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六章

季鹏

  揭露毛在农民和地主问题上的谎言（二）：

还所谓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本来面目

作为毛主义的奠基之作，《报告》不仅倾情赞美了湖南的“农民运动”，而且也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要走传统的依靠农民打天下的路子。后来毛不止一次宣称中共领导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现代条件下的“农民战争”。毛自己当然也就是今日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了。作为当代农民造反领袖，毛自然就要百般美化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者，为他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于是几十年间，我们听到的全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片赞颂之声，使几代中国人对“农民起义英雄”充满了崇敬之情，而对于这些“起义”的真相则严密封锁，人们几乎成了“历史盲”。这当然是毛追求的效果。何况，赞颂历代农民造反领袖也等于赞颂他自己。

在《报告》中，毛不仅盛赞农会中的痞子们的所作所为“好得很”，是“革命先锋”，还说他们是“成就了那么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建立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在后来发表的作为毛共干部学习课本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对历代所谓农民起义更是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说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文中列举了一连串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简单的介绍了。其实，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并不多，也不伟大，这些起义或造反者并不是要改变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只是要推翻现任的统治者，“皇帝轮流做”，由自己取而代之而己。就像李逵说的那样：打到东京去！赶走那个姓趙的鸟皇帝，叫咱宋江哥哥坐了龙椅。

所以，毛说农民起义是为了“推翻地主阶级统治” 是瞎胡扯的。这些起义的领导者绝大多数就是地主、官僚，甚至贵族，总不能自已推翻自已吧？何况实际情况是，即使农民领袖起义成功了（如刘邦和朱元璋），建立的也都是換汤不换药的毛所谓的“地主政权”。 所以，农民起义并没有“推翻地主阶级统治”， 也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不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延续三千年之久了。毛称这种现象是起义成果被地主和贵族篡夺的结果。然而刘邦和朱元璋起义的成果被谁篡夺去了？倒是他们做了皇帝之后，将当年为他们打江山的功臣元老差不多杀光了。

明明是“官逼民反”的战争，却要说成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明明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却要说成是“农民革命”。这就是毛贯于的指鹿为马、瞒天过海的功夫。

那么，那些“伟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农民起义的真相，揭露毛的谎言，以正视听。

由于毛说的农民起义有“几百次”之多，那些较久远或不太著名的我们就不去说了。在毛共编著的近代史中，特别突出吹捧的当属“太平天国起义”，毛共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同称为近代史上“三大革命事件”。另外，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离我们不太远，且规模巨大，其领导人出自底层，可谓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毛对李自成曾高度赞赏并为其失败深深惋惜，早年曾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全党学习文件。文革中所有小说都成了禁书、毒草，只有姚雪垠写的《李自成》得以出版，毛还亲自接见了作者，可见其爱屋及乌之深情。下面我们就以这三次“伟大农民起义”为对象，探究一下这些“农民运动领袖、革命先驱”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1. 关于造反的起因、目的及其领袖人物

从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构乱之初的原因看，无不是因为当地农民本已穷厄，又遇灾年，起初是少数强悍不法之徒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又因朝廷处置政策失当，犹如火上浇油，民不堪命，反叛队伍如滚雪球般越滾越大，各路盗贼纷纷占山为王，公然扯出造反大旗。

从更深层的原因看，明朝自万历中后期，政治腐败，危机日趋深重，又有北方满族之患，便加紧了对百姓的压榨盘剥，神宗创行矿税，令中官（太监）四出掠夺，海内不堪，复又増行辽饷，形成了令全民怨声载道的所谓“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然仍感入不敷出，朝廷遂决定裁减兵饷，撤并驿站驿卒。一时间，数以万计的兵丁驿卒失去生计，此辈惯以兵刃从事，无其它谋生之道，又无恒产家业，一旦生计无着，便啸聚山林，以窃掠为生。于是灾民与兵匪汇合，反旗日盛。

陕甘延绥一带，本乃穷困不毛之地，又连年大旱，且其时陕西、延绥地方长官，均为魏忠贤余党，衰迈无能，专务虐民，以搜刮民脂民膏为能事。以致饥民和被撤兵卒的并为盗贼，号称三十六营，李自成、张献忠便是其中两支最剧者。

《明史》称：李自成，米脂人，“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此时府谷人王嘉胤已在延安一带拉起反旗，以窃掠官仓、富户为生，自成便往投于王的旗下。后王嘉胤被其左右杀死，李转投其舅父、安塞人高迎祥。高迎祥自称闯王，李称闯将。李随高迎祥转战多年，后高迎祥被官军捕杀，李自成乃继称闯王。

    张献忠，延安人，与李自成同年所生。《明史》称其“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号八大王。”后来张献忠成为诸盗中最凶很、最残忍的“贼酋”。

    由上可见，李、张二人开始便有相似之处；同为陕北人、同年生，同为军士，（李为驿卒，张在军籍），两人均幼读私塾，初通文墨，均为凶狠狡黠的不法之徒，均犯下死罪，且二人都得幸免于死（李为“脱去”，而张则被赦免）。顺便再提及一下，这个第一次救了张献忠命的陈洪范，对张还有第二次救命之恩，即为张献忠诈降熊文灿作引荐、担保，使张得以起死回生，终至夺去四川800万人的生命。

陕西饥民啸聚为盗之后，东北的满清兵又犯京畿，各地方大员奉命勤王救驾，在勤王军中，山西巡抚所部群起哗变转而向西；延绥总兵、甘肃巡抚的勤王兵也跟着溃散，这些官兵后来都加入了造反的“匪盗” 阵营。在这种情势下，官府不是紧急采取措施，体恤救民，以挽回民心，瓦解“盗贼”；反而变本加厉，横征暴敛，且花样翻新，史载“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可见，官府处置失当，贪婪暴敛也是激起民变、兵反的重要原因。

在李、张初起为盗之时，还看不出他们有何宏图远猶，到后来二人势力强大后，便有了取代朱明王朝称王称帝的打算。李自成自得李岩、牛金星等文人相助后，便有了建国的计划，第一次在襄阳称“新顺王”，按朝廷制度设立文武百官，后又于西安建立“大顺国”。然后率部直扑北京。

张献忠见李自成建国称王，亦不甘居其下，便也在武昌建国称王。后来得知李自成进京坐了龙椅，他便在西南僻远之地四川匆匁建了一个“大西国”。

由此又可见，凡志在造反者，其最终目标都在夺取皇位，企图取代原来的旧朝成为新朝统治者。除了做国王、皇帝之外，他们也想不出新的花样，只能是“旧瓶装新酒”。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这些抢夺帝位的造反领袖本为強悍不法之徒，山野村夫之辈，所以，由这些人来当新皇，结果自然比旧皇更凶残十倍、野蛮百倍。

