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十四

如石

8月17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当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1 现在的形式是糖衣炮弹式的、是笑里藏刀式的、是和颜悦色式的、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不觉就着了人家的道的。

8月20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在提出这次会议如何向下面传达时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1959年庐山会议），传达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2 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其实，即便只传达到省委一级，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官员任命以及各自历史上形成的错综关系，地、县、社、队等干部不可能不知道。上面的官员更不可能让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有与中央精神相抵牾的人和事出现。所以即便不让公开传达，也必会以各种方式告诫自己的属下，以免横生枝节，给自己惹祸，影响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这么浅显的事理，毛心里不清楚吗？当然清楚，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做给谁看呢？就是做给提出这一问题的刘少奇看。

因为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暗隐着对毛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不满。且不说引发毛不满的，正是“七千人大会”后，刘作为一线领导人，领导出来的毛认定的“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的正确意见打成了反党言论，才导致了其后左倾泛滥和国民经济的巨大灾难，才有了“七千人大会”期间为彭德怀平反的声音，才使得刘少奇只能以差强人意的彭“里通外国”之罪而不予平反、在大会上加以特别说明。

刘心里当然明白，毛认定的“三风”祸首，非他莫属，且不夸张地说，此时恐怕在毛心中，其罪过不比当初的彭德怀轻。此时，刘所言“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的本意，其实并不在传达范围的宽窄上，而在于传达的内容是否正确上，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59年庐山会议才仅过去三年，彭德怀振聋发聩的发言，犹在耳畔回响，批彭之后的中国是千万饿殍，而刚刚有点儿好转的国民经济，还元气未复，其来之也难，其失之也易。此时的刘少奇，在用最隐晦的方式，表达着最清晰的看法。

毛对刘的这一切，当然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毛在顺着刘少奇提出的表面上的问题，做着表面文章的同时，深知如果不拿出点像样儿的东西来，只是口头上叫喊一番“阶级斗争”的言论，不可能说服或者说是慑服刘和有着与其同样想法的那些领导人。于是如前所述，恰逢此时出现的小说《刘志丹》，就成了作为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大师的毛、打向刘等人的利器。

1962年8月23日，阎红彦就其对小说《刘志丹》的看法，向康生做了报告。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而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即8月27日，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康生。康生，就像毛的锦囊，只是这个锦囊还有个别称——“潘多拉盒子”。就像当年延安整风时，毛让康生主导整风运动，大肆甄别抓捕敌特分子、令众多无辜者受难蒙冤一样，毛又一次打开了这个“盒子”。小说《刘志丹》及其关联人，注定在劫难逃。

《红楼梦》中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错掩错，劫应劫，恶生恶，从此中国政治社会便进入了又一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时代。

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

9月3日，毛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指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两封信的内容基本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3 这是继1959年7月16日在庐山会议上印发与会者讨论彭德怀的信之后，又一次印发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只不过这次把讨论的环节都免了，直接进入批判模式。9月6日、7日起，预备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批判习仲勋主导参与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一直到会议结束。

至此，毛泽东手里说明“阶级斗争”迫切性、残酷性和现实性的实证，不仅有了习仲勋，还有了彭德怀。而二者又通过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如前所言，当初打倒高岗时，刘少奇等人就指责彭德怀与高是一伙的），合二为一。这样，即便刘少奇等人想要对批判习仲勋有所保留和异议，但因为高岗作为结合体将习与彭密合为一，也只能“敌之友，亦为敌”、与毛同仇敌忾了。何况这期间康生再一次找到刘少奇，谈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情，康生说：主席的意思，让少奇同志尽快同编辑小组集中谈几次话，把这件事完全定下来。这不禁令人想起电影《教父》中一句台词:“要接近朋友，更要接近敌人。”

毛的这些做法，其结果就是使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9月26日的讲话中说：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毛泽东、刘少奇这一唱一和的发言，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样的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鞭唾。只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此是后话。

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在讲话中，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在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指小说《刘志丹》），是一大发明。”毛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4 并借此发挥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5

时至今日，“阶级斗争”演变成为“阶层斗争”（权贵阶层与平民阶层，本质也是阶级斗争）。当斯大林俯瞰着受其检阅的群众时说：看这些可爱的羔羊。这和当电影《教父》里的教父说的：“我一生在上流社会挣扎，以求一切成为合法，可惜上得越高，人越奸诈，不知何处是止境。数百年来人们在此互相残杀，为了金钱、荣誉、家族、地位，以免成为高层人物的奴隶。”不过是异曲同工。而对于迄今金融界发生的诸多事件，《教父》一句台词可谓经典：“金融就是手枪，政治要懂得如何开枪。”

全会增选了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肯定了1961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取得的成效。

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这段话，无疑出自毛的手笔，至少是经其修正过的。反对修正主义，无需赘述。反对教条主义，毛是深思熟虑的。早在延安整风前，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宗派。整风期间，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受到了严厉地批判斗争，“篡党”、“篡军”等用语都扣其头上，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6

而今，当初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王明、张闻天等人，早已销声匿迹。现在的教条主义，根本无从谈起，更别说有什么代表人物。如此，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没有了，那么“帮凶”自然就水落石出了。也就是说，毛在盯紧刘少奇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周恩来的警觉和控制。既然“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已然露出了修正主义的苗头，就不能再让其他政治势力掺入其中，以免姑息成患，尾大不掉，尤其周这样的实力派人物。对毛来说，周在广州对知识分子的那番讲话，便有投石问路或投桃报李之嫌。必须得将这样想要或正要蠢蠢欲动者，扼杀在摇篮里，拿捏在手心中。

“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此一句，以周心有灵犀、无以伦比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手腕，自然知道今后该怎样逢君之好、唯首是瞻。都说“衣是新衣好，人是故人亲”，人对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毛对周是“好三年歹三年，敲敲打打又三年”，既狠狠地用，更狠狠地控。

9月27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就民主集中制说了一番话：我们现在有六个大区，有六条心，中央有几十个工作部门，有几十条心，那怎么办？所以每年都得有一次到两次，不惜时间，展开辩论分析，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所谓统一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所以，民主是为了集中，过去第一书记说了算，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7

如果据此认为毛是主张并实施民主的，则大可商榷。首先从字面“第一书记”来说，是对大区及中央各部门而言，并未上升到中央的核心领导层面、包括国务院、书记处、政治局等。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也含括了最高领导层，在刘少奇作为明确的第一线领导人主导工作的情况下，这番言论实际是对刘领导权威的一种干扰或者是一种掣肘。至于有认为这也是对毛自己的一种制约，这就未免对其失之了解，如林彪所言：毛最担心的就是开会表决时，不能获取大多数。所以毛一贯的、也是保证其稳获多数的做法就是，在没有把握获得多数时，先不表决、先开小会、先私下沟通，直至胜券在握。当然，后来一言九鼎，另当别论。

1962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夫妇的合影照，这是江青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和毛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对外亮相，尽管比王光美晚了五天（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和合影照）。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向台前。

其实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在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江青已有所显露。而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文化界一直心存疑虑甚至有所偏见，借着小说《刘志丹》事件，毛需要一位信得过的人，在这一领域为其站岗放哨。毛曾对曾志（陶铸的夫人）说过：江青政治上还是很敏锐的。之后江青凭着自己出色的政治敏锐度、文学艺术修养和能力，不断赢得毛的认可，也逐渐加大了其在毛心中的政治分量。

注释：

1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6页。

2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8页。

3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3页。

4、5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3页。

6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第77页。

7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