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锐先生一席话谈起；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略论毛泽东的私德与公德

单少杰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

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

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了，而杨开慧这时还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

毛泽东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这句话见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李锐先生就此评论道：“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可以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毛泽东的这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极端个人主义，既表现在其私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三任妻子的关系方面；又表现在其公德方面，比如表现在他与其治下人民的关系方面。

（一）略论毛泽东与其三任妻子关系

就毛泽东与其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关系来看，杨没有背叛过毛，毛则屡屡背叛了杨，致使杨受到了极大伤害。

易礼容曾告诉李锐：他和他老婆许文煊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就在这做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便同毛大吵了一顿。易和毛是老朋友，先是在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后又在一起经营中共组织（按：易曾在大革命时期做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老毛不管这一套，朋友妻也要搞。

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锐，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杨发现了此事后，也同毛大吵了一顿。

1927年8月，毛泽东潜回长沙筹划秋收起义，还一度与杨开慧住在一起。数月后，毛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很快就与贺子珍有了亲密交往，并于1928年5月正式迎娶她为夫人。杨开慧不久便知道毛在山上已有了一个压寨夫人，同时也知道自己已处在一个很难定位的尴尬境地：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大房夫人，或是不明不白地作了毛的“弃妇”，即毛因有井冈新欢而予遗弃的长沙旧妇。

1930年8月29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竟也做到了“过家门而不入”。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

对于毛如此薄情寡义，杨自会生出一些怨气，并会将这些怨气诉诸一些带有泄愤意味的文字。据李锐先生说，杨开慧曾在其私密文稿中谈到毛时竟用了这样的文字，即“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她还用蜡纸将这些私密文稿包裹起来，藏于自己住所的房顶夹缝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翻修该住所时才被发现。有湖南人士通过内部关系看到了这些私密文稿，并将上述文字告诉了李锐先生。

李锐先生还将杨开慧的这些泄愤文字写进了自己的一篇打油诗中：“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李先生还将这篇打油诗发表出来，刊载在一本纪念谢韬先生逝世周年座谈会的纪念册中。

至于毛与其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

所谓“始乱”，即毛最初就以很混乱的方式确立了他与贺的婚姻关系，即在未解除他与杨开慧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迎娶了贺子珍，从而在事实上使得前者成了他的过去式大夫人，使得后者成了他的现在式二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三”上位。这就既让前者受到极大伤害，又让后者蒙受严重羞辱，蒙受名分不正的严重羞辱。

所谓“终弃”，就是毛最终又以较绝情的方式遗弃了与自己已有十年“夫妻情”加“战友情”的贺子珍，即在现任妻子贺子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娶了后任妻子江青，从而单方面既不作任何解释也不作任何预告地废除了他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致使后者成了继杨开慧之后的第二个毛氏“弃妇”。

此时贺子珍正在苏联治病和学习。一天她从读报员那里听到一条把自己和其他知情听众“都震呆了”的消息：“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作为毛贺婚姻当事人之一，贺不是直接从毛那里获悉自己已被遗弃，而是偶然从读报中获悉自己已被遗弃。这就有点像麦克阿瑟不是直接从杜鲁门那里获悉自己已被解职，而是突然从广播中获悉自己已被解职。贺子珍与麦克阿瑟都以类似的方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在从读报员那里获悉毛已有窑洞新欢之后，贺子珍才收到毛托周恩来夫妇捎来的一封语焉不详的信，抬头便称“贺子珍同志”，接下来便是寥寥数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至于毛与其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可分两个层面来看：若仅从夫妻关系层面来看，也可谓“始乱终弃”；若再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则可谓“始乱而终不弃”。

先就第一个层面来看。关于江青什么时候悄然入住毛泽东窑洞，又什么时候正式嫁为毛泽东妻子，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就连掌控最多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只能说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同月（笔者按：即1938年11月）：与江青结婚。”

据李志绥大夫记述，晚年毛泽东因四处淫乱且又不讲卫生而患上性病，“成为滴虫携带者”。李为此建议毛进行治疗，否则，“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而答道：“这不会，我早就同他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夫妻生活上，毛又“终弃”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

