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其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六）
—— 谨以此书献给毛泽东统治下的千百万冤魂和受害者
季 鹏
第六章 早期毛主义的两个口号
在井冈山时期，基于当时的斗争形势，毛提出了一些口号，有的被后来的学者整理成什么“理论”、“路线”，成为毛主义的组成部分。下面是有代表性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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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这一条是被吹嘘得最起劲的，当作“毛泽东道路”向世界各国宣传和推广。实际上，这只是后来毛派学者的理论概括，毛的原著中这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在井岗山时期写给中共中央的几分报告，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些题目是后来加的）等等，但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概括。毛夺权成功后，这条“毛泽东道路”才被推出并广泛收入国内外的有关词书中，当作毛的原创、发明。
但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老路子，毛充其量只能算是对他们的承传。从中国历史看，凡是稍大一点的农民造反（或者叫做“起义”），走的都是以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为起点，先靠打家劫舍为生，待到势力大一点时，便去攻打城池、捣毁官府，占领地盘。直到向统治者的京城进发，夺取“天下”。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到瓦岗寨、李自成、太平天国，大致都走着这条道路。此中的原因是简单而明了的，那就是因为那些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村，是统治者力量薄弱甚至王权真空的地带，在那里起事阻力少而胜算大。在毛和中共树起“反旗”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跟历代王朝的末期差不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各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半割据状态，蒋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地方军阀互相之间战争连年不断。毛“落草”的井冈山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农民造反的根据地（如明代藩王朱宸濠造反失败后，部分部众便聚集于此），那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还是几省交界之地，基本上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毛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是很正常的。
讲到这里，还必须交待毛在来井冈山之前搞的“秋收暴动”。毛共建国之后，官方把秋收暴动吹得神乎其神，并把发收起义的所谓功绩全归到毛泽东头上，这其实也是对历史的篡改。1927年的湖南“秋收暴动”是在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分党”之后，在苏联顾问指导下中共采取的反制措施之一，具体地说是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决定的。“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是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会后确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瞿秋白，秋收起义就是瞿、李决策下的产物（当然，实际上都是苏联共产党决策下的产物）。之所以选定毛泽东去具体实施这场暴动，是因为毛是当时中共农民运动负责人，在此前他曾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那篇热烈歌颂暴力、赞美“痞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叫他去干这件事是顺理成章的。会议决定毛为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和中央双重领导。而毛这时也正想借暴动之名拉起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去过他向往的“山大王”生活。所以一拍即合，毛接受了任命。
不过，这次暴动完全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毛改变了原来决定的攻打湘南几个县的计划，擅自改为攻打省会长沙；次是毛缺乏军事领导经验，致使他带领的约五千人的队伍还没有真正交战就都溃败了。后来毛率领暴动的残部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五、六百人。所以，秋收暴动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并不是伟大的功绩。
同时从这次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毛并不是自觉实行“扎根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恰恰相反，他坚决抛弃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原来决策的夺取湘南几个县，在湘南农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擅自要去打大城市长沙。只是在打长沙失败以后，才被迫去井冈山落草。
严格讲，毛也算不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因为在毛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两股势力占山为王了，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这二人当时是土匪，但他们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人，曾带领共产党的暴动队打下了永新县城。只因在蒋介石清党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溃散了，袁、王没有了依托，就变成了“土匪”。毛在秋收暴动失败后经人指点，去井冈山求袁、王收留，袁王念在本来都“一家人”的份上，容留了毛部。不久，毛施展权谋，将袁、王部属收归到自己的麾下，袁、王也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可是不久毛奉上级粛反命令，使出计谋把袁、王捕杀了，其部属亦被斩草除根。可见，井冈山根据地的真正创始者应为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扮演的是鸠占雀巢的角色。
再是,后来井冈山的发展壮大也主要不是毛泽东之功, 而应主要归功于朱德。
朱德于毛到达井冈山后半年，即1928年4月率领超过万人的大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会合（朱德的队伍中有八千装备很差的农军后来被毛赶回湘南，被国民党消灭）。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但不久朱德发现，井冈山地窄民贫，人烟稀少（全部“五井”才两千人），难有发展前途，于是决定去更广阔的赣南和闽西发展。可毛却坚决反对，因毛视井冈山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愿丢失。但是朱部是主力，这时国民党军队又来围剿了，不得已，毛只好跟跟随朱德部下山转移。这时是1928年的12月，国民党尾追朱毛的部队被调去打国民党的派系内战去了，朱毛部才得以顺利在新的区域大展拳脚，建立更广大的所谓“中央苏区”。毛也从此告别了井冈山，再也没有回山。
由此可见，真正使井冈山根据地变成后来的中央苏区的，主要应归功朱德，而不是毛。当然，在此后朱毛斗争中，毛把朱德“制服”了，于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干预之前，毛成了中央苏区的“一把手”。毛当上中共一把手后，当然把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首功归属到自已的名下了。
那么，毛泽东是否始终自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呢？非也。毛“窝”在山区或乡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有机会他就要去打城市。道理很简单：城市富裕，油水多，而且打下城市影响大，容易出名。
毛最早攻打的城市就是前面讲到的，他改变秋收暴动原计划去打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毛首次用兵，便表现了他想打大城市“一鸣惊人”的狂想症，结果惨败。
毛并没有接受教训改变他想打大城市的狂想。1930年8月，此时，中共由“左倾冒险主义者”李立三当权。李野心勃勃，要求红军攻占几个省会城市，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妄图一举夺取半璧江山。彭德怀遵从李立三的命令，趁敌人不备偷袭长沙成功，但只占领了10天就被国民党军队赶了出来。
此时毛泽东正参与策划攻打南昌的计划。看到彭德怀出了风头，毛决定步彭的后尘，再次主动请缨去攻打长沙，还说占领长沙后，再进占岳州，转攻武汉，叫李立三做好在武汉建立中共政权的准备工作……于是出现了毛会同彭德怀再次攻打长沙的一幕。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二打长沙失败后毛回到江西，再度发起“九打吉安”。后来毛趁机打下敌方防守空虚的中等城市福建漳州，在那里大出风头，还狠狠捞了一把（毛私自装了整整一卡车的金银财宝交给他弟弟、时任苏区中央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藏进山洞，箱子上面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而不是交公）。大概城市的生活快活，毛拒不接受中央的调令，在漳州呆了个多月不肯走。
由上述一系列表现可以断定，毛并不是个自觉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更不是有一套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路线。他其实只是一个传统农民造反者，哪里能够“吃得下”就打哪里。后来在抗日中，毛提出中共军队要坚持“山地游击队”的方针，是是自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采取的避实就虚、保存实力的办法。这办法对毛共有利，但对中国的抗战不利，试想，如果国民党也采取这种避实就虚的办法去山上打游击，日军就会在中国暢行无阻，那中国不早就“亡国”了吗？所以，不能认为，避实就虚的游击战就是对的、好的战略。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占东北，毛的战略部署最初也是抢占大城市，只是占不住，才被廹改用刘少奇提出的的“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
总之，“农村包围城市”既非毛所首创，他也没有坚持这一“路线”，更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计划。然而有的论者认为，中共没有采取苏联“十月革命”从大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方法，而采取了毛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办法才取得“革命胜利”，所以毛有开创之功。但事实是，中国根本不具备苏联那样的条件。当时中共能从北京“起义”吗？在上海，周恩来等人倒是搞过几次工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共和它的后台老板苏联才被迫改变了策略，从农村搞“土地革命”干起。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布哈林、斯大林均指示中共要“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 批评中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局势的决定》，要求中共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中共十年“土地革命” 的来由。所以，从农村干起，既不是中共的独创，更不是毛的“发明”， 而是苏共的決策，中共全党都执行这－决策，决不止是毛一人在执行这一决策。当时类似毛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全国有几十处，井冈山只是因为它的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后来朱德、彭德怀的加入，才发展壮大起来，形成气候的。
最后，还必须强调一点的是，毛共内战的胜利也并不是因为搞了农村根据地，更非靠它一己之夺得政权。毛共能够取得胜利，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两个决定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日本的大举侵华，使中共有了假抗战之名行扩军之实的大好机会；次是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共夺得了东北，使东北成为夺取全囯政权的有力根据地。有关这些，本书后面还有计详述。
二、暴力万能论的翻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也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口号，是毛主义基本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还要用枪杆子保有政权。
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是这样的：毛认为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即第一次北伐中抢班夺权的失败，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主义”，对武装斗争不重视、不抓枪杆子的结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对“枪杆子”问题和这一口号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即收入《毛选》第二卷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毛说：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几年里，“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对此也认识不足”,“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毛讲的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中共一成立，它的后台兼“保姆”苏俄，就在千方百计帮助它抓枪杆子、建军队，抓军权。苏俄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建立起黄埔军校，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左倾青年安排去军校任职、受训，不都是在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为建立自己的军队作准备吗？当然，苏俄没有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立即全力武装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直接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完全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早已经是拥有庞大党员并已掌握了一定军事力量的全国性大党，有了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国内外深孚众望的党的领袖孙中山，所以苏俄才不得不千方百计拉拢他，与孙氏和国民党结成同盟，也由此才得以在中国立足，直接插手中国的政事军事。而当时中共才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这种情况下，苏俄能舍弃国民党而专门扶持中共去夺权吗？它那样做还能在中国立足吗？所以，虽然苏俄有心扶助中共来取代国民党，但它不能操之过急，总得有一个过程。事实上，苏俄也在竭尽全力帮助它的这个“新生儿”，仅仅两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展了数万名党员，掌握了数万军队（后来参加南昌起义的正规军就有两万余人，还不算分散在各地的所渭工农武装），并迅速在几个省掀起了农民暴动。这难道不是在全力帮助中共抓枪杆子吗？至于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本乃一文人，而且他实际上只是苏俄的傀儡，没有多少自主权。而当时苏俄和中共都公开承认国民党乃革命的领导者，承认它在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当然不可能去“抢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但他也绝对没有推行什么“取消主义”，“ 投降主义”，事实是，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在全力抓军事，做取代国民党的准备。1925年春孙中山去世后，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中共大大加快了武装夺权的步伐，在它能力所及的地方掀起了农民暴动，工人暴动。正因为夺权太急，太凶，才引发了蒋介石的“清党”行动。
所以，毛说在他之前共产党不注重军事，不抓枪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严格说来，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并非毛的发明，列宁早就说过：“共产党的政权是用暴力夺得的，所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可以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初版本。毛只是秉承了列宁这－思想而已。
但这样说并非完全否定毛在这方面的“功绩”，这主要表现在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挥上，特别是在夺得政权后运用枪杆子保护政权（实际上是保护毛的独裁）上。在上文里，毛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阐释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
在这里，毛已经说清楚了，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社会风气、习俗等一切都是由枪杆子“造出来”的，并且靠枪杆子保持下去。也就是说，枪杆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挥。一般而论，人们认为军队与经済、文化、道德、习俗没有必然联系。夺取政权固然要靠军队，但对社会一切方面进行改造，并非依靠军队，依靠暴力。只有共产党的极权政治，才把这一切纳入枪杆子职能范围。所以，到了毛掌权后，便要用枪杆子改造上述一切，靠枪杆子进行“全面专政”，用枪杆子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毛说它叫“革命战争万能论”，实际上是“暴力万能论”，这就是毛的“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质。
用枪杆子、用暴力去夺取政权，一般人是能够理解和认同的，因为几千年来王朝的更迭大都是靠“枪杆子”完成的。共产党革命要靠枪杆子，这顺乎情理。就是很多真正的民主革命，如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等，也是靠“枪杆子”去实现的。所以，问题还不在于用枪杆去夺取政权，而是在于夺得政权之后用枪杆子干什么。
在一切民主国家和正常国家，枪杆子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敌人，保卫国家和人民，而不能用于对付国民，对付自己人。在国家内部，民众因为对政府不满起来游行示威是极正常的事，要求政府下台也是正常的事，是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些都受法律保障。即使有人民在示威游行中冲击政府，打警察、烧警车，也只能用防暴警察对付，绝对不允许调军队去镇压，用枪炮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但大功告成后他执意要解甲归田。后来不得已被人民选出来当了总统，干了两届，便说什么也不干了，因为他认为那个位子是国家的公器，不是任何人的私物，再大的功劳也不能将国家公器据为已有，总统宝座不能由某个人长期霸占着，否则便有可能蜕变成皇帝、国王。华盛顿做出了这个傍样，对民主制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此后“主权在民”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至于毛泽东要用枪杆子来保护什么就不用笔者多说了。由于毛的示范，至今中国掌握了枪杆子的人，都是爱“枪”如命，因为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即使两代领导人交班，可以把国家“主席” 交了，党的“总书记” 交了，但这“军委主席” 却舍不得交，因为这是“命根子”。这就是毛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别的国家靠武力夺权、闹革命的区别。说白了，就是既要靠枪杆子夺取政权，还要靠枪杆子保证“一党专政”，保证领袖独裁，一句话，保证共产党对人民绝对统治的权力。
林彪曾经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要靠政权来改变，靠政权来巩固，靠政权来发展。否则就是经济主义，就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
在另外的场合，林彪说得更加直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谁去镇压谁呢？自然是掌权者去镇压没有掌权的人。当然，掌权者总说他代表人民，代表老百姓，林彪也是如此。所以千万不要当真。去除了林彪的这块遮羞布，他的意思非常明白：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而政权又是靠枪杆子夺得和保有的。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杆子就拥有一切=暴力万能.
