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章
季鹏
不应忘却的纪念：作为中共未来政权试验品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自1927年去井冈山，1934年被迫“长征”，在江西整整呆了七年。这七年中所干的大事，除了打AB团、五次反围剿之外，便是组建了－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对于毛生平中这件大事，毛共后来的历史很少论及，谈到的也只说毛在他的“共和国”里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和买卖婚姻，使妇女得到“解放”和“婚姻自由”， 还有他注意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使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云云。一位外国毛传作者则直接概括地作出结论：“毛泽东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这就像上一章中所说的中共宣传它的洪湖根据地是“天堂”、以及后来鼓吹延安是“民主样板”－样。这些说法在毛共建国以前和之初人们也是是深信不疑的，但在今天听起来就变成地地道道的黑色幽默了。
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总的来说，我们对于毛和中共当年制造的这个共产主义试验品知之甚少，无法作出完整的描述和批判，只能从一些侧面的资料和一些零星的蛛丝蚂迹中，看到它的大致轮廓。
但是，我们却不应对它等闲视之，因为它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蓝本和雏型，所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中共政权试验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概况
1931年9月中旬，正当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展顺利，红军的地盘被大大压缩、眼看在劫难逃之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
9月18日，蒋介石刚刚由南京飞抵南昌行营，正着手布署对红军进行决定性打击。当天夜里，突然接获日军入侵沈阳等地的消息。大敌入侵，民族危机，蒋被迫飞回南京。21日，国民政府作出“剿共计划，悉予缓停”的决定。此时，国民党正在内斗，闹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派势力欲借机迫蒋下台取而代之。蒋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被弄得身力交瘁，被迫于12月宣布第二次“下野”。回到他的溪口老家去了。
九一八事变对中共来说不啻一根救命稻草，“中央苏区”借此获得了生机，重新拓展地盘，建党建政。并且赶在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之际成立了一个酝酿已久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这个 “红色政权”是由苏联推动的既定计划，只是这个红色政权的首脑尚待莫斯科决定。而当上这个名义上的全国性红色政权的首脑则是毛泽东的一大夙愿。前文已经讲过，毛曾先后两次分别在1930年6月、8月“通电”全党，自封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拥有指挥全国红军和各个中共根据地之权。这个所谓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就在这年10月，在毛二打长沙失败后的归途中，得知莫斯科已内定他为未来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消息，梦想成真，其得意之情自在不言中。刚刚打了败仗，不仅不受罚，反而得宠“升官”，由此可见莫斯科对他确实另眼看待，寄予厚望。（打长沙失败的责任记在“立三路线”的账上，李立三已被撤职。）这自然大大增强了毛的信心和野心，回到赣西南苏区不久，他就放手发动了“打AB团” 运动。
这个红色的国中之国后因蒋介石的围剿而推迟建立。如今碰巧来了这个“九一八”，国民党内忧外患，分崩离析，蔣介石已经陷入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之中。中共抓紧这个难得的机遇，使得这个“国中之国” 得以在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之际，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
瑞金在江西的东南边陲，远离江西省会南昌三百公里之外，又无大路可通，在那个通迅闭塞、交通落后的年代，这里已可称天高皇帝远了。
这个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中之国”名义上管辖全国所有中共的“苏区”，鼎盛时它的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九百万，其中最大的、也是直辖的是由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它虽然还不能称作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就连它的制造者苏联都未正式承认它，它与世界其他国家也无任何外交关系。所以它实际只是中共一个主管民政的统治机构。宣布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中共自己造势、打气。
但是，它毕竟是中共建立政权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尝试，也是未来共产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探索、实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莫斯科对这个国中之国十分重视，它指定了两个它认为最能干的干部毛泽东、周恩来来主持这个“国家”的工作，培养和锻炼他们统治未来中国的能力。
但按照共产党世界的规定，党内职务高于政府职务，一切以党内“排序”为准。而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党内是由瑞金的“中央局”管辖的，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毛是副书记，所以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主席只是二把手，周才是一把手。周是当年12月才去到瑞金，此前则由毛“代理书记”， 即代理一把手。
这个由莫斯科一手策划、扶持、建立的红色小国，一切都按苏联模式办理。它的政权模式和本质特点，都可以说是1949年毛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型。这次实践，也充分暴露了这一伙自称是为“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搞革命的真正目的，那就是改朝换代充当新的统治者；同时，这个“共和国”也充分揭示了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间天堂”的真实模样。
对全社会和全体民众进行严密控制是苏俄式共产党国家的最基本特点，在这里，被统治者的思想行为绝对是统治者意志的完满体现，这一点，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
1931年11月7日，瑞金举行了隆重的“共和国”成立暨苏俄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庆祝大会。入夜，倾城出动，灯笼火把，彩旗飘扬，鞭炮锣鼓喧天，口号呼声动地，把全城搞得乌煙瘴气。一队队经过精心打扮的民众前呼后拥经过广场前临时搭建成的主席台前，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检阅；台下的队伍雀跃欢腾，按照规定高呼口号，台上的“领袖”们向台下挥手致意，完全像是1949年10月北京开国大典的预演。
闹腾到深夜，狂欢的人们才渐渐散去。以后，这种场面只要当局需要，可随时再现。只要当局一声令下，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严冬酷暑，想要聚集多少人就聚集多少人，想要他们表演什么民众就会表演什么。这种对治下子民的无限控制、役使能力，是共产党政权和它的各级干部的最基本功，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准备，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每个与会者的言行和面部表情也都完全按集会的组织者设定展示，或雀跃欢呼，或愤怒声讨，或斗志昂扬，或嘻嘻哈哈………
