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行（第九章）

季鹏

第九章  强化独裁统治的万能魔杖：政治挂帅

如果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所创，毛泽东只是有所发展（包括歪曲）的话，那么，政治挂帅（也叫突出政治）则是毛的发明、首创，毛并使它变成了威力无比的万能魔杖，大大强化了他的独裁、极权统治，它让的毛主义占据了一切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大陆中国真正成了 “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世界”。

一、“政治挂帅”概述

政治挂帅又叫“突出政治”，最初是为了批判“单纯业务观点”、“技术挂帅”、“白专道路”等而提出的相对应的口号，起始于五十年代。到文革之前已经盛行于各个领域，文革中发展到了顶盛。

政治挂帅中的“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毛思想、毛主义，而且是毛主义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本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毛早已提出来的口号，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为什么还要同时大讲特讲“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呢？原因就在于两者既有共通的一面，又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共通的一面都是以毛思想为指导，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功能和针对性上却有区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它主要针对的是阶级敌人，包括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而政治挂帅则主要是就“人民内部”而言的，是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一项普遍性教育和要求，是总揽毛中国各项工作总的方针和“灵魂”。

具体点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厉害，令人闻之色变，但它最终打击的对象只能是“一小撮” 阶级敌人，即毛所说的5%，还有95%则为团结对象。况且，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各种“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在政治运动之外，人们还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如日常生活，娛乐，业务工作，乃至家庭琐事等。虽然“运动”不断，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具体工作并非政治运动所能代替，工、农、商、学、兵各界，每天都要面临自己的业务，完成和处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和问题。如果仅靠搞运动，抓阶级斗争，大多数的人和事可能尚能游离于其外，可能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况且运动和阶级斗争搞多了，人们会产生一种运动疲劳症，都想逃避运动。大家知道当局不可能把大多数人抓去斗、去关，他只要“历史清白”，“根正苗红”，又不“犯事”，当局便不可能把他当做阶级敌人去“整”，所谓“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苗头。

人们除了生产、工作、学习之外，还有家庭、婚姻、私人活动等等，这些事一般也是不能用“阶级斗争”去监管的。历朝历代的任何统治者对这些不关乎它统治大政的个人之事都是不予干预的，可极权的毛主义就不同了，它不但要管大政方针，管“阶级斗争”，管差科纳粮，而且要管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思想言论等等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它不允许有它的“权力真空”地带，不允许有它监管不到的地方。起初，当局针对这些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管不了的事情，只是强调用“加强学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或者加强对资产阶级、小资阶级思想的批判去解决。为此毛还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接着又发动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刺激”、“白专道路”等等。最后，才找到“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这个法宝，明确地把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兴无灭资”的总纲。到了文革，它便归属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体系中的一部分了。

在大搞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的历程中，林彪是一位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道出了“政治挂帅”的本质，并最终使它演变成全民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造神运动，让全民置身于毛的“全面专政”的桎梏之中。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摸准了毛喜好搞个人崇拜这根“脉”，决心从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入手，获取毛的青睐，爬上毛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地位。林彪打出的旗号便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其内容主要是“学习毛著”，“用毛思想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按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要学马列主义，不如直接学毛著。林彪毫不掩饰开展学毛著运动的功利目的，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九一三事件”之后，从抄没林家的日记中，又得知林彪私下说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毛泽东，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得毛一人而得天下”等“妙语”、“真谛”。完全道出了他发动的这这场“全民造神运动”的真正用意和可耻目的。

林彪的主意打定之后，一方面用最肉麻，最无耻的言词对毛进行吹嘘、歌颂；另一方面又不断创造出许多“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具体做法、经验，如“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定期评选、表彰学毛著积极分子，以及编辑、出版毛《语录》，大搞人人《语录》不离手，语彔不离囗，等等。林彪的这些做法因为受到毛的不断赞扬而向全民推广。例如，1964年2月，毛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就说：“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创造发明？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上有所好，下有所求。于是，上下各怀鬼胎互相推动，很快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成为全民运动，并在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等全民的“造神”运动。反过来，这些造神手段又变成了对全民进行控制、奴役 和“专政”的工具，只要发现有人不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就有遭到举报、被批斗、严重的可能被打成“阶级敌人”的危险。于是，一时间，八亿中国人全都在为毛一人唱颂歌，为毛－人服务，为毛一人而活着。直到毛死后，文化大革命收场，这场由“政治挂帅”缘起的现代造神丑剧才得以无声地落幕。

二、在政治挂帅幌子下极权政治的恶性发展

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是毛以及各国共产党惯用的统治手法。如前所述，这一手法虽然酷毒无比，但仍然有其 “局限性”，于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 成了重要的补充法宝，成了能够对全体人民群实行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 的有力工具。而“政治挂帅” 本身变成了万能的权力魔杖。

