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九章

季鹏

  无毒不丈夫：毛在江西苏区制造的大打AB团

惊天血案

毛共的有关历史和教科书中，对毛在江西和闽西的“革命活动”，除“五次反围剿” 和曾成立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叙述。少数较为专业的偶尔提到“富田事变”，也只作为“路线斗争”和“反革命事件”一笔带过。人们从未听过毛在三十年代就搞过整人的运动，更不知道他早就有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

正如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一个人的观察必须将他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而不能只限于一时一事，否则就是片面的、不真实的。我们对毛和毛主义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以这种方法去观察、分析毛，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又不断发展成熟的毛。我们发现毛的性格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永不停息的“斗争精神”， 不管是与敌人斗，与内部自己人斗，都永不停步，永不满足；二是他发动的每个“运动”，都是为了打击或报复他的政敌或假想敌，目标很具体，就是整人，打击敌人、排除异己。现在己看得清楚，凡被毛的各类运动整治、廹害、屠杀的人，不管是中共内部的，或外部的“阶级敌人”，绝大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冤案、假案，加给的罪名，也都是揑造、虚构、夸张，都是“欲加之罪”。 毛可谓古今中外罕有的整人、害人 “专家”。

毛早期这方面最大、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借肃反之名“打AB团”。这段历史公案，在毛精心掩饰、封锁、隐瞒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抖落尘埃，基本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

一、前期打AB团：俄式共产党残忍嗜血的本质表现

在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江西苏区那场以“肃反”为名义的 “打AB团”运动之前，不能不先弄清它的原由和性质。从总的说，这是一场以肃反之名的内部大清洗、大屠杀，但从从实际情况上看，它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两个阶段：在1930年10月毛未直接介入之前，它是中共在肃反问题上的极左歇斯底大发作，是俄式共产党野蛮本质的自我表现；毛介入后，则是毛借肃AB团之名，行打击报复、消灭党内政敌之实的一次残忍、卑鄙的大屠杀。

有的作者按照中共宣传的论调，认为三十年代初期在江西和所有苏区根据地实施的那场血腥的“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这最多只是说出了它的时代背景，王明确实很左，但他其实只是苏共、即共产国际的傀儡和传声筒，中共肃反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在王明上台之前的1930年初这场运动就已经搞起来了，那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王明上台后负责处理打AB団引发的“富田事变” 的也是周恩来。当然，中央苏区这场“血光之灾”的真正制造者是毛泽东。但参与这场屠杀的绝不只是毛泽东。整个过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

关于“AB团”名称的由来，一般的说法是：它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一个反共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英文（Anti—Bolshevik）的缩写。它于1926年底在南昌成立。1927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市的党组织曾对AB团采取行动，摧毁了由AB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杀害）了AB团骨干分子30余人，自此，这个组织便销声匿迹了，它总共只存在了三个多月。

还有一种说法，1950年左右，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接到国民党吉安第七师范校长李松峰的一封信，信上说：“你们在苏区时杀AB团简直是发了疯，段锡朋、周菊生都是国民党新派，A是代表我们新派的核心组织，B是代表我们的外围组织，你们牵强附会地将两个字母联在一起，搞出个所谓AB团……”

不管哪种说法是真，当年中共在江西发动的肃反性质的“打AB团”运动中的“AB团”都纯属子虚乌有之物。在毛泽东亲自介入、领导打AB团之后，则更是一出龌龊、卑鄙的党内派系报复、清洗的大屠杀。

最初开展的打AB团运动是由毛的亲信刘士奇发动和领导的。

据相关资料，江西这场打AB团运动，最初是由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1929年11月的肃反指示开展的，而中共中央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的。共产国际要求打击的对象主要是“第二国际路线”、社会民主党、“托派”等。中共也照本宣科，规定肃反中要抓捕“社民党”、“ 改组派”、“ 取消派”，AB团大概是江西的“特产”。其时，正是中苏发生中东路战爭的时候，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发动了疯狂的“武装保卫苏联” 运动，执行这种卖国指示当然要排除各种阻力，镇压党内不同见。但是直到1930年初，这个肃反运动似乎还未见有大的起色。

真正为它找到突破口、并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士奇。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毛在与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共产党人汇合后，在吞并、改造以李为首的赣西南苏区共产党方面遭遇了一些阻力和抵抗。这惹恼了毛，毛当时就动了杀机，决心以武力镇压扫除障碍。

在陂头会议上，毛给对方扣上“富农路饯” 和“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上这些帽子的依据主要是毛与李文林等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毛则据此诋毁李文林等执行“富农路线”。 所谓富农路线是指共产党在搞“土地革命”时，对富农只是沒收其多于“平均” 的土地，没有像地主那样扫地出门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毛所谓的反富农路线，就是要像对待地主那样对待富农。

