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九篇
季鹏
腥风血雨话苏区
第五十七章 毛的人生抉择：武装割据，占山为王
1927年春、秋，中共先后与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决裂后，留下的唯一道路是武力对抗、武装夺权。早在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后，莫斯科就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要中共从国民革命军中拉出队伍，组建自己的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夺取中国政权。
汪精卫“7·15分党”前夕，7月12日，由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中共“主管”罗明纳兹召开会议，在陈独秀不在场的情况撤了陈中共总书记的的职务，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到陈的“右倾机会主义”上。同时积极筹划武装“起义”。莫斯科的武装暴动计划分为两部分，其主体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拉出由共产党控制的正规部队，宣布“起义”。 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去南方海港汕头，去接收苏联从海路运来的军火，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重新举行“北伐”；另方面是同时发动农民暴动。地点选在有工农运动基础的湖南和湖北、江西、广东四省。
前项计划的具体实施就是后来的“八一南昌暴动”，参加暴动的队伍主要是经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从国民党粤军张发奎部拉出来的部队，打出“起义”旗号的仍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的前委书记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不过，据斯大林的说法，这个南昌暴动“完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 直接指挥是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然而，中共的有关书籍和宣传却无一字提及苏联人在其中的作用。
其他农民暴动的计划则是在武汉的“八·七”会议上敲定的。此次会议之后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实际最高决策者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
要搞农民暴动，当然要物色熟悉农运工作的人，毛泽东曾在国、共两党负责过农民运动，又刚刚发表了热情歌颂乡村暴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然就成了领导农民暴动的最佳人选。毛泽东更是积极鼓吹发动农民暴动，他对瞿秋白吹嘘他可以在湖南组织十万农军，起码可以夺取和占领五个县作根据地。加上其他各省农军，翟秋白便对莫斯科的主子吹嘘可以组织二十万农军暴动。他们之所以吹牛，目的是想获得苏俄主子的更多支持，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资金。
在武昌的八·七会议未召开前，中共中央就叫毛起草了一份叫《湖南运动大纲》的报告，中共中央通过了这份《大纲》，并决定组织由毛为首的特委负责领导此次暴动。“八·七”会议上，毛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湘南特委书记。湘南特委归属湖南省委领导，初步计划是在湘南发动，夺取郴、宜、汝诸县，然后将运动推向全省。
其他湖北、江西、广东各省暴动亦有相应布置。由此拉开了中共十年“土地革命”的序幕。
一、秋收暴动：毛跨出占山为王的关键一步
谁知，由毛自己拟定的暴动计划，很快又被他自己推翻了。毛是8月12日离开武昌回长沙的，8月18日，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关于暴动计划的讨论会上，改变了自己原来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主张放弃湘南暴动，集中力量攻打、夺取省会长沙。毛的花言巧语，获得了好大喜功的湖南省委支持。于是，就此问题，毛和湖南省委与中共中央一直打了半月的笔墨官司，最后，还是毛和湖南省委取得“胜利”， 中共中央同意执行改变后的攻打长沙的暴动计划。
为何突然改变原来拟定的计划呢？抛开那些表面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来 “根子”在于毛的个人打算。从一开始毛就没有真正把搞暴动的目的放在暴动本身，而是想借此获得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八·七”会议上，毛大谈“军事运动”的重要性，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即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侧面表达了他自己想抓军队的心愿。在提出“湘南暴动”计划的同时，毛还向中央提出要求：在南昌起义后部队向南方撤离去汕头的行程中，要从湘南附近绕过，留下其中一个团参加自己的暴动。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之一。中央同意了。但是后来南昌起义部队损失严重，叛的叛，逃的逃，剩下的在高温下染病成群地死去，这七零八落的队伍，能挣扎着去汕头已经不易，也就不可能绕道湘南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毛知道自己原来的打算已经落空，转而想到在长沙附近的湘中有三支可供利用的武装，这三支武装是：一是由原来农运活跃分子组成的农民自卫军；二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三是北伐军中驻武汉一支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卫部队，奉命去南昌参加暴动但没有赶上而折回修水。三支部队共约5000人。毛想到，要是能把这三支队伍抓到手，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但要能指挥这支部队必须有一个名正言顺而且有诱惑力的理由，这就是去攻打长沙。于是他毫不犹豫抛弃了原来“夺取湘南五县”的计划，改为攻打长沙的计划。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所谓集中力量打长沙完全是一个幌子，一个骗局，精明的毛不可能不知道，以他这点杂牌军，加上他本人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根本不可能拿下长沙，就算拿下了也守不住。如果硬拼，他处心积虑抓到手的这点本钱，很可能被拼光，到头来他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长沙必须去打一下，但绝不能真打，硬打。
