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二章

季鹏

  五次反围剿和“八尺协定”

毛共史书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蒋介石先后发动了五次对中共中央苏区的围剿，前三次在毛的英明领导下，被彻底粉碎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受到博古执行的王明路线的排斥，被廹退出对红军的指挥，但主持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仍然坚持毛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从而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只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和与敌人死打硬拼的阵地战术，结果使红军受挫，最后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共对“反围剿”的自我吹嘘和神化，具体方法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夸大敌方进犯的军事力量，如说蒋第四次围剿军力有60多万（实为40万），第五次围剿兵力为100万（实为50万）；二是只讲胜利，不讲失败，又夸大胜利，如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全是歼灭敌人的战例和数字，红军则似乎是“天神”，毫发无损。即使是第五次反围剿，虽然失败了，但从未说过一句己方伤亡的具体数字；三是揽功推过，将一切胜利、功劳全算在毛的身上，一切错误和失败都归咎于愽古特别是李徳的头上。

但是火终究包不住火，在本章，我们将揭露被有意歪曲、隐瞒的真相。

一、第一、二次反围剿，毛靠什么取胜

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一方，阎、冯、李、白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刚刚落下帷幕。12月上旬，蒋介石就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布置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一事。他调集了约10万军队，命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做了一些部署后，就带领一帮幕僚回南京去了。

12月30日，张辉瓒孤军深入，在永丰的龙岗中计撞入红军四万军民的埋伏圈，张所部9000人马被歼，张本人被俘。张被俘后，毛对其进行了残忍的肉体折磨，最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用剌刀剌杀了张辉瓒，并将张的头颅割下钉在一块木板上，让它漂流至国民党的南昌行营。

3天后，国民党第五十师在从源头向宁都东韶撤退的途中又遭红军伏击，损失部分士卒。于是，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1931年4月，蒋任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兼“剿匪”总司令，调集20万兵马，发起了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何吸取上一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中央苏区推进。5月16日，刚刚由杂牌军 “扶正”的二十八师与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进军途中，被已经埋伏了十余天的红军三、四万人包围伏击，国军被歼，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也被俘，但他冒称是“营部书记”并被旁边国民党士兵证明得以逃脱。5月28日，在广昌，国军第五师再次陷入包围，损失大部。第二次围剿遂告中止。

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被毛共吹嘘为毛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伟大胜利”，被当作神化毛的重要资本加以宣扬。

这两次反围剿毛到底靠什么取胜呢？就毛的战略战术来说，不外是“坚壁清野”和“诱敌深入”，然后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埋伏、包围敌军中的一个部分战而胜之，围而歼之。

但是，再所谓坚壁清野的战术不但是对敌，而且对己都是一种很残忍的战术，它将整个战区内己方百姓的所有粮草、炊具都藏起来或运入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处，运不走的则全部烧掉、毁掉，用大石头将水井填死，将水源破坏，让深入的敌军找不到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不战而退，不战而溃。简而言之，这种方法就是将每个老百姓的家庭和村庄都变成战场，每家每户和每个人都投入“战争”，承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损失。不管战争胜利或失败，自己的家和家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在共产党来说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即使胜利，家也大半毁了。

诱敌深入与坚壁清野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诱敌深入才有坚壁清野的必要，只有实行坚壁清野才能造成“深入”之敌身陷绝境无法发挥其战斗力。然后“围而歼之”。

但是，不管坚壁清野，诱敌深入，都只是手段，要使这些手段有效，最关键是“围而歼之”，即在关键部位设下埋伏，引敌入瓮。这就要靠准确可靠的情报，将敌诱入埋伏圈,前面说到伏击张辉瓒时，毛在前一天就得到详细情报，知道敌方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马、什么时候到来，从而得以调配兵力、设置陷阱、专等敌人自投罗网。第二次反围剿时为了伏击国民党二十八师，红军主力三万多军人竟然已在战地隐蔽了10余天，终于等来“鱼儿”上钩。

这些都说明，及时准确的情报才是取胜的关键。

然而，及时、准确的情报从何而来，靠谁提供呢？正是在这重要的关键问题上，毛及毛共从来隐瞒实情，抹杀了其主子兼保姆苏联的功劳。

早在中共创立之初，莫斯科就在西伯利亚设立基地，为中共训练军事和情报人员。中共转入武装斗争后，大批苏联军事和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活跃于中国各大城市，为中共提供隐蔽支持。前面提到，中共的事无大小，几乎都要经过苏共政治局讨论、拍板。对于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反围剿”，苏共当然更是不遗余力予以协助。从蒋的第一次围剿开始，莫斯科就成立了军事顾问团，为中共制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在上海的苏领事馆设立了由苏联人及其他国籍的共产党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要为中共提供情报指导。为了加强军事情报工作，苏军情报局派出一流情报专家、俄德混血儿左尔格到上海，接管有一百多人的谍报网。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后来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这个庞大的情报组织的任务就是为红军搜集、提供国军方面的情报，为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提供支持。左尔格后来在二战中成为闻名全球的间谍，被日本人捕获杀死。他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派人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个名叫斯多兹勒的国民党德国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采用拉拢收买等手段让她偷出国民党南昌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这就使毛泽东及苏区当局能准确获取国民党军队的行踪，从而采取包括诱敌深入设置伏击陷阱等策略。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援助的核心人物是苏驻华使馆武官雷邦。同时还有多位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就是德国人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后来李德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和现场指挥，也就是后来被毛骂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三人团”中那位洋顾问。可是，李德初到瑞金时（即1933年9月蒋的五次围剿开始时）毛对他是非常恭敬和恭维的，据李德自己写道：毛“提到1932、1933那个冬天的反击战（笔者注：即第四次反围剿），称赞它的成功，说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谋划策。”可以想象，如果李德没有突出的“战功”，苏联人是不会派他到中央苏区作为红军的现场指挥的，中共也不会将他捧为最高军事指挥官。至于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结局，这方面后面再述。

