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樂

老乐

    一九七六年，我正在鄉下知青農場當知青。這一年，在九個月之內中國集中死了3個大人物，他們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如此的死亡密度和死亡規格在黨內是前所未有的、駭人聽聞的。這裡，我想撇開政治，只談談死去的這三大人物為我們知青意外地帶來的三場樂感 ----- 《哀樂》的樂感。

    我們知青農場落建在某人民公社大隊裡，是在原來的大隊劃出兩塊大田、兩塊坡地和半座山給我們，第一年吃國家計劃糧，第二年就開始用自己種的糧食來養活自己。農場的地勢是大隊中心地帶的高地，緊靠小學，離赤腳醫生的醫療室也不遠。三溜大大的土牆瓦房是我們第一批創業知青與當地農民聯合打造的，佈局跟毛澤東韶山老家的私宅完全一樣，也就是：一溜正房、兩溜廂房。所不同者，兩溜廂房除有集體宿舍外，還有廚房、保管室和會議室兼工具房，比毛家那兩廂房更長。正房和廂房之間沒有結構性相連，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整體，男生們可以出去到正房東邊頭的小土壩閒聊、抽煙、撒尿。

    由於我們的房子處於迎風半坡，有居高臨下之勢，我們就有了“扔石頭”的想法，所謂“扔石頭”並不是真的扔石頭，而是看見一池水太死，就想仍一塊石頭進去激點浪花，打破沉寂。我們不是要朝水里扔石頭，而是要朝空中扔石頭-----用高音喇叭。我們在知青家長單位的資助下，在右廂房的山牆房頂上架起一組高音喇叭，喇叭一吼，果然威震天地，十里八坡都能感受到它的力量。高音喇叭有四個，分別朝著大石壩、大嘴、姚灣、謝家灣。高音喇叭、電子管擴音器，這玩意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曉得有多厲害，它的最大優勢是無與倫比的穿透力和覆蓋力。高音喇叭的穿透力不僅僅是突破空氣之後的疾速快進，還在於它無論奔襲多遠都不會在音質上變化而只是在音量上衰竭。我們的喇叭一響，把從公社廣播站牽到各村子的紙盆線圈喇叭全都壓成了絮絮叨叨的細語。

    高音喇叭每天放雄壯的《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偶爾也放放《國際歌》以及“八個革命樣板戲”，樣板戲是用留聲機放唱片，其餘的就是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那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正在播放克非寫的長篇小說《春潮急》。巧的是，克非的女兒後來跟我成了大學校友，我在美術系、她在歷史系。畢業後，她改做雜誌社和出版社編輯，編過我的小說，推紅了阿來，她初識阿來還是廖亦武牽的線，她在“六四”後冉雲飛被下放阿壩期間暗中幫助他，很俠義。克非是筆名，意思是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

    話說這些高音喇叭架起後，以其高分貝的霸氣和遼闊致遠的邊際震盪，造成了極大影響，從此以後，大隊要發個通知、哪些生產隊要出勞力去搞基建、什麼時間到保管室分紅苕、基幹民兵到公社訓練、拉練等等，都是通過高音喇叭吼出去。在那個革命意識形態至高無上的年頭，這個廣播站是一個極為重要和難得的資源。這樣的資源一般來說，都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宣傳陣地”，可是，我們這個“廣播站”是一個散淡散漫隨意的玩意，除了一早一晚的《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早、中、晚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外，其餘時間就很隨意了，那擴音機就像和尚的腦袋，誰都可以來摸兩把。任誰興致來了，把開關一撥，唱片一放，唱針磕上去，高音喇叭裡李玉和就跟鳩山幹起來了……最記得鳩山開導李玉和的話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現在想想，鳩山是很有水平也很懂生活的一個日本軍人。李玉和抗日死了，並沒見他的幹女兒李鐵梅有周恩來的乾孫女李小琳混得好，這再次證明許多中國人都是輸在起跑線上，跑腿的終究是跑腿的命，晦氣會一代一代傳下去。記得有一回我們收工回農場，快到宿舍時，高音喇叭放起了廣播體操音樂，走到農場一看，原來是當班炊事員蘇小玲一個人在左廂房坎下曬壩做體操，一直做到高音喇叭的普通話告訴她：“廣播體操做完了，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那時是文革後期，幾乎每隔三兩天我們就會從高音喇叭裡聽到周恩來接見外賓的報導，全是頭條。後來，這新聞漸漸少了，接著就斷了，接下來就是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我至今還記得播音員說 “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時，喉嚨有所哽咽。打從一言九鼎的周恩來跟定毛澤東後就轉成了馬仔的命，無論是“重慶談判”還是49年後會見外賓，在飯局上都是周恩來幫毛澤東喝政治酒，舉起杯子豪爽地乾杯，一杯接一杯仰脖朝肚子裡灌，都是烈性白酒哇，為的就是讓別人承認中國共產黨、承認毛政權。周恩來毫無節制地喝酒，就葬送了自己的肝子，不堪重負的肝子成了酒精肝、纖維肝、癌變肝。毛澤東聞訊竊喜，下令不許醫治。周熬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沒到春暖花開就死了。現在分析周恩來死因，就三個：1、濫酒，2、熬夜，3、長期對毛恐懼。按中醫講，這三個都是致命因素。他就是這樣垮掉的，死的時候37公斤，基本上僅剩一副骨架。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這個清晨，我們幾個骨幹知青聽了周恩來的訃告後就湊一塊兒嘀咕：是不是跟場長講一講，放一天假，悼念周總理。所謂悼念，其實就是幹活太苦太累，想借機放假好好休息。但這事兒只是心照不宣，不能說破，是個默契。場長問，要搞好久？我們說，先要上山採松樹枝，砍竹子扎花圈、做白花，寫輓聯、橫幅，還要派一個人走十幾里路去公社廣播站取《哀樂》唱片，搞下來差不多一天。場長也同樣心照不宣地點頭答應了，沒辦法，這是政治問題嘛。我要幹的活兒是畫一幅對開規格的周恩來素描頭像、寫輓聯、寫橫幅。畫完後，場長站在畫前偏著腦袋左看右看，連聲說：“像、像，樂陵有點名堂。”

