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十五章
季鹏
第十五章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上〕：
高岗、饶漱石事件
一、毛泽东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
毛译东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坚持两面作战、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对付外部的敌人，包括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另一条是党内政敌，也就是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按照毛的说法，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所以，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因此,党内斗争多数情况下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毛斗争的对立面,叫做“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据毛的说法,中共党内”路线斗争”达十次之多,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终，绝大部分毛都参与其中并成为主角，当然，路线斗争的结果都是以毛为首的正确路线取得最终胜利。其中也有错误路线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如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等等，结果给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所幸的是最终都被毛的革命路线战胜了，所以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云云。
毛这套“王婆卖瓜”式的理论我们巳经很熟悉了，而且在事实面前己经彻底破产了。剥去毛这套自制的画皮，我们看到毛所谓的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成就其帝王之路的过程，具体一点说，就是实現其两大主要目标：一是争夺党内领导权，坐稳党内一把手的位置。这一目标在延安整风之后己经达到了。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一直在加强这一地位，并使之“斯大林化”， 即成为党内绝对领袖，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的第二目标，也是他人生最终目标，就是成就现代式的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并建立毛家世袭王朝。这个目标与斯大林式的独裁者的区别在于，斯氏虽然巳亨有帝王之权，但他的目标只是建立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强大国家，而没有建立“斯大林王朝”的打算，这有点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连夫人、子女都没有，当然更不可能建立“希特勒王朝”。 斯氏、希氏都是为了他的党，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在奋斗；毛泽东的突破在于，他要回到“秦皇汉武”、“唐宗宋袒”的时代，恹复“家天下”的血脉传承，建立有其实，无其名的“毛氏王朝”。
我们这样认定，决不是随意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最早的根据是毛自己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他还住在西北荒原的窑洞里发出的雄心壮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要以为这只是他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言志，从后来他的实际所作所为，充分证明那是他的真实思想，真实理想。
最真实、最权威的根椐是他最后的表现，即在文革后期在圈定接班人时的心迹坦露。“选了”那么多“接班人”，原来却都是“障眼法”，到了最后关头才露真容：就是要我毛家人！先是想让夫人江青接班，因阻力太大，后决定传位给侄子毛远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大量铺垫,施了无数计谋,多少人误入陷阱成了冤死鬼。为了防止党内不服，他把党内重臣元老几乎全部打倒了；为防不测，还把全国各级现任的当权派通通赶下台，然后通过甄别、遴选，将那些确实对自己和毛家人绝对忠诚的奴才扶上台，作为毛家王朝的政权基础。为了建立毛家天下，他毫不犹豫把他的“党”打个稀巴烂！让国家倒退二千年！把全国人民投入永远贫困、永远“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去。这就是毛与斯大林、希特勒、以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正牌的共产主义的区别，也是他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目的所在。
据毛自称，在路线斗争中，他总是能取得最后胜利，毛主义能永远战无不胜。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最终目标却未能实现，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亲手扶持起来的毛主义核心分子，亲自圈定的毛王朝弟二代班子就被一锅端了，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抛弃了正宗的毛主义，回到了老牌的“马克思主义”上来。
从这一角度耒说，毛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而是最终失败了。