在毛当政的时代，一切由毛提出的、或由当局推行的政治口号，都会被立即具体化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措施，“政治挂帅”也一样。围绕落实政治挂帅，当局出台了许多具体政策措施，执行时还被层层加码，使之变成套在全国人民颈脖上的条条绳索。概而言之，主要有：

（一） 政治学习制度。起初只是在国家机关、党派团体以及干部、教师队伍中实行制度，学习的主要内容为马、列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中共文件，《人民日报》社论和时评等等。后来，则变成了清一色的“学毛著”、学“最高指示”。 政治学习制度又被推广到了工矿企业、街道居民甚至农民之中，成为一项全民学习制度。而且，政治学习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压倒一切的权威性，它的学习时间“雷打不动”，任何其他事项都要为它“让路”，任何人都不敢无故缺席、迟到、早退，因为事关对毛的“态度”、“忠诚”问题，人人敬畏尚且不及，岂敢怠馒。

执行中还有因地制宜的措施，如，当时街道居民大多为文盲，所以只能将他们组织起来，让其中有文化的基层干部或识字的积极分子向大家宣读，讲解。在农村，由于白天要出工劳动，则多利用夜晚或不出工的雨天进行集中学习。干部们还要“活学活用”抓落实。并把下属和民众是否参加学习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就个人而言，是否积极学习、积极发言被提到对毛、对党是否热爱、是否忠诚的高度。又強调要“学用结合”，“在用字上下功夫”，因而拥现出了大量 “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

另方面，能否参加政治学习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名定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学习的，有时也强令这些人学习，但只能当作促其坦白认罪的手段。于是，人人以能参加学毛著为荣，就象佩戴毛像章一样，成了 “革命群众”的一种标志。

 （二）“政治第一”的原则。“政治”上升为“统帅”后，“政治”便成了人人敬畏的、至高无上的“天条”， 从事“政治工作”也成了让所有人景仰的一项最光荣、最威权的工作。那些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单位、部门，如党、政、军、公、检、法机关首先受益，地位空前高涨，各单位的政工、人事部门，机要岗位，也成了最受人们羡慕和遵从的对象。为使政治真的“挂帅”，任何部门、单位的工作布置、检查、总结、评比中，都要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要首先检查其在工作中是否体现了毛的革命路线，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如何抓学毛著等等。如果一个单位的业务计划完成得很好，但在这些“政治领域”出了点问题，或者没有突出表现，那么，它是无论如何也评不上先进、获得上级表彰和奖励的。反之，业务工作不好，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这个单位及领导人仍会受表彰甚至提拔重用。于是，所有单位、部门、个人，都设法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跟“政治”联系起来，并且要表现出时刻不忘“政治”，时刻让政治“挂帅”。比如，商店的售货员必须让自己“身站三尺柜台，胸怀世界革命”，如果他（她）在工作中偶尔抓到了一个小偷，而且恰好这个小偷又“出身不好”，那么，他（她）就在抓阶级斗争上立了新功，成为先进典型，由此引来各种荣誉甚至提升。

政治第一，还促使一些原来不设政工机构的单位，如工厂、企业甚至农村社队，也纷纷效仿部队，设立“政委”、政治部、政工处、政治教导员、指导员等等。这些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除了抓政治学习，和对干部、职工的“政审”之外，主要就是负责本单位的政治运动，实质就是“整人”。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养尊处优、专吃“政治饭” 即专门从亊整人工作、令人望而生畏的干部老爷。

（三）“政审”一票否决制。政审（政治审查）是毛共早就有的一种內部机制，过去，它主要是针对干部选拔和使用时的一种审査机制，一道程序，覆盖的范围有限，而且操作过程是保密的，内容一般不为人知。

随着政治挂帅的确立，“政审”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升，范围扩大到全民，但凡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就业，甚至婚姻嫁娶都要通过政审关。政审成了一道笼罩在全民头上的紧箍咒，一柄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审的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简历、政治面貌（参加过何种党、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及在其中的职务），直系亲属的情况，社会关系，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现实政治表现等等。政审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能一票否决。比如招工、升学，征兵，应聘者的身体、年龄、文化水平均符合条件，但是如果过不了“政审关”，即在政审的条款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那么，其他一切条件作废，该青年就被永远取消了招为工人、当兵或升学的资格。

在全部政审条款中有一条最普通、又最权威的“坎”，就是“家庭成分”，或曰“家庭出身”。在当时，凡地、富、反、坏、右家庭（后来又加上资本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出身的人都会在上述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的政审中被“刷”下来，因为在追求“政治纯洁”的社会氛围下，没有哪一个单位、那位领导人愿意招进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女，给自己增加麻烦和风险。反之，一个年青人即使好吃懒做、有小偷小摸行为，或者有过斗殴滋事、逞凶霸道等劣迹，但只要“出身好”，政审无碍，按当时的说法，这些人的“本质”是“好的”， 一切都可以“过关”， 通行无阻。

