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行(十一章)/季鹏

在毛执政的时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毛最初的盟友、好友最终都成了他势不两立的仇敌。这种敌我“换位”的奇特现象短的不过几年，长的也不过一二十年。虽然，从国家之间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但像毛这样走马灯似的把朋友变成敌人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而且，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发生在国内。想想看，当初的“开国大典”与毛同上天安门城楼、或者共享国宴的那些“亲密战友”，开国元勋，忠诚盟友，到了毛死时还有几个仍然与他保持原来的关系？恐怕很难找到了。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当年最“亲密”、“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后来变成了头号敌人；还有那些“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山水相连”的“同志加弟兄”等等，也都变成怒目相向甚至兵戎相见的仇敌。凡此种种，恐怕不能完全用客观形势的变化来解释。比如，是毛首先把那些在他与国民党争天下时的民主党派盟友当作“资产阶级右派” 加以打击、抛弃，后来又把他党内的“亲密战友”一个个当做“身边的赫鲁晓夫”搞掉，难道这些人真的是反对他或要夺他的宝座吗？.....在国际上，事情要复杂些，但仔细看看，跟国内的情况也差不多，原来也都是由毛主动挑起事端，或翻云覆雨造成的，其根子大概还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上，因为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就要有新的斗争对象。下面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毛执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踪迹。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宣称它是一项世界性的全球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全球主要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了胜利。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后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天生具有侵畧、扩张性。列宁的苏维埃国家刚刚站稳脚跟，就迫不及待地成立“共产国际”，致力于把俄式共产主义革命推向全世界。毛泽东没有加入共产党之前就宣言他的志愿是“毁灭旧宇宙，创造新宇宙”，志在全球。当他成了一国之君之后，这方面当然也绝不输给他的前辈和祖师爷。

1949年1月末，眼见毛共即将赢得内战，斯大林派出他的宠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毛的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造访。当谈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立即提出设立“亚洲情报局”的建议，这是仿照斯大林在欧洲设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毛想通过这个“亚洲情报局”对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统一领导、发号施令，借此名正言顺登上亚洲共产党首领的坐位。毛的这一建议，其实是早有准备之举。早在1947年，当时毛感到他有望在内战中取胜时，就在盘算着如何“走向世界”，他委派在延安为他采访、抬轿子、吹喇叭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巡游，向他们宣传毛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推销“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道路”。斯特朗写了一本专门推销毛主义的书，为他“走向世界” 架桥探路。后来毛又主动要求访问莫斯科, 向斯大林推销自己。斯大林考虑到中国内战胜负未定，此时过分为毛鼓吹不妥。再则，斯氏看出了毛过早膨胀的野心，可能是个不愿久居人下的铁托第二。所以不但不遂其心愿，还找个由头把斯特朗抓了起来。毛访问莫斯科之事自然是不了了之。

可是现在不同了，眼见他就要取得内战胜利了，他将把占世界人口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带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功劳非同一般，斯大林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派出米高扬到访就显示斯氏对他的重视，主动向他靠近。毛自认为他此时可以向大老扳讨价还价了。

可是，当毛提出这个“成立亚洲情报局”的建议时，米高扬却也显得早有成竹在胸，他向毛“反建议”，成立以毛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成员暂时只有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共产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机构的规格，远远不能满足毛的“胃口”。后来，斯大林又对同年7月到莫斯科考察的刘少奇表示：苏联是横跨欧亚的国家，也要参加这个“东亚情报局”。如此一来，大老板要亲临，毛对这东亚情报局就彻底失去兴趣了, 不想搞了。不过斯大林也没有使毛完全失望，他同时对刘少奇表示，中苏两大党要多承担国际共产主义义务，并要有所分工。斯“建议”：中共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帮助；苏联则主要负责欧、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毛算是获得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的正式“授权”。这自是十分使他兴奋。不过，从与斯大林的系列较量中，毛也感到了这个“大老板”不好对付，斯对他保持着戒心。而他也就在内心决定，今后要在表面上对大老板十分“恭顺”的同时，在实际事务中要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建立自己的系统，逐步创出自己的一片天下。这成了后来毛对苏关系战略的核心。

毛共正式走出国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初试身手是由中国作为“盟主”、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这是毛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也宣示毛主义正式走上世界舞台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上，毛展示了对斯大林强硬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真实的一面。

在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刘在致词中大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他说：“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方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在国内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中国人民走过的道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整个会议进行中，都在大肆贩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一次也没有提到“列宁、斯大林思想”或“十月革命道路”。会议还违反事前对斯大林作出的“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承诺，刘少奇宣布于会后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实际成为中共对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进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和协调的工具。

综观毛的一生，，他总是喜欢用“战无不胜”来形容自己的“光辉”历程。这当中当然包含很大的吹嘘、粉饰成分，但从总的看，从战略上看，也有几分是真的，比如，他所有的国内政敌都被他“打倒”了，战胜了，而他终其一生，却未被人“打倒”。而且，他也很少在对手面前认输、服软，起码表面上如此。

不过，可能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49年12月毛第一次去莫斯科“朝觐”世界共产党的头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那是一次“神秘之旅”。大概因为具体过程不太光彩，不便在世人面前公开，所以，真实的详细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不过，仅仅从事情的结果作出推断，对毛来说，那次他真正遇到了对手，遇到了“克星”。不得不签了一个“丧权辱国”（毛自己的评语）的条约，被铩羽而归。

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建国之后，毛再次动起了访问莫斯科的心思，其主要目的是与苏联签订－个新的国家之间的条约，确立两国之间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并取得苏联的援助，以取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的那个“同盟友好条约”。还在当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刘就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这一要求，并提出三种方式：签新约；对旧约加以修改；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将签新约之事推迟。供斯氏选择。但斯氏不置可否，只说等以后毛来了再说。

在毛赴莫斯科前，中方通过苏联援助东北的专家组长科瓦廖夫就毛访苏一事与苏方进行了协商。11月8日，毛亲自给莫斯科去电，询问此行是否签约，如签约，他将偕周恩来一同前往；如果仅仅是祝寿，周便不必去了。可对方仍不置可否，只叫他去了再说。毛便只好独自前往。苏方的不明确态度，给毛的此次访问蒙上了一丝阴影。