现在我们就来追寻一下他的路线斗争踪迹。鉴于本篇主要论述毛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建国之前的部份就不追述了（有的在第二部叙述）。建国后的路线斗争虽然说有很多次，但有的不太典型、未成“气候”，如1957年末、1958年初对周恩来的“反冒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实际上是毛要废弃中共“八大”通过的路线、纲领，而且,周恩来几乎没有反抗就投降了，所以没有多少精彩的演泽，不太“典型”。特别是，这场斗争胜利的产物：大跃进后耒却彻底失败了，不说也罢。又如最后一次对林彪、陈伯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那实际上是一场滑稽戏，原来斗争的焦点竟然是林彪、陈伯达不遗余力鼓吹毛的“天才论’, 而这“天才论” 己风行多年，毛当初似乎很惬意，从未提出异议或下令禁止，而且还把这两位发明者分别封为“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只是到了文革己近尾声，毛却站出来反天才论了，把这两位“天才论”的发明者指斥为“唯心论的先验论”、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骗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毛又在玩“狡兔死.走狗烹”的把戏了，因为这时刘少奇己经被消灭,文革己经胜利了,这两条“狗”的存在不但无用、而且成了新的心腹之患，所以毛要反“天才论”了……总之，这个“第十次路线斗争”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说也罢。
还有一些路线斗争，比如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形左实右”的斗争,我们将把它归结刭文革等篇章中去。所以，这里只选述两场“路线斗争”:“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至于它们是否如毛说的那种路线斗争，就请读者从亊实中去评判好了。
二. 毛泽东一石三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
毛泽东一手制造的“高饶事件”，又称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的斗争，是毛共建国后首次挑起的、影响较大的党内风波，通过对这一件事件的操控处理，毛泽东有效地强化了其个人权威，为把毛原来的“亲密战友”转化成“君臣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要解读高饶事件，需追溯毛和刘少奇以及高岗关系的历史。早在延安时期，高岗被毛树为陕北根据地的主要代表人物，受到宠信，授以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军政委等要职。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高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次会议醖酿中央机构的人选时，高岗发现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于1936年8月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通过写“反共启事”自首出狱，便认为这些人是“叛徒”，不可重用。刘少奇得知高岗的这种言论后.甚为担心，因为这61人都系刘少奇的北方局人马，刘怕引发大的党内矛盾，对自己不利，于是专门找高岗谈了一次话。刘告诉高：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与一般自首不同，是组织决定的，毛泽东知道并首肯的，且他们没有出卖过同志。但是高岗仍然不认同这种说法，坚持说这些人是“叛徒”。只是，那时刘少奇正红得发紫，是新上台的“二把手”，高岗也对他无可奈何。
高岗对“叛徒”特别敏感、特别仇恨是有原因的。1930年高岗担任陕甘省委军委交通员，1932年7月，军委机关被叛徒出卖告密、大部人当场被打死，少数人负伤被捕，省军委全军覆没。高岗刚从外地归来，成了极个别的幸存者，但从此种下了他对叛徒这个字眼的特别仇恨。在他眼里，凡被敌人逮捕、而又能活着出来的都是“叛徒”。
而刘少奇跟他不同，刘是白区工作的负责人。经常与敌人明里暗里周旋，难免被抓被捕，刘本人也被捕过。他对这种环境下从事斗争的方式有所了解,明瞭他们的处境，不会轻易给他们扣上叛徒帽子。
谁知，这种思想和认识上的不同，竞使自负而又气傲的高岗在心底种下了对刘少奇的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抗战胜利后,高岗跟中共一大批高干奉命奔赴东北，抢占东北。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北局书记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是彭真和林彪，他只能充当副职，这使他心里不是滋味，背地里认为是刘少奇在中央捣的鬼。
不久，风水轮流转，随着共军在东北的胜利，林彪挥军南下,把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一系列“正”字号职位留给了他，他成了名符其实、真正的“东北王”。
但是，高岗把这一切都拜毛泽东所赐，与刘少奇无干。并且认为这是这些年他极力推行“亲苏”政策的结果。现在他与斯大林已经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而毛泽东也明确地提出要执行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两面投缘，感到自己羽毛丰满了。
1949年以后，中共的胜局巳定。面对即将来到的建国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7月派出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秘密访苏团，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汇报新政府的筹建情况及未来的内外政策，并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苏期间，代表团对苏联的政权体制、运行机制、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在一切顺利的同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以下是事件亲历者、当时斯大林与中共的联络员、在华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说到的有关情况（取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笫4节）：
在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专为刘少奇等人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收回了请苏联派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刘少奇发言后，高岗情绪激动地发言，他提出一项个人建议，建议宣布中国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已有16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成共军继续南下、彻底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更可靠的基地。另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的舰队，增加苏驻远东的军队。高岗的发言羸得了与会的苏联官员的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己经怒不可遏，只是出于礼节强忍未发作。