由此，政审又有力地摧生了“唯成分论”，进而演变成了“血统论”， 促成了当代“种姓制”的诞生，加剧了等级特权制社会的形成。

4. 与政治挂帅相关连和配套的档案、户口、外调制度。由于政审的普遍化，与 之相关的配套和辅助的手段也发达起来。其一是档案制度。每个有“单位”的人都有一份个人档案。档案如影随行，相伴终身，但却始终不能与本人“相见”，被笼罩在一种神秘、恐惧的阴影之中。但它却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曾说过一个与档案有关的故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齐被派去参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在一个中央单位，有一位各方面表现都好、工作一贯努力的干部，却一生受到压制、歧视。在清理挡案时才发现，原来他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有右派问题。经查，该员并未被划右派，也不属“中右”。后来才弄清，原来在一次单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该员右肺有点问题，于是在体检结论栏中写上：“右肺问题”四字。但其中的“肺”模糊不清，该单位的政工干部政治警惕性特高，按照“宁左勿右”的原则，立即认定是个“派”字，便将这名干部打入另册。从此，此人被列为“控制使用”对象，致其被压制一生。

这个荒唐而又真实的故事折射出档案制度的荒谬和政工干部的巨大权力，这种制度与“政治挂帅”一结合，就能制造冤案，定人生死。

档案制度显然还不够，因为它只存在有工作单位的群体之中。随着政审的全民化，户口制度发挥了部分替代垱案的作用。户口本是毛共控制人口流动，特别是要将农民固定在农村充当“二等公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户口簿中也记载了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如籍贯、年龄、出生地、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父母及家庭成员等等。所以也可暂时起到替代个人档案的作用。致于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则在公安部门另有档案。

如果以上两种手段仍然不足弄清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外调就派上了用场。外调，即外出对一个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它本属于审查干部、或勘察案件中的手段。在文革中，变成了普遍的、全民性的查访活动，大批人员被抽调去干这种差事，变成了 “政治”大排查。不过，在毛时代，这种调查也不一定能取得真实的结果，如刘少奇被“外调”后确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是证明。因为毛的“政审”依靠的是遍布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和公安部门的干警，这些人都是吃“政治饭”的，他们唯上级“政治需要”的马首是瞻，其提供的情况自然就不一定是客观、公正了，甚至可能成为制造冤案错案的一种手段。

政治挂帅的横行，使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和伦理道德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恶劣后果：

1、推进、助长了“血统论”和等级特权社会的形成。毛和共产党打着“均贫富、等贵贱”的共产主义旗号进行造反夺权，但在夺得政权之后，基于其专制独裁的本质，却继承了不少皇权社会时代的等级特权制度，实际上执行着按权力、官阶进行分配和享受的剥削压迫制度。在初期，特权范围还比较小且较隐蔽，如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商店、酒家、娱乐场所，都处在封闭的、与老百姓隔离的状态，老百姓知之甚少。随着“政治挂帅”的推行，社会上的人群被明确分为三六九等，公开宣扬社会中人的“等级”属性，一些人被公认为新社会的“贱民”、被压迫者；另一些人则被公认为天生享有各种特权者，成为社会新的剝削、压迫者。 “血统论”应运而生，所谓“老字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等等在文革中大行其道。几千年前的奴隶、等级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借尸还魂，中国重新陷入散发着血腥霉臭味的封建等级社会的桎梏之中。

2、丑恶横行，道德沦喪，毁灭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成果。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虽然有封建帝王专制的野蛮、残暴一面，但也有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具有进步性、民主性的文化精华，它们被广大人民所信守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并进一歩转化为社会公认的道徳标准。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民族的兴盛发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在“政治挂帅”的冲击下，这一切都被当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批倒批臭”。代之以无处不在的毛主义的极权政治、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利害关系等丑恶行径。导致民族被分裂，家庭被支解，人伦被践踏，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准一落千丈。全民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成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投机取巧、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假公济私，等恶行借“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得以公行。

3、扼杀人才，摧残民族生机。由于政治挂帅导致“血统论”横行，人的荣辱沉浮先天注定，天生的“自来红”者不须经过任何努力、拼搏，可以安享特权而飞黄腾达，尊荣居贵；低贱的“黑X类”出身者，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决无出头无日。大批人才被扼杀于萌芽之中。对国家、民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参见本章所附故事）。

4、政治挂帅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毛政府“全面专政”，民众动辄得咎，中国变成一所特大监狱，剝夺了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民主、人权，全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实际上上倒退到帝王专制的黑暗时代。

附一 ： 从政审的“不宜录取”看毛的“政治挂帅”对人才的摧残

    古今中外，凡稍有作为的统治者，莫不把桨励教育、发现人才、擢拔贤良作为自己重要的施政方针。我国在隋、唐以后，创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正常、正规渠道：开科取士，即科举考试制度，为社会的稳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科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排除了应考人的身份差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有了无数“十年苦读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的传世佳话。寒窗学子、贫贱士人因此有了出头之日，有了人生的盼头。所以，科举不仅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的一种机制，它使得社会底层人士有了一个开放式的竞争场所，合法的上升管道。排除了贵族官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这一实施了1300年的制度，到了后来虽然因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被废弃，但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其设置的初衷和千余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是勿庸置疑、值得肯定的。

