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五十八章
季鹏
技高一筹:从党内斗争看毛泽东的
政治流氓本色
笔者以为，在大陆中共官方之外的学者对毛及中共历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一是认为毛的错误和罪恶是他在建国之后特别是晚年才犯的，是因为胜利、产生了骄傲情绪和好大喜功的结果，亦即所谓“斯大林晚年现象”，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毛及其 “革命路线、政策”是正确的；二是对毛及共产党在历史上一些血腥的暴行，如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对手无寸铁的地主的残酷虐杀，认为是革命的需要；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借“打AB团”滥杀无辜，也认为是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难以避免的错误。再是，受传统的“成王败寇” 观念的影响，一般人认为毛领导的革命毕竟胜利了，那就说明它在大的方面是正确的，对毛已往那些错误（岂止是错误？），也就不应该深究了。
这种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明显地是错误的。对一个人的历史不能人为割裂，毛参加中共时已28岁，去井冈山时33岁，早已是政治成年期。毛本人也从未对他早年历史有过反省、批判，反而一再強调他和他的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没有必要为毛隐恶。至于历史不谴责成功者更是谬论，夏桀、商纣，秦始皇、以及希特勒、斯大林不都曾经是成功者吗？ 如果历史对“成功者”、权势者都不能批评、谴责，那么历史这门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探究历史必须以亊实为依据，功过、是非都应该分明，并且不以一时的成败誉之，毁之，这样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和研究历史的义意所在。
其实，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没有多大变化的。毛自称他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其实与天斗、地斗，也是通过与人斗去实现的，所以说到底还是与人斗。这是贯穿毛一生思想行为的主线和始终如一指导方针。毛泽东之所以说这种斗争“其乐无穷”，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他是这种斗争的胜利者，中共的历史就是毛这种斗争不断胜利、发达的历史。到后来毛己经斗争成瘾，越来越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完全成了“整人狂”、“虐人狂”、“杀人狂”。看来还是知夫莫若妻，杨开慧早年就给予他的八字评价：“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胜过后来各类学者对他的千言万语的评价。
下面我们谈谈毛在江西苏区时期在党内斗争中的一些情况，见识一下毛对斗争哲学的早期运用，这也许只能算是毛的斗争哲学的滥觞，但对毛主义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过程，是研究毛和毛主义不应忽略的一个环节。
一、与上级斗：硬顶软磨，我行我素
毛的党内斗争术是他获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基本特点是善于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等手段打击和迷惑对手，多数情况下都能战而胜之，取而代之。他有两个一般对手难以企及的特质：一是流氓无赖的本性，这使他可以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可以完全不顾道德底线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二是他善于变脸，巧于伪装，能屈能伸、能白能黑，亦庄亦谐，像一条带剌的泥鳅，令对手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下面分别从其与上级、同级、下级的斗争中略窥其－斑。
这里说的毛与上级斗，主要是指他到井冈山以后，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逃离“中央苏区”之前这段时间与中共中央的纠缠，而不是指他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斗争的全过程，后者我们将在另外的章节中逐歩展开。
在上述这段时间里，毛尚未跻身中共的领导核心，而是处在中共中央的“下级”的地位，所以总的形势对他是不利的。这段时间的前期，他的上级不仅有中共中央，而且还有湖南省委，甚至湘南特委。有这么多“婆婆”对他发号施令，这是一件不容易对付的事。
毛刚到井冈山尚未站稳脚跟，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已探得其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的情状，十分恼火地通知他去中央开会。毛当然知道，他对秋收暴动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而且暴动失败后将队伍拉上井冈山也未经得中央的许可。所以，这种情况下去开会，无异于自投罗网去挨“整”，而且很可能一去就不复返了，因为中央完全可能另外派遣一个人来统领井冈山这支部队，而将他留在上海住亭子间充当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或者派他去别的根据地担当中下层职务，那样，他的一生就完了。他选择的是以武力割据，称雄一方，然后靠实力跻身中共领导层，进而问鼎中原、夺取天下的人生目标，岂能在开始阶段就被挫折毁掉。所以，这上海的会他是决不能去参加的。果然，毛决定对上海的命令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这在纪律森的共产党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是一种“抗旨”行为。但毛不怕。现在我们已不知道毛是以何种理由应对中共中央，但可以肯定，毛有软硬的两手，“软”的一手，他可以对中央作出书面检讨，承认错误，同时又说明甫到井冈山，立足未稳，危机重重，绝不能在此时离开，而且说明在井冈山建立和保存这块根据地的重大义意云云。“硬”的一手是，毛凭借手中这支武装力量，中央对他是毫无办法的，这时中共的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南昌起义以及其后的广州起义都失败了，其他根据地大多已被国民党摧毁，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的残兵败将还在各处“游击”而未有安身之地。这种情况下，毛这支武装力量和他新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就显得非常可贵了。毛只要牢牢掌握这支武装力量，中央就不仅不能“整治”他，还得依靠他。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毛拒不去上海开会，中央虽然无法叫他去，但也不能如此“便宜”了他（中共中央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要维护中共中央的纪律和威信），因此不久，中央的临时政治局便自行开会，在1927年11月10日通过了一个包括谴责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有关领导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决议案中对毛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决定将毛“开除”出临时政治局和湖南省委（毛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撤消暴动前成立的“前敌委员会”（毛的前委书记一职自然也没有了）。过不久，中共中央大概觉得处分太轻，应该撤消毛的一切军职，完全剥夺他的军权，于是又在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去信，称：鉴于“毛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湖南省委应“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军中召开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明白勇敢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