总之，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从战略战术、军事情报、遥控指挥等各个方面，都给了中共以巨大帮助，这是有案可查的。然而，一贯揽功推过的毛，居然想把苏联主子当年为此作出的巨大贡献从历史中抹去。这一做法同时也表现在1927年的所谓南昌起义上，据斯大林说，南昌暴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是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可是，以后毛共所有的历史宣传，提到“南昌起义”时没有半个苏联人的影子。从整个苏共与中共的关系看，除了在黄埔军校那段合作历史无法抹掉外，其余所有方面，如苏共在经济上（财政上）、军事上、情报上以及干部培训方面对中共的全面援助甚至越俎代庖，毛都全部抹杀不提。只有在李德参与指挥的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才将这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拿来作替罪羊。毛的意图是要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面前造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特别是他毛泽东英明领导的结果，以突出自己的“一贯英明、正确、伟大”。

由此可见，毛把过河拆桥、甚至恩将仇报都用到对付他的“老子”和“保姆”身上了，就遑论其他了。

二、国民党的军事失误与中共的卖国杰作：“八尺协定”

上一节我们已经说过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一、二次围剿是如何被毛共战胜的。如果从蒋介石这方面来检讨，则主要是其麻痹轻敌所造成。

蒋方的麻痹轻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完全没有认真研究对苏区作战的新情况、新特点，确立相应的战略战术，也没有认真研究对方的战略战术，知己知彼。而是按照一般作战方式冒险轻进。第一次反围剿是在中原大战刚结束一月就开始的，其时蒋军战胜了数量多于自己的冯、阎、李、白大军（共约70万），不免有骄衿之色，以为如此庞大的对手都打垮了，小小几万人的共军何足道哉！所以蒋对此役也甚不重视，只是布置一番，发布了一个《剿匪赏罚令》就带领随从们游庐山，然后就回南京去了。

前敌指挥张辉瓒更是孤军突进，结果陷入对方的包围陷阱，此所谓骄兵必败也。

其二是只片面看重兵力对比的优势，而对非兵力因素估计不足。蒋军此前主要是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平原或城镇作战，战争双方胜负主要取决于兵力、武器的多寡。然而围剿共军根据地则主要是进行山地战和游击战，在纵横几百里的群山峻岭中，十万、二十万部队成了撒在面上的“胡椒粉”，完全可以被熟悉地形的对方分割蚕食。

按正常的战力对比，主要是双方的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然而毛共却将其统治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了战争：一方面进行坚壁清野，给敌方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难；另方面将凡能役使的百姓都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争，所以名义上红军只有四、五万，实际加上被胁迫从事战争的民兵可能是它的数倍甚至十几倍。以中央苏区为例，它的300万人口中，至少有100万人被投入了战争，包括为军队传递信息、构筑工事、搬运物资、救护伤病员以及协同作战等等。而国军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别的支援和辅助队伍。所以表面国军的数量优势实际上并不存在，甚至是劣势。

    第二次反围剿时，国军吸取了第一次时轻率冒进的教训，提出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但又忽略了在不熟悉地形的山区作战，分散兵力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危险，故虽曰稳打稳扎，实际上既不“稳”也不“扎”，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

其三是忽略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对苏区红军的援助，特别是情报援助。事实上，共产国际在全力介入这场战争，它派遣军事专家为其在战略战术上出谋划策；为其提供军事情报，甚至充当卧底。而国军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更没有采取措施斩断莫斯科的“黑手”，结果被苏方“暗算”，直至失败都不明白其中奧秘。

第三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督战的，他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采取快速而又稳步推进、直插敌方心脏地区的战法。虽然战斗中有胜有负，但总体上是成功的，自7月围剿开始到9月中旬，红军的地盘不断缩小，且由于蒋军各部之间联系更紧密，毛的“诱敌深入、分割围歼”战法基本无效，无所施其技。遂改变为游击战术，但仍然难改变被逐步围歼的趋势。虽然毛共后来的史书中吹嘘“成功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歼敌近4万”，但实际上是败多胜少，到9月中旬，苏区地盘所剩无几，蒋的剿共大业眼看胜利在望。中共感到了真正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挽救中共的是日本人，是日本人“适时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刚刚由南京飞赴南昌准备部署对红军最后一轮致命打击的蒋介石，当夜接到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报告，不得不在9月20日飞回南京，紧急应付事变的各项事务。21日，作出了“中止剿共计划，万事停缓”的决定。并号召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中共“一致对外”。随即江西前线剿共军队被调回部署到抗日前线。毛共则趁机对撤退的国军进行伏击，斩获不少。

这一事件过去都被视为一种“巧合”，然而随着毛共内幕的不断暴露，这一事件背后的惊天阴谋也接近浮出水面，原来这是中共为遏止国军进剿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与日寇勾结的一个阴谋的产物，是中共成功的“釜底抽薪”之计。