到了近代，中外各国莫不把教育作为兴邦、强国之道，而教育对人才的遴选，主要仍然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的。国家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和选拔，更加注重公平、公正，更加遵从“唯才是举” 的原则。从孔夫子到蔡元培，都提倡“有教无类”、“包容并蓄、唯才是举”。对成绩优秀而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国家还提供各种奖励和优待，使他们得以进入知识殿堂。这些，如今都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

然而古今中外，可能有两人例外，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秦始皇和他两千余年后的再传弟子毛泽东。这两人把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天然的大敌，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前者以其“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后者高唱“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而震惊四海。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践踏知识，扼杀人才方面的“成就”则又胜于其远祖矣。

毛泽东通过他的造反夺权，将“贵者贱之”，“ 贫者富之”之后，又进一步推行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的“反传统”、“反潮流”，要把几千年所有传统文化和文明成果彻底摧毁、彻底颠覆之，然后建立起单一的“毛文化”和共产党的“党文化”，使其留传万世。毛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可谓罄竹难书，这里仅仅从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行的升学考试（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 的“不宜录取”制度之中，取其一二，以窥见其扼杀人才罪恶之一斑。

在中考、高考中推行“不宜录取（包括降格录取）” 的政策规定，是毛强化其突出政治、实行“政审一票否决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政策的正式颁行文件和时间不得而知（也许只存在于内部通知之中），现在看到的发端是毛1957年1月18号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的一段，毛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但需要时间。”

由此可以认为，“不宜录取”政策在毛讲此段话之前或之后就实施了。（实际上至少在1955年就开始这么做了。见后文）

下面是与这项政策相关的－则故事。

古城开封曾经长期是河南省省会，那里文化积淀深厚，教育水准很高，开封的育才中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1959年高考，育才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除了不愿升学者以外，几乎全都考上了大学。然而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些尖子生却偏偏落榜了，使人们惊愕不解。

江雪，一个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的学生，门门功课始终保持5分（最高分）的好成绩。由初中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小说，又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多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出于自信，1959年高考时，江雪填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事实上，当年高考他就夺得了全省文科“状元”，有8所高校都想录取这名“状元”。可是，谁能想到，后来他却收到了“······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的落榜通知书。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高中时就对一些前沿的世界级科学家的学说十分着迷，有意识地追寻着前代成功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学术研究。然而，他也得到“名落孙山”的结局。

吕延梅则是一个“降格录取”的典型。吕在初中阶段是“全5分”学生，保送进入高中。由于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他在报考时填报了北大数学系的志愿。他收到的入学通知书很奇特，信封上印有“北京大学”字样，但被用蓝色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落款是“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后来他去师专上学，才知道上的只是一年的短训班。

这些学习尖子遭到如此不公、令人莫解的待遇，可在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氛围的高压下，竟然无人敢向有关当局质询，委屈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就这样，这些尚未开放的科学之花在它的幼苗阶段就被政治的黑手摧残了。

直到毛死后多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这些令人费解之谜才被揭晓。原来，当时已经实行了严格的高考“政审”制度，对考生不是按其考试成绩、而是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被划分为四个等级：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级录取；4、不宜录取。被划归后两类的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和在反右运动中家长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及有“海外关系”者。江雪和范天成因为家庭是地主成分，所以被“不宜录取”，江雪即使曾入朝作战，经过战火的考验，却仍然不能抵消地主家庭出身的“罪恶”。吕延梅家庭出身是富农，被从轻发落，降级录取。这些人虽然靠着自己的顽强拼搏，后来在各自的工作中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作为有希望成为“科学接班人”的梦想，却被无情砸碎了，毀灭了。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袁剑平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在袁剑平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还讲了两个极有警醒意义的故事。其一是孙中山先生的嫡亲孙女孙穗芳女士在其《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所说到的遭遇，孙女士在书中写到：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但）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了上海同济大学。”

由此可见，类似的“不宜录取”的政策至少在1955年就执行了。宋庆龄尽管贵为孙中山夫人，身为国家副主席，但她也不敢对这项政策表露丝毫不满，也不敢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为孙女争取到读大学的机会，所以只能安慰孙女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最后含混其词地说希望孙女第二年能上大学。还好，她终究有点“面子”，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使孙女第二年进了同济大学（不是重点、一流大学）。

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毛的“政治挂帅” 下的“不宜录取”政策的冷酷无情，连孙中山这样一个中共自己也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人物的嫡亲孙女都被列入“不宜录取”的黑名单之中，可见其政策之“黑”，之酷。虽然当局最终给了宋庆龄一点面子，网开一面，但全国有几个孙中山和宋庆龄呢！

