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行（之七）
季鹏
第八章；统一战线：政治骗术
“统一战线”，或称统战工作，是共产党为实现其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总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和行为。为此毛泽东给它制定了总的“十六字方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前面三句是手段，后一句是目的。所以，说得明白点，它就是一种政治骗术，一种对敌麻醉剂，它根据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任务，为了战胜对手，打击主要敌人而采取的对敌分化瓦解，争取同盟者的各种政策、手段。是与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基本战略、策略。毛在总结他的胜利经验时曾将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同列为“三大法宝”，并放在首位。后来，毛大概觉得这种提法抬高了统战对象的地位，不利于突出共产党和他个人的英明伟大，便把它改排到三大法宝之末。虽然如此，亦可见它在毛共夺权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是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概述：毛共“统战工作”的盛衰轨迹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共来说，“统一战线”是个对敌斗争概念。但是，在具体对待所谓“统战对象”上仍然有所区别，皆因它的工作对象既包括需要打击、俘获的敌人，也包括可以作为利用工具的“朋友”。对前一类人即使“统战”成功，也仍然是敌人或准敌人；对后一类则有可能转化为“自己人”。表面看，在中共安置统战对象的主要机构“政协”中，既有敌人营壘中的将领、高官，也有所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或其他各界代表人士，但从根本说，都属于前两类人。总的说，共产党都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只是在内部控制上有所区别。当然，对这些人的改造与对一般敌人改造的方式不同，主要采取釆取自我学习、委以工作等柔性方式，有的只求其不要多亊，“养起来”便了。
其实，这种拉拢“同盟者”，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壮大自已，削弱敌人，并对敌营釆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并非中共和毛所始创，而是列宁的党教给中共的一种策略、一种计谋和手段。列宁自己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运用了这种策略，它先是与其它革命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毌党俄国社会民主党等等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然后又联合其中少数友党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这个临时政府，最后消灭了－切革命友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列宁把俄共的这一成功经验传授给他的共产国际的徒子徒孙们。
列宁一开始就认识到，在比俄国更落后的亚洲和中国，槁共产主义革命特别需要建立“统一战线”，寻找同盟者，因为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这些地方现代工人阶级太少，要想造反夺权成功，除了要极力拉拢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以外，还要尽可能将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拉进自已的阵营中来。为此，他帮助中共寻找到了最佳的“统战伙伴”：己经有了相当大力量的中国国民党。他还要中国共产党拥护国民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要中共修改它的党章党纲，规定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要保护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说它是遥远的未来。这样，共产党与国民党、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就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就是“统一战线”策略 在中国的运用和示范。
不过，这一套统战理论主要是供公开宣示、是对外宣传之用，它属于内部的“革命策略“。列宁主义中还有一条，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在第一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适时地，坚决地将其转变为“工农的革命专政”，亦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当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取得第一次北伐初步胜利时，莫斯科就指示它的苏俄顾问团帮助中共通过发动工人和农民运动夺取政权，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变成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
可惜，由于那次“转变”的力度太大、太急，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强力反弹，结果，国民党采取了“清党”、“分党”措施，使羽翼未丰的中共“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目标未能实现。
虽然这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在总体上失败了，但是，它的成绩仍然是极其辉煌的，因为有了这一次与国民党的“合作”（ 实际上是国民党允许在它领导下让共产党参加它的囯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由合作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只有几百人的小党，一跃而成为拥有六万多党员的中国第二大政党；合作前无一兵一卒，到合作破裂时已拥有正规军（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二万余人，以及更多的工农自卫队、赤卫队等等，还建立了包括毛泽东的井岗山根据地在內的众多共产党武装割据地盘（苏维埃区）。同时，通过苏俄在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军政人材，为以后中共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由于这一次“合作”是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当合作破裂后，大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作掩护，留在了国民党内，成为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的“卧底”和“第五纵队”。这些人后来有的被国民党委以重任，成了国民党高官，或情报部门的要员，他们在后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发挥了其他人难以起到到的作用，为中共夺权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仅仅三年多的“国共合作”，就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由此可见“统战”工作对于中共的极端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这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转入武装斗争，此后便是十年血腥、残暴的“土地革命”。这段时间，它暂时丢弃了“统战”这一法宝，完全暴露了列宁主义残暴、凶狠的真面目。虽然取得了建立多个根椐地、包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伟大胜利，但失去了“统战”庇护的中共，最终在国民党、蒋介石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全面失败、逃亡，最后被迫逃到了蒋介石为它圈定的陕北“新家”，然而十成人马失去了九成。面对重新开张的艰难，反思过去，毛和中共上层开始感到搞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靠杀戮，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回想过去在与国民党“统战”时期迅速发展壮大的顺风顺水的岁月，更认识了“统战”对于中共的至关重要性，这时洽好碰上日本侵华日剧，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毛和中共上层感到必须重拾“统战”这一法宝，必须要以统战求生存，谋发展。于是，它不停地大喊“团结御侮”、为了“民族大义”“一致对外”等等。这期间毛共统战工作又一次取得了伟大成就，首要的便是将蒋介石的“剿共总司令”张学良拉了过来。又与张共同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囯的命运。