按照中央这一指示，是要将毛赶出军队的领导层，彻底剥夺他的权力了。这一指示如果及时传达执行，毛的命运或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幸运的是，中央的这一指示发出一星期，湖南省委便被国民党一网打尽，这个指示也就无从落实了。
等到1928年3月，湖南省委恢之后，派了一名叫周鲁的人去到井冈山传达这一指示，这时毛在井冈山军内、根据地内的地位已经巩固。湖南省委也没有另派专人去接替毛的党代表职务，可见手中无兵无勇的湖南省委先自胆怯了。但周鲁在传达时将开除毛的临时政治局委员误为“开除党籍”，这样，毛就不能当党代表了。然而毛却叫他的一名亲信（何挺颖）代替自己接任“师党代表”，自己则转任“师长”，而一切实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可见周鲁根本不是毛的对手，动不了毛。毛的另一个对应办法是将中央的这一指示只传达到少数人止步。因而对他在军内的威信、地位并无多大影响。
在这段时间，毛派出人去联系南昌暴动的余部，而朱德率领的南昌暴动的余部也在打听毛部的情况。很快双方接通了关系，4月，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
朱、毛两支部队汇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仍就任党代表。
就这样，由于秋收暴动失败引发的毛的“政治危机”，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毛由原来的“师党代表”顺利“晋升”为“军党代表”。
毛第二次对中央抗命是1929年4月。起因是毛视井岗山为自己独家的政治资本，不甘让朱德平分他的权力。1928年4月朱毛两军合并后，毛就盘算如何使自己位居朱德之上，取得对红四军的绝对领导权。这时他的前委书记一职已经在当年11月恢复，他以加強统一领导为借口，以自己党代表和前委书记的双重身份提出“党管一切”的口号，对全军大小事务进行独裁。结果引起朱德部队的强烈不满。但毛不仅不收敛，还进一步撤消了红四军中由中共中央设立的“军委”，取消了朱德的军委书记职务，进一步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这次朱德有点沉不住气了，进行了有限的反抗，在1928年冬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井冈山红军发动进攻时，朱德不顾毛的反对，毅然率军离开井冈山去新的地区（赣南、闽西）发展。朱部是主力，朱部走了，毛独力难支，无奈只得率领自己的部队跟着朱部转移。于是，在逃跑的路上双方继续开展权力斗争。
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的追兵被调回去打内部的派仗（蒋桂战争）了。没有了外部威胁，朱毛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了。上海的党中央获知朱毛二人争权夺利的斗争，多次调解但收效不大。于是，想采取把朱毛一起调离江西根据地，将二人拆开以息事宁人的办法。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发出一信，信中提出：“中央根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的需要。……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但是，这封指示信迟至4月3日才送达朱毛部队，这时，红四军已在赣南和闽西大展拳脚，连续打下了包括汀州这样的中等城市的大片地盘，正在喜气洋洋之际。而毛在与朱徳的斗争中己取得初步胜利，这时已身兼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三个要职，朱德已甘拜下风了。大权已全都集中在毛一人手中。这种情况下他怎肯俯首听令？毛不去，朱德当然也不去。于是，中央的“调令”再次成为一纸空文。
在中国，传统上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不成文规矩，所以，毛敢于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不过，当时并不是“战时”，如果这种时候中央不能指挥下属，那么它就只能算是空头司令了。其实，党中央也知道，毛之所以有恃无恐不听调令还是因为他军权在握，没有直接掌握军队的党中央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只好暂时牵就。
几次在内斗中大获全胜的毛，这时已看清了两点：一是党中央不过是个“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莫斯科却是支持他的（斯大林亲自批准了他要求恢复前委的报吿。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二是莫斯科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能把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他越是把事情弄得轰轰烈烈莫斯科就越喜欢他、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拿他没有办法。
认准了这两点，毛的胆子和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撇开中央擅自抓权。毛在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到达有“东井冈” 之称的江西本地共产党和本土红军的根据地东固，见到了以李文林等江西共产党领导人。鉴于自已的军力占有绝对优势，毛决心鸠占雀巢、反客为主将赣西南这块共产党根据地据为己有，将原来的江西共产党人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使自己自动升级为整个江西和闽西所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总头目。
为实现这一计划，必须首先对赣西南根据地原有之机构和领导层进行改造重组，将自己的心腹安挿到新的领导机构中去掌握领导权。毛利用朱毛武装力量的优势，強行撤消了原来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将两者合并为新的赣西南特委，任命自己的亲信、后又是连襟的刘士奇为一把手，掌控赣西南特委。又将李文林的主力部队红军第二、第四团并入彭德怀部，另外成立由江西本土武装组成的红军第六军，毛指定自己信任的黄公略为军长。随后，毛将自己的红四军前委升级为兼管红五军（彭德怀、滕代远部）、红六军（黄公略部）的“总前委”，毛自任总前委书记。这样，就意味着毛成了江西所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这些举措无疑引起原江西地方共产党人的強烈不满。为了压服不满者，并彻底打垮赣西南本地共产党的势力，毛于1930年2月上旬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一次江西境内各红军和各根据地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为了使这次议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通过相应的决议，毛使出了两个卑鄙手段：一是临时改变会议日期，将原江西本土代表排徐在外。毛将原定2月10日正式开会突然提前在2月6日召开，等到参加会议的江西本地代表赶到到时，会议已于9日结束，決议已通过了。二是将自已阵营中不可靠、可能不听话的领导人也排除在会议之外，实际参加会议全为毛的亲信或拥毛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士奇、曾山、潘心源、熊寿祺、以及被新任为红六军军长的黄公略等；其他应出席的人员如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陈毅等都未能与会。
