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一章
季鹏
中东路事件和三十年代毛泽东所谓的
“路线斗争”
一生专搞阴谋诡计又侥幸成功的毛，平时最喜爱的话题之一是他在党内进行的所谓路线斗争，据毛自己说这种路线斗争有10次之多。由于一般人对毛说的路线斗争不明其义，更不详其情，故初期对此只能抱着一种神秘感和崇敬之情。但是后来毛自己把这种“路线斗争”的真相给捅破了，人们便对“路线斗争”一词由神秘转而为感到滑稽可笑了。因为据毛说“第九次路线斗争”，就是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针对他的“大跃进”的正确路线，给他上了反动的“万言书”，企图否定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掀起“右倾翻案风”， 毛于是奋起对其进行反击……。后来人们对此次事件终于大致弄明白了，原来彭德怀是按照毛的布置回乡去调查，调查后得知了“大跃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怀着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以个人身份给毛写了那封汇报信，信中只反映了大跃进部分真实情况，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根本没有一句“反党” 言论。但是，从来听不得批评，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毛，看了信后勃然大怒，决心对彭算总账，于是庐山风云突变，反左变成了反右，掀起了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黑浪……
对彭德怀的“路线斗争” 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掀起“反右倾、拔白旗” 运动，使全国人民进一步陷入“大跃进”的灭顶之灾，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空前大惨案……这就是毛所谓的以他为首的“正确路线” 战胜彭德怀的“反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九次路线斗争” 的真相。
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就更离奇了。据毛说这是以他为首的正确路线，粉碎以林彪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妄图通过设立国家主席来抢班夺权的一场斗争……光这一句就使人费解，因为凡是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林彪是毛的“最亲密战友、最优秀的学生、最忠诚的副统帅”， 林的“接班人”地位已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他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呢？后来进一步公布了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内情，才知道这是一次“以毛为首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正确思想、与林彪、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想之间的一场斗争”，具体讲就是林彪、陈伯达“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天才论”，与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唯物论“反天才论”之间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的“罪恶” 之－就是坚持认为毛泽东是“伟大天才”，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天才”——天哪，原来这也算罪名！人人都知道，自文革开始以来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天天都在歌颂毛，包括歌颂他是“天才”、“顶峰”， 文革开始不久召开的八届＋－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就说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报》难道也有错？当时更加肉麻的歌颂还多着呢，什么 “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以及“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是革命人民的宝书，是空气和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等等。如果林、陈因为说毛是“天才”就成了反革命，那么，全国人民不都成了反革命了吗？全国人民都站在反动路线上跟毛的正确路线作斗争了？为什么当时不指出、不批判、不制止呢？……
从此人们对毛的所谓“路线斗争”就莫名其妙、也有所怀疑了。后来林彪成了反革命、驾机出逃摔死，路线斗争就成了全国人民滑稽可笑的茶余饭后谈资了。“西洋镜”终于被戳穿，原来“路线斗争”是毛的一条整人的符咒，是他加给他的党内“敌人”的－条罪名，和其他罪名一样，都是“莫须有”的代名词。毛滥用“路线斗争”，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本章所追溯的毛说的路线斗争，则是指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发生的事情，即中共党史所谓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及其对毛泽东的迫害。毛共的党史、军史都言之凿凿地说，就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了这条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否则，如果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切敌人都会被打败，革命就会一帆风顺，战无不胜。真有这么回事吗？毛泽东当年受到什么迫害？是谁在迫害毛？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迫害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这一切，由于中共有意隐匿、掩盖，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如雾里看花。下面我们就试着拨开迷雾探索事情真相。
一、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背景：中东路事件
谈及中共三十年代初期的路线斗争，就不能不了解它的时代背景，这就涉及到苏联或曰共产国际这个中共的后台老板和保姆，因为就当时来说，中共所做的一切都需经过这个后台兼保姆的拍板，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记载，从1923年到1927年间，苏共中央（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为中共作一个决议！由此可见，它对这个“新生儿”是何等呵护有加，何等的事无巨细为其越俎代庖。1927年之后，中共虽然长大了些，但那时它所处的形势比此前更加严峻 ，估计苏共也会一如既住地对它无微不至地关怀，为它保驾护航，这是顺理成章不必怀疑的。