西安事变虽然未能“杀蒋”，但它的和平解决让中共开启了命运的新章篇，它由穷途末路的“共匪”变成了合法的政党，并堂而皇之成为国民政府和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同时却又保持了独立自主的身份。所以这一时期毛和中共内心快乐极了，表现得也“温顺可爱”了，它不断声言要与国民党“ 共赴国难”，一再表示“拥蒋抗日”，愿意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导下，“为国前躯。”并保证放弃过去十年间的暴力土改和其他血腥的阶级斗争政策，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政策目标，等等，等等。
应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毛共统战业绩最辉煌的时期，不但依靠统战使自己空前发展壮大，还为共产党树立了新形象，掳获了民心。毛还揣摸形势，顺应潮流，用各种方式方法笼络、拉拢大量“民主、爱国人士”，并成功地让中外媒体、记者为其充当代言人，这其中以斯诺为首的美国左派记者为毛和中共再造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写下了一批为毛和毛共“树碑立传”的所谓“记实”报道，如《西行慢记》、《长征》等等，将毛等身上的血腥、暴戾之气洗刷一新，使之变成一心为囯为民的、质朴的“工农领袖”和“抗日英雄”。这些报道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在国内，迷倒了大批青年学生和“中间派”人士；在国外，赢得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共的同情和对毛的敬意。于是，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延安成了“革命圣地”。毛又利用他旗下的“文艺战士”，全力編造“模范边区”“ 革命圣地”“民主揺篮”延安的“神话故事”。并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宣扬向国民党控制区渗透、传播。终于完全扭转了过去“长毛”、“共匪”的形象，一跃而成为“民主、进步”的化身，为其后来在与囯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美国的“统战工作”也极富成效。抗战中，毛看准形势，先是发动了－轮反对国民党“－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即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攻势，赢得了民主党派、中间人士、中间阶层的倾心。也迎合了美国人的囗味。接着又直接掀起了歌颂美国民主制度的浪潮，并以接待美军“迪克西使团” 为契机，开展对美国政府的“国际统战”。虽然未能直接将美国拉到自己一边，但实际上促成了二战后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中立化”，最后使美国抛弃了国民党。为毛共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质而言之，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直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的这段时间，毛共的统战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统战成果最辉煌的顶峰。所以，从宏观和大局看，毛把 它列为他的革命成功三大法宝之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到了建国之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胜利了，毛和共产党人不免变得骄横起来，不愿意做违心的统战工作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随之下降。但在初期，为了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争取世界舆论对“新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在对外统战方面仍然卓有成效。在对内方面，在最初一届中央政府中，毛安排了大批民主党派头目和无党派人士担负高级职务，在表面上凑成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模样，算是对他昔年承诺的交代。但这些都不能持久，很快毛自已就把这些统战的成果拋弃了，很多统战对象（主要是囯民党投诚过来的军政官员）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投进了监狱。
另外，此时毛共的统战工作和统对象已有了战略转移，重点移至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服务，例如，通过政治上的拉拢、笼络、远交近攻，在南亚、东南亚的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共产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在东南亚国家开展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在印度支那三国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等等。
后来，毛的野心进－步扩展，试图取代苏联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心，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苏共闹翻后，毛另起炉灶，在全球搞一个独立于苏联体系之外的中国版“共产国际”，于是便有了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打括号的“马列”共产党。为了与美、苏抗衡，毛又抛出了一个“三个世界”理论，尽其所能拉拢、扶持亚、非、拉所谓“第三世界”穷国和独裁政权，组成所谓世界“第三极”，毛自己则试图充当 “第三世界”领袖。这些，都可视之为那段时期毛和毛共特殊的“国际统战”活动。可惜的是，这些努力都不成功，靠金钱维系的“马列共产党”和“第三世界”的穷哥们，一旦少给钱，就都离毛而去；一些由毛一手扶持的共产党政权，后来却与毛反目成仇了。
在囯内，随着毛的专制独裁本质暴露无遗，作为毛主义遮羞布和障眼法的“统战”逐渐失去必要性。一些原来的统战对象们逐渐成了各种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政治“花瓶”则成了“垃圾”。到了文革，毛认为统战工作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统战对象们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连同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干部也遭池鱼之祸，一并受到批斗、清算、清洗。
不过，有一件极其例外、极其怪异的亊，那就是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由于美国救驾毛共，毛随后居然抛弃了他几十年“反美英雄”的形象，推行“联美抗苏”战略，与“美帝”打得火热，并取得极大成功，不但有效地对抗了苏联，还挤进了联合国，坐享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宝座。这些算不算毛共的统战工作呢？笔者以为算，连世界头号 “帝国主义”都被垃过来为自已服务了，难道还不是毛共“国际统战”的伟大成就吗？
二、毛共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总体要求。周恩来作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主管，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过一次题为《论统一战线》的专题报告，对中共的统战理论和策略有非常细緻的论述，其总的精神不外乎毛的“十六字诀”。 但他作了比较具体的阐释，周说：从总体上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军阀、是法西斯，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国民党中的各个派别，都是敌人。但是，“在一个时期内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所以要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才能各个击破。选择的突破点就是他们内部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统战工作就是利用这种不一致和矛盾，扩大其裂痕，激化其矛盾，最后将其各个击破。
“对统治阶级营壘中的不一致，”周恩来分析，“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势力派别，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即共产党——笔者）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内部的矛盾……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因此，在与他们联合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对不能依靠他们。”周恩来接着举了冯玉祥为例。而冯玉祥这时正在重庆与中共打得火热呢。对冯玉祥如此，对那些“投诚” 过来的国民党将领，那些“代表” 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就不用说了。所以，待到共产党当政，大权在握之后，他们自然就成了被清算甚至“专政”的对象。