     在赣西南，李文林是主流派，得到大多数本地干部和民众的拥护。毛决定以他的亲信取代当地共产党人，全面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先是叫他的小弟毛泽覃充当赣西南特委书记，后看到毛泽覃不能服众，便调红四军中他的亲信、湖南老乡刘士奇取而代之。刘士奇与毛性格相似，有很強的权力欲，作风凶狠、专断残暴。为了装门面，毛又调去江西本地干部、他的亲信曾山、陈正人等去辅佐刘士奇。最初毛也许只是想夺取李文林一派的实权，但发现李文林一派不肯轻易就范，就决定以武力解决。此时正值中共中央指示开展内部肃反运动。毛、刘便决定以肃反之名，以高压、恐怖手段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在陂头会议之后，毛以红四军总前委的名义发布“第一号通告”，号召开展“肃清混入各级指导机关的地主富农的斗争”，“ 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 矛头直原赣西南共产党人。

现在已不清楚是谁首先发眀、“发现”了“AB团”。但据说，当时赣西南出现了 “AB团”要报复、要杀共产党的传言（可以肯定，制造和散布这种谣言的正是刘士奇的情报机或宣传部门）。于是刘士奇顺势掀起了这场恐怖运动。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阶彶敌人地主、富农分子，再将各级领导机关的李派人员打成“AB団”和“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 开始了大规模清洗、杀戮。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要求：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 肃淸红旗下的奸细”。开展全民大清查，盘查所有路人、生人，沒有“路条” 者一律抓捕。大纲还说，工农只有阶级情，没有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已家里的不管是亲戚朋友，或者发现别家有可疑之人，都要向苏维埃政府举报，立即抓捕。在实际执行中，被当作“地主富农”、“AB团”抓捕处决的，主要是对刘士奇新政权的政策不满的人，和被怀疑对共产党不忠的人。不到一个月，数千人死于其屠刀之下。

     受到残酷打压的原江西本地共产党人，对刘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筹划反抗。恰巧八月初，毛率军去攻打长沙，离开了江西，刘士奇失去了毛的军亊保护。江西本土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李文林带领下，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二全会），通过选举把刘士奇赶下了台。不过他们仍然很守纪律，没有杀刘，只是让他滚回上海，并要求上海的党中央把刘开除出党。

重新夺回权力的李文林这时又有了一个新职务，按照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要求，江西苏区成立了将党、团、工会三合一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行委），李文林任书记。李掌权后，仍然继续“打AB团” 运动，因为打AB团属于中共中央布置的肃反工作内容，而且，李文林搞肃反、“打AB团”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刘士奇。这是因为，凡是共产党干部都害怕犯“右倾”错误，因为“左”只是工作方式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属敌我矛盾。所以任何时候都“宁左勿右”，“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肃反这类敏感问题上更是如此。何况此时李文林知道，他们夺了刘士奇的权，毛泽东回来了会报复的，而报复的最常用方法就是指责对方犯了“右倾”错误等等。所以他必须比刘更左，这样才能不会让毛抓到把柄。

同时，按照宁左勿右的思维，不排除李文林可能相信AB团真的存在。所以他打AB团是认真的，下狠手的。这是共产党干部对敌斗争的共性：“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后来这成为打AB团的口号），这也是共产党的本质的体现。作为俄式共产党，它不能没有敌人，它的本能就是搞阶斗争，斗争越血腥越残忍越能说明自已革命意志坚决，越能得到上级的赏识。

这时，打AB团的重心已由基层转入上层领导机关。第一个被揪出的是共青团赣西南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选中他的理由是此人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朱被选中作为“突破口”，立即被抓捕审讯，在“软硬兼施”、 实际上是严刑拷打之下何求不得！据说朱交待出“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特区政府都有AB团”，并且将其“各县区组织通通报供出来了。”于是，大规模、按图索骥追剿AB团的战斗打响了，特委和所属各级机关、团体顿时成了审讯、杀戮AB团的刑场。

9月24日特区党委发布了《紧急通知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粛请AB团》的文告，内中充满了恐怖血腥气味。例如它指出：“AB团狡滑奸诈強硬，非用最残酷的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通告中还教人们如何刑讯逼供，对已经拘捕的AB团要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动手打杀，等等。

在这种野蛮、恐怖的威逼之下，赣西南特区机关团体的反AB团斗争取得辉煌成绩，到10月份，共计打出一千多AB团，几乎全部被枪毙；赣西南政府工作人员被捕杀了四分之一。

也许杀人太多太草率，此时李文林对捕杀的AB团的真实性开始怀疑，由此他主动给运动降温。可是杀戒既开再也停不下来了。

二、毛介入引发“富田事变”

这时有一个人介入了，那就是毛泽东。毛的介入，很快将这场残忍的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更加恐怖、血腥的阶段。

在李文林们大打AB团时，二打长沙失败的毛回到了江西，当他得知李文林们将他的爱将刘士奇赶走了之后，禁不住怒火中烧。但他暂时没有行动，他需要观察，思考对策。如火如荼的打AB团运动给了毛以启迪，他拿定了主意：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打AB团运动将一切政敌和对自已不满分子一网打尽！