那次暴动的情况，由于当时资讯不发达，并没有留多少原始资料可供查考，后来毛根据自已的需要吹噓得天花乱坠，而据叶永烈所著《林彪与毛泽东》中的说法，毛将这五千人马编成三个团即一个师，但由于时间仓促、计划不周、指挥不力、敌情不明，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失败，它们的结是：
第一团自“起义”到失败，只坚持了两天。
第二团是毛泽东亲自坐镇、参与指挥的团，只坚持了三天。
最幸运的第三团也只坚持了六天。
另一结果是，唯一的师长失踪，两个团长叛变，还没有接近长沙郊区，部队溃散，暴动失败。
9月14日，毛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9月19日，三个团的余部在文家市会合，这时总共剩下1500多人。毛在此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向湘南进军。9月29日，毛带领这支不断减员的残兵败卒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 经过整顿改编后尚有五、六百人，最后决定就在永新的井冈山“落草为寇”。
但是据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对上述说法作出了“修正”。 张戎夫妇在广泛收集资料，采访健在的见证人的口述之后证明，9月9日暴动一开始，毛根本就没有随同他所在的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去进攻浏阳，而是一个人悄悄地去了离长沙一百公里的文家市（毛未到铜鼓见于毛的亲信何长工等的口述）。他在那里得知三个团师出不利后，于14日命令三支队伍撤退改道到文家市会合。可见，毛本人根本没有参加暴动。他真正的目的是收编这三支部队拉出去另谋出路，作为他武装割据的资本。
在当时通讯极不发达、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和苏联顾问与毛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只能听任毛自行决定部队的行止。所以事后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书记愤怒地说：“（发生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则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但他们也只能是事后发发牢骚罢了。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大吹特吹的“秋收起义”的真相。至于毛为何去了井冈山？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文家市汇合时就由毛宣布决定去井冈山；另一种说法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泽楷指示毛部去井冈山；第三种是在三湾改编后的临时讨论决定。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毛对暴动“失败”后不可能不预作打算，而他也不在乎这种失败，打长沙其实只是一个幌子，重要的是他要得到一支武装部队，并利用这支武装去搞“武装割据”， 逐步发展，实现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梦想。所以，所谓“秋收起义”其实只是毛实现他的个人目标的手段。后来暴动失败了，但他抓住一支武装部队的目标却实现了。
有研究者认为，秋收暴动是由于毛缺乏经验，又准备仓促，计划不周，导致失败；但正是由于暴动失败，迫使他上井冈山搞武装割据，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可谓“歪打正着”。
此说是将毛泽东低估了。毛所以选择骗走一支军队，走武装割据、占山为王之路，其实是经过深思塾虑的选择，三十岁的毛此时在政治上已相当 成熟，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此时深信只有靠枪杆子，靠建立武装部队才能夺取政权，光靠搞什么工农运动夺权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他在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明确宣示；二是后来他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阐述，要分清统治阶级（敌人）的政权暂时稳定时期和政治破裂时期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在敌人统治稳定的时候冒险采取进攻策略，特别是去攻打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是肯定要失败的。毛的这番话表面上是针对后来所谓朱德和湖南特委的“八月失败”而说的，其实是为他“秋收暴动”失败作出的辩护、解释，因为秋收暴动时正是国民党势力正旺的时候，在毛的秋收暴动之前，就有过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失败；李富春、林伯渠控制的国民革命第二、第六军被赶出南京，以及中共在武汉暴动的失败等等前车之鉴，都说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冒险去攻占大城市是必然要失败的。但是他把这种失败归咎于临时中央的决策错误，却不说明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还要作出攻打长沙的决定？似乎这个决定与他无关。他从此开创了将错误归别人、自己永远正确的先河。