这又清楚地表明了：原来毛用枪杆子去“革命” 的目的，就是要用枪杆子去抢夺一切，拥有一切。这”拥有” 者是谁? 当然是拥有枪杆子的人，所以直至今日，当有人呼唤民主，呼唤共产党还政于民时，“老革命”们就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的政权是靠枪杆子得来的，想要吗？拿两千万颗人头来换！
再说说毛上文提到的共产党要坚持“党指挥枪” ，而不允许“枪指挥党”的问题。共产党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是个颇类似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跟老百姓的关系不大。老百姓看得清楚的一点是：没有枪杆子，共产党一天也存在不了。对人民来说，不管是“枪”或是“党”来统治，都是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毛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另一个含义, 是当权者必须掌握枪杆子. 这倒是真话。 例如毛以前的中共总书记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因为没有牢牢掌握军权，最后都被他们的下属（毛）轻而易举地拉下了马。所以毛当了一把手后，既抓党权，又抓军权，党与枪杆子合二为一了，就谁也动不了了。后来者无不照此办理。看来，枪杆子仍然是“第一”。这也是这个政权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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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吹自擂的毛的战争神话及其军事思想
与其他方面篡改、歪曲历史一样，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毛也以歪曲史实，编造谎言为能事。而且由于毛是内战的胜利者，按照中国人“成则成王败则寇”的观念，凡胜利者说的即是事实，即是真理，所以毛在这方面的宣传如鱼得水，更具欺骗性，加上毛共长期以来对资讯和舆论的高度垄断，使得它的谎言成了“正史”，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则长期被篡改和淹没。然而正如林肯总统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不能欺骗他们于永远。随着苏联的垮台以及国门的打开，加上现代资讯技术的进步，很多沉埋淹没的史实浮出水面，一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得也以抖落尘埃，重见天日。
以军事方面而论，在毛执政时期散布的主要论调、并当作历史向人们长期灌输的大致有：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战胜千难万险的自然条件（过雪山、草地等无人区）的同时，打败了前堵后追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创造了“飞渡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军事思想战无不胜，“四渡赤水”是毛的神来之笔，从此指挥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主力，打垮了日本侵华军主力，国民党蒋介石只反共不抗日，待到抗战胜利了，急忙从峨眉山下来抢夺共产党抗 战胜利的“桃子“；原子弹是纸老虎，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才投降；中共以“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八百万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军队；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迫使它跪地求和；中国人民援越抗美朾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把美国及其走狗赶出印度支那；珍宝岛之战打掉苏修的威风，是中国人民反修的伟大胜利；美国跟中国斗了几十年最后认输了，1972年尼克松打着“白旗”到北京来了……等等等等。
有关以上这些历史的真相现在已经基本上浮出水面了，在学术界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于中国广大老百姓来说，毛时期上面那些宣传灌输仍然占据着他们的脑海，毛的军事神话仍然被当作史实流传，还被编成影视戏剧上演。有关“长征”和抗战、国共内战的神话我们放在第二部的有关章节论述，在本章，我们主要揭示建国后毛发动的有关战争的真相，并简要批判毛的一些战争和军事思想，以正视听，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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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最基本军事法宝：人海战术是一种野蛮落后、残忍反动的反人类罪行
毛泽东及其党羽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编造他的战争史话，主要是它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并且有效地保持着这个政权。但这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并不是毛和毛共有什么超人的本领。就毛共本身而论，它藉以吹嘘的战争资本主要就是人海战术。在内战时期，它靠着人海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也是主要靠人海战术基本上与美国战成平局。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不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只要你不怕死人，而且有本事能够叫你的人民前赴后继地赴死，那么，一般地说，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不会输得很惨。毛和他的政府恰恰就拥有了这个“优势”。所以，它的调子总是很高，吹得震天响，毛泽东本人，更是动不动就拿准备死掉一半中国人来吓唬对手。但是，一旦处在人海战术无效的情况下，毛的牛皮将不攻自破。而现在人们听到的，知道的，都是在人海战术有效情况下的宣扬，所以，人海战术是毛和毛共的看家本钱，是它编造战争神话的主要支撑。不过我们必须恉出，从根本上说，这人海战朮是一种野蛮、残忍、反人类的罪行。
前面已经讲到，人海战术的基础是所谓“人民战争”；人海战朮则是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少数统治者胁迫全体民众为其卖命的野蛮、残忍的方式，一种惨无人道、视人命如粪土、将人民劫作炮灰的谋略和制度，所以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而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伟大的战争艺朮”。
最初，在文字上，毛只是提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了取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己方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提出这一战术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实际上，毛的这一口号变成了不惜以无限兵士的生命去换取胜利的野蛮行为，更令人发指的是，它发展成为用无辜民众的血肉之驱去抵销敌人的火力、充当炮灰和“铺路”的工具。下面是国共内战时期一些亲历者的记述：
国军第十八军军长胡连是一员令共军胆寒的勇将。他回忆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見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但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
毎次冲锋在前的几波老百姓都是所谓民工，实际上是逃难的饥民。饥民们见共军要将他们抓去送死，向共军士兵跪地痛哭，有的士兵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还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平日里天天说“军民一家亲” 的共军，到了紧要关头，就变成吃人的野兽，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亲人” 送入虎口。国军面对这些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的干脆闭着眼睛打，有的射击到手发软后才自动逃离。因为不能不打，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在他们的背后有督战的共军。
抗日名将黄百韬说：“国军在十米宽的河边地带布满了工事，每个碉堡布满了机抢眼。隔着河，共军驱赶民工一波一波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填满了河，后面的共军就踩着民工尸体过河。”
在淸理战场时发现，民工们的左手都被用绳索綑住，十个八个一串，有的是被从背后射杀的。
《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在澳洲作巡迴讲演时说到一个故事，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山东访问时济南军区一个离休军官亲口告诉他的。军官对他说：你知道国民党的王牌七十四师是怎样被打垮的吗？在孟良崮山坡上，当“解放军”发动第一轮冲锋时，国民党军队遇到的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头、老太太，原来这些人都是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第二轮冲锋的是清一色未成年的孩子，原来这是上述人员的孩子；第三轮冲锋时全是一片白花花的被单，国军正要开打，白被单没有了，露出来的全是赤裸裸的年青女子，她们是地、富的女儿、媳妇。国军正在手足无措时，共军从后面冲上来了……
除此之外，毛共还有残忍的饿死老百姓以求胜的战朮。1946年春夏，共军在围困长春的国民党守军时，为了廹使城内守军投降，包围长春五个月，城内粮食断绝，国军放百姓出城逃生，却被围城的共军残忍地杀死。于是全城百姓只能活活饿死或举家自尽。关于长春之围饿死百姓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张戎的《毛传》中说共军围城前长春有50万居民，城破后只剩17万，即饿死人数在33万左右。中共自己承认锇死12万人。而据被俘国军将领段克文的说法，长春围城饿死总计65万人！
当时中立偏左的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6年4月16日为《大公报》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说：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己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关枪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下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战。”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其《大江大海1949》中认定，长春之战，“被围饿死的百姓确实有60万左右，不下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国民党方面认为，‘解放军’在围城中的行为构成战争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的决策出自毛泽东一人，连林彪都想“酌量分批陆续放出” 饥民，但遭到毛的否决。毛还把这一模式推广。据后来共军的粟裕大将说，这一利用饿死平民来廹使守军投降的“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釆用过”。
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海战术”！ 这一战术后来也被应用于朝鲜战场。
1950年12月中旬，当中国的志愿军逼近朝鲜的三八线之际，彭德怀向毛报告要求对部队进行休整。他列举了由于敌机轰炸，给养跟不上，部队无冬衣、被毯，在零下30度的严寒，有的战士穿草鞋，有的打赤脚……等等可悲情况。可是从来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严令志愿军要越过三八线，夺取汉城，为的是造成轰动效应，便于北京和全国开庆祝大会。后来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突破了三八线，夺得了汉城（一座空城），但损失惨重，仅一九六师，冻伤失去战斗力者达数千人。不久，汉城复被对方夺回，战线推回三八线以北。据知情者保守估计，在这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活活冻死在10万以上。
张戎的《毛传》中提到曾参加朝鲜战争、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演员的麦可·凯恩的话：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一潮一潮地往前冲，前扑后继，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凯恩出身贫寒,原来对共产主义有所同情，这时他看到共产党完全不把自己的士兵当人，他不由想到：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都毫不顾惜,我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关心我呢!……这就是人海战术的本质。
正是由于靠人海战术起家，所以才养成了毛泽东那样不可思议的残忍、冷酷，后来毛发动“大跃进”，把人海战术移用于经济建设，结果惨败，造成四千万无辜民众被活活饿死。事后毛不仅无半点歼悔之心，还硬说大跃进的错误只是“一点点”，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毫无人性，喪尽天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人命如草芥，这就是毛的人海战朮的本质。
二、人海战术的悲哀：建国后毛挑起的两次台海危机
在毛泽东自诩“光荣、正确、伟大”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没能“解放台湾、统一中国。”
台湾本来是只“煮熟的鸭子。”在1949年10月1日毛共宣布建国后，美国多次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不想用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杜鲁门已决定把台湾拱手让给毛共。
可毛泽东对杜鲁门的慷慨并不表示半点“感谢” 。他认为这是“穷途末路”的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故此依然执行他那咄咄逼人的反美政策。并毫不犹豫答应金日成的请求，充当北朝鲜发动侵占南韩战争的“坚强后盾”，允诺如果美国参战并打过三八线时，中国立即派兵入朝作战，把美军赶下大海，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
谁知世事难料，正当苏、中、北朝鲜三方为打响侵韩战争的第一枪而兴高釆烈时，“美帝国主义”做出了激烈反应。韩战爆发的当天杜鲁们即从他休假的家乡赶回白宫，27日，就朝鲜局势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其中令毛膛目结舌的一句是：立即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可能的进犯。
想不到这个“垂死的”、几年来一直对毛共委曲求全、完全像个“软柿子”的美帝国主义突然强硬了起来。但这时毛已经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地看看台湾这只煮熟的“鸭子” 飞了。当然不是毛泽东没有与美国第七舰队干一仗的勇气和胆量，就在半年多前的1949年10月25日，毛就想创造一个用他的“土海军”战胜国民党的洋海军的神话，派出了他精粹的28军，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用木帆船直驶金门岛登陆，企图一举拿下这个近在咫尺的小岛。可是意想不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合围，而这时海上通道被截断，既无路可退，也无法去救援，致使古宁头一战，28军3个师全军覆没，中共的总指挥叶飞闻讯后隔海痛哭。自此，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金门岛，毛只能望岛兴叹了。
连国民党的海军都对付不了，面对现代化的第七舰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毛泽东终究忘不了这个隐痛，无时无刻不在筹划复仇。朝鲜停战以后，“解放台湾”便成了毛筹划的头等大事。这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年了，如再不拿出点动作，也不好向国内外交待。
毛决心冒险，用武力“解放台湾”。他决定先吃掉金门、马祖这两个小島作为第一步。
毛当然知道，这时台湾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有救援的义务。但他更认为，美国不一定会为台湾冒如此大的风险，何况他只是先取这两个小岛。而且，他从朝鲜战争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故不敢、不会使用核武器。只要不使用核武器，毛就认定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人海战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毛决定先从剪除蒋介石控制的沿海小岛入手，然后夺取金门、马祖，最后直取台湾。这种由近而远、由易而难的逐步鲸吞战略，可以稳打稳扎，积蓄力量和经验，夺取最后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麻痹美国，毛估计为了这些小岛，美国不会插手，待到台湾成为孤岛，命悬一线时，它已救援不及，悔之晚矣。
说干就干。1955年1月，毛倾其海空力量加上绝对优势的陆军，拿下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旗开得胜，举国欢庆。
下一个目标是大陈岛。毛决定继续采取这种“杀鸡用牛刀”的办法。国民党当局权衡利弊，决定收缩战线，主动放弃了大陈岛。
占领了大陈岛后，毛更加趾高气扬。这时美国已看清了毛这种逐步蚕食战略，对中共发出警告，表示必要时不惜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遏止中共的侵略。
毛对美方的警告视为“核讹诈”而嗤之叹鼻。早在1951年1月下旬，毛在接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放言：“美国无法用它那一颗小小的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他还用毛式黑色幽默调侃说：“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可见其骄狂之心态。
毛决定不理美国的警告，继续调兵遣将，目标锁定金门、马祖。
可是这回毛估计错了，他此次面对的不再是不敢使用原子弹、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而是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政策的二战英雄、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针对毛共的蚕食战略，艾氏抛出了“多米诺效应”理论，即：只要侵略者在某一处、某个地方得逞，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艾氏说：“你竖起一列多米诺骨牌，你推倒第一张牌，最后一张牌的结局必然是很快地倒下去。”“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倒下去后，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为了不使出现多米诺效应，美国对苏联、中国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 以保证阻遏苏、中的侵略野心。
就在毛积极准备进攻金门、马祖之际，1951年1月28日，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福摩萨（美对台湾的称谓）决议”，授权美国总统为保护台湾、澎湖而调用美国军队。
2月，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小型核武试验”，即当量在5万吨TNT炸药以下的核武器试验。3月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谈到可能使用“精密新式强有力核武器”。艾森威豪尔则在记者招待会明确说：“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理由不使用子弹或别的什么一样。”并说明核武器只作战术上使用，“而不伤害无辜。”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斯唐普海军上将也宣布：只要战争需要，他将接受对中国大陆的原子攻击。
在美国军政要员一系列明确而又强有力的表态面前，毛知道这一回不是“核讹诈”了，他原来摆出的要与美国决一死战的架式终于软了下来，下令停止了在金门、马祖的试探性挑衅，台海的紧张形势得到了暂时缓和。毛在等待新的时机。
等待了一段时间，形势沒有变化。终于无计可施了。1955年4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参加印尼万隆举行的的亚非国家会议之际，改弦易辙，大唱和平经，申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还在会议上高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高调。
毛挑起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了。那颗“小小的原子弹”遏止了毛的野心。
当然，毛是极不甘心的。他仍在窥测时机，想抓住美国的“软助”，迫使它退让，一举实现他“解放台湾”的梦想。
毛第二次挑起台海危机是1958年7月。这次正值大跃进的高潮、毛的头脑高烧之际，他大概想在军事上也创造奇迹，实现经济、军事“双跃进”， 让全世界葡匐在中国的腳下。这次国际形势也很有利，当年5月起，美国被卷入在中东地区与黎巴嫩、约旦等国的武装冲突之中，美国被迫将军力重心放到中东和欧洲。这种情况下，毛估计美国无力东顾，对台湾承担的防护义务可能会自动降级。毛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战略机遇，“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当得知中东发生了反美浪潮美军被牵制其中之后，毛泽东说他“睡不着觉”了，他决定再次冒险。经过周密筹划，毛制定了他的“趁火打劫、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他一方面指示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挑唆中东国家扩大与美国的对抗，以拖住美国军力和高层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紧急集结部队在台海发动突然袭击，突破口仍然是金门岛。
7月17日，毛命令他的空军、海军和地面炮兵同时行动，封锁台湾对金门岛的海上运输，并打击国民党的海空军。18日毛召开军委会议，布置炮打金门的事宜。会议决定7月25日开始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后来推迟至8月23日才实施）。
毛动员了他所能动员的力量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挑衅，目的想在气势上压倒台方，阻吓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同时毛还想借机挑拨台美关系，毛决定：只打蒋介石的军队，不打美国的空军和护送台湾运输船的美国军舰。企图以此离间美台关系，使美方退出或减少对台军的支持。
毛的这次军事冒险实际上在试探台美联盟的可靠性，并试图拆散这一联盟，同时他还包藏一个重大的阴谋，那就是企图将苏联拖进这场战争中，让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他背着苏联作出这次重大战争决定，直到炮打金门开始，仍不通报苏联。而当时苏联与中国签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双方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有救援的义务。所以毛如此对待苏联是一种极不负责、极不道义的要挟行为。毛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想廹使苏联做他的后盾与美国对抗，因为毛知道，台湾也与美国订有《共同访御条约》，他打台湾的军队，必然引起美国救援，而一旦与美国开战，毛自知凶多吉少，很可能如前次一次，引发美国动用核武器。这时只有拉苏联进来，才能求得力量的平衡，制止美国动用核武器，求得自己的安全。