    10月14日，正领兵打吉安（前文中己提及，毛打下吉安县城后在个多月内屠杀了一万五千“阶级敌人”）的毛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危言耸听地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为了“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还在计划这一工作”。

这是毛在挥动屠刀之前给中央打的招呼，中共中央对一切肃反行动当然是无条件支持的。

为了使这次的行动更显得大公无私，毛决定先从自己领导的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団开刀。毛知道，在他的军中已有不少对他不满的分子，从近期说，打长沙失败，打下吉安县城又退出，就己招致一些人非议；远一点说，那些在他与朱德的斗争中站到朱德一边的人，在红四军七大上把他选下台的人，都不能便宜了他们。

11月初，毛开始行动。这时有人举报红一方面军中一个叫甘隶臣的下级军官散布对“总前委”（毛为总前委书记）不满的言论，于是立即将其逮捕。刑讯逼供之下，甘只得承认自己是AB团。毛便下令部队在宁都县一个叫黄陂的地方驻扎下来进行整军，首先在军中开展打AB团运动。

毛在这次“黄陂肃反”中使用的方法，可谓毛共后来各种运动的鼻祖，直到文革中都被沿用。这些方法大致有：1、成立各级领导运动的专门机构。全军成立肃反委员会，师团营连都成立肃反领导小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2、分配抓捕名额，下放捕人、杀人权。3、由“上级”开列重点名单，按图索骥，抓捕“大鱼”。4、发动群众，实行互相检举揭发，扩大战果。5、实行专机构办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等。

毛一声令下，打AB团便以暴风骤雨之势迅速在全军开展。从来，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凡整人、抓特务、挖反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雷历风行、令人恐惧的，任何人都不敢怀疑其正确性，更不敢非议，否则自己首先就是被开刀“祭旗”的对象。这类运动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就是宁左勿右，宁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使千百无辜者被抓挨整人头落地，却千万不要被别人指为“右倾”。 按照 “潜规则”，左倾过火，即使查明抓错、杀错人，也是好心办坏事，吸取教训就行了；而右倾，则意味着立场不稳，且有“通敌”之嫌，弄不好自己就要变成了“敌人”。

很快，毛在军中打AB团首战告捷。到1930年11月底统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红一方面军的4万人中，共打出4400多AB团，其中光AB团的“总团长”就有几十人。这些“挖”出的AB团成员绝大部分被立即处死了。据一些当年亲历其事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的沙滩上，尸横遍地，江水都染红了。

这次打AB团的恐怖，不仅中下层干部和士兵不能幸免，上层也不能心存侥悻，如陈毅其时是二十二军军长、朱毛红军的元老之一，但是，因为在其全军3000人中未完成分配的挖出500名AB团的“任务”，被指其本人也是AB团，被总前委“肃反”负责人李韶九下令逮捕，并拟定处死。后来毛泽东看在其为井冈山元老重臣的份上，才赦免了他。一次，陈毅去参加军委会议“晚点”未归，其妻萧菊英以为陈已遭害，惊恐之下便跳井自杀了。由此可见运动的恐怖程度。

再如当时在彭德怀手下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当时收到上级肃反部门开列的一份名单，要求先行按名单逮捕，而黄一看名单，觉得全是忠诚可靠的同志，便说：以自己脑袋作担保，保证那些人不是AB团。然而却遭到厉声呵斥。黄知道自己保护不了那些人，便偷偷叫那些人上山躲起来。结果那些人躲藏在山上仍然一个个被抓获，并全部处死。黄克诚也因此被冠以“同情和包庇AB团、破坏肃反运动”的罪名逮捕，并拟定枪决。就在这关键时刻，军团长彭德怀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要求“刀下留人”。 彭德怀当时是手握重兵的红军领导人，大概毛顾及彭的面子，黄得以幸免于难，但撤去了师政委的职务。

毛任命打AB团的主要负责人叫李韶九，据中共所有回忆当年情景的人都说，李是个品质恶劣、人格龌龊的小人。可正是此人成了毛的亲信和大红人。李是湖南嘉禾县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在南昌起义中被国民党俘虏，转而又回归共产党。1928年转到江西地方工作，曾与李文林不和。1930年10月，李韶九投奔到毛的麾下，由于善于拍马投毛之所好，得到毛的重用，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打AB团开始，被毛任命李为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手握全军将士的生杀大权，可谓权势逼人，炙手可热。

又据当年目击者欧阳毅描述的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面：李手执带刺的荆条，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在被剥了衣服吊起来的“犯人”身上猛抽，一鞭下去，血肉横飞，伴随着一声声惨叫，撕心裂肺，于是犯人哭喊着愿意“招供”；但只招供自己是AB团是不行的，还必须招出“同伙”，招不出，挂带着犯人血肉的刺条就又猛抽过来……直到犯人作出令李满意的招供为止。然后按图索骥去抓人，抓来了再如法炮制……   

