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好冤啊！

记述我从55年肃反逮捕审查以来的60年悲惨經历

   
叶孝刚

    我解放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浙江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夜校教书，学校校长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景才兼任的，是老党员老干部，教务主任是浙江中苏友协领导王顾明（林乎加夫人）兼任的，也是老党员老干部，唯独学校具体行政负责人铁流，是中学学历，青年团员，南下干部，我曾说过‘铁流学历、政历都不够格’的话。不料，这句话刺痛了铁流，也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悲伤。
   
    55年开展肃反运动，铁流在会上公开点我的名，揭发我存在严重历史问题，要我坦白交代。我认为：解放后我才进的大学，当时年仅20岁，不可能有严重历史问题；在肃反中提出的严重历史问题，其性质肯定是反革命的；我的历史，我自己最清楚。我认定，这是无中生有，加害于我，是政治中伤，故意陷害。于是，我跟铁流唇枪舌战，争个没完。
   
    55年9月27日，公安机关逮捕了我，关进了湖墅看守所。我闹个没完，说是政治中伤，故意陷害。审讯人员找我谈话，出示检举材料：李久钦以曾和我是同班同学的身份，检举我43年在顺昌临时初级中学集体参加过三青团。我表示：班级集体参加三青团，我知道，但我生病在床，捞不到参加；初中三年，我读了四年，一年生病，可作佐证；也可向在押犯包惠康了解我读高中时有否参加过三青团活动，他是我高二的级任导师（即班主任）；提供有关同学，请政府调查核实。审讯人员表示：有检举材料，不是政治中伤、故意陷害；是不是三青团员，我们会审查、作结论；不准闹监，否则，后果自负。这时，我才明白，铁流从中做了手脚，将集体参加三青团说成是严重历史问题，报复、作弄了我。
   
    我苦苦煎熬了一年，终于迎来了肃反结论：即使集体参加三青团，也不是反革命；恢复工作，工资补发；是不是三青团员，待后继续审查。这个结论（给我看过）有两个特点：是平反昭雪，但不否定肃反捕错；留了个尾巴，是不是三青团员，待后继续审查。
   
    待到中共整风时，领导动员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提了‘肃反逮捕关押我审查一年是冤枉的’意见，可到了反右时，却诬我攻击肃反运动，给我戴上反党右派帽子。我申辩说，我是解放后考入大学的，是党一手培育成才、不可能反党的，再诬我对抗运动，目无领导，再给我以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的惩处。
   
    63年宣布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继续劳改。我在白布上写了‘我不是三青团员’， 缝在衣背上，进行公开申诉。管教员计志清问我，你这么干目的何在？我告诉他，我的错案是由‘我是不是三青团员这个问题引起的，’只要澄清这个问题，我的整个错案就迎刃而解、非纠错平反不可的了。他说，你想翻案。我说，正是。
   
    过不几天，计志清管教员当众出示敌伪档案三青团名册，进一步冤枉我是三青团分队长兼区队副。我不曾亲笔填写过入团申请书，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我心中有底，就一口咬定，三青团名册是伪造的，为此，当即受到带镣批斗、禁闭反省的惩处。
   
    我不曾亲笔填写过入团申请书，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无疑不是三青团员。国民党败退台湾，不可能假造一份三青团名册，来故意陷害我。名册中的人，确是我的同学，是计志清不可能知道、也无法伪造的。这份三青团名册是怎么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禁闭室里一天两个饭团，呆久了，是要死人的。我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耍花招。我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是由郑民彝、朱轮介绍参加三青团的，他们是正、副区队长，我是分队长兼区队副，政府不轻信口供，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可以向郑民彝、朱轮调查核实。计志清接了我的认罪书，给我开去脚镣，解除禁闭，参加劳动，以观后效。
   
    ‘政府不轻信口供，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可以向郑民彝、朱轮调查核实’，这是我为翻供写下的伏笔，因为，郑民彝、朱轮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郑是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朱是中共福建省医学院党委委员，他们都曾是我的同班同学、至交朋友，他们肯定会为我不是三青团员作证。我解除禁闭，恢复劳动后，稍加休养，即向队部翻供，阐明招供是被逼的，要求队部直接向郑民彝、朱轮调查核实。队部未作回复，我怕再吃苦头，也不敢坚持诉求，双方表示沉默，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80年党和政府给我纠错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我一回到学校，立即要求学校澄清我的三青团问题。学校委派王爱伦、张广飞外调，返回后告诉我，会见过郑民彝，也查阅过三青团名册，确有我的名字，是分队长兼区队副，但结论却是：相信个人交代，不予认定。我感到奇怪，李久钦的个人检举可以不予认定，敌伪历史档案怎么可以不予认定？我想不通，处在矛盾中。
   
    我89年退休后，独自去了福州，找到朱轮（郑民彝已病故），同去敌伪档案馆查档，亲眼目睹这份三青团名册，确有我担任分队长兼区队副的记载，我给懵住了。我要求出示我亲笔填写的原始档案入团申请书，没有，我要求出示我参加三青团活动的记载，没有。这是怎么搞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朱轮告诉我，我们的级任导师吴其瑗是学校三青团的头头，他为了显示自己发展团员的成绩和多领活动经费，假造了不少类似的上述三青团名册，这样，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我推测，王爱伦、张广飞会见郑民彝时，从中知道他对吴其瑗谋图私利情节的介绍，于是，才作出‘不予认定’的结论，这就无可非议、理所当然的了。
   
    我确实不是三青团员，却为此坐了一年班房，后来又打成右派，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23年。我的损失是惨重的：29—52岁的青春年华在高墙内白白糟蹋；我母亲为我哭瞎眼睛，而后病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29岁未婚蒙冤，52岁昭雪，54岁结婚，未曾生育，害得我断子绝孙；我52年大学毕业，至今还只是个相当于讲师的职称，害得我事业无成；冬天强迫我睡水泥地，让我患上气管炎，害得我一生难除；······损失真是一言难尽，罄竹难书。我劳动改造23年，吃了多少苦头，也是任何人可以想见。
   
    党和政府给我纠错改正、恢复工作，这足以说明我原本是无罪无错的。我无罪无错，公安机关剥夺我人身自由、监禁专政改造23年，须按非法拘禁依法赔偿，于是，我胸前挂着裱装精致的‘我无罪无错，公安机关剥夺我人身自由23年，要求依法查处’大字报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大门前公开上访。问题虽然沒有解决，但是公安、政法给过我不少关照、抚慰：拾万元补助、每年两个月公费避暑、毎年公费订阅两份报刊、每周三袋水果······我还有口气好透。
   
    我的退休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早在两年前就将我的‘肃反错捕、右派错划、劳教错送’ 案上报审批，我也多次上访要求给我作岀‘三错’ 整体平反结论，杭州市教育局至今沒有书面回复。杭州市教育局给我制造右派、劳教错案，又压制我正当申诉，我多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即使中央规定自2015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应’ ，也不例外。这口气我实在透不过来。
   
    我原本无罪无错，可三个错案躔身，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23年，历时60年不得平反昭雪，这在全国、全世界可以说是絶无仅有的了。我无罪无錯，剝夺我人身自由，強行专政劳改，这是政冶压迫。给我纠错改正、恢复工作，却不发还我被扣的23年工资，这是經济剝削。不给我作‘三错’ 整体平反结论，即意味着对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剝削持续了整整60年，我是多么悲惨啊！
   
    现时，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给我作岀‘三错’ 结论，彻底平反，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