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生涯（七）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位陆老汉当年刚满七十岁，妻子已亡故，两个女儿又先后嫁到广州城里，只有他一个人住在文冲。听阿波他们说：陆老汉年轻时，在当地也是一条好汉，他会武术，“解放”前文冲陆姓家族常与邻村的X姓家族为一些田土、房舍、山林的归属界线和水源的爭夺发生械斗，每次械斗时，陆老汉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以致邻村X家族的人对陆老汉都有点敬畏。

有次械斗时，陆老汉冲入“敌阵”生擒对方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按以往的习俗，这名被俘的少年是会被陆氏族人处决用来祭奠械斗中陆氏的伤亡人员，但被陆老汉极力阻止，陆老汉说：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在械斗中对我们陆家又没有造成过什么伤害，主张放掉这名少年，虽也有陆氏族人反对，但鉴于陆老汉在械斗中一贯英勇的表现和他平日为人正直仗义的名声，最后还是同意了陆老汉的意见。

那天晚上陆老汉把这位少年带到两村交界处，要他自己回家去。孩子的家人按照以往的经验，都以为这孩子必死无疑，正在为孩子准备后事时，忽然见到孩子平安归来，一家人喜出望外，当从孩子口里得知是陆老汉力排众议，放了他一条生路时，孩子的家人第二天不顾陆、X两姓多年不相往来的传统，备了厚礼带着孩子到陆老汉家感谢救命之恩，当场要孩子拜陆老汉为义父，陆老汉正苦于自己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也就欣然认了这个义子。从此以后，每年到陆老汉放这个该子回去的那天，孩子的父母家人都会备上厚礼到陆老汉家来感恩，这一传统一直维持到我到文冲之后都没有改变。

那天陆老汉走了之后，我带了纸笔来到陆老汉的小房间，正在给正仁写信。此时，我通过我前面的小窗看到那个“施工员”从小桥上走过来了，我见到他先走到那排蜂箱面前观看飞进飞出的蜜蜂在那里采集，接着他抬起头四周看看。此时我在小房间里在暗处，他在阳光下，他在明处，我通过小窗他的一举一动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小房间很暗，根据光学原理，他在那么远的外面，通过小窗根本看不清小房间内的情况。

他看见周围没有一个人，便站起来，走到我住的甘蔗篷的门口，他见里面没人，就走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从甘蔗篷门口伸出头向四周看看，见没有人又把头缩进去了。他的行为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想他是想去偷我的东西吗？我篷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被子和几本书之外，没有什么可偷的。为了弄清楚这位“施工员”的真实目的，我从小房间走出来，轻手轻脚穿过晒谷坪，走到甘蔗篷门口往里一看，只见“施工员”正在翻检我的东西，由于过于专注，以致没有发现我已来到他的身后，我用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猛然一惊，回过头来惊慌地望着我，我说：你找什么？他连忙说：我想找本养蜂的书看一看。我说：养蜂的书在这边，你在那边翻什么？他连忙说：啊！我找错地方了。此时我已知道这位所谓的“施工员”又是广州公安部门派出来抓捕外流“历史反革命份子”杨嗲回原籍的侦察员。

我对他说：别人不在时，你随便翻动人家的东西，是不应该的，也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此时“施工员”臉上露出十分尴尬的笑容对我说：陈师傅，我没有经你的允许、你又不在的时候到这里来找养蜂的书是不应该，今天中午我请你到茶楼去喝酒，我先自罚三杯祘是我给你赔礼啦！我本想：我才不喝你的鬼酒哩！后来一想：他反正是到公安局去报销，又不要我掏钱，不喝白不喝。于是我说：好！我们去喝酒。

我们一起来到文冲大队的茶楼，他点了好几道菜(这在那个时代要算是一顿非常丰盛的饭菜了)，又拿了一瓶半斤装的“五加皮”药酒(这是当时广州非常流行的一种药酒)，一共花了二十几元钱。他果真先自罚了三小杯，久未尝过这么丰盛的菜肴的我，当然是和他一起把桌面上的饭菜和酒都一扫而光。