其实，拉出（骗出）一支军队去搞武装割据才是他搞秋收暴动的真正目的，是毛有预谋的行为：
第一，早在秋收暴动之前，毛就认定中国的“革命”要依靠武装夺取政权，而武装的来源是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管名义上叫什么，其实都只能是“农民战争”。通过秋收暴动拉出队伍去井冈山，就是要在农村中播下武装斗争的种子，走传统农民造反夺权的道路。熟读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故事的毛知道，历代农民战争初期无不以“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为起点，然后逐步扩大地盘、扩张实力，最后问鼎中原。中共要夺权，也只能走这条路。
第二、这也是条最稳妥、最安全的谋生存之路。在敌人势力不及的地方，拥有一支军队，在当地就变成了强者，成了“山大王”；相反，如果在敌人势力强大的地方如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只能只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在敌人的惊吓、恐惧中过日子，毛可不愿过这种生活。这也是他去了井冈山和苏区之后，再也不肯离开他的权力之窝，三番五次拒绝中共中央的调令不去上海“住亭子间”的原因。
第三，占山为王的生活方式是毛的向往。毛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以及主管国共两党的农运的工作中，对农民、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流氓无产者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这些人的基本特点是：贫穷无牽挂、对现实充满仇恨、好勇斗狠，将生命看得很轻；基本上是文盲，易于煽动、控制。毛相信以自己的权谋、知识，掌握这样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应该是毫无问题的。熟知毛的性格者都认为，毛秉性专断，粗野，自以为是，不愿受制于人而喜欢控制别人，“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这种性格特征促使他走占山为王之路。 毛曾一度和国民党人共事，但对于对方的“乡党友情、君子斯文” 的工作作风和环境氛围深感不适。而一到农村那些粗暴的痞子们中间，便如鱼得水。这让他感到自己天生适合跟“大老粗”们在一起，作他们的头领。毛的队伍里的粗痞之气，军队长官的绝对权威，都与他的性格、作风十分吻合。事实证明，当“山大王”是毛的慎重选择。
第四，选择去井冈山“落草”，也是毛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首先，那里是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又是大山区，两省都有些鞭长莫及，存在事实上的权力真空。其次，从历史上看，此地素有造反传统，长期为绿林啸聚之地，由于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官军很难剿灭他们，长期以来处于半独立状态，这正是理想的割据之地。（历史上此地队最有名的造反者是明朝武宗年间宁王朱宸濠的反叛，宁王余部逃到此处，但很快被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平定。）
此外，井冈山有原已占山为王的两股土匪，即袁文才和王佐部，也可能是毛泽东要去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来毛可以吞并他们（袁王两部共有约500人，120支枪，而毛部却有五、六百人，枪更多，皆因三湾改编时遣散了部分人，却留下了枪），借此壮大自己的队伍；二来有了袁、王这两个本地头领的入伙、帮忙，毛的事业就将顺畅好办得多了。所以，袁、王的存在，不是障碍，而是有利条件。
总之，毛去井冈山，决不是临时无奈之举，而是他的一次重大人生抉择。
二、毛在井冈山的“山大王”生活与袁文才、王佐之死
井冈山地处罗宵山脉的中段。罗宵山脉处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的交界，自北向南绵延八百余里。井冈山则位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交界，南北相距九十里，东西相距一百八十里。境内因有大井、小井、上井、下井、中井五个村而得名。井岗山地势险峻，峭岩壁立、林深树密，易守难攻。但因为高寒地带，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山上人口不够两千，产谷不够万担。因此虽为草寇称王理想之地，但却容纳不了多少人马。山里居民自己已经缺吃少穿，故绿林、响马们只能到山下附近各县劫掠维生。
毛泽东还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休整时，就派人到茅坪去见袁文才，要求在此地暂时落脚（王佐在山里，只袁一人在茅评，但王佐一般都听从袁文才的主意）。袁鉴于井冈山的客观情况，以及所有“山大王”式人物都乐于独占山头，不希望别人分占其地盘的心理，回信婉拒。信云：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但是毛泽东已打定了落脚井冈山的主意，当然不是这片言只语所能够抵挡的。
后来毛用了什么手段最终使袁文才改变主意，同意毛部到井冈山“合伙”？ 中共的党史只是说毛对袁晓以革命大义云云。笔者以为，其真正原因是毛对袁的软硬兼施，袁文才最终考虑到当时处境，不得不接纳毛部：
1、毛部要进山，袁、王最终是挡不住的。因当时双方在实力上有狠大的差距。袁、王合共有500来人，但只有120枝“破枪”，而毛部有600来人，（一说有七、八百人）枪更多，如果真正拼起来，袁、王显然不是对手。与其最后吃“罚酒”还不如吃“敬酒”更好。
2、毛谎称只是“暂住”，目的地是要南下去寻找南昌暴动的同伙，这就使袁没有理由拒绝。
3、袁文才本身曾是共产党员。之前他加入山上的土匪组织“马刀队”，成为其首领之一。1926年夏，在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袁响应当地共产党的号召，率部参加推翻原宁冈县政权的暴动，“马刀队”变身为赤卫队；后又从狱中营救出永新县中共县委、农协80余名被捕人员。他也于1926年11月加入共产党。蒋介石清党之后当地共党组织溃散他才脱党。所以，袁本人对共产党是认同的并且有功的。如今来了共产党高层的毛委员和他带领的中共正式军队, 袁自然有一种亲切感，觉得与毛部本是“一家人”。 后来袁、王等又都回归参加了共产党, 袁在毛的红四军中任副参谋长。
