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十八
王哲如石
十八
但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他们四个人的工作调整和安排（彭德怀保留政治局委员头衔和待遇，退隐北京郊外挂甲屯，后“文革”中惨遭迫害；张闻天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赋闲在家，后“文革”中惨遭迫害；黄克诚被撤销职务，赋闲在家，后“文革”中惨遭迫害；周小舟被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后“文革”中惨遭迫害），与毛在7月30日和8月1日，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的想法，是有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随后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黄克诚因为一时误会，8月9日将他和李锐、周小舟、周惠（时任湖南书记处书记）于7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驳彭德怀来信后的当晚，他们几个人一起愤懑不解、探讨议论的情况，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其中将毛喻为“斯大林晚年”之说（黄当时说是李锐说的，后来周小舟承认是他自己说的1），“就想爆发了一颗炸弹，立刻全组哗然”2，进而全会哗然。“当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相提并论，确实引起义愤，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诬蔑，绝对不能接受的。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这已是会议中惯用的口号语言。” 3
当晚，毛泽东即找林彪谈话，一是向林彪表明自己的态度，将做个大会发言，二是明确新的军委领导人。即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
从中也不难看出毛对军队控制权的重视和对人事安排的制衡。让林彪牵头管理军队，但又让与林彪不和的贺龙辅佐之。说起林与贺的不合，当时的高层几乎尽人皆知。在十大元帅中，南昌起义中只是排长的林彪却无可争议地被授予元帅军衔且名列贺龙之前，成为在相同战争岁月中官职上升最快的一名军人。当林彪统领四野千军万马从北到南横扫大半个中国之时，贺龙却被摒弃在四大野战军之外，做一些留守后勤之类的工作。两个人在战争岁月中的一起一落，难免会在心里留下一些影响。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这位江湖思想和气息甚浓的军人来说，论资排辈、先来后到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于林彪这个小子辈的军人，从心里就从来没有尊重过的。而命运又让两个人娶的老婆有一点历史的渊源，这也成为两个人矛盾发生和斗争的起源。
延安时期，林彪娶叶群为妻，贺龙娶薛明为妻。叶群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一家电台当播音员，参加过CC派举办的演讲比赛，凭着巧舌利嘴获得了第一名。与此同时，她还与一个叫“战斗”的CC系外围组织有来往。薛明了解叶群这一段历史。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林彪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贺龙也离开了延安。薛明重提往事，要求叶群真实地向组织上交代这一段历史。其实这类事情就像江青年轻时，在上海十里洋场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交往，也是正常和让人理解的。只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思维下，这些事情则是说大即大的。叶群感觉很委屈，又吵又闹，认为是薛明有意陷害她。薛明为了证实自己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硬是把叶群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部长面前，当面要叶群承认。这场风波给林彪和贺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难免在他们本来就不和谐的关系上产生影响。
为此贺龙还亲口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林彪当时的地位还不能和贺龙相比，只能以他特有的缄默，微笑而过，没有表态。而其后发生的一件事，更使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时，贺龙直接向林彪发难，他向毛泽東反映在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时林彪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立场不稳，林彪曾公开表示，“与蒋谈判时，要多说些好话”。没有在延安参加整风的林彪后来自然知道了此事。所有这一切，林彪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的林彪，就像一头狩猎的狮子，在等待和寻找最佳的出击时机，也是一招致命的出击。
在文革中，当毛疑心贺和刘结为一体时，林彪配合康生等人，最终拿下了守候已久的“猎物”。毛的疑心和对军队，特别是对高级将领态度和倾向的敏感和控制，让自己不断做“钟馗”、“打鬼”的同时，也为别人清除着障碍，正应验了“物必先自腐，而后虫入之；人必先自疑，而后谗入之”这句话。这也是后来毛为此既愧疚于贺、更愤恨于林，并急于为贺平反的缘由。此是后话。
对罗瑞卿的任命，是林彪提议，毛一锤定音的。作为深得林彪信任的“双一山头”（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高大魁梧的罗瑞卿，是个热情能干的出色的组织者，说话干脆直爽，做事雷厉风行，不怕得罪人，有“霸道”的雅号4。任命之前，罗是公安部长，也是大家公认的毛的“大警卫员”。还是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和周恩来决定将警卫师改为公安师，虽然只是换了个名字，但毛泽东为没能预先知道这件事而非常紧张不满，多次敲打批评与此事相关的人，其中就包括罗瑞卿。弄得罗瑞卿一再检讨、反复说明、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从此小心翼翼，惟毛首是瞻。