一些初次见到这种场面的外国人，尤其是散漫惯了的西方国家的客人或记者，都禁不住惊叹，甚至口瞪目呆，他们惊叹共产党的超凡组织能力，赞叹人民对他们的领袖如此热爱，对他们的政府如此顺从，从而不得不对这个政权肃然起敬！
1949年毛共建国后，经常有一些被当作贵宾邀请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在专为他们举行的群众欢迎集会上，当看到数十万、上百万民众向他们挥舞鲜花、彩旗，呼喊他们的名字（加上“万岁”），那排山倒海的气势，那热烈似火的场面，那整齐划一的声音和动作，使得这些贵宾们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这些见过世面的名流要人也不能不在主人面前投下由衷敬佩和感叹的目光。而这一切最初就是源于毛周等在瑞金的操练。
这个“共和国” 建立之后，形势廹使它与过去专搞“土地革命”时釆用不同的施政方法，过去搞阶级斗争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它能让 “革命群众” 尝到一些甜头 ，让他们拥护共产党。但现在不同了，没有那么多地主、土豪可供“打”了，而战争在继续，还要进行政权建设。这就必须不断加強向它的“革命群众”索取。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政权的稳固，并使民众继续“拥护共产党”、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就成为新的重大课题。为此必须建立一种能够永续地为“革命”提供“动力”的制度和机制。也可以说，建立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就是为探索、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个“共和国”就是一部巨大的支援战争的后勤机器。
共产党自有它的办法，因为有苏联的样扳可供学习，还有他们自己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它的第一步是建立严密、高效的政权组织体系——同时也是党的组织体系，这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证。
周恩来在这方面发挥了他卓越的才能。周出身于浙江绍兴破落的前清官僚地主家庭，其祖辈是正宗的善于深文周纳的“绍兴师爷”，周完满地继承了祖辈的精明能干、思虑缜密和善于组织实施的遗传基因，加上他曾多次到莫斯科受训的经历，深得列宁的苏共的真传，是个名符其实的行政管理专家。周恩来的这一特长在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其细密而又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地将这个红色的“国中之国”建成一个中国版的控制严密的极权社会，从上至下将这个社会组织得滴水不漏，控制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在每一个村庄，都建立起十几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支前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二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队，妇女参加妇女会……每个委员会都像一根链条，将人们牢牢地串连在整部机器网络之中，形成纵横交错的“天网”。每个百姓都成为这个网铬中的一个小小的结点，每个结点互相联结，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各个大小网络的提携者和掌控者，只要发现其中某个“结点”出现异常，运行出现障碍，整个网络便迅速作出反应，网络修补器——专政机器便立即行动起来行使职能……
周恩来的出色工作，受到本来与他不睦的毛泽东的赞叹，毛不由赞许道：这真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啊。也许从那时起，毛发现了周具有组织工作和“大管家”的天才。而毛本人则更擅长于出主意，定政策，规划大的目标、战略。所以，当时两人的角色错位了。后来经过长期交锋，毛与周的角色终于倒转了过来，毛成为“老板”（拍板者），而周则降为“管家”（执行者）。这种换位真正发挥了他们的各自所长，真的相得益彰。所以到死不再改变。
当然毛也不会闲着。虽然周恩来搭好了框架，但是，要使它们能顺利地运行并充分发挥效能，还得有一些技术和手段，而这正是毛的所长。
例如，人们参加了这么多“组织”，每个组织都要会开、承担义务，这就难免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劳动，会使人产生不满、发牢骚。而毛却有办法不但使人们没有怨言而且争先恐后踊跃参加各种组织，拥跃承担义务。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的老本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说到这里，先要纠正人们对毛主义的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以为毛讲的阶级斗争只是划阶级、然后整阶级敌人，与阶级敌人斗。这是将阶级斗争狭隘化、简单化、浅薄化了；毛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包罗万象，包括了人世间一切人和事，还包括与天斗，与地斗。毛说过：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左、中、右” 实际上就是“阶级”，有阶级就要搞阶级斗争。所以毛说，“一万年以后也会有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一万年以后毛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仍会派上用场，仍然是一切工作的“纲”。
回到毛的办法上来。人们不愿意参加那么多的“委员会”，承担那么多义务，怎么办呢？这对一般人来说也许个难题，愚蠢的人甚至要用削减这些委员会去迎合人们。但在毛泽东这位阶级斗争大师面前，这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他只要拨动一下阶级斗争这个“纲”，一切便会迎刃而解。具体办法就是：先规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人们的资格，干部们向群众宣讲：参加这些“委员会”是一种荣誉，是革命群众“当家作主”的体现……然后告诉大家：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以及表现不好、对政府不满分子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并且立即将这些没有资格的人集中起来进行強廹义务劳动，隔三差五从这些敌对分子中揪出一、二人抓上台斗争，严重的关进大牢或者就地消灭掉。……这样，人们就争先恐后要求加入各种委员会，还会争取当积极分子……
当然，在革命群众内部也要划分出等级，让上等的监管中等的，中等的监管下等的，下等就只能监管阶级敌人了。每一级“管理者”都被赋予一定特权，如可以多吃多占，可以不干农活或只干轻活，还可以在被监管者面前耍点威风。等级越高、权与利就越大。这样，人们自然会努力向上爬了。
这只是毛的阶级斗争艺术的ABC，就可以把全国草民百姓治理得服服贴贴。
只是，那个红色的国中之国的子民们无论如何是苦不堪言了。“共和国”大部分是山区，经济基础本来就薄弱，又处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物资遭到禁运、封锁，生计已经非常困难。然而他们的负担却出奇地重，因为子民们不但要豢养庞大的军队、众多的“脱产”干部，而且因为经常打仗，要时时“支前”，一年四季从事各种战地后勤义务劳役。