陈毅是受到毛泽东赞赏的在“统战”方面颇有成绩的中共高级将领，有一个他成功统战的案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苏鲁皖战区正、副指挥李长江、李明扬，曾被中共列为统战对象。1939年李明扬有十万发子弹希望通过新四军陈毅的防区。陈毅趁此机会与二李搭上关系，让其顺利过境。李明扬投桃报李，把国民党有关反共的机密文件交给陈毅。陈毅则进一步与二李套近乎，挑拨二李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二李逐渐放弃警惕，陈毅得以派共产党员混入在二李的部队，并在李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暗中开展策反活动。等到1940年6月二李的部队奉命在郭村与新四军作战时，李部的两个支队指挥官己是地下中共党员，临阵反戈，二李战败。后来新四军继续对二李釆取有打有拉的策略，叫二李在中共与其他国军交战时保持“中立”。 待到共军把二李的友军消灭了后，二李己孤立无援，却成了新四军的瓮中之鳖，二李的部队被共军基本消灭，李长江挺而走险只得投靠汪伪集团。李眀扬则剩下一千多残兵败将，最后被新四军彻底消灭。陈毅交上了一份完满的“各个击破” 的统战答卷。
这就是中共的“统战术”。
（二）统战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可大致归纳如下：
1、从属性。即它是为共产党的总目标、总战略服务的，是绝对的“工具” 和“手段”， 故要绝对以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意志为转移，无条件为全局服务。
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是不同的，经常变换的，所以，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也就经常变幻。比如，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抗战初期，毛共的目标是实现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合法地位。为此，毛不惜委屈自己，扮弱者，装可怜，反复表示愿意服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愿意弃旧图新，充当抗日前驱等等。这时全党也就全力扮演这种角色。但等到这个目标达到后，毛立即变脸，在敌后沦陷区抢夺地盘，专门“收拾”政府在敌后的游击队，对日军则“游而不击”，以保存实力。 这期间中共统战的目标就是为贯彻实施毛的“一份抗日、二份敷衍、七分发展” 服务。待到抗战胜利，毛刚刚下令要“以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不料被斯大林突然命令去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不得已毛去到了重庆。这时中共统战的调子也突然变为大谈和平，大谈“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毛泽东在重庆的公开场合也不惜声嘶力竭地、“咆哮”般地大呼“蒋委员长万岁！”，此时毛共的统战任务就是调动一切因素确保毛在渝的安全。为此不惜向国民党示“好”、“称臣”，目的是让毛尽快回到延安。
对民主党派也一样。在重庆谈判前后，毛共与这些民主党派（多为倡导“第三条道路”者）打得火热，共度了一段“密月期”。后来继续拉拢它们形成反蒋统－战线。待到在内战中毛共占有优势、胜利在望时，毛便即刻在党内部署：在夺取全国政权后逐步抛弃这些“同盟者”。到了建囯之初，由于要执行斯大林搞联合政府的指示，毛与统战对象们又“相好”了一阵。待到斯氏死了，毛便开始变脸，1957年反右运动，是抛弃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的开始。此时中共的统战部门便成了毛的“帮凶”，协助毛“钓鱼”和“聚而歼之”。到了文革，毛要实行全面专政，彻底变脸，幸存的统战对象都成了打击对象，中共统战部门也连带被清算、打倒，统战工作就此寿终正寢。
所以，说到底，中共的统战工作是围绕着毛的指挥捧转的骗术、魔术，而毛之为人惯于出尔反尔，变化无常，所以，毛共的统战政策也就翻云覆雨，阴晴不定。统战对象的命运也就浮沉不定，甚至朝不保夕，今天的座上客，明天可能变成阶下囚；反之，今日的敌人，明日又成了“盟友”。
2,阶段性。阶段性是说，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统战政策只能管一个时期，不是长期不变的政策。这点与前述的“从属性”有相通之处，是由从属性决定的。阶段性主要是指毛共的统战部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原则和任务有大致划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阶段，毛共对统战工作有一个基本要求。按照中共的说法，它的统战工作主要可分为三大时期（不算“第一次国共合作”， 因为那时毛还沒有当头）即：
抗日战争是所谓“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抗战胜利到建国前夕，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
建国后是“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但是，这种阶段划分，实际上并不严格，也未认真执行。从亊实看，这三个时期内并未完全将它的主题贯彻始终，如前面我们指出的那样，在抗战时期，毛共就没有真正执行它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而是对国民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初期搞了个“三三制”，把一些“开明士绅”弄到共产党政权里当“官”，做花瓶；待到抗战胜利搞土改了，这些人又成了“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被抓被关被杀。
建国后也没有真正执行所谓的“爱国统一战线”，各种运动不断，特别到了文革，那么多爱国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归国华侨惨遭迫害致死，难道这就叫执行“爱国统一战线”？可见，这些表述主要还是对外宣传的需要，是招牌、幌子。统线工作的阶段性终究要服从它的“从属性”， 要跟着最高领袖的指挥棒转。而这个最高领袖又是“虎性、猴性” 十足，朝三暮四，言而无信且好斗嗜杀之人，统战工作岂能有既定模式？统战对象又焉能有好下场？
要而言之，这“统战” 本来就是骗朮，岂能将它当真！
3,装饰性。统战工作除了真能为毛共的造反夺权起到重大作用之外、一般情况下，它还起到一种装饰，妆点门面的作用，即在其凶残的“无产阶级专政” 外面披上一件颇具“人性” 的外衣。这其实也是它的欺骗功能的一个方面。在毛共夺得政权之后，这成了统战的主要功能，例如作为毛共主要统战机构“人民政协”里的“政协委员”们，人们赠给他们一个外号：“三手人员”，“ 三手干部”， 即举手、拍手、握手。这很形象、很贴切。是否这些人都愿充当这个“三手干部”呢？当然不是。你也可以犮声，但必须是当局需要的声音。如果乱发，只好请你闭嘴了，而且也不要在政协呆了。
统战的装饰性功能主要是为共产党塑造比较温和的形象，笼络点人心，与“专政” 共同构成其“革命的两手” 。本来，共产党从成立的一天起，就以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杀人为业，恶名远播。久之，在人们心目中，难免“谈共色变”。后来察觉这太失人心，应该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在可能的条件下，搞点温和的“统战”，这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比起一味斗争杀戮效果更好。比如，安排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各级政府和政协机关担任高级职务，这有利于利用他们的影响，招来更多人投诚，“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更有利？
当然，统战对象是条件、有限额的，没有影响、没有代表性、没有价值的不在统战之列。例如广大投诚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一般都不能进統战序列，对他们一般按敌对分子处置，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不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还有什么敌我之分？关于这点，毛泽东说得更直白：我们只杀“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一个不杀”。 原因是这些“大蔣介石”名声在外，招人注目，对他们优待，可以扩大影响，彰显共产党的宽大、仁慈，以招徠更多的人投奔本党。而“小蒋介石”呢，他们没有这种作用，杀了无关大局。而且，他们是“大蔣介石”的社会基础，把基础摧毁了，“大蒋介石” 们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充当傀儡了。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之后，政协以至整个统战工作便转入纯粹的装饰功能，充当“政治花瓶”，为毛共的一切政策、运动“热烈拥护”、“ 举手”、“拍手”，摇旗呐喊。这时统战的对象也起了变化，原来作为主要统战对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党派和上层知识分子，这时已退居次位，有的成了毛的运动要清算、打击的对象。于是从建国后各界涌现的积极拥护新政权、歌颂共产党的狂热分子，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中选拔一批人输入政协和统战组织，逐渐改变了原来统战机构的“成份”，更好地发挥其“装饰”功能。
但是即便经过如此改造，毛泽东仍然不能容忍保留在统战机构里的少数原国民党残余分子、民主党派分子和知识分子，到了文革，便将这些人统统作为 “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资产阶级反动学朮权威” ，甚至“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政协也关门大吉。因为他再也不需要这种装饰品了。
4、欺骗性。这个特点就不用说了，其实它是全部统战工作的真谛，灵魂。不过，作为统战工作的业务手段，还可算作它的一个特点。简单讲，统战过程就是“诱骗上钓”的过程。略举一例：当统战目标、目的确立之后，有关工作人员就应主动接近，示好；待到可以深谈之际，便可暗示或明示交换条件，给以甜头，让其愿意成为中共的“同谋”或“同盟者”。此时或之前要设法抓到对方一个或一个以上“把柄”，这样，鱼儿吞钩之后，就应以适当方式向对方亮出“把柄”，让其不敢违约。然后就可以让他听从命令和指挥了。亊情成功之后，对方已成为共方之人，已经没有了退路，如何处置就悉听尊便了。这是最一般的方法。