在代表团回住地途中,科瓦廖夫与刘、高岗同乘一车，在车上，刘便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争执。回到驻地后，刘立即向毛发电报，要求召高岗回国。
毛收到刘的电报，对高的行为自然“怒不可遏”。但经过冷静考虑他抑制了自己的情绪，改变了策略。……
当提前回国的高岗出现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时，毛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不仅未对其加以谴责，还慰勉有加，在接下来首届政协会议上的选举中,毛让高岗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在众多元老之上。并继续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继续当“东北王”。
但是毛在对高岗采取继续实施拉拢、怀柔政策的同时，也适时地向高进行了敲打、警告。下面仍然是上述科瓦廖夫的回忆: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到京向毛请求去东北观光，毛同意了。代表团回到北京向毛汇报他们的观感，提到：东北虽然秩序井然，但那里不太像中国，而更象北方的邻国苏联；在东北到处看到斯大林的肖像,却看不到毛的肖像。毛听到此语后, 表现有些生气,当天晚上便召开有高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就是肖像问题。
会议开到凌晨四点，散会后高岗来到科瓦廖夫住处，说起了会议的情况。会上首先是刘少奇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接着周恩来发言，指责高岗背叛，建议将他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高岗非常痛心，因为他一直视周为挚友。毛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未发言。但会议在通过谴责高岗这一做法、要求取下在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像的决议时，毛投了赞成票。(后来经科瓦廖夫向毛交涉，约定在苏联的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仍然要挂斯大林肖像)。
同年12月初,毛首次出访莫斯科，科瓦廖夫同车前往。在沈阳时，毛指示停车，并游览市容。原来毛是有意“实地勘察”,看看关于不挂斯大林肖像的决议执行情况。只见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 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而没有一处挂他的画像。毛心中了然了。回到车站后,沈阳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他们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礼物,作为东北各省和高岗同志对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献礼。并已把这一节车厢挂在毛的专列之后了。毛当即指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后来毛还得知，在东北的所有机关、学校、工厂的办公室，都悬挂了高岗的巨幅画像，在各种集会游行中，群众在呼毛万岁的同时，还呼喊“高岗同志万岁！”毛听了却并未言语，只是把这一切记在心上。
不过,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高岗却遭到了一次意外的致命打击。原来科瓦廖夫准备了一份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盛赞高岗，而对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作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理，这种属于特级机密的报告，斯大林决不可能向毛透露。而且，斯大林一向支持高岗、与高的关系很好。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斯大林居然将科氏的这个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的电文一并交到毛的手中。
直到几十年后,人们仍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种出卖科瓦廖夫和高岗的动机。笔者则认为,这正是斯大林的高妙之处。他知道毛得知高岗要把东三省划入苏联之举，肯定震怒，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苏联的意图，从而迁怒他斯大林。为了中苏大局，斯氏不想造成这种“误会”，毕竟中国比东三省重要，毛比高岗更重要。所以他交出这份报告，就是向毛表明：高岗所为，决不是我们苏联的意图；对高岗的拉拢、赞赏，只是科瓦廖夫自作主张，不是我斯大林的意思。
至于怎样处置高岗，你们看着办吧。
应该说，毛读懂了斯大林的弦外之音，所以他没有任何迁怒苏联的表现。而且不因此处分高岗，把大亊化小，显出他宽宏大量的政治家的气度。其实，他心里明白，不管怎样，高岗在斯大林心里都有份量，如果他真的拿高岗开刀，以后跟苏联的亊情就不好办了，甚至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高岗虽连连“出亊”，其地位却未见有丝毫动摇，这使知情者感到莫解。老奸巨猾的毛其实在对其玩弄欲擒故纵之计。