第二个是作者袁剑平说到他的一个河南同乡、又是同龄人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崔琦是河南宝丰县人，1939年出生。崔琦原本在宝丰家乡读书，他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后来父母送他去了香港读中学，然后去美国深造。可以想象，如果崔琦留在河南读书，就凭他有三个姐姐在香港这一条，必被打入“不予录取”的黑名单之列，因为当时当局特别忌恨有香港的“社会关系”，何况还是同胞关系。留在国内，崔琦连上大学也没有资格，更不说去美国留学了，当然也就不可能与诺贝尔奖有缘。崔琦的故事又使我们想起，还有好几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可见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但这些获奖者都不是在中国大陆产生的，如果在大陆，他们不但成不了诺贝尔奖得主，恐怕连上大学的资格也被剥夺，因为这些人都出身于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

毛在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正值国家开始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的时刻。然而，在培养、造就人才与建立自己的极权专制野蛮统治之间，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是所谓“政治挂帅”的本质所在。

附二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

下面是一个更加典型的事例，是对毛这一野蛮政策的血淚控诉，虽然主人公还算不上是这一政策最悲惨的受害者，但其遭遇已经觸目惊心了。鉴于故事比较离奇，现将原文照录如下（原文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四期，作者张玉钟，）。

为求学假“烈士遗孤”，爱读书成“政治骗子”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经历两千多年，到了蔡忠平身上却成了“唯成分论”，使他处处求学碰壁，一生21年的劳改厄运便由此而起。

蔡家住在莆田仙游交界处“东沙朱寨”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加上是有钱人家，1949年以后，大伯被镇压了，父亲母亲都成了“四类管教分子”，还有个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

人生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罪恶的烙印从小就打在蔡忠平的脸上。上小学一二年级就被同学们奚落为“地主仔”，放学路上常被他们用沙子、石子追打着，吓得他不敢上学，哭着闹着要到外地亲戚家里去念书。上初中他到了上海二伯家，考取上海培光中学。但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谁家多了外来的一双筷子都难以承受，无奈他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上海回到莆田，转学到笏石的莆田第十中学，校方因他成绩好而忽视了他的家庭出身，竟准予他插班入学，还当上校学生会学习委员。但那时“阶级斗争”口号越唱越响，学校发现他原来是剥削阶级子女，便劝他退学。他又转到了灵川何寨的第十八中，这里离他家更近，只念两个月书，他家“老底”便暴露无遗，他家的发迹史还成了学校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他又一次被退学回家。

在莆田再也无处念书了，他想起惠安南埔大前村有个“贫农”成分的亲戚，便瞒着家人，拿着上海培光中学的成绩单，假冒是“贫农”亲戚的子弟，找到惠安第二中学，学校看他成绩好就然让他插班学习。好不容易等到中考（初中考高中）的前一天，他假冒“贫农”成分却被政审发现，被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

念高中的路断了。可怜的蔡忠平，当时才16岁，年幼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怎么办？小小年纪选择了抗争之路，他决定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申诉信，而且从此走上了抗争的不归路，一次又一次申诉，一次又一次遭难，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但他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倔强。

他向国家教育部长述说自己因成分不好而屡遭退学厄运，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要求让他重新迈进学校大门。教育部给他回信，说转福建教育厅处理，却杳无音信。他决定赴京申诉。他不敢把决定告诉父母，哪来的盘缠？只好开动脑筋，花小钱买了从福州到莪洋的火车票，而后来为了躲避查票，偷偷躲进厕所，一直到了上海终于被发现，但一个小孩子，又撒了些可笑的谎言，查票的为他稚气所感动，终未深究而放他出站。他找到在上海师大念书的堂兄，讨了钱买了火车票到京城，找到教育部。他送给接访的人一份长达10页的申述信，还给他看了自己的成绩单和一本中学生作文选，其中有他的作文。接访的人看了他的申诉信，深为这个小孩子只身赴京的勇气和那流利的文字、工整的笔迹所打动，问信是不是他自己所写？得到他肯定答复后，随即给福建省教育厅写信，还帮他买了一张回福州的火车票。但他回到福州，在省教育厅踯躅良久想起上次石沉大海，心冷了半截，终鼓不起勇气进去，转念决定到南平，找到在水泥厂工作的姐姐，先混个临时工糊口。那时还有市长接待日，他壮着胆，拿着上海的户口迁移证上访市长，一位姓黄的副市长听了他的经历颇为同情，通过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到峽阳林场当职工，他人生第一次有了落脚点，这在当年也算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蔡忠平从此“安分守己”，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大灾大难，但偏偏他求学欲望越来越旺，他总想自己才16岁，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怎能白白流失？况且他选择到南平的初衷之一，是想南平离莆田有500里远，人生地不熟，总该可以摆脱家庭成分的紧箍咒。