在拿自己的军队开刀的同时，毛也向江西本地红军和赣西南特区上层下手了。“擒贼先擒王”， 李文林是毛首先要除去的对手，如前所述，李不但在土改政策方面与他有分歧，又为首赶走了他的心腹刘士奇。在军事政策和方针上李也与他唱对台戏，李支持打省会南昌，反对毛放弃南昌去打长沙，还反对毛的所谓“诱敌深入”战略。毛决定拔除这颗眼中钉。恰巧这时出现了“字条事件”， 为毛对李下手提供了直接机会。

所谓“字条”是毛的部队在1930年10月打下吉安时，据说在缴获敌方的文件中，有一张给AB团人员的“收据”，签收者便是李文林的父亲（使用真实姓名）。又据说李家是地主。有了这些“证据”，李文林便是AB团铁定无疑了。

其实，据知情者事后揭露，这是一起不太高明的裁赃诬陷案件，第一，李文林家庭和他父亲并不是地主。第二，李父根本不识字，也从未签过名。第三，其他AB团在苏区的人员都使用化名，没有使用真名从事活动的。最后，最重要的是，这件“收据”只是口传，原物不知哪儿去了，谁也拿不出这个重要的“原件”。由此可见这完全是毛或其同党搞的阴谋陷害。

然而，自我标榜重调查、重证据的毛泽东，这一次却只凭这子虚乌有的传言，立刻下令抓人，11月下旬，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捕。毛令自己的亲信曾山去接任省行委书记一职。

毛决定趁热打铁，将原江西共产党领导层一网打尽。12月3日，毛以总前委名义亲自给设在富田村的江西省行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非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去。红军中危机已得到挽救，地方危机必须迅速挽救。”接着开列了一批江西省委、省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名单，“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信中还特别提到，对尚未参加黄陂整军的江西本地武装“红二十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可见，在此前，尚未找到二十军AB团的“线索”）。 信中还杀气腾腾地下达罕见的野蛮命令：

“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12月5日，毛又写一信，令人追赶送给已出发上路的李韶九，信中进一步具体指示捕灭AB团成员的有关做法，并再开给李韶九一张名单，单子上开列着在赣西南特委二全会上把刘士奇选下台的所有人的名字，并说那次会议是“AB团取消派会议”，毛咬牙切齿地命令：“给以全部扑灭！”

信中还告知李，决定再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去富田协助他的工作。

富田是吉安、吉水、永丰几县交界处的一个大村庄，是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所在地地，“富田事变”就发生于此。

从上述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此时毛已经杀红了眼睛，完全处于一种丧心病狂的状态，而这种疯狂主要是为了报复、复仇！

对毛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李韶九，怀着对主子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带着一连兵力，怀揣最高领导毛给的“金牌”，日夜兼程，于12月7日赶到富田村。由于有恃无恐，李马不停蹄，当晚立即布置抓人、审讯。

此时，对“犯人”的刑讯办法已经比起最初只是吊打和用荆条抽又进步了。一种最常用的办法叫做“打地雷公”，就是用锋利的竹签从受刑人的手指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隙中打进去，一锤锤下去，受刑者撕心裂肺地叫喊，唯愿速死；还有用香火沾上油在肉身上慢慢烧，以及用烧红的烙铁烙身体各种部位，烙铁所到之处便升起一股肉焦味的黑烟。李及其爪牙还发明了专门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妻子的刑法，据受害幸存者的控诉是：“将女子的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用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房）”。

李韶九于12月7日在富田逮捕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谢汉昌等8人，立即进行刑讯逼供，“惨声震天，不绝于耳”， 被刑者皆“体无完膚”，“ 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凡引号内皆为幸存者回忆录中用语）。 终于被廹“供”了出大量AB团。9日，李韶九将富田的“工作” 交付曾山、古柏，自己带领一个警卫排，押解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赶往二十军驻地东固。到达东固后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商量抓人、刑讯。

事情忽然生出了变故。

二十军下辖的一百七十四团政委刘敌是湖南人，毛把他派到江西军中任团政委，本想利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但此时刘也上了AB团的黑名单。李韶九看在刘是同乡的份上，沒有立即抓捕他，想让他主动招供。李把刘敌叫来，直言告诉刘：所谓AB团的问题，全是政治问题，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和人。这使刘敌认识到“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共产党干部”。

 在这生死关头，正义感驱使刘敌反叛他原来的主子毛泽东，他决定发动兵变。

12日早歺后，刘找到军部直属独立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开会商量兵变事宜。会后，刘立即带领独立营包围了军部，抓捕了李韶九和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和所有被捕人员，然后奔赴富田，试图抓捕曾山等人，解救被捕者。刘敌等赶到富田，释放了尚存的70余名被关押人员（另有40余人已遭处决）。但曾山、古柏、陈正人、曾炳春等皆已趁乱逃脱，李韶九亦在乱中脱走。