毛当然知道，斯大林是共产主义世界最高领袖，二战中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领导人之一。从毛泽东踏上中共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斯氏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灯塔”，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在毛泽东和中共数十年的斗争生涯中，斯大林的影响如影随形，他旗下的共产国际更是中共的直接领导。毛泽东获得过共产国际的不少支持和帮助，也挨过它的训斥。过去，他只能顺从国际，仰望斯氏。如今，几十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今日之毛泽东已成为堂堂大国领袖，世界第二号共产党国家的“国君”，他感到今非昔比，可以堂而皇之去见见这位昔日的领袖、导师了。当然，此行最主要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要与苏联订个条约，他的国家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只有苏联才有资格充当这个靠山；而且他刚刚宣布自己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需要苏联作出相应的回应，营造中苏友好同盟的亲密氛围，以便向世人展示他的国家与“苏联老大哥”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坚定人们的信心，提高自已的威望。

但毛也为此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苏方游移不定的态度，毛多了个心眼，他给自己留下点余地。先装作单纯是去给斯氏“祝寿”的样子，他带了整整一个专列的“贡品”。更重要的是，此行不带任何重要的政府官员，最高的随从官员的他的秘书陈伯达，还有翻译师哲。这显然不是与对方签订一项国与国之间条约的架势，这是考虑到，万－斯氏不肯与他签新约，或对他施以“颜色”，影响也会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所以，在他与斯大林初次会面、会谈时，连中国驻苏大使也不叫去。

造成这种不安其实是毛自己内心有“鬼”，他知道，虽然斯大林很看重他，支持他作中共的头领，但他也曾与斯大林有不少“过节”：二战中苏德战争爆发时，斯氏曾命令毛共加强对日军的主动攻击，以牵制日军可能对苏联东线的进攻，陷苏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但毛借故推托，不肯就范；在延安整风时，毛揪住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贯彻斯大林意图的“钦差大臣”王明，企图置王于死地，引起了斯氏的不满和干涉；抗战胜利后，毛打定主意与国民党一决雌雄，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斯氏却说战后人民期望和平，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并逼令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毛不得不服从；1949年初，当毛共的军事胜利已经在握的时候，斯大林又叫他响应国民党的和谈呼吁，这回他真的恼火了，没有顺从，只是假意应付一番.....这些恩恩怨怨双方都心知肚明，他不知道这位“大老板”是否也像自己一样“眦睚必报”。不过他也想到，已往的一切都过去了，如今中共取得了胜利，这就证明当年自己是正确的，作为大政治家，斯氏还斤斤计较这些吗？何况今天他已经成了堂堂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脑，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领袖，还主动到这里来祈求友谊......难道斯氏不给面子吗！

1949年12月16日毛抵达莫斯科，六个小时后斯大林会见了他，双方开始首轮会谈。斯氏面带微笑，表情亲切，毛也迫不及待想与斯套近乎，他向斯当面重申了他的“一边倒”政策，斯氏也显得兴高采烈，夸奖他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只这－句，就巧妙地就过去的一切向他表示了委婉的“歉意”，从而把二人过往的恩怨轻轻地“一笔勾销”了。

毛感到气氛不错，决定抓住时机，趁机提出此行的目的：希望中苏两国签订一个同盟友好互助条约。毛着重说明，中苏间原来的条约是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国民党己经被打倒了，条约当然要换新的了。他还说国内普遍认为，在新形势下，中苏两大共产党国家应该有一种新的条约，新的气象。并重新提出可以签新约，也可以对原条约作些修改……

斯大林不可能从正面反对这－观点。斯氏迟疑一下说，修改旧约这事牵涉到与美、英的关系，如果我们修订原条款，美英就可能借机提出要修改《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条款，如战后日本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归还俄国等等。原来，苏联与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条约》，只是美、英、苏三家《雅尔塔协定》的附产物，雅尔塔协定还给了苏联其他好处，斯大林怕因此招来麻烦，触动苏联的既得利益。斯大林进一步说：暂不改动原条约的任何条款，应垓保留原来的形式，但在实际做法上有所改动，以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

当年国民政府迫于使雅尔塔协定让苏联出兵东北，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不可测的副作用，在那个条约中，被迫承认由苏联强行分割出去的蒙古（外蒙）的独立地位（后通过所谓公决实现独立）。被迫承认苏联“租借”旅顺军港和大连港地区，以及由苏联经营中东铁路和在东北的其他特权。斯大林说苏联暂不想“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就是指这些既得利益。

毛回到苏联为他安排在斯科郊外斯大林的“二号别墅”。据斯大林指定自己与毛之间的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向他报告：毛“心情不好，心神不安”，“很生气、很焦虑”。接下来几天，他被“凉”在那里，没有人找他谈国事，也没有人陪他聊天解乏，他被“冷处理”了。毛借故发泄无名怒火，把席梦思床、卫生间的坐便器捣毁更換。后来毛回忆说, 他被凉在别墅里每天只有三件事: 吃饭、睡觉、拉屎。可见其当时他的愤懑之情。

然而斯也是个及其讲究策略之人，他知道对毛这种人既要给一点颜色，让他不能太张狂，要价太高；同时也不能太刺伤他，必须保持与之表面上的“团结”、亲热。过了几天，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到了，斯氏对毛忽然热络起来，在祝寿大会上，斯表现了对毛少有的亲热，他把毛安排在自己的右边的主宾席上，让其他人明显感到斯氏对他的特别优礼。毛讲话时全场起立。

寿辰庆祝大会之后别的共产党头头回去了。毛不回去，主动提出举行第二次会谈，内容包括签新约问题，以及签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等。24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可是，令毛意外的是，主导会场的斯大林竟然根本不提签新条约之事，只讨论了其他问题会谈就散了。