财力是政权运行的基础。它几乎全靠税收。最初规定的已是奇高的20%的税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政府开支的要求了，于是，各种名目的摊派捐献便接踵而至，其中一种叫做购买“革命战争公债”。但农民们还有什么余钱买“公债”呢？只好“动员”妇女们将陪嫁时的首饰、手蠋、发簪“献”出来，将一切金银铜铁器皿折价用于购买公债（这些金银铜器等实物通过各种渠道拿到“国统区”变卖成现金，然后购买各种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再运回苏区。章乃器当年就是帮中共干这种买卖）。等到公债认购完成了，接着便开展“退还公债运动”，就是把所得到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不要政府“偿还了”。这被宣扬为拥护政府、支援军队的实际行动而受到表扬。当然，如果你敢于“不退还”或者发牢骚，那就属于“阶级敌人”，要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粮食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物资。交纳公粮之外，还远不够，怎么办？毛泽东发出号召：要求农民不要忘记共产党分田分地的“恩德”，节省食用，以稀代干，借出粮食给政府和红军。当然这种“借”从来没有“归还” 的，因为政府永远都不够。
还有繁重的劳役。因为随时要打仗，为军队作后勤运输，修工事，挖战壕、修路等等。大多数成年男子不是参军，就是被征调作这类劳役去了，剩下的农田活便主要靠妇女了。妇女不但承担了原来的男人干的农活，也还要为支前作贡献，如为红军缝补衣服，照看伤病员，更有那永远做不完的“军鞋”，布料、针线还得自己出。妇女们从天亮忙到深夜，如果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那就更苦了。毛泽东早在年青时就认为女子除了在孕期外，都可与男子做一样的重活。此时他更是公开地宣称：“生产绝大部分是靠女子。” 这就是他给妇女带来的“解放和自由”——做奴隶的自由。
当这一切仍然入不敷出时，毛又祭起“阶级斗争”的魔棒，搞了一场“査田运动”。 毛说查田的目的是为了查出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其实，在“苏区”早就搞过土改了，接着又有“土改复查”，怎么可能还有未“查”出的田、和漏划的地主富农呢? 请千万不要按正常字面去理解毛的话语！原来毛的意思是：在土改后，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又比较地“富”了，比如有人做点小生意，有的偷偷给人行医治病，有的会－些手工，他们比一般农民过得好一点。这些人原来不是地主富农，他们就是“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毛国家的《土地法》和他颁布的《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国家没收地主、富农的所有土地和一切财产，这些人全家被“扫地出门”，让其住进关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名词来源于此），地富分子本人则编入专事苦役的劳改队，从事无偿的义务劳动。毛的具体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地主编入“永久劳改队”， 富农编入“暂时劳改队”。
严令之下，查田运动査出了一万三千多“漏划” 的“地主、富农”，沒收了他们的全部土地、财产。按照规定，对这些新划的地主富农不仅要扫地出门，还要罚款。但能交出的罚款不多，于是严刑侍候，一些人因被刑讯拷打喪了命。即使如此，搜刮到的钱财仍然远远达不到计划要求。
于是，毛决在全民中开展了一场“捐款”运动，以补不足。
毛搞运动，如果仅从文件和公开报道中是绝对看不出其中“门道”来的，只有亲历者才能了解其中“味”。 关于这个查田运动， 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个当年经历其事的红军高级军官（军长）龚楚讲述的一个故事：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村，“因为天气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房子里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女，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屋中妇人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齐齐跪在龚楚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捉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首饰全部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交了，老头子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枪杀了。现在他们还逼缴五佰块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佰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知道“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来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经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儿子已沦为乞丐了。”
龚楚虽是个高级干部，与毛泽东也很熟，但在毛的专制体制里，他对这种悲剧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他管得多了，可能还会危及到他本人的性命。正因为看到太多这种黑暗、这种悲剧，所以后来龚弃官出逃了。（在当时中共的队伍里，这种出逃的高官还很多，如在打AB团出逃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还有彭德怀的爱将、“干儿子”郭炳生，毛泽东的亲信杨岳彬等。就是后来民盟的头头章伯钧也是从共产党阵营逃出来的，他对女儿说，那是因为“共产党内部太黑暗、太恐怖了”。）
龚楚的回忆录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当时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了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龚于1991年回大陆定居。
在开展查田运动的同时，毛还搞了场检举运动，检举揭发的对象既包括阶级敌人（漏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也包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于是这场“查田运动”变成了全民恐佈，这是毛搞运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不但要让敌人恐惧，也要让自己人胆战心惊。
当时这个国中之国的核心区人民的负担究竟是怎样的呢？很少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我们还是从毛自已说的去窥见一些蛛丝马迹吧。
毛在这个国中之国虽然当了近三年“主席”，但他留下的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很少，收入《毛选》的这个时期的仅有三篇文章，两篇谈经济，一篇谈怎么划农村的阶级。都是开会时的讲话，都不长。但从其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共和国”的一丁半点状况。毛在1933年8月写的一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这就把这个“国家” 的经济工作的全部内涵说清楚了。在该文中，毛号召各地完成300万的公债任务，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人口才300万，即平均每人要买一元公债。“一元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同一篇文章中毛说，农民卖出一担谷子只值五角钱。那就意味着要完成买公债的任务（还不包括其他摊派、捐献），平均每人得卖两担谷子，一家五口人，就要卖十担，一般农民能有这么多余粮吗？因为，这是在交完公粮、交完“借”给政府的粮之后，从自己留下的口粮、喂牲畜和种子的粮食中出卖的，可以肯定，除非这个贫穷山区每个农民都是“富农”，否则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谷子可交、可卖的！
