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二十章

王哲如石

二十

1959年8月19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林彪主持。目的有二：一是将彭德怀批倒批臭；二要借此清除彭在军队中追随者，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林彪在会议第一天讲了话，无非是让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彭德怀的错误，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林彪最后强调说：我们今天批判彭德怀，也是为了帮助他更快地、更彻底地认识和改正错误，更早一些重新回到我们队伍中来。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人，一向是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的。在座的都知道，彭德怀是能打仗的，正是因为彭德怀打了很多的仗，取得一些胜利，所以毛主席对他的要求就更是格外地严格。居功自傲，自以为是，是要摔跟头的。希望彭德怀能就此觉悟起来，深刻反省自己，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嘛。今天这里绝大部分是立过战功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要对照自己、警示自己。做一个让毛主席满意的人、放心的人。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好这个会。

140名与会的军队高级领导，在听了会议介绍和林彪的讲话后，绝大多数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兔死狐悲”之感。尤其是听到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内容，更是令人心悸。许多人怎么也无法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一连几天，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林彪除了第一天到会外，一直未再露面。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因为人多，两个会议厅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元帅和陈毅元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中间分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还有人说，彭总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年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都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8月22日，毛泽东决定再次扩招参会人员。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出席会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另有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气氛也陡然严肃起来。

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1959年5月29日下午和30日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

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就是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一个和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颇为相似的军人。钟伟人瘦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先后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第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个性也十分张扬好强，从不随大流，他认准的方向别人很难改变。他虽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赏识。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的干部。

就在罗瑞卿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时，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林彪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将军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钟伟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看管起来。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受到关注，但他没再能回部队，而是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1976年“四人帮”被抓捕、老干部们纷纷被平反后，他找到黄克诚要求重返军队，黄老说：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吧，打仗会叫你的。

随着批判的深入和斗争的升级，会场气氛越来越严峻。9月5日，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并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

9月11日，毛到会讲话，在肯定大会开得好、强调团结，包括团结犯了错误的人的同时，着重讲了两条：一是在军队里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二是切记不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这个同志们开会已经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1。这也许就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谁都可以平反，唯有里通外国的彭德怀不能平反的根源。

9月12日会议结束，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 在毛泽东赞扬这份检讨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作为主持人的林彪也得到了毛的肯定。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全都被下放。邓华被下放到四川当副省长，洪学智被下放到东北吉林省当农业机械厅厅长，万毅下放到陕西省建委当副主任。

会后，全军各大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参加会议的有28691人。同时，各省军区和师、团召开排以上党员干部会，传达贯彻“两会”精神，并联系本单位批判斗争了一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军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45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848人2。

应该说基本达到了毛“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的目的，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林彪军事集团也就此开始了长达12年对中共军队的全面统辖和管理，后来毛为“清理这一门户”更是元气大伤，此是后话。在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既有取得了局部对外中印之战、珍宝岛之战的胜利和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以及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包括航空母舰的研造。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但一切到了1971年9月份，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便戛然而止。也有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的“雷锋榜样”，无论当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树立和宣传，但“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的这种精神，是不能因时因事而废的，斯于当世。还有林彪发明的“毛主席语录”、“四个伟大”以及发动的一系列对毛效忠式的的宣传和由此对军队长期思想的禁锢并以此为基石和指导的对毛发动的“文革”的支持等等。应该说有功有过亦有罪，且功大于过，只是因功罪性质不同，无从相抵。但无论对于林彪本人，还是他身边的黄（永盛）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麾下众多追随者来说，功非其首，罪亦非其首；功非能自主，罪亦非能自主。不在其位，或未得其功罪；既在其位，自必得其功罪。何必有功则揽，有罪则诿，有得则喜，有失则悲，丧其智而遗人笑耶？！