所以，像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头等大事，中共中央不经过其后台、主子兼保姆的拍扳是不可想象的（“长征”以后一度失去联系当作别论）。但过去中共的党史、军史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将所有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描绘成中共领导人之间的事，仿佛忘记了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真正的“老板”。而且只有这个“老扳”，才是中共路线、政策的真正制订者。这里要讲的就是苏共为中共决策、作主的一个大事件，也是影响整个三十年代上中期中共政局的一件大亊，它就是1929秋、冬年的“中东路事件”或曰中国与苏联的“中东路战争”。
“中东铁路”本为沙俄时代俄国在华特权产生的一个遗留的问题。1896年，沙俄通过软硬兼施，要求清政府同意俄国在修筑赤塔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时，可以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地区。在俄的压力下，当时清朝洋务大臣李鸿章在赴俄为沙皇祝寿时，代表清政府与俄方秘密签签订了承认沙俄拥有这一特权的《中俄密约》。1898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租借旅大及附近海域，并取得修筑从哈尔滨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力。1903年，全长2800余公里的中东路及其支线建成。按照双方协定，铁路为两国共有、共营，80年后归还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本人并通过苏俄外交部代部长卡垃罕三次发表对华政策宣言，宣布要将沙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中国领土、租借地和其他一切特权无条件地归还中国。从而赢得中国人民一片赞颂之声和感激之情，结果迎来了一个大画饼。但在1924年苏俄与北京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认定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继续由两国共同经营，并为此重新签订了《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
但是，1927年，当国民党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破裂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苏方背着中方把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试图转让给日本，又擅自作主吸收日本参加对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矿产资源的开采，并帮助日本在内蒙古和北满修筑铁路，完全不将中国的领土主权放在眼里，越俎代庖与日本做交易。
另方面，苏联利用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合法身份，以路区机构为掩护，大肆进行共产主义渗透、颠覆活动，并将其当作向东亚各国渗透的前线指挥部。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根据情报获悉苏联在其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共产国际支部大会。遂出动军警进行突击搜查，当场在领事馆的地下室抓获39人，缴获大批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试图颠覆中国政府的文件。这严重违反了中俄两国政府关于经营中东路不准在对方设立反政府机构和从事一切政治宣传活动的协定。中方获此证据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中国东北当局，决定暂时收回中东路权，将苏方铁路局长以下59人驱逐出境，查封了苏方设在中国境内的有关机构，并向苏方说明情况，等待与苏方进一步交涉。
在此之前，由于苏方在中东路的经营管理中大权独揽，并擅自设立“远东省”，将中东路及附近区域变成了苏联在中国的“飞地”，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从而引起国人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纷纷要求收回中东路权。此次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采取这一行动顺应了民心，而且有理有据，人赃俱获。但中方也未把话说死，只要求就有关问题与苏方进－步谈判。
但是，一贯自恃有武力优势、蛮橫不将中方放在眼里的苏共哪肯就此罢休？它根本不想谈判协商解决，而是于7月14日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中国政府于16日复照苏方，不承认其无理指责。
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接着便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入侵。
为了缓和局势，张学良声明，收回中东路之举只是对苏方临时性警告，目的是要求苏方不要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而并非要剝夺苏方对中东路的经营权。然而苏方的计划已定，结集八万大军于1929年8月中旬开始入侵中国边境。
8月25日张学良在与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声明：“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能再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地），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张学良的讲话，实际上等于呼吁苏方开展谈判。然而，自恃武力强大的苏联，根本不予理会，执意要以武力解决问题。
张学良已在上年底宣布东北归顺南京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也表态完全支持张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遗憾的是，蒋原来答应出兵援助张的计划，后因国民党内部爆发派系战争以及中共叛乱，自顾不暇而无法兑现。）
另－方面，张也过高估计了他的东北军的力量而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苏方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专门组建了远东特别集团军，其最高司令官就是曾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布氏对中国军事非常熟悉，可谓知己知彼，同时他知道中方在军事装备、军事技术以及指挥协调等方面与苏方相比，尚有巨大差距。