4、另一方面，毛也对袁施行了“软”的一手，除了讲革命的大道理以外，毛还给了袁一些见面礼，一些甜头，赠送了一百多条枪。据另外资料，毛还赠给袁三十根金条作为见面礼。由此使袁感到毛的“真情”，也看到了毛部的实力，认为接纳过来对自己有好处。所以，他很快改变态度，不但接纳毛，还积极为毛提供粮饷，并帮助毛部设立后勤机构。
四个月后，毛便以帮助袁、王进行政治军事改造为名，吞并了这两支绿林部队，实现了他落草井冈山的第一步计划。而袁、王也以为找到了归宿。
毛在井冈山站住脚跟以后，作为专门造反、搞阶级斗争的红色军队，他们到此地都做了些什么？真正做起了“山大王”的毛，他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具体资料不多，我们只能知道其大概状况：
（一）、打家劫舍筹军晌。这是第一位的“工作”。军队是毛的命根子，但要养一支军队并不容易，毛当然有一些“本钱”， 但不能靠吃老本。毛的军队既没有国家拨给的军饷，也没有正式的财税收入支撑，所以它只能靠打家劫舍吃大户维持，用毛的语言就是“打土豪”。但当地群众对“土豪”不太理解，毛就叫他的部下用“财东”，“有钱人”来代替，具体办法就是“绑票”、“吊羊”，这都是土匪的惯用办法。毛再加进去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宣传，以“窃富济贫”相号召，自然能取悦部分当地农民。
打家劫舍的对象首先是农村的富户，亦即所谓“土豪”、实即“地主、富农”。 但是否真的只限于这种“阶级敌人”呢？决不，因为农村中的地主、富农财产有限，难以满足毛的军队之需。虽然中共的对外宣传上，要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者，但实际上，它完全顾不上这些了，凡是有一点“油水” 之人，都成了“土豪劣绅”，一律在 “打”之列。毛泽东在其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几次提到 “中间阶级”的“反水”（反叛）问题，并指出其原因是“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他们依照反动派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三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说了反动派共产党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对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跑回来。” “中间阶级” 为什么会这样呢？毛接下来自供：“影响中产阶级反水”主要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毛选》第1卷69、70页）。所谓敌人严密封锁就是说红军物质非常困难，所以，连“小资产阶级”（指农村的中农和城镇的小商小贩和各类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都成了打击、窃掠的对象，就不用说对“资产阶级”了。
在毛上文接下来的“革命性质问题”一节里，毛更坦白地说，“三月湘南特委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富人的没收和对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同上第78页）“在附近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是敌人在城市势力较大，二是我军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上第75页）毛在这里故意轻描淡写，但可以想象，其背后是怎样的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毛明知这样做与共产党宣布的政策不符，但为了红军筹粮筹款，为了煽动穷人起来造反参加红军，他只能这样做。
（二）发动“土地革命”， 用阶级斗争破坏传统社会的结构，制造你死我活的“两个敌国”间的残酷杀戮。
这是中共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基本方法。毛更有这方面的特长，但凡占领了一地，先就是召开“万人大会”杀“阶级敌人”立威，借此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示范。随即铺开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就主张每个区、每个乡，都要杀几个人才能使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才能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迫使农民跟共产党走。如今毛亲自掌握了生杀大权，这一条得到优先贯彻。
1928年2月18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俘虏了县长张开阳。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的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目睹者描述说：“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标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当年毛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经大肆赞赏的凶器梭标，如今又派上了大用场。
毛到井冈山后，这种“万人大会”便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凡开庆祝会、庆功会，动员会，公审会，斗争会等等都是万人大会，而其高潮便是杀人。杀人的方式一般不用枪，而是用梭标桶、用刀砍或石头砸，打死后割下头颅示众。这种杀人的效果更佳，人人都心惊胆战，看到了 “阶级敌人”的可怕下场；同时也给了“革命积极分子” 锻炼胆量的机会，进而还造就一批与国民党、与有钱人结下血海深仇的毛共死党。这种强迫民众集体观看杀人场面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历代农民造反没有过，土匪強盗更末想到。到了1949年毛掌握政权以后，它成为了毛共“教育群众” 的主要方式。