在陂头会议上，毛对江西和赣南共产党领导人江汉波等开展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等人气势汹汹指责赣西南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犯有有两项“严重政治错误”：
一是，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 进行分配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
二是，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是指由毛泽东派去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令，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内中宣布：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这等于是向李文林等原赣西南党委和红军发出的进攻令，由此，拉开了江西苏区持续两年的“肃反”——“打AB团” 的序幕。
这种针对江西本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发出的进攻的决定，自然引起了江西共产党人的不服和反抗。于是，毛决定一不做、二不收，以武力鎮压，先杀鸡儆猴。毛借口江西共产党和红军执行了“富农路线”， 把本属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转化为敌我矛盾，以“反革命”、“叛徒” 的罪名处决了郭士俊、刘万等江西本地共产党的“四大党官”，开了以杀人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先河。之后，毛便按照这一公式开展党内斗争，将党内一切不同意见的争议变成令人谈之色变的、血腥的所谓“路线斗争”。
陂头会议作出如此之多重大决议，毛不仅事前不报告中央，事后也不报告。毛的打算是待一切已成为既成事实再报告，迫使中央承认。后来红五军政委滕代远将陂头会议的有关内容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得知后有些着急了，首先是因为江西新成立的红六军的军长黄公略党中央已另有安排；其次，中央对毛不报告中央擅自作出一系列决定，特别是擅自“兼并”其他红军的越权行为也极为不满。于是，在4月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全国各地红军发了个通知，再次重申：“各地已组织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等于不点名指责了毛的趱权越轨行为。
不过，可以看出，这个“党中央”对于毛仍是谨慎小心行亊，不敢点名，也不敢直接斥责。这反映了当时的党中央对毛已有几分畏惧的心理，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是李立三，李立三是毛的长沙同学、同乡，曾是毛的部下。现在虽被共产国际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他对毛终究是了解的，知道此人不好对付。更重要的是，在一年多前，在恢复红四军前委和毛的前委书记问题上，毛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支持，这更使李立三不敢造次。所以，也是在4月3日，李也以中央的名义给毛去了一封信，叫做《中央给红四军总前委的信》，信中虽然重申了中央的立场，并要毛到上海开会。但对毛的批评非常委婉，信的末尾说：“刚写这一封信时，张幄筹同志（在江西的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由赣西南来，知道你们有极大的发展和组织上的改变，中央将于最短时期中，根据张同志的报告，加以详细的讨论，并给你们最周详的指示和人员的供给，并特告知。”
毛接到中央的4月3日来信，一看便知道中央的底气不足，首先从信函的标题：《中共中央致红四军总前委的信》就可知，中央已经默认他擅自成立的这个总管三个军的“总前委”了。信中对毛擅自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也不敢批评，更不敢推翻，只说“知道你们有极大的发展和组织上的改变” 。还要给予“人员的供给”，以示支持。据此，毛认定，信中再次提出要他去上海开会，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不过，既然李立三给了他面子，他也就在迫使中央承认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向中央说一些好听的软话，以博得中央的进一步退让。但此后毛不但不去上海，还与刘士奇勾结，将反对他擅自抓权、越权的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暗中杀害，同时却以江的名义给上海写了一份支持陂头会议各项决议的假报告。毛的这一手实在卑鄙、阴险，毒辣，不但私自杀害不同意见的高干，还让被害者向中央表态“支持”自己。可谓无耻之极了！
4月26日，大概是上海的中央不见毛回信，又不见毛来上海。于是根据“张同志的报告”，再次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致红四军总前委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四点：
（一）要毛务必来上海参加中央筹备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信中说：“迄至今日，毛同志还未到沪，不知迭次调毛同志出来的信是否收到？或毛同志业已动身？或是因事牵制不能出来？中央认为，此次毛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而且，“苏代会万一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
（二）“红三、四、五军总前委，只是一个党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军事集中指导机关，即三军的总指挥部。中央指示你们立即成立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
（三）“总前委书记毛同志来沪后，由三个军前委书记中指定一个人代理，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四）“你们现有第六军的名义，仍应按中央规定改为第三军（六军已在湘鄂西成立）。军长一职，中央……派蔡申熙同志来充当。现闻已由黄公略同志充当，黄同志久有斗争经验，当然是很好的，但黄同志曾决定他当第八军军长（正在成立）。事实上可以改变或不应该改变，均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定，由你们会议最后按情形决定，中央对于这一决定是可以伸缩的。但蔡同志如果不派三军工作，中央意见还是要他回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此信的前面还对毛擅自召开的陂头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不报告中央，委婉地批评说，“惟是中央没有接到你们的详细报告，感觉很困难的来具体指示你们。”