结果是，这场从1929年8月中旬开始至11下旬结束的战争，以中国东北军的惨败告终。苏军先后侵占中国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州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中方人员物资损失惨重，“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游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元计”（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战争结束后，中方被迫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但这只是一临时停战协定，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但不久因国民党内部爆发“中原大战”，会谈中止。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谈判又恢复进行，直到“九一八”事变，中苏谈判才停止，此后中东路问题转变成了日方与苏方的问题。
以上就是所谓“中东路事件”的基本概况。
中东路事件的起因几乎是两年前北京政府搜查苏驻中国大亊馆一幕的重复上演，它说明了苏联侵略扩张的本性没有丝毫收敛，而且还有扩大、加剧之势。这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义愤，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苏联共产党的侵略本性和強盗嘴脸。苏联虽然凭借其武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是道义上的失败者。
由于再次发生了这种被“人赃俱获”的丑剧，苏方感到“偷鸡不着蚀把米”，恼羞成怒，决心以“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发洩怒气。一方面，它决定以武力征服中方；另方面，它使出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伎俩，开展了一场“宣传、舆论”战，通过制造假舆论，将双方在这一事件的角色倒转过来，把苏联渲染成“受害者”，而中国则成了“侵略者”。
显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光靠它自己宣传是不够的。莫斯科想起了它豢养的中国共产党，它应该在这次苏中交锋中发挥重要作用，报效主子。
于是共产国际严令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一场“武装保卫苏联”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运动” 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大搞宣传舆论战，写文章、发标语，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把苏联说成是“中东路事件”的受害者，中东路事件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反苏活动”，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挑战”等等；二是要以实际行动“武装保卫苏联”， 即指使中共立即行动起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特别是它的大中城市发动进攻，以牵制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东北军的援助，同时加快中共的造反夺权步伐。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五条指示”， 其核心内容是：中共“应当全力兴起和激化阶级斗争，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多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并严令中共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指挥。斯大林严厉地提出：
“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谁决心绝对地、毫无动揺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
主子的话就是命令。这些完全依靠苏联的“奶水养大”的中共领袖们，感到应该是显示忠诚、报答苏联主子的时候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频频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发表宣言，号召“坚决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并说“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务”。
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米夫的得悥门生、后来的中共领袖王明先后写下了12篇文章论证“武装保卫苏联” 的必要性、紧迫性。
中东路战争很快以苏联的胜利告终，它为何还要中共来“保卫”它呢？其实苏共此举主要目的除了造舆论、做宣传之外，主要在于搞乱中国，为中共夺取政助力。所以苏方在中东战争取胜，它并不认为是事情的结束，它要中共趁机掀起全国性暴动的高潮，将国民政府搞垮。1930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发表《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指出：“把中东铁路冲突看作是结尾，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更象是一场戏的序幕……”
中共清楚主子的用意，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委的“二大”上就挑明：“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在李的策划下，中共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国民党的大中城市的“实际行动”，如二打长沙，打武汉，打赣州，打南昌等等。
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武装保卫苏联” 运动，充分表现了中共是苏共傀儡、代理人、儿子党和汉奸卖囯贼的嘴脸，自己的国家遭受别人侵略、蹂躏，却反而要去“保卫” 外国侵略者，这是什么逻辑？这除了暴露其中华民族叛徒、败类的本质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这一事件的另一后果就是，它也为此后几年中共中央所谓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奠定了基础。由于中东路事件引发苏共对中国政府的愤怒，苏共命令它的代理人和儿子党中共要全力进行捣乱，叫他们发动全国总暴动，攻打大中城市，发动工农运动，提前夺取政权。以后几届中共领导人就都忠实执行这－指示，执行这一条总路线。所以，此后几年中共历史上称之为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期间，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的统治时期。这期间中共领导人换了几茬，李立三、王明、博古 虽然都相互倾扎，互相指责，毎个人上台时总是要将其前任痛批一顿，说他们犯了什么“左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形左实右”等等，但自己上台后提出的“新路线”，内容实质却仍然是前任的翻叛，无非是什么“主动进攻”，“攻打敌人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等。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因为主子要求的就是这些。