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其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第二章）

季  鹏

2.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归宿

在论及本书的主角毛泽东及其毛泽东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对的马克思主义作一番了解和考察，因为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共则谥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先认识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弄清毛主义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从马氏学说中继承的东西，哪些是他自己塞进的“私货”。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这就涉及19世纪甚至更前的欧洲社会状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这些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只作一些大致的背景介绍，不作深入的探讨，更不纠缠于一些学术问题。但所引资料都有相应出处，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一、多灾多难的人生催生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我们的话题还不得不扯远一点，即需要从人类理想的渊源说起，因为这是后来一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源头。

翻开人类的早期历史，几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国”的神话传说，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这正好说明了人类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便寄托在自己创造的神话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义中都有关于人类“原罪”的说法，即是说，人是生来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长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种苦难，去“赎罪”。这其实是一种对自然、对社会现实无奈的屈从。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顺从，构成了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平衡的两翼。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在人类所有承受的苦难中，除了一部分是自然现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长期的部落争斗中，一些部落胜利了，一些失败了，胜利者便惩罚失败者，后者成为前者的奴隶、罪徒，供前者剥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竞争中，由于人的智力、体力以及机遇、环境的不同，其命运也可能有天壤之别，一些人成了贵族、官僚、富人，另一些人成了奴隶、仆役、穷光蛋，前者成了“食于人”者，可以不必劳动而过着优裕的生活；后者则沦为“食人者”，一年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部奉献给别人，自已却温饱难求。这一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注定，无法改变，人们一般只能视为“命运”或“天命”服从。

但是，命运的过分不公。贫富的过度悬殊，终究要引发骚乱和反抗，受到不公命运待遇的人们要起来向抗争，而受到命运“眷顾”的幸运者却不想失去他们的幸运，于是就有了争斗、暴乱和战争，就会导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后靠战争决出输赢，恢复秩序和平衡，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艰难前进。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矛盾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导致的是人类的灾难，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如何医治这种病态，避免这种灾难的反复发生，成为厉代智者、贤人探索不辍的课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撰写了反映这一愿望的《理想国》，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徳高尚的哲人来治理国家，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设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国“圣人”孔子，更加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兰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市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西汉学者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的话，编者将其收入《礼经》中，是将它作为一种治国理想来提倡的。孔子这段话对后世统治者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成为－种社会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传至今。

孔子以后，很多学者都继承和发挥了这种“大同理想”，东汉学者于吉霄著《太平经》，谓“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这是对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释。到了清末，康有为复作《大同书》，憧憬天下一家的盛世。直至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见，中国人民追求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几千年来都未停息过。在欧洲，除了理论探索，还有付诸实践的探索者。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从另一条道路追求所谓“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标，那就是历史上的各类造反者，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莫不利用人们对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不满树起叛旗，演出一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实很快证明，这些反叛者只不过是追求“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一旦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宝座，其凶残、腐败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谴责和推翻的统治者更甚，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罢了。

于是人们醒悟了，认识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国。

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然而人们依然顽強地探索着。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了十六、七世纪，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产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欧洲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为此，一些学者和热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会改革发展的新热潮。鉴于大家都认识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资本家集中这一事实，有人想到财产私有制也许是一切问题之根源，于是提出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设想。还有先进分子进行这种实验，试图建立起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谐社会。这些人是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社会主义”作为－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探索通过主动的手段改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达到提高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和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的目的。它还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由于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变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只从亊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进行改革的实践探索。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应首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三个“托马斯”，也就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三位先驱。

第一位是英国的莫尔·托马斯（1478-1535）。他之所以闻名全球，应主要归功于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书》）。书中内容虽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胆设想和极富浪漫主义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动，比如，作者为了表示对金钱的鄙视和对财富的仇恨，故意说在“乌托邦”，黄金主要用于制作粪桶和尿盆，而“可耻的罪犯们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还有一顶金冠”。奴隶们的链铐也是黄金或银制成的。莫尔本人曾任英国议长，大法官，最后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被处以极刑。而“乌托邦”后来成为一切脱离实际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词。