饭后，我推说蜂场还有亊，就先走了。但我走出茶楼大门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一棵可以看到茶楼柜台的大树后面观察，我走之后“施工员”又在餐桌上喝了一会茶，等他确认我已走远，便起身到茶楼柜台去开发票，此一举动已使我确认“施工员”就是广州公安局派来抓捕杨嗲的侦察员，他若真是“施工员”像请人吃饭这种私事，他开发票干什么？此次事件之后，这位“施工员”大概也已意识到他已引起了我的怀疑，从此便再也没有在我面前露过面了。

我到广州后发现广州一带的人，包括三水、四会、佛山、番禺，也包括我后来到过的东莞、南海、江门、新会、中山一带的人，我原以为这些地方是靠近我国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广州，距香港、澳门又近，应该是中国大陆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地方，然而我发现广州一带虽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但却又是中国大陆传统文化、习俗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我到过的许多广州文冲一带的村民家里，他们客厅的正中间有的是摆设神龛和祖宗牌位的地方，没有神龛的人家，客厅正中贴的也是用红纸写的“天地君师亲”和下面的祖宗牌位，毛泽东的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之类的画像和标语都是貼在侧面的墙上，就连一些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家里也大都是如此，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事。

广州这一带的人非常讲究吃，不大讲究穿，不大讲究住，睡觉也不大讲究。广州人讲究吃是全国闻名的，他们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非常讲究吃，而且吃得很精，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几乎没有什么飞禽走兽、鱼类、两棲类动物和昆虫广州人不吃，而且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社员每顿饭几乎都离不开一点荤菜，实在没有荤菜了，那池塘里的螺蛳、蚌壳也要摸几个炒到菜里。

他们还很少大鱼大肉地吃，每餐弄一两、二两肉炒上一大盘菜芯也算是一样荤菜，他们很喜欢上饭馆吃饭，不论多么偏远的地方，每一个大队至少有一家茶楼或餐馆，广东的茶楼除喝茶外，还供应早点、午餐和晚餐实际上也是一家餐馆。别看那些穿着很土的社员，他们一上茶楼餐馆，一顿飯隨便就可花十几二十元钱，而且毫不心痛。

广州一带的人那时就吃得比较科学，他们那时就不大吃猪油、肥肉，而喜欢吃植物油特别是花生油，喜欢吃瘦肉和排骨，那时排骨的价钱就比肉贵。

我到文冲后，还闹了一次笑话，有次我拿了一张凭临时户口发给我的肉票，到大沙地的一个小型屠宰场去买肉，我看到那里挂着很多块板油，我问那个卖肉的人：我可不可以买点板油？卖肉的说：可以呀！我又问：我的肉票可不可以全部买板油？他说：也可以呀！。我把肉票全部买了板油后，回到文冲，很高兴地对阿波他们说：今天占大便宜啦！我的肉票全部买到了板油。他们听后都哈哈大笑道：你这个儍子，板油在我们这里没有人要，他们要把你的肉票全部卖排骨给你，那才叫占便宜呀！因为在湖南，没有关系开后门，一般人是根本买不到板油的，而且买肉也要越肥越好，带有骨头的排骨如果夾在肉里湖南人会认为是吃了大亏了。

每到过年，他们每家每户都要制作许多点心、糕饼，文冲一带，一户人家光过年就要消耗一二十斤油、十斤左右的白糖，一二十斤面粉，还有糥米、芝麻、花生之类的原料来制作过年的点心、糕饼，这些东西从过年前开始食用、招待宾客，一直要吃到正月底。

过年前后那段时间，文冲各家各户送给我的过年的糕饼、点心我都吃不完，以致过了年好久我还在吃。

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每家都要到鱼珠码头甚至海陆丰一带去买回年夜饭用的海鲜。广州人最爱吃的大菜叫“龙虎斗”，就是一只大盘内中间一只蹲着的精心制作的整猫，在猫的周围盘上一条整蛇，再佐以一些其他的配菜，这种大菜由于原料供不应求，每每都要提前一个多月到能制作“龙虎斗”的餐馆预定。到轮到吃“龙虎斗”那天，全家人都会穿戴整齐，像去参加什么盛典一样隆重出动，就为去吃一份“龙虎斗”。

