们投降，必须先缴了他们的械。这就必须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从他们那里收回来。 毛泽东 2 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 3 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可是早已在党内外作过广泛的传达，当时只愁人们不了解这新方针，只愁了解这新方针的人太少了。对这两篇讲话的传达，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许多人是受到毛泽东的讲话的鼓舞，才投入到鸣放中来。大鸣大放中，不论是发出悦耳的鸣声的，还是发出刺耳的鸣声的，都引经据典，而所引以为据的经典，就是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马哲民不满意《人民日报》6 月 8 日以来的那一系列社论，就以它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为理由。因学生闹事而被处决的汉阳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他罪状就有一条是对学生提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这篇讲话可以作为学生闹事的依据和护符。
当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之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鸣放，而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决不能让这篇讲话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利用来成为乱鸣乱放的依据，利用为猖狂进攻的兵器和铠甲。这就有必要把原来的讲话修改之后正式公布，作为标准本。此后谁再要引据以前未经修改的文本，就是有意歪曲和篡改了。
第五节 民主党派的名存实亡
据说，中央高层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开会，邓小平、彭真提意审查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两个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以及学生谭天荣、林希翎共六十四名，应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未予采纳。后来，改定为群众路线，即对右派搞批判斗争大会，每人都经历十几、几十次的批斗。翻旧账、追既往、找现行，定出罪名，再作处理。
反右派运动对大陆知识份子来说犹如平地惊雷，似乎是毛泽东圣心瞬逆。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源自特定的中国政治环境，也源自当时普遍左倾的社会基础。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的运动（维基百科）
1957年反对右派辩论大会
1958年1月30日，毛泽东出席颐年堂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得老老实实、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邓初民、邵力子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爱戴，对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罗联盟。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自我贬抑吗？真的就那么心悦诚服吗？恐怕未必。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欲存于当世，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他途了。毛泽东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会议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向八个民主党派提出五点指示：一、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高潮下的新形势；二、每人每年下乡四个月，老弱不勉强；三、整风勿太严；四、各地都可以开右派座谈会；五、右派可以转变，对他们要有信心。这些民主党派元老，两脚跨入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着些许故国情感和文化眷恋。现在连心底的东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能在被允诺的限度和不多的余地里选择。一九五七年的黄炎培是左派，与此同时黄家有四个孩子都划为右派，其中就有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民主党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黄炎培、程潜、陈叔通、章士钊几个人是领袖平素最喜接近的党外人士。有时还要特别送上一些时新蔬菜，这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把黄家几个孩子都划成右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不奇怪！在毛泽东心底里，黄炎培就是右派。
储安平提出党天下问题，实在是因为他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说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没说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而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刘少奇企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推迟进入社会主义，被毛批判一通。一九五六年消灭了全部私营企业，农民也已将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变成只凭“劳动工分”吃饭的合作社社员。中共正式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将那些党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道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储安平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由于他的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查封了他的《观察》杂志，将储氏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中共原来说执政后将成立“联合政府”，但当时并没有说明如何联合。现在给“民主党派”人士几个部长当，已经够客气了。中共并未食言，只是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以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贼船是这班知识份子自己爬上去的，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的时候，颇为蔑视这班人的缘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中共又实行保密制度，使各党派无消息来源，根本无法与共产党“互相监督”。