与上述李、张稍有不同、在造反之初就“有计划、有钢领”建立新的王朝的当属满清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造反的客观条件、背景与李自成、张献忠的情况没有多大差别，其时清王朝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外患日炽，内忧复至。史载：道光28年，即1849年，南方的广东广西灾荒岁饥，盗贼蜂起，特别是广西东南一带，更为盗贼渊薮，庆远府、柳州府、浔州府，以及象州、武宣、平南等县都有著名盗寇。而当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是个老迈颟顸之庸官，起初几年总想竭力隐瞒真相，不敢向朝廷报告，遂使反叛之火越烧越旺。待到不得己奏报朝廷时，已成大患矣。

太平天国起事与李、张二人不同之处是，它的首领人物有一点文化，起亊前经过多年预谋策划、宣传组织，并在起事之初就打出未来新王朝兰图，是一次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造反行动。从这一角度来说，它与后来組织政党造反、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夺权颇有相似之处。 

太平天国造反的首领人物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家中“薄有田产”，大概相当于中小地主。洪7岁入私塾，14岁考取童生，但此后17年中4次参加生员（秀才）考试都未能入榜，所以是个落拓老童生。第四次考试（1843年）时，与其一起落榜的书友冯云山，说洪“有王者风”，劝其为头造反。于是二人绝意仕途，决心走造夺权之路——这颇类似黄巢，但黄巢是考进士不第才造反，而洪秀全连个秀才也捞不上，可见其“水平”在黄巢之下。这点在我们看到他成为“天王”之后写的那些不伦不类的歪诗和文告就可知，当年考官并没有委屈他，是洪天王的文字水准实在太差，上不了“秀才”的档次。

早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后，洪装疯装病40余日，说自己上了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从那时就开始想着利用迷信造反，他在病中作诗云：“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为了申明他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洪谎称一次在梦中上帝要他改名秀全。这“秀全”二字拆开乃“禾乃人王”，禾乃是他的自称，连起来解读就是“我乃人王”或 “我要做人王”。 与当年的“魚腹陈王”可谓异曲同工。

洪秀全想做天王很急切，还在金田起事之初便纳了15个妾妃，在永州（今广西蒙山县）被清军围困时又把嫔妃的数量扩充到36人，并不顾身在被困之中，即忙于制定新朝的礼仪和典章制度。大可称其为“皇帝迷”了。

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杨秀清也有当帝王的野心。为了不让洪秀全独占“革命成果”，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以毒攻毒“发明”了“天父附体”的妖法，结果把“天子”洪秀全的皇权夺去了大半。此外，其他一些天国领导者在后来的天京内讧中也都表现出全是一帮争权夺利、利欲熏心之徒。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是以宗教迷信将参与造反者圈入组织并严密控制起来；二是打出“反清妖”的民族主义旗号。这两点在当时都非常有效，有号召力。本来，以宗教或类似的迷信方法组织、串连造反活动是古已有之的老方法，东汉末年张角的五斗米教及黄巾军，元末的红巾军等皆属此类。但是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又名“拜上帝会”）还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和邪教性质，它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宣扬一些神学观点，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又将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搬来作为他的“太平世界”的理想。这些对于当时处于苦难无助之中、又不识几个大字的劳苦大众来说，具有很大的迷惑力。为了进一步蛊惑更多的信徒入会，洪秀全与冯云山、萧朝贵等人还在桂平金田村密谋了一场把戏，先谎称洪教主已死，为洪秀全设了一个灵牌幄帐，动员上帝会的会众来吊唁，前后七天，来者络绎不绝。七天后，忽然撤去灵帏，宣布洪天王又“复生”，于是四乡八里的农民纷纷来看复活的洪天王，洪借机开坛设讲，讲述他“死亡”那七天在上天的所见所闻，连哄带吓，使得那些愚夫蠢妇个个信以为真，纷纷争相入会，洪又规定每一会员还须缴入会银五两。就这样，拜上帝会的人力、财力迅速扩张。

“起义” 条件基本具备了。

参与太平天国起事并非只是穷苦之农民，相反，一些大地主、大富豪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家住金田村的韦昌辉乃桂平县首富，是大地主兼大富商，因受县令压迫，他首先带头毁家“闹革命”，将全部家产用于打造兵器及造反活动经费，太平天国起义的“总部”就设在他家里；石达开乃贵县有名大富豪，还有平南县的土豪胡以晃，桂平富翁曾玉珩等，都因为受到官府廹害而发誓与清政府势不两立，他们的加入对起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里还需解释一下洪杨等人对入会之会众、亦即太平军军士们的控制方法，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上帝教”的邪教性质。

1844年传教伊始，洪秀全便为“上帝教”倾心制作了不少传教文书，重要的有《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在这些教义宣传品里，充满了诱人的平等、太平等美好词语和教规、天条，如：“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天下（世界）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还说未来的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救世歌》中洪提出了“六戒”，即戒“淫”、戒“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后来洪与冯云山又共同制定了十款“天条”，目的是加强对教徒的思想控制，如教徒集会时要共颂赞美上帝诗；入会受洗礼要念悔罪奏章；朝起、夜睡要拜上帝念祈祷文；吃饭要念感谢文；其余婚丧嫁娶等稍大一点的活动都要祭告感谢上帝等等。（这不禁使人想起毛自延安整风以来就流行的一些类似仪式，如凡集会必须唱颂歌“东方红”、呼毛万岁，民众的婚喪嫁娶必先行感念毛和共产党的“恩德”；到了文革中发展成对毛的“早请示、晚汇报”、 唱语彔歌、跳忠字舞等等——原来是师出有门。）

以上主要是洪等在传教时宣讲的教义、教规。教徒一旦入会，便编入军籍，受“起义军”军规的严密约束，若有违反，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杀无赦”！

为了对会众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洪等规定，在入会之初，教徒要“贱售家产”，将房屋、田产全部变卖成现金，“交给公库”，卖不掉的则放火烧掉。这样，一人入会（教），全家参军。而且家也毁了，没有了退路，成了过河卒子。且人人都互为人质，一人犯规，全家遭殃。太平军把这一套推广到它所占领的一切地方，每占领一地，先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方式，将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全悉数编入太平军队伍。男入男队，女入女营，小孩有专人教管。各营互不通气。家中所有财产必须全部交出，私藏财物合银五两及以上者，“即是邪心，即是妖魔，”立即斩首；超过21天背不出“天条”者，斩；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斩；发牢骚讲怪话不愿做驯服工具者，斩；不堪忍受试图开小差者，斩；其他违规行为，如夫妻偷偷同宿；兵士遇到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等等均“斩首不留”。至于“反叛通妖”的，则处以“五马分尸”或“点天灯”（将“犯人”脱了衣服捆绑倒挂，在其肚脐上浇上硫磺点燃，慢慢烧死）的酷刑。

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支“造反队伍”能迅速壮大！为什么作战都拼死向前？为什么“打而不散”？——谁不听命，全家只有死路一条！

在太平天国以前，如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也有类似的“军法”，如作战时分军士为几层列队，凡前队后退或逃跑者，后队立即杀之，后队不杀者亦为死罪，以此类推。因此明知送死，只能上前。然而李的办法没有洪、杨之严密，也没有全家互为人质之酷毒。