毛对金门的大规模突然炮击于8月23日开始，当日发射炮弹31757发。同时开始了与国民党海空军的激战。毛的打算是，在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的同时，截断台湾对它的海上补给线，待金门岛无法支撑时，派部队登陆上岛。拿下金门后，再拿下马祖，然后直取台湾……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台海局势发表声明，重申不允许中共进犯金门马祖地区。如果上述地受到攻击，国会将授权美国武装部队保护该地区，因为这是美国履行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
9月6日，周恩来奉命发表声明，措词强硬地回应，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存在着象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脅 。”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干涉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但是，美国根本无视周的警告。9月7日，美国军舰奉命与蒋军舰组织了联合舰队，14艘美台混合舰队护送大批补给舰船向金门进发。同时美空军也参加对金门的空投支援。
面对美国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无法可施的毛又一次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为了不造成与美国直接交战的局面，毛下达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死命令”。
但是，毛的退让和企图对美国与台湾的离间策略毫不凑效。9月1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长篇声明，表明了美国捍卫台湾和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决心，实际上宣告了毛此次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入侵计划的破产。
艾氏在声明中指出了毛共建国以来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径以及当前台海面临的战争危险。他强调：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正在攻击一个暴露但却是自由的地区。”艾氏回顾了二战之前，一些民主国家的执政者由于软弱和胆怯而纵容侵略者带来的恶果，导致了那场“给世界带来恐怖的战争（指二战）。”艾氏表示他不愿意看到“那一次历史的重演”。
声明还揭示：大陆中国对金门的炮击不过是它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前奏，其野心计划是“消除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切阵地。”因此，“残酷无人性的暴君所进行的侵略对美国和自由世界造成了一种清楚的威慑”。
声明最后说：“我们不接受共产党人所寻找的那种结果。”“不会有任何姑息的”！
值得注意的是，艾氏还认为毛的此次行动是和他的后台老板苏联商量串通一气的（他这种推测是很自然的）。他当然知道中苏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美国的决策，这表明美国已不惜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心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一决雌雄。
在美国的强力干涉下，毛的战略被全部打破，封锁不成，炮击无效，登陆更不可能。10月初，毛泽东经过了痛苦的抉择，终于放弃了原来的全部目标，指示其部属改行“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策略。这实际上等于宣告攻台计划的破产。
10月6日起，金门炮击变为打打停停，后又改为隔日打炮，节假日停击。最后变成徒具形式，无任何实际意义，而只是消耗中国人民血汗的“烧钱游戏。”
10月6日，由毛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书中，主动提出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还厚颜无耻地说：“你们与我们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还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内部贵我双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笔者在“贵我双方”打下重点是告诉读者，毛在公文中尊称国民党为“贵方”，可能是自从国共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谦词，可谓用心良苦无可奈何，而又黔驴技穷。
为何一个多月前还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毛，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而且通情达理了呢？这当然不是蒋介石军队坚守金门决不退让所能达到的，全部秘密还在于美国的强势介入，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个“纸老虎”原子武器，因这时美国已将战朮核武器“原子炮”运抵金门岛。
原来，艾总统发表声明后，美国立即付诸行动，先后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各地向台湾地区增兵，四艘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湾，一批可以发射“小核弹”的榴弹炮运抵金门，随时准备对付毛共军队的登陆战。美国史学家斯特宾斯说：美国在这一地区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这是因为艾氏当时不仅是为了对付毛共，还准备与介入战争的苏联较量。
被毛无端牵扯进台海冲突的苏联非常恼火，这使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意识到，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的毛已经甩开“老大哥”单独行事了，却又阴险地将苏联当作挡箭牌和后盾，不惜把苏联推到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前沿。由此可见其未来之不可驾驭。据史家考证，这是中苏关系首次出现裂痕的征兆。但是因为美国点了苏联的名，苏联只好派大员来中国了解战事情况，并装模作样发表了一个苏联将回击美国对中国的任何核攻击的声明。但实际上苏方非常恼火，赫氏并未给毛任何帮忙。美国早已将苏联列入它的战争对手，对它装腔作势的声明当然不屑一顾。
第二次台海危机仍以毛的彻底失败告终。
这次又输了。怎么向他的臣民交待、并维护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权威呢？好才他的脸皮厚，只好使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法子，抛出了一个“不攻占金门、马祖，让它变成套在美国脖子上的一根绞索，对我们更有利的”的“新理论”，一则试图堵住党内之口，二则自找台阶下。这个新理论就是当年10月5日，毛以中央军委发出的一个关于金门、马祖战争的内部指示，说：
“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于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架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毛绞尽脑计想出来的这一“理论”，加上他那拐弯抹角的文字表达，虽然也能骗到一些对毛“无限崇拜”愚氓，但稍有头脑之人都不能不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要动员全军、全国的力量去干这件“不利”的事呢？如果金门、马祖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一根绳索，那么台湾不是一根更大的绳索吗，还要喊“解放台湾”干什么呢？！
当然没有人敢当面质问这位暴君，因为他虽然无法对付美国的原子弹，却拥有足以对付他的臣民的暴力。其实，毛所有的理论、以及全部毛主义，都是靠暴力支撑着的一套谎言、权术、骗术。失去了暴力支撐，它便一文不值，成为丑陋、残暴、无耻的代名词。
两次“解放台湾”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毛无计可施又心有不甘，于是下令对金门的炮击永远打下去。直到毛死后几年才被邓小平停止。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去到厦门观光、游览的人们，都被带领去一座楼房上用望远镜观看大、小金门岛。面对近在眼皮底下的金门岛，数十年了仍然在“敌人”手里的事实，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就这么点距离，怎么就不能“解放”呢！言下对毛有不敬之意。这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难道伟大领袖还不想“解放”金门？不想解放台湾？可台湾海峡终究不是大陆中国或朝鲜，人海战术派不了用场，还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了。还是赶紧实现军事现代化、赶超美国吧。
如此看来，毛和毛主义实在也没有什么神奇，不过是很少碰到强硬的对手而已。这使人想起中国那句古话：“时无英雄，致使竖子成名。”
三、毛泽东的战争观
毛泽东还有很多不同凡响的战争和战术思想，此处不妨择其要者展示一二。
（一）游击战万能论。游击战是毛在江西、福建苏区时的主要斗争方式。这本也不奇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自然只能靠游击战生存。问题是毛及其党羽别有用心，把它吹嘘得神乎其神。
蒋介石先后发动了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按照毛共的说法，前三次都被毛领导的反围剿游击战给粉碎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已被排除出领导核心，但组织、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仍然执行毛的战略战术，所以仍然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莱恩）和博古（中共领导人原名秦邦宪）组织指挥，抛弃了毛的战朮，所以失败了，被迫进行长征，云云。
实际上头两次围剿失利，是蒋介石的将领轻敌又缺乏山区作战经验所致。而毛共取胜也主要靠了共产国际提供的情报。但长期以来毛只字不提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功劳”，贪别人之功以为已功，从中可见其人品卑劣之一斑。
第三次围剿主要是爆发了“九一八”事件，蒋介石不得不半途而废；
第四次围剿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执行的是与毛的游击队相反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取得了成功，消灭了国军两个师。后来因爆发了长城抗战，蒋介石急于处理华北抗战事宜。再次撤兵。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吸取前几次的经验教训，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堡垒战术。其实，面对蒋的绝对优势兵力和新战术，换了任何人来指挥，也挽回不了中共失败的命运。而毛后来却硬把失败完全归结为别人采取了“错误”的战术所致，其目的则是为了趁机从博古和李徳手中夺权。（关于五次反围剿本书后面还有专门论述）
还在井冈山时期，毛即将把朱德首先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略加改动据为已有。在延安时又将彭德怀在 “抗大”做报告时讲到的如何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收入自己的军事著作之中。
为了给自己在抗日中避实就虚的“山地游击战”找理由，抬身价，毛把游击战提到“战略”的高度，仿佛他的“山地游击战”真是战胜日本的法宝。后来毛共的御用学者以抗战初期毛共只有三、四万军队，到抗战胜利时发展成为百万大军的这一事实，说明毛的“敌后游击战” 的巨大威力和巨大成功。但是这恰恰印证了毛共在整个抗战时期在执行的是“避实就虚”，“不与日军正面接触”、“游而不击” 的“假抗战、真扩军” 战略，如果是真正与日本人作战，毛那点“本钱”不早就“报销”了，还会壮大几十倍？
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主力死打硬拼，中共又如何能在敌后安稳地扩军、占地盘？没有国民党付出的380多万正规军的惨重代价，毛的共军如何能够在敌后安稳地发展壮大？
客观地说，游击战作为一种敌强我弱时的骚扰战法，虽有一定骚扰作用，但只能是主力战场的辅助，它存在的前提首先是有正面战场的存在，并且牵制了敌军的主力，否则，即如东北抗日联军，一旦成了“孤军”， 成了日军主要打击对象，也就注定末日到了。
所以，对游击战的作用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如毛一样别有心吹瞎吹。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前朝的残余势力总要开展“游击战”，如南明的反清势力、清朝的反清复明势力和国民党战败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都开展过游击战， 但最后只能是被消灭。这是失去了主力战场牵制和庇护的“游击战争”的必然结局。
（二）近战、夜战，只能靠步兵决定战争胜负。
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就战争和战略问题发表讲话，强调说：
“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时期也是这样。今后的战争，还是靠两条腿，靠炸药，靠炮兵、要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
“将来打仗，还是靠步兵。坦克要有公路，空军要有机场，海军要有海。步兵有两条腿，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当然，坦克、空军、海军还是要的，但我们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想，完成任务最可靠的还是步兵。”
毛对近战、夜战、步兵情有独钟，是因为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毛共军队依靠这些手段占过便宜，一是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斗志不如用阶段仇恨煽动起来的共军；二是共军在白天的战斗中难以捡到便宜，相对来说，夜战中可以相对减少对方的武器优势，可以在黑夜、近战中“混水摸鱼”。在朝鲜战争也有过少数这种情况，虽然美军的装备优势明显，但那时仍然缺乏足够的夜视设备和精确的打击手段，到了夜战、近战，它的优势就相对削弱了，共军或者可以占到－点小便宜。
可是，这种在特定条件下积累得来的经验，并不是永远适用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黑夜已如白昼一样透明，夜战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远程精确打击和高度机动能力，以及侦察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使近战、步兵的突袭失去原有的优势。至于空军、海军，虽有其局限性，但其优越性则更明显，更具战略意义。这些都不必多说。毛泽东之所以钟情他的“老皇历”，除了其守旧、顽固而又刚愎自用的本性之外，就是始终不忘他的“人海战术”。在毛看来，战争仍然是拼人力、拼生命，即他所谓“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中的“人”。 所以毛动不动就说准备付出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中囯人的生命，去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胜利，反映了这位暴君不可救药的的愚昧和残忍。
（三）反对“唯武器论”和军队现代化。
反“唯武器”论，是毛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其军队装备不如敌方的情况下，为了给己方打气壮胆而提出的军事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品牌”则是“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一“理论”不用说早已破产了，连毛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他的信口雌黄。只是他的“金口玉言”不能改动，所以只好坚持到底。其实毛比任何人都盼望得到核武器，为了追求核武器他不惜倾尽全国人、财、物，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这充分表露了他的一贯虚伪和死不改悔的卑劣人格。
毛所批判的“唯武器论”其实只是他的臆造，是个伪命题。因为从广义来说，人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并不错，武器也是人造的。没有人否定这一观点。人们说武器的重要性是在假设其他条件等同的条件下而言的，就像二人搏斗，其体力、技能相当，一人赤手空拳，一人拿刀，拿刀者当然拥有胜算；同样，一人拿刀，一人拥枪，拥枪者自然具有绝对优势。
毛在宣扬其“原子弹是纸老虎”时，也故意在言词上玩弄花招，比如1946年8月6日和斯特朗谈话时，他故意讲“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不是一两件新武器。”“一两件”新武器当然不足以决定战争胜负。但谁都知道，一种新武器投入使用，难道只是限于“一两件”吗？在1951年1月28日毛接见芬兰驻华大使说到原子弹时，他故意说：“美国用它那颗小小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华民族。”（收入《毛选》时对原话作了修改，改成“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民”。）在这里毛再次玩弄了两个花招：一是“一颗小小的原子弹”，从概念上讲“一颗小小的原子弹”当然消灭不了庞大的中国；二是毛故意说美国想用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这是恶毒的挑拨和诽谤。从这一句话中就见到了毛的卑劣嘴脸：一方面心虚，故意把对方的核武器说成“一颗小小的原子弹”；另方面挑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说美国要用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毛的阴险卑劣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毛还都“预言”：如果未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都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并且要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联合国”。有意思的是，毛说这个“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可能设在欧洲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但就是不设在苏联。毛想的是大概是：苏联将在那场核大战中被彻底消灭了。于是，共产党世界理所当然就公推他当最高领袖，他也就成为“人民联合国”的超级大总统了。
可惜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共产党没有统治世界，他也没有当成那个幻想中的“人民联合国”的超级大总统。相反，曾被毛吹嘘无比神奇的代表进步力量的苏联却自己垮台了，共产党国家大多也烟消云散了。倒是毛炮制的“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早己成为笑柄。
与“反唯武器论”同工异曲的是毛对军队现代化的诋毁。习惯于流氓习气和流寇战术的毛，对一切现代化、科学化的东西有着天生的仇恨，就象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一样。毛在建国后，先后以所谓单纯军事观点、搬“洋教条”或“反对突击政治”（也就是不以学习“毛思想”为军队第一要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撤换、批斗了一批曾为他打天下的功臣元勋，以及有一定现代科学思想的将领，包括最初担任军事科学院长的刘伯承元帅。后来林彪投其所好，号召军队把学习“毛思想”放在首位，并创立了“四个第一”等无数阿谀奉承肉麻佳作，惹得毛心花怒放，将林提为“接班人”。到了晚年，毛已经“自信”单靠他的“光辉思想”就能战胜一切敌人了，下面这一段谈话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毛对军事现代化的仇视和其不可救药的愚昧和狂妄：
1965年1月27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印尼外长苏班得里约。谈话中，涉及到军事教育和训练的话题，毛自豪地说：“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90%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的各军区司令员过去都是大老粗嘛！”
意犹未尽，毛接着说，“解放后我们也办了几所军事院校。进军事院校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严重脱离实际，不好呢！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的确害人……”
按照毛的逻辑：毛自己手不释卷，所以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
毛也反对建立正规的军衔、军阶制度。1965年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人向他汇报军队工作，谈到改变中共军队的帽徽、领章时，毛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其他统统都吹了。”“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后来按毛的指示，将1955年建立的军衔、军阶制度全取消了。
（四）奇特而反动的核战争观。
自从1946年8月6日毛抛出他的“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以后，他就不遗余力在一切公开场合维护和鼓吹这一观点。
1954年9月，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为了能坐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这把交椅，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国庆大典，以示对中共和毛的讨好和拉拢。可是，也在觊觎这把交椅的毛对赫氏的恩宠不但不买帐，还以一种流氓政客的方式向对方释放他的不满、不屑，他故意在一个大游泳池边接见赫，与其畅谈天下大事。据赫氏的回忆录记载，毛与他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赫鲁晓夫告诉他：这种想法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数计算军事力量的大小了。
毛并不理睬赫氏的提醒，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1957年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期间，毛就核战争问题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有27忆人口，一场核大战下来，可能要死去三分之一，再多一点，死去一半。但另一半人还活着，不久我们都会生出更多的孩子，比27亿还多。
至于中国，毛说，也许会死三亿多人，最多会死去三分之二人口。“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吗，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这番高论听得与会的共产党头头们口瞪目呆，纷纷视其为战争狂人。毛的狂妄谬论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欧洲那些共产党小国的领导人纷纷指责，说在毛的眼中，死人只是一些数字，毛已到了“冷酷毫无人性”的程度。这确是这位当代秦始皇本质的不经意暴露。
他还曾私下单独向赫鲁晓夫献策说：
“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要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受到进攻，我们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该怎么办？”赫氏问。
“撤退。”
“撤退到哪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毛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敌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赫氏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年的时间撤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时间，过此之后，就什么都不会留下，仅留下一些破烂而已。”