他要求中共允许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足以与共产党的新华社竞争的通讯社，并解除实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毛泽东一贯仇视正直的知识份子，叫嚣“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他的理论忽悠没有文化的愚民百姓尚能奏效，但聪明的知识份子会看透他的独裁本性。1949年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继而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的学术思想，大骂梁漱溟，反胡风，反右派，直至文革，每场运动无一不是针对知识份子精心策划的。不断围剿打压，极尽侮辱之能事。他终生乐此不疲的“猫屁股抹辣椒，猫舔屁股”整人游戏，就是其阴暗心理的变态歹毒演绎。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从1942年开始就给作家、艺术家戴上紧箍咒。尽管丁玲后来写了出歌颂土改的红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被毛泽东点名送上“再批判”的祭坛，新帐老账一起算，发配北大荒，遭受石块击打、泼墨羞辱，再次丢进大狱……丁玲被折腾了24年后还说：“他（毛泽东）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57年中共抄袭苏共1954年废除的古拉格劳改法，制定了劳动教养制度，用来对付毛泽东“阳谋”钓到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全国461万右派和中右分子，或关进监狱，或到边疆劳教。劳教无期限，既当苦力又强迫洗脑，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在夹边沟、北大荒、青海、新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农场，数十万人被饿死虐死。
1966年8月间，毛泽东（中）、林彪（右）贺龙（左）检阅红卫兵
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
 〝文革中，大量文物惨遭破坏
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基督教、天主教也毫不手软。文革时“破四旧”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空前浩劫。寺院、道观、教堂、佛像、经卷、壁画、石碑、雕塑、名胜古迹、字画、书籍、古玩、器皿、饰物等文化遗产，均作为“封、资、修”被重点破坏或付之一炬。批修女，斗和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知识份子排在 “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黑九类的第九，所以叫“臭老九”。剃阴阳头，喷气式挂牌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陈寅恪、储安平、傅雷、老舍、梁思成、丰子恺、沈尹默、陆洪恩、顾圣婴、良卿法师、严凤英、荀慧生、尚小云、周信芳、马连良、盖叫天、林昭、张春元、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王佩英、冯元春、马正秀、卜琴父……这些国宝级大师、优秀人才、民族精英，像天文数字般罹难殒灭。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哪个民族把士（先秦时的贵族阶层）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千年专制累积的奴性，遭遇集独裁暴政之大成的中共，中国知识份子的扭曲变形也很荒谬。御用文人郭沫若的肉麻吹捧，在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无良科学家钱学森宣称 “亩产万斤”，助纣为虐。万马齐喑的毛时代，林昭等人抗争精神恰如漆黑中一点萤火。八九“六•四”的坦克碾碎了刚复苏的一点精神追求，一切向钱看，犬儒病，功利实用主义甚嚣尘上。很多知识份子被招安收买，闷声发财。异见人士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被抓捕入狱。拦腰斩断了传统文化，在断层错位中长大的人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人文素养落后远矣！！
由于共产党声称与各党派“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实际上却将各党派视作可任意摆布的棋子，那些党派的人士长期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得到机会，便把闷气大大地发泄一通。他们平素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党派遣党员到各党派中去担任领导职务，把持各党派的活动。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便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敢的。”当时各党派被控制到这种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员也须由中共统战部派遣或经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温和，但也提到九三学社内的职员问题困难重重：“社内所中意的人选，统战部不派，这样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员安心工作？”中共这样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拿政府的工资，民主党派录用员工，薪水却要从政府支取，政府自然不能不闻不问就照单全收，一定要从中挑选可靠的。中共的统战部虽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中共本无党政分家的概念，为了管理方便，就让统战部审查、控制各党派人员录用，实在是自然得很。所以，民主党派不幸要从共产党管理的荷包里拿饭钱，想独立也无从谈起。
这些党派在国民党时代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里去支取薪水。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们也就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不是执政者的附庸。由于鼓吹实行民主政治，说它们是“民主党派”也还恰当。但如今共产党执政，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么都是“国家”的。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当然也就控制了这些政党。说这些党派是“民主党派”，早已名不符实，共产党尊称其为“民主党派”，只是照顾历史，兼为自己增添些民主色彩而已。
毛泽东拜斯大林为师，建立起集中全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统治者，然后将这种一切归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产党安排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这与他执政前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是一回事。
共产党不让其他小党派参政已有违其执政前建立“联合政府”的许诺，它在各党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地下党员”，更是自打其“互相监督”的耳光。而各党派对其组织内何人系中共秘密党员只能臆测，平白生出许多矛盾，积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罗隆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当时未有结果。现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张云川便把问题点明了：“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将盟内还未公开的党员身份公开，看看他们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监督。”