“扩红”即给红军不断输送兵员是这个政府的最重要的中心任务。军队是毛和中共的命根子，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权力的根本来源。毛之所以倡导建立根据地的原因也在于此，根据地一切人、财、物，就是他的战争本钱，这就是毛所谓的“人民战争”的奥秘所在。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人口是中共的一百多倍，但仍然感到兵源不足，常常为征兵的事头痛。而这个“苏维埃共和国”， 却敢于提出建立“一百万红军”的口号。（实际上从1932至1934年，中央苏区不足250万人口，扩军27万，军民之比己经吓人了，参见本章附文）。在不断的战争消耗的情况下，需要输送多少兵源才能满足充当炮灰的要求呢？这个国中之国的征兵（即扩红）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毛在另一篇叫做《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毛选》第一卷）的文章中，“漏”岀了一点真相，毛在此文中说他送给每个来开会的干部一本介绍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一个是江西的长冈乡，一个是福建的才溪乡。它们怎么“模范”呢？原来是“长冈乡的青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特别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仟四佰块钱公债”。在对这些数字的注释中说，长冈乡的“青壮年男子”是指“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人”；才溪乡是指“十六至五十五岁”的男人。
从这些毛自己口中说出的数字中读者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方十六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子居然有80%、88%出去当兵，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人是否是毛说的“自愿”去当红军我们暂且不说，单是按照毛政府的规定，这些去参军了的“军属”丢下的田、地，要由留在家的人去代耕、帮耕，可除了去当兵的还有几个能劳动的男人在家呢？这就不得不靠妇女了，可是妇女种自家的田地已经不易，还有余力去帮人“代耕”吗？此外，还有那么多“支前”、“治（安）保（卫）”任务，都要靠这些留在家的老弱妇孺去完成，这些留家的老弱妇孺任务之重、之苦可想而知！毛政府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高压加恐怖！所以毛这篇讲话的标题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懂得毛式语言和毛统区文字含义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毛的干部已经逼得他的百姓苦不堪言、无路可走了，否则，毛决不会叫他的爪牙“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其实毛这样说也只是为了履行他的“职责”， 至于实际上下面怎样去做，他心里很清楚：因为他既要下面坚决完成他下达的任务，又叫他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叫“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做到吗？！
在战争时期叫人去当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毛共的宣传，根据地人民都是拥跃参军、争先恐后去当红军。近来爆光的有关资料戳穿了这一谎言。情况大致是：在最初阶段，毛政府号召它的“翻身农民” 去参军，去“保卫胜利果实”，再加上对军属的一些优待政策，是有人愿意参军的。但这一阶段是不久的，征兵的任务也远未完成。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军队的大量消耗，这种政治动员和对军属的优抚便失灵了（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继续给予军属那些优抚待遇了）。于是。征兵由“义务”转为強制，最后是赤裸裸的恐怖強迫。据披露的资料（参见本章附文），毛泽东在1930年5月就提出全民参战的要求：“在新辟苏区，数天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赤卫队网，所有16至45岁男女全部参加。”1931年12月，将所有苏区将全部青壮年男女编入了作为扩红的后备队的赤卫队。1932年9月20日，以苏区政府发布的《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的训令》为标志，扩红进入強制阶段。1933年后兵源逐见枯竭，一般的強制都不起作用了，便全靠施以恐怖手段。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记述，她因为“扩军” 完不成任务焦急，便向毛请教完成任务的方法？毛告诉她“三天内找出反革命” 抓出来示众枪毙，问题就解决了。
毛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如此竭泽而漁地扩红，除了人们怕被当作“反革命”对待，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之外，还因为他们不象“国统区”那样可以逃匿、躲避，这个“共和国”实际上是个大监狱，每个村子24小时站岗放哨，离开村子没有村里开出的路条寸步难行。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想出逃，花了246块大洋买了张路条，结果仍未成功，被抓回后在大会上示众后被当场杀死。人们掂量，与其抗拒、逃跑被打死，不如去军队还可能混条活路。便只好去当红军了。
这个国中之国在最后垮台前夕，在其控制力稍微减弱时，所有接近“国统区”地方的民众开始反抗了，他们最初的办法是出逃，逃向国统区，成批成批的人逃跑，一些基层干部也参与到组织逃跑的队伍中。到了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就有成村的人们“反戈一击，挥舞着大刀长矛冲向退却的红军”。毛共的红色根据地所有神话使一时全破灭了（参见张戎《毛传》9“第一个红色中国”）。
事实再次证明了：任何时候，地球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甘愿、自愿做奴隶，没有人甘愿、自愿为别人当炮灰；是否能做到则处决于是否有这种条件和可能。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毛统区逃跑的人们，那些不顾死活拿着大刀冲向退却的红军的人们，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共和国”成立时兴高采烈地举着红旗、高呼万岁的人们；是那些开会时口口声声表示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的人们；是那些在“忆苦思甜”会上大谈毛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生活”的人们……
这个红色的国中之国，在它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人口减少最剧的记录。据当年中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从1931年到1935年，在中共完全控制的江西15个县（不包括与国民党控制区接壤的容易逃跑的县）人口减少50万，闽西苏区减少20万，共减了70万，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地方4年中应增人口（按每年1‰计）14万，两者相加，这个国中之国实际减少人口84万，而当时苏区总人口250万，扣除上述不统计的地区，实际人总口约230万左右。绝对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
以上这就是在毛共的历史书籍和宣传资料里，中共的御用学者、文人和某些 “洋友人”嘴里、笔下所赞美的毛给他统治下的苏区人民“带来了太平盛世”，毛“用枪杆子表达了人道主义的世界观”（ 特里尔《毛传》中对这个“共和国“的赞叹）。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就象后来毛统治大陆中国宣称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样。
二、可悲的反思
