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行（十二章）

季鹏

第十二章 毛主义对外扩张的始与终（下）：祸延世界与竹篮打水

    本章主要考察毛所倾力扶持的几个毛主义政党和“盟友”的情况和结局

    一、毛主义最大试验品之毁灭：印尼“九.三O事件”

    上文提到，印尼总统苏加诺曾经是毛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本章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友谊的结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一万多个岛屿组成，面积190多万平方公里，现居住人口二亿多。

   印尼在17世纪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投降，印尼宣布独立。长期从事民族独立斗争的苏加诺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印尼人民尊之为“国父”，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中共还早一年，也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印尼共长期以来表面上依附于苏加诺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但同时又暗中策划夺取政权的活动。这种阴谋活动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遭到挫败，党的头头及约一万名成员被杀、被捕，事件后印尼共仅剩下8000名党员。1951年艾地接手领导印尼共产党，被迫采取与“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即苏加诺政府）合作、亦即从属于政府的政策。印尼共又得到迅速发展，到1960年，印尼共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党员达到200万，1965年又发展到300万人，成为仅次于苏共、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印尼共能获得如此飞速发展，是与苏加诺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苏加诺本来就有“左倾”的倾向，对共产党采取容忍、姑息甚至扶持的政策，而印尼共对他表面上亦很恭谦、顺从，故不少印尼共产党人被吸收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双方似乎没有任何芥蒂，合作愉快。

   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加诺和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一样，很快与中国搭上关系，并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建立了个人“友谊”。中共领导的“开明”、“豁达”令他们感到惊喜和意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与共产党大国的友好关系反过来促使他们对本国共产党采取更加宽容、友好的政策，苏加诺大量接纳印尼共产党人进入他们中央和地方政府，大有与他们共同执政、“和平过渡”之势。印尼共产党人也沾沾自喜，他们自恃与总统的特殊关系，认为“接班”只是迟早的事。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就公开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是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能力。”

   而从苏加诺来说，他并非对印尼共毫无戒备和防范之心，他只是想通过自己与中国、与毛泽东的特别“友好”关系，促使印尼共更加信赖、拥护自己，加强自己的地位；另方面，也希望通过毛、周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印尼共施加影响，约束印尼共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知道，中共与印尼共是“上下级”关系，中共是印尼共的直接领导者。他相信凭借他与毛的友谊，中共不会允许印尼共产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这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水平”，看起来苏加诺连共产党的ABC都没有学到，对毛泽东更是一无所知。这就注定了他未来的悲剧结局。

   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艾地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毛，忠实执行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印尼共也可能一帆风顺成为印尼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单独或与别的政党联合执政，走北欧“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艾地本人也就成为本国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平安而风光地度过他的一生。总之，以后那血雨腥风、山河呜咽的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然而艾地选择了毛，选择了毛主义，这就是历史悲剧，不可更改的悲剧。

   我们说苏加诺坚信他与毛的“友谊”，坚信毛不会让印尼共来造他的反是有根据的，有一件事足可以窥见当时苏加诺对毛中国的友好到了什么程度，1965年1月，印尼政府发表声明，鉴于联合国没有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表示抗议，印尼宣布从即日起退出联合国。真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了。（“9.30事件”之后，印尼重回联合国）

   就在毛表面上与苏加诺打得火热的时候，他也与艾地打得火热。临近“9.30”，艾地两次到北京，秘密地会见毛。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人，别人无从知晓。但是艾地回去之后，印尼就发生了“9.30事件”，这是由一群少壮派军人发动的政变。很快查明，它是由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一场全国性全面武装夺取政权事件。

   直接参与“9.30”行动的少壮派军官，为首的叫翁东，时任总统卫队第三营营长，中校军衔，是苏加诺最信任的亲随之一，实际上翁东也是印尼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其余还有：马尔佐准将（司令），拉蒂夫上校（旅长），苏纳诺中校（团长），等等，他们都是印尼共党员或忠实同志。

   事变的简单经过如下：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以翁东为首的政变军人调集四个连的兵力，在雅加达郊区的鳄鱼洞集结后向首都进发，凌晨抵达雅加达立即按计划分别行动，先后对包括印尼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在内的7名高级将领实行抓捕，在抓捕过程中只有国防部长逃脱，一名副官冒充国防部长被抓。政变者立即将抓获的6名将领和冒充的国防部长处死。与此同时，政变者分派的部分兵力占领了总统府。当晚苏加诺总统未在总统府过夜，闻知发生政变他立即转去了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哈利姆空军基地。

   就在首都发生政变的同时，印尼其他重要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政变，各地政变上台的新领导人立即发表声明，支持首都雅加达的兵变。事情已清楚表明，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统一暴动。

   残杀了6名军队领导人，控制了总统府之后，翁东等人自以政变成功，立即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广播讲话称：为了免受由美国中情局扶持的军内当权将领的压制，他们逮捕了这些将领。苏加诺总统则已经受到了他们的保护。随即公布了一份“印尼革命委员会”名单，在全部45名“革委会”成员中，囊括了印尼各主要政治势力和各界代表，且原政府中的官员几乎占了一半。但令人奇怪的是，唯独没有苏加诺总统的名字。至此，这次政变的“倒苏”性质也己经明白无误。