为什么知识人如此受冤，还总是离不开“忠”？黄河清先生（2007）认为，所有中共治下的人，都还没跳出古代“忠君文化”的藩篱，都还在中共的思想理论框束下制约下思维。因而不被理解不被接受自以为的正确、好心好意就会觉得“冤”，就会竭力声诉辩解，而怎么也不可能脱出那“忠”字的掌心。流亡作家马建说：“至今没有一个打成右派的作家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不平反以证实自己确实是右派，即反对党的领导也反对社会主义专制。”此话说对了前半句，错了后半句。因为没有一个右派真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悲剧也正在此！时代、文化的悲剧！无可更易的、更大的更深切的悲剧是至今亦然，就在海外，向中共频送秋波者还是大多数。文化的力量大极了！党是正义、是真理的化身；党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党已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天”、天子──皇帝了。这一“雷池”，无论是谁，五十余年来，大陆知识人没有能越半步。即使对毛泽东有离心，却从来不会对党离德，更不会对党的理论思想主义有怀疑。“为着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这一伟大崇高堂皇顶天、臻于至极的思想理论主义教条理想，缚定了几乎所有人的身心大脑。他们缺乏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是至死尽忠的缘由，这是中国悲剧的总体根源！他们的愚忠，既是无可奈何，也是心甘情愿。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忠，构成了独有特色的现代中华忠文化。中共的统治，就依赖著这种忠文化，屡屡化险为夷，延续着延宕着。
知识份子之间既然可以不负责任地互攻互讦，社会生活失去和谐诉求，各个击破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唇亡齿寒，古今同理。从相当意义上，胡风、章伯钧、罗隆基是被在野的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最后拱倒的，“章罗联盟”一词可能最早出自胡愈之。如果舒芜、浦熙修、史良、吴晗等人不提供重磅炮弹，如果没有乐松生、梁思成、萨空了、千家驹这样的反右积极份子，没有赵文璧对罗隆基五十二条罪状揭发……知识份子如不一拥而上落井下石，至少还不至于如此快就罗织起罪名，斗争尚不至于如此迅速升级。据综合判断，若非出于价值认同，揭发者断不至于出手如此果决。
社会生活明显处于错位出偏，居然还有那么多知识份子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认定右派份子实属出洞毒蛇非打不可。九三中常委茅以升、严济慈、许德珩、裴文中等吁请坚决击退右派份子猖狂进攻。1957年7月5日，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张恨水向浦熙修发表“联合宣言”，敦促浦熙修进一步揭发罗隆基。《文汇报》的钦本立、柯灵也检举揭发“徐铸成一贯是个右派，是老右派。”老舍撰文：“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小说）意在煽动农民造反。”
社会的整体左倾化，包括“右派”在内整个知识界对左倾理论的接受，乃是反右急速升温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知识份子自己不往前凑，“阳谋”就不可能迅速得手。晚年茅盾甚至不经意吐露：“想不到党中央会对右派平反！”[81]反右的大方向固然出自高层，但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则须倚赖基层。没有左翼知识份子的种种“自觉革命”，反右运动便不可能短期内即成燎原之势。
知识份子认为社会新生政治清平，一切都可万无一失地交给党，自觉交出独立思考，交出了绝不应该放弃的选择权与批评权，认为对当今执政者的一切批评已无必要。正是1950年代初期知识份子的这种幸福依偎感，才是其后痛苦不堪的起点，也正因为是被自己真心拥护的党所抛弃，这份折磨与痛苦才更为锥心难泯。同时，一片压倒性的赞颂，社会监督与纠错力量消散，也助长了高层领导“伟光正”的自信。
无疑，左倾思潮得以掀起的最主要动力乃是共产理论——终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彻底铲除一切社会不公。国人居然相信“用黄金修造厕所”（列宁语），相信“物满为患”的君子国即将建成，相信“盛代无隐者”。只要读一下1950年代诗歌，就可感受到什么叫“时代豪情”，就能触摸到知识份子的“不设防心态”。萧干后来反省：“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么抵触。”
赵紫阳晚年谈及反右：“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指毛）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最初提倡鸣放，亦属形势判断有误。他听惯一片颂扬，认为力邀鸣放，断不会有激烈反面意见，这样既可得开明之雅声，又可戴民主之光环，还可向苏联显示自己身后不会有人作“秘密报告”，一箭数雕。然稍开言论，毛发现知识份子竟存在“根本不满”，这才认识到赫鲁晓夫劝阻“双百方针”的预见性，领悟到“专政”的必要性，不得不以“阳谋”为自己的公开失信强遮强辩。
民众情绪与新政权的高度迭合，营造出“1950年代新气象”，形成“人定胜天”的社会热气，历史确实给了中共及毛泽东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可惜由于政经文化、意识形态及毛个人素质等综合因素，致使他们未能把握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反而将国家一步步领入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高层也集体失声，通往大饥饿及文革的大门打开了。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知识份子也出了一份参与之力。1958年3月15日，万余知识份子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高呼：“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88]没有划右的著名知识份子尽数出席。就是绝大多数右派，也都认为反右是必要的，仅仅自己被整错了，只有极少数知识份子及时认识到反右的整体错误[89]。左倾文化造就了一代病态知识群体，历史的沉重就在于几乎人人都有份！
反右与文革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反面“人文遗产”，成为值得中国知识份子一再回顾的负极坐标，时刻提醒我们那条曾经走歪的路，以及何以走歪的根本致因——宗教式的左倾思潮缺乏最起码的包容度，一边制造罪错一边还不允许受难者发出呻吟批评，从一开始就违反了现代文明的基石：民主自由。国人当然还清晰记得1945年7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毛说已为中共找到跳出政党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第六节 许德珩与储安平
许德珩与储安平，同为九三学社中央领导人，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个个案，充分说明现在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之严重程度。
