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归来话蒋公
——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质疑与思考

晓 明

    蒋介石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一生的所为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如何对他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当今中国人如何面对历史，对历史人物进行正确评价的重大问题，值得我辈今人的倍加重视。

    早就知道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是蒋介石先生的故乡，并从有关资料中得知这里自然山川风光秀美，加上它那著名的宗教文化及众多史迹，成了海内外许多人士仰慕的旅游聖地。笔者过去虽然多次到过杭州、上海等地，但那时由于工作关係，都是来去匆匆，未能前往蒋先生的故乡溪口一游，实为憾事。而今虽然年迈老矣，此番趁到上海看望儿子、儿媳及孙女的机会，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致要到溪口一游，以了却多年来未曾实现的夙愿。

    2015年5月中旬，笔者到宁波、溪口游览了三日，观赏了宁波的市景及天一阁博物馆等名胜古迹；重点却是要观赏溪口的景区及蒋先生故居，都是令我颇为高兴的新鮮事。

    溪口镇位于宁波市西南31公里处四明山之东缘。四明山在地质构造上位于东亚边缘北东向火山带上，这里的火山岩及中生代的白垩系地层发育，以火山岩及砂砾岩、砂岩为主，地质构造上断裂发育，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现今奇特的地貌景观，有多处被誉为地质公园的地方可供游人观赏。而溪口的雪窦山名胜景区更因是现代历史人物蒋氏父子的故里，是特别令游人景仰之地。这里山峰起伏，岗峦层叠，悬崖险峻，溪流直落形成瀑布，加之绿树成阴，花草遍野，实在是妙不可言的美景，尤以千丈岩瀑布最为引人入瞩目。

    笔者是一个从事过地质工作的退休人员，对国内许多大小山峦谷川、各种地质构造及地貌特征早已司空见惯，故此次游览除了一睹这里的山川地貌奇观而外，重点是要看蒋氏宗祠，蒋先生的故居丰镐房，他祖上的玉泰盐铺，溪口博物馆，还有蒋先生居住过的妙高台，武岭学校，以及张学良第一次被幽禁之地，雪窦寺------等等多处景点。观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发了对蒋先生评价若干问题的质疑与思考。

    一、兒童时代听说的是蒋委员长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正是笔者人生的儿童时期，那时在广西平乐县城表正中心国民小学读书，学校及班级教室中都掛有国父孙中山和蒋委员长的肖像。每当一星期的开始，星期一早上全校师生都要集中开周会，举行升旗仪式，全体肃立唱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 那嘹亮的歌声和庄严肃穆的情景，至今仍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记亿。

    那时常听老师们说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广东中山人，是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孙中山被逼退位后，又组织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其后由于国内军阀的內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实行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 的三大政策，准备出师北伐。不幸的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是蒋介石先生继承国父的遗志，领导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接着他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中华民族从此终于站立起来了，他则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又号称委员长。那时每年的“双十” 国庆节的时候，县城街道的市民和中小学生都要组织盛大的游行庆祝，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是特别令我们一班儿童高兴的事。由于那时年幼不谙世事，许多事情是不明其意的；但，国父孙中山和蒋委员长的名字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二、蒋委员长突然间变成了“蒋匪帮” 、“独夫民贼” 和“人民公敌”

    1949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来了，瞬间国民党被赶跑了，我的家乡平乐县宣布“解放”。从1950年初开始，有少数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仍躲藏在乡下，和那些对共产党不滿的人结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在一些地方组织武装暴动，进攻解放军，那时人心浮动，社会是不稳定的。1950年的下半年开始，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县里也组织了“剿匪”大队，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势力进行围剿，用政治攻势和武力进剿相结合的办法，名曰“剿匪”； 同时动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组成招抚委员会，动员“土匪” 下山投诚，果然许多人投诚了，少数拒不投诚的其后也被抓捕或者被击毙（少数被逼无奈而自杀），至1951年初完成了” 剿匪“之事。接着就是反霸，土改，斗地主，杀地主，分他们的财产及田地给农民。记得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来到村里时，反复宣传的是把国民党说成是“刮民党”、“ 蒋匪帮”， 把蒋委员长说成是“ 蒋该死“、“独夫民贼”、“人民公敌”，  宣称地主是“吸血鬼”， 是“靠欺压和剝削农民为生的寄生虫”，是劳苦大众的“死敌”。 全靠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才“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 。“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等等一类的宣传，是反复不断进行的。对这些虽然我那时还懂的不多；但，对那时的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乃至杀地主、恶霸、土匪， 甚至下山投诚的也被杀，仅我们一个村（由12个自然屯组成）大约两千人口，就有20多名所谓的“地主”、“ 恶霸”、“ 土匪” 被枪杀，这些事却是令我心中疑虑和难忘的。这些被杀的人中有的我是认识的，总却得他们不是坏人，如地主钟文学，“土匪” 潘石生，伪村长潘孝发，所谓的“恶霸” 潘大力（是我一个堂侄的外祖父，还是招抚委员会的委员）等人，他们并未干过什么坏事，也被枪杀了，实在是令人想不通的。那时在我的心里总认为这20多人（除其中一人曾杀害过一个农会干部有血债外而外）是不该死的。至于那些宣传，在我的心里总觉得与我所见的国民党和地主不一样，心里总是半信半疑，充滿疑虑的。