从此信全文看，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是要调毛去上海。去上海的理由本来是去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苏代会），可是，中央为提防毛以无法按时赴会为由不去，笔锋一转，突出强调“苏代会万一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这就露了底，开会并不是主因，调毛离开根据地才是目的。“迭次”一词，说明中央要毛离开江西去上海的调令已下达过很多次了。但毛就是充耳不闻，不予理睬。正由于此，其间还传闻（或毛有意使人散布）毛已经为革命“牺牲”的消息，以致莫斯科信以为真，还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专门发了一则关于毛已去世的“讣告”……。大概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经过再三讨论，觉得毛实在太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于是下定决心此次一定要把毛调出来。“中央”很清楚，只有将毛调离他的“巢穴”，江西的事中央才好指挥；而朱、毛的矛盾，毛与江西地方党的矛盾也就会迎刃而解。但他们也知道，中央对毛没有足够的“牌”可以使他屈服，故只能采取温和的办法，“软”的办法，希望毛能给中央一点面子。虽然信中反复使用了“一定要来”，“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这样貌似强硬的字眼，但却没有一句如果对方不服从、不出来如何处置的话。这使毛看出了对方的色厉内荏。
为对付毛擅自成立总前委的越权行为，党中央以另立一个总指挥部来牵制，并指定朱德为总指挥，以与毛抗衡。
这一切自然使毛十分生气。他决定对上海来信仍然采取他的老办法：对于与他切身利益无害的，可以照办；对于他认为有害的，则 “无论如何” 不办、坚决不予理睬。
根据这一原则，毛对中央这次气势汹汹的来信的具体答复是：同意将红六军改为红三军。仅此而已。其余的呢？对不起，一概不予理会。三个军的总指挥部拒不成立，朱德自然也就当不上这个总指挥，一切大权仍然全部集中在毛手中。
至于三番五次指令他去上海去开会的事，毛更加嗤之以鼻。他决不会离开他的权力窝。这是他当年做出武装割据、占山为王决策的一个原则，他要做实权派，而不充当任由他人主宰、听凭他人调来调去的角色。
不久，中央派任红三军军长蔡申熙到江西赴任来了，可毛就是不给他面子，使蔡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好灰溜溜跑回上海去了。逼走了蔡申熙，毛按原计划扶黄公略上任，正式宣布黄为红三军军长。
到此为止，毛这次与中央的斗争可以说获得完全胜利。不久，他又将他的三个军扩充为六个军，成立为第一方面军，自己当起了总头目，中央当然只得“承认”。毛的山大王是越做越大了，气魄也越来越大了。
不过，在与中共中央的斗争中，毛也不是全都采取这种“硬顶”的傲慢态度，有时候，比如在不涉及他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或者他背着中央擅自做出一些越轨的行为，自知理亏的时候，便也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充满柔情蜜意，装出一副“顺臣“的样子。比如1929年春，在从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的途中毛擅自撤消了红四军军委，夺了朱德的权。毛自知这是种趱越行为，怕朱德向中央告状。他自己也不敢立即向中央报告，想造成既成事实后使中央不了了之。因此，这段时期毛特别勤于向中央写报告，而且报告中充满了甜言蜜语。如3月20日毛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为，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即中共六大）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4月5日的报告说：“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个报告。”等等。
上海的党中央知道毛在耍手法。为了抑制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派了－个叫刘安恭的到红四军来担任仅次于毛、朱的三把手（政治部主任），目的很明显，就是分毛的权并就地了解朱毛斗争的真实情况。刘安恭立即发现毛在军中大搞“独裁”，“书记专政”，“不服从中央”等等，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朱德一边与毛斗争。毛知道原有的一切都瞒不住中央了，只好先采取退缩策略，向中央委婉地说明他要撤消军委的理由，并说只是“暂停军委办公”，不是撤消。报告的其他部分则充满了讨好、恭顺的语言，如：“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惟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指示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 可就是这同一个毛泽东，仅仅在一年多点之后，就借打AB团之机，将他原来盼望给予他“指示”有如大旱盼云霓的中共江西省委大大小小负责人，几乎全部“斩草除根”！此真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说谎成不了大亊”。
毛对于他的另外一个上级中共湖南省委，乃至湘南特委，更是从心底瞧不起，他只相信实力，不在乎这些手无一兵一卒的所谓“上级”。但他表面上仍然敷衍它们，但是当侵犯到他的利益的时候，则坚决抵制之。如1928年3月，湖南省委为加强对湘赣边区的领导，决定成立边区特委。毛敏感到湖南省委此举是意在夺取他对边界地方的领导权，于是进行暗中抵制，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到宁冈县从事创建湘赣边区特委的工作，毛则操纵由他一手扶持和控制的永新、宁冈县委，以及酃县、遂县地方党组织，叫他们拒不与杨开明合作，杨无法只好跑回长沙。杨走后，毛即自己动手组建了边区特委，并自任书记。这显然是在向湖南省委示威。但不久之后毛又考虑到要和湖南省委这个顶头上司搞好关系，必须敷衍一下，于是主动请杨开明回来代理特委书记，可是毛仍在幕后进行操纵，诸事只能按毛的意见办。杨开明和湖南省委拿他无法，在背里称他为“新军阀”。
朱德与毛部汇合不久，湖南省委作出要朱毛红军参加湘南暴动、“向湘南发展”的决定，并派杜修经来传达这一决定。当时毛为首的红四军部分领导人决定抵制湖南省委这一计划。但是朱德的部队一致要求“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原来朱部到在井冈山后，反映“吃不饱饭”，“与其在井冈山挨饿不如回家挨饿”。朱德下辖的 二十九团率先擅自向湘南的国民党军进攻，朱德已无法控制部队，只好带上二十八团一起向湖南进军。结果在郴州被国民党范石生部击败。（范石生与朱德是同窗好友，在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最困难的1927年12月，范石生给了朱德以巨大援助，使朱部“起死回生”，双方约定以后互不攻击。所以此次朱德率部进攻驻扎在郴州的范部，是一种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行为。后来朱德说是情报错误所致。）先溃败的二十九团士兵擅自向老家宜章逃跑，结果被国民党军全部消灭。二十八团也损失一部，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也在此次战斗中牺牲。这就是所谓“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给了毛泽东攻击湖南省委和朱德的最好机会，在此后毛泽东给中央写的一系列报告中，都把“八月失败”作为头等大事反复分析、谴责。如毛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载入《毛选》第1卷）中，他把八月失败的罪责首先归咎于湖南省委及其派出的杜修经、杨开明，其次应负责的是红四军军委，也就是朱德（朱德是军委书记）。毛利用此事可谓一箭双雕，既打击了他讨厌的上级湖南省委，又打击了他的竞争对手朱德。此事使湖南省委和朱德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支持毛搞集权，其理由就是“八月失败”的教训。毛又取得了胜利。
总的看，毛在与中共中央的斗争中屡战屡胜，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得到了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青睐与支持，这使他底气大增。而斯氏之所以支持毛，是看中了毛在斗争中的强悍作风和不拘常规的扩张、抓权手段。斯氏是过来人，他知道共产党要夺权，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是靠理论，不是靠按常规办亊的人所能成功的，共产国际培养的那些中共领导人虽然都是他的嫡传弟子，但他们都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身上还残存着书呆子气，大多只会跟随共产国际一步一趋，缺乏一种大胆泼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风格。而这正为毛所有。当然，斯氏也看到了毛不大听话的方面，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斯氏也不断地敲打毛、抑制他的野心。从而使毛由对斯氏衷心钦佩转生出些许怨恨。