1949年初，当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之時，许德珩又出現在學生歡迎隊伍中，在熱淚盈眶中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中共舉行開國大典時，許德珩作為九三學社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門观礼台。1949年以後，許德珩長期擔任九三學社主席，至1988年改任名譽主席。學社的成員由開始時的百餘人發展到6萬人。許德珩還擔任過水產部部長，任過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2年，許德珩又一次提出加入中共申請书，中央考慮到他是民主黨派負責人等原因又未同意。1979年春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許德珩又向黨組織提出：「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在我身後能追認我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當即說：「你不加入黨組織，我們也沒有把你當作外人」。隨後，經鄧穎超、烏蘭夫介紹和中央批准，許德珩終於實現了52年來的願望。他以九十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1990年2月，他以百歲高齡在北京逝世。
民主党派创始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无上光荣，不如说是民主党派的死亡诊断书！他老人家一旦获得高官厚禄之后，就从学运的组着组织者变脸为学运的压制者。
储安平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于1966年8月投河自尽未遂，9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网络图片）
士大夫评议时政的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储安平身上融为一体，铸成一代媒体人的立身之本与人生理想。在20世纪中叶，动荡而充满变数的中国，储安平以“民主、进步、自由、独立”为宗旨，创办或执掌中国著名报刊，为大陆新闻业带来短期的鲜活气象。
经营《观察》时期，储安平骂过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同样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它的批判同样不留余地。登于1947年3月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篇文章甚至说，中共“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为了对抗国民党，篡夺中国政权，中共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笼络文化名人，欺瞒广大民众。《观察》能做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见储安平眼光之超前。然而，在中共占领大陆时，储安平明知身处流氓政权的统治之中，仍然选择定居北京。或许，传统文人评议政治的观念早已在心底扎根，他愿继承历史赋予他的文化使命，监督中共政权，以实现为国效力的理想。
初期，储安平因自身的社会威望，曾被中共拉拢作巩固政权的工具。他先后在国家出版总署、九三学社担任要职，还当选过人大代表。看似体面的政治地位背后，却是传媒事业的鲜有作为。从1949年到1950年，《观察》复刊，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担任主编直至终刊。在中共的领导与控制下，《新观察》以发表游记、杂感等无关痛痒的文章为主，逐渐失去抨击时弊的独到风格，背离储安平创刊的初衷。至1956年前，储安平的媒体生涯更是一片空白。
1957年，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让各界文艺界与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以为中共真的有所改变，中国的民主政治真的能够实现。但他们都未想到，这只是中共打击异己的“阳谋”开端。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假意把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换下具有中共身份的总编辑，改由民主人士担当。4月1日，最终的主编人选储安平走马上任，并得到民盟领导人、《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的鼎力支持。因毛泽东一句“《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让沉寂近10年的储安平决心大展身手。他以无比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新报社的改革工作中，努力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监督中共决策。
就在储安平紧锣密鼓地展开报社工作时，中共发起一轮鼓励“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多番动员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提意见，储安平也受邀参与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而就在半月前，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中共内部传阅，表达出“引蛇出洞”、罗织右派罪名的意图，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毫不知情的文人，仍然沉浸在响应整风与鸣放政策的兴奋中。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会议上，发表震惊全国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次日，整篇发言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得到民主派人士的热烈响应。
6月8日，政治风向逆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中共打击右派的号令。当天，嗅到危险气息的储安平便递交辞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率先召开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主持者吴晗厉声要求所有盟员与其“划清界限”。11月下旬，九三学社也在统战部指挥下，多次举行针对储安平的千人批判大会。
在巨大的压力下，储安平被迫做出检讨，承认“党天下”之谏是恶毒攻击，自己在报社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反党活动”。11月12日，他被正式罢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受命到卸任，储安平只当了68天总编。他回到了九三学社，中共对他的批判与迫害接踵而至。
1958年初，储安平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被撤销；1月31日，又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此后，“大右派分子”的罪名便牢牢扣在他的头上，直到今天。卸下政治职务的储安平来到商务印书馆，负责校对他人的英文翻译稿。他还被送到石景山模式口农场，进行两年的劳动改造。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右派家属”的身份而背叛婚姻，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文革中，储安平又被红卫兵揪出，遭到轮番批斗、殴打。8月31日，他扫完街道回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找上门来。筋疲力尽又不堪受辱的他，只得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里外的潮白河，投水自尽。由于河水较浅，储安平最终被人救活。之后，他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严密看管。据储望华说，自从父亲某天被放回家后，再没人见过他。1968年，“储安平专案组”成立，专门调查其下落——仍然无果。在储安平“失踪”的几年中，出走、出家、被监控、蹈海自杀、被打死等扑朔迷离的传闻不断传出，至今没有定论。古书中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储安平一生，无论是经营媒体还是公开提意见，不过是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责任——清议时弊，为国直谏，却在中共手中落得生死不明的结局。至今，包括储安平在内，仍有近百名“右派分子”未得到“改正”。