可以看出，这些严厉残忍的“军法”、“军规”，就是最初的“人海战术” 和“人民战争”的体制。看来毛泽东只是得其造反祖师的真传而已。

太平天国不同于过去造反者的另一特点是打出反对满族统治、提出杀“清妖”的汉民族主义口号，后又加上杀“洋妖”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在当时都有相当号召力。意想不到的是，当时洪秀全提出的这些口号，在他败亡数十年之后，得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赞赏，因为孙氏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初也提出推翻满族统治的“驱逐鞑虏”。又与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反帝、反封建” 不谋而合。所以，后来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给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少赞词，毛泽东更认其为自己的祖师，故对洪等大加宣扬，对其罪恶和丑行全力掩盖。

从太平天国起义参加者的动机看，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如洪、杨等领导人想趁机来个改朝换代，夺取那把龙椅；而一般的民众则主要是出于情势所迫的附合，其中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动参加的，如迫于生计无着的饥民，受到地方官府迫害或其他势力排挤走投无路而孤注一掷的富豪、地主；二是非主动参加的，如前述太平军每到一地将百姓全部强迫编入其军籍，还有如村庄家园被战火所毁别无生计的村民，以及战败被俘的敌方官兵等。

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参加洪的造反军，到了军中之后，在严厉的军纪约束下，他们都不得不拼死战斗，因为舍此别无生路。从这一点来说，与后来毛的“人民战争” 和“人海战朮”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上述可见，毛所谓“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地主的剥削压迫所使然，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

还应该指出一点的是，就是即使动乱、造反发生了，也有很多农民也不愿参加造反队伍。农民既可以是造反军的主力，也可以是镇压造反军的主力。如，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力曾国藩的“湘军”，就主要是由湖南和湖北的农民组成的，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他最喜招募那些“深山穷谷寒苦之民”、亦即毛所说的“贫雇农”为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些人应是最坚决的造反先锋，可是在曾国藩的调教下，他们成了捕杀太平军最勇猛的战士。可见农民本身并无政治理念，关键在于领导者的引导、教育和训练。同样，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军” 如赤眉、绿林、黄巾等，结果也为毛所谓的地主、贵族或者皇帝的军队所消灭，而这些地主、贵族、皇帝领导的军队同样是由农民组成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世上并无纯粹的“农民起义”或“ 农民战争”。因为农民本身不只是一个“阶级”， 不是一个“集团”，“农民”是由千千万万具有不同思想、不同具体利益的个体组成的，没有统一的、千遍一律的“农民”所以，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

二、农民造反军都干了些什么

由于毛的定调，自延安时代起，毛共的史学界、宣传和教育部门，便对中国历代所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一片颂扬之声，而将真实的历史完全掩盖甚至颠倒过来，其流弊、流毒，至今不能清除。

现在我们仍以上述三大造反运动作为例证，看看这些农民造反英雄究竟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们是怎样“推动中国历史前进”。

一般地说，所谓的农民起义或农民造反大致有成功与失败两种结局，上述这三场造反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却都一度建立了政权，将农民造反事业的起、兴、衰、败的全过程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和认识价值。

（一）造反进行中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暴行。

在毛共的史书和教科书中，总是对各类所谓农民起义军大加歌颂，例如说李自成的造反大军如何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并引当时所谓的民谣：“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毛的御用学者帮腔说：“起义军”都是由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组成的，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军纪是良好的，因此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

实际情况几乎相反。在引用史实之前，我们首先分析这些造反军的构成特点，便可推知其行为之一二。一般地说，造反军领袖，如本文的李、张、洪三位，都是一些受到到当局排斥、迫害的底层民众或仕途受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文盲或半文盲，有的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因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现有秩序怀有强烈破坏欲和复仇欲，加之造反是倾家灭族风险极大的行为，因之他们共同有一种赌徒心态，即但求一逞 ，而不顾后果。所以总的说，这是一群亡命之徒，是一群为了满足其野心、欲望而孤注一掷的狂徒。他们有今日而不知明日，所以为所欲为，但求眼前快活而不顾后果。只有极少数在看到有夺权成功的希望以后，才会采取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前面说到的李自成眼看大业可成，便接受了李岩等人的建议，采取一些收买人心的举措。这虽然会收一时之效，但绝改变不了李自成们的凶恶的本质，所以一旦夺权成功，其流氓无产者和赌徒的本性立即全面爆发，结果立足未稳便即败亡。

下面是当时对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军情况的部分记述（本章资料除取明、清正史以外，参见蔡东藩的《明清史通俗演义》，以及清人一些野史笔记，并将其所述互为印证，以便尽可能避免片面之言）：

会高迎祥、李自成等，收集山西溃卒，有众万人，推迎祥为闯王，自成为闯将，转寇山西、河南。且潜遣人勾结张献忠，献忠遂叛了承畴（笔者按：此前张兵败无奈，诈降延绥巡抚洪承畴），与高迎祥联合，横行山西……所过淫戮，惨不忍闻。或淫人妻女，令妇与夫面缚相观，稍一违忤，即被杀死，或令父淫女，或迫子淫母，待他淫毕，一概斩首，或掳住孕妇，剥去衣服，共猜腹中胎产是男是女，剖腹相验，偶得猜中，大家贺饮，否则罚酒。又用大锅煎人油，掷入小孩，看他跳跃啼号，作为乐事，否则用矛刺入儿股，高举空中，令他盘旋矛上，叫号而死。或列木为台，令男妇共登台上，四面纵火焚烧，惨声震天，贼反拍手称快，狂笑不已。或杀人剖腹，挖腑脏，纳入人血米豆，用以喂马，使马肥壮，足以冲敌。最可恨的，是攻城不下，必使所掠妇女，裸体辱骂，稍一愧阻，砍为肉泥。见有姿色的妇女，彼此轮奸，致奄奄就毙，即割去首级，把尸体倒埋土中，令下体向上，谓可令压制炮火。唯一入人家，妇女欣然从淫，还或可免死，因此贼兵过境，妇女不得不首先出迎……

李自成十分狡诈, 曾被明军困于绝地车廂峡, 眼看数万人即将被彻底消灭, 然 终以诈降脫险, 人马得以保全。闯王高迎祥被官军俘杀后，李自成继任闯王。李屡败屡起，一次又在郧阳被围。自成乃与部将刘宗敏商量突围之法，自成云：只有人自为战，方能突出，但要将辎重、妇幼全部丢弃。此前，自成之妻小全已失去。于是下令将所掠妇女全部杀死。次日，刘宗敏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来见自成，曰：此乃我两个妻子之首级。自成大喜，即召全部头领，以宗敏为样，将妻子杀了，准备突围。李自成、刘宗敏当下对各头领的说法是：妻子如衣服。大丈夫大业成功，何患无妻？