1959年9月30日，彭德怀交还了元帅礼服、勋章等，如其所言：老百姓生活中不需要的，我都不要。同一天，彭德怀悄然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搬到颐和园东约二里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10月1日，在天安门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开国庆典和退勋挂甲，几乎同时进行。对于彭德怀来说，他决定不了开国庆典的时间，但可以决定自己明志抒怀的方式——“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举国欢腾、焰火缤纷的那个夜晚，在京城一隅，一个沉静的老人，默默地回想着那些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冲锋陷阵倒在血泊里的战友、那些他为之“鼓咙呼”的饥寒交迫中期盼着的老百姓……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杨尚昆等一同参加。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后共进午餐。

毛召见彭德怀，又拉上除身体原因林彪、陈云以外的全体常委和几个主要负责人，绝非泛泛之举草率之为，而是与之前在庐山思量彭德怀时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或者说这一见面形式本身，就相当于继庐山那两次批彭后的第三次常委扩大会，当然气氛和内容已经不是彼时的黑云压城，而是和风细雨，至少毛一方是执此态度的。毛深知，这次倒彭过于牵强，这从军委扩大会议前期应者寥寥即能看出；其次如前所言，毛是恩怨极其分明的人，心里一直深深感念彭当初在几乎所有高层反对毛出兵朝鲜的关键时刻，放下个人得失（相对安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万一失败后一时名声乃至生命）挺身而出，鼎助自己，最终也成全了自己，颇有点像年羹尧对雍正来说的对匈奴的“西北大捷”；再有就是作为已然是“胜利者”的毛泽东，此时他需要表现出作为领袖的宽厚、作为战友的情分乃至作为不同政见者的诚恳，他要让他身边这些个各怀心腹事的同事看看，自己是怎样对待反对自己甚至“骂自己娘”的人。同时，毛也要就此窥探一下，他身边这几个“股肱之臣”的心态；另外毛也清楚，对熟知国情内情的人来说，比如自己身边的几个秀才，都认可同情彭德怀，何况他人。对不少人来说，彭因此次不是声望降低了，而是形象更高大了。所以对最看重军权、更高瞻远瞩的毛来说，他既要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又考虑“此一时彼一时”、也许将来还有需要彭的时候，至少不能让他为人所用；而最重要的是毛通过彭支持自己出兵朝鲜和这次庐山进言，看到了彭忠诚为民为国为党、而非为个人的、这种在当时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极为罕见的品行和意志。深谙历史的毛知道，这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既是最为难得的，也是最为棘手的，是最具代表的双刃剑。但毛知道连昏君嘉靖都能包容海瑞（此时毛内心已经把彭视为了海瑞，后来用这张牌，打出了毛“一生干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自己一世英名因此而损，天意乎？此是后话）因此他必须要处理好这件事。他深知以他现在的权威，越是看似容易扼制人们表面的异议，越是难以消弭人们内心的不满。尤其彭这件事，本身就先天理亏三分。所以，毛想着哪怕就是那些人心里嘲讽他“当婊子立牌坊”，也得把这个“牌坊”立得高高大大、光鲜亮丽、应时应景才好。为此，毛请了能到场的所有要员作陪，给了彭可以说自己会见同事最长的时间，送了彭简而言之最大的“面子”。

有文章以杨献珍（中央党校负责人之一，彭德怀好友）口述为据，说此次见面彭德怀就自己所谓的“罪行”逐一怒质毛泽东，双方星火乱碰并最终令毛哑口无言。我以为有失真实，至少不符合毛此时心境。

此后，毛嘱杨尚昆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杨尚昆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有文章说据杨尚昆回忆，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毛对杨尚昆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杨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杨尚昆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从文章可知，毛让杨尚昆去做的，杨都没去做，尽管也许杨可能为避嫌（担任过红三军团政委）。但毛如此重要意见，以当时环境和杨的地位和职责，杨不可能自作主张不执行毛的指示，尤其还涉及到两位元帅。所以此文的真实性有待确认。

注释：

1 《毛泽东年谱》（4）：第177页。

2 人民网：《党史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