1952年8月，毛为了削弱可能存在的大区(管多个省)尾大不掉的潜在危险，将五个大区级大员调入中央任职，他们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诙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东北局笫一书记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笫一书记绕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这就是所谓“五马进京”（ 其后，大区被撤消）。进京的五位大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高岗。起初，高岗并不情愿，因为事情很明显，毛的此举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乃斧底抽薪之法。但毛亲口许诺高岗在东北的原有职务不变，而且，在这五人中，高岗的职务权力最大。原来，当时的国家计委不归属政务院，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高岗本人这时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就成为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大大提升了这个副主席的实权。为了突出高岗的地位，毛还将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等一批要员安排为计委委员，统统在高岗的领导之下。后来又以重新分工为名，剥夺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将八个工业部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委领导。计委的实权几在政务院总理之上。
权力欲极强的高岗这才放心了。高高兴兴地去北京履职，所以当时又有所谓“五马进京, 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指高岗。
进京的前夕，高岗志得意满地给毛打电话,要求面见，很快他如愿以偿。
“中央的工作难着哩.”当高岗亲切地握着毛的手,又是寒喧、又是探问时，毛却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很难在一个早晨消除干净，有些同志的思想，至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主张继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毫无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就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
高岗听了一怔，他敏锐地想起，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
提起刘少奇,高岗可谓旧恨新仇一齐拥上心头。从远处说，他想起了1945年8月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0月5日,即毛回延安的前一星期，刘控制下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起来奋斗啊！》的社论,高岗看后对林彪说：“......大概刘少奇想取代毛主席,向美国和蒋介石暗送秋波吧。”
1946年2日1日，刘少奇又代表中共中央拟发《目前新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其中称，政协决议通过后，中国己进入“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己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我们的军队将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们党也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将统一于国防部。”
其时在东北的高岗看了这个指示后，止不住心头的激愤，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尖锐地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新阶段’的估计极其错误，只会使人民麻痹，从而对蒋介石的进攻放松警惕……他的这种看法，必须给予纠正，否则后患无穷。”
几个月后,高岗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你的信我看了三遍,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分析。”后耒毛对重庆“政协决议”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坚决抵制这个决议。这大概跟高岗的建言有关。
1949年春,刘少奇奉毛之派遣去天津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刘少奇在那里大谈要发展资本主义,并提出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同年5月31日，刘少奇还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内中批评了高岗对资本家的左倾错误。高岗表面服从但内心耿耿于怀。接下去就又发生了在苏联的事件。
1950年1月，高岗就刘少奇的观点再给毛泽东写信，进一步揭发、批判刘的相关言论，并借“苏联同志”的话说：“刘少奇等人远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久，高岗到北京开会，再次当面向毛提出刘的天津讲话。毛表态说:“刘少奇同志的讲话肯定是错误的，他进城后对我们究竟走那一条路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受过去那套白区经验太多了。对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工业政策还没有研究”。
1951年5月13曰,刘少奇在政协与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比较全面地阑述了他的建议新民主义社会的观点，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高岗看了刘的讲话稿之后怒不可遏地拍桌子大骂:“统统是放屁！”并把刘讲话的内容整理了一份报告，逐条逐句驳斥，寄给了毛泽东......
也就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刘少奇又做出了一件惹恼毛泽东的事，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呈送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基础，增加互助组的公有成份，并要求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给予优待.扶持。报告送到华北局,华北局领导人薄一波和刘澜涛对赖若愚和山西省委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和起刭临时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