就是这个刘宗敏，堪称暴虐之尤，进入北京后，在大肆榜掠、杀戮清王朝皇族贵戚、追索金银财宝的同时，又将吴三桂之爱妾陈园园据为己有。使原本已决定投降李自成的清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闻知后勃然大怒，决计转投清军并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短命王朝随即败亡。

如果杀妻是因为“妻子如衣服”，死不足惜，那么，“兄弟如手足”总该有点骨肉之情吧！可是对李自成来说，从不知“情”为何物。他在河南时，有兄长自秦中来探望，数语不合，自成便拔刀将兄杀死。平时行军，自成学唐末黄巢之余党陈宗权，不许多带辎重，随掠随食，饱即弃余，饥则食人，并以盐腌尸作军粮。所掠男子，悉充兵役，所掠妇女，随给兵士为妻妾。一兵备马三四匹，冬时用被褥裹蹄，剖人腹为槽，每逢饲马，便将掠得之人民割肉取血，和刍为饲。马已见惯，遇人辄张牙裂齿欲噬之。自成攻城的规矩是：望风而降者，入城后概不杀戮；守一日，杀城中人十分之一、二；守二日，杀戮加倍；三日，又加倍；三日以上，屠城杀死所有人民，然后聚尸火烧，名曰“打亮”。李打回老家攻榆林城（米脂属榆林郡管辖），守城军民与之血战七昼夜，自成军死万人。城破后，妇人孺子均以瓦石击之，无一生降，全城捐躯。家乡人就是如此“迎接” 这个“闯王”。可见乡梓人民对这位造反“英雄”的刻骨仇恨，誓不共戴天。毛及其御用学者为何视而不见？

李自成攻福王朱常恂封地河南府（治洛阳），城破，王府被一掳而空，福王被擒。因嫌其嗜财如命，遂以金器溶化灌入其口中杀之。自成见褔王肥胖，复顾左右曰：“此子肥壮，可充庖厨。”侍从即令厨工将福王剥洗干净，剁成肉醬，再参以鹿肉，制成“福禄酒”， 令部众开怀痛饮。后自成率部二次围开封，不克。后决黄河堤引水灌城，淹死兵民数十万众。

《明史》称：“自成为人高颧深凹，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评价有贬有褒，应为可信。

这就是被毛共吹捧为农民起义伟大领袖的李自成的真相。在文革中，在几乎所有小说都被禁的情况下，毛特许出版了姚雪垠三卷本的《李自成》，书中对李极尽美化吹捧之能事。毛亲自接见作者，可见毛与李自成惺惺相惜“情深意重”。

至于张献忠，所有文字记载几乎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都云“贼中残忍，无过献忠。”有人说他是天杀星下凡，专来消灭人类的。献忠不是一般的杀人，而是将杀人作为最大的享乐，最好的游戏。还在初犯安徽、浙江一带时，“每过一城，掠得妇女，必由献忠先择，拣取绝色数人，轮流伴寝，上半身令她艳妆，下半身褫去亵衣，令她裸体，或着五色背心一件，无论昼夜，一时淫兴勃发立使横陈，任情污辱。宠爱数日，即将其洗剥干净，杀死蒸食。至若掠得婴儿，视之羔儿、豚儿一般，炮燔烹灸，用以佐酒。”

足见张已不是一般的刽子手，也不是－般禽兽，而是禽兽类中最残忍、最凶恶者，是真正的恶魔！

攻城时，张先使妇女裸体骂阵，然后尽杀之以填平护城河，供兵士踩踏攻城。张第二次入川前，由岳州欲北渡洞庭湖，适遇狂风大作，湖中所停船只覆没百余艘。张大怒，将所掠得妇女尽赶入所剩之舟中，放火烧舟，连人带舟焚毁，光延四十里，惨声震天，夜明如昼。

在此前一年，即崇祯16年春，张献忠欲在武昌建都，自安徽沿长江直上，先陷汉阳，再陷武昌，由于杀人太多，尸弃江中，“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

待到张献忠第二次入川时，李自成正向北京进军，不久即攻下北京城，明亡。此时的张献忠已知自己入主中原的皇帝梦断，于是在成都建起个“大西国”，他自知这个大西国命运不会长，满清不可能让他偏安一隅 。于是，开始了他疯狂的杀人“事业”。首先开杀的对象是“蜀中士人”和“全蜀绅士”（这点与毛共不谋而合），其原因大概是张本人和其军士几乎全是文盲，而士人在当时社会地位较高，享有一定政治特权，如打官司时可见官不跪。自然遭到这帮文盲和流氓的忌恨。张杀光了他所能抓到的士人、士绅之后，接着便不论男女无论老幼，捕得一律开斩，妇女则先供军士集体奸淫，奸毕杀死。当时妇女缠小脚，张令一律砍下，累叠成山状，名为“莲峰”，然后点火焚烧，曰：点“朝天烛”。

张献忠与一般嗜杀者不同，他不仅杀他疾恶之人，而且杀他喜爱之人。张“建国”后，曾开科取士，得一状元，才貌俱佳，张深爱之，累加赏赐，左右不离。不久，张对左右说：“这状元令我如此喜爱，一刻离不得他，不如杀了，免得记挂。”于是便把状元砍了。

张有宠妾一人，乃绝色佳人，夜夜伴寝。当他的“莲峰”堆成时，张带她去看，问起这峰尖之“莲”该属何人？宠妾不能答，张笑渭不能由他人占据，必得他这美妾方能有此荣幸。于是将这宠妾的小脚砍了，置于峰尖。

张狡诈多诡计，如他要杀尽蜀中读书人，但第一次开办科举考试，赴考的士人都平安无事。于是复悬榜召士，士子悉至成都应试，至则一网打尽，四万余人一齐处死，只杀得血流成河，天昏地暗，蜀中士人基本消灭。

张也不是的把人一刀杀死便罢，而是喜欢花样翻新，最令他高兴的是活剥人皮。据记载，其办法是从脚趾开始往上剥，并规定，如果被剝者在剥到一半之前死去，行刑刽子手顶罪，即将刽子手剥皮。其他剖腹剜心，则为家常便饭了。张还发明一种办法：在他的百官朝会拜伏之时，遣藏獒数十只下殿绕闻之，凡獒驻足所嗅者，即引出斩之，名曰天杀。后来城里的人被杀光了，他便派部属去乡下捕杀，凡捕杀不力、杀人不多者，均被处死，如张之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因杀人少，被剥皮惨死。

    据明朝的人口记载，在张献忠入川前，四川人口为800万，当张被清军剿灭后，重新进行人口登记，仅余50万人了。以致清政府不得不从两湖、两广等地动员人去四川，叫做“湖广填四川”。这仅是张在四川杀人之数，不是其杀人总数。

    张在四川自封大西王之后，曾自立一石碑，一般人立碑无非为自己宣扬功德，所谓树碑立传。张别出新意，自撰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人谓之“七杀碑”。

《明史》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又曰，流贼中“唯献忠最狡黠骁勍”。

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分别为屠夫、流民出身，皆曾为军士，是毛所谓的真正“底层的劳动人民”，其所部亦大多数是穷苦农民，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军”。李、张则为典型的、正牌“农民起义领袖”。如此认定，大概毛泽东也无异言。