兵变后，谢汉昌，刘敌等带领二十军去到赣江以西的苏区各县继续其“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的永阳宣布成立新的“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同时作出了四条决定：

第一，派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疑为二百两，带到上海的只有几十两），赴上海党中央汇报事情真相，寻求中央公正裁决。

第二，通緝曾山、古柏、陈正人、李韶九。

第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之下的西路行委书记王怀的支持。

第四，公开打出反毛的旗号，并争取朱徳、彭徳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

真正对事件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是拥有一万多军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此时朱德已在黄陂毛的军中，为毛所控制。彭便成了关键人物。

兵变方公开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提到要古柏通过刑讯逼供把朱、彭、黄咬定为AB团首要分子，并立即抓起来。信像是毛的笔跡。

但彭德怀见到此信后，认为是伪造，是兵变方的离间计。因为信后落款日期用阿拉伯字书写，而毛习惯用中文。于是彭认定是兵变方“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恶毒阴谋”。并发表宣言，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 红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表示对毛的支持，彭把部队带到离黄陂只有十五里的小布村，并请毛来给部队作报告。彭的表态，巩固了已经被动揺了的毛的地位，给了政变方致命的打击。

毛也开展反击，他亲自撰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信中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故意不提他严刑逼供致人惨死和伤残的血淋淋事实，却倒打一耙，称对方经不起一点“冤屈”的“考验”。 这付嘴脸是多么残忍、可怖，又多么令人噁心！按照毛的强盗逻辑他可以肆意捕人、虐人、杀人，被虐被杀者却不得有怨言，要老老实实到阎王那里去等待有一天毛为他们洗冤。

然而老天确实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对毛这个残人、杀人魔王从不让他受点这种“冤屈”，这个一辈子整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从来没受到惩罚，从没有遭受过皮肉之苦。所以此后更加肆无忌惮，终其一生以整人、杀人为“其乐无穷”。

关于在毛一手导演的富田事变中毛的爪牙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历史记载下了它的一鳞半爪。

据段良弼（原赣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富田事变后被反叛者选为省行委代理书记）当时写给中共中央的的报告中描述的恐怖情状是：

“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阴霾密布，腥风血雨，到处充塞着种强烈的‘赤色恐怖’！在这恐怖的日日夜夜，富田的老百姓惊恐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唬得关起门窗，不敢外出。仿佛躲避一场瘟疫。他们窃窃私语：了不得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伴随老百姓窃窃私语的是寒风中光秃秃的树顶“哇哇”啼叫的乌鸦。”

富田兵变发动者刘敌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他为什么要挥戈反叛：一次，他去李韶九的屋里，看见李“酒肉火腿摆满桌上，大吃大喝”，李的脚边则是在正受刑的同志在凄惨的呻吟。李还在“非常起劲高兴地讲怎么刑讯”，一群走狗围着李吹捧他、恭维他。

原福安县委书记汪安国回忆被抓后李韶九亲自审讯他的情形：

“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用烧红的烙铁在我身上烙呀，烫呀，我怎么受得了！我观情形，供认是死，不供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处死，不如供认得早死痛快。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汪安国：《略谈富田事变经过》）。

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份报告，比较具体地谈到当时打AB团的情况：

“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讯。在省保卫处，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的口供。如果此法行不通，即开始用硬方法。也有先硬后软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硬方法，通常（将人）捆着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用洋钉将手钉在桌子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各县的刑法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县）、打地雷公、坐轿子、 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哈蟆喝水、猴子索线、（还有）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每一犯人，至少用刑一次。在胜利县，常将犯人吊起，（从）第一天晚上七时，吊至第二天早晨。在万泰县，不管人招与不招，每审必用刑……捉着一个AB团，一定要（他）将县委、共青团、县苏维埃、县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的AB团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继续刑追。”

“……处决犯人，仅有少部分在群众大会上处决，其余都是借口群众怕死佬，于夜间处决。处决犯人之后少有宣布罪状的。间有残酷的办法，剖腹剜心（各县都有此现象）……造成群众恐怖”。

“对消极怠工分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家中有困难不愿出席苏全会……等都认为是AB团而被扣押。因之造成动辄得咎的形势，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因为一到新的工作地，一有错误，即有被指为AB团的可能。两个人谈话，都可能被疑为AB团……甚至公开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

“一切机关、革命团体都自由拘留、审讯、处决反革命分子，来表示自己忠于革命。……更有借肃反权力而实行假公济私的，如于都北区有一个村的肃反委员，与一个苦力争野老婆，将苦力捉来说他是AB团，严刑拷打，并用香火将（其）肚子烧烂了一块”。

不要忘记，这是共产党人在对付他们的“自己人”，对付他们昔日的“同志”，至对付敌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那些酷刑后来都在土改、肃反、大跃进、文革中继并承发扬光大了。