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华北局的意见转呈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同样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纲领，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5日7日，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提出了批评。7月3日,又对这个报告作出了正式批示,指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令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亲自插手这一问题了。早就对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满的毛，借此事件向刘少奇发难。毛亲自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用不容辩解的语气逐字逐句地说：“我不得不向你们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赖若愚同志的看法，你们的观点反映了你们的思想大大落后于人民群众的觉悟，你们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尾巴。你们被一种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了双眼，你们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可是危险啊！”
在中国，在中共党内,从来是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
摸准了毛的脉博的高岗，趁机于10月14曰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毛看了极为高兴,对江青说:“高岗不错,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然后将高的报告批转所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党组学习、参考。高岗成了人所共知的毛的红人。
至此，高岗与毛的无形的“反刘少奇统一战线”似乎巳经结成了。高岗大概认为，他在1949年访苏期间惹起的那一埸“背叛” 风波己经过去了, 煙销云散了。毛泽东现在执行坚决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估计对他那出格的“一边倒”也不会揪住不放吧，毕竟他亲苏的“大方向”没错！
如今，“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毛又明显地对他特别依重，特别垂青，至此，他对毛的一切疑虑也煙销云散。不久，毛又在背地地对高明确表示:刘少奇如果“不愿过社会主义一关，我们就拉着、推着他过。当然,人家实在不愿意动,楞是不肯前进,我们只好请他挪挪位置,劝他不要挡道了。” 在高岗看来，毛己经决定要搬开刘少奇这蹲绊脚石了。而取代刘的，应该非他高岗莫属。真是天从人愿，他的天赐良机就要到来了！
高岗回到东北局，立即召集亲信开会，综合一切迹象分析，深信毛调他进京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刘少奇(扳倒刘, 周恩来也就随之倒台了)。他踌躇志满地对他的亲信们说:“过去，刘少奇自诩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哼，他现在的思想，给毛主席提鞋子都赶不上了。真正的主席的亲密战友在我们东北局，”听的人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的确，毛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乃至要“换马”的意图己经很明显，决不是高岗一厢情愿的猜想。除了前面讲到的之外，在那段期间发生的另一些事情也可作为高岗判断的佐证:1951年11月,高岗将自已在东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及“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报告毛,毛的高度重视,在当月就批转全国各省, 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三反运动。这充分说明毛对高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又如,毛借税制改革批判周恩来。1952年12月,政务院出台了税制修正规定,其中提到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抓住这一提法不放，认为是取悦资本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这一提法的来源乃是毛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可是惯于出尔反尔的毛反过来却说周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下令停止新税制的执行。随后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大肆伐挞,税改方案的拟定者、财政部长薄一波被撤职，总理周恩来遭到毛的严厉批评。高岗一伙从中推波助澜，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俨然成了毛的左膀右臂。刘.周这时自感朝不保夕,只有硬着头皮听训。
更为重要的一件亊是，1953年春，毛密令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一事，意在收取刘少奇叛变的证据。这证据虽然没有得到，但可以认定，毛对刘的不信任并要“换马”是无疑的了(毛调查刘叛变一事出自当年高岗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回忆录中的披露)。
同年5月19日，毛又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的信件，气势汹汹地指责刘、杨；“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
综合以上一切,高岗及其亲信确认,刘、周倒台、由高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了。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岗据此制定了他的“倒刘夺权”计划，力促尽快实现。