不过这里笔者要声明一个观点，即，我们在揭露这些农民造反者的残暴、野蛮、丑恶的真相的同时，绝不意味着同情或维护明朝那些皇族、官僚等统治者。笔者在本部前面的导言中已经指出：明王朝是我国二千多年皇帝专制中最坏者，是专制残暴的“家天下”之最恶劣者。这从李、张造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朱明王朝分封各地的藩王，府藏金银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两（其中如福王仅御赐就有200万亩田地，破城后，王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可见民脂民膏全被这般皇族、贵戚、官僚搜刮殆尽了，百姓安得不穷厄无告、安得不反！更可笑的是，这些巨蠹临到造反军兵临城下时仍不舍得出资募兵御敌，当李自成兵围福王河南府（治洛阳）时，守城兵士和外来援军侦得王府内金银如山，乃曰：何令我等枵腹死贼？旁观者亦苦劝福王散财晌军。然而褔王朱常恂仍一毛不拔。致令守城兵士哗变，与自成军里应外合，顷刻城破。不仅家财尽失，自己还被剁成肉醬，制成“褔鹿酒”！嗣后李自成大军直趋京师之时，崇祯帝令勋戚大臣捐金助饷，招兵迎敌。结果几无人响应，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起初装穷不肯认捐，经着人泣涕相劝，仅出银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经崇祯亲自泣涕面谕，亦只捐银万两，其余的只出百两，千两不等。结果城破，在李自成、刘宗敏等的血腥极刑榜掠之下，周奎家抄出现银52万两，另珍宝亦值数十万两；王之心家抄出现银15万两，珍宝价值数十万两。可惜此时全数搜出，也不能买这些家伙的狗命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打开皇宫藏宝的金库，居然看到“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为五百两一锭。”守着如此巨大财富却说朝廷无军晌，真不知这个皇帝在打什么算盘！（按，此说已遭质疑，恐不能成立。然王公大臣之爱财胜命无庸置疑。）如此视财胜命，平日对百姓的搜刮可想而知。（顺便讲一句，李自成一进北京就千方百计搜刮掳掠财宝，然后装车运回西安，以期衣锦还乡，安度晚年。可见其识见与崇祯大臣相类。）直致各地反叛蜂起，即如李、张之暴虐，仍然从者如云，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起，愈剿愈炽，终致不可收拾。可见，皆因百姓已无生路，只好铤而走险造反。如此王朝，亡又何以足惜！这个与全民为敌的大明早就该死、该亡！

（二）夺权成功，专制残暴远胜旧朝。

上面两位实际上并未造反成功，只尝到一点坐龙椅的滋味就又被人赶下台了。所以他们一生的业绩主要是造反过程中的事迹。

洪秀全就不同了，虽说他的造反大业不能说成功，但却安安稳稳在“龙宫”坐了十一年龙椅，当了十一年“天王”。因之，从洪的所作所为，更可以考察出一个造反成功者后的心态和他造反的真实目的。

毛泽东对洪天王给了极高的评价，说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这等于不承认刘邦、朱元璋的农民起义性质了，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一次伟大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毛共的史学家则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号召者，它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陈胜、吴广以下千百次的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识，它的光荣成就永不会磨灭，它的伟大精神也永远在继续和发展。”（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三章《太平天国》）

此外，毛的御用学者还从浩瀚的史籍资料中搜罗了一切对这个“天国”有正面评价的言论，以说明它如何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以及洪天王的施政措施如何得人心，取得如何伟大的成就等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洪天王的真面貌。

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简单地讲，洪秀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骗子、大暴君和邪教头目。这三顶帽子都非常适合他，全无半点冤屈，只有名不及实。

先说“骗”吧。如前所述，洪在传播“上帝教”时，大谈特谈要在上帝统率下，实现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女与男平等，贫与富平等，人人共享太平。说什么“普天之下皆兄弟”， 要变“陵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在《救世歌》中，洪秀全提出了“六戒”（后发展为十戒），首个要戒的就是“淫”，还要戒“行杀害”等等。

这是洪秀全“说”的，然后我们来看他“做”的吧。

“平等”是太平教（上帝教）的核心教义，也是对人民最具吸引力之所在，但凡穷人、弱势群体，或政治上受到官府、皇权压迫、排挤之人，无不对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深恶痛绝。所以，太平天国打出“平等”、“公平”的旗号，能得到大量民众的拥护。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证明洪、杨实乃最大的骗子。

宣传“平等”“公平”的余音未绝，洪秀全等便将它丢到粪坑去了。太平军起事不久就攻克了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接着在那里被清军包围半年（其时，太平军约万人，清军则达3万人）。洪秀全并不急于如何突围、如何计划战斗，而是安安稳稳在永安城呆了半年。干什么呢？他一面规划未来天国的典章制度并亲自执笔草拟文件，重要的有《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前两个制度主要是用于对军队和内部官吏的控制，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动不动就“斩首”的规定，就出自此；而《太平礼记》则首次明白无误表现洪秀全要建立的是一个远比当时的清王朝更加等级森严、更加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它规范之繁琐、等级之森严、处罚之严厉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单是称谓就规定：“王长女臣下称呼天长金，第二女臣下称呼天二金”；“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前面要冠以官名，以示区别，如“丞相子为丞公子， 检点子为检公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则称雪”。洪秀全后又亲自颁布《钦定敬避字样》，规定天王及东、南、西、北、翼王的名字，以及爷、火、上、帝、洪、耶、稣、秀等共60多个字臣民都必须避讳，犯讳严重的要杀头。于是全体军民人等赶紧熟记并掀起“改名换姓潮”。如“王”本为中国大姓，但太平天国军民中却没有一个人姓王，因为都改为“黄”或“汪”了。平时臣下写奏折、公文，老百姓写书信和说话用字等，都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不小心犯了讳大祸临头。

官员的等级享受就更严格、繁琐了。从车马、服饰、居屋、仪仗以及饮食供给、役使人差等都有严格规定，天国的大小官员出门都坐轿，轿夫的规定是天王64人，东王40人，以下递减，至最低级的两司马（相当于排长）还有轿夫4人。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全城戒严，鸦雀无声，老百姓都跪伏街道两旁，不敢仰视，敛气屏声，不得交头接耳。终于等到了这位“农民起义伟大领袖”的宏大队伍，前面是威风凛凛的御林军开道，接着是一百多面大旗、然后是鼓乐队、仪仗队，洪坐于大轿之中，身着龙袍，脚蹬龙靴，所有一应装饰及轿夫杂役也一律着黄色服装，俨然“龙”的化身。洪的大轿之后是一万多名手执长矛的卫队……南京城的老百姓此前已经领教过天王的厉害，因为在太平军进城时己在城内杀了四万多“妖人”，此时谁敢不听令？！