只是这些中共领导人为了表现自己正确，上台后都宣布经过“路线斗争”，并标膀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其实他们无－不是苏联主子指定的傀儡、奴才和总管。比如，李立三因为左得可爱被苏联主子选为中共负责人。李秉承主子的指示，于1930年6月10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起义”的冒险计划，并积极推动实施，如二打长沙，打赣州等等。但后来都以失败告终。也许这个傀儡积极得过了头，屡遭失败，苏联主子发現他有些自行其是，于是决定立即“换马”。让完全、绝对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棒、但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奴仆王明接掌中共。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米夫亲自来到上海，在中共上层发动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李本人被命令前往莫斯科“反省”，李知道这一去前景叵测，拒不去送死，才得以保存小命。王明上台时大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但王明执行的实际上是比李立三更左的“左倾冒险主义”…… 直到斯大林要中共与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王明才变身为“右倾机会主义”。
所以，中共领导人換来换去，其实換汤不换药，因为主子不变，都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正如博古后来在延安中共七大作“检讨”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执行的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只不过又加以发挥而已。”这不难理解，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支部，组织关系上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之下，它的经费、武器都由国际供给、领导人由国际培训，离开国际，它根本不能存活。它能不执行这个“老子党”兼保姆的指示吗？其实，说它是苏共的“儿子党”还抬举了它，因为它只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东方部是它的顶头上司，而东方部又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领导之下，但季氏只是在苏联“避难”的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绝对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所以，中共充其量只能做苏共的“孙子党”或“曾孙子党”。中共领导人只能是斯大林的“曾孙子”兼奴才。这就是中共的本质，一个外国势力扶持、卵翼下的暴力造反组织，一个完全仰承外国主子鼻息、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外国援助的武装团伙。
这段时期中共的领导人，都去莫斯科受过训、洗过“脑”，对莫斯科无条件地服从。但是共产国际只根据苏联的利益和需要决定政策，并不考虑奴才们执行的条件和可能性（如命令中共去攻打大城市就缺乏可行性），所以毛说“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但毛和中共不敢把矛头对准莫斯科，只拿莫斯科的傀儡说事，拿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做文章。
毛泽东当时的“优势”在于，他还不是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共产国际的指令不是由他直接执行，他可以不躭责任；另一方面，他没有去莫斯科接受培训，所以对苏共的“洋教条” 不是那么绝对忠诚、驯服，这为他充当“当亊后诸葛亮”整肃“留苏派”提供了条件。
但是，这并不说明毛有先见之明，相反，他也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比如他主动要求去二打长沙，还曾对李立三的党中央吹嘘可以 “定都武汉，饮马长江”。他还积极参与策划攻打南昌。……后来，苏联主子将李立兰换马，并清算李的“左倾冒险主义”，毛立即加入反李大合唱，并把自己的一切失败都推到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上。
所以，总的说，中共在三十代并不存在党内所谓的“路线斗争”。
虽然共产国际给中共造成了很大损失，但中共和毛等人仍然从中东路亊件苏联主子的表演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在整个中东路事件中，苏联犹如一个潜入邻居家行窃的窃贼，不幸被邻居人赃俱获，赃物被收缴，人被逐回。窃贼感到没有面子，于是便大喊大叫自已被邻居绑架勒索！一面纠集一帮流氓打手给邻家以狠狠报复，一面命令其潜伏邻居家的走狗、爪牙作内应，大造舆论，反而将自己妆扮成受害者。以后毛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便把这套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伎俩玩得出神入化，青出于蓝。
次是宁左勿右，永远反右。在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斗争中，毛及中共的领袖们都发现了他们的苏联主子对“左”的癖好和对“右”的仇视，因此大家都懂得了在党内的斗争中必须打出“反右”的幌子。那几年中共领导人不断更迭，新上任者给前任的罪名几乎全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形左实右”等等。毛牢记住这一招。后来他串通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发动“政变”，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夺了他们的权。然而后来他们派人去莫斯科报告时，却硬说博古、李德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红军的溃败云云。后来毛清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形左实右”。为什么要把“左”说成”右”呢？据说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左翼政党，“右”是它的死敌，所以一切错误、罪恶都要归咎于“右”。 “宁左勿右” 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的信条。
二、所谓毛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以及周恩来的“迫害”真相
毛掌权后，常常提起他在西江苏区受到的迫害，一有机会就诉苦，翻旧账，一付苦大仇深的模样。以致人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欠”毛泽东的账太多，直到毛死去，尚未还清。
毛的这一手当然有他的重要的、高瞻远瞩的意图和目的：一是叫国人时刻不要忘了他的英明伟大，没有他的正确思想、正确路线就没有今天；二是不断提醒当年与他有过“路线斗争”而仍健在的人，如周恩来、朱德、陈毅、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等，让他们记住他们都欠他老毛的“账”，他随时可以翻旧账，叫这些人吃不了兜着走；三是让人们知道他老毛吃过苦中苦，当过冤大头，今天成了“人上人”理所当然，今天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报复旧政敌都不为过，都应该。