毛在核战争问题上不仅是无知的问题，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位当代最大暴君的残忍和毫无人性。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毛就认定赫鲁晓夫是个怕打核战争的胆小鬼，自己完全应该取代赫氏成为共产党世界的领袖。
虽然毛在表面上、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示对核武器的“不屑”，对打核大战充满必胜的信心，但他更知道，必须拥有这个家伙！所以另一面他不惜－切代价要弄到核武器，发展核武器。他想的是，拥有了核武器，再加上他的人口优势，他就可以在未来的战争中稳操胜劵，从而实现他统治全世界的美梦。
1968年11月毛在接见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头头希尔时，掩饰不住他的这一野心，大放厥词：“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特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他颇有信心地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谁去统一呢？他说：美苏两国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它们不怕别的囯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了：只有人口最多、又不怕死“自己人”的国家才能担此重任。毫无疑问，那就只有毛领导下的中国了。
绕了个大圈子，毛仍然回到他的毛版“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上来了。在他的眼里，核战争不过是多死几个人而已。而他有的是人，他的人比美、苏加起来还多，他从来不怕死人，死多少都可以。那么，这世界大帝舍我其谁？！
附：建国后毛亲自决策、筹划、指挥的两场重要战事：
“抗美援朝”与珍宝岛之战
选择这两场战争作为毛建国后军事实践的案例，是缘于这两场战争的影响巨大，对手又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强国。更为重要的是，毛在国内对这两次战争进行了大量虚假、歪曲宣传，在几代人心灵上造成巨大的误解和误判，流毒深广。还其本本面目，有利于消除毛自吹自擂的神话，也利于帮助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后代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处理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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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无限吹嘘、歪曲宣传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中共出兵朝鲜伊始，毛共依仗其对新闻、舆论的绝对垄断，就日夜不停地向全国人民灌输以下观点和信息：
1、朝鲜战争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挑起的一场侵略战争，侵略的矛头对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先是唆使它的走狗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向北朝鲜进行挑衅进攻，被北朝鲜人民打败，差点被赶下大海；于是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狗急跳墙，亲自出马进行疯狂的反扑，将战火烧到鸭绿江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因此，抗美援朝完全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2、抗美援朝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美国“少爷兵”不堪一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出了威风，彻底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了完全的伟大的胜利。
3、美帝和它纠集的各国反动派，眼看被彻底消灭，为了挽回失败，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中朝人民发起了万恶的细菌战。美帝比日本更坏，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全人类的公敌。
4、美帝为首的侵略者眼看再打下去将被彻底消灭，于是不得不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中朝人民军越战越强，完全可以将其彻底消灭，但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同意与其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和平谈判是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是美帝及其狗的彻底失败。
5、美帝在被打得落花流水时曾威胁要使用原子弹，但它未敢使用，一来是我们有强大的苏联作后盾，苏联有更多、更厉害的原子弹，美国投一个，苏联将投十个报复；二是原子弹是纸老虎，它救不了美帝的命，更吓不倒中朝人民。
总的结论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美帝的纸老虎被揭穿了，原形毕露了，世界人民再也不怕它了，促使它加速进入了灭亡期。
如此等等的“抗美援朝”教育，毛共坚持了几十年，向全国人民实行强制灌输，对几代中国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对此有深刻印象。
实际的朝鲜战争是怎么回事呢？这在中国大陆以外应该早已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在国内，人民依旧被蒙在鼓里，媒体和出版物仍然由当局垄断着，试图永远这样蒙蔽下去。鉴于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太深，太恶劣，有必要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这也是作为对毛主义批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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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侵略者？
毛共的说法是：先是南朝鲜发动了对北朝鲜的侵略，后是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企图扼杀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事实是，这是一场赤裸的“共产主义”侵略扩张战争。
朝鲜的南北分裂是二战的产物，二战的遗留。当时朝鮮半岛处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战败，美、苏军队分别从朝鲜半岛的南北两端推进，结果双方协定以北纬38度为分界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国家。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宣称，它是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当时正是共产主义“红”遍全球的时候，所以，从朝鲜分裂成南北两半的第一天起，共产党统治的北朝鲜就发誓要吞并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
1949年3月，眼看中共的“革命”成功在即，北朝鲜统治者金日成认定吞并南韩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其主子斯大林请求发动对南韩的战争。但斯大林未批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尚未结束，攻打南朝鲜需要中国的帮助，苏联自己不想卷进这场战争，它怕与美国人直接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于是，金日成转求毛泽东帮忙。毛一口答应，但告诉金氏要待他“解放全国”、结束内战之后再去帮助金氏统一朝鲜半岛，时间在1950年上半年之后为宜。金又转向毛寻求更现实的援助，在金的要求下，毛同意将林彪部队中的三个由朝鲜族人组成的精锐师调入北朝鲜，编入朝鲜的人民军系列。仅得此援助，金日成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就更加信心百倍地进行侵略战争准备了。
1950年1月19日，金日成通过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向斯大林再次请求进攻南韩，并强调中国已经应允帮助。斯大林在核实中国应允之后，同意发动这场战争，并招金氏到莫斯科具体商谈。1950年3月30日，金日成携作战计划赴苏请示并与苏联人进－步商讨，斯大林批准了作战计划。但再次强调苏联只可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能直接派军队参战。万一美国出兵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氏回到平壤。
5月中旬，金日成访问北京，向毛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并与中国商定开战的最后事宜。毛原想在“解放台湾”之后再帮助金打南韩，但在“大老板”已做决定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屈从金日成的计划，并慨然承诺：如美帝出来干涉，战事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得到毛的保证后，金氏立即归国进行战争的最后布署。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突然发动了对南韩的总攻，由于事前做了充分准备，北朝鲜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三八线，三天之内攻下了南韩首都汉城，全世界为之震惊……
6月26日美国总统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决定派兵阻止北朝鲜的侵略，会后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
27日，美第七舰队奉命进入台湾海峡，防止中共对台湾的进犯。
7月1日，美军陆军开赴南韩参战。
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严厉谴责北朝鲜的侵略行径。并宣布组织联合国军介入南韩的反侵略战争。会后，除美国外，另有15个国家的3.9万部队参加联合国军陆续开赴朝鲜半岛参战。
其时，北朝鲜正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势如破竹向南推进，不到两个月，占领了韩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国土。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占领南韩，把敌人赶下大海。
这时，美军一面在南韩仅余的领土组织坚强的防御和反攻，一面策划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9月15日，联合国军统帅、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7万美军在朝鲜半島的蜂腰部仁川登陆，将朝鲜截为两段，根本扭转了战局。9月26日夺回汉城。10月19日攻占北朝鮮首都平壤。就在同一天，中国军队偷偷地渡过鸭绿江，隐蔽地打着“朝鲜人民军”的旗号投入战争。平壤距鴨绿江尚有几百公里，而且美国已经公开声明：战争只在朝鲜境内进行。（连接中朝边界鸭绿江大桥，美军只炸毁了北朝鲜的一半就是此意。）所谓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共被迫参战的说法，纯属中共揑造，事实是毛泽东为了执行斯大林的决定、履行对金日成的承诺而主动参战。
毛对联合国军采取的是不宣而战的方法，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中国军队于1950年10月19日夜开始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北朝鲜，每日天黑后渡江，凌晨四时停渡，天亮前隐蔽完毕，严格保密。因此，几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入北朝鲜美方毫无察觉，直至中方以五倍于敌的兵力打得韩美先头部队晕头转向之际，美军统帅部还不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参战。
当确定定无疑中国军队己经潜入朝鲜作战之后，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召开大会通过谴责共产党中国“在朝鲜从事侵略” 的决议案。毛共中国作为“侵略者”被写入世界历史史冊，铁扳钉钉记彔在案。
以上就是被毛共隐瞞、颠倒黑白的朝鲜战争的初始情况。
毛泽东之所以决策入朝对美作战，首先是投斯大林之所好。当时美、苏对峙的重点在欧洲，毛在朝鲜开辟对美作战战场，就能牵制住大量美军，大大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苏联不出一兵一卒而能大量消灭美军，削弱美国军事力量，而且，战后还有可能拥有整个朝鲜半岛，斯大林自然十分高兴。其次，毛也想借机在“大老扳”面前显露一手，为其“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向苏联送上第一份大礼，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一大功，也必能大大提升自己在全球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有利于日后中共向东亚、东南亚扩张。
毛也认真考虑了战争的风险。他完全知道，自己军队的武器装备比美军差得很远。但他不怕。他有可靠的制胜之道：人海战术。他可以以三倍、五倍、十倍的兵力对付美军，以士兵的生命消解对方的火力优势，因为就当时的常规战争来说，兵力数量的多寡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毛知道，美军总兵力有限，还要防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能够投入朝鲜战争的兵力不可能太多，何况战场离它的本土万余里之遥，给养和补充都非常困难，战争成本太高。而自己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兵源和给养要多少有多少，要打多久就能打多久。他还知道：美国害怕死人，死人多了国内民众就会起来造反。而自己这边是万众一心，死多少人都毫无关系。有了这些明摆着的优势，他还怕什么呢！
当然还有原子弹的问题。但毛认定美国不敢动用原子武器，因为苏联也有原子武器，扔原子弹就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刚过去不久，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怕打，美国更怕打，因为它国内有强大的反战势力。另外，假如美国真的扔了原子弹，那可正遂了毛的心愿，在毛看来，中国承受几个原子弹的损失没问题，恰恰可以此为由向苏联索要原子技朮。（后来美国虽未扔原子弹，毛仍然通过周恩来和钱三强一再向苏方要求转让原子弹技朮，可见趁机要求苏联转让原子技术是毛打这场战争的记定目标。）而美国如果扔原子弹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将使它在全世界处于孤立，更会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自然，它扔了一两个之后也就不敢再扔了。这样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也正好证明原子弹是纸老虎……
决策既定，毛装模作样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其实毛只是想从反对的意见中看看自己的设想是否有疏漏之处，以便采取更稳妥、更完善的对策。果然，政治局会议上反对之声占了上风，但其论据不外乎美军武器优越、拥有完全的制空权，还害怕美机轰炸东北，等等。这些毛早就想过了，并无新意。走完了这个形式，毛就一人拍板，跟美国人干！（迄今一些学者还说，决定出兵朝鲜是毛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的反对意见使他无法下定决心……这实在只是作者自作多情，多余为毛担忧了，因为早在与林大林、金日成商谈时，大计就已经决定了。）
（二）谁在进行细菌战？
在朝鲜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政府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谴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的运动。因为细菌战是国际公约所禁止的非法行为，这很快就引起了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立即，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到处是愤怒声讨的示威游行队伍，毛共的“文艺战士”更是别出心裁，将自己妆扮成老鼠、臭虫、蚊子等，头上戴着美式星条旗的高帽，满街乱窜；然后被扮成“中朝人民军”的演员用喷雾器、扫把等一个个打倒在地，“消灭”干净。
毛共报纸则熬有介事地用巨大黑体字报道说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向中朝人民“布撒细菌达804次”，犯下了反文明、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还配有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投掷细菌弹的“口供”，言之凿凿。
闹腾了一段时期以后，事情就无声无息过去了。当时运动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习以为常。但对细菌战之亊国人仍然愤恨不已……
制造谎言和骗局，原是毛和毛共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可这次，毛及其党羽制造了一个“国际骗局”，涉及的还有北朝鮮和苏联，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久，斯大林死去，苏共新领导班子决定实行与美囯修好的政策，首先要停止这场打了两年多取胜无望的战争。然而毛却不肯，因为他的战争目的之一——从苏方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没有达到。于是战亊只好僵持着。不久，苏联领导人得知以中国为首制造的“细菌战”谎言，在苏联主子的压力下，北朝鲜官员只好对苏联人如实招供：“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 这时斯大林己死了，苏联新领导可以对此不担责任。于是决定将此事拿出来作为压毛就范的筹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指责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一事乃中方的“故意捏造”。1953年5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库兹佐夫交给毛一封苏共中央措词强硬的信，信中说：“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立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信中还“建议”中国不要再提关于细菌战的事了。并说，苏联方面“参与制造这一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随后，苏方将与中、朝共同串通制造这一骗局的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华耶夫召回，投进了克格勃的监狱。
苏方如此严厉的态度是毛始料不及的。后来库兹佐夫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中描述他提交苏联这封信时的情形：“毛泽东起初对此事表现有点紧张，不断地摇着香烟”，可到后来，大概想出了应对之策，“才镇定下来，有说有笑了。”
毛面对苏联人责难的解释是：他们此举是“根据前方的汇报”，“要确定这些汇报的精确度是很困难的。”然后不得不顺水推舟：“如果你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
毛就这样轻巧地把制造细菌战的责任推给他的“前方的下属”去了。不过从这一事件中，毛知道再在停战问题上对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在会见库大使的第二天，毛作出了同意美方的谈判条件，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三）美国 “少爷兵不堪一击”吗：战场实况。
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共自始至终都在宣传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不堪一击”，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等等。1953年9月12日，朝鲜停战数月之后，毛还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会议上吹嘘说“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见《毛选》第5卷101页）
其实，毛说的“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应该加上“再次”二字，因为，早在1951年初，汉城曾经被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占领过一次。那是中国入朝军队发起的第三次战役的“硕果”，中国军队在朝鲜取得胜利主要是入朝作战的头45天（1950、10、25—1950、12、10）即第一、第二战役。那是因为中国采取不宣而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将美韩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习惯于按常规思考问题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美国介入战争是因为美国与南韩签订有互助防卫的条约，而中国与朝鲜没有这种条约，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朝鲜。可从来“无法无天”的毛偏偏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大军偷偷越过鸭绿江，分三路进入北朝鲜，穿的都是北朝鲜军队的服装，美军指挥官莫名其妙，不知何处来的“神兵”，迅速击溃了南韩的先头部队。包括麦克阿瑟在内都不相信中国已派兵入朝。当从被俘的中国士兵口中得知中国的“志愿军”已经大规模赴朝参战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可是己被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志愿军打得晕头转向，狼狈南撤，一下子后撤了几百公里。中国军队不给敌人喘息穷追猛打，等到第二战役结束时，中国军队已进到三八线附近。
这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毛报告，要求停止追击，对部队进行休整。他知道，他的胜利一是靠出其不意，打了个对方措手不及；二是靠人多，且对方还不熟悉、不适应中方的人海战术。敌人虽然后撤，但兵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而自己方面情况则严重得多，除了靠不怕死人造成的巨大伤亡之外，非战斗减员更为严重，由于运输线被美机炸得七零八落，后勤给养跟不上，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战士们无棉衣、棉毯、饿着肚子光着脚丫打仗，每个军团因冻饿而减员数以万计，常常在发起冲锋时，整连整营的队伍冲着冲着就无声地倒在地上……
但是彭的报告毛不予批准。毛泽东要打“政治仗”，他想看到的是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南韩首都汉城时世界的惊异、赞叹目光！要看到全国人民庆祝胜利的游行，亿万群众的欢呼鼓舞。于是严令彭乘胜追击，务必跨过三八线，拿下汉城，至于要付出多大代价、多少生命那不是应考虑的问题，他只要两个字：胜利。
毛泽东如愿以偿了。在毛的强令下，志愿军开始了所谓的第三次战役，在1950年12月31日发动除夕攻势，当晚突破了三八线。1月4日，中国军队开始进入汉城。当天北京开始全城祝捷狂欢……
但彭德怀并没有笑起来，他深知这次胜利的代价和接下去的形势严峻。1月5日，当彭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祝汉城光复》以及另一则消息：《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游行》时，把报纸甩到一边，冷冷地说：“……解放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可怎么向人民交待？……”后来他对来催促他继续进军的金日成说：“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作战准备很仓促……突破三八线后，气温下降，有的部队整团的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也不想一想，靠两条腿追敌人四个轮子的汔车能有多少收获？”