建国初期，为了吸引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以加快毛共称雄世界的步伐，毛决定对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大展其“统战”丰姿。先令周恩来作报告，放出诚挚友善气球。继之，以国务院之名发给每一个海外知识分子邀请信函，陈词恳切，感人。除了表示要为归国的知识分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专长以外，并许诺给予对方本人及其亲属尽可能好的待遇，还保证“来去自由”。最后还有囯务院的大印和周恩来的署名。于是，接到邀请的知识精英们被感动了。为情所动，知识精英们纷纷辞去所在国的优异的生活条件，激情满怀地回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豪情满怀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可是不久，这些“自由惯了”的精英们发现亊情有些不对头，首先是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洗脑”，反复学习马列主义ＡＢｃ，而且“压倒一切”，这让他们烦恼。有的所在单位并未按国务院和周恩来的许诺行亊，反而认定这些“假洋鬼子”是典型的“资产阶汲知识分子” 而歧视、刁难。这时向谁反映、申诉呢？周恩来远在天边，投书去信都石沉大海。换来的是本单位领导的嘲笑，报复。久之，感到自己好似鸟入樊笼、虎落平川，掉入了预设的陷阱。这时你如果要求“来去自由”，回归海外，政治运动一来，顺理成章就成了“反革命”、“ 特务”分子，对你实行“专政“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这些可怜的知识精英最后一个个变成“右派”，“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发配边彊、农村改造，或瑯珰入狱，许多人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了“自绝于人民”，变成了山野间的一具具白骨，“识时务”的、“幸运”的则象内地知识分子一样，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充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了。
当然，毛也知道，不能将这些人全部打成敌人，得树立一些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典型，作为他们中的“代表”加以宣传，诸如钱学森、（现得知，即使如钱学森，也曾打入“控制使用” 的黑名单）杨振宁等一类科技型知识分子就担当这种角色。一旦有国内外敌人攻击、诋毁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些“代表”就会站出来义偾填膺斥责这种“无耻滥言”……
也许我们的后人和外囯人在读到这些文字时会产生疑窦：毛共的统战技俩，应是使用恒久的了，为何还有这许多人“前赴后继”地上当受骗呢？难道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傻冒、白痴吗？这就得稍加解释了。这种质疑表面上不无道理，但它脱离了“实际”，所谓“实际”，就是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处境。一般地说，受到毛共统战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有求于你，这时，它（毛共统战一方）会主动对你百般示好，爱你所爱，恨你所恨，许你所願，“真诚”得让你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这“肝胆相照”的友好表示，你的心就会软下来，就上钩了。另一种情况是你有求于他（或互相利用），这种情况下你就更自願“上钩”了，因为，一般地说，他要“统战”你，总会给你一点好处，让你尝到一点甜头，你当然高兴。人总是讲求实际趋利避害的，一般人考虑问题也都是以眼前或短期的利害为主。至于以后的事，也绝对不会想到对方会有180度的改变。所以，毛的统战之法屡试不爽。这其实不在于他有多么高明，而在于人性中总有的一些弱点，它就是善于抓住利用这些弱点，设计圈套，让你往里钻。
还须指出，毛的统战术不但使中国人上当，而且也使外国的洋大人上当。往大处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艾奇逊诸位先生，就因为太“相信”中共而“丢掉”了中国大陆；其后的尼克松、基辛格更是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还自以为得意而沾沾自喜。可见，就玩弄阴谋权术而论，那些西方政客远远不是毛泽东这个中国土产的“湖南痞子”的对手。
再说一个事例吧。法国是近代世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祥之地，素以民主、文明摇篮傲视全球，尤其看不起美国这个后来的“暴发户”。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毛泽东顶礼膜拜有加，把毛当作一尊给人类带来自由、民主的“神”，为世界的未来指引航向的“灯塔”。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附彔一： 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人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6期第有一篇署名陈潇、郭冬至两位作者采访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中文名）的文章，下面是釆访者与毕仰高的对话，其中的“问”为该文作者，“答”为毕仰高的原话。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答：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中国当作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答：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导十分稀少。除了有一些美国记者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一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才算有了比较好的第一手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
问：为什么单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这么广泛的推崇？
答：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经受一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法国历来是一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一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合作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情况，进一步巩固了之前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中国政府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答：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端，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願意相信。……即使听到了一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还是觉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义，是很好的东西。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答：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当时法国总统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如何开始转变的？
答：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的，主要是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一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我开始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如此肮脏的事情。……
真正令毕仰高对毛政权和文革产生怀疑和“信仰动摇”的，是1974年他第二次来华访问，一次他去工厂采访，见墙上写有“批林批孔”的巨幅标语，他照了相。于是，他立即从一个对中国的友好人士变成了潜在敌人。照片全部被没收了，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回国时在机场受到“特别的”检查。毕仰高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他看到的远没有冰山一角，九牛一毛。回到法国后他为《世界报》写了一篇批评文革的文章，不料编辑却不敢发表，因为“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一边倒……，毕氏说：“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罵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
看到这里，你应该为法兰西的民族精英感到悲哀!同时，不由你不对毛的本事感到由衷佩服！对毛共的统战术和宣传伎俩（宣传、铁幕同属统战的手段）五体投地。幸运的是，随着毛的死去，由毛及其党羽筑起的这一遮天黑幕，终于像一座溃于蚁穴的千里大埧，轰然垮塌了。这就应了林肯的那句名言: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你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远。……