富田事变中兵变－方暂时依靠自己掌握的红二十军与毛的总前委对立着、僵持着。

三、中共中央对打AB团和富田事变的处理，结局和旁及

12月15日晚，事变领导人在红二十军驻地吉安永阳召开扩大会议，选举段弼良为中共江西省行委代理书记。丛允中在会上报告了李韶九在富田大肆捕人、杀人、残酷刑讯逼供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认为这是毛泽东借打AB团之名企图将江西省的中共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自己好做“党皇帝”；直接原因则是赣西南二次党代会上开除了刘士奇的党籍，驱逐了刘，而刘是毛的走狗，所以毛痛心疾首，进行疯狂的报复。

会上作出决议：“建议总前委集中兵力马上出击敌人，二十军猛攻吉安；建议中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停止总前委书记职权，撤职查办；建议总前委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撤职查办；曾山、陈正人、刘铁超应有处置；派丛允中、段弼良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二佰两金子到中央，二万元给红校。”

丛允中在会上对毛打AB团的动机、目的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会议作出的决定却相当糊涂，且互相矛盾，在那些文字上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无条件相信“党中央”。甚至寄希望于总前委出面主持公道（“建议总前委”云云）。这就使人费解：“总前委”不就是毛泽东吗，要毛出来自己惩办自己，岂不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这些“忠诚” 的共产党人真可谓至死不悟了！但也可以看出，兵变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身上，可惜，后来的问题就是出在上海那个“党中央” 身上。

1930年7月斯大林发出关于中共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立红军和武装斗争的指示，内部“肃反”暂停。 同时，中共中央鉴于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不明，领导不力，决定加強对江西苏区根据地的领导。10月，由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中央统管江西苏区的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加一个地方同志组成，周恩来为书记。10月29日，周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红一、红三军团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发出指示信，告知中央局的组成并申明苏区党政军各项工作由中央局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撤銷原总前委。在周恩来未达苏区前，由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这等于授权项英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

11月下旬，项英启程，年底抵达赣南苏区。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村宣布成立。

项英在赴江西途中，得知不久前发生的富田事变的－些情况。此前，项英对AB团的一些印象，主要源于周恩来的介绍，而周认定AB团是反革命组织。项英是中共少有出身于工人的领导人，为人比较坦诚，性格也较温和。他把处理富田事变当作中央局的首要工作。中央局成立的次日，他即主持会议作出了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此时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项英处于两难和枺棱两可的境地，一方面他要维持AB团是反革命组织的中央立场，维护毛和总前委的威信，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釆取的斗争方针”， 重申事变一方是“分裂革命势力” 的“反党行为”； 另一面因为项英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发现事实与毛和中央的认定有出入，特别是对毛的乱抓乱杀、挟私报复、大开杀戒不满，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 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因而作出责令双方停止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的决定。

但随着对事件真相的进－步了解，项英逐步改变了原的看法和做法，在2月19日发布的中央局十一号通告中，实际上推翻了原来认定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定性，并指出把赣西南特区的” 二全会” 说成是“AB团改组派会议”是错误的，总前委在处理富田事变上存在“非群众路线”，“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等错误。项英准备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派原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去河西做事变方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参加会议，许诺“问题将得到一个最后解决”。 而事变方的领导人也认为项英是支持他们的，在得到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他们准备回到总部，接受和平解决，并“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

项英态度的转变引起毛的极大不满和仇恨，暗中决定对项实施报复。

就在眼看事件可以和平解决的情况下，事情陡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是上海的党中央变脸了！

这时中共中央上层经过激烈斗争，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米夫的干预下，得到了统一，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眀被米夫扶上了中共一把手的宝座。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王明和周恩来手中。王明以左倾闻名，周当然也不落后，权力稳定之后，处理富田事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似乎忘了此前己経把处理AB团的权力交给项英了。

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的研究处理富田事变的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一致认定AB团是反革命组织，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

3月4日中共中央组成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江西处理富田事件。在这个三人团尚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3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认定 “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举动”，“ 总前委领导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调查之前，中央己经作出了对事件定性的决定。

任等三人4月中旬才到达赣南苏区。17日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等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实际上是周恩来）制定的关于处理富田事变的政策路线，认定富田事件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乱，并指责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局“解决富田事件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5月，三人团宣布恢复已被撤消了的总前委，恢复毛的总前委书记职务，推翻了半年前中央自己的决定，实际上出卖了项英，也出卖了发动富田事变的一方的干部将士。打AB团和处理富田事件重新回到毛的路线上来，并实际上由毛主导。

毛泽东立即再次掀起了打AB团的高潮。其中最恶毒的－招是，试图把项英弄成AB团。毛通过刑讯诱供，让受刑人供出项英是AB团头目。后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被捕的人口供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也记述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 从此毛项互为仇雠。