    从1953年开始上中学了，1956年又到桂林读书，随着年岁的增长，文化知识的增加，特别是不断地受到共产宣传的“狼奶教育”， 看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看了那个有“共产党秀才、理论家” 之称的陈伯达写的《中国四大家族》等书籍，终于使我的思想意识潛移黙化地受到影响而有所变化。共产党所宣传的国民党是“反动派”， 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结果”，“ 抗战时蒋介石躲到峨眉山上，胜利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 其后又大搞独裁专制，发动内战”------等等一类的说教；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得以“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些宣传终于使我慢慢地接受了。至此，我过去的疑虑慢慢消除了，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看法终于接受了媒体上的宣传。与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大概都会是在共产宣传的教育影响下，逐步成为了狼奶教育的信徒吧！

    1960年7月我在桂林一所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在60年代的初期，我从一个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了香港作家唐人写的《金陵春梦》一书来阅读。这是一本沒有公开发行的内部书藉，书中从蒋介石的“郑三发子出生于河南” 开始， 其后又如何“成了拖油瓶随母亲到了奉化溪口蒋家”， 再到他的求学历程，以后又如何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吃喝嫖赌，再到投奔孙中山，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他“玩弄阴谋和权术”，谋得了出师北伐的领导权。北伐胜利后，他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淸党，杀共产党人”，1928年在南京建立了蒋家王朝。之后由于内部争斗，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两广事变，同时开展了对共产党十年的围剿。再后来发生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八年抗战。紧接着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最后蒋介石败走台湾------等等，对这些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此书的主要之点都是丑化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而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则是多加赞扬和美化。看了这些，再加上平时报刊上的宣传，和其它一些历史书藉的记述，领导们的报告等等，这些东西灌输到我的头脑里，从而更加深了我对共产党宣传的“蒋介石是‘独夫民贼’， 是‘人民的公敌’” 的结论深信不疑了。

    三、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与历史伟人

    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先生的种种丑化、歪曲事实之宣传，事实果真如此么？现在是该还原历史真象，对那些歪曲、捏造与诬篾的不实之词彻底否定的时候了。

    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的去世，10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 的覆灭，在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始了拨乱反正，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邪说，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平反毛时代以来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政治上实行了某些宽容、宽松的政策，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关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研究史料和文章得以公开了，有关知情人士的回忆文字也逐步可以刊出。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各种史料和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充斥网上，使人大开眼界，看不胜看，从而使我获得了许多从未见过、不懂得的关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的许多史料，颇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使人振奋。

    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笔者退休以后，通过阅读许多有关国民党、蒋介石先生的史料，阅读过不少学者的回忆和评论文章；再加之此次到溪口的实地参观，所见所闻，终使我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有了新的认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纵观蒋介石（1887——1975年）先生的一生所为，应该称得上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过去共产党的教科书上、还有那个香港作家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所说的，对蒋先生都是极尽诬蔑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这都是误国害民之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国民党和蒋先生予以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才是正确之道。

    对蒋先生评价涉及的问题当然是多方面的，笔者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阐述自己的一些意见，并以此与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探讨。