第二个是闵采尔·托马斯（1489-1525），德国人。他主要是一位实干家，乃1524-1525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坚决反对教会势力，反对一切剥削、压廹，他以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载太平天国”相号召，组织群众武装起义。他的一些理论著作都是在战斗实践中的演说，因此未形成完整体系。闵采尔的起义军曾一度夺取政权，失败后英勇就义。

第三个是康帕内拉·.托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乔万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辈改姓托马斯。康氏也是一位英勇不屈的战斗者，一生在监狱中度过33年，其在狱中写就的《太阳城》堪比莫尔的《乌托邦》，但更为激进。《太阳城》内没有了奴隶，也没有交换，消灭了家庭，并实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马斯的共同特点是坚决反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烈要求工农劳动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平等，并把私有制当作罪恶之源。不过他们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著作。

进入18世纪以后，直至19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另外三位杰出代表，即：圣西门·昂利（1760-1825），傅立叶·沙利（1772-1837）和欧文.·罗伯特（1771-1858）。这三位也都被马克思推崇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认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其实，他们主要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们的的共同之点是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都主张以新的生产体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并主要依靠教育和示范来改造社会，达到实现“世界的和谐”（傅立叶语）的目的。

三人都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圣西门提出了他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倡导《法郎吉》的社会基本组织模式，欧文.·罗伯特的则可称为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家，同时还是工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位20岁就出任纱厂经理，最终涉足英国上层社会的富有的资本家，却一生都在为工人的福利而斗争，先后致力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卫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设立工厂商店、互助会等等。以致终于成为名震欧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欧文还首创了他亲自设计的、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内人人平等、各尽所能、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里的人们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后，欧文经过5年斗争，终于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岁的欧文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印地安纳州买地建立实验性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但不幸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欧文也因此破产。但此后他仍不屈不挠地组织、推广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终都无果而终。然而终其一生为工人和劳动民众的幸福而不屈奋斗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个时代，作为人性的光辉典范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纪念。

三位社会主义的先驱之所以最后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的说法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论其思想、道德和行为都远远跑到整个社会的前面去了，社会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 但他们追求的理想却成了真正的“乌托邦”。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正好反证了他们所探索、追求的事业和方式方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探索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欧洲人对社会的改革与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样的情况：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的方法、路径上，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试图通过教育、示范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实现社会变革，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另一种是倡导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來实现社会的“公平”、“平等”和财富“均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派的代表。但它比历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外衣，还有－套烦琐的、貌似高深的论证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但它终究没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骗局！那些打着它的旗号的共产党头目，在掌权后都成了名付其实的独裁者和暴君，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統治者。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靠暴力掠夺、杀戮起家的新统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换来的－切——权力、财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镇压反对者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指望他们为广大民众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产主义天国吗？！

二、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及归宿

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己经从之前主要限于学术探讨和派别之争发展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和改革浪潮，并进－步发展成为各种政党团体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

19世纪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先说各种“主义”吧，那确是一个主义“膨胀”的年代，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主义（派别），大概就有百来种之多。除了前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魏特林主义”，“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蓋得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工团主义”、“伯恩斯坦主义”、 “考茨基主义”等等。以及后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葛兰西思想”、“新村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密特朗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等等。这些“主义”的党派团体又组成各种协会、同盟、国际等，其中光各种“国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第二共产国际）就有近三十种之多。

对于如此繁复的各种主义，政党、流派，今日之一般读者肯定没有兴趣去详其究竟，这也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既然提到了它们，也就不能不作简单交代，借用现在的说法，这些政党、组织，基本上它们可分左、中、右三大类（但决不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它们在当时仍属少数的激进派。只是后来因为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俄国夺权成功，才使得暴力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巨大的、席巻全浗的政治洪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中派可以“工联主义”为代表，稍后的考茨基主义，乃至卢森堡主义也可归入中派。工联主义主要追求工人的经济利益。他们主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思想，主张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排除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右派可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它们抛弃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党纲宗旨，主张走议会制改良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派最后演变成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全球的社会党国际体系。