在此段时间，在中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之前，以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曾几次进行停战谈判的斡旋，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故意开出“高价”、要求美军不但要撤出朝鲜，还要撤出台湾，并由毛中国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等等，致使谈判无法进行。
就在毛做着“把联合国军赶下大海” 的美梦的时候，彭德怀的话不幸言中了。1月25日，美军开始了代号为“雷击作战”的全面反攻，形势发生逆转。这时中方要守住原有阵地已经非常困难，而毛偏偏又下达发起“第四次战役”的进攻命令。从毛和彭德怀的往来电文看，彭多次谈及此时发起攻击“尤为勉强”，并暗示应放弃汉城。可这时一心想获取全胜的毛已决定“乘胜追击”，还说此次战役之后再作“两个至三个月的准备，然后进行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把联合国军队赶下大海，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毛认为已经胜利在握了。
谁知战事完全朝着毛预想的相反方向发展。尽管毛严令不准后撤，不准丢弃仁川，不准丢弃汉城，不惜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但仁川、金浦、汉城还是一个接一个丢了，战线又重新推到三八线偏北。一位撰写《入朝作战》的中共记者时雨濛总结此次战役时说：“后来战局发展的结局表明，在敌人的陆海空现代化装备的优势面前，我军过于乐观敌军怕死，缺乏近战夜战能力的弱点。而对我军的弱点研究重视不够，致使战事未能按照我方的预想发展。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尚不具备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却是在我军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之后得出的，而不是在这之前。”（参见《中共六次卫国战争》第125页，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在美军的雷霆攻势之下，志愿军只得靠血肉之驱来消耗对方的炮火，纵然如此，阵地仍然一个接一个失守，形势危急……
1951年2月21日，一个阴霾、严寒的北京早晨，从朝鲜前线赶回来的彭德怀直奔中南海，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又急切驰往毛所在的香山玉泉山别墅。彭德怀不顾一切拨开阻拦他的士兵，直闯毛的卧室，将正在做着美人香梦的毛惊醒。彭德怀这种有点鲁莽的直率性格，可能也是他被毛泽东憎恨的原因之一。
简单的寒暄后彭直奔主题，慷慨陈述自己的意见：
“要我说，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很勉强；部队连续打了两个战役，还未来得及休整，又发起强攻，准备不足。现在看来，当时不要急于过三八线，也没有什么不利，……结果三次战役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部队粮弹，兵源补充不及，又被敌反攻回来。而国内报刊一再宣传，要把美帝赶下大海……其实第三次战役之所以前进得很快，是因为敌人并没有打算坚守，汉城也是敌人主动放弃的……打砥平里，我们以为一包围一攻，敌人会像以前那样退缩，却不料敌人凭借武器条件，死守砥平里，使我们几个师攻击受挫。可见，如敌人决心守一地，凭借其优势火力是可以办到的。我们不能轻敌，一定要从各方面多做准备……第四次战役，带有更大的勉强性，部队仓促调动，仓促出击，……十三兵团经过连续三次战役，新兵还未补充上去，部队缺员，弹药运输又极为困难。当初我意退几十公里，拥护限期停战，以争取舆论和军事上的主动，主席却命令发起第四次战役，确保汉城和仁川，还要部队向南攻进一百公里，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大约能防守多少时间？” 这时毛知道已不是“速胜”、“缓胜”的问题，而是如何稳妥后撤了。他打断了彭的话。
“坚持两个月时间没问题，……不过，第二番部队要先拉上去……”
最后商定，采取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方针，即靠看军队数量的优势，志愿军分为三批，三番轮战美军。为此，要尽快从国内抽调百万新军投入朝鲜战场。
虽然毛、彭当时作出了准备长期作战的打算，但心存侥幸的毛在4月下旬又命令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企图挽回颓势。而彭德怀也想“将功补过”。这时从国内增调的“第二番”作战的三个兵团（第三、第九、十九兵团）几十万大军也已到位，中方满以为这次进攻会只胜不败，马到成功。（据第三兵团被美军俘虏的军官张泽如撰文回忆，该兵团昼伏夜行，15天赶了1500里到达朝鮮前线，但在美军飞机猛烈轰炸下，上百辆运输弹药粮食的汔车，数百辆骡马所剩无几，部队未到前线兵员已损失五分之一。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张择如文。）
孰知，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西线出击）不但没有消灭多少敌人，自己反而遭受惨重损失（彭在5月21日给毛的电报中称“伤亡三万”），战役打了8天不得不鸣金收兵。第二阶段（东线出击）更惨，只打了7天，不得不后撤，在撤退途中志愿军整团、整师地被歼灭（仍为张择如文称，他所在的180师12000余人，仅剩三千余，还包括不上战场的医院、兵站和伤员千余人）。这时志愿军全军战斗意志己濒临崩溃。5月26日彭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的现象相当严重……在这些措词背后的严重情况可想而知。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也说：“彭德怀确实遇到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困难最棘手的局面。连日来、各兵团不断报来损兵折将的消息......他早些时候已派韩先楚副司令员回国请求援兵，紧跟着又派邓华副司令员带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京向主席面报情况……但战局不断恶化。”（前书第140、页141页）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不得不作出“（战争）应停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决议。中共作出这个决定后，还要请求斯大林批准，不知情的斯大林起初还要中国“不要急于结束战争”， 毛只好派高岗谐同金日成亲赴莫斯科向这位大老扳说明“困难”， 斯氏才不得不首肯。
但是，此时中方的“要价”不得不一降再降了，不但不敢再提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共要进入联合国等，而且被迫作了很多让步（见下节）。
后来战线又回到三八线附近胶着，这是靠了杜鲁门不准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毛中国才得以挽回一点面子。
这就是朝鲜战争的实况。
（四）“中朝人民”取得怎样的“伟大胜利”。
战争是否胜利，首先要看各方战争的目标是否实现。由金日成提议，苏联充当后台老板、中国作为战斗主力的这场战争，它的目的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就是让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世界共产主义阵营。
战争结果，这一目的是否实现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苏、朝、中一方的战争目标落空了，失败了。
再看南韩、美国和联合国军的目标。南韩和美国、联合国军是被迫应战的，是反侵略的一方，它的目标首先是要把侵略者赶出国土；在赶出国土之后，从法理上说，按照反侵略战争的惯例，在情况和条件允许时，可以打到侵略者的老巢，完全征服侵略者，就像二战中对付发动侵略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当然，也可以考慮到各种因素，在收复国土的情况下中止战争。
在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曾经打到釜山，侵占了南韩95%的国土。后在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不仅夺回了国土，而且把战场推进了北朝鲜境内，并一度占领了对方首都平壤。但就在此时，美军高层对战争的目标有了分歧，美军和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张义无反顾地统一朝鲜全境，彻底铲除侵略者东山再起的可能。并具体提出在圣诞节前（即1950年12月25日）“结束战争。”这代表了常规的战略思维，也说明了美军并无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意图（后来毛共大肆宣传美国要跨过鸭绿江，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煽动、胡说）。
然而以总统杜鲁门和国防部长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中的一股绥靖主义势力，则反对麦帅的计划，他们耽心这会“触怒”中国和苏联，引来中国、甚至苏联参战，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又侦察得知有大量苏联军事顾问在中朝的军队中，斯大林并直接派出了由喷气式飞机组成的16个苏联空军团参战，杜鲁门等就更坚定地相信这场战争如果控制不好就可能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正是美国朝野最躭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此，杜鲁门坚决把战争目标设定在把侵略者赶出南韩国土，恢复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的南北朝鲜原状上。
就在中方发起所谓的第四次战役后，美军也发起了“撕裂者行动”的反攻，战场不断向北推进。这时麦帅接连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取消限制他的军队北进的命令，让美军越过三八线，统一整个朝鲜。麦氏甚至计划：如中国坚持要大打，就沿鸭绿江东西两端强行登陆，来个放大的“仁川登陆”新版，包抄中国军队，给其以毁灭性打击。（此时北朝鲜的军队已基本喪失抵抗力）
麦帅要一直往北打去。他不但要统一朝鲜，而且准备在中共不肯退出战场的情况下，对中国沿海进行全面封锁，与中国打一场全面大战；又鉴于中国军队的巨大数量优势，麦帅还建议使用原子武器。他估计赤色中国的军事将很快崩溃。
为了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麦氏亲自制造舆论和寻求支持者。1951年3月7日，麦帅从前线视察回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阐述他的观点：前线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但要避免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和僵局，必须尽快在“最高国际水平”一级作出新的决策。也就是要求最高当局必须确立新的战争目标，向北朝鲜推进。
华盛顿对麦帅的言论起初不作任何反应。于是，麦氏在3月15日又召见了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由贝利对他进行专访。麦氏在录音讲话中，再次批评华盛顿不准第八集团军（即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乔·马丁曾写信给麦帅，表示了与他同样的观点。麦氏受到鼓舞，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一封进一步宣传自己观点的回信。并说他等待华盛顿新的表态的回音。
麦克阿瑟的行为使其与杜鲁门之间的矛盾激化了。杜鲁门对麦氏感到了忍无可忍。
华盛顿回音了，但不是支持麦帅的声音，而是相反，是再一次重复此前命令的内容。这份以“总统声明”的形式的文件说：
“国务院计划由总统不久以后宣布：由于已将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土地上赶（了）出去，联合国正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在通过外交途径为解决朝鲜问题作出进一步努力之前，不应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
当麦帅看到这份由马歇尔签发发给他的文件之后，他知道政府已铁了心，不想打了，想从朝鲜战场抽身了，这样他的全部构想和计划都泡汤了。难道对侵略者能如此容忍？难道几万美军的生命就此白白牺牲了？......他越想越气愤，他在办公室内独自转来转去，一边恨恨地骂道：“马歇尔！马歇尔！一切阴谋的策动者！正是他马歇尔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一些土地改革者，才抛弃了蒋介石，把中国大陆让给了赤色分子，现在他又要鼓动杜鲁门把北朝鲜也让给赤色分子……”
3月24日，麦帅又一次从前线视察回来，向东京新闻界发表公开声明，试图为改变华盛的朝鲜政策作最后努力。声明说：
“战事仍按照原定的日程和计划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肃清了南朝鲜境内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越来越明显，我们昼夜不停地大规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的补给线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前沿阵地的敌军缺乏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随着我们的部队已适应他们这种作战方式而失去效力，他们的渗透战术已只能加重他们被零星地消灭的损失，而且在气候、地形和战斗等困难条件下，敌人的持久力已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比我们在战场上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攻击清楚地表明了：红色中国这样一个新敌人，它具有的军事力量是被夸大和自吹自擂的，它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来为进行现代战争提供许多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最初敌人巨大的兵力优势，也许可以弥补工业能力这一不足，但现在由于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发展，单凭人数优势已不足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所固有的致命弱点......由此造成力量上的悬殊，纵使以狂热的勇气或者不顾大批生命的损失也无济于事。……
因此，敌人此刻必然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放弃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和内陆地区，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刻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弄清这些基本事实后，就朝鲜问题作出决定就不会有难于克服的困难了。”
然而，麦帅的解释和努力是徒劳的，当杜鲁门手捧着载有这份声明的报纸时，他双手哆嗦着，嘴唇气得发白：“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应该撤他的职！麦克阿瑟以为他是美国政府的总督，可以他妈的为所欲为！……他妈的，这家伙想干我这份差使！我已经准备好呼吁停火谈判的声明，他却发出了自己的声明！”
4月5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将前几天收到的麦克阿瑟给他的回信，拿到众议院宣读，立即成了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这对杜鲁门来说等于火上浇油。
杜鲁门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使出了作为总统的最后杀手锏：4月9日，正式作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以上引言均出自上述《中共六次卫国战争》）
就这样，一场更大的反击战争、有可能给赤色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避免了。
麦帅的继任者李奇微根据杜鲁门的决定，于1951年6月30日呼吁进行停战谈判，中、朝方面第二天即响应了这一呼吁，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以上说明，正是杜鲁门一伙的容忍、退让，使战争得以在三八线附近停顿下来。但事情总的结局仍然是很明白的，发动侵略妄想吞并南韩的北朝鲜共产党金氏集团，一寸土地也没有捞到，反而丢失了一些；而美国方面则按照它的目标实现了半岛的和平，保护了南韩作为自由世界前沿阵地的地位。
从这一角度看，你说谁输谁嬴呢？
除了战争目标之外，评判战争胜败的另一个标准，就是看战争中各自的损失、伤亡情况。
毛共的统计数字的可信度正像毛说的话一样，基本上等于零，这是谁都知道的“秘密”。不过我们仍然先看看它公布的数字。中国志愿军总部发表的战绩公报称：这场战争美军死伤39.4万人（不知它如何统计对方的死伤）。中国志愿军的伤亡36万余，其中死亡11.5万人（后改为17万余），另加上“非战斗死亡”（冻死、饿死、累死），共伤亡41万余名。朝鲜人民军伤亡103万，其中死亡26万余人。
美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显示的数字精确到个位，且有名有姓，应是可信的。它统计美军死、伤、失踪共172847人，其中阵亡54246名。联合国军（主要是南韩军队）伤亡2256523人，其中阵亡628833人。
中方到底伤亡多少呢？精确的数字是不可知的了。据这场战争的总后台前苏联的官方文件称，中方死亡人数为100万，北朝鲜250万。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苏联作为中朝的总后台，而且自始至终有大批军事顾问参战，并随时掌握着整个战況，它说的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战》一书作者叶雨蒙，在其著作中估计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应在60万至45万之间，依据是：中国在1951、1952年投入朝鲜战争的兵员共30个军，约一百万人。而自实现停战后，历次撤回国内的志愿军总数约50万左右。
但是，据张戎的毛传中的数据，中国赴朝参战的兵力总数至少300万人。根据彭德怀与毛达成的志愿军分三批、三班轮战美军的决定，300万人参战应该更接近实际。张戎还提到，邓小平和康生都承认“抗美援朝”中方死亡40万人。又据台湾出版的史学家唐德刚的《毛泽东专政始末》中称：朝鲜战争中中国单方面死亡超过100万，志愿军是“整营整营地死亡，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能想象。”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许也是一个永远之谜。毛共从来就只将“统计”、“报告”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政治手段，对于一切于己不利的事情，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它口中得到真相。
不过，从上述各种数字，已可得到双方伤亡的大致情况。中共又何来“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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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跪地求和”？
毛共对它的人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它就将被彻底消灭。于是，它不得不向中朝人民求和。毛共的宣传说：美帝是被廹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的！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己经知道，真正打不下去的是中国的“志愿军”，连彭德怀这样久经战阵的老将都感到打不下去了，可见情况对中方是多么严峻！而美国总统是在麦克阿瑟报告战争形势对美、韩一方越来越有利的情况下作出令停止进攻、并举行和平谈判的决定的，因为杜氏认为美国参战的目标已经达到。
中朝方面在美方呼吁和谈的第二天立即响应。于是，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
谁都知道，谈判是战争的继续，谈判中双方的表现和谈判结果是双方实力较量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中朝方不是什么胜利者，而是明显显现出实力不足，处于甘拜下风的尴尬境地。
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文件，谈判伊始，中方试图占据主动，毛泽东在经得斯大林同意后，提出了作为和谈基础的六点意见，大致是：1、于某年某月某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以三八线为基准向北、向南各推进1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亦为南北双方分界线。3、双方停止调运军事物资和军事装备。4、停战3个月后双方遣返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在停战后2—3个月撤出朝鲜半岛。6、南北朝鲜居民在停战4个月内返回原居住地。另外，还要求在谈判期间双方停火。
哪知，这些条件几乎遭到美方全部否决（第6条因意义不大中方主动放弃了）。美方提出的条件为：
1、拒绝停战后将美军撤出朝鲜，因为如此一来正好给中国再次入侵创造了条件；
2、以实际战线为南北军事分界线基线；
3、战俘遣返问题另行谈判。
4、谈判期间不停火，待到谈判恊定签字后再行停火。
美方坚决不让步。色厉内荏的毛最后只好全部屈从了美方的意见。正式谈判开始后，焦点集中到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遣返两个问题上。原来，按实际战线，在西线，北方侵占南方2460平方公里领土；而在东线，南方侵占了北方5364平方公里，两相抵消，美、韩方面多占2904平方公里，所以不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中朝方企图从谈判桌上把战场上的损失夺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最终被迫同意了以实际战线为准。
当谈到遣返战俘问题时，陷入了僵局。原因是，美方先是提出“等额遣返”，即双方交换同样数量的战俘。然而中、朝被俘人员有14万多（中方2.2万，北朝鲜12万多），美韩被俘人员才1.1万人，中朝方面当然不答应。后来改为10：1，即对方以遣返10名战俘换中朝方遣返一名战俘。然而中朝方仍不同意，因为那样中朝方仍有三千多战俘不能遣返。最后美方同意全额遣返，但要坚持自愿原则，即由战俘自主选择遣返地奌。这是美方吸取了二战中的教训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原来二战中西方盟国将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军人悉数交还苏联，然而这些战俘却被斯大林当局残忍地加以杀害或投入监狱。此事引起西方强烈愤慨。所以此次美方坚持由战俘自主选择遣返地的原则，以避免悲剧重演。可是极权专制的毛，岂容这种自愿遣返？他知道，若按这种自愿遣返方式，大部分中国战俘将去台湾或美国，这会使毛的颜面尽失。所以他恶狠狠地命令中方谈判代表：“一个也不能放！”毛这一立场获得斯大林的支持（一丘之貉）。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毫不退让，于是谈判陷入僵局。致使这场战争又多打了一年半，多死了几十万人。
1953年元月，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心打报僵局，迫使中朝方面作出让步。2月2日，艾氏在关于国事的演说中暗示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毛泽东一听，高兴了，他立即以此为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然而毛的如意算盘仍未能得逞。斯大林考虑再三，最后作出彻底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他在2月28日向其他苏共领导人宣布这一决定，可就在当天晚上突发脑溢血，几天之后的3月5日死去。
斯氏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立即陷入权力争斗之中，苏联暂时无暇顾及朝鲜停战谈判之事。毛决定把战争拖下去。他低估了艾森豪威尔，以为这位美国新任总统仍就在搞“核讹诈”。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曾威慑使用核武器，但最终都是“放空炮”，后来连三八线都不敢过。因此毛对艾氏的暗示也不当回事，只是把它当作向苏联“敲诈”核技术的筹码。