1967年天安门四五运动
 1978年北京民间地下刊物
 1978年西单民主墙
1989年5月4日，记者高瑜（前面伸手者）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
1989年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运人士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谈话。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党内元老谴责并被撤职;而温家宝并没有受到影响，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直到1993年
 
天安门1989年6月
第七节 天安门惨案引发东欧剧变
1989年春，因同情学生的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世，引发了北京高校学生空前的学潮。5月26日下午，前人大委员长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的七名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座谈。这七名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是：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农工党中央名誉主席周谷城、九三学社名誉主席严济慈、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陪同彭真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彭真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彭真在会议开始时说：今天，我受中央委托，请几位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谈一谈，通通气。这次学生游行已经持续一个多月，我认为，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纯洁的、善良的、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国家的事情、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一是他们对法律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二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对极少数极少数阴谋家、坏人乘机制造动乱的险恶用心，警惕不够。我们这些老同志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否则，就对不起孩子们。
彭真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各种思想混乱，问题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我们不能再象文化革命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难道苦头还没有吃够吗？难道还要让灾难重演吗？我这样说，决不是主张惩办无辜的学生和其他善良的人们，对他们不存在制裁的问题。至于对极少数极少数阴谋家、坏人，另当别论。我要特别申明，解放军进城决不是来对付学生的，这一点大家务必放心。
彭真：当前，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为了统一思想，我讲讲有关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一，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也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领导平分天下，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不是以别的什么阶级、阶层为基础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更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是违反宪法的，也是违背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党的主张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统一思想，这是总纲。这一条不解决，思想不可能统一，问题无法解决。党内的问题也是发生在这里。二，最近一个多月来首都是不是发生了动乱？看看事实和法律就清楚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合法的游行示威不是动乱。但是，还有一条，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刑法第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了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但是，必须把煽动、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和动机纯洁的学生及其他善良的人们严格区分开。三，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合法不合法？有人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撤销国务院宣布的戒严令。这里，有些是对宪法不熟悉或者有误解，有的则是别有用心。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市、自由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北京市总面积一万六、七千平方公里，实行戒严的地区不过千把平方公里。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确的。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七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不是别的。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同宪法和法律丝毫没有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不支持呢？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也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政党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个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谁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的人嘴上讲法制，实际上不但自己践踏宪法和法律，还煽动别人违反宪法和法律，请学生们和各界群众提高警惕。