更令他气愤的是，第二次会谈之后斯氏再次把他凉在别墅里。其间他给斯大林打电话，接电话的说斯不在家，叫他去找米高扬。毛听后十分生气，也不去找米氏。见毛无所亊事，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建议毛去苏联各地走走，旅游，参观。可毛说他哪里也不去，就在别墅里呆着。后来他回忆时说这段日子仍然恨恨地说，那段时间他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 三件事。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来了个如此大的转变呢？据学者解读，原来是美国人从反面帮了忙。美国政府在对待台湾和中共的问题上，有截然相反的两派，军方认为必须保卫台湾，保护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派，认为中共不是美国的敌人，苏联才是敌人，美国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把中共拉到自已一边来，而且如果美国不拉它，它就倒向苏联去了。杜鲁门采纳了艾奇逊的意见。怎么拉拢中共呢？艾氏说办法很简单，把台湾和蒋介石卖掉就行了，中共就会感谢我们、和我们在一起了。

于是，杜鲁门发表了抛弃台湾、不干涉海湾海峡军事冲突的政策声明。但没有大的反晌。艾奇逊认为力度不够，亲自出马做了一场长篇的“拉中反苏”讲演，目的是让中国知道美国是他们一贯的朋友，而苏联是中国的宿敌，艾氏说，美国没有占中国一寸土地，没有参与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美国还把庚子赔款为中国办学校，建医院……中国同胞想想，你们的外蒙古是谁分裂出去的？东北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去了？……当斯大林看到艾氏这份讲话的翻译稿时，不觉怒火中烧，同时感到必须把中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于是作出了立刻和中国签新约的决定。他让毛泽东看了艾氏这篇讲演，叫他别上当受骗，然后同仇敌忾对付美帝国主义。

其实，自斯大林决定与中方签订新约开始，苏方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起草小组，相关条款早就准备好了。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双方仍就唇枪舌战，争论不休。最后，除了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两港按中方要求在1952年前交还中国外，（但同时补充规定，如果发生战争，双方视情况另行协商处理。）其余都依苏方拟定的条款。

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觉得苏方吃亏了，因为苏联即将失去两个出海港口。而自沙皇时代到现在，俄国便为寻求东出太平洋的不冻港而不懈努力，与日本开战也是为了旅大两个港口。好不容易得到如今又丢失了他心有不甘。于是要求另签秘密性质的《特别补充协定》，以弥补苏联的“损失”。不管中方愿不愿意，对大老扳的强硬要求只能签字划押。这大概是后来毛叹为“丧权辱国”的由来。这个秘密协定的内容国内有关资料和回忆文章都没有披露，只知道赫鲁晓夫在1954年率团访华时，以斯大林对中国搞“不平等条约”为由，把根据这个协定成立的专为苏联提供矿产的两个设在新疆的中苏合资公司的苏方产权取消了，把它们归还给了中国。

斯大林还要搞后续报复。斯氏如此不依不饶，除了上面讲到的“损失”以外，估计他还认为毛和中方逼他签订新条约有损他的尊严。他的最阴险毒辣的一招便是批准金日成发动侵略南韩的战争，金日成曾多次要求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但斯大林考虑到多种因素都未予批准。后来斯叫金日成求助毛，毛答应做金的后盾，但许诺要在解放全中国之后。

现有资料证明，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是1950年1月30日，这一天斯氏通知他的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他同意发动统－朝鲜半岛的战争，并叫他到莫斯科来商议落实有关问题。但第二天斯氏告诉暂时不要来，要等毛和中国人离开莫斯科再来。所以斯与金日成筹划战争事宜是背着毛和中共的。

从斯氏来讲，发动朝鲜战争是－场只赚不赔的睹博，成功了，朝鲜半岛就成了他的属地，就有新的不冻港出海口了；如果失败，按照协定，在发生战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在旅大的驻军便要延续下去（朝鲜战争开始，中苏就重签协定，允许苏联无限期驻军，后来还是赫鲁晓夫上台要讨好毛主动把这两港还给中国）。另外，这场战争大大削弱了美军，减轻了苏美对抗的压力，而苏联只出武器（还出动了部分空军）不出军队，武器算卖给中国，照收钱。此事何乐不为？

在这次较量中最“吃亏”的是毛和毛中国了。打了几年仗，死了上百万军队，还欠了苏联一屁股武器债；更重要的，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另外，毛的“太子”、毛氏王朝的唯一继承人毛岸英也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炸死了。毛亏大了。所以，这次毛的莫斯科之行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滑铁泸”。

苏联新的领导班子掌权后，采取了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政策，一个重要举措是强行结束拖了将近三年的朝鲜战争。在苏联的压力下，中朝与对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毛对此心有不甘，因为他想通过朝鲜战争取得苏联的原子弹技术的目标尚未达到。斯大林对毛始终存有戒心，直到他临终之前也没有在转让原子弹技术问题上对毛松口。无可奈何的毛只好暂时收起这一野心。

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领导集团对中国的态度远比斯大林友好、开明。1954年9月，赫氏率高层代表团参加毛共建国五周年庆典，为了表示友好，赫氏答应在原来援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项目的基础上，增加15个大型项目，同时给中方5亿2千万卢布的贷款。

此时毛挑起了第一次台海危机。被激怒了的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中共的挑衅。毛则以中国受到了美国核威胁为由，趁机向赫氏提出请求苏联转让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初则劝毛放弃发展核武的打算，遭到毛的坚决拒绝；继则赫氏作出让步，因为他考虑到如果中国拥有核武，将会增加“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应减轻了苏联的负担。于是答应先帮助中国建立一座核反应堆。中国的核武事业从此真正起步。

毛和以毛为首的中共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真正产生裂痕，是源于1956年3月赫氏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暴虐统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报告被西方媒体公布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共产主义的威信一落千丈。关于斯大林，对毛泽东来说是既怕、又恨、又敬，如今赫鲁晓夫公开出来反斯大林，应该说首先使他感到“庆幸”，斯大林犹如压在毛头顶的一块巨石，如今被赫氏掀翻了，他不能不有一种轻松感。不过，他同时也感到一种忧虑，忧虑共产主义的标志性大旗倒了，不知今后将发生何种变化。所以毛对此事的最初反应是：赫鲁晓夫掀了盖子，捅了漏子。他则要静观其变。