不过，毛虽不与自己老婆过夫妻生活，却好与其他各种职业且各种品相的年轻女子搞淫乱活动，可以说是“有奸无类”。他不仅淫乱中南海里的“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等”，还淫乱中南海外的人民大会堂服务员、铁道部专列局乘务员、外地文艺团体演员、部队文工团（如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以及冯小刚先生曾服役过并在其执导电影《芳华》中渲染过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员，甚至还多次淫乱江青身边的护士，气得江与他大吵。

为了防止江青再次撞见自己与其他女子“大被同眠”，毛让李志绥转告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便成了一条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面对这条规定，不难想象江青会有多么尴尬：明明是自家夫君住所，而自己却不能自由进出；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家夫君在其住所里淫乱其他女人，而自己也只能望门兴叹。

那么，江青为什么要遵守这条分明是在羞辱自己的霸道规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毛抛弃她”。毛本人就曾说过：“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可见，江为了能继续成为毛的徒有虚名的妻子，并因此而能继续享用那些货真价实的政治特权和生活特权，竟毫无尊严地过着一种非常苟且的生活，一种因不断被自家老公“戴绿帽子”而非常苟且的生活。

由于长期处于这种非常尴尬和非常苟且的境地，江的心理不可能不发生某种变态，或为某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之变态，即“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或为某种“待人刻薄、小气”之变态，即“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

毛泽东羞辱性地对待江青，江青则羞辱性地对待其他人，先是羞辱性地对待其身边的服务人员，“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继是羞辱性地对待其身边以外的各种人士，至少一度将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界和知识界都置于其淫威之下，任其肆意地整肃，任其肆意地羞辱。

再就第二个层面来看。毛泽东与江青结合一开始就遭到一些知晓后者历史的人（如王世英等）的质疑。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汇总了这些质疑者的意见，给毛写了一封劝告信。据刘英记述，“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于是乎，毛我行我素地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同时也无知无畏地做了后者的第四任丈夫。

需要指出，毛虽在当时颇为任性地将江迎娶为自己的妻子，但在事后还是比较低调地将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主要为自己做一些内务性的工作，而很少让她公开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很少让她与自己一同公开出席重大礼仪活动，致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毛的一位“隐夫人”，一位外界只知其人不见其面的“隐夫人”。事实上，大多数国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通过官方传媒看到江的那副尊容，那副显得很是夸张且很是有“戏”的尊容。

不过，毛泽东到了晚年，虽在夫妻生活上已对江越来越疏远，已与她分居在不同住所，如分居在中南海游泳池与钓鱼台国宾馆；但在政治斗争上则对江越来越重用，已让她扮演了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即在他此时导演的一系列政治大戏中扮演了那种“蜀中无大将，廖化打先锋”的重要角色。

毛先是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哨兵”，一个为他监控文化艺术界而四处窥探的“哨兵”，即作为“文化特务”的“哨兵”；继又将她重用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旗手”，一个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冲锋在前的“旗手”，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打倒一切”，或是冲锋在前地鼓动着“全面内战”，以至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就数她这个“旗手”闹得最为穷凶极恶且最为旷日持久。

纵观毛与江数十年夫妻关系，最充分地验证了毛在早年就已发出的那句人生宣言：“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即奉行一种自我至上的价值观。毛把江只是当作对自己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前期只是当作对自己过夫妻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在后期只是当作对自己搞政治斗争有实用价值的一件工具，或说是有实用价值的“一条狗”。正如江青本人在接受审判时所辩称的那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要我做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可见，作为毛泽东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妻子，江青不只是有着令人极为可憎的一面，还有着令人极为可悲的一面，既在毛生前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又在毛身后为其背负历史骂名。时至今日，执政党及其御用文人在谈及这对夫妻时，仍是不骂其夫只骂其妻，仿佛不是其夫教唆其妻而是其妻蒙蔽其夫或拖累其夫。