    整個一天，男男女女知青們的面部表情非常沉重，心裡卻跟過年吃湯圓似的美得不行，那種隱藏著的解放、寬鬆、歡悅的奔放心情，沒有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人是斷難體會的。我們開追悼會播放的 《哀樂》隨著高音喇叭傳遍了十里八坡。周總理，你真是人民的好總理。

    哀悼完了又回頭幹農活，這是逃不掉的本份。轉眼進到炎炎7月，在某天清晨被陣陣《哀樂》鬧醒，就听到廣播說朱德又死了。不過，朱德之死沒激起多大反響，大約是因為他淡出政治，基本上在養老，加上年齡也大，不令人意外。我們沒有停工為他舉行追悼會，但是，我們在高音喇叭裡一連數天播送了《哀樂》……

    兩個月之後的一個中午，我們吃了午飯正在房間裡閒聊，就听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今天下午四點鐘有重要廣播，於是，我們開始胡亂猜測，看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下地幹活到三點半，大夥兒扛起鋤頭回農場坐在床沿聽“重要廣播”，播音員沉痛的聲音剛一響起，城裡來的帶隊幹部就看著我說：“遭了、遭了。”我心領神會，也附和著：“遭了、遭了。”周、朱死都沒有“重要廣播”，這回“重要廣播”，除了毛還會有誰，果然，隨後就是“……毛澤東同志於9月9日0時10分不幸逝世……”這個“重要廣播”一聽完，眾人哪裡還有心思勞動？哪個幹部敢有膽子喊人去勞動？這個時刻必須“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出工。

    毛澤東的悼念活動是全國統一安排，我們在農場旁邊小學的操場壩舉行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我們在高音喇叭裡反复播送《哀樂》，一遍又一遍，周遭的山山水水人人都逃不掉這《哀樂》的覆蓋。一天、兩天、三天……我們就這樣反反复复地播啊播，不停地搞出響動，讓人不得安靜。這樣長時間地播送和反复地聽，就漸漸地上了癮。每當唱針朝唱片上一磕，乾淨清晰的“噠噠噠噠滴噠噠”一出來，就令人特別地要把耳朵豎起來，接著是連綿不斷的旋律，一唱三嘆的婉轉哀鳴 。曲子雖然低沉壓抑、如泣如訴，但有韻味，是很好聽很有樂感的曲子，廳久了能在細節裡感悟出氣息的流轉和在生生死死之間的徘徊遊蕩。我們用《哀樂》來沖抵《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單調乏味的旋律節奏。

    再後來，我們搞到了《葬禮進行曲》的唱片，這個曲子更好聽，更符合我們年輕人的口味，如果說《哀樂》是低迷、痛苦、婉轉、絕望的話，那《葬禮進行曲》還有一點金屬感，有那麼一點突兀的高亢，突然的頓挫和拔揚，彷彿不是葬人，而是要把人催醒，起來回到人生進行時。換言之，從美感上講《葬禮進行曲》跟死亡和安葬好像沒太大的關聯。發現這個新大陸後，我們就把 《哀樂》和 《葬禮進行曲》輪番播送，不為死亡的哀思，只為音樂的欣賞。以死亡為主題的《哀樂》被我們生生地去死亡化，抽像出純樂曲的質素，這是作者的榮幸還是不幸？不得而知。我們那農村的天地乾淨、清新，沒有喧囂和嘈雜、沒有塵埃的籠罩，只有空氣中經久不息、迴盪不止的 《哀樂》和 《葬禮進行曲》，它因高音喇叭的霸氣而遠揚，又因自身的哀婉而低垂。三巨頭的死跟這樂曲已經沒有任何的關聯，唯有旋律、調子和節奏是它響起的全部理由和意義。高音喇叭的遠程傳遞令它在天空和大地之間經久不息，在這樣的樂曲聲下，是人們的艱苦勞作、喝清稀飯、性交、繁衍……

    毛澤東的老婆和她的朋友們被抓捕後的1977年第一屆高考，我考上了大學，重新開始了城裡人的生活。我在出國前的日子裡參加過許多葬禮和路過別人的靈堂，聽見了同樣的《哀樂》，這些時候，我的心情很壓抑和難受，因為《哀樂》的指向太明確了，直接跟眼前的死者緊緊捆綁，搞得人們不得不接受這為死者而鳴響的樂曲並接受因此而來的種種暗示。作為純音樂的《哀樂》，作為純樂感的享受，在我的一生中，只有知青農場時，那一組高音喇叭的日夜播送。那是一個單調乏味且不知道希望在何方的、麻木得近似死亡的歲月。

    現在可以欣賞的好音樂太多了，《哀樂》已經淡出了我的審美領域，原因很簡單：從大饑荒熬過來的人不會再去割死人屁股上的肉來吃。

    （2015、7、29日，老樂於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