具体讲，就是此前中共与日本关东军秘密签订了《八尺协定》，日军按协定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军事行动，使中共得以化险为夷。同时这也成了挑动日本侵略中国的肇祸之源。

早在1929年的中俄中东路战争之时，中共掀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暴乱高潮，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使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光靠自已的力量和苏联的援助并不能推翻国民党政权。如今面对蒋介发动对江西中共这块最大根据地的围剿，虽然共方在第一、二次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中共领导人知道，这只是事情的开始，接下来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最终很可能会有灭顶之灾。必须紧急设法从根本上解救危局。穷途的中共决定挺而走险，不惜冒被指为汉奸、卖国贼的危险，决定利用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东邻日本，联合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来牵制、削弱中华民国政府，挽救自己的危亡。

1930年中共派出秘密代表与日本关东军接觸，经数月接洽暗中活动，与关东军参谋扳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取得联合反蒋的初步共识。1931年的农历年刚过，中共派出以王若飞为団长的代表团，自上海登船启程，一昼夜便驶抵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港，中共代表团入住关东军的“满铁株式会社大和旅馆”，1月28日，与关东军代表扳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即《八尺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1. 中共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关东军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之势力范围。

2. 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的援助中拿出2.3亿金卢布转交关东军参谋部，由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攻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监督经费的合理使用。

3. 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几年内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政权。

4. 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后，与中共划江而治。

“九一八”之前，关东军得到中共送达的有关张学良部队驻防的情报、地图。关东军如約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间接挽救了中共。

      （请参见本章附文）

     不过，事情也未全如中共的愿望发展，一方面，日军在其后向华北进攻受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強抵抗，后来被廹与中国签订停战协定，并未达到将华北一口吃掉的目的；另方面，日军这次与中共的勾结只是关东军自主的私下交易，而不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它与日本政府的反共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不可能上升为日本的国策。同时当时日本仍把苏联当作它的最主要敌人，并未有全面侵占中国的打算。因此后来它并未践行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协议。中共仍然不能逃脱在第五次围剿中败逃的命运。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这个《八尺协定》中共肯定会极力否定，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它的原始文本笔者也未见到，估计公布原件有困难，或者早就被毁灭了。但事情总会留下痕迹，公布此说的作者必定有他的科学依据。笔者根据逻辑推理相信它的真实性。如读者有存疑之处，可进一步查询，因此笔者将抄录的原文附于本章之后以供参考。

     三、关于“九一八”及所渭蒋的“不抵抗”

     应该说，从总的看，造成蒋介石的反共大业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内战，先是1929年的桂系反叛，接着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这就给了中共喘息和重振旗鼓之机。待到好不容易平息了内乱，蒋政府才得以发动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围剿。当第二次围剿失败之际，1931年5月，聚集在广州的以汪精卫、陈济棠为首的反蒋派又联合成立了粤记国民政府，形成了宁、粤两个对立的国民党中央和中华民国政府，制造了国家分裂的危险，也迫使蒋的反共大计再次搁浅。同年8月，反蒋急先锋李宗仁的桂军攻入湖南，其余的反蒋军队亦在拼凑之中。这就给准备发动第三次剿共战争的蒋介石以巨大掣肘和压力，不得不将部分剿共兵力撤回以对付湘省战事。

当然，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件对蒋的剿共事业的破坏，九一八不但让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功亏－篑，其后，国内各界掀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高潮，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处游行示威闹事，如9月28日，宁、沪学生在南京联合“请愿”，包围国民政府的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成重伤。之后，国民政府不得不把剿共的军队调往抗日前线。

至此，蒋介石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停止剿共。蒋计划首先解决宁、粤分裂问题。为此蒋主动向粤方提出议和并自我检讨：“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帷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还作出极大让步，撤消对在中原大战和其他反蒋战争中所有敌方人员的一切处分、通辑，并抚慰对方。然而一心想夺取“一把手”宝座的粤派首领终不让步，蒋只好于当年12月15日第二次通电下野。

当国民党分裂、蒋介石陷于内外交困之际，中共兴高采烈了，立即指示它的各地土共掀起暴动高潮，趁机建立和扩大“苏区”根据地。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中之国。11月14日，趁国军防守空虚和不备，红三军攻下江西的会昌。12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军攻下湖北黄安。在江西剿共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由于中共策反，两万多人投入共军队伍。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势力趁机东山再起，全力出击，攻城掠地，纷纷建立和扩大根据地，中共控制区域总共达到二十万平方公里，共产党的势力得到了空前发展。

蒋一离去，国民党内诸大佬便忙于争权内斗，更无一人提及剿共之事了。日寇也乘机配合，于1932年在上海发动、挑起了 “一二八战事”。 眼看中共东山再起指日可待。

就在这时，国民党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原来满以为赶走蒋就可以取而代之的反蒋联合阵线的领袖们，夺得了大权不到一个月就已矛盾重重，分崩离析，闹得沸沸扬扬，支撐不下去了。只好又请蒋重新出山，回来主持大局。1932年3月蒋被选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复出的蒋在处置完一干紧急内外事务之后，重新将剿共提上议事日程。当年5月21日，蒋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中旬，上庐山亲自主持部署对苏区的新－轮围剿，即第四次围剿。