接着便是发动 “土地革命”即“土改”， 目的是彻底分化农村社会，制造所谓阶级仇恨，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但在初期并不顺利，也不很成功。毛在上述《井冈山的斗争》中在讲到土改时说：“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村子内的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同上第69页)毛这几句话道出了“土改” 的本质，即所谓土改就是用暴力杀戮和利益诱导为手段，強力破坏中国几千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社会结构，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念，代之以“亲不亲、阶级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为了打开缺口，毛首先将代表传统孔孟之道的农村社会精神领袖——士绅阶层以“土豪劣绅” 之名杀鸡儆猴，用强力将传统价值观和是非观颠倒过来，然后进行利益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不管“阶级敌人” 是否抵抗，它都要按事先布置，发动“贫农、下中农”对所谓地主、富农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进行血淋淋的公开刑讯、现场杀戮，以威慑众人，彻底瓦解农村中原有的人与人、姓氏与姓氏之间的关系。
可以想象，毛共推行如此恶毒、凶暴的政策在初期受到村民们的抵制是很自然的，并且，进行这种抵制不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作为明定的阶级敌人已被“专政”），而是毛所谓的“基本群众”， 即一般农民。－位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绑吊打，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当然这种“挫折”吓不退毛的既定政策和信念, 毛知道，人总是趋利避害的，总是贪生怕死的。他以暴力为手段，硬是用高压、恐怖、杀一儆百和拉拢、利诱等等方法让人们接受了他的新秩序和共产主义新“教义”。后来毛共将这－模式推向全国。为1949年后对全国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教育和统治提供了成功经验。
毛在上述对中央的报告中还自供；“红区和白区的对抗，成为两个敌国。”据一些当地亲历的老人的回忆，很多地方处于战争成拉据状态，一些饱受毛共摧残、压迫的人们，一旦“国军”打进来，便不顾一切地报复；但不久国军退走或调走，共军又回来了，便进行更加疯狂的报复……如此反复循环, 田野里经常插着用竹签或木棍树起的血淋淋的人头，村庄和街道到处流淌着人血，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原来宁静、和平的乡村世界和田园风味踪影全无……连中共中央的巡视员杨开明（就是杨开慧在其日记中常常提到的“一弟”或“亲爱的一弟”）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
红军到来之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气象,有日出面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然而，“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之后，情形就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富农小商也在打倒之列，又加与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这就是毛共的宣传机器反复给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宣传、歌颂的毛给井冈山和苏区人民带来的“太平盛世”、“自由时期”、“幸福生活”的真相（引号內为特里尔《毛传》中对毛井冈山时期的评价性用语）。
毛泽东在井冈山呆了15个月，给当地人民留下的是一片千疮百孔残破家园和浸透了血泪的土地。在此之前，井冈山虽是常为土匪出没的地盘，但土匪人数较少，而且他们主要是抢劫钱财，一般不伤人命，且土匪是本地人，对本地民众还“手下留情”， 土匪不懂搞 “阶级斗争”， 也没有制造两个“你死我活的敌国” 的能力。因此，将土匪与毛共相比，绝对是“贬低”毛了，土匪较毛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时中共有两种土地政策，一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一种是将全部土地重新按人口或劳力平均分配。毛实行的是后一种最左的土地政策，它侵犯了中农利益。在上述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自言：“对于边界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时被打击。政策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潮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庸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也因为如此，“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同上第69页、70页、78页) 疯狂的烧杀使人民对毛共唯恐躲之不及，这种状况实在很难支撑下去了，后来毛不得不改行较为温和的政策。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的大会提案内就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小商人利益”等内容。同时改变“没收一切土地”为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共土地。（参见同上83、84页有关注释）