可是这一回毛错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是杜鲁门、马歇尔一流人物。鉴于毛共在谈判中的僵硬态度有使谈判最终破裂的危险，美国作出了以强硬手段结束战争的打算。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韩战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准备一份在停战谈判破裂后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日，新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访问印度时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驻苏大使会见苏外长莫洛托夫，向苏方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意图。
这时，苏联内部已趋稳定，新领导人也决定执行斯氏临终前的指示，结束朝鲜战争。为了求得毛的配合，苏联不惜以增加援建中国91座军工企业作为交換。可毛泽东得了好处却仍不松口，在他看来，原子弹技朮还没有到手，朝鲜战争就不能结束。
可是这时苏联领导人已清醒认识到，如不达成停战协定、美国就将真的采取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对付中国，而中国如果遭到核打击，按照中苏间签订的相关条约，苏联不能不援助中国，这样就真的把苏联拖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去了。至此，苏联领导人已顾不得许多了，毅然给中国（毛）发下了签署停战协定的“最后通牒”式的信件，苏联新领导人又掌握了毛共当局捏造美国搞“细菌战”的丑闻，就更加强了对毛的压力。黔驴技穷的毛，至此已知道再扛下去没有什么好结果，不得已下令中方谈判代表按照美国的条件：“自愿遣返”战俘，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按照自愿遣返的原则，被俘的2.2万多名中国战俘中，有1.4万人选择去了台湾，1千多人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6200余人选择回到中国大陆。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中国赴朝参战部队的构成，从中可看到毛的险恶用心。据前面张泽如的文章披露：“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士兵，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的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由此可见，毛一开始就决定将这些从国民党投奔过来的人充当炮灰，借美国人之手消灭他们。这大概也是毛要打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居心何其毒也！也因为如此，所以绝大多数战俘忍痛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永远脱离毛共的魔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多么正确！
且看遣回到大陆的战俘的后续故事：
故事一：那6200多名选择自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其他对毛、对共产党无比忠诚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美国战俘营里就进行了英勇斗争，以争取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些经历了九死一生、而又“英勇不屈”的“最可爱的人”（毛共对志愿军的宣传称呼），满以为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会得到最真诚的欢迎和最温暖的慰藉。最初，当他们跨过鸭绿江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确也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使这些幸存者个个热泪盈眶，有的泣不成声。这时他们想到的是回到原部队或新的工作岗位后，如何向他们的战友，同事和亲人叙说自己的英雄故事和传奇经历，让大家共同分担自己的过往的苦难和今日的荣光。
可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令他们做梦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就是新的炼狱生活的开始。这些“被俘人员”被整体投入集中营式的“学习班”，开始了严酷、漫长的坦白、审查、甄别的日子。先是交待“叛变投敌”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成为敌人俘虏的过程、原因、思想动机；然后是互相检举揭发，外调内查，给每个人重新“洗脑”、 重新结论；最后是宣布处分。这样的日子比在美军战俘营更加难熬，也更加屈辱。直到1954年3月，“组织上”宣布“分别处置”的结果：91.8%被开除党籍、军籍，营以上军官降职安排，连以下一律复员回农村劳动。
可是，这仅仅是新一轮噩梦的开始。在接下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历史上有了重大“污点”的老兵们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毛式的政治运动，对完全没踪影的事都可以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这些人当了“可耻的俘虏”是铁板钉钉的事，能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吗？“叛徒”、“内奸”、“怕死鬼”、“软骨头”这些罪名是绝对推不掉的。在运动中给他们戴上一顶“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帽子也是易如反掌之事。至于是否如二战中苏联红军的俘虏那样被大批杀害或投入劳改营，因情况不详，就不加妄评了。
故事二：两个志愿军的“老兵新传”。上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报导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外商”到四川成都投资，那时正是“吸引外资”的高调时期，来投资的外商都会受到热情招待，这位外资老板也不例外。当商务洽谈已经取得成果之后，当地政府盛情款待这位来投资的外商。在宴席上，这位“外商”突然提出一个要求，想会见他的一位就在当地农村的老友。当局不好拂了贵客的美意，立即派人查找，果然就在不太远的农村找到了这位外商的老友，只是此人已苍老不堪，腰弯背驼，满脸皱纹，神情木纳，目光呆滞，且衣衫褴褛，浑身上下全都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靠近的气味。去查找的干部仔细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位戴了几十年“反革命”帽子的“阶级敌人”，现在“帽子”虽然摘去了，但几十年惨遭“专政”的痕迹难以磨灭，且家贫如洗，孤单一人，没有一件穿上能见得客人的衣服。
经与当地政府洽商，决定由政府临时拿出一笔钱为这位外商老友购置一套衣服、鞋袜，然后去理发店修整洗潄一遍，方才带去与“外商”会面。
接下去场面之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一对几十年不曾谋面的老战友，相逢既没有那种热烈拥抱，喜极而泣的场面，也没有感概万千，抚今追昔的喟叹。原因是这位当了几十年专政对象的老友一时难以适应角色转换，他仍然那么呆滞、木纳，连当局教给他的几句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也忘了说。“外商”见状也就明白了个大概，因为见面现场有政府官员陪伴，不便多说，只好一切从简，另觅以后再相见的途径了。
原来，这是一对当年志愿军中的老战友，二人不幸双双被俘。但是在后来的自愿遣返中，一人选择去了台湾，一位留恋父母桑梓，选择了回大陆。那位去台湾的后来转去了美国，经商成了“资本家”，现在当了来大陆的投资的贵客；而这位回到四川家乡的则当了几十年毛政权下的专政对象：“反革命分子”。不幸中之万幸是他仍然保住了性命，故能在劫后余生得以与成了“外商”的老友重逢，演出了令人唏嘘的一幕。
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尚有多少秘密尚待揭发，多少真相等待人们去发掘啊。
二、险些玩火自焚的“珍宝岛”之战及其后续故事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之后，毛认为他的文革大功基本告成了，他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的刘少奇已被打倒，并在这次会上给其戴上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毛自认他的大局已定，因此可以召开一次党代会：九大，来庆祝并进行权力重新分配了。
按照毛和中央委员们的思维定式，在召开如此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之前，应该先造出一点具有特别效应的事件，来为大会造势，为全党、全军、全民鼓勁、增光。
搞个什么事件呢？在国内似乎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高瞻远瞩的毛，把眼光投向了北边那头“北极熊”，这头“熊”正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由” 之一，即其要“打倒”的 “修正主义” 根子和大本营。如今国内的修正主义已经打光了，没有什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目标了，而国外这头熊却还未触动它的一根毫毛，为什么不摸一下它的“熊屁股”呢？因为摸一下这头北极熊屁股利益极大：第一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象征性地兑现“打倒”苏联修正主义的誓言，体现文革的宗旨；第二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冲淡民众对国内因文革而弄得濒于破产的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和堆积如山的冤案的不满；第三可以提高毛主义在国际上的声威，给全球的毛主义党打气、鼓劲。总之，可以用它来给九大“献礼”。
从后来毛对这场战争的设计来看，毛只是把这场反苏小战定义为“边境冲突”，并没有与苏联打大战的意思（毛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中苏大战后果不堪设想），他追求的只是一场小胜，更多的是表达其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和象征性意义。
战场选择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的一个江心小岛，它位于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苏联却将它划归它的巡逻管辖范围。选在这里“冲突”，在道理上比较能站得住脚。
计划已定，接下来就是准备了。为了保证“冲突”的胜利，毛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战术，即以绝对优势兵力确保战争胜利。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这场小小的“边境冲突”，竟然是由毛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军委遥控指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坐镇的一次特别行动。
具体说，战争由三级指挥机构指挥、控制。第一级是距珍宝岛不远处的前敌指挥部，由沈阳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坐镇 ；第二级指挥部即沈阳军区司令部，由司令员陈锡联亲自负责，专门解决军力调配及后勤支援等问题；第三级即中央军委的指挥中心，由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人员组成，它负责解决沈阳军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直接与最高决策层联络，担负战情的上传下达和宏观决策任务，这个指挥机构设在西京宾馆，它有专线与周恩来联通，周则负责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毛，由毛作最后决策。
因此，这场小小的“边境冲突”实际上几乎动用了中共东北军力中的精粹，这就是毛的“战略上渺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因为毛知道，他面对的这头“北极熊”可不是好惹的，不但它的军队装备和实力远在毛共的解放军之上，而且，作为同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绝不会像“美帝国主义”那样，敲打它一下也无所谓，它一旦被触怒，必会疯狂报复。所以毛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的目标也只是获取一点象征意义的胜利（然后对人民进行无限扩大的宣传），见好立即收手，以使对方找不到扩大战争的理由。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估计一半是对的，那就是这头北极熊一旦受到伤害会疯狂报复；一半则是失算了，他没有想到北极熊的反应是如此猛烈，以致差点要了他自己和他的党、他的国家的“命”。本来是想将这点“胜利”来作为向“九大”的“献礼”，结果，使他的九大几乎开不成。
珍宝岛之战是从1969年3月2日上午打响的，苏联的边防巡逻军在并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中方的伏击，战斗打了约一个半钟头后结束。
13天后的3月15日，爆发了第二场战事，这一次苏方已作了准备，动用了大型重武器。因此，战争的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战况激烈得多，双方的伤亡也比第一次多很多。
关于这两次战斗的真实情况，35年后的2014年8月，中国新浪网站军事拦目下有一篇追述这两场战斗的文章，题目叫做《中苏珍宝岛之战中方惨败真相》。特摘要如下：
3月1——2日夜间，中方一支约300人的部队着白色伪装进入岛内后挖散兵坑埋伏。3月2日早上，一支苏军小分队在巡逻中发现中国军队20——30人由岛的南部进入岛内。11时15分，苏军迎面上前阻止。中国人立即散开成几个横排，第一排的人并不带枪，迅速闪开；第二排立即冲上，并各自从大衣内摸出冲锋枪扫射，苏军六、七人应声倒下。这时事先埋伏在雪地的中国散兵也从右侧跃出参战，伴有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齐射。战斗中苏军除死伤者，有19名军人被俘，被当场枪杀。－批苏军武器被中方军队缴获（即后来用于展览者）。
这时，苏边防哨军人闻声后立即奔赴参战，双方激战多时后，各自撤回。
15日早，小股苏军先在岛上挑衅，引诱中共军队出战。10时30分，中方用大炮、迫击炮从三个岸上据点向苏军猛射。随后约2000中国军人进入战斗，而苏方仅有200人左右。苏军边战边退，中国军队进入出岛内追击。此时，苏军出动飞机实施地毯式轰炸，中国军队被迫撤回基岸4英里处躲避。
这场战斗前后进行了9小时。中方死800人，苏方死60人。
这就是中共吹嘘取得这场遭遇战伟大胜利的大致真相。
3月17日，发生了第三次战斗，可视为尾声了，中方说它击毙了一名苏军上校。
关于三次战斗的伤亡情况，双方说的相差很大。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数字，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这是大概可信的。
而中方呢，据它的战场报道称，在第一次战斗中中方死31人，伤14人；第二次死12人，伤21人。即共死亡45人，伤35人。不过谁都知道，这是在毛指导下公布的数字，它的可信度等于零。据西方的估算，在第一次冲突中，中方死亡人数在50-100之间；第二次则在800左右。另据一位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1970年在莫斯科告诉人们，整个那场战争中国死亡的总人数约为5000人。
但苏方并不甘心如此了结中国的挑衅，同年8月13日，苏联边防军在新疆铁列克提中苏边境地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派出坦克、装甲车把两支中国边防巡逻分队部队分别包围，并将其中一支28人（包括三名记者）全部歼灭。算是对珍宝岛遭遇伏击的“还礼”。
其实，在珍宝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苏方的猛烈反击已使毛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大规模入侵中苏爆发全面战争。在上层毛讲了他的担忧，下令“不要打了”。在这一点上，周恩来与毛完全一致，他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战争打响后，周秉承毛的意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再三叮咐：“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然后明确告知：“炮弹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但苏方却不买账，随后对珍宝岛中方纵深地带进行狂轰滥炸，中方却不反击。毛以为事情过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3月下旬一天，中苏间停了三年的热线电话突然响起，中方接线员莫明其妙，三次拒绝接通，苏联的中文翻译说这是苏联总理柯西金找毛或周恩来的电话，却被中方女接线员大骂了一顿后掛了线。毛知道此事后，担心激怒莫斯科，次日，立即叫外交部通报苏方，说中方“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以消除误会，避免苏方报复。
从苏方的这一举动看，本是想通过政府间的沟通，对边界冲突作一初步了结。谁知遭到如此无礼对待，从而促使后来苏方试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对毛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而毛最耽心是4月1日是中共“九大”开幕的日子，这是早就定下的，不好改变。九大开幕闭幕式毛是不能不去的，毛最怕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搞突然袭击，比如对北京实施大规模空袭、甚至扔核弹。如果那样，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首都人民和其他参会代表的安危倒在其次，最要紧的当然是他自己的安全。
苏方是要进行报复的，但不是那几天。毛提心吊胆了几天，没有发现苏联有动武的迹象，只好冒险开会了。但因为还在提心吊胆，所以这次会议开的特别怪异，特别尴尬。本来，像这种全国、全党最高级别的会议，又是在文革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且据说又取得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的辉煌胜利这种多重“喜事”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按一般规律，会前要大造舆论，大搞庆祝游行，制造热烈的气氛，会议也要开的张牙舞爪，轰轰烈烈。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截然相反，这次会议的神秘、诡异可能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会议结束之后才正式对外宣布 ；1512名“代表”全由上面指定，在会议开幕前3个多月，代表们便被秘密集中在北京，形同囚犯，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各地代表都要在入夜时分进京，人不知鬼不觉住进宾馆，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住房内电话一律撤销，临街窗户拉下厚厚的窗帘，代表们一律禁止外出 ；代表们去开会，如同秘密特工行动，运载的大巴出了宾馆门便朝要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后在全城兜圈子，最后突然驶进人民大会堂的侧门院内，偷偷在那里进入会场；大会会堂全用深色窗帘遮盖的严严实实，会场肃穆阴森，除内部指定人员，任何人不得出入……
之所以把会议开的如神秘诡异，除了毛生性喜好制造阴森恐怖之外，主要是鉴于当时与苏联对峙的形势, 即对外“隐蔽”的需要。毛和中共上层躭心，如果在九大开幕之日或会议期间苏联下令对北京进行导弹袭击，甚至是核弹袭击,毛的国家领导核心就有可能被一锅端了。所以九大能够安全开会，毛和他的伙伴能够平安无事，就是“伟大的胜利”，如同打了一场大胜仗……
值得玩味的是，在九大确立旳对外政策方针中，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故意強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同时又认定，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号召全国人民准备打仗，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
这短短短几句话，蕴含了毛主义不少玄机：第一、它故悥宣称“美帝” 仍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一方面是为了继续维护毛的世界反美领袖形象的需要，另方面，主要是为了向苏联“示好”， 现出了它色厉内荏的真面目，它试图告诉苏联领导人：我们与美国的矛盾是才第一位的，是不可调和的，与你们的矛盾，终究是次要的，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嘛。这既“讨好”了苏联（求得缓解军事压力），又麻痹了这头北极熊。
第二，它显示了毛主义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不断放出要与毛中国“和解”、“ 友好” 的言词，而苏联却刚刚与他兵戎相见。他却硬说美国是“最凶悪的敌人”。这其实反映了毛一贯欺软怕硬的秉性，因为美国这只“软柿子”揑它一下也没有关系，对同样是共产党的苏联，就不敢随便刺激它了。他还知道苏美两国势不两立，却硬说美国与苏联“互相勾结”，准备联手“侵略中国”。总之再次证实了，惯于指鹿为马的毛狗嘴里确实长不出象牙，所说的一切只是出于需要，与客观实际毫无关系。
第三，借机胡弄国人，展示其強大。说什么要准备“大打”， 既准备打常规战，也准惫打核大战；既准备与苏类中的一个打，也准备与这两家同时打。一付世界霸主、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可是，明白内幕的人都很请楚，这是毛在玩弄魔朮，自欺欺人，与“影子”作战，他当然显得底气十足。但是却能赚得不明真相的几亿愚氓为他喝彩。
这就是毛主义，无处不在造假、说谎，无时不在玩弄权术。
躲过了“四月”那一关后，毛又猖狂放肆起来了，他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日日夜夜大骂“美帝”、“苏修”，在珍宝岛之战中缴获的一辆被击破的苏联坦克，被拉回北京来到处“展览”，大肆吹嘘。
此时，苏联领导人深感毛共已成为超过美国的头号敌人，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嚣张又无赖的流氓对手（真乃棋逢对手），对这种敌人，善意的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同为极权国家又自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老大”的苏联领导人，觉得只能用武器跟它“对话”。
于是苏联高层酝酿对毛中国的“解决办法”。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部长助理崔可夫为首的对华强硬派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动用部署在远东的中程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TNT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政治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彻底摧毁中国的军政核心和国防基础，然后帮助中国进行领导人“换马”。这一建议获得以勃列日湼夫为首的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批准。不过如此重大的事件，按苏美间的有关协议，需要事先通知美国。
8月20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意图。苏联要求，希望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次日一早，尼克松急问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话的内容，基氏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苏联准备对毛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打算。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尼克松当时就气急败坏，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仿佛将要挨打的不是毛中国，而是他尼克松和美国。由尼克松和他的宠臣基辛格主导的这次会议，据后来的报道，当即得出了以下共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协来自苏联，苏联是美国第一位的敌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打击就是对西方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须制止苏联的行动；如果苏联实施核打击，加上中国的核反击，必然造成严重的核污染，必将危及美国在亚洲25万驻军的安全；一旦苏联制服了中国，全世界必将跪伏在它的前面，到那时美国也将要举起白旗，云云。