以上只是这个红色小国的部分而远非全部的真实情况。然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和一些外国人民听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我们被告知，那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天堂。时至今日，有个所谓的“军旅作家” 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仍然恬不知耻地说：江西苏区是当时中国这片人类生存的大沙漠中的唯一的一片“绿洲”；在当时全国人民陷于战乱饥馑的大灾难时，共产党控制的这块根据地变成了唯一的世外桃源。在那里，经济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实现了没有剥削；政治上实现了充分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毛当时也说，他的“共和国”创造了不少世间奇迹，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三四年内便扫除了文盲，使之达到了人人识字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多少世纪以来的扫盲成绩。
实际情况是：毛政权所到之处，中学被关闭，学校被征为政府办公场所；毛政府只准办小学，叫做“列宁学校”，以教孩子们能看懂政府的宣传品为目的。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对下一代一律实行强制性的“阶级斗争教育”，十来岁的孩子，除了让他们站岗放哨、协助政府工作以外，还被鼓励向“阶级敌人”实施肉刑，开枪杀人，让其从小沾上阶级斗争的血腥气味。
毛共是古往今来最善于宣传——编造谎言的集团和政权，而且它能让当时多数中国人深信不疑它那天方夜谭式的宣传。这多半得益于当年民众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任何国家的人民对执政的统治者总是不满、失望的，就像大食堂的厨师煮出的菜难调众口一样，何况国民党政权真的腐败无能——于是人们很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与它对立的政党和政权身上。
至于对外国人，那就更容易对付了。当时共产党在世界各地都有组织，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共产党称之为“资产阶级国家”）都允许共产党存在，并给它以言论、出版、活动的自由。靠了这些“兄弟党”的帮助，毛共的谎言自然可以风行于天下。
“资产阶级政府”信仰的民主、自由、人权为共产党的兴旺发达创造了条件，使得共产主义、共产党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风靡全世界。可是，一旦共产党掌权的地方，它却不给“资产阶级”和“－切反动派”任何“自由”“人权”了。所以，可以说，共产主义“赤祸”正是自由世界纵容、鼓历的结果。而且，这种“不对等”的待遇今天仍在上演，比如，大陆中国可以在美国办报纸、办广播，可以在纽约时报广场做广告；但在中国大陆收听《美国之音》却是违法行为，连香港书刊也是违禁品。
民主国家、首先是“自由世界”首领的美国否能从共产党中囯的崛起接受一点教训呢？
当年，毛通过他结交的美国朋友，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如斯诺、史沫特莱之流，将他和中共在中国所创造的一切“光辉业绩”很快传布到世界各地，使老外们纷纷赞叹毛这位“传奇人物”，以及共产党在中国创造的不朽功业。毛和毛共就是在这些国际朋友帮助下将国民党赶去台湾的，无怪毛赞美斯诺为他和中共立下了“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与后来大陆中国相似的是，毛当年统治的这“苏維埃”国，对外界进行了全方位封锁，为后来毛中国的“铁幕政治”和“谎言治国”开了先河，积累了经验。但是，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它还做不到“滴水不漏”， 因为当时国民政府与它的战争经常处于拉锯状态，敌我双方人员互有交往，而从毛政权中逃跑出来的民众和大小干部也不少。所以，要揭露毛这个红色小国的真相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令人不解的是，处于执政的有利地位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却未能发动一场全民性的、持久、深入人心的揭露毛共真相（包括它在中东路战争中出格的卖国言行）的全国性宣传运动。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还将邵力子这样的“红色代理人”委以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重任，让他以国民党之名义，名正言顺地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作宣传，做出这种真正货真价实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难道蒋介石和国民党人不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 的道理？
对这段历史另一个个值得反思的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乃至留洋回国的知识精英——这些人很多后来成了“民主党派”的骨干，最后投靠了中共——为什么对这个如此践踏文明、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毛和共产党那样友好，有的还为它充当吹鼓手，难道他们如此没有辩别政治上大是大非的能力？难道对中共的“老师”苏共一无所知、没有一点判断能力？
其实，在中共整个所谓“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对文明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杀戮已经十分明显，就算毛打AB团等恶行未被揭露，但毛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所表明的立场、态度，难道还不能说明其人的流氓、“痞子” 本质？其后，毛每到一地，都把读书人与地富、资产阶级一样作为打击、消灭的对象，即使那些已经加入了他的队伍、甘愿为他效劳的知识分子，也无例外地受到歧视、打击、杀戮，知识分子们为什么就不去认真了解一下真相、却要一心一意投靠毛和毛共？
所以，当年奔赴延安、为毛共的事业义无反顾献出自己一切的知识分子、靑年学生，那些选择毛共的“民主党派”头头后来在遭到毛毫不留情的打击、清算、直至从肉体上消灭，是完全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
最后，从毛共这个“样扳”中应该读懂中共和毛所宣称他们所从事的“伟大的、崇高的、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亊业”的真相，以及这些“共产主义者”真正目的是什么。
共产党宣称它的目标是前无古人地伟大、神圣，是建立人类历史最美好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还说，在苏联，已经建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在中国，它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就是这种实践，这种示范。然而，在上－节中我们已经大略知道了它的概况，知道这是一种新式的、改名叫”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奴隶社会。由此我们也就可知，毛和共产党人所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画饼、和乌托邦。还可以从苏联的现实中揭穿这一世纪大骗局！
可是，国民政府以及民主国家、以致整个自由世界的人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样扳和反面教材揭露这个世纪大骗局，以致让共产主义继续存在中国和世界行骗和肆虐。
有人为中共辩护。他们说共产党对这个红色的小国的统治之所以要如此严酷，是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情有可原。但其实，这种国家模式完全是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联的翻版，对共产党来说，苏联的模式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它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和平环境中了，但它仍然忠实继承了当年江西这个试验品的一切基本要素就是证明。
也许，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当年参加共产党动机是良好的、纯洁的，确实是在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博爱、均富的新中国而奋斗。但他们踏入这个阵营之后就身不由己、只能听从领袖的摆布了，直到领袖的魔剑照样也不放过他们时，才终于弄清了毕生所从事的事业的本质，有的终于恍然大悟。有的则早已甘愿成为魔鬼中的－员了。