   直到此时，政变者还想麻痹、利用苏加诺，他们派人到哈利姆空军基地与苏加诺会谈，要求苏总统表态支持“革命”。但据称，苏加诺一直拒绝表态。

   后来的学者认为，苏加诺没有表态支持政变者，是“9.30事变”成败的分水岭。

   然而，更直接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兵变领导人忽视了一位极端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正是这位将军迅速使局势倒转过来。

   当收到政变的广播后，苏哈托立即召开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制造了这起政变，并躲在幕后指挥操纵。苏哈托当即宣布接管军队指挥权，命令全国各军区立即控制局势，镇压叛乱，同时调集部队向雅加达进发。10月1日下午6时，苏哈托的部队抵达首都，翁东的叛军几乎没有抵抗就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逃。苏哈托的部队乘胜追至哈利姆，第二天上午，叛军溃散。“9.30”政变前后不到两天，即以失败告终。

   当“9.30”政变“成功”的消息报到北京时，北京正为外宾在天安门举办国庆焰火观赏晚会，其中有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主席、副主席、空军参谋学院院长等要员100多人在场。周恩来决定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客人们。10月1日当晚，周恩来对着人群宣布：据外电报道，9月30日晚，雅加达发生重大事件，总统警卫营采取行动，挫败了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周恩来这个论调后来成为中国报道“9.30事件”的统一口径，直到40年后官方的调子仍旧如此，从中人们可以窥见中共新闻“真实性”之一斑。）印尼来的客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立即离开广场回到下榻的饭店。

   由此可见，9.30政变选择的时间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变者选择这个时间动手，一是印尼政界的重要人物，即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主要成员都在北京，等于事前全都被扣作了“人质”，政变成功后不怕这些人不支持新政府，因为他们都成了“瓮中之鳖”；二是趁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向毛及其他中国领导人报喜、献礼；三是政变成功后，新政府的成立日期恰好也是10月1日，这个日期理所当然定为新的“国庆日”，而这个国庆日刚好与毛共中国的国庆日重合了，岂不更能显得“主仆一心”，更令毛心花怒放？

   可惜，政变者如此煞费苦心的计算却没有计算出政变的失败机率，结果是一着失算，全盘皆输。

9.30事件后，新上台的铁腕人物苏哈托立即开展了对兵变者及其幕后人群的大搜捕、大清算。经过一番清理，9.30事件的迷雾终于初步廊清，真相显现在人们面前：

谁是这场政变的真正策划者和领导者？这是人们首先关心和要弄清的问题。印尼军方自始至终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是全部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和实施指挥者。又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材料和对政变领导人的审讯记录，查明发起9.30事变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东、拉蒂夫（上校旅长）、苏约诺（中校团长）、夏姆、波诺。前三位是前面已提到的少壮派军官，后面两位是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情报局局长和副局长，此二人是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指挥者。

   据知情者披露，印尼共中央的特别情报局是个极端神秘、地位特殊的机构，连政治局委员都对它不知情，它只由党主席艾地一人所掌控。因此，夏姆、波诺所作所为，完全代表艾地。美国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作出的。

   人们想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已知的是：翁东等人的背后是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特别局的背后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艾地的背后又是谁呢？政变前艾地两次到北京造访毛，谈的什么？难道如此重要的行动，艾地不请示毛？毛又给了什么指示？但迄今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或者根本就没有留下文字材料），这也许是永远的秘密了。不过他们谈的内容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万一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不得将中共和毛扯进去（背黑锅）。老奸巨猾的毛当然会想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洗刷，人们都已清楚，艾地追随毛，决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则是这一切问题根源。

   鉴于9.30全国大暴动手段十分迅猛凶残，所以，后来受到的报复也十分残酷。据事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整个事件中死亡人数为8.7万；而美国中情局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接近25万。也有人说死了30万。这些死亡者当然绝大多数是参与政变的共产党人。号称300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自此彻底地消失了。还应该特别提及一点的是，华侨在这次事件中受的打击特重，这大概是因为印尼军方认定中国是这次叛乱的后台和乱源，而当时华侨中确有不少狂热的拥毛分子，他们主动参加了印尼共发动的这次暴乱，军方把仇恨挥洒到一切华侨身上，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无辜的华侨成了毛主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在9.30事件中和事件之后，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起初，收到了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政变成功”的大好消息，周恩来宣布这一消息时欣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还来不及庆贺，仅仅过了一天多，事情就急转直下，大好消息变成了满盘皆输的坏消息。随后更是政变领导人被捕、被处死的“噩耗”，特别是11月22日艾地被捕后几小时就被处决，令毛悲愤不已而又无可奈何。据有关资料，毛一怒之下曾说要派几个师去收拾印尼反动派，可在旁的大员告诉他，那儿隔着太平洋，中国的海军运兵船还未出海，就会被美国的第七舰队“收拾”了。毛清醒过来，只能望洋兴叹了。

   随着对事件调查的深入，印尼军方宣布掌握了中方卷入事件的证据（这是肯定的，可惜笔者迄未获此资料）。于是，愤怒的印尼民众不断到中国使馆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同年11月2月起，连续发生数千上万民众袭击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其他机构事件，30多名中国外交人员被打伤，使馆财产被砸，中共的国旗被当众烧毁。1966年3月25日，印尼政府宣布“暂时查封”中国新华社印尼分社。愤怒的民众继续到中国使馆闹事.....不得已，中国政府将驻印尼大使召回。后来在文革中，在中国和印尼都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相互斗殴、打砸事件，是为9·30亊件的直接余波。