他在峽阳林场一边做工，一边到处找书看，还自学数理化课程。恰好他看到黄国璋写的一本回忆录，黄是莆田的一个老革命，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读着这位老乡前辈的书特别亲切。读着读着，他被书中写的一位与他同姓同庚的烈士遗孤所吸引，在强烈的求学欲望驱使下，他萌生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假冒烈士遗孤，报名参加南平地区中考。这一考，考出个“状元”，南平地区最高分，南平一中看中了他，可他并没填这个志愿，不是他不想，而是小小年纪在政治环境的重压下，不得不比同龄人更多长心眼，他知道南平一中有个管档案的偏偏是他老家人，小时候这个人还抱过他，万一被揭发了那还了得，所以他只敢报中专，福建水电学校、福建轻工学校同时录取他，但南平一中张子谦书记非常爱才，这样一个“状元”不录取岂不可惜？他电话直接打到林场，告诉他一中录取了他。这一喜讯传来，他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但受读书兴趣的鼓舞，他顾不了这么多，冒再大的风险也甘愿，义无反顾的到南平一中报到。他没辜负学校的期望，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整天如饥似渴泡在书堆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5年底，高中还没毕业，就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中。这是个平常学生望尘莫及的学院，很多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后代都在这所学院就读。蔡忠平成绩好又是“烈士遗孤”，学校就把他保送到这所学校。

1966年2月，蔡忠平从南方到了遥远的北方，跨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那年他18岁，整个脑子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他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假冒对吗？他心头也难免掠过一丝丝不安，但他总是自我安慰，是社会不给我读书机会，我才想出这种点子，我不就是为了读书吗？他觉得问心无愧。当他第一天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仰望着宏伟的校门，心中默默立下宏愿，我一定要挣一口气，把书本当馒头啃，拿到最优异的成绩，将来当个优秀的军事科技人员，以此回报社会、回报父母。

然而，他的好梦不长，刚到大学校园度过最平静的学习生活几个月，1966年9月的一天，学院教务处领导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假冒烈士遗孤问题，并通知他被取消入学资格。他也只能乖乖卷起铺盖回莆田老家，而他这时还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很快将接踵而至。

对此，蔡忠平一直不服气。纵然假冒成分千错万错，但他只是争取读书权利，万般无奈之下才走这条路，而且也是靠真才实学保送的。他说什么也要据理力争，他提笔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工委写信申诉，要求给他继续读书或安排工作的机会。他们把信转给国务院安置办，国务院安置办回信告知他找晋江专署（当时莆田县隶属晋江专署）办理。他拿着国务院安置办的信，到泉州找到专署，公安处一部车直接把他送到莆田县公安局，一到就被县公安局戴上手铐，送到雷山看守所。没过几天，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宣布法院判决：蔡忠平“出身反动剥削家庭，妄图钻进国家科学尖端部门”，是个“政治骗子”，判处5年有期徒刑。

五年刑满仍关押不放，越狱逃亡成了“台湾特务”

    1970年2月，他们整体被转移到蒲城永平劳改场。劳改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饥饿的压迫有时会派生出难以想象的智慧。1970年12月26日那一天，因这时他离刑满只有一年，已属于“轻犯”，监管干部就叫他当组长，带15个犯人上山砍杉木。这是重体力活，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炊事员“请示”组长，晚饭如何煮？按定量，一人一顿只有三两米。蔡忠平难得行使一次“权力”，眼睛转了转“命令”道：每人煮一斤。炊事员惊奇地睁大双眼：一顿吃掉一天，干部追问起来，怎么办？蔡忠平说：你就说是我定的，责任我负！果然，管教干部知道后火冒三丈，把蔡忠平叫来厉声训斥“你又犯罪”，问他为什么饭煮这么多？蔡忠平镇静地大声回答“报告干部，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大家提议庆祝”。“什么······”管教干部气得发抖，却说不出话来。事情得以暂时平息，这一餐吃得底朝天，每个人都从心底暗暗感激这个蔡“小弟”。五年刑满，蔡忠平心想可以重见天日了，他天天盼望通知，可是一天又一天，越盼消息越渺茫。后来他知道，自己“表现不好，滞留监管”。他想，这是什么“王法”？照此要熬到何年何月？心里越想越不服，终于作出了一个令他自己也吃惊的决定：越狱偷跑。