果然，毛的估计很快就应验了。就在同年6月，赫氏的报告几个月后，在波兰的波兹南市爆发了要求撤走苏联军队、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引发流血冲突，史称“波兹南事件”。毛泽东对波兹南事件完全持幸灾乐祸的心态，内心认定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自食其果，他甚至想趁火打劫，趁机给苏联领导集团制造麻烦，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奇妙的是，接着又发生了规模更大、更加激烈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民走上街头，开展全民性的反对苏军占领、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这一回毛觉得大事不好，因为运动的实质是明显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这已经触犯了毛的“底线”。更糟糕的是，苏共领导层大概出于波兰事件的教训，准备撤走驻匈的苏联军队，实际上就是“放弃”匈牙利。毛想到如此一来，很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将可能因此崩溃，而且必然影响到中国.....。毛无论如何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他一改在波兰事件中的立场，来了个180度转变，气急败坏地给苏联领导人出谋献策，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压......。

波、匈事件使毛现出了原形，也在客观上说明了，毛政权与苏联统治集团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只是，毛对于镇压人民反抗更为坚决，更为残暴。当波匈事件高潮过去之后，在波匈两国以及整个东欧引发了动荡不安。对处理这类事件缺乏经验的赫鲁晓夫集团，想到老辣、善变的毛，决定请毛助一臂之力，请他去平息东欧的余坡。毛派了能干的周恩来去当此重任。果然，在周的有拉有打、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强有力干预下，波匈事件逐步平息。

这两个事件已经证明毛与赫氏并没有太大的政见差异，没有太大的矛盾。可也令毛看到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经验不足、威望不够的弱点，毛想趁势树立自己的权威，并迫使赫氏改弦易辙，重新回到斯大林路线上来。他令周恩来去莫斯科，以－种教师爷的口气让苏共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等等。不想这种得寸进尺、反宾为主的做法令赫氏集团大为反感，拒不买账，双方“抬杠”起来，毛的目的未达到，与苏共的关系搞砸了。毛泽东老羞成怒，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突然大发了一顿无名怒火，大骂苏联领导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又说对方年产“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这有什么了不起！”真是越骂越莫名其妙了。

可是经历这次波折，却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原因是双方都对对方有所求。赫鲁晓夫那边，在1957年6月发生了一次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老斯大林分子的未逐的宫廷政变。赫鲁晓夫依靠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枪杆子挫败了这次政变，马林科夫等人便成了“反党集团”。赫氏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威信受到巨大损害，因为它指控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罪名很难使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信服，所以在苏联公布了这一事件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像以往那样积极响应，中共也没有表态。这使赫氏陷入尴尬。赫氏想到需要利用毛和中共的支持来改变这种情况，于是派出米高扬到中国来向毛求援。毛在杭州接见了米氏，双方取得了共识。毛指示中国在报上公开表态支持赫鲁晓夫。东欧那些共产党小国看见第二号共产党大国支持赫氏了，便也都跟进了。赫氏渡过了危机。从此也更着意拉拢毛和中共，双方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赫鲁晓夫想乘机巩固其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当年11月7日，是 “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想借此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会议，以营造全球共产党人大团结的气氛，进一步巩固其取得的地位。而这一切离不开作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中共和其领袖毛的支持和捧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不得不屈尊降贵、甚至不惜血本 “笼络”毛。先是将会议的计划、文件、包括要发表的“宣言”都送给毛，让其审阅修改。毛发现在文件中有谴责“马林科夫反党集团” 等内容，认为不妥，他告诉苏联人，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会议，不宜把你们党内的问题、党内斗争放到会上去讲。赫氏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相关内容。

其实从毛来说，他早就有了打算，他“挺赫”不能是无代价的，他要利用这－机会从苏联手中得到更多实惠，最主要的是原子弹技术。苏联人也看透了毛的这－心思，为了开好这次会，赫氏豁出去了，他赶在会议之前的10月15日，与中方签订了一个《国防新技术协定》，这对于毛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事件，按照协定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向中方派出最好的核武专家，“提供一切东西使他们自己能够造原子弹”。中国的核武事业真正从此起步了。

既然对方给出了如此之高的价码，毛不得不去出席这次会议了。不过，他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为未来正式就任世界共运领袖做铺垫和准备。比如，他随身携带宋庆龄和郭沫若这两名“非党人士”出席会议；他在会上发言，不上主席台，而是在座位上坐着讲，全场都要扭过头来看他；其他人发言要先送上俄文发言稿，而毛没有讲稿，是现场随意讲，“我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加上他的湖南土话让翻译人员头痛极了。苏联方面给了他特殊待遇，安排他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沙皇寝宫（别人都住在列宁山的别墅），还根据他的特殊习惯专门拆了席梦思换上木扳床，把坐厕改为蹲厕；从住处到会场全都有遮风挡雨的走廊，以免他感冒；在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并排出现，如此等等，可谓给足了毛的面子而又照顾得无微不至。

于是他便在这个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会议上作了半真半假的捧场演出。可是，有些飘飘然了的毛，却在无意中把戏演砸了：在11月18日的大会发言中，毛先是说如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因此是以武力铲平资本主义世界的好时机，最好是打核大战，全世界27亿人口死去一半、中国六亿人死去3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不了多久，世界又有27亿人了，却换来了打平资本主义……听得在场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面面相觑，惊诧莫名。原来人的生命、人口数量在毛的脑海里只是一堆数字；有人说，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可以重新开张，可我们才二千万人，打起来全死了怎么办？……“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原来毛是最大的好战分子！

正当人们对毛的宏论在琢磨的时候，毛又口吐莲花了，他在说到全世界共产党人要团结的时候，举例说，像王明那样反对他的人，他仍就宽大为怀，仍然让他当中央委员。话锋－转，突然提起不久前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未遂政变，毛却以赞赏的口吻说莫氏是“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意即对这些人仍然要团结。当翻译翻出毛的这些话时，在场的赫鲁晓夫惊呆了，不是说好了在这个会议上不说各国党内的事情吗，不是采纳你的意见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搞反党集团的话从会议文件中删去了吗！为何你自已却出尔反尔，又提起了这些事，而且与苏共中央唱反调，在这里搞突然袭击！……据现场记载，赫氏盯住毛足足有－分钟之久，然后扭转头离开大厅，去到会场外的走廊上，再也没有回去了。