   在艾地被捕并被处决大约一月之后，悲愤莫名的毛强抑心中悲痛，写了一首词悼念艾氏，充分印证了毛与艾地的亲密、特殊关系：

   卜算子 吊念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落款的日期是1965年12月

   毛泽东一手葬送了“艾地同志”，却在词中假惺惺地反问：“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又不甘失败，梦想印尼共东山再起：“蓄芳待来年”。可是历史永远抛弃了这位“笑在百花前” 的毛主义急先锋，也埋葬了印尼共产党。毛只能永远沉浸在他的复辟梦想里聊以自慰罢了。

   再说那位曾经与毛泽东有过轰轰烈烈“友谊”的苏加诺，事变之后怨恨有加，与毛再无往来了。兵变之后，苏加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他虽然是被兵变者推翻的对象，但他长期以来对印尼共的纵容和姑息养奸，成了人们攻击的焦点；他还与印尼共产党的后台中共和毛打得火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九.三O事件之后，苏加诺仍然苦撑着干了一年半总统，可其风华不再，不再受到举国的荣宠，而是处在悔恨、焦虑的漩涡之中。期间，苏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外长）写过一封长信，毛等也绞尽脑汁给予了回信，但均未公开，故无从置评。但是中共当局为了给苏氏回信，居然动员了全部智囊和御用文人，反复磋商、反复修改，可见其“问题”之严重和复杂，又不能公之于众，足见其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1967年3月，苏加诺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病逝于雅加达。

二、“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1963年7月中国与苏联公开撕破脸皮之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迅速升温，双方你来我往，互致问候，频送秋波，相互吹捧，渐入佳境。1966年，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放眼全球，招来一片斥责之声。独有这个“社会主义明灯”又跳了出来，为文革大声叫好、加油！这下使毛感动了，地球虽大，也就这么个知音、知己了，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多么难能可贵！毛决心要好好表彰和鼓励这个“霍查兄弟”，为这盏“社会主义明灯”加油、添劲。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阿两党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友谊”的机会，顺带向苏联及其附属国示威，展现中阿两党“光荣的孤立”！

    毛派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康生前去祝贺。康带去了毛亲笔签名的贺电。鉴于这封贺电是难得一见的文革佳作，特将其精华录之如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革命的战斗友谊，经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会孤立，我们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最后许诺：“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跟着是一堆口号。

   据说康生宣读完电文后，霍查立即展开双臂与康生热情拥抱、亲吻，然后高举毛的贺电，绕场一周，全场随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欢呼声。一首颂歌跟着响起，歌词是：

    世界上两只雄狮，

        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

    恩维尔——毛泽东，

          哥俩同根生！

    这一幕是典型的“毛泽东——霍查式”的狂吠，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极尽肉麻、狂暴之能事。这种令人作呕的演出在今后人类历史中可能很难再见了，所以特录之以为存照。

    接着便是毛将中国人民的膏血源源不断输送去点亮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笼络住这个欧洲这个小小的帮凶、走卒，也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毛不顾当时中国接连不断的灾难：三年大跃进、文革带来的全国性生产停顿、经济崩溃，强令全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用中国人民的血泪去换取这个异邦小丑对自己的赞颂。

   毛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不仅仅是简单的给钱。为了打脸充胖子，一些国内紧缺的物资和自己不能生产的高精设备，都要先行满足援阿的需要。其中有一个援阿项目，为了按期交货给阿方，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单位参与攻关、试验，建立了专门的试验工厂，为此有两名中国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1962年，中国还在大量饿死人（内部公布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751.8万人），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向中国索要粮食，先找到外贸部长李强，李强表示有困难（中国正在饿死人）；对方便找到刘少奇，刘少奇知道这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是毛的宠儿，不给是不行的（不给对方必然会去找毛），这时正好中国为了缓解国内饥饿从加拿大进口了一百多万斤小麦，刘于是命令正在驶向中国的货船转驶向阿尔巴尼亚，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阿方的需求。

   对于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的“无私援助”，大概来得太容易了，阿方并不珍惜。中国运送到阿国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其雨打风吹，锈迹斑斑。中方派去阿国的援阿技术人员（前后共约6000人）知道国内的情况，看到对方如此对待自己的心肝宝贝，心疼得直掉眼泪。可是，阿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了中国的援助，阿国的人们不知道粮食肉类和生活用品的“定量供应”为何物。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一心想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看齐。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一边般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阿国却提出要中国帮建电视台，让他们城乡普及电视。阿国没有化肥，中国去帮建了一座年产20万吨化肥的工厂，使阿国平均一公顷地拥有化肥400斤，不仅远远超出中国国内施用化肥水平，也大大超出了对方的实际需要。

   可是，霍查的阿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尽管有了中国如此慷慨援助，但他们的生产能力却并没有多大提升。阿国能生产的一些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质劣价高，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于是由中国“包销”。前文提到的阿国生产的沥青，中国只好掏钱买了用飞机送去东南亚的丛林，用于帮助另一个“国际友人”老挝修公路。中国帮助阿国建了个纺织厂，可阿人没有种出棉花，无奈，中国只好用外汇从埃及买了棉花送给阿国的纺织厂做原料。

   可是谁也没想到，如此大公无私、如此舍己为人的援助，不但未得到阿国的感恩、回报，反而最终招来了对方的鄙视、咒骂。

   原来问题不是出在经济上，而是出在政治上,阿方严肃指出：中国耍两面派，开始背叛、践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中的一些神圣原则。