在述叙第四、五次围剿之前，有必要澄清所谓 “九－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和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问题。因为几十年来，这一事变和这个方针被毛共宣传、指斥为蒋对日“不抵抗”“卖国”的主要罪证，在大陆几乎无人不晓，流毒至深至广。

为此又先要说一说日本在东北驻军的原因和由来。鉴于毛共的故意隐瞒和歪曲宣传，很多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青－代，以为日军到中国是国民党不抵抗招引进来的，以为九一八事件是日本派兵进占东北之始。

实际情况则是，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驻军己有26年之久，并且是当时的清政府“请”来的。

事情要追溯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由于义和团掀起的排外杀洋人恶浪，使沙皇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和侨民为由，趁火打劫侵占了我大量领土，并进－步侵占东北全境。此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他顾，只能听之任之。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想出请日本人赶走俄国人的“策略”。应清政府之请，日军开始进攻、驱赶俄军，日俄战争爆发。在付出十万士兵伤亡的代价后，日军战胜俄军，帮助清廷收复了东三省。当然，日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不能不索取“报酬”，何况它也早就想染指东北。

1905年，中日双方经过－个月的谈判，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在附约中，清廷允诺给予日方以下报偿：

1. 割让旅顺、大连给日方作为租借地；

2. 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及沿线林产、矿产；

3. 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驻军。

前两条是将俄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第三条在南满驻的日军就叫“关东军”，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预防俄军的卷土重来（后来则作为试图北进、进攻苏联的主力）。清政府此举颇有点“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意味，但相对来说，此举在当时仍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收回了东三省百分之九十九的国土。只付出了百分之一国土的代价。既然自己无力收回领土，也就只能如此了。

所以，在九－八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已在东北驻扎了26年，而且与中国政府和当地居民基本相安无事。满清垮台之后，北洋政府与日本也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关东军不是国民政府引进来的，也不是九－八事变才来的。相反，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大军收复北京之后，便立即提出了“收回东北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日本则指责国民政府不守信用，忘恩负义。中日关系由此逐步交恶。

另－个被中共恶毒攻击了几十年的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平心而论，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还在发动第三次围剿前夕的1931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中就指出：

“帷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仿蠹。”“未有国不能统一而取胜于外敌”者。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九一八事件后，面对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国民党中执委秉蒋中正之意旨，在《致粤要人电》中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強调在攘外之前，“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1932年6月在庐山剿共会议上，蒋阐释了这一决策，他先从明朝灭亡的教训申引出这一观点：如果没有李自成等的内乱，明朝是不会灭亡的；正是内乱加外患，而明帝又不能正确处理这两者关系，才使明处于两面受敌、内外交困之境地，最后灭亡。凡是粗通这段历史的人，相信都会得出与蒋完全相同的结论。所以后来清帝说，他们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的江山，而不是从明朝手中夺得的。蒋接着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发致外侮的媒介。”“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这些话语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国民党的宣传功夫太差，根本不能把这些道理告诉民众，告知全党，形成全体中国人的共识，致使这－正确方针不能贯彻到底（至西安事变遭到彻底破坏）。这才是招致后来一切祸乱之源。

还要说明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不等于不攘外，国民政府在剿共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日备战。而且面对日军的挑衅，国军实际上进行了顽強、英勇抵抗，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都己载入史册。只是蒋还不想发展成为中日间全面、全国性的战争，因此只好与日方签订了一些妥协性的协定，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力图延缓全面战争的爆发。很明显，这只是暂时的妥协，目的在于尽量拖延以嬴得“安内”的时间；同时抓紧这一时间对日备战，最后争取“攘外”的胜利。

蒋介石认识到，除了内部未靖这个因素之外，当时不能立即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原因，主要是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不论在武器装备，军队训练，作战和指挥技朮，以及工业、经済实力等各个方面，中囯比之日本都差之甚远，如果不顾一切硬拼，“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蒋语）。九一八后蒋在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时说得很明白：

“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办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

这是肺腑之言，也是真知灼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国民政府拖延了六年，赢得了时间，这期间蒋首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等智囊参赞机构，网罗各类人才为备战出力。并在财政经济、交通运输、工业通讯、军队建设、后勤保障、战略后方建设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对日战争准备和筹划。否则，在九一八之时就全面开战，还真不知道会酿成什么样的恶果！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毛共数十年来宣传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抵抗问题。毛共在所有抗战的书籍乃至文学影视作品中，都大力宣传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请示蒋介石应对之策时，蒋严令张“不得抵抗”。还有鼻子有眼地说蒋密电张云：“无论此后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云云。

如今这庒公案的真相终于得以大白天下。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答有关“九一八”后东北军不抵抗的问题时，非常明确地说：“那是我们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在当时，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50多年重获自由，蒋又已去世十多年，此时大陆正在对张频送秋波，邀其回国参观。这种情况下，张完全没有必要为蒋辩白而自背黑锅。只是，此时的他是作为中国近代的“活历史”被“抢救”的，所以他郑重表示，他说的－切，必须要对历史负责。

又据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在其口述的《我与汉卿的一生》中也谈及了此事：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上流传：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中共间谍）建议张学良将这些函电妥为保存，必要时公布以制蒋。后于凤至偕张学良去欧洲考察时，将这些电函存放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内，因此，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以公布此件相威胁，才使得蒋不敢加害张学良云云。