但是毛在此次会上并未达到目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头头仍然选择跟随苏共。毛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在实力上与苏联差距太大，暂时不宜当头，也就顺水推舟，推举苏联“当头”。从而表面上维持了共产党世界的团结。后来他私下向哥穆尔卡说明：叫苏联当头，是因为“我们树矮，苏联树高。”“苏联有多少实力，你我有多少实力？” 因为当头是－种责任,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中国暂时不能当头。这次会议给他一个强烈的剌激是：必须在经济上、实力上快速赶上去。因为这个世界仍然靠实力说话。所以他回国后立即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此后几年，中苏双方磕磕碰碰，关系时好时坏。一个焦点是，双方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仍然不可调和。其实，这决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是按谁的主张来指导、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就是由谁来充当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的问题。斯大林死后，毛以斯氏的当然继承者自居，虽然他暂时不能靠实力发号施令，但目标是不变的。他与苏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赫氏和苏共向他臣服、低头。

直到1963年7月，美苏两国签订了一个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条约禁止两方中任何一方向第三方扩散核武技术。这就意味着苏联也关上了对中共核援助的大门。对毛来说苏联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毛决定与赫氏完全撕破脸皮。中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新阶段”。

于是，毛立即抢先发动了一场“批判修正主义”大论战，公开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毛和其助手邓小平组织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一帮御用文人，先后撰写了9篇批苏文章，合称为“九评”，在全国开展了以学习“九评”为指导的的全民“批修”运动。

1964年十月，赫鲁晓夫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总书记。中苏双方曾一度出现改善关系的意向，但很快，苏联领导人发现毛仍然顽固地继续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攻势，于是双方又回到公开对抗的时代。期间还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周恩来和贺龙提出“把毛泽东搞掉”的事件，令毛“惊恐万分”。中苏由打口水战和笔墨官司上升到剑拔弩张，终于，在1969年3月发生了双方边防军交火的“珍宝岛事件”。

综观毛的上述外交战略可以看出，所有中共与苏共的一切矛盾、斗争都是毛主动挑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毛要以斯大林继任者自居，以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指导苏共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毛表面打出的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是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谁“背叛” 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极端暴虐、个人专制独裁的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马列主义，否则他就不会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了。就是这样，毛也不能容忍，毛要的就是斯大林的独裁、残忍、恐怖的社会主义。不但如此，从毛的角度看，斯大林还专制得不够、镇压得不力，所以毛终于在中国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对来说，在毛面前，斯大林也黯然失色了。

斯大林先是在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交给毛共主要负责援助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后来在毛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访苏期间，根据前次确立的中苏”势力范围“的划分，斯大林把胡志明叫到莫斯科去，当着毛的面把援助越南共产党夺权的任务交付给毛。自此，毛成了越共的直接后台老板，后来毛又把这一角色顺延到老挝和柬埔寨。

越共（劳动党）领袖和创始人胡志明是中共和毛的老朋友，胡到过延安，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毛夺得全国政权后，正好要将越南作为向东南亚和南亚推销毛主义的桥头堡，同时也借此对胡志明展现其“不忘旧故”的英雄主义本色。所以他对胡志明慷慨许诺：越南同志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毛泽东真的兑现了这一承诺。越共坚持了25年战争，赶走了法国人，后来又赶走了美国人，打垮了南越政权，实现了全越南的“解放”。应该说，这主要得力于毛的倾力支持。20余年中，毛究竟给了越南多少援助，多少人、财、物，这是无法计算、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据辛子陵在其《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揭露：仅是1950年至1954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就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支，火炮420门及大批配套的弹药工程器材。另外，还派遣了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1965年到1968年，中国向越南派出参战部队32万余人，其中有15万高炮部队，战死和伤残数字不详。幸存的到1973年才回国。

同年，中苏交恶公开化。为了在中苏对抗中将越南拉进自己的阵营，毛派邓小平拿着中共向苏共叫板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让胡志明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公开信，同时送去200亿元人民币的“礼金”（它是上年度中国财政收入的60%，国民收入的5分之一）。可惜胡志明仍然不愿为这笔重金而与苏联交恶。

张戎的《毛传》中说，中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援助总额达200亿美金。其中绝大部分应是花在越南身上。该书还披露：美国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外援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万分之一，最多时也很少超过千分之五。而几乎一贫如洗的中国，在1971年至1975年平均外援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8%，其中1973年占到6.93%，全世界绝无仅有！

毛对外援助（不管是出钱还是出人），是如此的慷慨，曾博得很多人的敬佩，说他有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胸怀。笔者怀疑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毛的死党就是白痴！要知道，这恰恰体现了毛的极端自私、残忍和毒辣的本性。毛的算盘很精明，他知道，他送出的一切都是出自“人民”、老百姓身上，对他本人的享受没有丝毫的影响。不送，人民生活会过得好一点，但在毛看来害大于利，因为“富必修”；按照毛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最高级会议上的说法就是：“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人们变穷。至于送一些人去丧命，那更是好事，他接受了斯大林在中苏秘密协定中要中国减少一亿人口的要求，但这一目标似乎还没有实现，不过他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如大跃进就饿死、打死、累死四、五千万。送些人出国打仗，既可以减少人口，又可以获得受援国的感激，还可以借此增加中国人民对美国人的仇恨，真正是一石三鸟，何乐不为。总之一句话，这种国际主义援助对毛来说绝对有利无害，而且利益极大！

一位亲历者讲了援老修路中的一个奇特故事：援老的公路多修在崇山峻岭之中，施工和运输非常困难，成本极高。但根据毛的指示，建筑者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公路要铺上沥青，这种东西本来在中国边境省区多有生产，成本相对很低。可是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生产的沥青在世界市场卖不出去，于是中国就把它包销下来，用飞机把沥青运到老挝，再用汔车或者马车牛车辗转运到工地，这样豆腐就盘成了肉价。不过毛算政治账，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帮助了阿尔巴尼亚，有支援了老挝革命，很划算。