后来毛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给老百姓摊派赋税，税率为30%，这已是奇高的税率，中国古代推行的是“三十税一”，最高不也过“什一”税制，国民党对小摊小贩基本上不征税，该交的也可以不交。毛共由于需要供养的军队和干部远远多于国民党，且其统治机器严密，老百姓的税赋一分也不能少，加上名目繁多的临时摊派和繁重的战时劳役（支前、人民战争），当地人民苦不堪言，但无处可逃。苏区形同监牢，外出本村要有“路条” ，否则抓住性命难保。与临近国统区交界的村庄实行卄四小时放哨和巡逻警戒，发现外逃者格杀勿论。严酷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偷逃去“白区”， 甚至有整村逃亡。
毛共如此凶狠的烧杀焚掠，而其军队不散、政权则依军队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贯彻了阶级分化政策，并在他的统治区内实行全民皆兵。由于在民众中已经制造了血海深仇的所谓阶级对立，参加毛共阵营的大多数人双手都沾满了“敌人”的鲜血，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有跟着共产党和当红军一条路。另一方面，毛自己承认，当时他的红军来源，主要是“游民无产者”，即流氓无产者。“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同上第63页）而我们知道，这些流氓无产者就是社会上“四业不居”的渣滓，他们无产无业，专以破坏现行社会为能事，而毛共本身正是这样一个专事破坏、杀戮、抢劫的武装集团，对上述人员来说，加入毛共的军队正是如鱼得水，乃是天然的归宿。即使参军前是普通农民、工人、学生，加入红军后也得变成他们的同类了。
因为上面的因素，决定了毛共的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因为都是亡命之徒，舍此没有别的生路，只能死心塌地跟毛走。这些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毛共所有的根据地、所有的部队中去，成为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灵魂。
但是，不管毛怎样高明、狠毒，因为他给井冈山及其后整个中央苏区老百姓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所以，多数所民众对毛共都怀深刻仇恨，每当“白军”打过来时，毛共留下的伤病员和跑不了的地方干部，被当地百姓无情地杀害，而且手段也极其残忍。但是，百姓们对“白军” 的破坏却能容忍。杨开明在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房子烧了，群众首领被杀 ，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因为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分淸大是大非，知道谁更恶毒，谁是祸乱之源。
老百姓对毛共仇恨的另一个表现是老百姓对原来当地土匪的同情。1930年2月，原来井冈山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被共产党杀害，其余部躲进山里。据当时奉命进山搜捕他们的红军指挥官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这正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人们宁愿要土匪却不愿要毛共。这就是后来被吹嘘成“人民大救星”“给井冈山人民带来“太平盛世”的毛共，在其江西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真实形象。
（三）“山大王”毛泽东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虽然从总体上讲，在井冈山的毛部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但对于其首领毛泽东来说却并非如此。毛泽东是个从来不会亏侍自己的人，深得曹孟德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真传。
先看看他的生活环境吧。
过去，人们想象中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毛，一定是住在深山老林里的破庙里或临时构筑的简陋军营里，过着与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的艰难生活。
但实际情况是，毛过的是真正“山大王”的奢侈生活。
毛有多处住地，都在井冈山下的大村镇，也都是当地最豪华的大宅深院，且均交通便利，易于与外界沟通，可随时进退。住宅之一是在茅坪的一栋美丽的八角楼，高大的正屋之上是三层木质宝塔，螺旋而上，到顶部是一丛采光的亮瓦，可四顾无碍。这原是一家医生的宅第。另一处住宅在山下大镇砻市，也是一位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它一半是欧式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围拱回廊；另一半则是中式楼房，飞檐画角；中西两部由一扇精美的八角形大门连接，尽显中西建筑之美。毛就经常住在这里。
毛的司令部也设在砻市，是方圆三县最大的一座书院（学校），有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楼上三面敞开，天光云水尽收眼中。可以在这里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又能监控四方动静 。
毛特别注重自己的安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自己万无一失，所以终其一生无人能对其谋害、暗杀。到井冈山后的1927年12月，曾发生过主要的指挥官陈浩企图带领队伍外逃事件，陈浩乃毛在三湾改编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后毛指定的团长。应为毛之亲信。可到井冈山后他才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土匪无异甚至更为恶劣，不愿意当“土匪”的陈浩带领小数队伍逃离，幸而毛及时得知带兵赶上，当场杀了陈浩，将队伍拉回。这一事件给毛的震动不小，他除了加强对队伍的控制之外，也大大加强和完善了对自己的警卫，毛的卫队从百来人不断增加，后来差不多将精粹和忠诚的士兵全都调来护卫自己。此外每到一地，不管长住或临时过往，都要挑选安全可靠且有临时逃脱通道的房子，或掘通向外界的地道，以防万一。