这就是洪天王宣传的“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

在永安被围时制定的天朝等级制度，到了南京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洪天王这时在宫中的装饰是：头戴8斤重的纯金王冠，颈挂8斤重的纯金项链（洪是广东人，看来那时的广东人，就对这“8”字情有独钟了），身穿金钮绣金龙袍，平时在宫中乘坐由美女们牵引的黄金车。天王所有用具，包括马桶、夜壶、痰盂，均用黄金制成。天王用膳时，场面也蔚为壮观，仪式开始，司礼官传唱，于是鼓声、钹声、锣声等等八音齐鸣，在曲目变换中直至天王膳毕起驾，奏乐乃止。

当然还有更“可乐”的，那就是关系到洪天王“戒淫”的事了。洪在传教时将“戒淫”列为“六戒之首”，后来这一点他对他的子民确实做到了，如前所述，所有太平军人员，全家加入太平军之后，夫妻小孩要别营而居，如有夫妻偷偷作巫山之会，则犯了“淫”戒了，夫妇双双要被拉去砍头！

可是洪天王自“起义”之始，就宣布“等级”、“军规”在教义之上，这就使得“教规”对于权贵全同虚设。如按军规，上层军官就可以享有不受夫妻分居的特权，更不用说他洪天王了。他不但可夫妻同居，而且在“起义”开始之时，在金田村就纳了15个小妾，到永安被推举为天王后，洪竟然不顾被敌军围困的险恶环境，临时将“嫔妃” 扩充到36人。

定都南京，当了真正的“天王”之后，洪的“妻子”快速增加，据说有“名份”的最终为108人（一说88人）。当然这只是正规的说法，实际上，天王宫中名目繁多的女官、宫女多达2300多人，全部归天王一人“享用”，谁敢说半个“不”字？

由于宫中“太可乐”了，洪天王很少出宫，也很少批阅公文文书，其中有五年没有批示一件公文，十一年中只有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平时除了由美女们拉着他的黄金车在宫苑内游玩以外，就是偶尔写一些给宫中妇女的《天父诗》，可读者不要弄错了，以为洪天王在效南唐李后主，与他的后妃宫女在调情嬉戏之余，写下充满柔情蜜诗意的诗词；洪天王乃“革命领袖”，是决不会那样“温良恭俭让”的，那些《天父诗》都满含杀机！天王宫除了对洪秀全一人来说是“天堂乐园”以外，对宫中所有人、特别是所有妇女来说，是真正的魔窟、地狱!原来洪秀全也把他的造反精神带进宫内了，榜掠打杀的对象就是那些宫女、妃妾！

洪天王后半生的重要创作就是那些《天父诗》，在颁发的500首“诗”中，除了14首是杨秀清假“天父附身” 之名调解洪的嫔妃纠纷的“口谕”外，其余都是洪秀全为嫔妃宫女们立的“戒律”和训词，一旦有谁违犯，严惩不饶。如禁止女子抬头望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天父诗》十七、十八规定了十种情况“该打”；除了抬眼看天全之外，讲话大声、答应天王不及时、态度不虔诚、面部表情不喜欢、眼睛左右望、讲话不悠然等等都在“该打”之列，还有如“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痰盂）不正难轻饶！”等等。

对宫女、嫔妃违规的处罚严酷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大略依“情节轻重”从毒打直至“点天灯”。还有一种酷刑叫“煲糯米”，即先将犯禁者脱光衣服捆绑，令其跪在大锅之中，然后加水用慢火煎烧，先将女子臀部煮烂，直到慢慢“煲死”。这些刑罚不但洪秀全使用，杨秀清也采用不止一次，可见这是宫中正规的“刑律”。宫中妇女们日日提心吊胆，一不小心，便可能祸从天降，连洪的结发妻子，也常遭洪毒打（“打生打死”）。这些少女除了充当洪天王的泄欲工具，就是做驯服的奴隶，不得有半点不满或不驯，否则性命难保。

这就是洪秀全的戒“淫”，和他提倡的“男和女平等”。

毛共的学者盛赞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一个主要论据是：太平天国的女子可以参军，可以做“女官”，还专为女子开科举。这些倒是事实，可是要进一步看看，就知道这些“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实质所在。太平军的战士被全家挟持“参军”，又男女小孩分营、分别管理，这些妇女自然成了“女兵”了，不当兵行吗，让她们“吃闲饭”吗？据说天国共有女兵40营，每营2500人，共10万之众，洪秀全真可谓充分利用他的“人力资源”了，连妇女都派上沙场，当炮灰，你说这种“解放”对妇女们意味着什么？！

既有女兵、女营，当然有女官。而且在杨秀清主持下还搞过一次女子科举考试，结果选得一名才貌双全的女状元，名叫傅善祥。杨很喜欢她，令其白天处理公文，晚上侍寝。某次这女状元因文字上不小心得罪了杨，被枷号女馆，痛不欲生；后又在她哀求下放了出来，不久傅趁机逃出宫外，不知所终。杨秀清心有不甘，又令各地选送才貌双全之女子。可巧扬州送来了一名年方19岁的佳人叫九妹，才色均不在傅状元之下。杨叫她接替傅的角色，白天办公，晚上侍寝。可九妹不愿意，但又无力抗拒，于是买来毒药砒霜，企图与杨同归于尽。然不幸被杨察觉，九妹当即被逼服毒而死。后又进贡有江宁女子李氏，亦因不甘受辱，试图暗杀杨，惜未成功反而被点了“天灯”。

杨秀清的骄奢淫逸不下天王，因洪秀全不出宫理事，实权大部落到杨的手里（这就是后来洪密令韦昌辉杀杨，引发天京大内讧的原因）。杨东王擅自将自已的轿夫增加到56人，出行时的仪仗队长达数里，中间还有一条百丈长的“龙”；杨端坐在56人抬的大轿内，前面分站一对金童玉女，一捧茗瓯，一执蝇拂，仿佛神仙。夏天出行，大轿底部是由玻璃制成的水缸，内装金鱼游嬉，既可降温，又可观赏。你看，当年的烧炭工人杨秀清，远比历朝皇帝贵胄还会享受呢。

宫中享乐，当然不会忘记营造前无古人的宫殿、囿苑。壮丽无比的天王宫，乃是天王无上权威的象征，这方面也表现了洪天王的雄才大略。自进城的第一天起，洪便亲自抓宫室营造。天王宫以原两江总督府为基础，四面各向外拓展十里，其规模比北京的皇宫大一倍半，而建筑之金碧辉煌，装饰之华丽精巧，则又在北京皇宫之上。为建天王宫，洪征调各省工匠民工万余人日夜赶造，又下令将南京这座千年古都、六朝金粉之地的历代建筑拆掉，选用其材料作建天王宫之用，致使这座以繁华艳丽著称的“东南形胜”除了剩下一段明代的破城墙之外，文物全部被毁。后来南京被湘军攻破，湘军一把火将天王宫送上了“天”，殊为可惜！