会议决定采取两条措施对付这一局面：一是明确对苏方答复，表明美方对袭击中国持坚决反对态度。尼、基等人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便不敢行动。二是尽快设法将这一消息告诉中国。考虑到两国积怨太深，直接告诉中国，中国领导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认为是美国的花招和阴谋；通过中美在华沙的大使会谈是一个渠道，但华沙会谈已经中断了两年，重开会谈也不那么容易，只怕远水难救近火。于是又决定先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一消息捅出去，间接告知北京。
对苏联的答复直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告知苏联政府，美方以非常明确、坚定的语言，告诉苏联领导人：如果苏联不听美国劝告，那么，只要苏联射向中国的导弹一起飞，美国在1962年古巴核危机时未曾使用保留下来的、已瞄准苏联134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工业基地的核导弹将一齐射出，苏联将立即变成一片火海……
同时,按计划在8月28日由《华盛顿明星报》醒目地发出一则重要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的核打击”。此消息一经播出并核实，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签发了发射核导弹的密令。苏联驻美大使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
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最初听到下属的报告根本不相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消息经过核实无误后，气得发昏的勃氏久久不能回过神来，然后只说了一句话：“美国出卖了我们！”同时将一只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尼克松、基辛格还怕中国不重视他们透露的消息，不认真对待他们的警告，或者，为了取得毛泽东的好感，向中方“报功”，又要求在华沙的中美会谈紧急复会，并指令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立即向中方大使黄镇通报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于是演出了斯托塞尔在会谈的官样文章结束后，中方大使离去之时，迫不及待去尾追的滑稽一幕……
这还不够，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尼克松，这时变成了一个小丑，他心急如焚忙前忙后，委托与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斯塞库帮忙去中国传递消息，并且厚顡无耻地表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
当周恩来将这一切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我们的毛皇却并没有对美国总统表示半点感激之意，毛只是故作恣态地说了一句：“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这时说的“不怕”，其实是半真半假，真的一面是毛自己早就挖了无数个可以躲原子弹的洞穴，他当然死不了，所以他“不怕”；不怕的另一层意思是他早就讲过的，一旦发生核大战，他准备中国死掉一半人或三分之二，剩下的人口不是仍然比美国、苏联还多吗？怕什么呢！但是这句貌似大大咧咧的豪言壮语，也有一半假的成分，即他的内心深处却仍有害怕的一面，而且怕得发抖。这主要是苏联人那最后一句话：在实施对中国的核打击后，帮助中国人改换领导人。毛焉能不知道，如果他的统治基础、统治本钱被基本消灭了，那么也就难保自己的“皇位”了，何况在这场文革中他打倒了那么多人，树敌遍地，别看他的臣民现在天天高喊“三忠于”、“四无限”，一旦天下大乱，能有多少人真心拥戴自己呢？所以，面对苏联发出的核战争威胁，他的内心其实怕得要死，在背地里，毛甚至作了准备上山打游击的最坏打算。当然，那是最后一着，眼前他得拿出对应办法。
经过冥思苦想，毛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用他的“人民战争”的老法子去应付，不过这一次提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下令先将军工企业和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企业迁往闭塞的大西南山区，即所谓“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并向全国人民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
于是，一时间，全国进入临战状态。一场全民的“挖洞”运动展开了，每个城市都在大挖特挖地下掩体，（这种掩体恐怕连普通炸弹都防不了，如今都做了地下商场或停车场）。中南海更是挖了个底朝天。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迄今无人计算，也无从知晓。
与此同时，由林彪发布了“一号令”，对北京城进行了紧急的大疏散，除了毛的党政要员要出京“避难”以外，所有残存的阶级敌人、走资派、以及其他必须离开的人员和机构都被限令离京，中共的一批被打倒而未死的“走资派”，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等就是那次被勒令离京，并被发配各地方管制劳动的。 许多人后来死在了发配地。
另外，还紧急疏散、隐蔽了四千多架飞机、六百多艘舰艇。全军进入了紧急临战训练。
然而，这一场耗费了无数人、财、物力的“备战”运动，却是毛的神经过敏的代价，因为苏联领导人在知道被美国“出卖”以后，就取消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当然也就没有与中国开战的意图了。
9月之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对话谈判。10月18日，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团如约要飞抵北京，这本来的“好事”却又在中共高层掀起了一阵慌乱，原来从来不说真话，专搞阴谋的毛及其伙伴，以其“小人之心”度其老大哥的“君子之腹”，以为苏联会假谈判之名搞突然袭击，到时候飞来的不是谈判代表团，而是装满核弹的飞机。所以，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毛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只留下周恩来在北京坚守岗位，也躲进了西山防原子弹的地下指挥中心。10月18日那天，远在苏州的国防部长林彪全神贯注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从飞机中走出的是谈判人员而不是“原子弹”，林才去午休。
就这样，这次由珍宝岛之战引发的大危机，由于美国的及时有力的干预总算平安过去了。由于这次险些引火烧身，毛也得了几点感悟和教训。首先，想清楚了与苏联还是“和平共处”为好，不敢再挑起事端了。1970年的“五.一”劳动节，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与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说希望中苏两国成为“友好的邻邦”。次是发现“帝国主义”有时倒很可爱，比如，这次要不是美帝国主义及时“救驾”，事情还真不知如何收场。旋又考虑到，今后即使中苏两国和平相处，但对“共产主义”深深了解的毛，知道这种和平很不可靠，关键还是靠实力，但是起码短时期内自己的实力无法与北极熊相比。看来还得找个帮手或靠山，从现实情况看，只有美国有担当这个角色的资格了。因此，“联美抗苏”的新战略在毛的脑海里形成了。其三，毛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感觉自己突然成了美国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美国要拉拢他才能形成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苏联由于看到美中两国靠近了，也就不敢对中国有非分之想了，甚至对他客气起来。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决定美苏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法码，它倒向那边，天平就向那边倾斜，自己成了这两大势力都想争取的宝贝了。真是应了中国那句古话：“福兮祸所伏”了。哈哈……
有了这些重要的发现，老奸巨猾的毛又突然变的自负和自信起来。也因此，他虽然决定了“联美抗苏”的新战略，但表面上对美国这个“救命恩人”却不露半点感恩之心，反而要向它摆摆“谱”，要美国人主动来求他，然后还可以跟它就台湾问题讲讲价钱，力争从美国手里得到更多东西……因为毛已经看清尼克松、基辛格之流急于向他献媚、想把中国拉近美国的意图。美国已经与苏联势不两立了，它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投靠”他老毛了。
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本来在美、中、苏三角争斗中处于最有利地位、最有实力的美国，由于其领导人的无能、无胆无识，现在反而处在了最被动的地位，以致后来不得不放下身段到中国来乞求友好；而本来处于最弱势、最不利地位的毛共中国，现在反而成了“三国演义”中有最有利、其他两方都要争取的一颗棋子了。如果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杜鲁门、马歇尔之流帮助毛共成就了夺取中国政权的大业，那么，这次则是尼克松、基辛格再次挽救毛及其国家于危难之中，美国真的成了毛的“救命恩人”了。
也许有人认为：尼克松及时制止了一场对中国的核打击，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他对中国人民不是有大恩、大德吗？
的确，如果仅仅从制止核战争的角度说，尼克松不失为一大“功臣”。但是，从尼克松及其宠臣基辛格对这整个事件的处理看，其“失”乃大于“得”；特别不可原谅的是，此二人从此充当了毛帝国的保护者和自由世界的叛徒的双重可耻角色！
笔者认为，对此一问题应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剖析、理解，首先，从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利益来看，尼氏没有理由对苏、中这两个极权主义大国采取“拉中打苏”的政策。从总体上讲，苏、中都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敌人，这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敌人也有“好坏”、轻重之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当时的情况看，不论从那个角度讲，毛中国都是较之苏联更凶恶，更可怕的敌人。文革之前，毛发动的各种运动使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暂且不说，单讲毛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其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情报最发达的美国领导人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反观苏联，此时它的内外政策与斯大林时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总的是变得较为温和、较有人性了，并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也因此，当勃列日涅夫在听到美国站在中国一边、要打击苏联时，才觉得不可思议，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后来苏联的自动“变质”，瓦解，也说明了它不是自由世界最可怕的敌人。美国人民对此一清二楚。后来尼克松访华前夕，也是中美两国打的火热的1971年8月，美国著名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余下的44%也不都认定苏联是最危险的国家）。这说明尼克松之流作出的决策是违反美国人民的意愿的。尼克松、基辛格联合“两害”中的最坏者，去打击另一个危害较轻者，这是什么逻辑？什么举动？这是一种违反民意、违反人类最根本利益、践踏美国和自由世界最核心的价值观的可耻背叛行为！
当然，尼、基之流有他的理由，主要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强大，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而中国则尚不构成威胁；如果苏联征服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致命了。所以必须联中反苏。但是，问题是，如果苏联在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道路走下去，它的威胁只能是潜在的，或者不存在的了。而那个侵略成性、咄咄逼人的毛氏，即使核武器的力量暂时弱小也能构成极大的危害，毛参与挑起的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何况，这个极端好战、极端残暴的国家也会发展壮大，按其穷兵黩武的本性，总有一天它的军力和核武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难道它的危险不更大、更可怕吗？
至于说什么一旦苏联征服了中国，美国及全世界都要在它面前下跪、举起白旗云云，则纯粹是危言耸听，自欺欺人，违反事物的逻辑。因为苏、中开战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苏联轻易就“征服”了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苏联将陷入中国的泥潭，消耗它大部国力，它不是更强大而是更虚弱了。其结果更可能是两败俱伤。如果美国作为不介入的第三方，就将应验了中国那句成语：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美国成了“渔人”，而不是什么举白旗者。
那么，是否就应该任由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呢？也不尽然。可以设想，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美国应首先正告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外科手式”打击不可取；如果实在要打，目标只能限于拔除毛帝国的“毒牙”——核武装，而决不应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然后，先允许美以“中间人”的身份向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限期）毛政府改变现行的内外政策，对内立即停止文化大革命，停止对人民的屠杀、愚弄和文化破坏 ；对外停止一切侵略扩张活动，并就中苏有关问题开展谈判。如果毛对这些要求依然不理不睬，苏方再施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时不晚。
这种情况下，毛共将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毛政府自行改组，由一个或一些较为开明的领导人取代毛，基本应允对方条件，开展与苏方的和平谈判；另一种可能性是毛继续顽抗，结果遭到苏联的核打击而陷入全国混乱和全面崩溃。而不管哪种情况，毛都必将下台、垮台，中国将发生巨大变化，毛主义将被完全或部分抛弃。
也许有人对允许核打击感到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还过份夸大了核打击的后遗症。其实，毛的核武基地都处在杳无人烟的沙漠或群山之中，那里并没有多少老百姓（百姓在事前会逃离），不会造成对过多群众的伤害。核污染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的广岛、长崎那种城市受到核攻击数十年之后，不是照样建设起了更加美好的家园了吗？
当然，这是一种最坏的没有人願意看到的结局，它多半不会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在巨大压力下，毛政权内部出现分裂，毛被迫下台，而中国从此挣脱毛主义的羁绊，改弦更张，也许成为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甚至民主转型的肇始。
在今天，人们也许感到核武器可能永远不会使用，但是，在毛横行的时代，世界随时都有爆发核战的可能。当年基辛格本人就提出过“有限核战争”理论，虽然是“有限”，但在必要时还是要使用它。即使今天，也没有谁能保证以后不使用核武器。为什么要使核武器呢？当然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面对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时的选项，在毛的时代，大概没有比毛更适合于核武器打击的对象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美国、苏联曾几次想用核武器教训毛，可见，对毛这种超级恶人使用核武器并非非理性之举，恰恰是毛的疯狂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当然，这样做仍会使大量无辜者为他殉葬，但这属于毛的罪恶。没有遭到核打击，毛不是仍然造成了几千万无辜中国人的冤死吗？谁又能说毛制造的这种灾难，亚于一场有限核袭击呢？
简言之，尼克松虽然为中国人民避免了一次核灾难，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决不值得赞扬，更不是功劳，而是罪过！因为他丧失了原则，践踏了正义，背叛了人类的良心，去保护一个混世魔王，帮助其维持对近四分之一人类的残暴统治，这值得吗？这符合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吗？后来尼克松及其宠臣基辛格还拜倒在毛的脚下，甘心充当毛的帮凶，充当自由世界的可耻叛徒。对这种角色难道还能肯定、赞杨吗！
中国的核危机过去了，自以为救驾有功的尼克松便继续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拉拢中共的所谓“破冰之旅”的计划。他原来以为毛一定会感恩载德地主动邀请自已去中国访问，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于是，尼大人只好降尊纾贵主动地不断地向毛发出“善意”， 希望得到毛的“垂青”。1969年12月，尼指示他的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同行表示：他希望恢复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接下来基辛格在1970年1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放风：“8亿中国人民代表着人类的25%，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对话。”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了，尼克松受到鼓舞。1972年2月18日尼在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再次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讨好地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在这里，尼克松与他的谋士基辛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们把毛和毛政府与8亿中国人民等同赵来，与中华民族等同起来，认为毛是8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在客观上肯定并鼓励毛残暴行径，成了毛的帮凶。
2月25日，尼在致国会的又一份外交政策报告中再次表示要同毛的中国友好，并且抛弃了美国历届官方的“共产党中国”称谓，正式称毛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对尼克松、基辛格频摇 “橄榄枝”，毛泽东却拿起了架子，故意拒不回应，反而重弹反美老调。同年4月，毛叫西哈努克出面，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叫做“印度支那三国最高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建立“反美统一战线”，发表反美声明。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已的全世界反美领袖形象，毛决心进一歩提高反美调子。5月20日，毛亲自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声援世界人民反美斗争”50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毛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0声明）。声明由二把手林彪宣读。在这个声明中，毛指名道姓咒骂尼克松这个“美帝头子”。
毛为何这样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反恩为仇”呢？除了前面讲的要继续维护自己一生的“反美斗士”的形象、让世界共产党人拥护自己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之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在未来与美国人的谈判中抬高自己身份，提高要价。
毛在核危机事件之后不可能不想到：与苏联结下的“仇”是不可调和的，而与美国的“仇”其实远没有苏联那样严重，那样势不两立，美国远在大洋彼岸，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没有边境冲突，唯一的是台湾问题，完全可以继续“挂”起来（让后人去解决）。再则，从这次核危机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把苏联当作头号敌人，对自己则存心拉拢、讨好。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对付未来苏联威胁的唯一办法。可是，狡猾而又刁蛮的毛并不想轻易就让美国人得到他这个“盟友”， 他知道美国有求于他，他也有求于美，要“结盟”就必须互相坐下来谈，互相讨价还价，毛正是想要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处于有利地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先做足“反美”的文章，让尼克松们对他可望而不可及，等到吊足尼、基的“胃口”之后，再和他们谈判就好办了。
可是，在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大人却有些沉不住气了，见到毛不但不感恩图报，还如此反过来大骂他这个“救命恩人”，真是太岂有此理了！他听到了毛这个反美声明之后，怒从心起，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酒劲，下令调动军舰去中国近海边示威。可是这个有点冲动的决定被更加“冷静”的基辛格劝阻了，二人大概看出了毛只是在故作姿态，于是决定对毛的“五二0声明”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就这样，大洋两边的关系暂时僵持了一个短时期，这是双方在暗中斗气，斗智，其实，不管毛泽东或尼克松，内心都在想如何尽快打破僵局，开始真正的接触和洽谈。但是他们都希望对方“主动”，以便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终于按捺不住了，因为美国总统有任期，尼氏正想依靠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这桩“政绩”来获得连任，他可拖不起，只好放下身段主动求和。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与毛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知道叶即将要访问北京，尼托他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美国愿与中国“和解”，并愿派一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天（26日），尼氏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见时，又托他向中国捎带同样的口信。这两位总统都与中国也与美国“友好”，尼克松选择他们传话确是煞费苦心。
可是毛却不急，他要继续吊一吊对方的胃口。这时由于中美双方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扩大了冲突，又耽搁了一些时候。
深谙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意图的周恩来，终于在1971年4月抓住一个机会，搞了一次“乒乓外交”，打破了僵局。毛泽东也就顺汤下面，批准了周恩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并向美国表达了“友好往来”的意向。几天后，尼克松立刻作出积极、公开的回应，说他的政府希望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中国访问。周恩来则于4月21日向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