于凤至在此书中对此亊作了澄清，她说：“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露茜教授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我：在九一八时，蒋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命令，以及我是否保存了这些手令……我回答他（她）‘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对此张学良本人则答得更加干脆，说那是“扯谈！”

由此可见，毛共为了打击政敌，完全妄顾事实，不惜制造谣言，捏造历史。

张学良之所以决定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清醒认识自己的实力实在不是日军对手。据张说，事变发生后后，他立即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经讨论，一致认为东北军顶不住日军的进攻，遂决定采用外交斡旋的办法来解决争端。张将讨论结果上报蒋，蒋回电：“按照自己的方略去做。”（应该说，蒋也不想立即引发中日全面大战，理由如前述；但他并未下达“不抵抗”命令。）另外，当时东北军的主力已在中原大战时来到关内，张也在北京，过着他的风流公子生活，留在沈阳和东北的东北军自然就更难与日军对抗了。（顺附轶闻一件：九一八事发，著名文人马君武曾赋“哀沈阳”七绝二首在报上发表，其一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但据考察，当时名影星胡蝶并不在北京。“朱五”即朱启铃的五小姐，与张也只是一般关系。然而，人们素知张少帅风流成性，马君武又指名道姓，大家便都信以为真。马诗一时风靡全国，张少帅也就百口莫辩了。张学良也算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冤枉。这大概也是促使他要报仇雪耻，想打回东北去的原因之一。）

这以上就是九一八事件中张、蒋处理事变的真相。

反观毛和中共，先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明目张胆大搞卖国主义，充当汉奸卖国贼而不为耻；继而在对待日本侵华问题上，大搞两面派，明里一再发表“抗战声明”；暗地里却主动与日寇勾结，充当当代秦桧、张俊。后来则又受苏联主子指使，极力怂恿国民党与日本大打、早打，利用国民党拼死抗日之机，全力发展壮大自已，坐收渔人之利。最后还厚颜无耻要“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四、第四、五次围剿及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现在再接着说蒋围剿中共苏区－事。为了贯彻其“攘外先安内”的决策，蒋于1932年6月调集了4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围剿与以的往不同之处是：其一，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即试图从根本上清除共产党的赤化影响，“夺取民心”。为此蒋亲自主持制订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剿匪区内民团整理条例》，前者仿效古代实行保甲联防、互保制，后并在全国推广；后者着力于整顿建立地方治安武装，将原各县民团改为保安队，在县、区、乡设保安团、保安大队、保安小队，由政府发给武器，作为地方抗击共产党的自治武装。

其二，进剿的区域不只是江西的中央苏区，而是还包括鄂豫皖、洪湖、湘鄂赣苏区，即所有重要的中共根据地，大有彻底根除赤患之势。所以此次的进剿分为两个阶段，从1932年6月到10月为第一阶段，蒋先派兵把盘踞在后面这三个根据地的共军击溃、赶走，占领了这三个根据地，并对其进行社会整治；从1933年2月至3月初转入第二阶段，集中40万大军进攻江西的中央苏区。

其三，双方均改变了战术。江西的共产党中央排除了毛泽东干扰，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实施大兵团伏击作战，取得歼灭蒋军两个多师的局部胜利。而蒋军也改革堡垒战术，不急不燥，稳步推进，有效地逐步缩小了包围圈，眼看胜利在望。

可就在这时，形势再次发生陡然骤变，日军重演第三次围剿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幕，南下进攻热河、直击长城各个关隘，向华北挺进。各地纷纷告急，“长城抗战”事起。民族危机再次迫使蒋终止剿共战事，3月6日蒋离开南昌飞赴石家庄。并撤回剿共军队以对付日本的侵略。

日寇两次趁火打劫，解了中共之危，是巧合还是双方秘密约定？过去总以为是巧合，但我们前面引用的“八尺协定”提供了新的间接的证据，只是这个协定当时没有被爆光，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蒋介石本人也对这一现象也产生了怀疑，1932年他写道：

“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略，其步调配合得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第三次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此段话引自谢幼田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蓋的抗日真相》；谢注释，谓此段话引自1974年即民囯63年台北出版之日人古屋奎二所著：《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1981页。蒋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正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却遭到红军的伏击，损失二万人马。）

可惜，由于国民政府情报工作不力，以致不能为蒋破解这个谜团。

长城抗战也再次证明张学良军队的不堪一击，2月25日军侵犯热河，热河省会承德守军是张学良部队，3月4日，张的数万部队在100多名日军攻击下弃城而逃。接着日军向长城各关口进击，其他国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后来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虽不乏英勇併死抵抗的英雄故事，但总的说，在日军坦克、大炮、飞机面前，纷纷溃败，到了5月中旬，长城各关隘均告失守，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日军占领通州，威逼平、津。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更糟糕的结局并发展成为全面战爭，国民政府北平军政当局被迫与日军签订了妥协退让性质的《塘沽停战协定》，局势才得以稳定。

第四次围剿不能说完全失败，也不能说胜利，总之再次半途而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为了赢得对日战争的准备和剿灭共产党这一心腹大患的时间，在第四、第五次围剿之间，蒋被廹对日妥协。待局势稍为稳定之后， 1933年6月8日，蒋召开了五省剿共军事会议，会上研究、确定了发动对江西共军第五次围剿计划、方略。