在毛喋喋不休的的诉说中，据毛自己说，他受王明的“左倾路线”（“形左实右”） 的迫害最厉害，时间最长，最苦大仇深，王明路线对全党造成的损失也最大。所以，王明路线被作为三十年代左倾路线的代名词，王明成了中共最大的“罪人”。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王明是如何迫害毛的。
王明可说是与毛完全不同气质的两类人。王比毛少11岁，在中共内掌权前，基本上还是一介书生。王擅长马列主义理论，能说会道，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王之所以能当上中共一把手，完全是由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和驻中国代表米夫的一手提拔。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按照米夫事先安排，王明“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由此也可以看到当年的中共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傀儡。
王明在中共一把手任上只呆了短短七、八个月，一月上台，九月就因在国内呆不下去了而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直到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之前，王与毛泽东未曾谋面，王任期内一直住在上海，毛则在江西的中央苏区，二人无直接接触，两人互不熟悉，谈不上有任何私人恩怨。
前面我们讲过，由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给中共制定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作为由莫斯科一手培养、扶持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当然义无反顾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尤其不是针对毛的。相反，在初期王明对毛泽东颇有好感并被王明提拔。
王明上台后，自然要“烧几把火”，以显示新班子的新气象。在作了一番筹划之后，王明就向江西的中央苏区派出了一个“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代表中央去巡视、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由于这个代表团只有任弼时、王稼祥、张作霖三人，所以又称“三人团”。按当时规定，三人团权力大于任何地方党政组织，它可以对地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撤换。
当时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这个中央局是由周恩来提议成立的。周自任书记，但他一时不能到任，就先由项英代理。项英也是1931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的，项英一到，就成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了。毛泽东虽则也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屈居项英之下。
项英虽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是候补委员），但他却是六届三中全会的领导班子派驻到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副书记、代理书记的。而王明的新班子是推翻六届三中全会的班子上台的，因此，项英就成了新班子派出的三人团的整治对象。同年5月，三人团改组了原中央局，撤掉了项英的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同时把这两顶桂冠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会获得王明的青垂呢？主要是在王明上台之前毛就提出过“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口号，这与王明提出的（其实也是李立三提出过）“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口号不谋而合，因此得到王的赏识，将毛当作自己人。于是便将毛提为中央苏区“一把手”了。
到了8月3日，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又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定》，颁布了苏区中央局8名成员的名单，毛仍被指定为代理书记（周恩来未到）。
可见，王明起初不仅没有迫害毛泽东，反而信任他、提拔他。
但是，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当年7月20日，苏区中央局代表欧阳钦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汇报内容涉及中央苏区党、政、军、战争、肃反、土地革命等十个方面。
周恩来听取了欧阳钦的全面汇报后，开始感到毛泽东在大肆吹嘘反围剿胜利的喜报后面隐藏了不少问题，便于8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封《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简称“八月来信”。但注意，周在上一年还有一封给红四军的“八月来信”，是全力挺毛的），信中对以毛为首的中央苏区工作提出了批评，还就毛打AB团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鉴于中共中央不久前（秉承莫斯科旨意）曾对毛打AB团和处理富田事变给予了全力支持，故周不好推翻中央原来的有关决定，只是批评其打AB团中有“扩大化”，并且将斗争“简单化”了，缺乏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对AB团的思想斗争，等等。
欧阳钦汇报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报告中反映了毛工作中的不少问题，所以，周恩来才在“指示信”中给予了差不多是全面的批评。除了上面提到打AB团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可以引用周的信中的几点纲领式的批评要点：
“……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第一，这种错误表现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头。……党还没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动员阶级群众来巩固这个根据地……群众自卫的力量还很脆弱……
第二，这种错误表现在解决土地农民问题上头。你们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的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是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种坏田的办法……