彭真讲话以后，周谷城发言说：我对中共中央最近所采取的戒严等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根据我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荣辱与共，共产党的事情，也是我们民主党派的事情，共产党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共产党好了，国家就有希望和前途。大家谁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有希望的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没有希望、乱糟糟的中国，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反过来，这次学生和群众提出的反对腐败，加强民主等问题，二定要作为一件大事高度引起重视，要充份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不比知识分子，学生是最没有功利目的的，一定要爱护学生。
朱学范：感谢彭真同志代表中央与我们交心。这次学潮从一开始发生，就牵动大家的心。在当前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国家必须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要进一步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一定要同舟共济，自觉地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稳定局势。我认为，应该接受这次学生对许多重大问题提出的合理要求，这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要认真对待；一定要团结大多数，要把极少数极少数人与广大爱国学生区别开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让学生们回到校园去，复课，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雷洁琼：首先我拥护中共中央对于稳定局势、制止动乱的重要决定，相信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会妥善解决当前的问题，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一次学生运动规模搞得这么大、时间搞得这么长，没有想到。但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我很感动，学生提出的一些口号和要求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爱护学生。我最担心绝食，怕学生绝食出大事，这个绝食学生实在不应该搞。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真切地希望，能尽快把问题解决，要千方百计劝学生回到学校去，回到学校了，也可以心平气和解决问题。希望人民政府能与学生继续对话，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做一些工作。
费孝通：彭真同志能给大家这个机会，我觉得很好。我们愿意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做工作，稳定局势，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相信，只要措施得当，当前的问题不难解决，大家都不希望动乱。我真切希望，一，充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尽快返校复课，学生回校了，秩序正常了，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必要戒严了；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增加透明度，认真改进各项工作，及时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做一些证服劝阻和沟通工作，尽快把这一事态平息了。
荣毅仁：我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决策。到现在为止，戒严已经一个星期了，事实证明，解放军不是针对北京市民和学生的，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解放军是帮助维持秩序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发生了流血事件，那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我拥护戒严。当然，事情还没有平息，北京的秩序也还不很正常。彭真同志刚才指出，不能再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无法无天。我认为，这是当前最最重要的。如果北京乱了，全国乱了，什么建设都不能搞了，这才是真正灾难临头了。所以，恢复正常秩序大有必要了。但是，学生的爱国热情不能否定，一定要把学生的爱国热情与一小撮人分开来，更不要对学生进行秋后算账。我就表这个态。
严济慈：我首先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结束动乱的重大决策。我切身地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再也折腾不起了，动乱不得人心。老百姓刚刚开始生活有点着落，可不能再放下生产闹革命了，勒紧裤带闹革命，喝西北风，是最大的灾难。尽快恢复秩序是必要的，我相信，中共中央一定会妥善解决眼前的问题，采取人民群众满意的措施。不管怎样，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份肯定，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改进和克服，希望进一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学生和解放军都是人民的孩子，二疋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千万不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要确保改革开放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
孙起孟：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十几年，谁都不愿意让历史倒退回去。所以，我拥护中共中央尽快结束动乱所采取的措施，的确应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教学秩序。学生的爱国热情可嘉，他们是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希望，我们要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无私精神。但学生也的确应该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意愿，否则，就违反了根本的宗旨，这一点应该严正地向学生指出来。很多问题不是一个月、二个月就能解决的，应该一步一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否则，欲速则不达，很多学生对这一点不理解，也要严正地指出来。要相信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我希望，能够在民主法制的轨道解决这次事件。平和解决这次事件，是广大人民的心愿，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最后，彭真总结说：大家都讲了话，提了很多意见，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感谢大家。