除了修路，中国主要是帮助老共训练军队，建立政权组织。无奈老挝人信佛，不嗜杀生，两军相遇，互相对空放几枪就各自撤走。老挝人又说他们那里没有地主阶级，毛式土改搞不起来。中国军队和援老干部只好把他们在中国的做法搬到老挝，亲自动手抓阶级敌人来斗、来杀，做示范，然而却引起当地民众极大的反感。

就在这时，越南人也到老挝来了。越南人一贯视老挝是他们的“后院”、属地，看到中国插手老挝，意在“据为己有”，越南人急了。中越两国在老挝开展了明争暗斗。从后来的情况看，老挝人“选择”了越南，后来老挝的政权模式、土改模式都向越南看齐（搞和平土改）。1968年9月，老共领导人不得不委婉地向中国的“联络组”提出：请他们“回国休假”。联络组长只好走人了。可是余下的人员直赖到1978年才完全撤出。

像印支三国可以派军队直接介入的国家终究是少数。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所谓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已获得独立，进行过一些改革，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合法政府，成了新兴民族国家。按照道理，这些国家已不存在什么重新“革命”的问题。可是，按共产党的说法，这些国家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政府”，囯家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所以仍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按照毛的说法，共产党的任务是在那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其现任合法政府，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府。毛给这些国家设计的具体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即“毛泽东道路”。

于是，毛决定采取两手策略：在大力扶持、发展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武装”的同时，表面上跟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搞好关系”，大谈“友谊”，大力宣传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通过秘密手段大量培训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教授游击战术，给予武器和资金支持，于是，迅速在很多国家树起叛旗，拉起一支支“革命队伍”，开展了武装斗争。当年的泰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都活跃着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身影，他们总后台和培训基地就毛中国。

于是，当时毛中国就出现了下面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毛政府倾力对当时国内的“封建阶级”、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彻底清剿和血腥大屠杀；另一方面，在北京的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却有一批批被毛或周恩来作为国宾邀请而来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封建国王、王子、公主、首相等鱼贯而入，受到毛、周等中国领导人热忱的欢迎和盛大款待，勤政殿里，欢声笑语，国宴厅里，觥筹交错。临别时还互道珍重，互致祝贺，情意绵绵。

当时与中国最“友好”，打得最火热的国家首先当推印度及其总理尼赫鲁先生。印度是一个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南亚大国，尼赫鲁则是颇具国际声望的资深政治家，其所倡导的“中间道路社会主义”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颇有市场。正是看到了印度和尼赫鲁这种不一般的影响力，毛、周首先把“统战”的目光锁定在尼氏身上。主动邀请、隆重迎送、热情拥抱，报纸上的巨幅照片，几十万人的狂热欢呼，这些都令客人动容。而更令人感动的则是毛泽东本人的出色表演，谁也想不到，冷血如毛在与尼氏的话别时，变得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只见他泪光闪闪，从痛苦的表情中挤出一句无比深情、催人泪下的话：

周恩来也不落后。周是中共统战工作创始人，统战之“神”。与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国王、首相、封建遗老遗少打交道，正是其平生所长。周抖擞精神，重新回到当年对国民党人做统战工作的状态，与他们打得火热，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他的最杰出贡献是在1953年底与尼赫鲁就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周在出访各国时反复重申这五项原则。1955年周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与到会的亚非国家首脑把它扩充为“万隆十项原则”，称之为“万隆精神”。受到广泛的接受和好评，周和创建它的尼赫鲁都成了国际政治明星。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是受到中国领导人敬重、宠爱的又一位明星。苏总统在印尼人民中享有崇高声望，被尊为“国父”。他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明君”，大概受到与中共领导人友好的影响，苏总统爱屋及乌，对印尼共产党特别宽容、友善，印尼共产党在他的卵翼下最终发展成为仅次于中、苏、党员达300万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在苏加诺与中国领导人如胶似膝的岁月，苏总统在中国总是受到狂热般的欢迎。毛总是亲切地与苏总统双进双出，二人同上天安门，同乘敞篷车检阅那几十万、上百万狂热的革命群众，听着山呼海啸般“毛泽东万岁！”、“苏加诺万岁！”的口号声，即使在国内，他也没有享受过如此殊荣。他迷恋了，沉醉了，他把中国当成了最好的邻邦，把毛当成了最可信赖的朋友。

还有那位马科斯总统，这位在国内不太受欢迎的菲律宾总统，对毛中国却情有独钟。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携同那位风姿绰约、打扮妖冶的夫人，在中国，如果某位“女同志”敢于像马科斯夫人那样涂红抹翠、奇装异服，即使不被斗死，也要被送去“劳动教养” 改造，但马科斯夫人在中国照样受到热烈欢迎和最高礼遇。毛每次都亲切接见这夫妇二人，似有谈不完的心里话，述不完的友情。这夫妇二人也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在短短几年里造访中国达九次，直到被愤怒的民众推翻下台。

此外，还有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等等、等等，无不与毛周打得火热。现在看来，这些亚洲国家当年之所以与毛中国友好，也有他们的考虑、他们的苦衷，他们对毛中国第一是怕，怕像印支三国一样，被中共“输出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都自知在军事上不是毛的对手，所以总想着怎样笼络它，与它“友好”，套近乎，希望以此求得自身的“安宁”。