对于这众多组织、派别我们没有进一步研究和阐释的必要，我们在此需要弄清的应该是下述三个问题，即：为什么19世纪的欧洲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派别后来的命运和结局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简单地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对传统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质则是对欧洲社会的未来走向——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的一次大探索，所以具有为人类文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人类文明最初发祥地，但它们却后来居上，一直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当古老的非洲、亚洲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帝国统治的桎梏之中时，欧洲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经济技术上的产业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国最早（17世纪末）在政治上进行了“光荣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则是起于十三世纪初期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运动），初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和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同时在经济和科技上率先进入了“产业革命”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強囯，进而在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18世纪末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到了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欧洲（除了少数国家，如德国、俄国）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和弊端，主要是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谐等问题。而欧洲人民是经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对其合理性便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了担优。这一切，促使欧洲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和他们的代言人，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对社会改革和未来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欧洲社会本来就有着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探索的传统，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承传和发扬。所以总的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决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诉求，而是全民性对未来国家和社会走向的探索，或曰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探索。

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赋与了人们广泛的言论、出版、结社和示威游行的自由，从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对政府的思想言论和团体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表意见的园地。很显然，这个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或不充分具备的，那些地方不允许自由探索。这也是近代欧洲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现在己经看得清楚，十九世纪欧洲人的这种探索，最终结出了灿烂的文明之果，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确立了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适价值观，以及民主宪政的国家政治体制。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众多的流派、团体中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由于后来自称马克思传人的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和政治宣传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和正统，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作旁枝末流，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个激进派別。它没有也不可能一统江湖，成为当时的思想权威。这从马、恩的活动轨迹就可以得到证明。纵观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动”（除办报著述外），不外是协助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建立“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这两件“大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参加过1939年布朗基领导的巴黎起义，失败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在倫敦恢复活动，并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领导人是魏特林。其时马、恩都在伦敦，他们看中魏特林组织的“国际性”， 于是与之接觸，在马、恩的劝说下，魏氏同意将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但魏特林并不完全買马克思的账，他态度傲慢，拒绝马克思对其组织的帮助，结果在同盟的“一大”即成立大会上，魏被开除出同盟。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会。只是在同盟于1847年1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同盟的新领导者请马、恩二人为同盟写了一份宣言，这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员投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德囯起义，但失败并遭到重创。1850年同盟内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11月马克思提议同盟自动解散。这个同盟前、后不过存在四、五年，它原来主要以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带去了马克思主义，与原有指导思想发生矛盾，导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后散伙。但马、恩始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同盟的思想，他们也不是同盟的领导人。

至于“第一国际”，本名国际工人协会，是个国际性的工人团体，这是它与第二国际作为社会党联盟、第三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总部的重要区别。后因有了“第二国际”，才叫它“第一国际”。它成立于1864年9月，最初是当时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几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和代表在倫敦为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召集会议成立的国际组织，马克思作为徳国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主义”无疑对“第一国际”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成立后主要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且不久就出现分裂，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叛变”， 与资产阶级妥协，反对巴黎公社起义；另一位领导人埃卡留斯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很快国际内部分崩离析，演变为不同派别思想斗争的角力场。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相互攻击，第一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是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工联主义的创始者，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统一的指导思想。第一国际前后存在了12年，最盛时会员达到1.9万人，它的法国支部参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逐渐衰落。1876年7月，经马克思提议，第一国际正式解散。

至于恩格斯，他的主要业绩除了参与上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组建外，另有两次较为重要的经历，一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从伦敦回到德国科隆参加过一段短暂的武装起义，不过只担任一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指挥官的“副官”，无甚英雄业绩可言；二是在马克思死后，他参与了创建“第二国际”的活动。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所以又称“社会党国际”。第二囯际内部也不统一，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见不和。恩格斯本人这时思想也起了变化，对原来暴力马克思主义有所修正，他最后选中的“遗属继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后来苏共、中共“正统”的说法，是修正主义“鼻祖”。第二国际实际上只是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其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国际成立6年后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产党的正统说法，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死后就变“修”了。它在一战中散伙，1920年恢复成立，其后得到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940年，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党体系。