    子虛乌有的“郑三发子” 实属捏造与恶意中伤

    香港作家唐人在《金陵春梦》的第一集中开篇就捏造蒋介石“出生于河南一姓郑的人家，本名‘郑三发子’”，“ 因河南连年灾荒，为生活所迫而随母流落浙江奉化，母亲带着三发子嫁与大户盐商蒋肇聪（字肃庵）作妾，才改姓蒋”。 书中并引据说“河南的农民郑大发长的与蔣介石很相像，抗战时此人曾到重庆去找过蒋介石”，“ 蒋介石心中只有母亲而从不提父亲，故而只有蒋母墓而无蒋父墓”------等等之类的谎言，这实在是凭空捏造与恶意中伤，是根本不值一驳的。仅以此次在溪口所见的史实就足以推翻唐人制造的谎言。蒋母王采玉是蒋肇聪的第三任妻子是不错的，那是因为他的前两任妻子徐氏、孙氏早逝，王采玉再嫁来填房这在中国本是正常不过之事。王采玉是奉化斑竹乡葛竹村王姓人家十八代女子，把她胡说成是河南来的岂不是荒谬至极么？蒋介石自小都知道他外婆家，并多次去过他外婆家，就是在他离开大陆前，1949年2月23日还携儿孙去葛竹村祭拜他外婆的墓。另外，在溪口不但有蒋母墓，蒋父墓至今尤在溪口桃坑山，是1913年重葬于此地的，蒋介石崭露头角后，1918年8月对他父亲的墓地重新作了修缮，墓碑由蒋的金兰兄弟黄郛所题，蒋并请了当时的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撰写了《蒋父肃庵公墓志铭》，赞述了墓主长于经商、工于诉讼、善治庙产的一生。墓冢三面砌石，应栏上镌“高山流水” 四字，两边别头柱的墓联为“武岭山环抱，锦溪水长流”。墓前铺石板，设拜台，一派规整。------仅就这些，不就是给唐人的捏造、和胡说八道的有力回击么！？

    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屠杀共产党人”应有的认识

    如何看待蒋介石“背叛革命” 和屠杀共产党人一事，这是一个颇值得深入分析探讨的问题。

    历史资料清楚地表明，当年的苏联之所以支持孙中山，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的。因为当时中共年幼没有力量，而日本在中国和它支持的军阀势力对苏联构成威胁，因而苏联要千方百计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扶助孙中山，促成国共的联合，这对苏联是大为有利的。而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则是支持中共搞共产革命，这在国共联合中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些，当北伐军胜利进军节节胜利之时，共产党人却在后方捣乱，尤以那时广东海陆丰和湖南等地的许多地方最为惨重。共产党人趁机在这些地方大闹共产暴力革命，组织那些流氓无产者大搞农民运动，斗地主，甚至杀地主，抢夺他们的财产和田地------等等一系列胡作非为。一些北伐军的军人（特别是一些军官）在前方流血牺牲，他们的父母却在后方被斗、被杀，家产被共，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社会现实而不奋起反击呢？

    本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出师北伐的目的就是根本不同的，从1923年两党合作开始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就表现出了诸多迴异，在言论上就常表现出不和。待到孙中山病逝后，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共产党人却在后方剩机大搞共产暴力革命，这就使两党从开始的言论不和，发展到行动的冲突。是共产党人组织的农民暴力行动在先，国民党人的被迫反击在后。可以说当年的上海“4·12事变”， 长沙的“马日事变”， 以及国民党在其它地方搞的“清党” 活动，都是因此而起的。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分裂，这个责任主要应在共产党方面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事实说明，不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而是共产党搞的共产暴力革命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背离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光明大道，这一历史的事实是明摆在那里绝不容篡改的。

    3、如何评价“西安事变” 与蒋介石“长期软禁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成在西安联合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和那时在西安的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史称“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影响是深远的。

    过去共产党的教科书和报刊上对“西安事变” 的宣传，总是千篇一律的一遍赞杨之声，把张、杨之轻举妄动说成是“逼蒋抗日” 之爱国之举；事变发生后，是在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调停下，使“西安事变” 得以“和平解决”， 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使中国迈进了历史新的一页，张学良将军因为此事而成了“民族英雄” 和“ 千古功臣”------。在这一系列宣传的影响下，过去笔者和许多人一样，都是这么认识的。

    共产党的这些宣传，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么？随着当今有关“西安事变”大量史料的公布，连同那些学者们对此事件的诸多评论文章，笔者读后深有感触，从而改变了笔者过去对此事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对张学良的如此评价是不恰当的，把他抬得太高了，那许多赞扬之声应是言过其实的不实之词。