藉此机会，我再讲三句话：一是，我这次讲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用来统一思想的。二是，一定要坚持法制，不能搞人治，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希望每个人都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动，群众提出的问题都要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地商议解决。三是，要爱护学生，希望大家再想些办法，做些工作，使学生和各方面的群众一道，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制止动乱，恢复秩序，改进工作，克服困难，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共中央搬出以前任委员长彭真来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中非党委员长的思想认识，主要目的是想以彭真的资历和声望，更加有效地做这吐更主党派最高领导人的工作，统一认识并表态。
在彭真召集党外人士谈话的时候，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现任委员长的万里，已在上海整整休息了三十六个小时，而此时，万里正在倾听江泽民对全国局势的介绍，并在考虑如何向中共中央表态的问题。对万里来说，前面的路明摆着只有两条：一条是支持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李鹏等人的决定，拥护戒严；另一条是支持赵紫阳，反对戒严。而召万里回国，又不让他回北京，显然是万里在国外的言行已经令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不高兴，更何况，万里已经知道了赵紫阳已被停职的决定，对于万里来说，他将展开一场良心与恩情的选择，这无异是一次心灵的煎熬。他最终选择了向强权和武力屈从。
 
“六四”期间北京长安街上的坦克群（网络图片）
 
1989年6月4日凌晨，六四事件，北京人民大會堂前戒嚴部隊士兵持槍指向學生（网络图片）
 
“六四事件”坦克横冲天安门广场（网络图片）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共解放军野战部队全副武装暴力清场，有装甲车在人潮汹涌的长安街上旁若无人不停地来回高速奔驰，不少来不及躲闪的市民和学生惨死车轮之下（资料图片）
吴仁华回忆《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2007））讲述了天安门广场上绝食请愿的学生，以及广场周边试图保护学生、阻挡戒严部队进城的北京市民，在中共戒严部队的枪林弹雨和坦克、装甲车的车轮、履带下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景。书中写道：尽管六四已经过去18年，重温当年‘中国历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悲愤填膺。
六四安街头的枪声和横冲直闯的坦克，使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便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政府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与学生的做法，也是犯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大错。在党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已经遭遇空前危机的背景下，官办政治体制改革自然更无从谈起，维持“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维系党统与政统，邓以后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合法性资源，用“红色经典”重新装帧党的形象，用更加严格的“舆论一律”控制媒体，同时加大体制内反腐败的力度，希望通过党内自我整肃平息社会的不满，化解、至少是延缓执政者面临的危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是无法使病入膏肓的党专制体制起死回生的。首先，造成当今党专制体制之根本困境的乃是这个体制本身。其次，所有借助传统手段和合法性资源解决问题、缓解压力或寻求出路的企图，都只能最终加剧党专制体制的危机。事实上，只要不放弃党专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所有改革口号和意识形态新概念、新提法都将具有自我欺骗的性质；而且越是寄希望于体制内的自我修补和“自我完善”，越会加重体制性危机，因为所有此类修补均以强化“党的领导”为前提，而在党的肌体已经大面积癌化、权力制约没有获得根本制度性解决的今天，此类“强化”恰恰加深了执政党自身的体制性危机。
 苏联克里姆林宫易帜
1991年12月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建国69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被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作演讲说，「我生活的目地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泣，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地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泣，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地，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说，「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的更远！」
从政治改革角度看，未来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以下六大难题：第一，具有标志性的是，如何处理两个“包袱”，即邓小平主政时期对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和江泽民主政时期对法轮功信众的迫害。第二，如何解决党的高层权力核心的有效监督和权力更替问题。第三，在大量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变质，地方政府的官商一体乃至黑社会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党的最高决策机关缺乏贯彻其政策的基本力量。第四，独立的、有历史传承价值的精神生产与文化创造的极度匮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来在文化领域造成的后果。第五，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受到了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批评。第六，两岸统一问题。
不同时间层面所呈示的历史蕴含，中国宪政改革都势在必行。从大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是对先贤奋斗、努力的继承；从中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对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造成的制度扭曲的纠正，是对制度现代化普世要求的回归；从小背景看，中国今天的宪政改革是针对党专制体制的病入膏肓做出的病理诊断、开出的根治药方。鉴于传统逻辑内执政者已经处于进退维谷、苦于无策的境地，中国应该为政治体制改革明确界定新的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