（二）略论毛泽东与其治下人民关系

在公德方面，毛泽东所奉行的“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人生信条，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执政态度，一种姑且称之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执政态度。

毛的这种执政态度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两大执政业绩上：一是所谓“大跃进”，堪称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代表之作，亦是十分巨大的灾难之作；另一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堪称他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代表之作，亦是十分巨大的灾难之作。

其一，就在“大跃进”日陷困境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次机会，一次有可能迅速扭转其疯狂势头的机会。这次机会出现于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导致“彭德怀罢官”的那一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前期，包括毛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到“大跃进”搞得过火了，都纷纷表示要给这场运动降一降温，反一反“左”。不过，他们大都浅尝辄止，还未能充分讨论（实为不敢充分讨论）“大跃进”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就准备结束会议，打道回府了。

耿直将军彭德怀见此情形很是着急，因找毛面谈不遇，便给毛写了一封信，一封让毛“一触即跳”并因此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信。这封信既“对事”又“对人”，既批评“大跃进”又批评毛泽东。

就“对事”方面来看，彭德怀分别从三个层次（即范围、程度、性质）批评了“大跃进”：一是“大跃进”造成了一系列失误，既涉及大炼钢铁所带来的巨大浪费等问题，也涉及人民公社化所带来的所有制混乱等问题；二是“大跃进”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误已相当严重，已影响到各阶级关系和各阶层关系，因而“具有政治性”；三是“大跃进”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误属于“左倾”错误，即那种超越客观现实而作空想盲动的错误，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曾在“延安整风”中被揭得最深，被批得最透，以致最为声名狼藉。

就“对人”方面来看，彭德怀也分别从三个层次（即责任、能力、作风）批评了毛泽东：一是彭所历数的“大跃进”中的一桩桩错误，大多是毛本人直接倡导或大力推广的，因而逼得后者在作回应时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个责任是我”；二是彭对毛搞经济建设的能力表示怀疑，暗讽他处理经济问题不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似乎有点志大才疏；三是彭批毛决策专断，工作浮躁，“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拿着“算账派”、“观潮派”的帽子，让人不敢讲话，以致“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各部门”，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

上述彭德怀对“大跃进”和毛泽东所作的批评，无疑是非常尖锐的，以致可以说是毛在执政党内所受到的最为尖锐的批评，并因此而最为严厉地挑战了毛在执政党内所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毛不得不面临重大抉择：

如果接纳彭德怀的谏言，就等于承认自己犯了彭所指控的那些严重错误，那些带有“左倾性质”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严重错误，并因此而会有损自己所拥有的那种一贯正确的权威，至少当时会有损自己的颜面；但同时也因此而会进一步加大“反左”的力度，进一步遏制“大跃进”的势头，从而会显著减少这场“人祸”所造成的损失，至少会大量减少其治下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人数。

如果拒绝彭德怀的谏言，也就是否认自己犯了彭所指控的那些严重错误，并因此而会维护自己的权威，至少当时会保住自己的颜面；但同时也因此而会改变“庐山会议”的原定取向，变“反左”为“反右”，也就是继续加大“大跃进”的势头，从而会继续加重这场“人祸”所造成的损失，至少会大量增加其治下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人数。

经过权衡，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拒绝了彭德怀的谏言，将其个人权威置于天下人的福祉之上，即坚持“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人生信条，并为此发起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而不惜让已显败象的“大跃进”继续搞下去，越搞越趋破败，以至于搞到了再也搞不下去的山穷水尽处：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左右，相当于建国初期水平；全国百姓饿死数千万人，相当于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

不仅如此，毛还随后做了两件极为恶劣的丑事：一是在彭德怀直言上书后，他让这位讲真话者因言获罪，先是被蓄意诬陷为反党分子，继而被非法拘禁为政治囚徒，直至受百般折磨而死于病痛。二是在“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他则竭力掩盖事实真相，斥责有人在刮所谓“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另外还炮制出所谓“自然灾害”说，十分怯懦地不敢承担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而让老天爷替他老毛背黑锅，做冤大头。