最后还应该交待的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管和“祖师爷”是周恩来，周的确是从事统战这一行当的天才和不二人选，他外貌英俊，风度潇洒，言词机敏、举止温和，让人一见顿生好感和信任；但另一方面，他却心如蛇蝎，心狠手辣而且坚毅残忍（例如，为了报复中共的叛徒顾顺章而将顾的一家大小、包括保姆佣人斩尽杀绝），这种截然相反的两面人格成就了周恩来辉煌的统战生涯。从中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干好这一行不炼就两付面孔、双重人格、口密腹剑、笑里藏刀这一套是绝对不行的。不拥有天使般的外表和魔鬼心肠，而且能够将天下好语说尽、坏事做绝，是绝对不能担当毛共统战工作领导的重任的。
不过，必须指岀，中共统战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是毛泽东，周恩来不过是其意志的执行者罢了。由此可见，毛的水平又在周恩来之上。虽然毛本人的“绿林大学”出身和湖南农村“痞子”的品性，使之不宜直接干这一行当，但能干如周恩来，却甘願对其五体投地俯首称臣，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毛效劳一生。毛的本领之大、周、毛之间的差距也就可以想见了。
附录二： 三个旅美归国知识分子的遭遇
这三人的遭遇也许不是最典型的，但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录之以存史料，以警后人。从中亦可见毛共“统战朮” 之一斑。
第一个，萧光琰，汉族，1920年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供职于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毛共建国之初，广招海外人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萧光琰没有多想，便决定回国一展抱负。同年12月，萧携妻子一同回到毛中国。
萧光琰被分配到当时的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当时调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的白介夫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干部，很快，白介夫与萧光琰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
萧光琰很快就受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1951年初，回到大陆不久的萧光琰就猝不及防地被卷进这场政治运动旋涡，运动的重点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萧光琰自然地成了运动“改造”的重点。他除了随处可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受到批判以外，对他的身份的怀疑则成了重中之重，人们提出了一个论据充分、使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在美国生活那么好，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不管他怎样说明，都无法说服那些“革命群众”，使他有口难言，只能无言以对。接下来运动规定了让被检查者自污人格、自打嘴巴的“脱裤子、割尾巴”。萧光琰感到灵魂受到深深伤害。他无法理解人们对他的“批判”，听不懂那些革命逻辑和语言。自然，运动没有能把他的思想“改造” 好，反而引起了他的极度愤慨，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回国时的幻想破灭了，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常常发呆似的坐着不言不语，一度还用头去碰暖气片。大化所的领导发现了他的怪异行为，认为他可能会自杀。这时“运动”已经过去，共产党的政策又暂时变得“温和”了，大化所领导认识到了运动中对箫的猜疑和批判毫无根据，有些过火。于是，向他表示歉意，还派专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好言慰抚。果然，性格耿直、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的萧光琰很快就原谅了过去的一切，不计前嫌，又高高兴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了。
之后，由于白介夫的友好劝说，萧光琰也接受了白的“入乡随俗”的劝告，适当收敛起了自已的锋芒，与所内人“和平相处”。这样安安稳稳度过了几年时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由于白介夫的保护，萧光琰幸运地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
可是接下来的“大跃进”，萧光琰却忍不住要“攻击”了。大化所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也在大搞科技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白介夫觉得太荒唐，不能不说了：科研工作怎么能够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于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 的运动中，萧光琰再次被树为“白旗”，成了被批判的重点。
其实，“革命群众”对他的不满还不在于他对大跃进“不满”的话，而在于长期以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萧光琰这方面说，回国近10年了，虽然他也在努力适应环境，随大流，“改造”自己。但那些他认定是正确的，并且与政治无关的习惯、作风仍就坚持不变，比如：
他业余时间喜好打网球，跳舞，不仅自己做，还把这些教给了白介夫；
他工作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但休息起来尽情享受，他在工作中设置出专门的“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
他工资很高，生活水平也远高于一般人，在家招待客人使用的是当时人们非常稀罕的橙汁、巧克力，吃水果时先用酒精对水果皮面进行消毒；
对手下的科技人员、辅助人员他要求严格，丝毫不讲情面，对一些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作风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让人难堪，完全不顾及别人的“脸面”和人际关系；
他不願和工人打成一片。白介夫出于善意，劝他有时可以搞点卫生，以便和工人打成一片。萧光琰很感奇怪和意外，说：“我的工资比工人高许多，要我去干工人的活，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他从美国回来时，搜集了大量有关技术资料、工具书带回国，看到所里的图书馆书籍少而且内容陈旧，便说可以将他的书籍交给图书馆。图书錧的人表示欢迎，并且说可以折价给他一些钱。萧光琰便当仁不让收取了图书转让费。这让人们很吃惊，因为当时人们给政府、给公家的捐献是从不收钱的。有人在背地里说他是“小气鬼”、“奸商”。
萧得知人们对他的种种非议时，感到气愤而不解：休息和娱乐有什么不对？工作上的严格要求难道不应该？那些图书（萧捐出的图书可另设立一个小图书錧）只不过象征性地收点费，而且还是图书馆人员主动提出的，却反而责难捐赠者，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人们仍然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加上毛时代的革命逻辑，对他进行批判。他听不懂批判者的理论，也不能接受他们的非难。人们认为他顽固不化，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编成话剧，加以夸张讽刺、侮辱、取乐。
好才“反右倾、拔白旗”因大跃进失败、毛泽东让位于刘少奇而收场，邓小平还给被批斗、被处分者平反。萧光琰除了受到批判和讽刺打击外，倒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真正在劫难逃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起初，萧光琰除了受批判、写检查、检讨之外，还没有对他采取大的“革命行动”，他每天还能回到家里，家庭的温馨帮助他抚平受创的身心，妻子甄素辉是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女儿，温柔贤淑又识大体，百般呵护支持丈夫，还有一个十多岁可爱的女儿。妻女的爱让他支撑着渡过了运动的最初两年。可是，在1968年10初的一天，进驻单位的工宣队突然将萧光琰抓进了专政队，丢进了“牛棚”。这时原来与他友好的白介夫早在1964年就调去了北京，而且因为与他的关系受到批判，也成了专政对象，自身难保了。萧光琰此时是举目无助，陷入绝境了。工宣队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宣布他是“美国特务”，理由仍然是十几年前就提出过的：“你在美国挣那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必须坦白交待！”
永远交待不清的“罪行”，严厉的、无休止的逼供，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把萧光琰彻底摧垮了，他再也看不到生的意义和希望，毅然选择脱离苦海，一了百了。1968年12月10日，萧光琰用预备的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48岁的一生。