第三，这种错误表现在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头。苏大会至今未能开成，……实际上党又包办一切，这使群众对政权的认识模糊而不相信政权是自己的……
第四、这种错误表现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头……
第五、这种错误表现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上头……”
此外，信中还批评了毛在红军推行“党管一切”带来的问题和负面效应。指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进行大规模战争，担负着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周起草的这封指示信冗长而又拖沓，内容隐晦而又拐弯抹角，加上当时中共内部使用的特定语言，使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完全理解其真意。如信中既批评毛在打AB团上的“扩大化”、“简单化”，又批评其在“土地革命”上的“右倾”，不知说毛是犯了左还是右的错误。（但总的看，这封信体现了当时“宁左勿右” 的风气）
不过，总的看，这封信表示了中央对毛的工作不满意。这预示着毛与中央的“蜜月”已经终结，毛的中央局代书记岌岌可危了。
中共中央之所以对毛在短时期内态度有大变化，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欧阳钦的汇报，揭露了一些中央和周恩来原来不知道的情况，从而得知毛在很多问题上是我行我素，并不把中央政策和指示当回事；二是此前，毛多次抗拒中央的调令，不肯离开苏区到上海来。这一点新上任的王明可能还不知情，而作为“三朝元老”的周恩来，却是清楚的，对此也是早就不满的。这也是周恩来早在1930年9月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的原因，目的就是夺回毛独占的权力；三是，周对毛在打AB团和处理富田事变中的假公济私，大肆报复江西李文林一派的共产党人，并疯狂滥杀无辜的行为有所不满。周是个有着坚強的党性和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性的人，当初，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和中共中央集体决定，周在富田事变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但后来，根据越来越多的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次欧阳钦的汇报，周对毛在打AB团中所采取的那些轻率残忍的做法感到不满和不安，这倒不是周有什么仁慈之心，如果是杀真正的阶级敌人，不管杀多少，他都是不会手软的，但如果是乱杀、报复自己的“同志”，周就不能听任其胡作非为了。这正是周与毛的区别。但即便如此，周在信中总体上还展现出“反右倾”的基调，这是共产党总的风格和要求。
后来周去到瑞金，便着手纠正毛在打AB团问题上滥杀自己人的过“左” 的做法。
因为周恩来是在王明领导之下的，所以周对毛的指责后来被毛记挂在王明路线对自己“迫害” 的账上。
但很明显，所谓王明“迫害” 毛的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是“八月来信”是8月30日才发出的，这时王明已准备动身去莫斯科赴任了，中共中央这时一切工作都由是周恩来负责处理的，王明本人也没有听取欧阳钦的报告；更重要的是，周对毛的批评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并非所谓迫害。作为上级，周或者王明对下面人来专门反映毛领导的苏区工作的一些问题，能不表态吗？能不对下级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纠正指示吗？何况，这封指示信虽然对毛的工作很多方面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对毛给予任何处分。可见，周恩来的本意只是对毛加以警告，希望毛扭转那种我行我素、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的霸道作风，这些都是在他正常的行使职务权力，并不出格。
还有一事说明王明对毛并无打击“廹害” 之意。四年后的1935年8月7日，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作报告，他列举了13人为中共“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 把毛列为第一，博古被排到第12位。可见他对毛的评价一直很高、很好。
后来毛把他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博古的排斥也算到王明的账上。但实际上这只是博古所为，王明这时远在莫斯科沾不上边。如果要怪“王明路线”，那就只能怪共产国际的路线了。
总之，直到王明1937年11月回国之前王对毛并没有任何“路线廹害” 行为。后来毛之所以老是咬住“王明路线”不放，并声称如何受王眀路线迫害，其主要目的是因为王明此时成了毛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政敌。为此，毛使出各种手段务要将王明打下去，并要将其搞倒搞臭。
除了王明，我们还应该应考察－下周恩来与毛的关系。因为周当时是毛的顶头上司，又是所谓王明路线主要执行者，因此周被毛记恨了－辈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按毛的说法，周对毛的“迫害”，主要表现在两次由中央局和周主持召开的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尤其是宁都会议。
前面我们己经说过，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是对毛保护、支持居多，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程度，比如在毛与朱德的权力斗争中，周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支持毛搞“书记专政”、“党管一切”，还将在红四军中共七大上落选的毛，硬是扶上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宝座（后来邓小平说：毛的一言堂、个人崇拜、家长制、根源就是1929年8月周以中央名义给红四军的“八月来信”对毛的大力支持开始形成的。邓与毛、周都无个人恩怨，此说应是客观公允的。）又如在陂头会议（即“二·七会议”）上，毛擅自兼并其他红军，打击排斥甚至杀害江西共产党领导人，周也在事后默认，更无批评。再如毛前后两次自封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僭权越轨行为，当时党中央主管军亊的周却无半句批评。就是在打AB团的问题上，周也是首先大力支持毛，才使毛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但是，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军事部长、军委主席）、中央苏区的直接领导者周恩来，还是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后来他感觉到应设法改变毛这种目无中央、变相搞独立王国的状况，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既不伤害毛的面子，又能削弱毛的权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中央苏区设立直接代表中共中央的中央局（原中央三人团也并入了中央局），并自任书记。按当时的体制，中央局权力在一切地方组织之上，这就可以有效控制毛这条地头蛇了。