   第一件事是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以为可以借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于是在当年的“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以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而我们坚强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表示坚决不去。对比阿小弟，中共确实有些理亏，自愧不如，只好对小兄弟的责骂装聋作哑了。

可是那次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捞到，反而招来苏联国防部长要周、贺“搞掉毛泽东”的“策反”，弄得不欢而散，代表团提前回国。于是中阿和好如初，继续共同“反修”。    

可是不久又出了第二件事。1969年9月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去世，中国、苏联、阿尔巴尼亚都派了代表团去越南河内参加吊唁和葬礼。这时正当中苏珍宝岛冲突过去不久，苏联要给中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影犹存。中国急于与苏联改善关系，以保自己的平安。所以，周恩来在河内与苏联总理柯西金握手，在北京机场又与柯西金会谈。哪知这些举动却激怒了坚决不肯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阿尔巴尼亚小兄弟！霍查这头“社会主义雄狮”决定给毛泽东这头“软狮” 还以颜色：他宣布不派代表团参加北京的建国20周年庆典，以示对中国“失节”的惩罚。

   这头“小雄狮” 实在有些太过自负，太不把老大哥毛和中国放在眼里了。毛于是决定也给予回应：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同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六大”。

   接下去的一件事使中、阿关系彻底破裂，那就是毛决定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施他的“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变。

  当霍查得到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确切消息之后，1971年8月，便以阿共中央的名义给毛发去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兴师问罪信，全面阐述了阿方立场，指斥中方“在原则上和战略上都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云云。

   徒弟教训起师傅来了。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霍查确实左得可爱却自不量力，一个才200万人口、又穷困不堪的撮尔小国之君，居然向8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共产党大国之伟大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叫板！太不自量了。据说毛接到霍查的“问罪之信”，根本不屑一顾，只是轻蔑地说：“我就是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奈何得了我吗？”

说句实在话，在中阿冲突中中方是自惭形秽、理亏气短的，而阿方确实有原则、有气节，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不过，霍查的错误也就在这里，即、他太把毛的话当回事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当年毛给了他那么多高帽，在毛看来，无非是对他的无知和疯狂的奖赏，让他充当自己的应声虫和疯狗去咬人、伤人，聊慰门庭冷落车马稀罢了。难道真要靠你这个阿尔巴尼亚、这个霍查去打倒帝、修、反？去解放全人类？谁叫你当真呢，如今有了新的、管用的強大伙伴，谁还要你这个小丑般的阿国！这霍查不识抬举，不知进退，不知天高地厚，自然可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

  这 霍查也没有弄清毛的为人，他以为毛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之人，他根本不知道伟大的毛兼具虎、猴二气，惯使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翻云覆雨之术。

   霍查后来还喋喋不休去批判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毛只当他放屁了。

1978年7月，这时毛已死去近两年，面对喋喋不休的阿尔巴尼亚，不胜其扰的中国政府发布照会，正式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同年底，霍查向首都地拉那居民发布讲话，宣布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中国与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的“牢不可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友谊”就这样划上了句号。不久，缺了油的“社会主义明灯”就自行息灭了。    

   三、“同志加弟兄"兵戎相见

   毛共对越南的援助可谓慷慨大方、不惜血本，也可谓“仁至义尽”了。越南共产党打了20多年仗，中国就援助了20多年，直到它完成了北、南统一大业。

   但更让人惊疑的是，就在越南共产党（劳动党）的“革命”成功，登上执政党宝座之后不过一两年时间，中越关系就发生了颠覆性的、质的变化，由当年“一条壕沟里的战友”、“山水相连”的“同志加弟兄”迅速变为势不两立的仇敌，终于兵戎相见，将当年两党、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变成 “血海深仇”和挥之不去的新的梦魇。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必须要求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国家、政府应该向它的人民说清楚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从毛到后来的邓小平，乃至其后历届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不是言不及义，就是有意撒谎，欺骗、糊弄它的人民。

   按照当时中国政府在1979年2月17日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的公开说法，它之所以要出兵打越南，是越南自1975年以来（即越共在全越胜利之后），不断在中越边境对中国边民和边防军进行挑衅并侵占中国领土，1975年的挑衅事件达四百多起。1976年九百多起。1978年1100起，打死打伤中方边防战士、民兵、居民200多人。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给予“自卫反击” 云云。

   这种宣传、这种论调让人听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有点“悬”，中越在“援越抗美”中刚刚还在一个战壕里同生死、共患难，两国的边民更是素来自由往来，从不设防，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了呢？再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越南是个小国，越南一贯得到中国的保护、援助，怎么它一转眼就要“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了呢？

   再说说越南侵占中国领土一事。它为什么要侵占中国领土呢？原因中方没有说清楚。不过后来的事实很清楚，并令中国非常尴尬：在那场中越战争中有两个争夺最激烈、最著名的据点，分别是广西中越边境的法卡山和云南中越边境上的老山。这两个据点十余次易手，最后仍在中国军队手里，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英雄连”、“英雄营”“英雄团”的英雄故事，在战后还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断组织人去参观。可是后来中越两国都平静下来后，重新勘定边界，勘定之后，法卡山和老山却名正言顺归还给了越南！

