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97：孤独者尘封的记忆

 
文/ 廣隶折口

我大概是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就开始收听“敌台”了，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还只是个概念，因而我要想获取外面世界真实的信息——几乎也是唯一的途径，便是来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声音。尤其北京发生了天安门民主事件，中国有成了信息的“孤岛”，高墙又加高加厚了许多。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冲动的想法——以普通一个公民的视角，写一篇政论体的文章寄给贵台，以反馈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心声。文章大致由四个主题组成：一、评价邓小平的功过，二、“六.四”八周年祭，三、关于香港回归，四、关于中共“十五大”。这四件大事构成了那一年弥漫在中国社会上空独有的政治风云。

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一气呵成的。稿子写好后，也就没有过多踌躇，便寄给了两个地址——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封便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北京的国际邮局9046信箱（王鲁先生亲启。也想到过香港的《大公报》、《明报》和《镜报》，但不知道其确切的地址而作罢）。文章没有署名，但信封上有我确切的地址。

仅仅四天后，几个国家安全局和公安局的便衣利用我们机关在礼堂里排练‘庆七一、迎回归’大合唱的空隙，打开了我办公室的电脑，从硬盘一个隐秘的文件夹里拷贝了我那篇题为《世纪末的沉思——呼唤大众觉醒时代的到来》的文章。这一切，当然我并不知晓。

但在我投信之前，我就有个预感—一这篇文章可能会给我带来些麻烦。为了防备万一，我便将这篇文章拷贝到一个软盘里，并存进去一段托付给一个朋友的话，大意是：如果我半个月没有消息，请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想办法再寄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并告诉他们我的现状。我把软盘装进一个信封里，塞到家里的冰箱和地面之间的缝隙处。然后便有意无意地告诉我的那个朋友，如果这些天听说我出了什么事，就到我家的冰箱下面找一个信封。朋友一脸诧异，但还是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

好象是在信寄出的八天后，有人打电话通知我到总公司财务部开会（我当时是这家在90年代全国学习过的13万人的集团公司下属的财务处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会议，我被请进了一个吉普车了，七拐八拐地到了一幢小楼钱，至今我也不知道我被诱骗到去的地方具体在哪。在一个幽暗的房间了，随即便对我开始了一连串类似审讯的讯问。

讯问者有五个人，身着便装，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长条桌后，神情异常冷峻，有两人直视着我透着凶光。前面放一把硬板的椅子，我想这一定是我的位置了。我迅即便明白了自己此刻面临的处境——我是被当作了一起触犯国家安全案件的嫌疑人正在接受国家机器的正当传讯。由于是潜意识中的意料之中，我反倒没有一丝恐惧，甚至连紧张也没有。十只眼睛和我的目光聚焦在一起，经过短暂沉闷的对峙后，旁边戴眼睛的那个人开始了发问。

“知道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仔细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行？”他加重了语气，特别是“出格的言行”几个字。

“也许是因为我写的一篇文章吧。”

“什么标题？”

“《世纪末的沉思》”我答。

几个人会意地面面相觑，嘴角都掩藏着如释重负的一丝得意，也许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嫌疑人如此快地“招供”吧，一开始就顺利地让他们出乎意外。

“算你聪明。你的案子让我们忙活了好几天，你总算承认了。你知道吗，这起案子惊动了安全局和公司经理办公会——竟给公司领导们捅娄子！”听口气，这是公司公安处的警官。

“那是什么人指使你写这样一篇十分反动的文章？”，

“是我自己。”。

面对他们煞有介事、如临大敌的样子，不知怎么的，我反倒一下子变的十分坦然。我为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在一个最最平凡的公民面前竟显得如此脆弱而感到深深的悲哀，自己的心态反倒调整得坚强了许多。我在内心告诫自己，一定要思路清晰，一丝不苟地表述好自己的观点，无论后果有多严重，也决不要让自己信仰的堡垒顷刻被强权摧毁，千万不要做临阵脱逃、苟且偷安那种委琐的懦夫。