恰好这时毛有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大概斯大林的死引起毛的警觉,他想退二线, 将繁重的工作交给一线去做,自己去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以便多活几年。如果这样,中央机构和人员都要作重大调整。毛把自己这一想法告诉了刘少奇,刘又告诉了高岗。
现在己无法确知毛放出这一信息的真实意图。但高岗则认定这是他取代刘少奇的最隹时机了。他去找毛泽东，证实确有其事。毛顺便问他:“中央书记处的调整该怎样进行呢？”
高岗脱口而出：“关键要选好接班人。”接着他几乎是自我推荐：应该选择久经战争考验,既能做经济工作、又指挥得了军队、而且年富刀强的人。还向毛表忠：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保证跟毛走。因为“历史证明，跟着你走就不会错。”
毛已完全探知了高岗所思所想，便故意杷话岔开去：“我倾向于原先的政治局委员，除了病故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以外，能保留的要继续保留，主要是补充几个新同志。”同时含沙射影地提醒他：要注意搞好团结。然后说：“组织部应该很快整理出一份名单来，以供中央政治局研究。”
得此圣谕，高岗立刻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和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招到家里，先向他们吹嘘一通毛如何信任自己，然后说毛要组织部先拟一个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中央正副秘书长的名单,供主席和中央研究参考。
饶漱石把这个任务交给安子文,说先由他搞出来再交给高岗和他自己“看一看”,然后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报上去。并叮嘱千万保密,不要拽露出去。
高岗又趁机塞进自己的私货，他叮嘱安子文：先要把薄一波拉下去。像1936年8月靠写“反共启事”出狱的于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占统治地位。
谁知这句话引起安子文的极大反感,原来安本人也是那次奉中央之命登“反共启事”出狱的干部。后来安子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高岗.铙漱石要排除的彭真、刘澜涛、薄一波等都写进了未来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中。
名单送到饶漱石、高岗手中,二人大怒。据他们研究,这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属于刘少奇圈子中的有7人,属干周恩来圈子的有7至8人,两方加起来,己经超过了政治局成员的半数,真是岂有此理！饶漱石决定先在组织部内部开展对安子文的”路线斗争”,高岗则决定逐个去通知、游说认为自已可上榜却没有上榜的人员, 以迅速组织反对刘、周的统一战线。
高岗先找到了林彪.又找到彭德怀,告诉他们名单中没有他们。名单是刘少叫安子文搞的。几句话就煽起了这二人的万丈怒火,直性子的彭德怀直接找到毛泽东,向毛问起事情的原委。
这时毛又患“健忘症”了，明明是他对着高岗说要组织部搞出一个名单来，这时却谎称此事他完全不知情，还说不论怎样也轮不到组织部和安子文插手这么重大、机密的事情。
毛又反问彭从何处得知这个名单？彭说来自高岗。毛再问高岗, 高见毛翻脸不认账了，便推说是刘少奇叫安子文搞的。
于是毛叫来刘少奇。刘在毛叫他来之前己从林彪的抗议电话中知道了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名单－事。刘要安子文作检讨。如今他按照安的检讨向毛作了汇报。
毛泽东故意装作不知底细,但他心内已很清楚:事情正是自己引起的，高岗. 饶漱石趁机要求安子文按自己的意图拟名单,而安子文却按照自己的判断拟了一份名单,因此引起高、绕的强烈不满,反诬安是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编的,并四处散布。最倒霉的是安子文，现在他知道从毛到高再到饶潄石，对拟名单一事都不认账了，有什么办法呢，口说无凭。只好由自己独自承担“私拟中央领导名单”的罪责了。
毛对这一切己经心中有数了。这时又发生了“东北一党员”以匿名信状告高岗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这时正是高岗组织了强大的火力在会上猛攻狠批薄一波的时候，谁知,就在这个当口,薄一波的一个老部下，时任沈阳市委书记的偷偷找到薄，向他递交了由其本人和东北党校教育处长合写的、署名“东北一党员”的匿名信，控告高岗在东北称王称霸、大搞独立王国，以及高纵情声色、挥金如土的糜烂私生活等情况。薄一波这位老部下还声泪俱下向薄这位老上级控诉：东北局已经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谁敢提意见，立即就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只能请薄一波将这封信亲自交到毛的手里，才有望拨云见天日云云。
薄一波在这封信前加上了简短几句话，就交到了毛泽东手里。毛看了信以后，大慨勾起了他在沈阳时见到的斯大林和高岗的肖像高高悬挂于大街的回忆，当然更不会忘记高岗要把东三省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建议”。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他感到时机成熟了，于是把此信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传阅。刘少奇还为此事专找高岗谈过－次话(事前肯定经过毛同意)，而高岗不但否认全部检举事实,还咬定匿名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诬陷”。当侦知匿名信是由簿一波代交到毛手上时，高岗更把全部仇恨倾注到薄一波身上，于是，高本人及其党羽便在财经会议上对薄开展狂轰滥炸，不惜使用污言秽语咒骂……。
之后，气急败坏的高岗干了件蠢事，促使自己完蛋。先是他对形势作出了误判。这时薄一波被宣布免去财政部长之职，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席兼财政部长，高岗误认为倒刘的第一战役己经胜利，接下来他觉得应该把陈云、邓小平拉过来，他主观认定陈、邓肯定会倒向他的一边。他对饶漱石说:“在以后的一百天里，我们要想办法与邓小平、陈云达成一项君子协议，把刘、周一劳永逸地了结掉。” 又急不可待地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
说干就干。高岗亲自出马，先去造访正在养病中的陈云。见到陈云，高岗很坦率，几句敷衍之后，就亮出了自己前来的意图和底牌，说：这次中央机构调整,“我要为党争权，为无产阶级争权，我或者是部长会议主席(毛放出要把政务院改为苏式部长会议的试探气球),或者是党的总书记，我非干一个不可，反正权力不能落到刘少奇手里。”他要求陈云支持自己，到毛那里为自己说项。陈云听后表示“力不从心”。高说：“你放心，我上去了还可以提你嘛，中央不是还要设副主席吗？我可以建议毛主席由你来干个副主席。”