其次是这些国家对毛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毛出于战略考虑，当时也大谈和平，大谈和平共处。一些国家领导人便以为这个共产主义大国真的立地成佛了。当时人们对毛中国的内部真相知之不多甚至完全无知，毛共的宣传本事又十分了得，国内报纸是千篇一律的喜气洋洋、形势大好。他们也就相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他们国家的政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而且，当时社会主义是个在世界很吃香的名词，亚洲各国也都打出各种旗号的“社会主义”，如日本的“山岸主义”，斯里兰卡的“民主社会主义”，印度的“中间道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人们以为毛的社会主义跟他们的社会主义不会有多大区别。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和共产党的真面目还是逐渐暴露出来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和达赖的出逃掀开了毛共统治的冰山一角。另一个事实是：在东南亚、南亚各国陆续出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由小到大，暴乱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追踪这些叛党乱军的来源，其根子、靠山原来都出自毛中国。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毛的甜言蜜语了，不再迷恋周恩来的风度翩翩了。这时美国人来帮忙了。1961年7月，在美国的撮合下，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三国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提出“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真正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武装颠覆的威胁”。后来东盟的范围不断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国家对毛共的逐步觉醒和决裂。

最令人痛心的还是，当年与毛共打得火热的那些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联手创立的那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未能给别国带来和平，印度自己倒成了与中国兵戎相见的首个受害者，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中国狠狠教训了印度这个“睦邻友邦”。中印关系这种180度的转变不但宣布了中共“友好邻邦”的觉醒，也宣告了中共欺骗外交的破产。尼赫鲁由于在那场战争中吃了败仗，优愤成疾，在战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与毛“悲莫悲兮生别离”了。

印尼则成了毛泽东在东南亚推行其两手策略，实行共产主义颠覆的受害者的典型。后来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夺权失败，印尼共产党和华侨数十万人惨遭杀戮，毛玩弄的卑鄙的政治阴谋不仅丧送了印尼共产党，而且给印尼华侨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是毛主义在国外欠下的一笔大血债！

毛插手的地方当然不只是亚洲。斯大林死后，毛急剧自我膨胀，一心想由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自己成为全球共运的最高领袖。虽然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公开表示拥护“苏联当头”。可第二年当他在中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之后，又雄心勃发，以为美、苏都不在话下，中国“要把地球管起来”！后来大跃进以惨败告终，称霸全球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但他贼心不死，不久又旧梦复萌，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论战”，随后四处点火，另起炉灶，在全球推行毛主义。

不过，当时总的情况和形势对毛不妙，苏共领导集团己稳住了阵脚，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几乎都“一边倒”倒向苏联。毛原来想在东欧的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打进楔子，拉出一、两个“朋友”，与赫鲁晓夫分庭抗礼。后来知难而退。在欧洲的共产党中没有找到同伙，连亚洲的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靠自己“供养” 起家的共产党如越南、朝鲜也不愿意在中苏对抗中表态支持毛共。

毛最初注意阿尔巴尼亚是1958年，这个又小又穷欧洲最落后的阿国讲起话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很有“反潮流精神”。按照毛的阶级分析法，最穷的小子往往是最“革命”的，阿国正好是这一理论的证明。当时毛就指示给它五千万人民币（阿国才200万人口）以示友好和拉拢，算是给它的一个见面礼。

付出果然有了回报。1960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全球51个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议上，中共受到公开谴责，陷入空前孤立。但是阿尔巴尼亚却不同意公开点名指责批评中共，会后阿共头头霍查为此与苏共吵翻。这使毛非常感动，决心大力拉拢、扶持这个小兄弟。1961年1月，中国再次给阿国5亿卢布援助（给阿国的援助不管是贷款或别的名义，实际上都是无偿的，不用归还）。毛又亲封其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自此，中阿两党、两国开始了亲密接触和互相吹捧。中共和毛算是在苏联阵营打开了一个缺口。

毛对要拉拢的对象从来不惜血本（反之，对他要打倒的对象也不惜任何代价），从1958年的第一笔援助算起，到1978年中共宣布断绝对阿援助为止，中方共给予阿方75笔（次）共计90多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另有10亿人民币已列入计划，但尚未付款）。按阿国的人口，相当于每个公民从中国获得一个人民币5000元的大红包！而同一时期，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过是三、四十元，农民一年的收入才四、五十元。中国简直将阿国“包养”起来了。

这时毛想通了一个问题：他的毛主义在穷国才有市场，穷哥们是他的天然朋友。这与他在国内造反的经验不谋而合。因此，必须给穷哥们一些好处，一点甜头，才能让它们跟自己走。但在国际上“打土豪” 不易，只好自己割肉了。毛把目光投向非洲。非洲最穷，连年战乱、干旱，天灾人祸不断，是毛认定的理想的革命之邦。但非洲并没有共产党，大多是些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但这也是与毛的共同之处。所以他视他们为好友、同志。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知道，当年非洲的大小独裁者到中国来有如过江之鲫，每次他们到来都能得到毛的“亲切、友好”接见，临走时则要送上一个“大红包”——援助，作为拉帮结派的“礼物”。这些独裁者都声名狼藉。如中非的博卡萨、西非皇帝塞拉西、乌干达暴君阿明、利比里亚的泰勒等，这些暴君还以嗜吃人肉而闻名，是一些真正的“衣冠禽兽”，毛则视之如挚友、知已。毛时期给了这些非洲暴君多少钱？没有正式宣布，中共近些年几次宣布豁免非洲国家的债务，每次都达数百亿元。这些都是毛当年送出的中国人民的血汗。

毛对非洲的慷慨解囊，目的是让它们组成一个以自已为首的“第三世界”，与美、苏对抗。虽然没有显著成效，但还是得到了回报，那就是1971年联合国在投票接纳毛共中国、驱逐台湾时，非洲国家都给毛中国投了支持票。所以毛说：是非洲的穷哥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其实，关键是美国的“倒戈”，是尼克松访华之前送给毛的一分大礼。）按照毛的援外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标准，毛认为他是值得的。只是非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始终没能搞起来。

文革时期毛要把毛主义推向世界。文革掀起了对毛的“造神”运动，把毛吹捧成“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被吹得有点飘飘然了，便真想当一回“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红卫兵、以及各类对外工作人员去境外、国外大肆推销毛主义，给一些毛主义信徒、喽啰发送《毛选》，“红宝书”（语录本），在他们中推广三忠于、四无限、语录歌、忠字舞.....等等；另方面，通过中共的组织系统、外联系统物色对象，给钱、给人、给枪，在各国另起炉灶建立一批“毛主义党”（当时在报纸上常见的打括号的“马列”组织），让他们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本囯政权。毛本人则公开宣称：“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还在中国建立了各种训练基地，大力培训各国毛主义游击队和特工。