中间那个人开始发话，他自称市局是安全局的。

“我们调阅过你的档案，以你从事过的职业和阅历来看，我们认为你都不具备也不可能会写出这样深刻——不，是极其偏激、甚至反动的文章来的——如果国内或海外没有人幕后指使你的话。那就说一下你当时写这篇反动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我写东西没有动机，我的灵感来自我平日的积累，时政评论完全是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忧虑。”

“国家的前途和政治还不至于抡到你这个平头百姓的关注和品头论足！你的文章简直是恶语中伤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只是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深恶痛绝而已，并没有恶意中伤的意思。但我相信老祖宗传下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

“斯大林、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人，你凭什么说他们冷酷无情？”

我想了一下，便脱口道：“难道斯大林的‘肃反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还不够吗？先不说他们夺取政权时牺牲的生命，光这两场和平时期的浩劫，这两个屠夫就足已因‘反人类罪’而受到公正的审判！”

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也许是他们没有想到我能这样肆无忌惮和口无遮拦吧。

“你说邓小平没有在晚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什么意思？”

“我很敬重他老人家，以至我没有资格枉加评价他，但一个人没有资格不等于他没有思想。中国人决不会忘记他这二十年的历史功绩，邓小平时代理应成为中国走向真正民主、富强的过渡阶段。遗憾的是，由于他不可能在晚年否定他一生追求的信仰，以及对历史进程固执的局限性，他永远失去了改变历史的一次绝好的机遇，这就是他对‘六.四’的弹压。”

“‘弹压’？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写法？”那个负责记录的女士抬头小声问。她以为我说错了吧。

“子弹的‘弹’，镇压的‘压’。”我耐心地告诉她。

中间那个人低头念着我的文章的复印件：“那你解释一下你写的这段话—一‘中国目前最需要什么？渴望一位富有感召力率领国民步入民主富强的领袖。在中国，具备这种特质的领袖人物不是匮乏，而是缺乏舞台和生存的空间。二十世纪产生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劫难就是本世纪这两大意识形态歇斯底里地发作，造成生命、经济、文化的浩劫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段的意思——说你中伤是轻说了你，简直是反动透顶！这是你自己的话吗？”  

“你看过和这一段一摸一样的话吗？即使有人意识到了，但我敢说现在还极少有人敢轻易写出来发表。”看来是我天真地寄给人大的信，让我成了不自量力去扑火的飞蛾，人大不仅不保护一个上书谏诤的公民，还成了背信弃义的犹大，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共产党的附庸是什么？甚至还成了执政党的鹰犬！寄给9046信箱的信该不会被无故扣押吧，我心里想。

“你懂法语吗？”

“不懂。”

“那你怎么想到给法国的这个电台投稿？是他们给你提供反华经费还是你为了得到法郎稿费？”

刚刚残存的一丝侥幸被彻底粉碎。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更没有这样的背景，不过我经常收听这个电台的中文广播，只能算是它的一个忠实听众而已。这是我第一次向‘法广’投稿，我只是内心有话要讲、要呐喊，就象溺水的人不能在水底下而只能蹿出水面大口喘气、大声呼喊的道理一样。”

“原来如此，那你的思想根源一定是多年受这个‘敌台’严重毒害的结果！你的文笔这么好，那你为什么不给国内的媒体投稿，非得家丑外扬？”那个女士冷丁儿冒出这么一句。瞬间，她的雍容在我的好感中被折扣殆尽、荡然无存。我从她的表情看出，她也觉得“家丑外扬”的词用的不恰当。