   中国要打越南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是越南“排华”，即它赶了许多华侨回中国。这倒是事实。不过，越南排华远远没有达到要发动一场战争，要派几十万大军去攻打一个国家那样严重的程度。远的不说了，就说当时另一个国家的“排华”，就远比越南恶劣得多，后果严重得多，那就是叫做“民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之前，在柬华侨总数达到60万，由于华侨大多从事商贸业、服务业，经济状况比一般当地人要好一些，因此被红色高棉当作“资产阶级”残酷打击镇压，到红色高棉被赶下台时，华侨仅仅剩下30万人。也就是说有30万华侨被这个掌权的红色高棉从肉体上消灭了！杀死我同胞30万！难道还不应该派军队去征剿、复仇吗？难道还不名正言顺吗？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去惩罚红色高棉这个杀人恶魔，反而要去保护这个恶魔，却要兴兵去攻打只不过赶了一、二万华侨回国的越南。中国发动这场攻打越南的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这个恶魔！

   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这一点虽然不好说明白，但还是透露了这一“天机”。1978年11月，邓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就评击苏联和越南是“大霸”和“小霸”， 指斥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并告诉它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云云。可是，越南并没有听从邓氏的警告，于当年12月24日组织10万“志愿军”，以应柬埔寨救国阵线之请为名，长驱直入进入柬埔寨。平日里专门残害本国人民、丧心病狂、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顷刻间土崩瓦解，1979年1月7日，金边落入越军之手，柬共被迫遁入山区丛林去“打游击”了。

   却说这红色高棉乃毛泽东的至爱，中共的宠儿。它被推翻令邓小平气急败坏、如丧考妣，从那一刻起邓氏集团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就不断散布越南“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红色高棉）的行为“不能容忍”等等，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人们反抗侵略者云云，为其后出兵攻打越南制造舆论。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出访美国，为发动对越战争作最后的造势和铺垫。美国与越南进行了近20年战争，最后不得不主动撤出以失败告终。因此美国人对越南共产党肯定没有好感，如今中国要去“教训”越南，美国当然乐得坐山观虎斗，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言：在亚洲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美方对中国的行为保持默许，这也是邓对美的要求。

   邓小平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公开表示，中国将对越南发动军事打击，以“惩罚”越南，支持“民主柬埔寨”（复辟）。但鉴于中国与柬埔寨没有边境线，中间隔着老挝，中国不可能直接派兵进入柬埔寨，故只能采取类似“围魏救赵”的方法，在与越南交界的中国广西、云南出击，突入越南北方，对越南首都造成威胁；这种情况下，便有可能迫使在柬埔寨的越军回调增援它的北方前线，从而解除对红色高棉的压迫。使红色高棉得以起死回生，重返金边。

   以上就是邓氏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和如意算盘。

   现在应该回答那个“民主柬埔寨”是否值得去“支持”、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否“合法”的问题了。

   答案是十分简单而明确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是一个及其残暴、极其反动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集团，以今天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观判断，不论以何种标准，它都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理由，一个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在它上台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它把自己的600多万人民消灭了近200万，而且还在继续消灭中.....（有关红色高棉的滔天罪行，在后文揭露）。

   即使不按今天的“人权”、普适价值标准，仅以越南“入侵”的理由而论，越南的行径不仅不应该谴责，反而值得肯定和赞赏。

   首先，越南是为被红色高棉杀害两万同胞——越侨报仇。越南这两万侨民全部被红色高棉残忍地、毫无理由地杀害了，难道作为本土政府，不应该为自己蒙冤的同胞伸冤报仇吗？（中国政府则采取相反的方式，积极协助红色高棉杀害自己的同胞，直到红色高棉被推翻后，中国驻柬大使馆人员仍然无耻地尾随红色高棉上山“打游击” ，开创了艮古未见的奇闻）

   越南对红色高棉动武的另一个理由是：它是应柬埔寨军队中一部分成员（韩桑林、洪森等人），亦即柬“救国战线”的请求来铲除强暴、救民水火、匡扶正义的。

   实际情况也大略如此。波尔布特等人丧心病狂，学习并实践毛的“继续革命论”，大规模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也不断地对军队和干部进行清洗和杀戮，韩桑林等人不愿坐以待毙，竖起了叛旗，但因力量弱小，只得投奔越南求救。

   为什么不能匡扶正义呢？为什么不能对丧心病狂的恶魔进行反击呢？谁是谁非，人民群众才是最终、最权威的裁判者。当越军进入柬境后，上演了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一幕：柬埔寨人民没有帮助柬军抵抗，也没有跟随红色高棉逃往山林，而是壶浆箪食以迎越军，他们载歌载舞，发自内心庆祝自己从柬共的魔爪下解放出来重新获得新生.....。

   越南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单凭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给它作出太高的评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拒绝毛式暴力土改——毛式阶级斗争的罪恶之源，就说明它还存在人性；黎笋集团在中苏对抗中选择苏联而不是毛和中共，也就说明它不愿搞极端反动、毫无人性的毛式社会主义。其时苏联虽然是个“邪恶帝国”，但它却宣布它是个没有阶级的“全民国家”，宣布苏共是全民党，并且奉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外交方针。这起码在表面上要比要不停地斗、不停地杀、不停地“革命”的毛主义要好一些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苏联和毛中国之间，在越南和红色高棉之间我们只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另外，越南在这场战争目的达到后，就主动从柬撤出，说明它并没有领土野心。