就这样，靠着挥霍八亿中国人民的血汗，毛在全世界招降纳叛，篡养了一帮走狗、爪牙、喽啰，到处树起反旗，打着毛的旗号闹革命。不过很快毛自己也发现，原来这帮打着他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的毛主义党徒，实际上只是为了能从中国得到施舍，混着“吃毛饭”。他们并没发动世界革命的本事，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不用说夺取政权了。绝大多数后来都自生自灭、烟消云散了。1969年，毛对他的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不得不停止对那些些组织的援助。

总起来说，毛的努力是徒劳的，可悲的，非但新的毛主义革命没有发动起来，就是那些有着“传统友谊”的“兄弟党”，如越南、朝鲜、古巴，在毛掀起的与苏共的对峙中，也都没有站到毛的一边。越南在胡志明死去后立即倒向苏联，逐渐成了中国公开的敌人；朝鲜是靠了毛的“抗美援朝”才得以幸存的国家，不过它的统治者想自立门户，不愿做毛的附庸，于是无情地清洗、赶走了毛安插在那里的“反对派”（延安派），文革中，中、朝关系发展到充满火药味的对抗。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原是毛极力拉拢的对象，当古巴“革命”胜利时，中国举行了举国的庆祝、游行，又主动送钱、送物、送秋波。可惜卡斯特罗不大领情，卡氏要忠于他的苏联主子，在中苏对抗中古巴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以致造成中、古为隔洋对骂，骂得非常难听（如卡斯特罗骂毛是“一堆大粪”）。

引者按：据云，这个秘密协定的最初曝光则是1950年7月16日，由美国的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的。为了保密，当时中、苏双方都进行了严密的防范，自以为万无一失。真该叹服美国人的神通广大，居然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最高绝密文件很快就搞到了手，让它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不过，对于毛共来说，这也谈不上太大的打击，因为它对本国人民进行的铁幕统治非常有效，虽然条约在境外曝光了，但国内人民仍然一无所知。

因为有了引用的评论，笔者对此就不再作分析、议论了。不过，值得告慰的一点是，这个秘约后来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原因首先是斯大林在三年后的1953年3月就死去了。斯氏在世时，毛中国履行此密约的方式主要是参加那场“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死后苏联高层经过短暂的内部斗争，赫鲁晓夫上台，赫氏执政后为了笼络各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主动撤消了根据这个密约建立在东北和新疆的两家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河谷公司”，还检讨了斯大林这种掠夺行径。因此估计这个密约也就会被抛弃或者搁置。

不过，这一秘约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必须源源不断地以低价的农产品换取苏方的机器和工业设施。毛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的这些卖国行径，更未有所反省。实际上，毛和中共为获得苏联援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决不止这一次。读者在以后的篇章中将会看到。

该条约（指正约之外作为秘密附件的《特别协定》——引者）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非公开版本，而公开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共有六条，最大的特点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毛泽东自己当年也称签定此约是“丧权辱国”。60年代起，幸好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从条约所订六条看，除中共和苏共政权结成军事同盟，将自己置于苏共保护之下外，好象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也说的不是那么清楚，那为什么毛泽东将其说成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呢？其实毛泽东的话是另有所指。就在这个条约签定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12 日，毛泽东同苏共斯大林签定了另外一个《特别协定》，那才是名符其实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清朝所签定的所有卖国条约，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签定的城下之盟，这个条约却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下主动送上门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为什么能在中国夺取政权，以及为什么在建政初期实行一面倒的外交路线。

1950 年2月12日中共同苏共所签定的条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个《特别协定》是我们解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钥匙，时间上只差两天，内容涉及到了重大实质性问题，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只是为了更体面地向外宣布，是欺骗世人的幌子，《特别协定》才是要执行的条约。这个《特别协定》本来是对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通过这一密约，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人已经把中国拉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控制了中国，让中国民众在苏联征服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充当牺牲品。

首先在军事上，《特别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这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军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俄在协定中还要求中共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在后来的韩战中，中国不得不派几百万的志愿军参战，为苏俄的世界霸权充当炮灰，都同这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特别协定》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中国人的生命，完全受苏俄控制，苏俄对中国人生命有生杀大权。虽然以后发生的“大镇压”、“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等不一定是照苏俄指示行事，但这个协定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中国人性命以人海对付联合国的先进部队，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战，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

第四，在工业上苏俄派大批所谓技术人员控制中国的工业，直接操作中国工业的经营管理，对这些人员政府还要给以优待的 "供给制"予以优待。中国还要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由苏俄 "自由通商"，税率只有百分之一，就是在自己国家，也不可能享受到如此优厚的税率待遇。协定还规定，苏联得"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在当时中国是个缺粮国家，这个协定的前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由于中共发动战争的原因，中国当时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分之三，棉花几乎减产一半。但是中国必须先喂饱苏俄，中国人自己才能吃饭。

第五，协定规定苏俄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中国国内的矿产资源中国自己不能支配，要首先支援苏俄发展工业，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同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第六，中国境内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要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实质就是把这些地区变作苏俄殖民地。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苏俄想占有的是这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完全是以主子自居，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奴隶。

正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的主导下，中国成了苏俄的附属国，中国的国民沦为受人压迫的二等公民。苏俄打着支援中国的幌子，明正言顺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国人对此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不管中国国情，完全按苏俄的意愿规划中国社会制度，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想要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53年2月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在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政权，也出现过很多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但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倾全国之力甚至民众的生命去为别的国家作牺牲，整个50年代的历史，就是中国沦为苏俄奴隶的历史，在那个时代，也许你打死一个中国人无罪，但你要对苏俄人稍有不满或提一点意见，你就会受到灭顶之灾。

现在我们看当年发行的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邮票，所应关注的应该是这组邮票反映的背后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两天的时间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条约，一个是用来对外公布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是用来真实实行的密约《特别协定》。在那个友好条约幌子后面，记载着中国人真正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1949 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 2月14日结束。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原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