周是1931年12月底才到达瑞金的，在此之前，中央派出的三人团就已经与毛发生过一次交锋了。
前面讲过，中央三人团本来是支持毛泽东的，让毛取代项英当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是，在三人团到达江西四个月之后，逐渐发现了毛的诸多问题，双方开始有了隔阂。于是有了由周恩来拟就的1931年的“八月来信”（ 不是1929年的“八月来信”）， 信中对毛领导的苏区工作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三人团按照信中的指示，认为应该开展对毛的批评，于是决定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来处理这－问题。
本来，早在当年5月，王明为首的新党中央就指示各根据地要召开党代会，对原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进行改选，以便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但是作为中央苏区一把手的毛，因为尚未摸透中央的“底”，故悥一拖再拖，会议一直未开。这一次中央三人团底气足了，决定于11月1日开会。这使毛紧张起来，毛知道在“八月来信”的情况下开会对自己不利，他决定采取主动出击之法挽回颓局。
10月11日，离开会还有20天，毛以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央，直接向中央提出几项要求：
1、“由于项英能力不够领导”，在周恩来到来之前，仍由毛代理中央局书记，主持中央局；
2、中央局成员增加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
3、将任弼时调出中央局任江西省委书记。
毛这几项要求的意图是明显的，一是防止项英东山再起，抢先毛遂自荐，把持一把手的位置；二是将自己可操控的成员塞进中央局，从而在中央局形成“毛派”的多数。因为原来中央局的8人中，除毛与朱德以外，其余6人都是中央调来的，毛对他们没有操控的把握，如果加入上述5人，毛的人员就占了多数。这一招显然主要是为了对付周恩来到任后的形势，因为即使周当了一把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要付诸表决，这时毛就可获得多数，继续掌控中央局。最后是将任弼时排挤出中央局，因为当时任弼时与毛的关系不太好（任批判毛的“狭隘经验主义”），任是三人团之首，又是政治局委员，地位在毛之上，任出去了，毛的事就好办了。
收到毛如此几近要挟的电文，中央大概有点恼火了。这时王明已去莫斯科，接任的是博古（秦邦宪），博古大概不习惯毛这种霸道的作风，周恩来也想出口气了，于是中共中央给了毛一封不客气的回电，回电拒绝了毛要求增加中央局成员的要求，也不同意调任弼时去当江西省委书记，只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仍由毛担任（这是周恩来的策略，因为党代会一开，就要选举新领导成员，到时将毛选下台就完亊了）。
果然，在此次会议上，由于中央“八月来信”已经给毛的错误定了调，会议也按照定调对毛进行了批判，在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一致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八月指示信”，认为指示信中对中央苏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决议案决定停止毛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由项英接任。
这就是毛所谓王明路线对他的一次大“廹害”。由于起因于周拟的八月来信，所以，被毛认为是周对他的一次打击。尽管周过去对毛有过多次支持、袒护，但对于只记仇不记恩的毛来说，他开始记恨周恩来了。
周恩来到任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决定红军去打赣州，这本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过去，中央指示打南昌，打长沙，毛总是积极支持的。这一次可能是心里对周的怨气未消，所以，想与周唱唱对台戏，他坚决反对去打赣州。但是绝大多数人支持周的决定，毛无奈，愤然提出离队去“养病”。以往每当他提出“离队养病”时总是被挽留，哪知此次无人挽留，顺利批准他去“养病”。
带着新仇旧怨，毛去了瑞金附近的东华山养病。但他的脑子一刻也未真正闲着，一天，毛从上海的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顿时来了兴趣，启事的内容是：“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毛认为报复周的机会来了。
原来“伍豪”为周恩来的代号，这则《伍豪脱党启事》毛也知道它是假的，是国民党特务的的“反间计”，因为周1931年12月就来苏区了，而《启事》是1932年2月中旬才登出来的。但毛决定将计就计，立即以苏区政府之名，对此事进行“辟谣”，借机将《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普通干部群众中去，达到扩散谣言、打击周的声誉的目的。
周看出了毛的险恶用心，却无法为此亊正式辩护，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反而会越辩越黑，以致这桩无头公案后来这成为周长期萦绕在心头的梦魇。从此周也知道了毛的阴险可怖，以后凡事便让毛三分。到后来周更堕落成为毛的鞍前马后的奴仆，为毛忠心耿耿服务了一辈子，却始终未得到毛的宽待和信任，这是后话了。
在当时，恰巧周主持的打赣州又以失败告终。这使毛手里又多了一张对付周的“牌”。周从此对毛退让三分，后来毛违反组织纪律，擅自去打福建漳州，作为上级的周不但不予处分，还顺从毛的要挟，重新任命毛担任红军总政委。
周的退让更增加毛的傲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擅自停止北上救援被国民党攻打的鄂豫皖苏区。毛的无组织无纪律和目无中央的行为，引起了以博古为首的上海临时党中央的严重不满，多次指示要将毛泽东调离军队，不允许毛再干预军事。而周却仍然多方维护毛，不敢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敢与毛决裂。
然而这时以任弼时为首的江西中央局（此时任为代理书记）却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要“解决”毛泽东问题。1932年9月29日，任电告周、毛，立即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县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毛后来说的专门整治他的“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上，毛拒不承认他的一切错误，反而攻击上海的临时中央过去七个月来的军事方针都是错误的。毛的这一狂妄言论，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连本来想“保”他的周恩来都无法为他圆场了。
会上针对毛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与会者指责毛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无组织观念。项英是最激烈的批评者，坚决要求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会议文件记载，会上“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毛成为会议的众矢之的。