毛重新掌权之前，富田事变中兵变一方的领导人听从项英的劝告已于4月回到中央局所在地小布村，此刻则变成了自投罗网。5月，段良弼、刘敌等人被全部重新逮捕。毛成立了一个审判委员会，对这些人进行秘密审判，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毛派人用花言巧语骗得尚不知情的红二十军重回河东。7月22日，以通知开会为名，将到会的全军副排长以上干部700余人全部逮捕，连同他们的老政委曾炳春和接替刘铁超任军长的萧大鹏，立即处死！二十军建制被撤消，士兵编入红一、红三军团。

8月，任弼时调走，由毛接任中央局书记。

还有事变后被派去上海向党中央申冤、告状的原赣西南特委干部，他们用遭受刑讯留下的遍体鳞伤的身驱展示给“中央首长” 看，但“中央首长”丝毫不为所动，他们被吿知“必须绝对服从毛泽东的领导”，“毫无抵抗地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地与他们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要全部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事变方人员还曾给共产国际寄去大批告状信。莫斯科收到后将这些申诉件原封不动转给中共中央处理（后来毛共也将一切告状、申诉信转给被告者处理，大概从苏共学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康生在那些由无数受害者血泪凝成的文字上边写下一行冷酷的字：“译后退还交毛”。 可以想见这些人的下场。

李文林早已被关押，并未参与富田事变，但也在1932年5月被枪毙。

毛泽东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还要交待的是，仍然是这个周恩来，后来又对自已打AB团的做法有些反悔了。那是周于1931年11月在赴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的途中，在经过过福建闽西苏区时，看到那里的“肃反”抓“社民党”杀人如草的情景。他想到如此滥杀，－定有一部分自已的“同志” 被冤杀。 周于是开始对自已的肃反政策、包括打AB团、反社民党产生怀疑，于是一路明查暗访，发现赣西南的情况与闽西完全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腥风血雨，鬼哭人嚎。到达江西苏区后，周立即给党中央写信，叫他们制止闽西的滥捕乱杀。同时他也在赣西南釆取措施止杀、纠偏。周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指出：打AB团“扩大化”、 处理“简单化”。还批判“粛反中心论”，“反富农路践”。周的这些政策措施又引起了毛泽东的強烈不满，被毛记恨终身，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周的到来，使毛和党中央的“蜜月” 结束了。双方重新进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新阶段。

从周在打AB团问题上的前后表现，可以看出，他的一切所为，都是出自对“党” 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心，是“一心为公” 的。他并非假公借私挟嫌报复，这就是周与毛的根本不同之点。再看彭德怀，其反对富田事变的原因大概也与周类似。所以这两位在此次事件中虽然与毛站在－边，并助了毛一臂之力，但仍然与毛貌合神离，毛也并不因此感谢他们，反而记恨他们一辈子。

还得谈谈闽西的肃反。闽西本也属毛的管辖范围，但毛在赣西南打AB团忙得不可脱身，闽西的肃反只好由党中央另派代表去主持。1930年12月中央代表邓发到达闽西。但毛仍然派了自己的亲信、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红十二军前去协助。

闽西肃反的对象叫“社民党”，说起它的来历，有些令人可笑。原来1931年初红十二军军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那些红军大老粗根本不懂“李卜克内西”、“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 是什么东西，什么含义，会上，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突然自作聪明站起来高呼：“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直到被大声制止，才发现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可是邓发却不肯放过了，他认定这是“社民党”在故意捣捣乱，也说明社民党在福建势力強大、嚣张。于是就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抓社民党运动。邓发的办法与毛泽东、李韶九一样，除了肉刑，就是枪毙。赣南出了“富田事件”， 闽西也出了性质完全相同的“坑口兵变” 等几个类似事件，只是规模小一些。它还有特色，就是在少先队，儿童团、妇联等团体中发现了大量“社民党”， 其名为“十毫子运动”， “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食煙大同盟” 等等。最小被枪毙的社民党16岁。当然，上层内“社民党”更多，包括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部长乃至主管肃反的头头，都变成社民党纷纷落网。杀人的方式也有创新，如某个县，将要处决的“社会党”成员用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每个人的睾丸，牵着游街示众，然后杀死。

闽西肃反战果也很辉煌。但到底杀了多少“社民党”不太清楚，不过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官方宣布在闽西肃反中获正式平反昭雪、就名有姓者6352人，当然还有很多冤死鬼未包括在内。后来中共党史正式承认：在中国，从未有过“社会民主党”。与毛屠杀的AB团一样，邓发屠杀的同属子虚乌有之物。

肃反是在共产国际指挥下的全党行动，但毛有首创示范之功。由于他在全国第一大苏区创造出辉煌的战绩，所以其做法、经验被迅速推广到中共其他根据地去。其他根据地也不甘落后，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记载，徐当时所在的由张国焘统治的鄂豫皖根据地，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2500多名红军指战员被杀，70%的团以上干部遇害。徐向前当时任红四军军长，其时他正带兵在七星坪一带打仗，得知其妻程训宜被抓，罪名是“改组派”。徐当时不敢多问，在部队撤离根据地后，他到处打听妻子的消息，但无人敢告诉他。直到1937年到了延安，才知道程与王树声（建国后第一批授大将军衔）的妹妹等一批女红军已在被抓后惨遭杀害。问起杀人的缘由，别人告诉他，那是当局想要整徐向前的“材料”，因她不肯招供，便被消灭了。徐说，他妻子兄弟姐妹五人，在革命中牺牲三人，一人被国民党杀害，二人被共产党杀了。