此次蒋氏吸取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听取了参谋人员特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在战前作了认真准备，主要是：

第一、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和政策措施。在总结前四次围剿经验教训的的基础上，形成了“彻底封锁”，“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凋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战略战术。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占领区继续实行保甲制度和治安制度。

第二、对参战的主力部队国军“北路军”的中初级军官进行集中强化训练，切实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为此产生了著名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蒋介石切实感到，总的说，他的军队在政治、军事素质、战斗意志、指挥官带兵和指挥艺术等方面都逊于红军。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达到战胜并消灭“赤匪”的目的。因此他决心对围剿的主要部队的中初级军官进行一次高强度、高水准的突击训练。训练的内容分为政治，军事两大部分，训练的地点选在庐山。蒋自任训练团团长，陈诚为副团长，杨杰为总教练，

政治方面：重申“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宗旨，以及对共产党宣传的反宣传；解释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原因，以统一思想；树立对领袖（即蒋介石）的崇拜和绝对服从蒋的统一指挥的信心。为此开始实行后来推广到全军的、凡看到蒋介石或听到蒋介石的名字不管在何种场合，都要齐刷刷地起身站立的规矩。再是对受训军官反复进行“智、仁、勇”三字精神的教育，以及 “礼、义、廉、耻”、“不成功便成仁”的灌输，以期提高军人的理想情操和献身精神。为了增強受训军官的荣誉感，蒋还将此次庐山受训提高到“黄埔军校第二”的高度，称所有接受训练的学员都是他的直接学生，受训军官一下子与蒋介石成为了“师生关系”，使这些中初级军官颇有受宠若惊的自豪之感。

最后，学员毕业时，还获得训练团送给的几样礼物：一是有蒋介石署名的毕业文凭；二是制作精美、有蒋氏亲自题签的“军人魂”短剑；三是“礼、义、廉、耻”四个字以及《剿匪手本》和《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几本小册子。

这样，受训军官从身体到心智都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洗礼和升华，有效地提高了其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了作战意志和能力。据说，在第五次围剿中蒋军官兵出现了过去少有的死打硬拼的舍命精神（此为中共评语）。这首先应归于功政治训练之效果。

军事方面：军训教学分为五个组，即战术组、射击组、筑城组、通讯组、政治组、后又增设卫生组。重点是训练、提高军事技术。

总教练杨杰，留日高材生，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时，曾被日本天皇赞为“天才将军”，毕业后杨拒绝日本当局的挽留，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上将军衔。各组教官均为各学科顶尖人材。

各个教学组中，战术组是教学重点。战术组针对红军在反围剿中的战术，归纳为四种形式；即诱伏、腰击、包围、抄后路。针对红军这些战术，设置了反制和预防措施与战法。战术教学，是以山地战之攻击演练为主，采取理论教学与实战演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每一学期都进行3次演习，即连、营、团规模各一次，起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其他各组亦紧密结合红军的特点和实战需要进行教学和训练。如通讯组，针对红军游击战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特点，主要教授采用轻便器材、如信犬、信鸽、闪光能通讯器、信号弹、手旗、轻型电缆、军用电话、5瓦轻便无线电台等的操作使用技术。

筑城组重点教授构筑阵地和修筑堡垒，由工兵学校调来的工兵连实地演练。堡垒战术后来成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战术手段，庐山训练团功不可没。

蒋介石亲自给学员授课，重点讲授战略战术。蒋平生最崇敬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有二人，即明代的王阳明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两人既是儒学名臣，又都是对付当时农民暴动和地方造反军的能手，战功显赫，彪炳史册，而且他们都在江西山区作过战。蒋认为可以采用曾国藩、胡应麟攻打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术，曾、胡的战法以守为主，以攻为客，也就是蒋说的“战略上的攻势，战术上的守势”，以与红军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从反面制之。

在蒋的上述思想指导下，陈诚、杨杰将战术分为“守”和“攻”两部分，堡垒战术是“守”的主要手段，而“攻”则主要是山地运动战术。

由上面的大概介绍可见，要在半月左右时间（每期训练为15—18天）给学员进行内容如此繁多、繁重的传授和演练，确实有些“超负荷”了。但这是战争时期，无法跟正规的学习相比，只能灌输多少算多少。事实证明，受训后比之未受训前，学员在各方面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后来第五次围剿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训练团从7月18日第一期开学，至9月18日第三期毕业，共历时两月三期，受训学员共7598人。主力北路军（即蒋的“中央军”，共34个师30余万人，占第五次围剿总兵力的七成）所有各团、营、连的长官中至少有1人在庐山接受训练。

庐山训练团一结束，9月下旬，蒋即开始了对中共的中央苏区号称“铁壁合围”的第五次围剿。行动之前，蒋撤换了“指挥无能”的原总司令刘峙，而以原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代之。

面对经过认真准备，并采取了全新战术的第五次围剿，苏联方面亦加大了对中共的指导和援助力度，莫斯科和中共中央都决心全力保卫苏区，保卫瑞金，试图再次粉碎这一轮围剿。又鉴于蒋介石在战略战术制定、军队训练和现场指挥等方面都聘用德国军事专家，莫斯科也针锋相对地增派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到上海，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共，在上海帮助出谋划策的军事专家中有个斯坦恩，此人后来在苏联派往西班牙共产党反佛朗哥的内战中，以克虏伯将军的名字名扬世界，可见不是等闲之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参运筹帷幄与指挥，并立下战功的德国人李德（布劳恩），则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现场指挥。