“如果水中有足够的氧气，就不会有人淹死了，至多灌饱了肚子。”我不屑地说，算是回答她的问题。

“你好好记录吧，不要遗漏他说的话，每个字都要记上。”中间那个人显然对她的话不甚满意，特别是“家丑外扬”感到如鲠在喉吧。

“你要为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然后他盯着我说。

“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信仰之自由，即使警察也不能擅自截获、拆看私人信件的特权。”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顽固，你这是在出卖国家利益！你要热爱党和生你养你的祖国。”

“我写的都是我真实的世界观！请你们不要把政党和国家混为一谈。爱国和爱党是两个概念，也正因为我深情地爱自己的祖国，才更加痛恨独裁专制的政党。”

“香港回归，举国欢庆，难倒你不高兴？！没有共产党香港能回归祖国？”一个戴眼睛的人问我。

“是你曲解了我那一段话的意思。如果我们中国是个真正意义的民主国家，也许二十年前甚至更早香港已作为一个自由行政区归属中央政府了，政治、财政、法律等上层建筑也早已和大陆溶为一体，也就不会产生‘一国两制’的构想了。尽管政治无法假设，但我决不苟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香港回归’这一提法，至于理由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的意思是国民党一直执政的话？！”

“原文我没有这么讲，看来你默许台湾是个民主社会了？请你往下看—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经过人类的不懈努力，渐渐意识到民主政治、自由经济才是这个秩序的规则和保证。我们应该无条件地顺应这个大势所趋，违背这个社会规则，终将会被开除球籍而沦为劣等民族。’我还记得我写过的这段话。”几个人又互相看了一眼，也许反感我在卖弄中嘲弄他们吧。

“那你怎么看大陆和台湾问题？”

“我的文章里没有提啊。我不是学者，不能枉加评论。但有一点，世界上除了中国和朝鲜半岛，还有哪个民族由于意识形态而分裂至今，统一还遥遥无期？为了追求所谓的统一不惜穷兵黩武、生灵涂炭！我只能遗憾地说，两岸的政治家都太狭隘，缺乏灵活和智慧。也许统一真的要等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预测的2050年？我们中国太渴望太需要诞生一个象李光耀这样理性和智慧的华人政治家。”

“还是坦白澄清你这上面写的内容吧。你为什么说怀念‘紫阳时代’？还有你明显替‘六.四’喊冤鸣不平。”

“我们都经历过‘紫阳时代’，都沐浴过那一段短暂但清新的朝阳。谁都没有权利抹杀一个人的历史功绩，至少他是香港回归的重要缔造者，理应成为最受欢迎的嘉宾出现在回归的庆典上。如果政府不失时机的让这位古稀老人哪怕复出几秒种，那我们的党和政府真是太英明伟大、海涵大度了。可惜我们没能看到这一充满人性的历史瞬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残酷政治！”

“‘六.四’时你在干什么？参加过什么活动没有？”

“‘六.四’前夕，所有的大中学校的校长和学生都参加了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我只是几百万之一员。那个血腥的一幕永远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轻易抹去。

从神情上，我看得出他们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上午的讯问就这样结束了。中午，他们从食堂回来，给我带回来一个盒饭。四个男人在隔壁打牌，女的靠沙发上打着毛衣，我在椅子上吃着盒饭。

女的示意我到沙发上去坐。然后她小声温和地对我说：“别再坚持你的那些观点了，尽管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还年轻，那样你会没有政治前途的。懂我的话吗？”做为女人，她无可挑剔，她的温情又让她在我眼里恢复了美丽。

下午，我可以坐在沙发上和他们对话了。他们和我说话的语气和目光也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从语气上我觉得是在对我询问而不再象是讯问了。可能他们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背景，我的文章没有扩散，没有给这个强大的政治机器造成危害吧。

我至多是一颗已被粉碎的沙砾，丝毫不影响机器的轰鸣和运转，抑或是台交响乐在预演中的一个微乎其微的不和谐的音符罢了。只要齿轮或指挥不屑地矫正一下你就行了。

传讯完毕。他们例行公事地告诫了我一番后，便要求我在每页的笔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告诉我可以回家了。