毛后来一直强调所谓“党指挥枪”。但事实相反，毛无时无刻不在抓军权，他知道，一旦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这个党的－把手就会变成傀儡，并可能招来生命危险。所以，军队以后成了他的禁脔，决不让别人染指。后来毛的历届
二、与同级斗：矮化、吞并对手，先斩后奏
除了与上级斗以外，在毛的江西苏区生涯中，更多的是与同级斗。前面说的实际上也有与同级斗的成分，其主要斗争对手就是朱德。
毛对于与朱德的汇合，心情是复杂的，颇费了一番脑筋和谋略。在毛落脚井冈山之初，毛就派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得知有朱德领导的一支余部，就有“收罗” 朱部的野心。朱德这时也派人打听毛部的下落。在双方都得知对方的情况以后，却并没有立即“会师”。从毛的一方来看，他对两部的汇合既有期盼，更有顾虑，期盼的是与朱部的汇合，将大大增强根据地的力量，有利于抗击国民党的“进剿”。如果朱德自愿将他的部队完全融入他的体系，听从他的統一指挥，甘当他的副手，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可是当他打听到朱德的部队实力在他之上，心里就不踏实了。如果朱不听从他的指挥，甚至要居他之上、吞并他的部队，那该如何是好呢？他知道朱德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上比他内行，如与他对抗，不知道鹿死谁手……
其次，他考虑到井冈山的接纳能力。以井冈山及附近几个县的情况，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长期土匪滋扰和战乱，今天你来筹粮，明天他来筹饷，早已弄得民生凋敝，财尽粮绝，养活自己这支军队已见困难，如朱部来到，给养问题必将更加捉襟见肘。
而在朱德方面，了解了毛及井冈山的情况后，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朱德倒不是考虑如何争权夺利，只是想到井冈山地域有限，且地脊民贫，隐约感到并非理想的根据地。但他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只能是安顿下来以后再作下一步打算。原来，朱德在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率领残兵败卒千辛万苦奔到南海岸，却并未见到苏联的军火，反而部队被打散。朱收集残部转而北上，奉命去组织湘南暴动。由于执行极端残暴疯狂的烧杀政策，不仅暴动计划失败，反而引起农民赶杀共产党的“反暴动”。 朱部在当地无法立足，于是才遵照湘南特委的命令，于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部汇合（当时的体制、朱、毛部队都属湘南特委领导）。汇合后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亦为湘南特委的决定。
据有关资料，朱德带上井冈山的总人数约1.1万人左右，其中有八千系湘南的农民自卫队及湘南各县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在当地已法立足，走头无路只好跟随朱部上山。他们只有一些梭标作武器，不能算作正式军队。除此之外，朱的正规军有二、三千人，其中主力二十八团是原有“铁军”称号的叶挺部队，战斗力较强。总体上看，朱部的力量远在毛部之上。
毛面临的第一个紧迫问题是安置这支新来的庞大的部队，并且要使实力强于自己的朱德及所部官兵老老实实听从自己的指挥、控制。
毛所恃的本钱和优势是他在党内的资格比朱德老、地位比朱德高。但是不久前中央派人来将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撤了，他的“前委” 和“前委书记”也没有了（“前委”是个权力很大的机构，它在战时不仅统领军队，而且统一领导地方政党，前委书记是战时最高长官）。虽然他现在任军党代表，但党代表只管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其权力和权威还不如军长。所以，毛的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前委、重新坐上前委书记的宝座，以便名正言顺统帅部队，压过朱德。于是毛一边给中央写报告，而且不等中央答复，就自行召开党代会，将自己“选为”前委书记。
但是，毛知道，这个没有经中央批准的前委和前委书记有些不合法。于是毛继续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恢复前委。这时中共正在莫斯科开六大，毛的报告由秘密交通员从上海不远万里送达莫斯科，最终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如前所述，虽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毛印象很不好，但斯大林却不这样认为，斯看出毛是个有主见、办法多、能成事的人，因此爽快地批准了毛的要求，恢复红四军的“前委”，由毛任前委书记；同时在前委之下设军委，由朱德任书记。这样就明确了毛的“一把手”地位，而朱德只能在毛之下充当“二把手”了。毛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它不仅推翻了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给他的处分，而且，由于这一次决定是由全世界共产党最高领袖斯大林亲自批准的，这等于宣布斯大林是支持毛泽东的，那么，还有谁敢在以后打压毛、与毛作对呢？毛的威望无形中大大提高了。
就这样，毛在与朱德争权中的第一回合取得了胜利。
但是，毛是个对权力欲望永不满足的人，也是个在权力斗争中永不停步的人。不久，他就又使出揽权的新招了，这个新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提出“党管一切” 的口号。原来党中央有“党领导一切” 的提法，但“领导”是个比较原则、抽象的词，人们理解的领导主要是大的方面如政策原则和政治思想的领导。毛虽然是党的代表，但在工作中他感觉到很多具体问题、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问题人们不请示他而是请示朱德，这使他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提出了“党管一切”的口号，这样，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就都得通过毛、由毛拍板了。毛的权力空前膨胀起来。
毛的这一提法和做法引起军内很多人的不满，特别是朱德部属的不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个“口号”之争最终闹到党中央，中央虽然觉得将“领导一切”改为“党管一切”不大妥，但也许对毛有所顾忌，不明确表态，更不出面纠正。于是毛继续他的“党管一切”，后来发展成“包办一切”，个人独裁。也因此，毛一人忙得不可开交。
好在朱德是个权力欲不那么强的人。朱是职业军人，他的兴趣和精力都放在打仗方面，至于其他如人、财、物方面的事，他也不想多管，就让毛“包办” 罢了。
可是过不久，毛又觉得军队究竞以打仗为主，不能让朱德独占军事指挥大权了。于是毛又发起了向朱德的进攻，他的办法是撤消军委。
本来，朱毛汇合后，军事上的指挥、具体的作战部署等均由朱德负责。毛也自知这方面还很不成熟，正需朱德这种军事专才弥补自己的不足。先前有一段时间毛被撤去党代表职务，改为当“师长”，他自己就说：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太行，对军事不是很内行。据说毛一辈子只带过一次枪，那就是与朱德会师的时候装装模样，也就是那么一会儿。平时打仗或指挥战争，毛是“动口不动手”，或隔着几个山头远远地用望远镜观看指挥。