    1972年8月4日，他在外出劳动中寻到一个机会，脱队跑到山上的树林里躲藏，晚上10时他悄悄摸到平时有交往的一户山民家中，他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知道他同情他的遭遇，他是不会告发的，在他家住了两天，弄到一张地图，作了逃亡路上一些准备，还选定一条路线，从蒲城穿越一片原始深林，到武夷山，再到建阳，再想办法逃回莆田老家，他太想念家中老父老母，他幸运地回到莆田，偷偷摸摸潜回家，父母亲分别几年，自然是一场啼哭，但他在家中不敢久留。他化了名，靠着朋友帮助，先后到纱县青州造纸厂、安华金山林场做工，甚至还在漳州机场当上油库工程的小包工头。但这隐姓埋名的日子也不是个头，他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出国。他想到非法越境，不行！和他一起关押的就有越境的犯人，到时本来自己无罪反而真成了罪犯。这时，朋友给他介绍一桩招亲婚姻，是晋江金井的一个菲律宾侨属，他想这样一举两得，自己二十五六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而且还有可能出国，彻底摆脱自己“魔鬼”身份，实现求学愿望，再图事业发展。

    他在朋友的引领下，到了那位菲律宾侨属家，与女方见面，双方颇感满意。这一天晚上，他住在金井华侨宾馆，但世上的事真是太巧了，第二天早饭时他遇上一个仿佛面熟的人，住在他斜对面房间，他觉得可能是老家姓蔡的同宗，还是同学加上一点小亲属，他是晋江公安处侦察员，如他认出自己，那还得了。对方不愧是公安侦察员，他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蔡忠平，见到蔡忠平急匆匆走出宾馆，他随即拔出手枪向天射击，“乒、乒”两声枪响，并随着“抓特务、抓特务”的高喊声，这个寂静的小镇顿时乱成一团。蔡忠平却机灵的闪到金井中学的厕所里，躲了许久见没动静，就找到中山街一个劳改同伴家中，同伴的妈妈告诉他，刚才政府已来人通知，有一个莆田人特务，如看到要马上汇报。老妈妈拿了50元钱给他（当年住金井宾馆一夜才八角钱），叫他赶快离开。他知道，整个“抓特务”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动，他已成瓮中之鳖，很难脱身，但他还想“挣扎”。

他想汽车站肯定被控制了，他在偏僻处雇辆自行车，特意绕小路坐到安海、过五里桥到了南安水头，在一个劳改同伴的亲戚家住了一夜。他庆幸自己来时在晋江交际处（即现在的宾馆）巧妙地偷了一张晋江专区地图。他选定了一条往北逃到仙游山区的路线，从水头到南安县城，再经梅山、洪濑，从山路翻到仙游，兴许还可以脱身。可是这个时候，全晋江都也撒下天罗地网，公安部门已经认定他是经台湾训练过两年的特务（刑满后多关押一年被算在内），正在到处追捕。

这一天，是1973年7月13日，一辆吉普车终于堵住了他的去路，吉普车上的人大叫：“蔡忠平，你跑不掉了！”他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蔡忠平，你逃到台湾两年了，把你当特务的事实如实交代。”提审人员一开口就这样发问。

蔡忠平惊出一身冷汗，真把他当“台湾特务”，就可能不加审判把他枪毙，那真会冤透了。他赶快毫不含糊地申辩：“我承认我是逃跑的劳改犯，但确实不是台湾特务，也没有去过台湾。”

于是他把五年刑满仍被关押，而后决定越狱偷跑的经过如实交代。提审的人员开始根本不相信，说他在编造故事，要他把偷跑以来的一天一天都交代清楚。蔡忠平就把如何隐姓埋名，在几个地方打工一一叙说，有提审人员进进出出，这是打电话核对他交代的情况。审到半夜，提审人员终于相信蔡忠平交代的真实性，弄得啼笑皆非，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大骂道：“原来只是个劳改逃跑犯，还以为抓了个台湾特务，弄得全中国都动起来。”

判无期徒刑遣送新疆，申诉加读书坚持不懈

只过两天，蔡忠平就从晋江公安处看守所押送到龙岩青草盂劳改场，原来关押他的蒲城永兴劳改场已撤销并入这里。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奇就奇在真假也会转变，蔡忠平在晋江被当成“台湾特务”追捕，但那是假的，他不是特务，更没去过台湾。后来的演变却有点戏剧性。他被关押这里，谁也没判他加刑，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却刑满不放，到了1975年6月，宣布他留队就业，但那时留队就业与劳改犯人待遇几乎无别。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案开始”，蔡忠平内心本能地更加痛苦不堪。尽管他自“文革”开始就成“政治犯”，一天到晚关押高墙之内，而他却也名副其实关心政治，“文革”中的监狱书报奇缺，他对垃圾堆里的片纸只字、烂鱼臭虾的包装纸也不放过。早在年初邓小平受到诬陷时，他就在场里说：“只有邓小平中国才有希望”；“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发生，他就说“悼念周总理好的很”。监狱里马上召开全监大会批斗他，说是“邓小平在台上叫，蔡忠平在台下跳”，给他戴上“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帽子而再次蒙受打击。这时，他确实萌生了想办法去台湾的念头。他想第一步到台湾寻找堂叔蔡荣郊，取得栖身的条件，第二步寻求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实在太想读书了，一生的罪名皆由此而起，如一辈子上不了学，那真会死不瞑目。