其二，就在“文化大革命”日陷困境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次机会，一次有可能显著减轻其混乱程度的机会。这次机会出现于1967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促发所谓“二月逆流”的那几场“怀仁堂会议”。

直至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先是于1966年夏秋之际，爆发了遍及全国的“扫四旧运动”；后又于1966 年秋冬之际，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再又于1967年开年之际，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夺权运动”，结果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本人也坐不住了，也想设法予以缓解。因为，他虽然是这场革命的最大鼓动者，但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仍负责掌控这个国家的最为核心的权力机构，仍承担维系这个国家的基本秩序的重大责任；因此，他鼓动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反到“打倒一切”的程度，不能反到“天下大乱”的程度。于是，他决定要给这场已搞得很是过火的造反运动降降温，打压一下其间闹得最凶的几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7年2月10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就陶铸突然被点名批判一事严厉训斥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纪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与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前期进程有些相似，1967年2月怀仁堂会议的主要取向也是“反左”，即反对“文革”搞得过火了。

怀仁堂会议上的主要反对者为“三老四帅”，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共和国元帅。他们联袂向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难，指责他们搞乱了党，搞乱了政府，搞乱了工厂和农村；还嫌不够，还要搞乱军队。其中又以谭震林和陈毅的发难最显激烈，前者发了最大的火，后者讲了最重的话。

谭震林在其发难中，既怒批造反派：“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怒斥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甚至表示不再追随自己的那位老首长了，“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在怀仁堂上所倾泻的这一肚子怨愤情绪，不只是泼向了会场内的那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波及到会场外的那位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事后，当听到有人汇报谭震林说这些话时，毛泽东冷冷地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陈毅则在其发难中，就刘少奇等人倒台作了两方面借题发挥：

一是，借此表达了他对毛所曾施行的用人路线的不满，即认为毛爱重用那些拥护他“最起劲”的人，如刘少奇和林彪等，可他所重用的这些人到头来却变成反对他的人，或已变成反对他的人，或将变成反对他的人。这实际上是在讥讽毛，一是讥讽其心胸，爱重用那些顺从自己的人；二是讥讽其心智，竟做出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

二是，借此倾吐了他对毛所曾主持的延安整风的积怨，即抱怨延安整风整人太甚，不仅整了他陈毅，还整了周恩来等许多人。可是，毛则将此事视为他平生一大杰作，对之呵护有加，只准称其好，不准说其坏。如今，陈毅翻出此事，揭了短还不够，还要挖苦一下。

陈毅在怀仁堂上所做的这些借题发挥，已不只是波及到毛了，更是触痛到毛了，已不只是摸了老虎的屁股，还摸了老虎的胡须。事后，当听到有人汇报陈毅说这些话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上述以谭震林和陈毅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在怀仁堂会议上所作的发难，无疑是非常尖锐的，并因此而又挑战了毛泽东所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毛又不得不面临重大抉择：

如果认可老干部集团的发难，就等于承认自己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因此而会有损自己的权威，至少在当时会有损自己的颜面；但也因此而会进一步加大“反左”的力度，从而防止文化大革命朝着更加混乱的方向发展下去。

如果拒斥老干部集团的发难，也就是否认自己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因此而会维护自己的权威，至少在当时会保住自己的颜面；但也因此而会改变自己本想给这场运动降降温的初衷，变“反左”为“反右”，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继续朝着“天下大乱”的方向发展下去。

经过权衡，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完全拒斥老干部集团的发难，仍将其个人权威置于天下人的福祉之上，即仍坚持“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人生信条，并为此发起一场反“二月逆流”运动；而不惜让已显乱象的“文化大革命”继续搞下去，越搞越趋混乱，以致将“天下大乱”搞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搞成“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势。

上述可见，无论在如何处理与其三任妻子关系的私德方面，还是在如何处理与其治下人民关系的公德方面，毛泽东都奉行一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的人生信条，或说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信条，并因此而成为一个极端不讲德行的人，一个极端不讲私德的夫君和一个极端不讲公德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