现在毛共的所有书刊中都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决策不采用“毛的正确路线”，而采用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所致。说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等等。其实，第五次反围剿作为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战争，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经过集体反复讨论、研究，并经苏联派驻上海的军事顾问批准后才实施的。而决不是博古或李德在那里随心所欲发号施令。参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成功的中共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后来把一切失败责任推到李德和博古身上，目的是缩小打击面、瓦解对方，争取多数，以便集中力量夺取上述二人的军权和党权。

国军第五次围剿基本的战术，就是实行拉网式的堡垒推进，即在防守中进攻，进攻中防守。所以其进展速度是很慢的，从开始进攻到红军逃离江西福建，整整用了一年之久。其间，中共中央、上海的苏联军事顾问、以及莫斯科的军事专家和苏共领导人，都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制定、实施反制措施。但是他们终究拿不出反败为胜的妙法。其间毛泽东亦曾提出“分兵从东南西北四面出击，以引诱敌人四面去征剿，从而打破敌方铁壁合围的战术”。这个方案曾在中共最高的军事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决，因为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蒋的大军已将苏区整体上封锁围困，它的五十万大军每次只推进几公里，然后筑凋堡、修公路，以公路连结，碉堡之间用机枪构成火力封锁网。此外还有二百架飞机侦察、助战。正如彭德怀所说，“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红军若四面分兵出击正好被蒋军分割成数股聚而歼之，哪里还能将敌人打乱并赶出苏区？

眼看无计可施，1934年3月下旬莫斯科给中共中央来电，嘱其准备撤离。但中共和李德显然并不甘心失败，决定拼死一搏。于是在4月发动了广昌战役，谁料仍以惨败告终。

广昌战役后,红军的败局已定.虽然中共中央高层又举行了多次紧急磋商, 采用多种战法，但谁也不能再次打破这次围剿,起死回生。最后决定在石城构筑一道防线以图拼死一搏, 同时秘密而紧张地进行撤离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第五次围剿值得特别书写的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一战后重振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的功绩。赛克特建议采用堡垒战术，为蒋制定了详细的消灭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即本书前面提到的“铁桶计划”。但这一计划被当时蒋北伐时代的老朋友、时任江西德安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莫雄偷去给了其部下的地下共产党员，转而交到周恩来手上。10天后，红军走上撤离之路。（见于2004年6月出版的“中共内幕丛书”之《共和国高层秘闻》。）这一洩露自然削弱了该计划的效力，但中共依然无法反制之。

以上情况说明，面对蒋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战略战术和绝对优势兵力，红军不可避免要走向失败，这决不只是博古和李德的战略战术问题。后来毛泽东大肆攻击李德和博古，并说什么如果战略战术得当，红军是可以不离开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可以被粉碎的等等，都只是毛抬高自己、打击对手的伎俩而己。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方面到底有多少兵力？损失多少兵力？这是毛共后来长期有意隐瞒的问题之一。官方故意缩小说红军当时只有4万人，也有说是10万人，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止此数。据中共的史料称，单是1933年9月，中央苏区红军新增战士将近20万。但是，“在王明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这些新增力量很快就全部“损失”了。从中可见，红军是在动态中不断扩大，又不断被消灭的，所以很难给出一个固定的兵力数。上一章中曾说到中共自称扩红27万，但这显然不包括逃离前的紧急征兵，1934年9月，即红军撤离（溃逃）前的一个月，扩红运动达到了顶点，光瑞金、兴国两个县“参军”的各达5万人，共10万人，这时红军已经屡战屡败，在这种形势下，明知参军等于去送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参军”呢？——中共征兵手段之残酷也就可想而知。也因此，红军撤离之初仍保有10万人（这是朱徳的说法，官方说是8万多人），其中一半是新兵。可见，根据地所有人民，全都成了共产党的兵源和裹胁的“人质”。

与撤离前疯狂扩军相对应，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开展大规模的搜刮民财运动。首先是粮食。中共中央于1934年8月发布了《关于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接着是“借款”、“借各种军需品”。这些，苏区的子民们早已习惯了，不过这一次要的数量特别大、特别急，完全是“竭泽而渔”。

就这样，在中共撤离前夕，这个残存的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兵源与财源，皆已经被弄到了竭泽而漁、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胜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那次战役本身，而是它以事实打破了所谓“人民战争”不可战胜的诳言。后来国共两方争夺的天下的战争中，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系统逐步腐败，不复第五次围剿时的雄风，是最终败给了共产党基本因素之一。

第五次围剿的胜利还证明了：假若没有日本侵华的干扰，没有日寇步步紧逼迫使蒋介石改变他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蒋的“安内”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没有日寇的侵略，就不会有九一八，不会有 长城抗战，也就没有后来的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等等。 如此看来，毛泽东说的不错，确是日本的侵略救了中共，成就了中共，日本皇军确是毛共的“救命恩人”。

