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十三

如石

“小说《刘志丹》事件”中另一主要角色主要角色:闫红彦。

闫红彦，1927年10月，参加李象九、谢子长在陕北发动的清涧起义，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

共产党的军队由于历史原因，是有“山头的”，即圈圈，大山头里小山头，大圈圈套小圈圈。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

闫红彦参与成立的西北红军如是。刘志丹与谢子长两个“山头”的恩怨，在他们身后，断断续续、起起伏伏延展至今。西北红军是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的合称，正式番号为红26军和红27军，主要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是由刘、谢二人分别领导的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逐渐发展而成的。1934年11月，刘志丹创建的中国西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甘肃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诞生，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它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更是各路红军会师和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坚实基础。

闫红彦作为谢子长山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刘志丹山头的高岗、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等人，是心怀芥蒂的。就在《刘志丹》作者李建彤在写作之初走访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时，阎第一反映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西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 然而，闫不应该忘记的是，1928年5月，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并由此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渭华起义的领导人正是刘志丹本人，而当时谢子长不过是起义部队第一支队的第三大队的大队长而已。

当然，闫红彦本人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后担任云南省领导人期间，为新中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在“文革”中，同江青、陈伯达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如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接着，又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闫红彦也很快被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1967年1月8日凌晨，闫红彦在电话中同陈伯达就文革一些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饮恨而亡。生前在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腾波（王腾波，闫红彦妻子），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1975年，邓小平二起出来工作时，就交代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文革”后，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邓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977年 11月，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1978年1月，邓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以邓小平与闫红彦的这种关系，再以闫红彦与习仲勋的历史恩怨，加之如前所述、邓小平揭发高岗后，与刘志丹山头结下的梁子，最主要的习仲勋与胡耀邦理念上的共通和道义上的互助，决定了后来邓与习的关系，包括邓对习露骨的政治打压做法。

尽管闫红彦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居功至伟。但其在小说《刘志丹》被说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康生），进而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起株连万余人的大冤案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在简单的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7月23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

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中写的非常明白。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10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习仲勋本人后来曾经如此回忆这件事：“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314页）习仲勋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阎红彦。

那么，阎红彦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康生进行告状或曰告密的呢？原康生办公室（简称“康办”）秘书穆勤（应当事人要求，故而采取化名的方式）向提供了现场回忆。他说：“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让我把阎红彦的电话记录找出来送给他，附在次日给杨尚昆的那封信的后面作为说明。按照办公室的规定，信件的发出特别是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康生亲自署名的信件，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份电话记录的原件现在中央档案馆。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后来给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找过我了解当时的情况，专门做了笔录，我还签了字，这份笔录现在还在中组部。”

当然，如果仅仅是阎红彦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最后的落马。真正让习仲勋走向深渊的还是毛泽东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三风”（单干风、平反风、暗黑风）的定性以及由此对以刘少奇、陈云等人为首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思想上模糊、意志上动摇、言行上失当而引起的疑虑、警觉和反应。小说《刘志丹》，“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向正确的目标”，成了毛射出的“最好的子弹”。其后详述。

“小说《刘志丹》事件”中另一主要角色主要角色:就是其作者李建彤。

李建彤（1919年－2005年），1934年，就读许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写作，在河南洛河《警钟日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诗歌《理解》。1935年毕业后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1936年辍学随姑父去南京，1937年初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图音系，主修钢琴、声乐和油画。1938年夏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2年初考人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4年提前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1946年，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结婚，婚后调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刘景范被任命为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建彤随丈夫到北京就职，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1954年春，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国务院监察部，李建彤改任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发表《刘志丹太白收枪》的李建彤来执笔。1959年，监察部撤销，李建彤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即请了创作假继续写书，即小说《刘志丹》。《刘志丹》一书遭批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作者，堪称经典，只此一篇，便饮誉文坛。刘索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无疑遗传了其母亲的文学艺术基因。虽然其在音乐方面多有建树，且或许没有同质可比性，但我还是以为迄今未能超过《你别无选择》的艺术性和影响力，如能专注一事，当有更出色的成就。然其身份背景，使其近乎无所不能，亦近乎无所能成。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列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著，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197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彻底为《刘志丹》小说作者及其受牵连的所有人员平反。同年10月，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志丹》第一卷，1984年和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二、三卷。值得一提的是，《刘志丹》二、三卷发行后又引起争议乃至最终被停止发行（归根结底，还是刘志丹、谢子长两个“山头”恩怨延续所致。也许我们对国共内战时，张灵甫因为同僚李天霞的见死不救而被消灭，感触颇深。其实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互相倾轧残害，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且贻害荼毒至今。只不过随着毛泽东、邓小平那种开国领袖独具的政治权威的消逝，其后凭着“诏书”、“口谕”等红头文件的受位者，囿于自身的格局和能力，越来越令人失望）。李建彤此后长期申诉一直无效，于 2005年2月14日抱憾离世。

以上，便是小说《刘志丹》涉及的五个主要人物。接续前言，刘等人主导的“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触动了毛的底线，令毛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当日（1962年8月6日）开始，其后毛在9日、11日、接连发出了强硬的“反击”，“矛盾”、“斗争”、“资产阶级”等用词越来越频繁。8月13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当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1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人谈到”之“有人”，自难逃“逢君之恶”之嫌。但最主要的，从毛的这番话中不难推断，一场涉及“减少几百万党员”的运动，已入其思。从“整顿”到“减少”再到“吸收”，从“批习（仲勋）”到“四清”再到“文革”，规模越来越大，灾难越来越重，或许都在毛的预想之中，也未脱离其初衷。“其实真正的历史，就是那么几句话而已”，如刘邦得知韩信死讯后的“且喜且怜之”。

注释：

1 《毛泽东年谱》（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