对于林贺组合，毛心里非常清楚，无论从身体上、资历上、与人打交道等方面，林彪都不及贺龙。之所以让贺龙为副，一是为了牵制一下林彪，即便是心腹嫡系，也不能让军权任其独揽。对外美其名曰为要搞五湖四海，当然湖和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二也算是对贺在批彭中优异表现的褒奖；三是还要借贺这“两把菜刀”去砍除彭在军队中的余党。但林彪本来心里就有些勉强，如果面对贺龙的强势，就便退缩了，贺要是乘机强出了头，那就更糟了，不能前面赶走一头虎，后面又招进一只狼。于是让从红军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就在林彪麾下、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平津战役”期间与林密切合作过的罗瑞卿，负责军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用罗的长处，弥补林的不足，这样就可以与贺龙旗鼓相当了、大致平衡了，也可以用罗把林绑得更结实、更一体了。何况罗也是一个“霹雳火”般的狠角色，再加上贺，不愁彭的余党肃不干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后，罗复出并再度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时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主管军委工作）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整肃清理“四人帮”在军队中的追随者，也很是发挥了一番“狼牙棒”的威力，得到了邓的高度认可。
至于毛泽东让聂荣臻担任军委第三副主席，则是出于以下五方面的考虑：一是聂虽出身黄埔，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上海干过地下工作，革命早期基本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但自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便一直是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特别是在毛红军时期几次不得意之时，都是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被毛赞誉为“厚道老实人”；二是聂自红军时期起，就作为林彪的搭档，一直到抗战时期，其后又一同指挥了“平津战役”。虽然后来因为“林彪事件”，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讳莫如深，但从后来公开的林彪对聂的认可程度（平津战役前夕，林一见到聂，就希望他在做他的政委），不难看出二人的合作至少是很和谐的；三是聂和贺一样，游离于四大野战军之外，独立领导晋察冀野战军，也是后来华北山头的根基。其间还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有过很好的合作。以后又是在毛直接领导下的华北军区，与其他“军头”，历史上少有勾连，如果一定要划分，也应该归入毛系；四是有这样一个与自己还算亲近，于林、贺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又比较厚道老实的人在，即便林、贺有什么芥蒂和不同意见，也可以起一些润滑剂的作用，毛也能听到较为公正的声音，做到心里有数；五是虽然要清理彭的一野，虽然之前在批判“军队右倾教条主义”中，彭大肆整肃以刘伯承、粟裕为首的二野、三野的“山头”。但毛并没有打算因为批彭，便就此让二野、三野翻身。毛对刘伯承的态度、对以新四军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三野的态度，即对新四军的成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由来已久的。何况现在羽毛渐丰的刘少奇曾经主导过新四军，实力派的邓小平是闻名的二野的“刘邓”之一。军政一定要分开，不光是指一人不能身兼二者实权，也要尽量不能让一个“山头”的人包揽，这历来为上所忌。
8月11日，毛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毛说：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从浮夸之风就走向实事求是。但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彭德怀同志提出辞职，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做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我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我跟彭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欢迎最近几天这些同志的进步。5
毛还说彭德怀：你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参加高岗集团。我们知道你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他们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6
8月11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后，13、14、15 日三天连开全体大会，由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根据毛泽东和常委会定的基调，人们十来天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周小舟由于思想不通，没有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但在大会上逼他作交代）。最后只能“缴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揽起来，除此别无出路。因为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7。
8月16日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毛在提到海瑞时说，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海瑞”作为“政治牌”而论了，及至后来文革前夕，毛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燃出“文革”，也是一脉相承、有依可循的。
同时，毛还提到了高岗，毛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8。在此，毛的这番讲话隐含着三点：一是毛的这种遗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毛虽没有明言，但未必没有所指，了解内情者，自然心知肚明；二是这种遗憾，可不是情感方面的遗憾，而是政治的、权力的；三清楚的点明习仲勋与高岗的关系，进而与彭德怀的关系。日后，这三点都在毛政治上的纵横捭阖中有所显现。