据徐向前所言，张国焘所作所为颇类毛泽东，也是借口肃反大肆剪除异己，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继炯、姜继堂、许继慎等等张所怨恨和不喜欢之人，都被以各种罪名处死。当然不只杀领导人，也要杀一些下层干部和战士作陪衬。可怜那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就被拉出去砍了，有的还被迫供出“同党”，“同党”又供出更多“同党”，于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抓越多，越杀越起劲。

另一个异曲同工的是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似乎搞得更凶，杀得更惨。光师以上将领就杀了11个，毛泽东在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所说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即柳直荀，就是那次肃反运动中被杀掉的。（类似情况很多，毛共后来故意采取模糊战略，只叫烈士，而不说明其被谁杀害。如广西百色起义领导人中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实为邓小平所杀，但却从不敢说明，而且还为李树碑立像，以致人们都以为李是被国民党所杀。）当时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负责人是中央局书记夏曦，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左”王，湘鄂西和红三军在肃反清党的最后时期，就只剩下夏本人和关向应（军政委）和贺龙（军长）三个党员了。原来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几千人。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活动区包括湖北洪湖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共的文艺工作者编演了一部叫做《洪湖赤卫队》的电影，是歌颂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的，电影中的荷花、香菱、魚船、蓝天白云，如诗如画，配上一首旋律优美歌词动人的叫《洪湖水·浪打浪》的插曲，顿时风靡全国。其歌词曰：“人人都说天堂美，怎及我洪湖鱼米乡”，“共产党的恩情比东海深，渔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强”。 颇给人一种天上人间、飘飘欲仙的感觉。此歌至今仍在各种场合大唱特唱。可惜歌者和听众全然不知它背后的血泪白骨故事！据贺龙自己说：“洪湖的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其中一次就“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到才活下来的”。“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挖出白骨”。还有知情者回忆说，有的来不及杀，就“用麻包装起来”，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湖底。吓得渔民不敢去湖里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也变了颜色，不能喝。

这就是毛共在建国后宣传机器里歌颂的当年共产党根据地“天堂”的真实。由此可见毛共宣传机器无与伦比的伪造和颠倒黑白的能耐之一斑。

三十年代中共的“肃反”运动总共到底消灭了多少“同志”呢？据李锐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统计，十年内战（土地革命）时期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而当时红军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万人。多么可怕的数字！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被毛共反复大肆宣传的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上海被杀的工人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最多的广东一地，被杀者2100余人。看来，与共产党自已的“肃反”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三十年代初期自己一手制造的打AB团大惨案、大冤案，毛泽东坚持“一贯正确”。毛在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为挽回“党心”，假惺惺而又轻描谈写地说：“内战时期打AB团有用肉刑者，肉刑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肃反，走了极其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因此，得出两条：一、废止肉刑；二、不要轻信口供。” 你看，说得多么好听！罪责还在“封建时代”，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毛好像是个第三者，完全不知情。而且他命令坚决改正了。

可是，谁要是相信了毛的话，谁就是相信太阳从西边出！不用说建国后从土改到文革历次运动中普遍使用残酷肉刑了，就是毛在说自己 “成熟了”的延安整风时期，在毛作报告之前，延安就曾整个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请看亲历者李锐的回忆：

“……被逮捕后，定要承认自己是特务，怎么可能呢？不承认就受刑逼供，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你眨，24小时盯着你，眨一下眼睛给你一记老拳。我有过五天五夜的‘坚持’（最长有坚持半个月的），你受得了吗？”

当然，在毛看来这大概不算肉刑。还有那些被迫自杀者，那是“自绝于人民”；被用大刀砍头者（与王实味被同时被砍死的一百多人），则属于处置反革命罪犯，不在刑讯逼供之列……（有关延安整风情况，请参阅后面有关篇章）

不过退－万步讲，既然承认打AB团打错了，错杀了那么多人，起码要给人家平反、恢复名誉吧？但毛说不行。为什么呢？毛说，打AB团“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涂”，“富田事变是李韶九搞的”， 李韶九后来被仇人杀了，这事就了结了。如果给打AB团和富田事变平反，还有那么多“事件”， 那么多“运动” 怎么办？……毛和共产党又怎能一贯“正确、光荣、伟大” 呢！

仅仅从打AB团和整个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的内部肃反，就可以看到中共是怎样一个恐怖、邪恶、残忍、暗无天日的黑恶组织，可是，这样一个组织和它的领袖结合起来就能“战无不胜”，就战胜了它一切内、外对手，统治了中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乱世争雄的逻辑。这样，中国人可悲的命运也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