从马、恩所从亊的活动看，虽然他们可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但其活动范围很有限，例如，被誉为19世纪30-40年代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两人均未参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马、恩也只在外围旁观。这与后来他们被共产党世界赋予的“世界工人运动导师”的称号不太相符。而同期在这些运动中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萨尔、佐尔格、瓦尔兰、杜瓦尔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等人，这些人不仅著书立说，还从事实际的“血与火”的斗争，有的献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马、恩似乎只是理论说教者。

再从马、恩学说在当时的影响力来看，也是被他们后来的信徒们无限地夸大了。如前所述，马、恩当时所控制和影响的不过是一些小团体、小事件，并未形成大气候。就当时各派活动能力看，“宪章运动派”，“工联主义”，乃至“布朗基主义”、“费边主义”，其实力和影响力都超过马克思主义。宪章运动派活动达12年之久，所组织的三次签名运动人数最多时达330万之众，领导该运动的“宪章党”也成为英国第一大工人政党。再如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章“哥达纲领”，它实际上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统一的完成，这个党正式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远远大于马、恩当年组建的“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国际”。

恩格斯去世以后，“原教旨”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废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国际领导者们的“修正主义”，基本上放弃了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而着重议会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越来多的批判，与之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却大行其道，最终演变成为与当今世界民主宪政主流价值观合而为一的欧洲社会党体系。到1983年，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达到63个。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垮台后，社会民主主义仍不失其勃勃生机，成为不少国家的主要政党和执政党之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大多数欧洲人民抛弃，是因为它的理论、纲领己经越来越不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和多数人的意愿。比如，后来多数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不断完善，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民代议机构。同时，工人的权益和劳动、生存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工人们通过合法的斗争就能够得到过去靠暴力斗争得不到的东西。 1866年，德国实施了普选法，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50万党员，但只有两个议员；到1890年，社会民主党发展到150万党员，在议会拥有35个议席，成为德国－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连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议会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承认他过去宣扬的“到处筑街垒式”的斗争方式己经过时了。

相对恩格斯而言，马克思是个非常自负而且顽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论敌巴枯宁对他有过如下的评价：“马克思是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上帝。”“他不仅仇视资产阶级，而且仇恨－切与自已意见不同的人，为了打击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加之马克思晚年主要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对于外面现实世界的变化知之不多或视而不见，故依然抱残守缺地坚持他早年创立的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运”的是，他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却在落后的、尚未迈进资本主义大门的俄国找到了市场和代理人，那就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首列宁。依靠列宁，共产党成了苏俄的执政党，马氏的暴力社会主义得以在全世界推广开来，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产主义“教主”的地位，成为全球共产党的“祖师爷”。

最后谈谈第三个问题，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最终命运和归宿。

19世纪的欧洲涌现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实际上是处在社会急速变动时期各个政治派别、政治人物开出的改造社会的“医方”，这里我们把那些众多的，具体的的“医方”加以归类、概括，简单地说，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处方”，两种“疗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派把一切社会病源都归结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因此，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或叫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由这个政权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然后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天堂。

从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这个社会医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与被他们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着相同之处，但是这些先辈们都失败了，他们又如何能保证成功呢？马克思主义者辩称，他们的公有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条件下整体推进的，这就克服了由少数人在小范围试验所遭遇的种种局限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们将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即运用暴力消除一切阻力。其次，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行由国家统一计划、统－调配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就可以确保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生产的私有化、分散化与需求的社会性脱节的矛盾。他们认为，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够建成。

与此相反“右派”则认为，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证明靠用强力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和维持社会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没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张在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实行社会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福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资本家的权利，将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业收归国家经营；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在政治上，实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以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为平台，最终达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谐社会的目标。

此后百年，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类政治、社会“处方”、两条路线、两派势力在全球角力的历史。

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欧洲这些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流派、组织，它们的最后归宿大致是：首先，那些临时结成的利益团体，或以某些领导人个人意志组成的政党派别，随着利益的分化，领导人的逝世，也就烟销云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形势已经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两大派别的骨干组织和成员。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主义（暴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结局：

德国是马、恩的故乡，也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主要希望所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宣称：“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历史证明了马、恩的这一预言的错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反之，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了德国主要的政党之一，它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改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它的一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18年11月发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其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均遭杀害，从此一厥不振。倒是该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坚持和生存下来，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登上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其党主席勃兰特先后担任政府外长、副总理、总理、成了执政党。1976年勃氏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统一后，该党仍为德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该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反对一党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