望着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和车流，抬头看见如血的残阳隐在天际的景致，无限感慨，我不知道是想讴歌还是想呕吐。无论怎样，能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就是最大的幸福！尽管我的内心依然异常孤独。个人的思想和力量是多么渺小啊，这个喧嚣的世界没有我，明天的太阳一样仍会照常升起。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受到这件事太大的影响，但和领导之间总有些别别扭扭的感觉。后来我转到一家银行工作，从此便与仕途无缘（也不可能有缘了），反正我也正厌倦这仕途的虚伪。

但是这些年我还一直享受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照，每季度，属地警察都要到我的单位领导那里调查我最近的表现，是否有过激的言行，原则上不允许我出差到较远的地方。在北京召开“两会”或政治风声偏紧的时候，他们还要特意派人到单位嘱咐领导一番。前些天，他们还要我给他们送去四张照片，不知道干什么用，直到今天我也一直拒绝没有去派出所。

坦率地说，中国这些年政治环境已经宽松了很多，以往那个年代别说我敢这样说话，就是无意的一句不恭的话都会引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牢狱之灾。我的一个邻居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在中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足球上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体育课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踢着这个球，后来被一个红卫兵告发，他竟在青海戈壁滩的一所监狱一关就是十三年！

现在中国老百姓可以在小范围的私人场合大声发泄你的不满，也可以对共产党的腐败和阴暗面深恶痛绝的发牢骚甚至咒骂，但你千万不要尝试用很理性的方式在各种媒体上对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说三道四，至多是改良性的建议，而不能被认为你是试图想改变现有政体的异己。政治在中国仍是个敏感的神经，聪明人一般都在公开场合人云亦云地附和当局者，赞美这几千年来空前的“盛世”。只有几百万分之一不识时务者才敢以卵击石。而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人人都在为金钱和生存而奋斗，大多数国人信仰自然危机，道德必然沦丧。如果一个小人物再不合适宜的乱说乱写，也会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讥讽，甚至会被视作傻子抑或疯子。中国社会的“酱缸”文化还能把人的刺和棱角磨平，使人失去雄心和锐气。国际社会不要幻想中国政治体制会象经济体制一样发生自上而下的改革。任何一个王朝如果不是受到自下而上揭杆而起的撼动，或是来自异族的入侵，政体永远不会自行更替。只要一党专制依旧，不同政见的声音就不会在没有氧气、阳光和水的地方发出。所以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政坛上不会有新锐人物出现，更不会诞生新政治的风云人物。

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御用党阀们这一献媚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让人人安分守己，和共产党同心同德，不要离心离德，这样共产党的基业才会在中国千秋万代、永垂不朽。

也许对中国的政治失了希望，我渐渐对时政淡然、漠然，直到默然。也许还真有一朝被蛇咬过，十年不敢用井绳汲水的潜意识作怪。“法广”的广播我整整八年没有收听了，直到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在互联网上也可以收听得到。网上收听的好处是，可以有选择地获取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对中国的相关报道。一个不能说和听的人是不健全的人，一个不让说和听的民族的肌体注定会渐渐衰退。看来我在那篇文章说的还没过时：呼唤民主的前提应先呼唤新闻公开性和政治的透明度。我坚信，这个衰老的巨人迟早有一天在有了一些生气时站立起来，把满脑子强权的施虐者打倒在地。但愿经过这阵痛后，中国人民真正的是两条腿站了起来！

网页上那个电子信箱一直吸引着我，我好象有话想告诉它，如果是八年前该有多好。这些年我好象没再有新的感悟，也没有了那时的豪情，甚至还顾虑这样是否还会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我只是想把八年前的一件往事告诉贵台（和我尤其喜欢倾听的王鲁先生），让她知道，一个久违的老听众现在又成了它的新听众了，唯一不变就是，我还有一颗多年以前忠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