劳改同伴中几个人一起议论如何逃离大陆，去台湾投亲、求学、谋生。他们商议去台的蛛丝马迹很快被狱方发现，公安部门就指派一个也受过刑事处分而想立功表现的人作“探子”，假装要与他们共同策划去台湾而取得他们信任，蔡忠平把自己去台湾想法向他和盘托出。此人因受“组织”保护，说话毫无顾忌，一会儿怂恿他们组织反革命暴动，一会儿又鼓励他们写反革命纲领，均遭到蔡的痛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并表示自己目的只是想去台投亲求学，绝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此人却已把蔡的想法添油加醋密报上去。1976年4月22日，蔡忠平在劳动时被龙岩县公安局拘留。1976年9月15日，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为了稳定治安，当地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大会，枪毙一批罪犯，蔡忠平被拉去“陪斩”，去之前他把身上没用完的饭票都分给同伴，心想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大会上只是宣布逮捕他。而后再久押不决三年，直到1979年4月24日，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出示证据、没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永春县人民法院宣布他是“反革命投敌集团主犯”，判决他无期徒刑。而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977年的。到了1983年11月，他因不服而屡屡抗争，被当成从重从严打击对象，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2团劳改。

就在蔡忠平被宣布判无期徒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上诉状，而后又提出6份补充上诉材料。他绝不服判决，他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构不成“反革命投敌”罪。但是9个月过去仍杳无音讯，既无驳回也不答复。他提笔给邓小平写信，反映自己蒙受冤屈，他把信给监管人员看，龙岩地区公安处动员他信不要寄出去，并马上派人到晋江地区中级法院催办，这一天是1980年2月5日，只隔4天，晋江中院根本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就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结论。此后一个多月即3月14日，他被转押到福建省第二监狱服刑。

从此，他开始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不断地写、不断地寄，他先后寄出的申诉信近1000封，他几乎把监狱里的每个月补贴费全用于买邮票。尽管十有八九石沉大海，但他百折不挠、从不灰心。

除了坚持不懈申诉自己无罪外，蔡忠平还对求学一直念念不忘。他这一生苦难皆由求学而惹祸，但他从不后悔，漫长而苦难的劳改生活一点也没泯灭他心头求知的欲望。他利用一切途径，在监狱里自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各种课程只要能找到书本的他都学。他还报名参加人民日报社新闻函授学习，参加《民主与法制》举办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取得了合格证书。他写的申述信，文笔流畅、语言华丽、旁征博引、富含哲理，正如后来为他的命运奔走呼救的新华社记者兰学毅说的，读他的申述信就像读一篇优美的散文，亲切感人、打动人心，没有见面就大体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同流“胡杨泪”感动记者，新华社内参惊动中央

1983年11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主人公钱宗仁的坎坷命运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而在新疆建设兵团劳改的蔡忠平更是激动万分。他迫不及待提起笔，给这位主人公写信，讲述自己蒙受的冤屈。信寄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数学系，钱宗仁看后更是激动万分，一种强烈的同病相怜的责任感，驱使他也迫不及待回信给蔡忠平，向他介绍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这位名叫兰学毅的新华社记者，看到钱宗仁转来的蔡忠平的万言申述信，不禁拍案而起。他马不停蹄的从乌鲁木齐，赶路近千公里，来到何静县蔡忠平所在的劳改场。他一身沙尘包裹，却顾不上擦洗，就和蔡忠平谈起来，一连三天三夜。采访完毕这个“反革命”犯后，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赶回乌鲁木齐，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内参：《一个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的申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篇内参后立即作了批示，胡启立、陈丕显、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也都相继做出批示。蔡忠平一案经一年多复查，终于水落石出，重见天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蔡忠平获得平反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给落实政策，第一份工作安排到劳改一支队教育科工作，一年后又调到兵团城建处工作。但他这时最想的还是读书，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苦难皆由读书而起，现在终于有机会，如读不成书才是终身遗憾。

从此，蔡忠平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用，一下子报名参加两个专业的学习，出狱后的短短几年内，他同时取得了两张大专文凭。而他做到了读书工作两不误，本职工作非常出色。喜事一件连一件。1991年11月，组织上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新党员。同一年，他评上了经济师（中级职称）。他被调到了《新疆经济报》，欢欢喜喜当上记者，还被评为部主任。1993年，他调回福建老家，任《福建科技报》副总编，2006年被评为高级记者。

读完了蔡忠平的故事，笔者还想提醒读者一句：蔡忠平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他刚好赶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开明的岁月，碰上了一位中共最开明的总书记，因此一位记者写的内参就平反了他半世冤狱。可是这样的好事以后再也没有了。蔡的故事之所以受到宣传，还因为他后来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所以蔡的案子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被毛的“不宜彔取” 政策所扼杀的千千万万的“蔡忠平”， 绝大多数己冤沉海底，有的已在各式政治运动中喪生。这才是毛时代的最大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