专门为毛生活服务的人员也配备完善，有伙夫、司务长、马夫、通讯员、服务员、还有专门为毛采购香烟、书报以及其他物品的人员，以及为他烧水、照顾起居杂务的勤杂人员等。
可以想象，这些专门为毛服务的警卫人员和勤杂、工作人员，其生活待遇肯定要比一般士兵好些，否则难保他们的优越感和对毛的忠诚。至于毛本人的生活待遇，毛给中央的报告里说是“官兵平等”，实际上从毛一贯所作所为看，除非特别情况，是绝对没有“平等”的（在长征中毛的情况就是证明）。虽然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在袁文才、王佐被杀后，1930年3月中共湘赣特委和红五军给中央数落其“罪状”的报告中，偶尔可以找到可供参照的情况，这个报告说：
“袁王公然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自己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但三妻四妾，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其罪恶实不胜数。”
虽然这种欲加之罪的报告难免夸大其词，但也说明毛的“官兵”不可能是过着“一律平等”的日子。袁王与毛的关系不错，又都是毛的部下，难道他们自己“花天酒地”“妻妾成群”，就不会给他们这个顶头上司一些“好处”？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切山大王式的人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军阀大小头目，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享有特权，过上特权者的生活，这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莫不如此，是历史“惯例”。后来毛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上，就专门作出了一个《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定》，内容包括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为了对付朱德）和“极端民主化”（便于个人独裁）、还有就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即保护首长的特权利益）……。自此以后，毛共内部的等级特权被初步制度化了。
解决了吃、住、安全等问题后，下一个当然是女人问题了。虽然毛的妻、子都在长沙，他也知道自己是有妇之夫，但在毛的意识里，他是从不受任何法律、也不受道德约束的，他的需要就是法律。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新欢贺子珍，是袁文才夫人的好友，袁夫妇竭力促成了这桩“好事”。1928年初，毛宣布他跟贺子珍“结婚”。据当时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先生的回忆，毛与他们一同到永新开展“苏维埃”工作，当晚见到贺子珍，第二天晚上两人便在毛的卧室里“密谈”了很久，第三晚便“同居”，早起之后，毛便对众人宣布：他与贺子珍已经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妻之爱”了。总计毛与贺由见面到成为“夫妻”，不过两天时间。由此可见毛解决性欲问题的急切了。
但结合不到一年，贺子珍便后悔了并决心离开毛，可惜这时已由不得贺了。在由井冈山向赣南转时，贺死活不肯随毛走，但在毛的严令下，贺子珍只得在被毛派来的女子挟持下哭哭啼跟在队伍后面。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之后，毛又有了新欢，伤病纏身的贺才被毛抛弃。
毛在生活和工作作风上也不同于朱德，朱德素爱与士兵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而毛从来没有此等“遗闻逸事”，有的倒是一则不太雅的当年的红军的“顺口溜”：
朱老总挑粮上坳，毛委员后方“打炮”。
关于毛与贺子珍的结合，也许应该多说几句，因为由此可以看出毛的“阶级”理论的虚假和他自己的一贯的“实用主义”原则。
人们后来都只知道贺子珍是当年参加永新县暴动的“女英雄”，是响当当的“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但实际上如果按照毛制定的阶级划分方法和“阶级政策”，贺家应是不折不扣的“官僚地主家庭”，贺子珍本人及其父、兄都应该在被“消灭”之列。
贺家原是永新的望族，广有产业，贺父本人在清末捐过举人（即用钱买得个“举人”的头衔），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为生。如按照毛共的“土改”划分阶级，贺的家庭出身理应是“官僚地主”无疑，最起码也是“破落地主”。如依照“查三代”的“政审”政策，贺子珍的父亲便是“封建余孽”、“官僚地主”， 绝对是应在被消灭的“土豪劣绅” 之列。作为这样的家庭出身的贺子珍照例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但有人说了：后来贺全家参加永新暴动，十六岁的贺子珍还当上了县里的妇女部长，参加了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清共后，子珍的哥哥被投入监狱，她的父母、妹妹被迫逃走。山大王袁文才与贺子珍哥哥是好朋友，率部突击监狱救出她哥哥，从此兄妹俩参加袁部，过起了“土匪”的生活。如今则全家又依附于共产党了。
这样是否能说明贺子珍及其全家都已“革命化”、成了真正的“共产党”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要知道，贺子珍全家当年参加的永新暴动，本质上属于土匪性质的造反打劫，贺子珍与其兄当年都是有名的“响马”“双枪将”， 是土匪头领，他们的好友袁文才、王佐则是“土匪头子”。虽然后来他们都归顺了共产党，但这并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而当时共产党对于这些人的政策是怎样的呢？简单说就是：杀无赦！后来导致袁文才、王佐被杀的中共六大文件：《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结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这个决议的实质是“一山不容二虎”。共产党怕被土匪分权或夺权，而不是土匪的名分不好（实际上，前面讲到，毛就乐意与土匪头共事，而老百姓则宁愿土匪当权也不愿共产党来统治）。毫无疑问，按这个文件规定，贺子珍及其父兄与袁文才、王佐一样，都是绝对要消灭的对象（袁、王被杀后，其余部也被共产党彻底剿灭）。