这些都是马后炮了。但是仍然希望成为未来者的借鉴。
附：苏区扩红真相
（此附件引自网上刋物。其所引全为当年苏区政权的有关文件，宣传品，领导人讲话，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等。实为当事者的自供，绝无杜撰。然而由于所引用的原文出处众多，文字比较粗糙杂乱，故对个别文义明显错误之处加以修正，其余均不作改动。文中小标题为原文所有）
苏区建立初期，征兵注重自愿原则和优惠政策吸引
苏区创立初期，红军靠“打土豪、分田地”，不强制抓壮丁以及优待红军家属的政策的确吸引了不少苏区百姓踊跃参军，红军迅速扩大，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初期红军招兵以宣传鼓动为主，比较注重自愿原则
苏区初创时，由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断有兵员损耗，且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红军士兵，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兵员补充和招募的问题。据陈毅讲，1929年中央苏区红军补充兵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但都以自愿参加为基础：“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
在苏区中央局给地方工作人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说明要坚持自愿原则：“在实行征调的地方，更须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使团内外群众不致有‘现在即实行征兵’的误解，尤其要不致有‘抽丁’的不正确认识，而更激发团员的热忱，自动起来纷纷要求。经过相当鼓动和解释后，除自动报名要求的以外，不足的数目，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男团员中征调。征调的团员，应在家庭状况和体格（如没有大病，不太矮小）上是比较适当的。应从积极的鼓励和教育中，使被征调的团员，成为自愿和自觉的。对拒绝征调的团员，应发动支部同志同他斗争，适当的给以纪律制裁。”（《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1932年9月18日中央局通过） 当时红军的新兵主要是从苏区农民中招募，招募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党员和团员是主要的宣传员： “每个团员须加紧在劳苦青年群众中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怕当红军’的说法，是对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的机会主义估计，是一种消极怠工的掩盖，必须坚决反对。必须将政治状况，特别是红军的胜利，联系到当地的实际问题，向群众作不疲倦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报了名或被征调的团员，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号召，吸引一批群众一起到前方去……团应加紧对各种青年群众组织的领导，经过群众组织的路线去动员广大群众。应即举行青工小组，青工部，反帝青年部等群众组织的会议。团派代表去出席这些会议，作鼓动的报告，并经过团的和团员的作用，发动这些群众组织中扩大红军的运动。”
宣传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加强支部的墙报工作„„应以扩大红军问题为墙报的中心内容，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图画，用动人而美观的式样，建立其在群众中的信仰，要使墙报成为扩大红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2、“应动员青年妇女，首先是女团员，加紧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鼓动她们的父伯兄弟和丈夫到红军中去，消灭妇女阻止其丈夫儿子当红军的不良现象。领导儿童团进行此种宣传鼓动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1932年9月18日）3、注重举行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欢迎并欢送红军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通告：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1930年11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32～533页。）兴国县的谢名仁在传授“扩红”的经验时说：“沿途准备了茶水，儿童妇女唱革命歌，在这两天造成了全县工农群众欢送红军的热烈„„兴奋新战士坚决到前方去的勇气！”（《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07页） 这些宣传方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效的，有人回忆说：“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32年、33年我们这里整排整连去，一个村派出一个排，一个乡派出一个连，搞少共国际师。33年搞归队运动，回来的又去。”（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版，第262页。）
苏维埃政权采取各种措施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吸引青壮年当兵
当时中央苏区为了引导人们参加红军，在三个方面给了苏区参军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 首先是分田分财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第一、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618页）分田过程中，为了增强农民对红军的信任，中共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措施，比如据傅柏翠回忆： “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步的深入了。”（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99页）
第二，给予红军及其家属特别的优待。1931年11月苏区政府实行《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条例规定：“红军及其家属跟其他的贫苦农民一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他们的土地耕种应获得政府的帮助；服役期间的红军及家属免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捐税，所居政府房屋免纳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用费，相互通信免收邮资；红军战士外出交通费用由政府报销；受伤红军应得到细心照料，费用由政府负担；致残红军与退职红军应由政府供养；牺牲的红军应得到部队与政府的褒扬，其幼小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抚养，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给予相当的津贴；保护红军婚姻„„”（《红色中华》第5期第5版，1932年1月13日）后来又连续颁布《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与《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进一步强化优红工作。
第三，采取各种方式拥军。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第330页）