然而，不能不指出，就蒋自身来说，当时却犯了另一个重大失错，即在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他没有乘胜追击，一股作气，除恶务尽；而是又打起另外的算盘，想以中共的生存换取与苏联作联合抗日的交易。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剿共大业功亏一篑。毛泽东有感于蒋的优柔寡断和注重虚名的性格弱点，针锋相对写下了“不可沽名学霸王”之句。其实，西楚霸王并非“沽名”而失天下（连义帝他都杀了，还“沽”什么“名”？），他是骄傲轻敌导致了败于刘邦；真正沽名钓誉的应是反复申言要以“容共”达致“溶共”的蒋介石先生。所以，那一句诗应改为：不可沽名学老蒋。

  附：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八尺协定》

80年过去了，有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不是由满清签订，不是由北洋签订，也不是国民政府签订的，而是1930年由中共中央与日本关东军军部签订的《八尺条约》。在这份鲜为人知的秘密协定里，中央苏区政权赤裸裸地出钱出枪给日本侵略者，全力帮助侵略者占领东北，从而达到打击国民政府、挽救中共的目的。可以说，《八尺协定》的签订，直接导致了“九一八”和其后日本全面侵华的发生。

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华民国政府和平统一了全国。由于东北地区的加入，民国获得了空前规模的资源和工业能力，“黄金十年”的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从1929年第四季度起，中华民国的GDP和人均GDP开始飞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支独秀。1930年初，中华民国GDP达到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两倍，人均GDP达到日本的40%，这一经济建设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未被超越。中华民国在达到财政盈余后，国防军事实力也开始起飞。1930年初，四艘航空母舰、四艘大型战列舰由海军上将陈绍宽主持，开始在大连、青岛和上海的军港建造，预计6年全部完工。德国帮助设计的战斗机也在沈阳造出了第一架原型机。1930年新年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在传统强国欧美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脱身时，东方的中国已悄然崛起，不久将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的巨人和掌控者。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周边国际形势也得到空前的改善，这源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为日本灾民捐款，使日本社会发生了极大的震动，政界也对自甲午以来的侵华政策进行了反思。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日本也深陷其中，GDP大幅倒退，军费被迫削减，实际已无力维持侵占中国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势力中的侵华派失势，亲华联华派上台。日本有意将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军全部撤回，甚至有意归还台湾，并将清朝与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退还给中华民国，具体方案开始在国会进行讨论。日本还愿意提供资金，派遣专家，帮助民国兴办教育和工业。1931年之前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也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关系黄金期，是中华民国国民扬眉吐气、空前幸福的时期。

但是这一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愿意看到的。自从1927年蒋介石开始剿共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失去地盘，到1930年时，只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西南、闽西一带拥有割据地区，并建立了中央苏区，成为之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前身。对于民国政府统一东北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央苏区政权并不乐意。毛泽东曾说：“民国的繁荣，归根结底只是资本主义者的繁荣，这种繁荣只是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锁链的一环。民国越繁荣，无产者的革命就越没希望，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日子也就来得越晚。”因此，中央苏区政权致力于阻止民国政府得到东北。在1929年授意苏联侵占东北发起“中东路事件”失败后，中央苏区将割裂东北、打击民国的希望转向了日本侵华势力。

1930年初，中央苏区政权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日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经过数个月的初步活动，中央苏区政权的分裂东北计划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侵华阴谋一拍即合，并开始酝酿正式的合作。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28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有：

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

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

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政权。

4．日本势力范围止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

2亿3千万金卢布，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款。在二战以前，美元本位制度尚未建立。在金本位时代，这2亿3千万金卢布全部是金币和银币的形式。如果中国共产党能与民国政府精诚合作，将2亿3千万用于民生建设，岂非四万万国民之大幸！可惜，这笔巨款却为本已衰弱的日本侵华势力注入了血液，成为了中国四万万国民，乃至全东亚人民之大不幸。手握2亿3千万金卢布后，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在事变前得到了中央苏区方面送来的张学良驻军地图。东三省沦陷后，民国政府的工业、资源基地落入日人之手，受到了空前的打击，黄金十年因此进入迟缓期。关东军好战分子又在日本国内政界进行公关活动，亲华派受排挤，侵华派开始掌握政坛。

1932年，日本好战势力收买了东京的近卫第一师团，发动了“五一五政变”，亲华的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杀。1936年又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对华态度不够强硬的内政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被杀，日本的政治天平从此不可逆地倒向侵华的错误方向。日本又将2亿3千万中的大部分重新融成黄金，资助国内的企业，以重振被1929年经济危机重创的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建造了大量武器装备，用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今天，位于日本伊豆群岛的资本家族右代宫家仍然保留着昭和时代从这笔巨款中分配到的一小部分黄金，成为了罪恶的《八尺协定》的铁证。

原文之【附记】：

尽管《八尺协定》的签订十分隐秘，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共产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对这种出钱出枪让侵略者打自己的行径难以理解。王明严厉地斥责毛泽东，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用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第三国，违反了中苏合作纪律。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与来自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得知了1931年中央苏区与日本签订的《八尺条约》，十分愤慨，当即宣布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南下另立中央，并对北上的建议嘲讽道：“去陕北干什么？去给日寇带路吗？说是抗日，《八尺协定》谁签的？” 在与中央决裂的努力失败后，张国焘心灰意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张国焘更是痛心疾首，遂于1938年投诚中华民国政府，见到蒋介石后痛心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蒋介石赞许他知错能改的勇气，称张国焘为“共党里为数不多的良心所在”。

（载于网刊《破冰船》第四十三期，作者颜昌海，2012年10月25日出刊。以上为原文，引者只对个别不顺的文句进行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