对这些“造反领袖”的奢侈腐败和糜烂的生活，残酷的规章，毛泽东肯定认为此乃“生活小节”，在所有有关著作中只字不提。其御用学者则津津乐道其具有“伟大意义”的“新政”，其中作为“王牌”宣扬的是所谓《天朝田亩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这“26字经”，将其吹嘘为“反封建的伟大纲领”， “旧民主主义之代表作”，闪耀着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光辉云云。毛大概也因为太平天国有这个《制度》，所以引为“知己”，甚至拜为先辈，大力宣扬，并继承发杨之。

其实这是洪天王的又一大骗局。且不说此时的洪天王还在高唱什么“无处不均匀”是多么虚伪，多么厚颜无耻！单就这个《制度》本身而言，第一，它根本没有实行，也无法执行；第二，如若真的实行了，那么新的灾难将远远超过清政府制造的灾难，或许洪秀全统治下的天国农民将全部被活活饿死！因为这是个让人活活饿死的《制度》。

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一方面它像洪秀全惯于表达的“天书”一样，信口开河，随意讲一些好听的、天花乱坠的词语，包括一些根本无法实行、无从兑现的“口号”、“纲领”；另方面其真实的一面则充满了野蛮的掠夺、压榨和伴随的暴虐恐怖。例如，前一方面如它宣称：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处荒；彼处荒则移此丰，以赈彼处荒；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煖。”

还因此规定了一套非常繁琐却根本无法执行的田地分配、搭配办法，是真正愚弄百姓的的纸上谈兵（这里不占用篇幅了）。

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这个政权的极端野蛮暴虐的本质，如：

“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即官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太平军告示》）

“不要钱糟，但百姓之田，终年所得粒米全行归天王收去。每年给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身，铺店本利，亦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重点为原有）

这真是彻底的“共产主义”了，但却是吃不饱、饿死人的共产主义。前面我们讲过，每石约合120—125市斤稻谷，按天国规定大口（大人）每岁（年）只留口粮一石谷，折成米即每月给米7市斤左右，折合每天给米116·7克；即现称二両多一点，分作三歺，毎歺38克。小口（小孩）减半。而其他一切收获物及家禽、银钱等则要全部交公，也就是说，就是靠这唯一的每天二両多一点粮食活命。（蔬菜盐油何所出尚不明，就算是由“圣库”供给吧，但肉类肯定是没有的，见下文。）显然这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命，更不可能去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不出一月，农民当会全部饿死！大概洪天王现在“油水多”了，每月7斤粮食足够了，难道他就忘了农民每月7斤粮食难以活命的道理？他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时的洪秀全眼里农民及下级军士的生命根本一文不值，洪宣称，农民的天职就是“耕田奉上”，“上”则按“功勋等级，世食天禄”。农民列在“等外”，饿死活该。

幸运的是，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洪天王的统治区极不稳定，因此，这部法律未及实施。

毛共的史学家盛赞太平天国“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仿佛这个“天国”真是人人平等的世外桃源 。但不知道这个朴素的、可爱的“平均主义”表现在哪里？因为天国的制度、法律是洪天王、杨东王等人制定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在粮食分配方面的“平等”，现在再看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平等”分配：

天朝统治集团实行“供给制”，上至天王，下至士兵，都不拿俸禄，一切由公家（圣库、圣粮）供给。只可惜这个“供给制”不是平等、平均的分配，有严格等级，如分配肉食，天王每天10斤，以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等于满清的知府一级官员）每天半斤，总制以下对不起了，不食肉吧。更不要说那些中下级军官了和士兵了。也就是说最辛苦并要在战场上拼命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平时食肉的资格都没有，在洪天王眼里，他们只是一群“犬豕牛马不若”的造反工具和奴隶、炮灰！

至于农民和一般“体制外”老百姓，不在“供饸制” 之列，所以只给农民每月7斤粮食算是天恩浩荡了（其他草民的供给不详，大概也与农民差不多）。

天朝对大小官员直至士兵，也给些现金津贴，但也是按“功勋等差”分配的，最下级军官两司马，每七日给钱百文，士兵则为五十文；两司马管辖25人，每七日供给粮米200斤，平均毎人每天合1.143市斤，这比农民要多出十多倍，另外有油盐菜金，隔段时间还可以申请加一次菜，尝点荤腥。看来洪杨也知道，军士不同农民和一般百姓，要这些人卖命，还得让他们基本吃饱（但这种标准只能吃半饱）。

两司马与以上的各级别官员的津贴，采取累进制，到了“王”，他们的“供给制”就是“各取所需”了。

这个“共产主义” 的另一特点是，它不是一般的公有制和国有制，而是“天王所有制”。 如前文所示，它一再宣称：天下的一切，包括人民、土地、资财，“皆天父所有”。“ 天下人人不受私”。 百工臣民所有生产经营收入要悉数上交给天王，再由天王进行统一分配，天王掌握天下人的“饭碗”。 这与毛式共产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能估计农民会有反抗。为此，天国同时实行一套严密的军民一体化管理制度，颇类似毛推行的“政经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人民公社”。这是一种“平战结合”、“寓兵于农”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叫做“守土乡官制”。乡官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变为军亊将领。它规定每家出一人当兵，五家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这样每个乡辖13156家，每乡得官兵13156人，一乡即为一军。

此法虽缘于古制，但从未真正实行。太平天国将此法付诸实施，这样就不仅解决了兵源问题，而且每家都有亲人在军中，互为人质，谁敢不从？兵士如果作战死了，还要由原地替补，这就把全体农民乃至全体民众都牢牢地捆绑在天国的战车上。

毛共素来宣传“革命造反军战士”作战如何勇敢，如何自觉，在“革命队伍里”如何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等等。谁知道背后有如此多的玄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湘军统帅、深知太平军内情的曾国藩就揭露说：

“粤匪（指洪本部）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苏）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讨粤匪檄》）一语道破了这支部队的真实状况和它的本质。

说到这里，必须提醒读者，洪天王所做的一切全被九十年后的毛泽东有选择地吸收借鉴，毛对其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继承发扬，仔细的读者可以看出，上述洪天王所作所为，都可以在毛的“革命实践”中找到踪迹。所以毛才对洪那么由衷赞叹，奉为先祖。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雄辩的结论：这个所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革命”产生的伟大的“农民政权”，是一个比它要推翻的旧的君主专制政权更加专制残暴、等级特权更加森严、对农民和全体民众的剥削压迫更甚的极端野蛮、极端反动、极端腐化的政权。它的所作所为与它打出的旗号完全南辕北辙，实乃毛之前五千年中国第一巨骗。它甚至连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都骗了。请看看与其同时代的马克思对它的评价：

1853年3月，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得知太平天国的造反大军攻入南京城时，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本能地万分高兴，也寄予热切的期望，他想象会在东方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在《国际述评》中，马克思以无限激情和浪漫的幻想写道：

“如果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顽固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是，到了1862年，当马克思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和腐败的真相后，他又在当年写的《中国纪事》中愤怒地写下了一段与9年前截然相反的文字：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统治者给予的惊慌还厉害。”