那为什么又想起要夺取（或分割）朱德的军权呢？可能是毛觉得经过较长时间的锻炼，自己已经可以直接指挥作战了；但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是搞武装斗争，总得会直接指挥作战才行，否则如何能“立威”、“ 立功”？所以他决定也要揽军队指挥权。取消军中的“军委”， 战争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自然归于他这个前委书记了。
可是，毛这样做也有风险，因为设立军委，由朱德任军委书记不但经过中共中央，还经过斯大林批准。现在不报经中央，就由自己擅自将它撤掉，岂不是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
的确，这事要是换了任何一个人也不敢擅自作主。但毛不是常人，他常常能干出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所以，就在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的途中，毛就独自拍板将朱德的军委撤消了。军委的职权统归毛的前委行使。
这里面还得补充一段插曲。上一节中提到，由于上海的党中央三番五次请不动毛“出山”，大概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等也有些恼火了，他们想不出什么高招，只是派了一个刘安恭的去朱毛部任三把手，以分割毛的权力。刘到了红四军了解情况后，旗帜鲜明地支持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朱德也一改过去忍辱负重，对毛说一不敢来二的形象，开始起来与毛面对面据理力争，在湖雷会议、白沙会议上朱德均与毛直接交锋。朱德就撤消军委问题责难毛说：“设立军委是完善党的组织系统。况且前委之下设立军委是中央的决定，总不能中央的决定也不执行吧？”
在白沙会议上，毛受到空前激烈的攻击，处于孤立，毛一时无法，便赌气辞职。刘安恭说：“没有张屠户，照样不吃活毛猪。我建议选举前委，前委书记可以轮流担任。”
于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进行前委书记选举，结果毛泽东落选，被陈毅取代。这是毛对陈毅怀恨之始。
此时周恩来也已开完六大由莫斯科回国。莫斯科对李立三不满意，要換马，李即将下台。由周恩来负责处理朱毛红军的问题。为了解决红四军面临的内斗、分裂危机，新的前委书记陈毅于是年8月去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哪知在陈毅到达之前，周已就朱毛问题在8月21日给红四军去了信，此即1929年的“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完全支持毛泽东，认为毛的做法都对，指示军委也不必恢复了，军队就是要实行毛式的集权制度。刘安恭被调回上海，不久就被送去战场战死了。
周之所以如此袒护毛，完全是看莫斯科的眼色行事 。周知道，毛在莫斯科眼里正当红，他当然要无条件维护毛。不久，周又以中央名义给红四军去了“九月来信”，明确指令恢复毛的前委书记职务。经过一番运作，便于同年12月召开了红四军的中共九大，即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的领导地位，并通过了由毛起草的一系列决议。从此毛与朱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确立不移了。
经过这一轮斗争，朱德也彻底臣服于毛了，再也不敢与毛斗了。毛也看出朱不擅长政治权术，并不是个有权力野心的人，也就给了朱面子，以后仍与朱和平共处。后来他给了朱一个“总司令”的虚衔，只让他干些打仗的实事，自己则牢牢掌握决策大权。朱也老老实实在毛的领导下干做事，不敢稍有违抗。建国后，中共领导人排序，表面上“毛刘周朱”朱排在第四位，可实际上，不管是在党务、行政、外交、内务以及军队系统，朱都没有实权，朱也甘心做个傀儡和好好先生，直到死去。
不过这是后话，当年，朱被毛压下去后，思想上也曾有过痛苦的挣扎 1931年2月，某次朱背着毛对他的军事指挥官讲话时，朱突然发作，吐了真言，说自己“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朱只好认命了。
第二个斗争对象是彭德怀了。
彭德怀是真正的贫苦出身，早年参加湘军，当了湘军军官。1928年加入共产党，同年7月彭发动平江兵变。12月，奉湖南省委指示，彭带着他的八百人马上井冈山与毛“联系”。
当时，朱毛部正准备突破国民党军何健部的包围去赣南、闽西游击，正愁没有人守山。彭部的到来，使毛暗喜，立即给彭部派了留守井冈山的任务。
毛的这种做法实在太不厚道，引起彭部强烈不满。因为按照一般道理，彭部刚到还算是客人，对井冈山一切都不熟悉，况且彭部只奉命与毛“联系”， 并非他的下级，湖南省委并未派他们来帮毛守山。所以彭的部下说，既然已经“联系”上了，我们就可以自己走了，为什么要帮他守山？而且大家都知道，“守山”是最艰巨的任务，为什么把这种任务派给刚来的“客人”？
可是彭从长远考虑，不愿与毛搞坏关系，所以他欣然领受了这一“任务”。而且彭已侦察好了突围的退路，那是一条敌人不知的猎人出没的崎岖小道。
几个月后，彭率部到闽西来与毛会师。闽西是块较富庶的地方，毛不愿彭来分占他的“油水”，他俨然以上级恣态，叫彭率部回到贫困的井冈山一带，“恢复湘赣边苏区”。彭也不想与毛共处，就默然接受了这一指派，独自带着部属走了。
在毛看来，凡是来到江西或闽西的红军和地方党政，都是他的下级，他毛泽东是“见官高一级”。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对见到的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发号施令。如果说在井冈山，毛自认为有开创之功，这种心态还可以理解，但到了其他地方，如江西本地的红军创立的根据地，毛居然也是如此颐指气使，实在有些令人有趱越之感了。对毛的这种作风，只能用他具有揽权的“天性”来解释。
但是，毛这种自封的领导地位终究是不合法的，因为并没中央的授权。毛于是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当时的形势是：1930年初，国民党内部大搏斗的中原大战触发在即，共产国际想趁此机会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或几个省的政权。当年3月，中共军事负责人周恩来被召至莫斯科，经讨论后将当时分散在全国八个省的62700多红军编为13个军，重新任命。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都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但都是作为一个军，与其他军是平行关系，统归中共中央军委指挥。
毛对这种安排自然不满，他有他的应对办法，就是自行吞并其他红军，造成唯我独大的“事实”， 迫使中央承认。第一个吞并的对象就是彭德怀部。
机会来了。当时中共的负责人李立三，正在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李氏野心勃勃，要求红军攻打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首先争取在几个省的胜利”，还提出什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伟计划。在李的命令下，彭德怀率部于1930年7月25日乘敌不备奇袭长沙城，并占领了10天，但第11天被赶了出来。
毛得知此事后，便向中央写信说，彭部现在的形势十分危险，他愿暂时放弃攻打南昌去长沙援助彭，然后两军合力，再度拿下长沙，并占领岳州，进攻武汉……“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的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毛说得如探裹取物一般轻巧，一番话说得李立三心花怒放，支持他去二打长沙。
于是毛率部向长沙进发。8月23日，在长沙与南昌之间的永和市，毛、彭两军汇合，毛立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毛自任“一把手”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并立即呈报中央批准。上海的党中共正寄希望打毛大城市，当然照准。这样，毛就名正言顺将彭德怀部吞并、收归麾下了，毛的“独大”第－步计划实现了。
其实，毛知道打长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前次彭德怀靠的是出其不意偷袭，此次敌人已有充分准备，怎会重蹈覆辙？打武汉就更是投党中央之好吹吹牛罢了。毛真正的目的是趁此机会把彭德怀收归为自己的麾下。