以上三个措施对翻身的苏区农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田产，另一方面为了从苏区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策实惠，他们开始踊跃参军参战。当时一位老红军日后回忆道：“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谷，还找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耕，又有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版，第236页。）苏区老干部廖盛章回忆黄陂区的扩红情形说：“那时提出‘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各种革命组织都召开会议宣传动员，也开了群众大会，群众互相鼓励。大家都做思想工作，父母动员儿子、老婆宣传老公，弟弟动员哥哥，好多青年主动去。有的人在田里做稳工夫（即做着田活，引者注）就走了。„„从二八年到三四年冬先先后后，我们黄陂地区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差不多都去当红军了，地富子弟也可以去，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自力更生。”（《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转引自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诚如毛泽东所说：“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彻底的执行，是保证红军踊跃地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1934年1月）
强制措施是后盾：以扩红法令为基础，把所有人武装起来
为了扩大红军，苏区不仅仅只有吸引农民当兵的优待措施，从1931年12月开始便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将苏区的男女青壮年都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作为扩红的基本兵源。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59）。1932年9月20日苏区政府发布《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要求： “（一）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一切剥削者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二）赤卫军少先队„„属于积蓄兵力场所。（三）以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工农劳动群众男女都应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者可不加入），在目前是用宣传方法使有选举权的自愿加入，但在这一工作中要能使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以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基础。（四）赤卫军编制以一县成立一军。（六）赤卫军每区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模范团，以统一指挥„„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十二）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特别是赤卫军和少先队更为动员取材的主要场所，因此在经常训练赤卫军时应可在政治上注意鼓动群众当红军，以及鼓动最积极的队员去当红军（但妇女不充当正式红军，担看护等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这就使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壮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保证在红军需要的时候迅速为其输送合格的兵源。
对不愿参军者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干扰或刺激
对于不积极参军的翻身农民，或者在军队不积极表现“开小差”者，苏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刺激他，使其在民众中颜面扫地，甚至在家里也无法立足。
比如对待军队中的开小差者，“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引起群众对于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以至受到群众的处罚（如公布名字，拒绝参加一切组织等等）使开小差的不能在家‘优游自得’不以为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或者“应发动团员和青年群众，宣传他归队，与他讨论和解决一切困难问题。他若不愿归队，应发动儿童妇女群众耻笑他，促进他的觉悟。使他归队。”（1932年9月18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 而对于不愿参军的青年人，则动员其妻子劝说，甚至以离婚相要挟，比如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瑞金也有这样的例子，“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去，就向他离婚。”（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172） 毛泽东在1934年对苏区征兵的措施曾有过非常恰当的概括：“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正是这种种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初期红军队伍的扩大，兵员也相对充足。
1933年后苏区兵员枯竭，强制性手段随之出现
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军兵力损耗严重，仅靠上述“自愿”参军远远不能满足红军与国军作战的要求。同时由于对红军优待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不断下降。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逐渐开始强迫老百姓当兵。
红军反“围剿”严重损耗兵力，征兵过多导致苏区兵源枯竭
据初步统计：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至少损失10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约损失10000人，第三次反“围剿”损失约9800人，第四次反“围剿”损失约12000人，第五次反“围剿”损失至少30000人。（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巨大的兵力损耗迫使苏区不断征兵。当时红军在苏区到底招收了多少士兵呢？据王连花考察，从1932年春开始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扩红”浪潮，共“扩红”27万人。而当时苏区总人口仅25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中。
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3页）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长汀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第154页）而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过度动员和苏区环境的恶化，当时一些女子甚至宁愿嫁给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不愿嫁给壮丁男子，理由是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苏区财力物力枯竭，红军优待政策很难执行