至此，双方经历一年多的试探和暗中较劲算是结束了。虽然这种往来在外界看起来是平等的国与国交往，但从中国人传统的心态出发，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要亲自到中国来谈判，这本身就是一种“朝觐”行为，为中国争足了“面子”。后来周恩来也说：美帝国主义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来”（周的言下之意，是把美国比作主动卖身的妓女了）。周可谓一语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感受”。
其实问题倒并不在于谁去对方访问、谈判，问题是在于访问、谈判时谈了些什么，作出了什么决定。从这个角度看，尼克松、基辛格之流还真正充当了“小丑”、“叛徒”的角色。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先期的秘密访问。之前，当尼、基收到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大使转给他们的邀请访问信时，二人简直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二人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信件”，感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两人高兴地谈论到深夜，尼克松取出了一瓶没有开封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二人开怀痛饮并举杯庆祝。
光是这幕前期表演就可以预计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华中的丑态了。简单地说，这次基氏访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不但几乎全部接受中方的要求，而且主动给了对方很多“惊喜”，他送上的“见面礼”主要有：
——立即恢复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驻台美军，以后继续减少在台余留的军力；
——如尼克松1972年再度当选总统，在1975年1月之前承认毛中国，两国正式建交，全面实现与北京友好（正式抛弃台湾）；
——将美国与苏联会谈的内容和获取苏联的情报及时告诉中国，可是不把美国与中国交谈的内容告诉苏联；
——在12个月之内将美军全部撤出印度支那，结束越南战争（将南越交给北越）；
——在尼克松的下一个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军撤出南朝鲜。
在会谈中，中方着重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周恩来强硬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无效。
面对周咄咄逼人的姿态，基辛格委婉而可怜地表示：“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他连要求中方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都不敢讲。对周氏在会谈中使用的敌对性用语和责骂，基氏洗耳恭听，不说回敬。
套用一句历史成语，可以把这次基辛格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叫做“基辛格献土”，或“尼克松献土”。但遗憾的是，这次献土有的兑现了，如把南越和印支三国献给了共产党；有的则未能“献”出，如台湾和南朝鲜，那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改变了尼克松的决定，尼克松本人也被美国人民赶下了台。
当周恩来把与基氏会谈的一切，以及基辛格的表现向毛泽东汇报后，毛的天朝上国之君的感觉一下复活了，他看到了一个为了讨他欢心不惜出卖盟友，而且不顾自己大国形象的政治侏儒基辛格。基辛格如此，他的主子也就强不到哪里去。毛高兴了，安心了，与美国打交道原来如此轻松、简单，可以尽管索取而不予回赠，这个交易太好了，值得做下去。但是，基辛格毕竟没有全部满足他的要求，许多问题还留有“尾巴”。所以，毛开心地对他的臣下道：“美国‘进化’了，但‘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 但“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毛还借机告诫基辛格之类的美国人：“美国要重新做人”。
基辛格的首次秘密访问产生的一个公开的成果是双方发表了一个共同公告。公告称中方“获悉”尼克松曾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氏于1972年5月前访问中国。
得到这个“喜讯”的尼克松狂喜不已，他选择在几天后的1971年7月15日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囯民众公开这个特大“喜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故意只说“美国总统要发表一次重大声明”，“题目保密”。
尼克松宣布的就是那个不过200字的中美公告。虽然公告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说了中国表示邀请美国总统访华。但鉴于基辛格实际上对亚洲盟友的背叛和出卖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做贼心虚的尼克松在讲话中不惜公开撒谎：“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这一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可是当人们得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的一些内幕后，尼、基的背叛行为遭到了自由世界的强烈谴责，台湾指责尼氏进行“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亚洲的“坚定的反共盟友”；南朝鲜政府表示了抗议并宣布把尼氏讲话的那一天定为为台湾的“哀悼日”，在美国国内，保守派人士指责尼氏“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并且警告尼不要向中国“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膝”。不幸的是，这些警告都没有用，躭心的后来都变成了亊实。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这一次是公开访问。但令基辛格这位自以为是毛共中国的“老友”和“功臣”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公开访问远不如上次秘密访问受到中方重视和“友好、热烈”的接待，从北京机场到钩鱼台国宾馆的途中，布满了岗哨和警卫，如临大敌。更令他尴尬的是，在基氏一行入住的6号楼的每个房间内，都放有一份英文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基氏只得叫人把那些电讯稿收集起来，交到一位中方礼宾官员手里，并且自我解嘲道：“这一定是以前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 可是对方并没有幽默感，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道歉。
尼克松安排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可谓“煞费苦心”，为的是给毛送去另一份惊喜的“大礼”，因为这时正正召开联合国大会，美国在这时叫基辛格去中国访问，就是向全世界表示它已决心与赤色中国友好，也就是决心抛弃台湾了。得到这个信息的联合国与毛友好的成员国们就无所顾忌要求接纳毛中国并驱逐台湾。没有了美囯阻挠，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接纳毛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并接替中华民国自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将台湾赶出联合国（鉴于国内民意不同意把台湾赶出联合国，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也要求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原则，彻底抛弃了台湾）。尼克松赶在自己访华前出卖了台湾。
自以为已做足了对毛和毛中国友好的文章，尼大人便放心访华了。1972年2月21日，北京的钓鱼台终于钓来了尼克松这条“大鱼”。不过，毛对这位贵客的接待却是很吝啬的，在机场，显得冷冷清清，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没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也没有欢迎仪式。只有周恩来等人与他礼节性的握手。车队经过北京最繁华的长安大街时，大街上冷清得出奇，大街小巷见不到一个人影。在尼克松熟知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军警，就是空旷广场上的冷冽寒风。原来早在尼氏等人决定来访之初，北京市民就被告知了森严的纪律，全市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奉命改变作息时间，晚上八时以前任何人不准下班，街道上不准有行人，全城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
尼克松一行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先前的欢乐祥和之气没有了，只感到了一丝丝寒意。这就是毛为他设计的“见面礼”。
其实毛泽东决非是不想让这些美帝国主义头头到来，相反，他急于想见到他们。着意的“冷处理”场面，那是为了杀一杀对方的威风，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同时更是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看的，显示中国的強硬态度。
当天下午，毛就着急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及其助手洛德。会见在中南海西岸毛的大游泳池边的会客厅进行。
从现有对这次会见的描述和记录来看，会见中有两点值得提及，一是毛不允许有对方的翻译在场，这样，会见的记录就完全由中方控制，但这是违反外交惯例的行为，尼克松却不敢表示异议；二是毛为了不给对方以把柄，也为了显示自己“太上皇”的身分，会见中不谈任何具体政治问题。因此，会见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毛的意图除了礼节性表示自己对尼氏到来的欢迎外，主要是造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氛，为以后双方的会谈定个基调。另外就是试探尼、基二人对他的共产党中国的抵抗意志，所以，他要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场面。
握手、相视而笑，然后分宾主坐定。毛对尼克松说的第一句话就蕴含深意，毛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毛的此语表达了他多年追求的目标：当世界头号共产党人。他多年来与苏联对抗甚至动武，就是为了这个头衔。如今他不管别人是否承认，自己给自己“封”上这个头衔了。
尼克松按照惯性思维，总想把话题引向当今的世界和亚洲大事，如有关台湾、越南、朝鲜问题。但毛故意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其实，在整个会见的65分钟中，毛讲的话与哲学不搭边，他只是不谈具体问题，怕给人抓住辫子，于是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毛还要基辛格充当“主讲人”，因为基是“哲学博士”。
基博士当然不便在此时此处谈论哲学问题，他只得顺势给毛拍马屁：“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要我的学生读主席的书”。
毛动了点谦虚，说：“我的那些书算不了什么”。
这时尼克松知道毛不肯谈世界大事了，赶紧学习基辛格给毛送上颂词：“毛主席的书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听到尼对他的赞颂，毛心里高兴了，嘴里却故意说：“我没能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一则表示了自己的谦逊，不浅薄，二则给了尼氏一个小小的难堪。接着毛便把话题引向了其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尼、基二人只得跟着他的话锋转。
毛已经达到目的，一是他控制了谈话的主导权，知道了这个美国总统顺着他，不敢跟他唱对台戏；二是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没有赞扬对方，对方却在不断吹捧赞扬他。他已经在精神上占了上风。这样，再说了几句客套话，毛就将“客人”送走了。
第二天，所有中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都用半个版面刊登毛会见尼克松的照片。各级地方当局早已对它的子民反复进行教育：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主动上门向我们举起白旗来了！所以，全国顿时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之中。一时间，全国“革命人民”猛然又找到了一种“天朝上国”的感觉，八方来朝，万国齐贺，连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头子都来朝觐了，中国不又成了世界中心了吗？中国人民自豪极了！
笔者需要提醒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尼吹捧毛的那句话：毛的书“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整个世界。”而这时正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差不多被毛扫荡干净了，这时的中国已是真正的文化沙漠，8亿人民只有8个江青的样板戏，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已被毛或斗或杀或关或赶去劳改，消灭得差不多了。在世界舞台上，也是毛主义最猖獗的时候。作为情报最发达的国家的总统，尼克松对这些不可能不知晓，而他却硬要说毛推动了“整个民族”的“进步”，还“改变了整个世界”。这种肉麻、无耻的吹捧，不能用一般的客套敷衍来解释，它是尼氏背叛自由世界、向共产极权世界头子毛献媚取宠的铁证之一！
作为这次访问的公开成果《中美联合公报》(或称“上海公报”)，就是在上述精神指导下的产物，全公报贯穿了中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美方处于“自辩”守势的基调，给人以明确的美方是到北京来寻求和平、祈求谅解，而中方则淡然处之的印象。“公报”采取“各吹各的调”的形式，中方吹的是一贯的反美高调，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俨然一付救世主和世界革命领袖的架式；接下来，是中方一连串的“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调子则是灰色的，措词是软弱无力的，如：“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事故、错误估计和误会……”等等。公报虽然没有像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公开、露骨地作出出卖台湾、印支三国和韩国的承诺，但实际上与基氏的承诺无甚差异，只是玩弄了一些文字花招而已，如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注：这是在尚未有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情况下的承诺，它等于抛弃台湾，撕毁了美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与后来确立《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的撤出驻台美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印支三国问题上，它更明确表示：即使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美国仍然要“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军队”。 尼、基试图用这些模糊的词句作掩饰，目的是缓和自由世界人们对他出卖台湾印支三国反共力量的指责。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美国很快把印支三国交给了共产党，但台湾、韩国却未出卖成功。原因是美国人民和后继的美国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背叛和出卖。后来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制定了一部更加强有力的《与台湾关系法》，而尼克松这时早就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此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出现尼克松那样的人物了。
关于对尼克松在处理中苏、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但从总体上讲，迄今为止，美国与中国学者似乎都倾向于对尼、基持肯定、赞扬的态度。其主要理由是：尼克松制止了一场核战争；尼氏敲开了中国20余年闭关锁国的大门，促进了中国最终的“和平演变”，等等。其实，这些说法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一，尼氏及其决策层不惜以发动一场世界核大战来制止苏联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是一件毫无原则、极不负责极不道德之事，因为它挽救的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反动、最残暴、最坏的政权。有人说它避免了大量无辜中国平民的死亡。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延长毛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更多的死亡，而且是对世界文明、民主进程不可估量的破坏和损失。单是毛在尼克松访华后继续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迫害所造成的破坏也许比一场有限核战争的破坏更大、更可怕。
第二，尼氏对台湾、印支三国乃至南韩的出卖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可耻的叛变行为，它不仅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叛卖，也是对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基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背叛。特别是对台湾，在美台《共同访御条约》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尼氏就想背弃条约，出卖台湾，不但可耻可悲，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背信弃义的恶行。虽然尼、基的阴谋最后没有完全得逞，但丝毫也不能因此而减轻其主观故悥之罪恶。
第三，尼氏及其宠臣基辛格跑到北京向毛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和对毛的无耻吹捧等等表演，大大增强了毛继续推行其罪恶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严重损毁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这种遗祸流毒至今，是迄今毛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上一些地方仍然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尼、基的“拉中打苏”战略并非如他吹嘘的那样增加了世界的安全感，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是相反，它激起了苏联的加紧对抗。苏联为此以空前速度发展核武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核大战的阴云加重而不是减轻了。后来苏联的解体、垮台、主要是里根总统推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结果，亊实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似尼氏对中国的屈膝投降，只会使全世界匍匐在毛主义的淫威之下。
第五，尼也未打开中国关闭了20多年的大门。尼从北京回去之后，毛的一切对内政策如故，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毛主义的残暴、封闭统治之下。极少数人员出国交往是毛为了从西方和美国获得新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利益，与老百姓无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以后的事，是形势所廹，即使没有毛和尼克松之间那段交易，邓小平和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也会改革开放，故不能把这个“功劳”算到尼和毛的头上。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后仍然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依然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和敌人。尼克松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有何功劳可言？。
至于那个基辛格，比起其主子来可能更坏、更恶劣，基氏虽然只是尼氏的属臣，但在上述尼氏一系列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他后来比尼克松走得更远，也更厚颜无耻，一直把吹捧毛、讨好毛和共产党中国作为自己的毕业事业，在1973年间，作为尼克松的国务卿，基氏曾帮助中国制订与苏联作战的秘密计划，其中包括把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连同运载工具运到中国，从中国基地打击苏联等内容。只可惜不久他的美国主子尼克松和中国主子毛泽东都下台或死去了，基博士的聪明才智才无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基氏也早已决心抱定共产党中国这条大腿，决心一辈子吃“中国饭”，直到如今，他开设的那家“咨询公司” 仍然主要靠与北京的关系赚钱。基氏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
据说尼氏对台湾的出卖曾令国民党人十分不解，因为这个在五十年代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以坚决反共和对台友好的姿态著称于世……。但蒋氏悟出了其中原委，原来，1968年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活动经费比较紧张，而台湾当时经济腾飞，财力充裕。尼氏意欲在老蒋处拉点“赞助”。于是，在1947年4月尼氏亲赴台湾访问，可言谈间他又不好直说。蒋初时对此未置可否，但孔令侃（孔祥熙之大公子，宋美龄姨侄、秘书）向宋美龄进言，抵制尼氏。美龄又向蒋吹枕边风。蒋遂装聋作哑，不给尼氏分文，致其空手而归。尼氏遂把对蒋的怨忿埋在心底。谁料次年尼克松竞选成功，入主白宫，后来他做出一系列亲北京、卖台湾的反常之举也就印证了对当年遭蒋冷遇的报复。蒋介石毎思及此事，禁不住对当时出此“馊主意”的宋美龄和孔令侃怨恨有加，后来尼克松访问北京，出卖台湾。蒋愤恨之余，在1971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尼丑未当选以前，来台北访问，彼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应（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亊不足，败亊有余，此乃吾妻专听令侃一面之词所致。今国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又慨叹：“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这里的“女子”与 “小人”，即指宋美龄与孔令侃。实则矛头主要指向“丑类”尼克松。
当然，以上可能不是尼克松“叛变”的主因，但肯定是其中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其两面三刀，背信弃义，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政客嘴脸和小人品性，宜乎蒋氏称其为“尼丒”也。也正是因为世上有尼克松、基辛格这类政治小丑，毛主义及一切极权恶魔才得以橫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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