如果进一步察看，袁、王虽是土匪头，但都是穷苦人出身；而贺子珍则出身于万恶的“剥削阶级”，其父更是“罪恶累累”的“反动官僚”，所以，袁王及其部属要被消灭，贺家就更没有留存的道理！
但是，一贯把阶级斗争挂在口，在“阶级”成分上分外严厉，对地主、反动官僚从来杀无赦的毛，面对自己的“恋人”，却把党的政策原则弃若敝履了！毛的这种“唯我例外”的“阶级路线”在延安也同样得到表现，以致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与剥削阶级出身的、或历史不那么“纯洁”的各色女子闹出绯闻而毫无羞愧之心，这些女子包括北洋政府官员家庭出身的吴广惠、南洋富商的千金冯凤鸣、“洋妞”史沫特莱、以及三流影星蓝萍（据查有江青还曾变节投敌）等等……
最后，应交待一下袁文才、王佐之死。
根据现有资料，袁、王倒不是毛直接下令杀害的。不过，在1929年初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转移去赣南、闽西时，毛特意让王佐留守井冈山，而将袁文才带去，并封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这种安排显然是将袁、王分别开，并将袁稳住，以便处置王。后来在途中召开的柏露会议上，在会议结束后毛留下党内一些核心人物，叫他们看了上面笔者抄录的那份文件中的那段话，叫大家讨论处置袁文才、王佐的办法……
从当时毛的表现看，毛似乎对袁文才还有一丝未泯灭的感念之情，那主要是因为袁是他与贺子珍结合的“红娘”，而且袁对毛非常恭顺（后来毛说：“我在井冈山时期，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所以他当时在是否执行中央的政策杀害袁王的问题上有点犹豫不决。留下来参加讨论的共产党人，除了本地两个党组织负责人（湘赣特委书记邓乾元、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主张“杀无赦”之外，其他人如陈毅、朱德、谭震林都不主张杀袁王，毛就顺水推舟，说袁、王不应在文件要消灭的范围之内。袁王暂时保存了一条性命。（以上只是中共的说法，不排除故意为毛隐恶扬善，暂且存疑）
可是，不久袁文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居然看到了那个要他们命的文件。于是，悄悄跑回井冈山，藏在了王佐部队处。袁对王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被毛指派执行留守井冈山任务的是彭德怀的部队，因此最后消灭袁、王的任务落到了彭德怀身上。具体办法是由湘赣特委为他们摆设－场“鸿门宴”，袁王在赴庆功宴中被害，同去的17人全部被杀。而执行杀灭任务的是彭德怀部队。据信，彭和袁、王素不相和，互以“土匪”、“ 军阀” 对骂。而湘赣特委书记邓乾元也是主张杀袁王的。然而我们知道，毛是当时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杀灭袁王及部属不经过毛的批准是不可能的。但毛自己不愿出面去执行这－任务，于是就把这个差使交给了彭、邓。毛的这－着确实高明，既除掉了“恩人”，又不担骂名，还让彭德怀背黑锅。后来还不放过逃入山林的袁王余部，务要斩尽杀绝，不留隐患。这就是共产党对待同盟者的第一次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以后毛继续这一传统，不断地重复这类丑剧。
但是后来毛到延安后在其撰写的《自传》中，有关袁王的话却是这么说的：
“1927年冬，两个以前盘踞在井冈山的附山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了三个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昔日強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
毛在这里故意说的模糊不淸，他说袁王以前是盗匪，后“曾率部投效国民革命军”， 这到底是功是过？其实，袁王与毛共一样，在蒋介石“四一二” 清党之后，就脫离国民党并与之“斗争”，后来袁王劫獄救共产党干部应是对共产党有功，有恩的行为，投靠他之后更是共产党的功臣了。他故意不说清楚。接下来却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袁王）是因为“又回复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了。把共产党和他自己“过河拆桥杀恩人”的丑行推给了“农民”。
袁王之死，当时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是人人皆知的，而且这些人中很多也活到了延安。毛却敢于当着他们的面歪曲事实，撒谎，光是这一点你就可知，此人的“厚黑”水平有多高，他说的有几句可信？
袁文才、王佐的悲剧结局后来被毛共作为机密封锁。不然，那些后来相信毛和共产党的统战宣传，积极投靠毛共的“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人士、以及更多的青年学生，可能就不会那么满怀激情、义无反顾了。从中共对袁王一类人的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多么残忍、丑恶、毫无信义的黑恶集团，为了达到造反夺权的目的，它可以利用一切人，包括土匪强盗；但利用完之后，为了独揽政权，为了撇清自己，它可以对最忠实的同盟者下毒手，公然要求它的成员、它的下级组织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人们由此也就可以推想，这样一个“政党”，它与国民党的所谓“合作” 能是真诚的吗？它对中国人民的许诺能算数吗？
中共的这种“德性”， 起初连它自己的干部都觉得难以接受，朱德、陈毅就表示不能执行这样的指示。不过，共产党是个纪律十分严厉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不可动摇的铁律，久之，党员们也就适应并且学得了他们的领袖的一切伎俩了。
袁王事件之后，中共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级。杀戒既开，人人自危，此后不说错杀、冤杀一两个人，就是错杀几百、几千“同志”，也不算回事了。所以，接下来毛泽东借着内部“肃反”之名，大杀“AB团” 就是是符合逻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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