   这样，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的非法性和反动性就清楚地暴露无遗了。邓为什么对那个十恶不赦的红色高棉被推翻气急败坏、不惜以数万中国士兵的生命去陪葬呢？原来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和邓小平一样，都是毛的门下弟子。邓把红色高棉作为当时中国在东南亚乃至亚洲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忠实的“同志”，所以，他才把这个毛这个正宗嫡传被推翻当作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试图扭转乾坤，救波尔布特一命。这首先表现了毛、邓、红色高棉确一丘之貉的本质。

其次，邓在那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中（不是什么“自卫反击”，而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还反复表达了他极端反动的一个毛主义观点，就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享有不受限制的对人民的统治权，杀戮权，邓反复宣传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对红色高棉的罪恶则闭口不提。在邓的眼中，“主权是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民的权利，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则视之如粪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都充分表现了邓的极权主义者本质，由此可知，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也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    

现在我们应该讲讲那次所谓自卫反击战的情况和最后结局了。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党内通知。17日清晨，战斗打响。按中共的说法，中方17日投入的总兵力为17个师，22.5万人，同时在广西和云南的中越边境线向越南六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这只是最初中方的兵力配置，后来有大量增加。）

   中方以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的这场攻势，并不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势如破竹”。战斗打到18日中午，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谅山的进攻全部受阻，在增调了几个师和百多辆坦克之后，才于19、20日重新开始进攻，不过进展依然非常缓慢。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高平、老街等都是中越边境上的小镇，距中国军队进攻出发地不过举目之遥，如果攻击顺利，应该几小时内即可占领。可这些地方都经过十来天的苦战才得以攻克。中国此次战争攻克的最大的市镇是谅山，其实它离中方边界不过30公里，坦克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可居然经过了18昼夜的苦战，最后聚集了十多万兵力才把它拿下。所以，外电对此次邓小平大动干戈的评价只－句话，那就是：

“解放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了。”

可见，这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役，并没有达到中共预期的向全世界炫耀武力的目的，反而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

   谅山刚刚攻克，中共中央军委就立即下达撤军令。可见这时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慌乱和惊惶。这主要是由于害怕引发北方强邻的报复所致。1978年11月3日，已经预知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签约的一方受到第三方攻击时，签约的另一方有以军事手段支援之义务。中国的进攻于1979年2月17日打响之后，苏联即于18日发表声明，称：“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据中国研究，驻扎在中苏边境的苏军44个师要完成进攻中国的准备，需要14天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是说，苏联留给中国攻打越南的时间不过是半个月或者多一点。超过这个时限就有引发苏军直接干涉的危险，那样的后果将是中国不堪承受的。所以，3月4日中国军队攻下谅山这个主要边境城市之后，邓小平立即下令撤军。在此之前，为了避免苏军“误判”，中方有关人士在2月24日通过日本共同社记者向苏联“交底”，反复强调邓小平已表明这场战争的三个原则：一、有限的，二、不长期化，三、不扩大。2月27日，邓本人又对美国记者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谈话，其目的显然也是告诉苏联领导人：我“教训”一下越南就撤，你不要误会，千万不要出兵。

   由上述可见，中共在这场战争中色厉内荏的本质。

   还有一点是，战争开始以来，国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中国，中国承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据中共的新华社2月22日统计，在所有国家中，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只有那个已被赶下台、在丛林打游击的“民主柬埔寨”，即红色高棉。声明不表态的有葡萄牙。

除此之外，所有国家都对中方表示谴责，要求中国立即撤军，或者要求中、越双方撤军，或呼吁停战谈判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真的是“失道寡助” 甚至“无助”了。

   直到3月4日下达撤军令，越南在柬埔寨的10万大军没有一丝回调的迹象。即是说，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没有达到，他救不了红色高棉这个小兄弟。

   但是此时邓管不了这些了，他发动此次战争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战争把中国的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进一步把政权抓到手（这个目标后来实现了）。他最担心的是苏联从北方打进来。1969年那次北方强邻已经作出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后来幸得尼克松救驾，才涉险渡过危关。如果此次引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甚至核大战，美国佬肯定不会舍命救他了。

所以，后来中国的撤军简直如同逃离，越共趁机进行全国总动员，尾追不放，据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在撤退中的伤亡比作战损失更大。（关于这次战争的伤亡，中方只说消灭了对方一万多人，俘虏一千多。己方的损失则无可奉告。据知情者估计，中方伤亡在5万人左右）。

总之，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失败的战争，不论在道义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是如此。当然，邓小平不在乎这些，死再多人对于他来说毫不在乎。而且，通过严密控制、垄断信息，他完全可以向被他统治的子民把失败说成“胜利”。最后，达到了政权由华国锋转移到他手里的目的。

   后来，红色高棉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断曝光，引起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公愤，很多国家提出要将红色高棉领导人拉去联合国公审。这时占据了安理会常任理事职位的中共，它利用手中的否决权硬压下去了，旋又软硬兼施，百般保护些残余的恶魔。这正好证明了它是红色高棉的同伙和后台，也说明了中共发动那场战争的真正目的。

   （四）、毛主义的正宗传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疯狂与毁灭

   在毛扶持起来的所有毛主义组织中，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是最得毛的真传、也最受毛宠信的一个。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带领柬共军队攻入金边，夺得了政权。两个月后的6月21日，波尔布特以学生和衣钵继承人的身份来到北京，向他由衷敬爱的导师毛泽东汇报他执政两个月来取得的骄人成绩：实现了无城乡差别、无体脑差别、无商品、无货币、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建成了“超级社会主义”红色柬埔寨” 等等。毛泽东在听了他这位几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能干学生的汇报之后，不由得感叹道：“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位很少称赞他人、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服输”的“世界革命领袖”，第一次在他自己的学生面前认输了，自愧勿如了。