但是，周恩来在做会议总结时，仍然明显偏袒毛，引起与会者不满，认为：周在结论中“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特别是周仍然想要留毛在军中继续指挥红军，引起其他与会者抗议。
令周想不到的是，他这一系列偏袒毛的行为，毛并不买账，惯于专权的毛，见到会议上一边倒对他的指责之声，已经忍无可忍。最后他自己表态：不愿意继续留在军中，要求 “休假去养病”。此举正合与会者的心意，大伙立即批准他离职去“养病”。周恩来也就无法挽留他了
其实，嗜权如命的毛，是绝对不想放弃对红军的指挥权的，他原以为自己以退为进会受到挽留，不想弄巧成拙，很快就后悔了。就在他表示要离开军开军队的同时，背后却两次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发去电报求援，请求莫斯科干预。但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艾威特，可能平时也对毛的作风不满，收到他的求援信后，并不是像正常的情况一样用电报请示莫斯科，而是派出信使去莫斯科报告，这样就躭搁了时日，等莫斯科要求中共挽留毛留在军内的指示到达上海时，已是11月了，而毛早在10月12日就“被廹”离开宁都到后方“养病”去了。
后来，毛一生都记恨这个夺了他的军权的“宁都会议”。虽然会议中周恩来始终在维护他，但因为周是会议中级别最高的决策者，他仍然将周与项英－样作为自己的政敌来记恨。项英后来终于被他在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借蒋介石之手除掉了。周恩来则在延安整风以及毛共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吃尽了苦头，作了百多次检讨，在南宁会议上周甚至潜然泪下，又主动提出辞去总理一职。仍不为毛所宽宥。
其实，宁都会议将毛逐出军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上海的临时中央。就在宁都会议批毛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会上一致决定将毛调离红军，让他去做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还一反惯例，不去征求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意见，直接给苏区中央局发了电报。可见，博古等党中央领导对毛一向目无中央也有些忍无可忍了。
更加“不幸”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坚持与中共中央的军事路线唱反调，结果被事实证明对方正确。执行中央大兵团作战方案的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歼灭了两个多师的中央军。这就使毛泽东坚持的只能用山地游击战对敌人的理论不攻自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的神话也跟着破灭了。毛的战术被指斥为“胆怯的游击主义”，毛更加孤立了。
紧接着，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因为在上海的租界无法立足，便整个地迁到中央苏区来了。博古和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相形见“绌”，已经累犯错误而且又坚持不肯认错的毛，当然得不到博古的党中央的重用，在一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想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受到批判提出申诉翻案，但被博古等人拒绝。博古等认为，没有宁都会议（免去了毛的军权）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的一套理论继续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等待主义”受到批判。同时，博古还听到苏区很多干部包括彭德怀在內反映毛“心术不正”，“喜欢挑起内斗”等评语，自然对毛更没有好感了。不久，毛原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也被逐渐架空和取代，后一个是实权职务被分给了张闻天。不过博古也未对毛采取决绝的政策，因为莫斯科也叫他团结毛。1934年初，毛由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为正式委员，算是对他被撤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的补偿。但也只是名义上的补偿，核心层的会议仍不让他参加。
毛很清楚，自己已经不被信任了，他在中央苏区的威信降到最低点，虽然给了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但重要会议不让他参加，重要事情他无权过问，报上还在不断批判他昔日的追随者。他的追随者也都与他划清了界线，他被孤立起来坐冷扳。后来毛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那时鬼都不上门。我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以上就是毛所谓在中央苏区受到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的真相。如果我们客观冷静地思考一下，应该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一）王明及其继任者博古，对毛并未有任何私人成见和恩怨，他们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的关系，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说不上任何人身攻击或迫害。
（二）周恩来是“王明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又是毛的顶头上司，以其所处的位置和对毛的态度看，总的说是袒护、纵容多于批评，根本谈不上“迫害”二字。在不得不批评毛时，周仍十分注意分寸，留有余地。
（三）毛与中共中央关系的恶化，主要是毛的山大王作风和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傲慢不驯的态度造成的，他被免去军权、被架空冷遇是这种态度的必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身居上位的领导者来说，对毛的这种处置和批评都是正常的，必要的，否则只能是个不称职、无原则的领导人。与以后毛对党内不同政见者的残酷廹害相比，博古、周恩来对毛可算非常宽容、手下留情了。
（四）毛自己在这场所谓的“路线斗争”中，其实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他先是积极响应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主张也被证明并不高明，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路线”。
总之，毛喋喋不休所谓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残酷迫害”并不存在，王明、博古、周恩来与毛的关系属于一般的、正常的党内工作关系的范畴。与后来毛泽东搞的“路线斗争”动辄把对方斗倒斗臭，甚至置之于死地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撤离江西“长征”之初，博古本想将毛撇下，但很快又改变决定，带他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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