萧光琰死后，工宣队按照当时的惯例，贴出了一张“特大喜讯”，宣告：“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时萧妻甄素辉一人被发配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工宣队派人去农场向她宣布这一“喜讯”，她显得出奇地平静。她要求请假回大连照看一下已很久不见的女儿。得到批准后甄素辉当日赶回家中，此后这一对母女间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几天以后，人们发现了这一对紧紧相拥相抱的母女的尸体……
值得提及的是，甄素辉曾经不同意丈夫回国，她说我们对共产党没有任何贡献，共产党会欢迎我们吗？萧光琰则说，我不介入政治。我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这就是贡献。萧光琰和其他成千上万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坚信中国政府召唤他们回国是真诚的。他们想像不出会有什么麻烦，更想像不出有什么危险。
可是一回国，“政治” 就不停地来找他了，最后要了他的性命。连妻子和刚16岁女儿的性命也搭了进去。可以想像，甄素辉母女当时也是到了完全絶望的地步，才毅然选择随萧而去。
大化所的人这样评论萧光琰，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容易破碎。这样一个完全生长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玻璃制品”，在中国大陆经常刮起十二级红色台风的环境下，“破碎”和毁灭是很自然的，难免的。而甄素辉毌女，她们在中国十余年，也已看惯了种种人间惨剧，但她们仍就保持了美国人的种种习性而不愿随波逐流，萧死后，她们知道今后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与其屈辱地生，不如清白地死，他们选择了后者。
（以上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文：《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原文2.5万字）
第二个故事的结局要好一些，但主人公遭受的苦难丝毫不亚于萧光琰。
巫宁坤，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左倾”学生活动，1943年因担任中国空军的翻译去了美国，二战结束后便留在美国读书深造。1951年新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巫宁坤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了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同时还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他回来的信函。巫宁坤没有多想，也许是他曾经参加过左倾学生运动对共产党尚有好感，很快就决定回国任教，已经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也放弃了。
1951年7月初，巫到旧金山准备启程回国，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李政道来帮他整理行装并道别。巫忽然向李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不明白“洗脑子”是怎么回事，就一笑了之。
果然，他回到国内第一件事就是被“洗脑”。先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思想改造”报告。“十、一”过后，思想改造运动就成了教师们的中心任务。燕京大学被定性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校长陆志韦成了“美帝的代言人”首先被批斗。一大批教授被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不久，燕大就被“解散”，并入其他大学中去了。巫宁坤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英国文学。
在南大，思想改造仍继续着。白天，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晚上，还得去上“马列主义夜大学”，夜大向教授们灌输马列主义ABC，还要记笔记、进行期末考试。巫宁坤们啧有烦言了，认为这简直是对教授们智慧的侮辱！
1954年，巫宁坤第一次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罪名”之一是散布美帝捏造的“洗脑” 烂言。接着到了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巫宁坤成了主要“运动员”。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主持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蔵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会后，几个自称是公安人员的男女闯入巫的家中，对包括巫的妻子、老继母在内所有人进行搜身，然后翻箱倒柜寻找犯罪证据。并且把家中所有信件、笔记本、文稿全部掳走。
大概是一无所获，巫宁坤那些吓人的“罪名”没有了下文，他只是被软禁在家写检查、反省。但是这场运动还是造成了学校数人自杀，令人震撼而恐怖。
出乎意料的是，进入1956年春天，“气候” 突然又变“暖”了。报纸上登刊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人向巫道歉，并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
巫宁坤心情舒暢地工作了一年。
到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数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投入到毛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去，诚心诚意地“帮党整风”。
这时巫宁坤已调到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校（即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学校的老师们大概已领教过中共在既往各种运动中的手段了，人们显得格外谨慎小心，教职员的“鸣放”座谈会上冷冷清清，说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校领导来做巫宁坤的思想工作，把毛说过的整风运动政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不打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 等等反复讲了又讲，要他打消思想顾虑。
巫教授觉得没有理由怀疑“党”的真诚了。终于敞开心扉鸣放了一大堆意见。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就是多次登门劝说巫宁坤鸣放的校领导）,对巫的发言表示满意。其他教授也对他的发言表示赞赏。鸣放后不久就放暑假了。
可是暑假还没有结束，学校党委便把教职员工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学习，这一次学习气氛大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接下去便是揪斗学生右派和教师右派，巫宁坤毫无悬念地充当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其中“极右分子”，被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跟千千万万右派分子一样，巫宁坤又一次悔不当初，怨恨自己太轻易上当了。其实，这不能怪知识分子们太“傻”，太轻狂，而是那个操控运动的领导者太卑鄙太无耻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这种漠视人类文明社会基本“游戏规则”， 践踏人类最起码道德底线的人，难道不是真正的罪犯吗？可是谁敢、谁能去与他论理？他高踞金銮殿宝座，手握生杀大权，依然“英明伟大正确”，你有什么办法？
1958年4月，巫宁坤被送进北京的“半步桥监狱”。6月，在森严的武装押送下，到达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在零上和零下三、四十度的酷暑和严寒之间进行劳动改造。
到了1960年10月下旬，由于与苏联关系破裂、为预防这些右派分子偷越国境投靠苏修，当局又把巫宁坤们送回河北省清河农场三分场劳改。这时，右派们已面临严重饥饿和死亡威胁，已有人撒手人寰去西天了，没有“去”的也都得了可怕的浮肿病朝不保夕。靠着老继母和妻子李怡楷的兄长们轮流“探监”，给他送去一些黑市高价寻购的食品，巫宁坤得以苟延残喘。但是不久，眼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下去，头一天身边的同伴，第二天就变成一具死尸让自己抬去掩埋。巫宁坤深切感到，这样下去，死亡不久会就轮到自己。他终于抛却重重顾虑，向妻子李怡楷发出“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妻子李怡楷是巫宁坤在南开教书时的英语系学生，1954年7月他们走到了一起。受到巫的株连，这时她艰难地生活着，她已被流放到合肥安微大学当英文打字员。接到丈夫的呼救后，她好不容易请得一个星期的假，带着两个孩子一背一拉地走上了千里寻夫之路。
好不容易到了离农场不远找到一个地方住下，这里离丈夫的所在地仍有18华里。每次去农场探视来回36华里。往返三次，与巫宁坤见了三次面之后，李怡楷确认，只有设法让巫宁坤离开这个鬼魅之地，才有生的希望。为了救夫，李怡楷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年把巫宁坤打成右派的那个学校，还找到那个一再动员巫宁坤“大胆鸣放”，并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的于副校长。起初，于副校长以学校与她夫妇二人已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为由推托，但看到她带着两个孩子孤苦无依、又苦苦哀求，于副校长大概良心发现，答应为巫宁坤办理保外就医。……