   获得毛如此赞赏、如此“殊荣”的波尔布特，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究竟建立了什么丰功伟绩？

   波尔布特（原名沙罗绍特），1925年出身于柬埔寨磅同省一个富裕家庭，家中拥有20公顷（合300市亩）土地。青年时期波曾赴法国留学。1950年夏天与十几位留法的柬埔寨同学组织了第一个海外“柬埔寨马列主义小组”。1952年回到柬埔寨参加抗法丛林游击战争，同年潜入中国南方，加入中共在南方的一个培训基地，接受军政速成训练。中共以此种方式介入了柬埔寨和东南亚的赤色革命。

   此后，波尔布特成为职业革命者，1962年柬共第一位总书记被杀之后，波氏继任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他游走于柬埔寨、越南、老挝之间，并几次进入中国，或接受训练，或学习中国的革命理论，逐步成为了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1967年，他效仿毛泽东的“秋收暴动”，在柬埔寨的萨德兰搞了一次农民暴动，可惜失败。

   但是，柬共的共产主义革命总的来说并没有在国内产生大的影响。当时的柬埔寨叫高棉王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传统的封建王国，国王西哈努克很得人心，人们过着平静而怯意的生活，对外界的事物并不关心，参加柬共武装斗争的柬人更是寥寥。

   不过，对西哈努克来说，他已经感到了共产革命的威胁。这时，柬的两个邻国，越南和老挝已经处于共产党夺权的战乱之中，战火随时都可能蔓延到柬境内。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西哈努克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他加大对柬共的清剿力度；另方面，却主动与柬共的上司、后台苏联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试图通过这种关系让苏、中对柬共加以约束，求得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

   然而正当西氏进行这种危险游戏时，他自己的队伍却发生内乱了。 以原首相朗诺为首的一批“右翼分子”认定国王日益“左倾”，国家政权有被共产党夺取的危险。于是，在1970年3月18日，趁西哈努克在苏联访问之机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废黜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

  朗诺政变迅速改变了柬埔寨乃至印度支那三国的形势。之前，毛共因为碍着西哈努克的面子，只能暗中支持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革命，现在好了，既然政权已经转移到朗诺等人手里（毛和西哈努克都认定朗诺是美国的“走狗”），就可以名正言顺在柬埔寨大搞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了。波尔布特也由后台走到前台，直接去指挥这场革命。

   那么，如何处理西哈努克这个友好的“国王”呢？毛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到最后关头才甩掉他。

   于是，在朗诺政变的第二天，中共便邀请由苏联飞抵北京的西哈努克，故意给予最高规格的欢迎，随即安排在北京长期当超级“寓公”。目的是拉西氏留在中国，与毛共同高举“反美”大旗，而将柬国内交由红色高棉去“革命。

   接下来，毛便以西哈努克之名邀请越南、老挝召开印支三国领导人会议，因为西哈努克的非共产党身份，使得这场三国反美行动兼有更多“民族性”的特色了。

   为拉拢着西哈努克，毛不惜代价，给西氏超级帝王享受，他给了西氏配置了七个厨师，七个糕点师，出行配一辆专列，两架专机，西氏爱吃的鹅肝用飞机从法国运来。毛对一切他认为的友人都出奇的慷慨：慨国人血汗之慨，赚一己之名。

   在柬埔寨的国内“革命”方面，西哈努克也被利用。毛决定这场战争仍然打西氏的旗号，成立一个叫“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叫西哈努克挂名当头，因为这样对民众更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中国则全力武装柬共，中国的援助只给柬共，不给西氏的一派，军事上由波尔布特统一指挥。

   对于西哈努克来说，现在最耽心的是这场“革命”成功后，毛和波尔布特怎么处置他。他的最大愿望是战后在柬埔寨保持虚君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让他当个挂名的国君。关于这点，毛曾经表示过同意。

   毛看透了西氏的心思，为他安排了一场演出，以消除他的顾虑。

   1974年4月2 日，毛在中南海召集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的前首相宾努亲王、以及柬共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为双方安排“后事”。

   毛先问乔森潘和英萨利，柬共的革命成功后，对西哈努克和宾利两位亲王是团结还是打倒？乔森潘回答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英萨利也表示，要团结所有阶层的人们。

   西哈努克主动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国家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们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动乱，我们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对他们的表态表示满意，告诫他们要团结大多数人，形成一个拳头，打到金边去。

   这次安排似乎为西哈努克解除了后顾之忧，毛也向西氏作出了应有的交待。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一场预设的骗局，其中包含着变数。    变数就在于毛不叫波尔布特参加这场会见，而只叫乔森潘和英萨利去，就是为未来波尔布特翻这个案留下余地。因为谁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世界里，一切由“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之外的任何人说的都是不能算数的。这点乔、英二人也清楚，不过既然毛叫他们演戏，他们就只能扮演自己的角色。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波尔布特不会同意这种安排，他也不好强迫波氏按自己的意思办。而且波氏那种“彻底革命”的精神，与一切旧制度、旧文化彻底决裂的勇气，又都是从自己这里学得的，是正宗的毛主义，毛不能否定自己，也就不能否定波尔布特。