但是，既然兼并彭部的计划已经实现，长沙总要去打一打，何况，他还有更大的计划。就在8月23日宣布围长沙城的同一天，毛便通电全国各地共产党和红军，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负责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共产党的地方政权，毛自封为主席。这样毛就变成全国红军和共产党政权的总头目了。毛自我膨胀的胆子真是够大了。
其实，充当全国红军的总头目是毛早已有之的计划，早在6月25日，毛就向全国各地共产党根据地发出过自任“全国工农委员会主席”的两封通电，可是没有什么反应。倒是中共中央在八月一日宣布全国工农委员会的主席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算是对毛的回应。可毛不管这些，他自认为此时自己势力最大，羽毛已经丰满，于是故伎重演。
很明显，毛这是在跟上海的中央唱对台戏，而且是藐视中央、企图取而代之的一种表现。可是党中央并没有惩处他，后来二打长沙失败也没有责怪他。相反，于9月20日恢复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 中共中央如此对毛委曲求全是因为莫斯科已经内定毛为即将成立的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所以只好顺水推舟抬举他一下。
三个星期的二打长沙以失败告终。据当时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理斯向莫斯科报告：“红军伤亡惨重”，其中彭部的伤亡比毛部的多得多，“毛袖手旁观”。
二打长沙还带来一个副产物，也算是毛的收获之一，那就是毛的原配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样就使得毛与贺子珍的婚姻合法化了。
毛撤消了对长沙的进攻后，要带彭德怀的部队一起走，彭部很多人不愿跟毛走，还是彭德怀亲自说服了部队，很多人非常勉强服从了命令。毛对这些异己者牢记在心，不久他们便在肃反、打AB团的腥风血雨中被消灭了。
第三个吞并的对象是江西本土的红军和地方政权。早在1929年春，朱毛部由井冈山向赣南撤退的途中经过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色根据地首府东固时，李文林曾热情招待过朱毛部队。毛也对东固大加赞赏，同时，立即以“上级”的身份宣布，委派他的小弟毛泽覃为东固的党委书记。江西共产党人看出了毛要兼并他们的野心，当然不服。但当时又要跟国民党军队打仗了，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不久后，毛得知他的小弟尚不成熟，不能压众，于是转派对他忠心的得力干将刘士奇来接替毛泽覃的职务。
刘士奇一来到，先把毛泽覃的未婚女友贺子怡（子珍之妹）变成自己的妻子。这样，刘与毛便变成连襟了。刘的性格与毛相似，不择手段地抓权，而且心狠手辣，喜欢实行高压统治，从不手软。
在1930年2月的陂头会议上，毛与刘一唱一和，二人大演双簧，他们利用江西共产党人的内部矛盾和派系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顺利地将红四军的前委变成四、五、六（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三个军的“总前委”。还让刘士奇当上了统管江西各个红色根据地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而将江西中共原领导人李文林降职为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刘士奇秉承毛的意旨，推行高压统治，对江西共产党进行无情打压，把江西共产党人注重生产建设批为“建设主义”。动不动就召开万人大会，抓人杀人，在几个月内就以“AB团”、“地主富农”、“反革命” 等罪名屠杀了几千人，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但，阴谋和高压下取得的成功是不稳固的。8月初，当毛带领部队北上打长沙之时。刘士奇失去了后台。当地共产人在李文林领导下，起来造刘的反，公然拒不执行刘士奇的命令。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把刘士奇赶下台。人们愤怒地指斥刘的罪行，但他们并没有向他讨还血债，而只是要求中共中央开除刘。刘跑到上海，中央把他调派去同样嗜权好杀的张国焘统治下的鄂豫皖根据地，结果作了张国焘“粛反”的刀下鬼。
毛在二打长沙失败的归途中，得知江西、福建的共产党人纷纷起来造反，把他原来安插在这些地区的代理人赶下了台。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个血腥的复仇计划在毛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就是后来毛发起的杀AB团运动……（另章专述）
毛真正、完全将江西、福建的红军和根据地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是在大杀AB团之后，特别是1931年7月，毛将江西中共地方武装红二十军彻底消灭之后，才算完成。可是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住了，被廹迁到了江西苏区，毛刚刚完成的江西统一大业的成果又被党中央夺去了——这是后话。
从总的看，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不过是“狗咬狗”式的内部争权夺利行为，谁胜谁负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但因为毛是中共众多头目中最恶劣者，也是最具权谋机诈者，所以，毛的胜利是最劣者的胜利，因之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重大。关于毛的人品，连知情的中共內部人士也不以为然，在朱德、陈毅一行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对毛熟知的中共湘南党组织的领导者们就曾向他们敲了警钟，指出：“毛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但朱德军长是坦白诚实的人，很容易受毛愚弄，陈毅同志为人太爽直，无防人之心，今后你们合作，我真替你们担心，希望你们多多注意。”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说：“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倒是不亚于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义，且缺乏人情，却没有曹操能知人善用有容人之量的襟怀。”（见叶永烈著《林彪与毛泽东》）
应该说，这些曾与毛长期共事的“同志”，对毛的观察和评价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进入中共不久、在权力角逐场上初显身手的毛，就表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不择手段抓权的强悍风格，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同样具有这种风格的斯大林所看中，这也可算惺惺相惜、物以类聚了。从这一角度说，斯大林有知人善任之明。
三、与下级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所谓与下级斗，其实就是驾驶部属、士兵的手段和方法。毛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两手策略，就是有打有拉。一方面，他运用权术，在下级中发现、拉拢、培植亲信，巩固和壮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对不听话的，或敢于与自己作对的给予狠狠的打击、清除。最后使所有下属俯首贴耳，甘愿为他卖命，也就是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从下属中发现和培养亲信的最大收获是收服了林彪。林彪原是朱德部的一个连长，毛看准了林的才能和发展前景，成功地把他从朱德阵营中挖了过来，后来成为他一生中重要的助手和帮凶。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毛、林分别成了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神”，最后又演出了一出至今尚令国民糊涂莫解的“毛林大战”，结果是一个摔死在异方，一个从兹一蹶不振，加速了毛氏王朝的殒落，可谓两败俱伤。