再看法国。在近代史上，法国几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词，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都震惊了世界。在这数十年中，法国的“共和”与“帝制”各自轮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啸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级政治台风。可就是这个可称之为“革命故乡”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也成不了气候，早期的“可能派”、“蓋得派”最后都加入了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一些左翼小组织，虽然也曾经参政，但最终被排斥出政坛。而坚持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社会党则成了法兰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其总书记密特朗1981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再看英国。英国是马、恩长期侨居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也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里写就，可以说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恩曾经预言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可是事实又证明这个预言不灵。马、恩亲手扶植的一些英国共产主义组织都寿命不长，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最终登上了英国主流政治舞台，直至今天，工党与保守党轮替执政，工党主席布莱尔及继任者连任英国首相。当然，工党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范畴，与暴力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看俄国。在当时的欧洲，俄国可算是最落后的大帝国，那里保持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制度。所以马、恩并不看好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当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一个俄国的纺织女工曾写信给他，问他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国发生？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论和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回答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国发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国发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马”先生这回又错了！虽然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起步晚，在马、恩都去世后的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立，而列宁则是在该党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才登上政治舞台，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党派（苏共前身）才正式确立。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落后国家的“后起之秀”才挽救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成为几乎拥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占据世界政治舞台的第二把交椅达数十年之久。它还“缔造”出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 和数十个“列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列宁才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救星，暴力社会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

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没有苏共和苏联，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在二十世纪初就没落了、消失了。当时的欧洲、美洲，几乎所有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是“蜕变”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就是被社会党“吞并”了。如果没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后来的“辉煌”，世界政治史也许根本就没有暴力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

但问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是不可能诞生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尽管为此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大的“发展”、“ 修正”，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发生、而且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完全是为建立一个新的集权专制帝国的诡辩，为的是要抢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到后来，人们看到苏联只继承马克思主义中暴戾的一面，而没有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的踪影，于是干脆就把它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所以，从根本上说，列宁及其締造的苏联，能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大问题。也许，充其量只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变种罢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编制一个简明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派“路线图”，作为本章的归结：

前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团体、政党，大致可归结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后来，暴力马克思主义逐步演变为列宁主义和由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发展成为第三国际控制下的全球共产党体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右派则演变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最终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融为一体。

到近代，更有一个人们未曾料到的现象出现了：原来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所谓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和列宁制造的名称，实为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长期斗争中互相取长补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现代民主政体，亦即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者原来声称的很多理想如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全民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股份制、和企业员工参股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使劳、资的界线逐渐模糊，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础和根源。“资本主义”并未像马克思预言那样灭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气勃勃。反之，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却垮台、散伙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资本主义”转变。总的看，在这场长达百年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竟赛、较量中，“资本主义”笑到了最后。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结局，以及其后苏联的垮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至少应有以下几点：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极其幼稚、极不成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依据对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得出的，实际上连资本主义“初始阶段”都谈不上。而它标榜的改造社会的“药方” 则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特别是其提出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完全南辕北辙，它宣称采取不受约束的 “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谐的共产主义天国，实为梦呓！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诈。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而实践又证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由一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蛮残暴的极权政权，这就更使得“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块招牌声名狼藉，臭不可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后天失调”的必然结局。

（二）所谓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很可疑的。因为连马克思本人都认为那里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完全可以证明它只是一小撮政治野心家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幌子，蒙骗那里的劳动人民为其充当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当他们夺权成功，建立起来的则是比被它们推翻的政权更加悪劣、更为专制独裁、更为残暴的极权国家。所以，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连马克思的暴力社会主义都谈不上。

苏联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产党国家就不用说了。

（三）试图消灭私有制、实行所谓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完全是一种“经济乌托邦”，是违反客观规律行不通的，它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也证明马克思在它对未来国家制度设计上的随意性和欺骗性。

（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总体上是朝着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发展的，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实践都不能离开或违反这一总的趋势、总的要求，否则，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兴盛、出局，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