对于穿衣服，广州一带的人远不像我们内地人想象的那么时髦、洋气，除广州城内的部份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之外，其余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大多还穿那种对襟布扣的老式中装，裤子也是大裤筒把裤腰两边往中间一摺，再拴上一根布腰带的那种老式裤子，而且服装的颜色都以黑色为主，另外就是灰色和兰色，他们的穿着看起来好像比内地人还“土”。可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土”的广州人，在吃的方面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茶楼飯店里都捨得大把花“银子”(广州人对钱的称呼)。

当时农村的广州人对“住”也不十分讲究，大概是因为近海，常有大风暴雨甚至台风袭击的缘故，房子虽然都比较结实，但窗户都很小，所以房内采光都不好，室内基本上没有什么装修，顶多就是在室内墙上抹上一层石灰就算不错了，有的室内甚至就是裸露的青砖(广州一带的人通常都不用红砖)。

广州一带农村的人对于睡觉就更是不讲究，文冲一带绝大部份人家都没有一张像样的床铺，通常就是在两条木长板櫈上搭上几块硬木板，再在木板上垫上一床草蓆，不论男女老少就睡在如此简陋、如此不舒服的床上，不知道广州人是怎么想的，连垫絮、床单通常都没有，难道睡在上面不觉得梗得难受吗？不过由于南方蚊子多，每个床上蚊帐倒是都有一顶。

广州人不仅讲究吃，而且还以各种借口来使他们的“吃”显得名正言顺、“吃”之有理。每逢农曆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要吃一种特定的食品，此外元霄、寒食、端午、农历七月半、七月初七、九月初九，至于中秋，冬至和过年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他们家族的各种纪念日，都要吃不同的特定的食品。

我在文冲的那几个月，隔不了几天就会有村上的朋友来叫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那些特定的食品，有时是某种点心、有时是某种菜餚。每当他们来请我时，我都忍不住要问一句：今天又是什么节令呀？他们就会告诉我：今天是什么节令，一定要吃一种什么食品。当然文冲因盛产荔枝在广州一带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其他较贫困的地方也许就没有条件这么讲究了。

文冲的荔枝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解放”前，历年荔枝的价格都要等文冲荔枝上市才能定下来，可见文冲荔枝在行业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冲的荔枝有“水冬”、“三月红”、“糥米枝”等品种，其中“水冬”成熟最早农历二月底就已成熟上市；“三月红”约在农历三月中旬上市；“糯米枝”要到农历五月份才成熟上市，质量以“糯米枝”最好，个大、味甜、核小。此外荔枝也和大多数果木一样有大小年之分，每逢大年荔枝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也好，小年恰恰相反。

1976年春节，阿波请我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阿波的父母、他的哥哥阿堂夫妇和一个小孫子、阿波的妹妹、阿波再加上我齐聚一堂，共度除夕，团年饭十分丰盛，印象最深的有两道菜：一道是年前阿波专门跑到海陆丰的朋友那里去买回来的新鲜鱿鱼，阿波的父亲是烧菜的高手，他红烧的新鲜鱿鱼鲜美可口。以前在家里只吃过母亲用干鱿鱼炖鸡，其味道与阿波父亲烧的新鲜鱿鱼迥然不同；另一道便是白切鸡，这种白切鸡是把一只杀好的母鸡在一大锅开水里稍微烫一下，立即捞起来，什么佐料也不放，稍冷后便切好装盘，此时鸡骨内的血和肉比较厚的地方里面的肉也都还带红色，而鸡肉又刚好熟了，此时的鸡蘸上碟子里的佐料吃起来鲜嫩无比、十分爽口。这道菜成功的关键是烫鸡时间的掌控，少燙几秒钟里面的肉就可能还是生的，吃起来有生腥味：多烫几秒钟鸡肉就会变“老”，不仅咬不动，而且会失去那鲜嫩的口感，只有掌握恰到好处的时间，才能制作出一道鲜嫩无比的白切鸡，这也是广州享誉全国的名菜之一。