    张学良这个大军阀张作霖之子，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和吸毒的浪荡公子，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成了统帅东北军的继承人。此后他率领东北军易帜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联合，使中国得以统一，应该说在这点上张学良是做了一件好事的。其次，1929年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鼓动下，为收复中东铁路的主权，他组成6万人的大军奋起抗击当时的苏军，虽然最后因多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此举仍不惜为张学良一生所做的正义之事。除上述两件事外，国人绝对看不到他还做了什么对中国有益之事。至于以他为首发动的“西安事变” 一事，终使他成了一个民族罪人而受到国人之唾骂倒是不容否定的。

    “西安事变” 后，特别是中共夺权建政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此一事变的评价历来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认为是张学良的“西安事变” 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扭转了中国的危局，因而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而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自己的失败正是因“西安事变” 而起，因而历来称张学良是“民族罪人”。 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结论，那是由于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各自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的结果，是本不奇怪的。

    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从不同党派的利益得失来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撇开两党对立之论点，从“西安事变” 的主角张学良自己来说，他对自己的所为是怎么认为的呢？其实他自己就从来不认同共产党对他的评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清楚表明了一切。1991年国民党解除了对张学良长达51年的软禁，他第一次被允许离开台湾到美国访友。当年有历史学者曹长靑、已故老记者刘宾雁等东北藉人士去访问张学良，这些访问者们感到他明显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 ”感到后悔。他反省说：“自己的性格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魯莽操切，胆大妄为”， 说“ 我正是这种性格才会闯下大祸，做了那么多捣乱的事，如果说东北人好捅娄子，那我就属这种人------”。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26日即被软禁，31日被判10年徒刑，当天蒋介石先生以“勇于改悔，自行背京请罪，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1937年1月4日，张被南京国民政府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1月13日由戴笠护送到溪口文昌阁暂住，24日转到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居住，限定走动范围半径60里内。这是张学良的第一软禁之地，在这山青水秀、风景如画之地，张学良在这里有妻子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陪伴，有医生和其它工作人员照料，生活是美满幸福的。此后不论是转移到黄山、重庆、台湾等不同的地方软禁，这种待遇都未曾改变，一生都过着潇洒风光的日子。犯下如此大罪之人，能得到如此优待，恐怕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

    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认为“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 并认为几十年的软禁“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怨的”，“ 当年送蒋回南京，就抱着准备死的决心；能活下来，是蒋先生夫妇的宽恕大度”，为此他一直感激蒋先生夫妇的关照，使他“保住了性命”。

    “西安事变” 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使蒋先生在事变中身受重伤，因叛军进攻而被迫逃跑时摔伤了脊背，至使终生未愈，到老年要柱拐杖；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生命的重大损失，有蒋的几十名卫士被打死，还有他的堂侄蒋孝先少将，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中将杨国珍等多名政府官员被打死，这都是张学良犯下的弥天大罪。但张学良这个肇事的主谋者，不但沒有“偿命”， 却获得了宽大处理，一生衣食无忧，活到了101岁，这充分说明蒋先生的宽怀大度。按照法侓原则，仅仅就那数十人（包括将军和政要员）的命案来说，张学良就应被判死刑。当时的社会舆论都要求重判张学良，著名学者傅斯年、胡适等人都呼吁应该严惩张学良，“对张惩处极刑”。

    无数的事实己经充分说明，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近代中国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外部原因一是“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的共产暴力革命，使中国走向共产道路；二是日本的侵略中国，使共产党乘机迅速发展，最后坐大，建立共产政权。就内部原因来说，就是张学良为主搞的“西安事变”， 使濒临即将被剿灭的共产红军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係，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最后导致国民党败走台湾，毛泽东得以在大陆夺权建政，毛二十七年的独裁统治，害苦了中国人，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蒋介石领导中华民族八年抗战是功载史册的壮举

    毛泽东夺权建政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抗日战争的记载历来是否定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功绩的，诬指他从“9·18事变”开始对日本的侵略就采取“不抵抗” 政策， 极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 是“西安事变” 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颠倒。

    历史的事实早已清楚地说明，八年抗战蒋先生是最高统帅，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历经八年艰辛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得以站立起来了，这是全中国、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