但对西哈努克是一个特例。也可能毛真想给西氏保留一顶王冠，毕竟只是一顶王冠嘛，没有实权。然而波尔布特连这个空衔也不给，因为这与柬埔寨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不符。于是毛只好求其次，找来两位说了不算数的领导人，把西哈努克糊弄一番......。

   在这场会见中也可以看出西哈努克确实有些糊涂和一厢情愿，比如他说：“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们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但是柬共的“一号大哥”是波尔布特而不是乔森潘，在柬共当权的情况下，只能由“波尔布特和他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而不可能由“乔森潘的班子掌权”，除非乔森潘能取波氏而代之。所以西哈努克的这句话不是糊涂就是就是有意离间柬共。

   果然，红色高棉执政后，毛示意由张春桥按自己的意思帮柬制定了一部保留国王名号、由内阁掌实权的宪法。但是波尔布特在审查时删去了这些内容，波要搞彻底的共产主义。毛已经“仁至义尽” 了，爱莫能助了。西哈努克无法，不得不表示拥护新宪法。同时赶快递交了“辞呈”。这时波尔布特在核心成员的会议上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西哈努克失去特殊身份后，他的四个儿子、十四个孙子以及一些亲戚很快与一般民众一样被加上罪名被残忍地处死了。西氏夫妇感到危在旦夕，惶惶不可终日。大概看在毛的面子上，波尔布特没有干掉西氏夫妇。直到越南人推翻了红色高棉，夫妇俩才苍黃爬上了一架去北京的中国民航飞机，算是死里逃生。

   对于一般柬埔寨民众来说，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波尔布特进入金边两天后，立即实施他的消灭城市的计划。在西哈努克统治的时代，人口200万的首都金边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金边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也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突然间犹如整体跌进了万丈深渊，全城人民，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你对新政权的态度，不分男女老幼，通通在枪口的威逼下撤离城市，像牲畜一样被赶着走向未知的远方，金边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鬼城。

   据后来的计算统计，在这场消灭城市（也就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将全国城市居民驱赶去穷乡僻壤、丛林沼泽劳动改造的强迫大迁徙中，因为不够主动、不很配合而遭到枪杀，以及在途中被打死、累死、饿死、被军车碾死等等总计达170万之众！而当时的柬埔寨才600多万人口。然而这仅仅是他们苦难的开始。这些被从城里赶下乡的人们统称为“新生者”，他们被剥夺了一切财产，没有生产资料，成了新的赤贫者，成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到了新的陌生的农村、山地、丛林，只能采用原始人的刀耕火种从事农业劳动自己谋生。但他们没有原始人的自由，他们被实行军事化、奴隶化管理。男女分开，小孩公养，分别住进各自的营地，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或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又按规定，每30——40户农民成立一个食堂，十人一桌，饭菜定量，只能吃个半饱。原住地农民虽然比“新生者”地位略高一等，但也没有私有财产，不但生产的农作物全归集体所有，自己种的瓜菜水果、饲养的家禽家畜也要归公。波尔布特又仿照毛在大跃进中的做法，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钢铁、粮食生产指标，人们象牛马般被驱赶着日夜劳动。由于生产效率极低，种的粮食不够吃，饿死人之成了家常便饭.....。

很显然，波尔布特基本上按照他在中国所学习到、所经历过、或听闻过的毛主义的一切拿来在柬埔寨实施，但是在某些方面，他走得更远、更彻底，如消灭城市、消灭商品交换、取消货币、消灭家庭等等，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在中国大陆实施，但波尔布特基本上在柬埔寨实行了。又如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毛也未尽心愿，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仍然住在城里，而且还拿着比工人农民高得多的工资。而波尔布特却办到了，他把所有有文字的东西都封杀了，取谛了，把知识分子全部赶下乡，而且大部分都从肉体上消灭了......总之，毛能办到的他能办到，毛未能办到的他也能办到。只可惜的是，他的统治寿命太短命了点，不然，可能比毛更伟大，更史无前例……

   但波同志在一件事情上虽然努力学毛但却学得不太好，那就是在实行“继续革命”的党内清洗方面，从1976年1月起波尔布特每隔几个月便搞一次党内大清洗，每次清洗都伴随着成千上万人头落地。他先后发动了九次这样的清洗，不可谓不努力。可是，却让他的党内叛徒韩桑林、洪森跑到越南去了，而且搬得救兵，结果打回来夺了江山，断送了波同志和柬共的大好前程，悔之莫及！波同志只好率领全党和全军上山打游击，继续革命，实际是在深山老林里苦度岁月。1997年6月，逃亡中的波尔布特继续革命，波下令杀死了红色高棉第4号人物宋成一家11口，结果引起宋部反叛，把波同志抓了起来。波被公审判处无期徒刑。九个月后，不知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谋杀，总之是波同志死了，完蛋了。红色高棉也就彻底完蛋了。

毛主义这个仅存的硕果就这样收场了。不过它制造骇人听闻的罪行将永远载入史册，遗臭万年！

下面，我们且在附录里看看红色高棉罪恶之一斑。

              附： 毛泽东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红色高棉罪恶一瞥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 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人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理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 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 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 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 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 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MR. 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 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 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 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人品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 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 “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波尔布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 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 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 ——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 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 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 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 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 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 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 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 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 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 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 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 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 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 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 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 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 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 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 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 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原文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 原文标题是:< 波尔布特: 并不遥远的教训>,作者王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