其实，像于副校长这些共产党干部，当时的本意也未必是要骗巫宁坤“出洞”， 然后“聚而歼之”。因为当时“伟大领袖”并没有将他的“阳谋”告诉这一级干部（以及更多的一般干部），于副校长只是奉命办事，上级叫他组织“鸣放”，他当然得去尽力叫人“鸣放”，上级叫他组织反右派斗争，他也就毫无选择余地去开展反右派斗争。他们习惯于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中间除了少数生性凶残歹毒，惯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爪牙之外，多数人并非一开始就酷似他们的“伟大领袖” ，定要置这些鸣放者于万劫不覆之地。于副校长就是这一类尚未被完全“毛化” 之人，他帮助巫宁坤脱离了地狱。
巫宁坤脱离了死亡之地后，在安徽大学当上了“临时工”教师，每月工资降到40余元，但生活总算安定了－点，摆脱了死亡的直接威胁。但是“做稳了奴隶”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文革的台风就又刮来了。他是被首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一员，皮肉之苦和心灵煎熬一样不能少，他被早早抓进专政队，关在“牛棚”里，跟他住在一起的继母被冠以“地主婆”发回老家，不久即死在老家。妻子李怡楷带着孩子被“下放”到一个农村生产队去劳动。直至1970年之后，巫宁坤才得以放出“牛棚”，但原来的临时工没有了，只好来到李怡楷的半间破屋。一家五口团聚了，虽然“贫贱夫妻百事哀”，但终究摆脱了生离死别的阴影，总算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了。
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时局变得相对缓和了。人们也似乎开始从疯狂状态下清醒过来，对“阶级斗争”没有先前那样的劲头了。巫宁坤们的境遇有所好转。1974年恢复了做临时工教师。1979年5月，巫奉命回到北京那所学校去办理右派“改正”手续。
经历过九死一生煎熬的巫宁坤又登上了大学讲坛。也许真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又恢复了敢说敢言的本性，也看清了那些“主流派”共产党干部死不改悔改的面目。他选择离开这个令他九死一生伤心落泪的地方，“回归”到了海外。
1986年春，巫宁坤应邀在英国康桥作客，写下了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的自传性长文，他把在大陆中国30年经历概括为一句话、九个字：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后在此文基础上形成了一部记实性自传著作《一滴泪》。此书用英文写成，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立刻被翻译多种文字，风行世界各地。后作者应读者之邀把它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巫宁坤算得上是千千万万右派中的“幸运者”，他的幸运不仅是存活了下来，更在于他回归到了自由之邦，并把用生命换来的痛苦经历幻化成了文字，通过它，使千千万万读者在为作作者的命运感叹唏嘘的同时，灵魂也得到净化与升华。
（取材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戴煌的文章：《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董时光，是三人中极富特色、也是三个故事主人公中结局最悲惨的一位。
董时光是四川垫江人，留美教育学博士。他在美时是激烈的“左派”人士，发表了大量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因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亲共的危险分子，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因为有这一段“光荣”历史背景，他归国时受到周恩来接见和勉慰。多所著名大学争相延聘，董时光却选择了他的桑梓地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
谁知，这位只是从报纸和毛的著作中了解中共和“新中国”的“左派”董时光，一到了“新中国”的实际工作岗位，就发现自己严重“水土不服”， 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格格不入。一个最严重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与当时实际主持学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方敬、以及以方敬为代表的西师教职员工处处对立，对方把他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和“资产阶级右派言论” 的典型加以批判，他则无论如何不肯低头，不肯束手就范。这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了？
1957年春，毛择东亲自发动的整风运动来了，董时光认为他终于有了一吐真言的机会，于是响应号召，大胆向党建言、鸣放，下面是根据《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言行录》和《李天德日记1957-1958》整理的董时光向校内学生所作的一次演讲的记述。（笔者有删节）
上午九时，董时光由学生会主席引领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妙语连珠，让同学们倾心不已。
董时光讲起了他的鸣放意见，他说重庆是我的家乡，我到了西师，学校只给了我讲师的待遇。我没有计较，我是回家乡献身教育事业的，不是来争待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讲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吗？我相信自已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辩，只会对孙悟空唸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领导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着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头上却戴着紧箍咒，真让人心寒。
方敬不像领导，倒是像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青年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去了大放厥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谢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青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孩子，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
台下学生极为亢奋，有学生高喊：董老师，讲一讲美国民主是啥样子的吧！
董时光便谈起了中国民主建设和要借鉴美国的问题。他说，美国是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靠人民的选票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一旦发现违反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协调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安全的社会权力结构。……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为什么？就因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行为的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选择国家的执政者和管理者。国家者，全体公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一党之国家。民主制度是每个选民以手中的选票，来选择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执政者，全体选民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产党批判蒋介石以党代国，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并以民主自由为自己的开国纲领。一党执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
接下去，董时光谈到对西方的学习，特别是美国，它的好的东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学，不能一切只学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董时光随心所欲，滔滔不绝，博得大学生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董时光“鸣放”的自然远不止这些。因为，在毛泽东尚未作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之前，重庆市的党政当局凭着直觉就已经在收集董时光的“反党言论”，并刻意加以“拔高”以便秋后算账了。比如，他们故意把董时光批评的一些“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的话，篡改为“投降变节分子”，“善于曲膝的人”，“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 的人，还说，“对阿谀奉承者应该 杀掉”。 当局把董时光的话刊登在《重庆日报》上，董发现与他实际说的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可报社不予理睬。董认定，这是“阴谋”。于是写信给重庆日报社指责其断章取义，要求向他赔礼道歉，并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而《重庆日报》不仅不肯“认错”、“道歉”，还把他的来信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样板刊登出来。就这样，在20多天的鸣放期间，董时光一方面成了受到重庆学界广大师生、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大红人，“重炮手”，各大专学校学生组织纷纷邀请他去讲演；另方面，则成了当局咬牙切齿的敌人、刁民。所以，不管毛泽东后来是否发出反右号召，董时光受到当局的清算都是无疑的，只是时间早晚和方式的问题。