从1932年开始，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苏区的财力物力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已经制定好的红军优待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实施。 首先，由于青壮年基本都被征发参军，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红军家属的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还有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05期） 据邓颖超记录，她在参加扩红会议想发动党员当红军时，出现了以下场景：“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个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P329）可见无论宣传鼓动的再好，若不见实际的好处，没有人有上前线的愿望。 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红军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黄沙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第143期，1934年1月16日）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107页）
图片（略）
苏区群众不愿当兵，开始大规模逃跑甚至自残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0247） 而不愿出逃的人则装病甚至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参见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兵源严重不足，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
兵员枯竭加上群众不断逃跑，扩大红军越来越艰难，甚至“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
1932年开始，扩红的任务基本很难达到要求，而苏区政府并不认为这是征兵过多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扩红干部的“机会主义消极”，比如1933年12月突击扩红月仅完成了要求的40%，比前几个月的情况好一些，苏区中央下发文件称这是因为“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残酷的队级斗争中从苏维埃机关内与党内，洗刷了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与阶级异己分子”，同时明确认为“突击月计划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国军“围剿”使苏区不断被压缩，而中央则仍旧要求大力扩充主力红军。因此，采用斗争手段扩红开始大规模上演，各地突击扩红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 比如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1933年12月12日）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瑞金云集区有个乡苏封了不当红军的十人家）”。（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1933年8月29日） 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这就造成了“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红色中华》第234期，1934年9月16日） 在宁化，“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同时，为了不影响群众参军的士气，苏区政府开始对信件、舆论进行控制审查。“苏维埃有权检查和取消防（妨）害扩大红军的信件”，“督促红军家属写鼓励红军的信”，鼓舞其斗志，禁止有打击士兵信心，动摇士兵意志的内容出现。士兵也不能利用信件散布军队的负面消息，如军队的艰苦生活，战事的失利情况等。（《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P571） 强制扩红甚至酿成了暴动，比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尽管如此，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通知，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同时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说：“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十天的突击又再一次的证实了。敌人进攻更加紧张，反革命活动也更加厉害，在这次突击中，他们„„不仅隐藏在机关中进行破坏，他们还埋伏在赤少队组织中窃占领导的地位，阻挠整批的动员，组织整批的开小差。他们的更新的方式就是极力破坏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来对付各种各式的，埋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1934年5月12日） 这样的通知根本没有给苏区群众和基层扩红干部留下任何余地，除了继续强制扩红，没有其他路可走。
1931年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全苏大会旧照 （略）
过度征兵导致兵员素质下降，最终也使苏区丧失
扩红指标的高压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向红军输送了大量滥竽充数的士兵，许多地方不关心士兵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如长胜黄石区在230个新士兵中，有64个是老弱病残；会昌县送到补充团的300人当中，有84人被淘汰；福建省在已集中的1000多名新战士中，只有670人合格；特别是兆征县，40个人当中只留下了7人。（《红色中华》第233期第1版，1934年9月13日） 第 12 页共 20 页 ）
开小差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王稼蔷《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西江庄埠五一报名一O四名，逃到白区去三十余名。”（《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苏区中央局《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 即便聚集到部队的士兵，也因为素质差，缺乏训练，常畏缩不前。这种状况可以从蒋介石1934年对部下的发言中看出来：“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8页） 最终，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由于作战人员素质不断变差，由于苏区政府的强制征兵导致其丧失了老百姓的支持，再加上国军的大力围剿，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结语
中央苏区开创初期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各种优待政策，的确获得了苏区民众的高度支持，也激发了他们的参军热情，兵员的素质和战斗意志也很高。 苏区后期，由于常年累月的征发兵役，以及战争不断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导致了苏区兵员短缺，红军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不得不采用各种强制征兵手段，但最终仍不免丧失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
（以上引自网刋《参攷附件》2012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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