后来，习仲勋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被牵连打到，以及彭德怀因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再次被毛点名。有亏则愧，弄歹则虚，有的会以进为退，有的会以退为进，有的会以退为退，而只有秉承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信条、换而言之唯我独尊的毛泽东，才会断然采取以进为进这种最强硬、不留余地的做法。毛推崇曹操，曾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词；毛推崇秦始皇，曾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件要商量”之诗；毛推崇朱元璋，曾效仿朱采纳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写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之语。毛博览群书，精研《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历史上真正对毛有巨大影响的人是这三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8 月17 日，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宣布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的职务；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过去没有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等等。
在这个会上，乃至可以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等人被打倒注定被写入史册的、还有一件因为尊者讳而一直被刻意淡化、隐瞒的是刘少奇关于个人崇拜的一番讲话。
刘少奇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他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他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9
李锐先生说：“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其中“意见”用词不妥，“意见”本意是人们对事物所产生的看法或想法。但在现实应用中，更多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机关部署工作，指导下级机关工作活动的原则、步骤和方法的一种文体。带有比较浓重的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这模糊淡化了这实际是刘少奇的个人行为，只是这种行为在当时极具普遍性罢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刘少奇的这篇讲话，既表明了他个人的态度，在当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在此，理解李锐先生百般掂量、字斟句酌的良苦用心，但既是写史，还当尽最大可能地书以精准，以免使人产生歧义。
正如李锐先生说的：“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而刘少奇这篇压轴之辞，也许是这次“新的贡献”中最炫丽的一抹，也是刘继1945年向毛顶礼后的又一次膜拜，当然最终演绎成了一幕自掘其坟的最可悲可叹的仪式。其内心多少排山倒海，也许从临终前生生把两个塑料瓶攥捏成葫芦状中可以一窥。
1959年庐山会议，从根本上说，没有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也符合政治定律，政治从来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公开的彭的信内容来看，如果毛单单以彭的信来打倒彭，是不可能的。就连周恩来这样中庸稳健派人物，在毛未表态前都认为彭说得较中肯。如果没有张闻天发言（把经济问题引指向政治方面，特别是独裁、一言堂等）上升的理论性和指向性。如果没有如前所述，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周恩来、陈云等人在毛看来尚存的保守“右”的倾向，在党务方面，有刘少奇、彭真等人在毛看来“左”的倾向，国际方面，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否定斯大林，一方面开始影响和动摇毛的权威和地位；另一方面毛开始疏离苏联，并试图与赫鲁晓夫争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抑或分庭抗礼。如果没有历来为毛所痛恨的苏联人对彭的吹捧（从王明、到高岗等人）。如果没有那些左派大员们的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如果没有彭在之前批以刘伯承为首的军队右倾教条主义时，对军队一些高层的打击得罪。如果毛在国内国际、党内军内这种境况下，不以固本清源、统一意志、强化领导、打倒异己、消除隐患为第一要务，至少彭不会倒得这么快、这么惨。
尤其是彭德怀主导对以刘伯承为首的军队右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如前文所述，当刘伯承带病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作检讨，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时，面对刘帅的检讨，数百名将军的态度却是惊人地一致：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以示尊敬！也从另一角度表示了对这次批判的不满。刘伯承从红军时代就任瑞金军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可说是门生遍布全军。加上他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使得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批判无形中起到了伤众的负面效果。这场军内运动如果从刘伯承的检讨算起，到庐山会议彭德怀离任而结束，历时近五年。从元帅到将校，多员高级将领遭难。蔡铁根大校甚至为此丧失性命，是在建国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正应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其实更可悲的是彭德怀，他本身的性情不是政客，更少有政客的城府和谋略，却不幸干了一把政客的勾当。是主动担当也好，被人利用也罢，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总之彭德怀非政客的性情至少客观上给当了政客的他，最终酿成了政客的悲剧。