写得多么好！原来毛共所称颂的“阶级斗争”的祖师爷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也是那么一往深情，对“丑恶万状”的“革命行动”是那样愤怒和鄙薄！仅从这一点看，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必要重新评价，起码他和后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决不是一类货色。这也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毛泽东贩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货？并且不能不推想：如果马氏再活一百年，或者他真有“在天之灵”的话，那么当他看到那些打着他的旗号自称他的信徒的继承者们，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重复着类似太平天国那种杀人放火、毁灭文明的“丑恶万状”的勾当，他会是多么地痛心疾首！他也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宣布这帮自称他的徒子徒孙是百分之百的冒牌货！是一群地道的流氓、恶棍、骗子！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揭露了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以后，也许有人会觉得，与这些人相比，毛泽东似乎“温和”些，起码他还没有吃人肉、剝人皮吧，……我们要指出，这其实是不可类比之事。上世纪初，随着西风东渐，自由、民主、博爱、人权之风也吹到了中华大地，在清末有些酷刑就已废除。民国以后，更是废止了皇帝专制时代的野蛮、残暴之肉刑，包括砍头、剖腹之类。但是只有共产党例外，共产党自彭湃起，直到1947年毛统区的“土改”， 都把各类酷刑、剖腹剜心、砍头、当作必须的“革命恐怖”，普遍使用，为了节约子弹，对地主等无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都釆取用刀斧砍、梭标刺、石头砸、铁棍打、烙铁烙，以及其他酷刑弄死，以节省子弹。在国共内战这种正规战争中，毛完全不顾国际战争条约的禁令，亲自指挥对长春长达五个月的的围城令，活活饿死城中无辜百姓三十多万！（有说60万，毛共官方承认饿死12万）。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的残忍，最大的犯罪！到了“文革”， 基本上恢复了历朝历代所有酷刑，包括零刀碎剮，生吃活剥，对象全是手无寸铁的“阶级敌人”。 粗略估计，在毛统统治中国的27年中，在和平环境下，以各种方式消灭了7000—8000万本国人民。这在古今中外各类杀人恶魔的排行榜上绝对第一，史无前例！总之，以二十世纪人类文明观、价值观判断，不管是杀人的数量，还是手段之残忍，毛都是恶魔中的顶峰。

洪秀全还有一些被毛及其御用文人吹嘘的骗术，那就是所谓民族革命（洪叫做“杀清妖”）。毛的御用文人吹捧是“提倡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伟大民族革命运动”。这也是绝对的谎言！民族平等，首先就应有民族间的和解、和平，而当时洪和太平天国的口号是“杀尽清妖”，这个“清妖” 如果只是指清朝的统治者和它的军队，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是指一切满族同胞，洪的大军在进入南京城之后首先是大抓满人，不论男女老幼，抓到全部处死，一个不留！对待外国人亦复如此，叫“杀洋妖”。本来当时驻上海的外国使节表示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但傲慢的、要做“万国真主”的洪天王硬要把外国当作他的属国臣仆役使，这就将英法美等国推到敌人的地位，结果加速了自已的灭亡。可以设想，如果洪秀全的“革命”在全中国成功，它下一步就要统治全世界，将世界万千民族都变成他统治下的奴隶，这是多么可怕的疯狂！这与后来的毛泽东要“解放全人类”充当世界霸主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与洪秀全还有一个志同道合，心有灵犀之处，那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明之极端仇视。与历史上所有暴乱者、野心家一样，立志摧毁本民族文化是洪、也是毛的共同心态，因为不把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彻底颠覆，他们的“邪教” 和新规便树立不起来，他们残暴的极权主义统治便失去存在的理由和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洪、毛惊人地一致。太平军每占领一地，首先打击、消灭的就是传统文化象征和载体的读书人，以及学校、寺庙、文化典籍等。进入南京之始，太平军就把读书人作为“妖人” 列于必杀之列 ，然而仓促之间，难以辨认谁为读书之人，于是“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是垂楚以死。”这种情况，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打AB团时，看见有戴眼镜者，或虽已取下了眼镜但鼻梁上仍然有镜架之痕者抓到就杀多么相似！

洪秀全在造反的同时，也开展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曾国藩《讨粤匪檄》指出：“ 粤匪（即洪部）焚郴州之学宫，毁先圣之木主”，“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关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毀，无像不灭”。 到了占据南京，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灭儒运动，南京城里的景象是：“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继以火，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卖者买者一同斩。”太平军颁布告示：“凡一切妖物妖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斩首不留”。 在太平军控制的杨州和镇江，其《文汇阁》和《文宗阁》都藏有汇聚中华文化主要精华的《四库全书》，被洪部全部烧毁。又下令：“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斩首不留。”

在南京夫子庙前，太平军还上演了一出杀牛屠狗，以“狗血淋孔孟之头”的丑剧。这些都不禁使人想起毛的文革中“红卫兵”的“焚书灭儒”和“破四旧”运动 ，两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如出一辙！现在看来，这应是毛泽东有意继承他的“农民起义先师”在百年前的“革命行动”。 从这一角度说，毛的文革还不能说是“史无前例”， 因为“先师” 洪秀全已经有此“革命行动”，只能说毛青出于兰，远胜其祖。

 可笑而不自量的还有，洪秀全不仅要消灭中华五千年之文化，还想以自己的一套满嘴“妖言”的“洪学”取而代之。他亲自动手颁布了《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国》等“天书”，还不时在天王府门前扯旗放炮发布他的新作歪诗；他还废除了中国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平天国节日，如“天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甚至还擅改日历，以太平天国起事纪元。总之，洪天王依仗他的暴力，另起炉灶，造就了一套“天国文化”，强制人民信仰。这一切，和百年后毛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 妄想用毛主义统治全中国、统治全世界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如此前后心有灵犀，交相辉映，难道只是巧合？

追溯洪秀全仇视中囯传统文化之源，可能是洪四次考秀才不第；毛则是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到文化名人的轻侮、冷落，都种下了对传统儒家文化仇恨的种子。又可谓异曲同工，同流合源了。

太平天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它带来对社会的破坏和灾难无以计数，太平军后期的主要战场在江、浙一带，那里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如苏州地区，据《苏州府志》记载，1831年，全府所辖九县总人口为340万，到1865年太平天国灭亡后统计，竟然只剩下128万人口，此中逃亡与新出生人口均未统计，假设两者相抵，人口居然减少了三分之二！又，资料显示，从18世纪到19世纪太平军造反之前的1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太平之变的后一、二十年，人口却一直在下降，直到1890年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现在已很难准确估算，由于太平天国之乱直接和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究竟有多少。

还有一宗附带的罪责，就是由于洪杨的作乱，迫使清政府将主要军力放在江南，北方防务空虚，兵力不足，于是导致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北方強邻俄罗斯趁火打劫，以武力先是侵占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夺去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今，这些国土已收回无望了。

以上就是毛所宣称的 那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