    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正面抗击日本侵略军都是蒋先生领导的国军担当的，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血战喜峰口、血战台儿庄、血战昆仑关、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桂柳会战------等等二十二大战役，以及远征军赴缅作战抗击日军，全都是蒋先生领导下的国军所为。据有关史料的统计数据，在八年的抗战中，国军的陆军阵亡137万多人，失踪13万多人，负伤176万余人，空军死亡、失踪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基本消耗殆尽。仅阵亡的将军以上的将领就有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戴安澜------等等206人。这个牺牲可称得上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最为惨烈的一次，这是蒋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功载史册的壮举。

    当然，共产党当年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广大指战员是积极抗战的，在抗战初期即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抗击日军的胜利，炸毁了日军的杨明堡机场；其后又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并进行了百团大战，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在抗战中牺牲了团长级以上的军官有左权等四人，共有16万人战死，伤29万余人，失踪8万多人，为抗战所作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但，就他的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对抗战不但无功绩可言，而且可以说是在犯罪，是在剩抗战之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战后向国民政府夺取政权，历史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切。

    当张学良发动西安叛变抓到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生时，毛泽东就异常兴奋，准备在延安搭台公审蒋先生，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由于当时的苏共领导者斯大林的反对，毛的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对抗日的态度是令人愤恨的。仅从他在抗战开始时对他的高级干部们的讲话和其后一系列所为，就让人看的清楚明白。如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洛川会议上对他的高级干部们的讲话，就清楚表明了他对抗日的用心所在。毛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沖突，绕到日军后方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又说：“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式对我们才有利”。“ 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 毛的如此之言，能说他是在“领导抗日”吗？那是八杆子都夠不着的事。

    正是因为如此，在抗日中他屡屡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日作战，当听说林彪要出兵打日军时，毛气得要摔茶杯；他严厉批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 指责那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 是在为蒋介石打日本”。 同时并派他的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人与日、伪军联系，以形成双方夾击国军的态势。难怪他在抗战胜利后夺权建政，曾多次与日本来华访问的领导人说：“感谢皇军侵略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沒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这种感谢的话绝不是幽默的戏言，而是他自抗日以来真实思想的大暴露。

    仅就以上这些，蒋介石与毛泽东，谁是真正在领导抗日，谁是在假抗日、甚至破坏抗日，不是一目了然了么？

    败走台湾是蒋介石一生的最大悲剧

    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已经是元气大伤，精疲力尽；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却由抗战开始的3万人发展到了120万人，所控制地区人口达到了一亿多人，民兵的队伍有将近200万，完全达到了毛泽东在抗战开始时所设想的目标。此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绝非井冈山时期可比，他完全有力量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争高低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摆在国人面前一个特別关注的大问题。为着实现国内的和平建国，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也欣然接受了邀请，于8月28日与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谈判。

    经过双方43天的多次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达成协议，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即离重庆飞返延安。从此，国内的和平建国能实现了么？

    事实说明，由于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蒋信仰的是三民主义，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他要的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 的“三一式” 独裁统治，他视军队如生命，认为“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 而毛崇尚的是“阶级斗争”， 是列宁、斯大林式的暴力共产革命，他“不信邪”， 不信蒋先生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那一套，声称“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毛特别迷信“枪杆子里出政权”， 认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 因此“争兵权、夺取政权” 就成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二十世纪的中国自1927年起至1975年、1976年蒋、毛逝世的半个世纪时间，可以说是他们二人在历史舞台上共同表演的世纪。第一次国共十年内战时，毛的势力弱小，常处在流窜逃跑被动挨打的地位。但由于蒋政权的内部不团结，各派之间经常争斗乃至兵戎相见，始终不能铲除毛共的势力。后来是张学良的西安叛变和日本的侵略中国，从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毛获得了天赐良机得以发展壮大。