林彪，湖北黄冈人，家中是当地雇有四十名工人的中等企业主。林彪受过私塾、小学、中学教育（未毕业），1925年18岁时被中共地方组织选送考进黄埔军校第4期，入学仅半年，提前毕业编入北伐军叶挺的部队，当习见排长。因作战中机智勇敢被提为连长，后随叶挺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被打散后，林彪被编入朱德率领的残部，1928年4月随朱部到井冈山与毛部汇合。
林彪在作战中有突出的表现，加上他的军校科班出身，又有一定文化，本来在朱部应得到进一步提拔，但他在朱德向赣南败退的途中曾企图开小差，虽然很快又跑回来并作了“深刻检讨”，但既有了这个“污点”，即使立功，朱德也没有提拔他。所以他对朱德、陈毅等领导人是深怀不满的。据说毛泽东在朱毛会师的第一天看到林彪在给部队讲话，就感觉此人有一定文化和政治头脑。后又知道他在打耒阳的战斗中有突出的表现，便觉得这年青人是个可造就之材。特别是当毛知道林彪是林育南和林育英的堂弟，而毛与他这两位堂兄早年就相识并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于是决心将林彪拉过来培养成自己的亲信。
毛知道林对朱德不提拔他不满，于是便利用职权先将林的顶头上司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李中奇调任他职，接着便将林彪提为一营营长。林彪对遇到的这个知音自然感激零涕。
毛又趁势进攻，经常找林彪促膝长谈。谈红军，谈“革命前途”，还谈他与林彪二位兄长的“友谊”。
不久，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朱德的“八月失败”中被打死，毛不顾朱德的反对，又将林提拔为二十八团团长。
林彪对毛的第一次“报答”是，在1929年7月底国民党向红军进攻时，朱德要求集中军队抗击，林却借故单独行动，不听从朱德的统一指挥 。这时已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与毛泽东领导的闽西红军实际上都处于朱德的指挥之外，给朱的军事行动造成很大困难。朱德知道林有毛做后台，也就不敢拿他怎么样。
在朱毛斗争尖锐的湖雷会议、白砂会议上，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特别在白砂会议上毛愤然辞职后，林彪给毛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挽留，而对朱德和刘安恭则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毛把林彪的信刊登在《前委通讯》上，以扩大影响。后又以对林彪回复的形式，毛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近万言的文章发表在《前委通讯》上，文中毛进一步发挥了林彪的观点，并俨然以红四军创始人、党的化身的口吻指责朱德一派的“人个主义”、“破坏团结”和“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等，为自己集权和独裁进行辩护。
林、毛这两封信的公开发表，表明了毛林结盟的正式成立和公开化。
后来在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作为前委代理书记的朱德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会议，但由于林彪等的有意对抗而无甚结果。林彪在会上再次提出请毛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但毛表示不能“和稀泥”，不能迁就朱、陈的观点回来工作。陈毅从上海回来，带回了李立三、周恩来支持毛的中央意见（九月来信），并在随后红四军的九大上得到落实，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四军充任前委书记、“一把手”。自此，红四军成了毛的“驯服工具”。
朱毛斗争以毛的全胜结束，也表示了毛对林彪的“策反”完全成功。
其实，拉拢林彪只是毛瓦解朱德势力的一个步骤，一个方面。早在朱毛汇合，毛就从战略高度考虑到，要使朱德的部队以后变成由他指挥控制的部队。第一步就是在朱部安插自己的人马，培植自己的亲信 。二十八团是朱部主力，他首先是利用他的军党代表的职权，把自己的亲信何长工派去二十八团任党代表，企图将二十八团“改造”成自己的部队。哪知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个非常强有力的人物（王还是一师的参谋长，师长由朱德兼任），何长工不仅未能将其拉过来，反而被王感化，成为王的得力助手。毛这一着“打进去”失败了，只好把何长工调去别处工作。接着毛“发现”了林彪，硬是让林彪当上了二十八团团长，终于把二＋八团拉到了自己手中。二十八团是朱部的主力，其主力被毛拉过去了，朱对自己的部队的控制权也就让位给毛了。以后，毛就以这种“打进去”、“拉过来”的两手，把各个部队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如由江西地方武装组建的红六军（后遵中央命令改为红三军），毛任命听他话的黄公略为军长，但还不放心，又派他的心腹干将刘士奇去兼任党代表，六军就变成毛的部队了。
毛对士兵的控制也是有拉有打。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重新回红四军任“一把手”前委书记，为了笼络广大士兵，毛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取消枪毙逃兵的制度。这一着深得士兵的拥护。可是，当会议结束，毛的地位稳固后，在后来的会议书面决议中，毛偷偷将这一条删去了。逃兵照样被枪毙。
毛还曾在军中组织士兵委员会，宣传是推行军事民主的重要举措，也得到广大兵士的拥护。可是后来他发现此举不利于他实行独裁和“铁的纪律”后，便以“反对极端民主”为由，将其取消了。
当毛大权在握后，为了防止朱德的军事指挥系统与他争权，毛又开展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运动。当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对他和上层军官享有的特权和优裕生活颇有微词时，毛又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的口号，并写进古田会议决议。此外毛还有针对性地在军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等运动，每次都能使他的个人威信得到提高。这些教运动虽然还不能与后来的“政治运动”相比，但已初步成为他治军的有效手段。
对下级，总的说，除了培植少数亲信以外，对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毛采取的仍然是愚弄和高压的“两手” 策略，他善于利用他的政工、保卫系统，将部队训练成他的驯服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对他认为无用、成为累赘的士兵和中下层干部，则坚决抛弃、消灭之。前面讲过，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队伍中有8千没有枪枝武器的原湘南农民自卫军和各县共产党干部和家属，不久就被毛强行遣返回湘南，“送给”国民党军队消灭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毛曾经热情颂扬的湖南农民运动的骨干，即那些“痞子”、“ 惰农”、“革命先锋”们。但 当他们成了毛的累赘之后，毛就毫不怜惜让他们充当刀下鬼。至于他的政敌手下那些下层干部和士兵，毛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歼灭。1930年10月后，毛亲自发动了首次内部大清洗的“打AB团”运动，在消灭了作为政敌的江西地方共产党势力的同时，让数以万计无辜的中下级干部和士兵也做了冤死鬼。可算是他对待一般 “同志”、“阶级兄弟” 真实态度的大暴露。（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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