就庐山会议来说，彭的确是英雄，战争年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人，就不能不犯错误，无论其有意或是无意。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人，不仅仅只是学识、智慧，更重要的还要有反思自省的勇气、要有求真求实的责任。当临终之前的彭德怀，让侄女向在批军队右倾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转达自己歉意和愧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瑕不掩瑜更璀璨的光辉！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毛泽东胜利了吗？表面上他似乎赢得了更响更多的掌声万岁声，打到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并借此树立了自己说一不二、不可杵逆的威严。但他失去了做人的道义，失去了同志间的诚直，失去了下属的衷心，失去了朋友的情分。甚至失去了彭真、贺龙等投机者的信任（安排彭等人工作，留以后路）。就这样毛在50年代末，就半从半愿地当了钟馗，打了一次“鬼”。这比起他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中所言：做起了共产党的钟馗。还早了好几年。
当然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就是当钟馗，也得有“打鬼”的本事才当得了。但是把“鬼”打死并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是降服，是日后还能为我所用。庐山会议后的10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但是当彭德怀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人在座。尤其是看到刘、彭二人，心怀委屈和愤懑的他，用沉默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给他的一个“台阶”。历史的场景就这样再一次黯淡起来，两个历史巨人，两个同样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谅解的机会。
面对王者，对于智者来说，永远不要出现在他的第一视线里。而在倒彭之后，刘派的势力已不得不出现在毛的第一视线内，一个潜在的目标在其脑海中，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也潜隐下了庐山会议后新的政治走向和危机。从毛对彭的后期处理，周恩来看到了毛的内心，之后其有意与刘保持距离，减免了牵嫌。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原则（此点为毛深知，战争年代并亦为毛赏识。毛本人便是不拘一格，实用主义大师），本能的和刘走到了一起。毛在最背运时，邓因是其骨干而受牵累（在1933年2月下旬开展的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史称“邓、毛、谢、古”，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总代表，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毛在最得意时，破格提拔刘使其成为骨干。所以当毛认为刘邓背叛他时，对他们不同的惩处，很重要的一点便源于此，此是后话。
当今天我们终于以为可以解密那段幽暗的历史、可以摆正那些被歪曲的形象、可以澄清那些被混淆的色彩、可以让真理现身的时候。我们仍要警惕，我们不要被另一种意识所覆盖、被另一种思维所左右、被另一种言论所主导。
这次庐山会议影响最恶劣、最深远之处在于：彭德怀等人的被打倒，既不同于之前，大的方面还是为了政权稳定和党内团结，打倒的“高饶”；也不同于之后的“文革”，也许主观上还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共产党权力得以长治久安而打倒的“刘邓”。庐山倒彭更多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平衡的需要、是个人意志凌驾并控制集体意志的一次预演、是把内部矛盾人为上纲成路线斗争的一场悲剧。也正是从这时起，毛觉得自己渐渐无所不能了。他需要人们仰视他、顺从他、崇拜他。一个偶像就这样出台并徐徐升上神位，从此开始了他呼风唤雨的统治生涯。
一段历史在这里，划上了一个重重的感叹号；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这里留下了各自难以磨灭、令后人深思、感叹、愤懑、哀伤、不解的形象；一团团尚未完全破解的迷雾，就像这风云诡异的庐山——依然“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曾经的叱咤风云、那曾经的运筹帷幄、那曾经的慷慨激昂、那曾经的忧虑叹息、那曾经的尔虞我诈，都在庐山千年翻腾的云海里、在庐山万古如一的松涛中，化为烟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云海消散后的空寂，是松涛作响的回声，是透过历史帷幕灯火阑珊处、伟人们晃动的黑黢黢的身影......
此时此刻，从乱云飞渡的山谷中，似乎遥遥传来了辛弃疾那悲怆的吟诵——
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注释：
1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14页。
2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13页。
3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4 程光（邱会作之子）：《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5页。
5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4）：第144页。
6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7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8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9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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