    1946年6月，两党内战终于全面爆发。由于毛泽东此时有了较強大军队，从日军手里缴获了大量武器以及苏联支援的武器，力量是夠強大的了。特别是他的内部团结一致，运筹帷幄，加之他的特工人员打入了国军内部成了高级军官，国军的重大军事机密很快就为毛泽东掌握。再由于他那直逼广大百姓饥肠辘辘的共产宣传，号召百姓们“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反动政权”，“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给穷人分田分地分房”，“让穷人翻身解放，过幸福的生活”------等等。有这等许多好事，难怪老百姓都拥护毛泽东，连许多知识精英也倒向毛泽东，他的最后胜利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而这时的蒋介石政权，抗战后他的军事实力被大大削弱了，此时的美国当局并不看好蒋政权，特别是马歇尔到华调停国共双方之争，于1946年1月正式达成双方停战协议，将蒋军180个师的部队解散，等于给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国军180个师，被解散的这些军人又因生活无着落而引发了大量的“民怨”。 加之蒋政权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经济严重危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内部各派系不能团结一致，终而失去了民心，最终失败终究不可避免。

    此次内战，双方一开始就在东北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此后是华北，中原，华东的争夺。内战开始之初蒋军处于攻势，共军则处于守势。但，不到一年时间，蒋军的攻势被挫败，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从1948年开始共军转入反攻阶段，特别是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所进行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蒋军有近两百万军队被歼灭，彻底失败已不可逆转；而共军则取得了全面胜利，奠定了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坚实基础。

    1949年4月20日共军发动渡江战役，很快打过长江，佔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其后是向上海，浙江，福建大进军；与此同时各路共军向中南、华南、西南、西北进行大追歼，国民党军是望风披靡，溃不成军，最后被赶到一群海岛去了。至此蒋介石彻底失败退出大陆，毛泽东最终夺权成功，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平宣告建立新政，同历代农民造反者一样，“打江山，当皇帝”，让他在胜利中登上了最高权位。

    然而在1949年10月的一次小规模战役——金门岛古灵头战役中，蒋军却取得了完全胜利，从而奠定了海峡两岸长期分治的格局。此后蒋介石虽不断髙喊要“反攻大陆”，并不时派军队窜扰沿海，并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内部进行破坏；毛泽东也一再号召“一定要解放台湾”，并从1958年以来在厦门前线与金门岛蒋军之间多次隔海炮战。但，所有这些仅是双方的一种宣传姿态而已；介于国内、国际的诸多原因，蒋介石无力反攻大陆，毛泽东也不可能解放台湾，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当然，两岸最终会统一，那是后世中国人的事了。

    结束语

    人非聖贤，孰能无过。蒋先生的一生当然是有不足之处的，例如独裁，不民主，内部派系多起，不能团结一致，不能根治官员的腐败------等等；但，纵观他一生全部所为，显然是功大于过的，比起毛泽东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毛是根本不能与他相比的。蒋先生英明一世，领导北伐统一中国，领导中华民族历经八年的英勇抗战，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历史伟人的坚实基础。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继承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主张先用军政、再到训政、宪政几步来走；但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他只完成了军政、训政时期，未等他的宪政期的到来即已败走台湾，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他去世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儿子蒋经国先生完成了他的宪政梦，终而在台湾取消了党治、人治，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让公民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民主之权利，使台湾地区迅即走上了宪政之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成了亚洲乃至世界民主国家的楷模，蒋经国先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

    而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后，如果能如他在夺权之前的种种诺言行事，建立民主自由之中国，走宪政之路，中国早就会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国人都会过上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了。果真这样，毛的历史就要改写，成为功载史册的伟人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夺权建政后的毛泽东，早就把他之前的种种许诺抛到了九宵云外，所建的新政权是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使国人陷入到了更大的苦难之中。自1950年开始直至他1976年去世，他的一系列胡作非为，诸如剿匪、土改、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直至文革，这些一个紧接一个的狠抓阶级斗争、荒唐而疯狂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全国大饥荒使近四千万人被饿死，更有数不胜数的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批、被斗、投入监狱，冤假错案无处不有，使国家的经济频临崩溃，成了中国人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空前大灾难。这一切的罪过皆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可以说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独裁者和迫害狂，他绝非中国人的“大救星”， 而是中国上千年才出现的一颗大灾星，这是国人早就有目共睹之事。

    北京最大的良心学者茅于轼先生早就在他的讨毛檄文中说：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站起来了，毛泽东又使中国人重新跪下”，“ 祸国殃民的毛头像至今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何等正确在理之言啊！笔者非常赞同茅先生大胆而又实事求是之言，但愿今天的中国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看清毛泽东的罪恶本质。同时要认真地回顾并反思历史，祛除偏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蒋介石先生一生的功过是非，这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为有益之事。

    2015年5月下旬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