在春节期间我也专门去了一趟罗岗，一方面是给杨石龙一家拜年，更主要是与杨嗲商讨偷渡的事，我要他抓紧时间找好一位熟悉深圳一带地形路径和当地情况的伙伴，这样才能提高偷渡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当蜂还放在石牌时，每天傍晚时分我都看到一列由深圳方向开过来的客车最后的四五节车厢，无论天气怎么热，这几节车厢都是门窗紧闭，我问潘珍后才知道：那几节车厢里都是从港深边境抓回来的偷渡客，而且每个车箱都被关押的偷渡客塞得满满的。如此看来平均每天被抓回来的偷渡客多达五六百人，这表明偷渡的成功率应该是很低的。这使我更加坚信偷渡时要找一个熟悉港深边境情况的人加入我们的偷渡计划的必要。杨嗲说：他正通过他在广州一带的朋友寻找这样一个人，但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等过了春节这段搜查外流人口比较严格的时期，他会到比较靠南的新塘一带的朋友那里去寻找，我要他抓紧时间，因为最迟到这里的荔枝花结束(四月中旬)蜂场就不得不离开广州北上，如果这样，那就只能再等到年底蜂场再南下广州时才能实施偷渡计划。我还告诉杨嗲，在外面要小心，因为元旦阿文带来的那位公安和我这次发现的那位冒充施工员的公安，可能都是为了把他抓回湘阴三门杨老家而派来的。

春节过后不久就到了三月份，北方南下的蜂场已开始返回湖南、湖北、江西一带趕那里的油菜花、紫云英花。吳迪军、何麻子他们也来文冲约我一起返回汨罗，为了偷渡我决定留在文冲采荔枝花，不与他们一起返回湖南。

在吳、何二位约我之前，有一天有位五十左右、戴鸭舌帽的人找到我的蜂场，自称是河南某蜂场的养蜂员，听四会的吳、何二位师傅说我在文冲，所以找到我这里来，要约我一起到汨罗釆油菜、紫云英。对于这位突然冒出来的蜂友，鉴于元旦那位自称杨嗲的朋友和这里冒出的“施工员”这两次的经验，我对这位不速之客已有了警惕，我说：我不回湖南，下一步往哪里去，也没有打定主意，你和何师傅他们去湖南吧！为了核实他到底是不是养蜂员，我故意问了他一些养蜂中非常专业的问题，结果他一问三不知，我就知道他又是广州公安局派来的，我就说：X师傅，你连这些都不知道，你还养什么蜂呀！他神色有些惊慌地说：我刚养蜂不久！刚养不久！许多经验还得向你们这些老师傅学习。说完见我不再怎么理他，他就知趣地走了。

此时我心想：杨嗲不过就一个外流的“历史反革命”吗？他值得广州公安如此大动干戈吗？此后和我一起从汨罗南下广州的江苏某蜂场的陈稼祥师傅也到文冲劝我一起回汨罗，单纯就养蜂而言，那个时候回汨罗是上策，但我有不能对他们明言的原因，所以坚持要留在广州釆荔枝，为说服我一起回汨罗，陈师傅还专门请我进城在东山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饭。

我到广州后，曾给中南矿冶学院在江门新会的“反动学生”卢Ｘ薌写过一封信，告知他我已随蜂场到了黄埔公社的文冲大队放蜂。不料有一天他居然找到文冲我放蜂的地方来见了一面，他也请我到东山的一家饭店吃饭。他告诉我：他从湖南回老家新会务农后不久，就与本地一女士结了婚，已有了小孩，因他的家乡都是卢氏族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的卢氏族人对他这位族中难得有一位的大学生，尽管头上有个“反动学生”的帽子，也没有怎么刁难，去年安排工作后，他被安排到当地的荷塘中学教物理，生活尚可过得去。卢Ｘ薌为人忠厚老实、十分聪明，许多事他都可以无师自通。我都不知道像他这种对任何政权、政党和个人都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人，怎么也被他们学院划成了“反动学生”，也许仅仅是为了凑足上面规定的百分比，才把他这个地主子弟胡乱划进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