终于，毛给各级党委和党的积极分子下达了对“右派” 的反击令！“左派”们雀跃欢呼，董时光自然成了教育界的首要目标。
西南师范学院为了批倒、斗垮董时光，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挑选了一批所谓政治立场坚定、口才好的党员和学生，临阵磨枪；还向重庆各高校发出了邀请信，各大学都派出了自己的反右尖兵，准备与董时光大战三百回合。
斗争大会气势颇盛，主席台上拉起了“揭发、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大会”的巨大横幅，台下几千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气氛肃杀而恐怖。
董时光被带上台时，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翩翩风度，但一付“士可杀不可辱”的傲然之气仍然跃然脸上。那时的批斗会不象后来的文革那样，只是对被斗者进行“武斗”折磨，还有点辩论会的样子。在主席台上，董时光与主持人争执了好久，终于争得首先发言“检讨”的权利。他走到麦克风前，极力克制了好一阵，才语气沉闷地开口说道：
“主持人要我交代攻击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话是攻击污蔑？共产党要整风，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怎么又说我是攻击污蔑？攻击污蔑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订？总不能随心所欲说人家是攻击污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霸道做法！”
台下立刻喊起口号声：“不准董时光攻击污蔑！”“董时光必须老实交代，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巨大的呼号声在会场上空迴响。
董时光理直气壮地对着麦克风大声喊：“如果你们认为我攻击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攻击了又怎么样？！执政党犯了错误，难道还不准公民批评吗？在美国，公民不但可以批评总统，还可以叫他下台。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还有没有权利批评执政党？！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到底还生不生效？！”
台下几千人又喊起了口号：
“不准右派分子嚣张！”
“右派分子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
董时光则轻蔑地喊起来：“既然喜欢喊口号，你们就喊吧。至于让我低头认罪，我向谁低头？向谁认罪？你们有什么权利宣布我有罪？你们是法官？不是法官，怎么可以指控一个公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主持人这时抢过话筒大声宣布：“董时光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党反人民立场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要严正警告董时光，你想抗拒这场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到头来只能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自绝于党和人民！现 在大家来揭发批判！董时光，你好好听一听人民的吼声吧！”
台下几个人立即站起来高 喊：“我来揭发！”一个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许就冲上主席台，满腹激愤的说：“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声讨右派分子董时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是污蔑我国没有民主，不如美国民主，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搞个人崇拜，三 是攻击我 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击我们的教学大纲学苏联，是教条主义死搬硬套，五是攻击我国不尊重人权，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人权观，六是攻击党委独揽大权······”
台下不少人举手要求上台发言，主持人指定一个女同学上台，她就是那对新婚夫妇中的女主人，她一腔激动地说：“当年我结婚，敬爱的方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时光害怕我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崇拜，恶毒攻击方书记搞个人崇拜。我们就是要无限崇拜我们的伟大领袖！……”
后来的情形有关资料没有记彔了，但是我们从以上的记述中就可以想像那场集滑稽、愚昧、恐怖于一体的批斗大会，决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 的结果。面对几千愚氓加恶棍（暂且让这几千人受此恶谥吧）的汹汹气焰，董时光像傲立群氓之上的宙斯大神，睥睨时流，无惧无悔；而那些充当“辩斗士”的愚氓们除了表演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甘当驯服而又凶恶的工具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任何本事。令那些“积极分子”未曾想到的是，他们那些气势汹汹的表演，除了表明自己甘当可耻而又可怜的暴政爪牙和应声虫角色之外，还让历史留下了自己丑恶的记录。
笔者坦言，在本人所经历过、或听说过的对右派分子的批斗大会上，还没有如董时光这样正气浩然地对批判者针锋相对的反批判；没有听到、见到如此大义凛然、而又一针见血对所谓右派言论的反驳！从这点来说，董时光不愧是从民主国度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不愧为敢于以死抗争、威武不屈的传统中国士人的楷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到董时光这种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么幼稚！他们有着如水晶球般透明的思想和行为逻辑，可一旦到了毛氏中国这种污秽、黑暗的环境，就变成了毫无政治免疫力和抵抗力的“白痴”了。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理把整风看成是一场“根绝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把毛看成是想借整风运动“还权于民”的伟大领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二十世纪的当今还有个“秦始皇加马列主义”……
不久，董时光便与其他极右分子一起送去劳动教养，先是被送去修内昆铁路和成昆铁路，尝够了饥饿、寒冷和超强劳役下猪狗不如的劳改犯滋味，看到了众多伙伴累死、饿死或自杀的悲惨下场。这时的董时光的思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记载，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开始认真、痛彻反思、反省他在美国时对中共和毛的认识，重新评价他当时做出的归国的抉择。可惜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他当时的具体想法和说法了。
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董时光和其他右派劳改犯被转送到“雷马屏劳改农场”，这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被派去当养马的马倌。此时已进入大跃进饿死人的高潮期，饥饿和死亡笼罩着整个劳改农场。
董时光此时也已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折磨得他完全脱去了人形，有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无意中忽然有了一个发现：在马粪蛋中，竟然有一两颗没有消化的胡豆！他赶紧在一堆马粪中寻找胡豆，把它洗净了积累起来。他舍不得将这些宝贝全部吞下肚，而是日积月累地攒下了一小袋，以便在最危难的时候救命。谁知，他的秘密被同伴发现，立即向干部告密。于是，大右派偷吃马粮成了全劳改队的特大新闻。在批斗会上（这次不同于在学院的批斗会了），经农场干部安排、鼓励，劳改犯们一拥而上，将已经弱不禁风的董时光打翻在地，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鲜血，后送劳改农场医院不治而亡。终年48岁。
董时光的如此结局是必然的，即使他不死于当日，也会死于以后，且不说他很难熬过无期徒刑的劳教岁月，只后来文革那一关，他是绝对过不了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给右派“改正”，但地方当局硬是顶着不给董“改正”！——可见地方当局对董的仇恨之深。后来上面考虑到董时光的大哥董时进是美国著名农学家、名教授、美国国务院的农业顾问。鉴于“国际影响”，有关方面才于1984年5月强令西师宣布对右派分子董时光给予“改正”。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总第64期余习广文章《归国留美博士董时光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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