如此肆无忌惮地封官许愿、拉邦结派，在毛领导下的共产党世界里，是极为少见的。陈云感到了高岗是一个危险人物，但他该怎样处理高岗这次的造访呢？是沉默不语，当作设有发生达过，还是向毛报告……
陈云表面上是个遇事不争、少言寡语之人，但实际上是个深蒇不露、深沉老辣的世故之人，他仔细权衡了事情的利弊和各种可能的结果，最后认准一条：毛泽东不可能信任和重用一个要把东三省交给苏联的人。深夜，陈云拨通了给毛的电话，向毛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
得到毛的赞赏后,陈又拨通了给刘少奇、周恩来的电话。
高岗被完全蒙在鼓里，他加紧进行他的倒刘计划。此时他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他的亲信，在东北局发起众人签名给毛泽东上书，要求由高岗担任党的总书记；另方面，他马不停蹄，乘着自己的米格飞机，来到南国的杭州，因为邓小平也在杭州。于是又上演了独访邓小平的一幕。
在高岗的眼里,邓小平似乎比他”矮”一点。自己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员，邓则只是政务院副总理，还没进政治局。邓也是刚刚进京，高岗想，他一定想找靠山，自己地位比他高、资格比他老、关系比他多，正好可作他的靠山。带着这种思想，认为把邓拉过来是手到擒来的事。于是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高岗先把当前的形势，毛对刘的不满，自己受到毛的宠信等等，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然后很明确地开出入伙倒刘的价码:“你比他们都能干，如果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大力，那我向主席保荐你当党的总书记。”
邓小平以一种极为冷静、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高岗的到访，他主要听对方的讲述，很少插话，在高岗咄咄逼人地要他表态的时候，他或者装聋作哑，或者哈哈一笑，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似乎对高的话没有兴趣。但实际上在暗中捕捉高的每一句话及其背后含意，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
高岗确实低估邓小平了。还在高自鸣得意地上跳下窜地到处煽风点火，伸手抓权的时候，邓就估计他不会有好的结果，他知道毛不会喜欢这种权欲熏心、风头强过自己的人。他还看出毛并不是真的想以高取代刘，而是故意纵容高的放肆，暴露出其野心，然后顺理成章收拾掉，因为斯大林己经死了，毛对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邓却不含糊，他告诉高岗，自己没有这种野心:“我能力不够啊。”“刘少奇很难打倒，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很难改变啊。”高岗以为他是谦虚、有顾虑，又给他鼓气，兼自我吹嘘了一通。见邓不说话了，以为目的已达到，就告辞了。
邓却亳不犹豫地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至此，毛也认为时机成熟,该收网了。
此时高岗正乘着他的米格飞机在南方各地穿梭,做他的倒刘统战工作。毛决定先拿他的伙伴、中央新任组织部长,也就是后来”高饶反党集团”副帅饶漱石开刀。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饶与刘少奇曾同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一度，饶职务在刘之上，但很快刘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地位在饶之上，因之，饶对刘心怀不满、不服，还曾向中共的特务头子康生告密，说刘被捕有叛变之嫌。惜乎没有证据。
后饶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皖南事变后项英被杀、叶挺被捕，饶漱石一度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但不久中共中央又任命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把饶的头衔“抡占”去了，因此饶说刘是自己的“克星”。饶对刘的无名怒火从没有熄灭过，一有机会他就向中央打小报告，拆刘的台。
“五马进京”之前，饶是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曾到东北参观，对高岗十分敬佩，高岗则在毛泽东面前说“饶漱石是我党第一流政治家。”两人都憎恨刘少奇，这一对很快一拍即合。在高岗发起对刘少奇的“夺权”活动后，饶漱石在组织部发起对“叛徒”的追剿，重点是1936年8月写“反共启事”出狱的那批人，其中安子文成为重点，因为安现担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又犯了“私拟政治局名单”的大罪，饶漱石便揪住这点，在组织部内发起了对安子文接连不断的批斗。当然，斗争安子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追出其“后台”刘少奇。高岗又叫饶查周恩来的“叛徒”问题，饶漱石查不出什么名堂，告诉高岗:“他在历史上只被捕过－次,那是五四前后闹学潮的时候,党还没有成立。”
高岗则说:“只要有自首情节,党没有建立也是叛徒。”
饶漱石当然没敢揭周恩来的“叛徒”问题，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只是布置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对安子文及其“叛徒集团”的批判斗争。
这时，毛泽东突然叫停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饶漱石搞了一次突然袭击。毛把饶招进中南海，当着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各大区负责人的面，毛指着饶漱石突然“发难”，说饶刚到中央就专门整人,“自命为一贯正确、正确路线的代表，老虎屁股摸不得，那么，今天我偏要摸一下，看它咬人不咬人！”
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击得饶漱石口瞪目呆。毛不给他辩护的机会，继续指着饶数落他的“罪恶”，最后说:“你说别人有圈圈，我看你最有圈圈，凡是轻易攻击别人搞宗派主义的人，实际上他最爱搞宗派，大家都要警惕这种人，不要上他们的当！”人们都还记得毛在延安整风时就大反“宗派主义”， 而这宗派主义的解释权则属毛专有，就象他指责別人搞阴谋诡计、而只有他却拥有搞阴谋诡计的“专利”一样。
毛为何对饶如此“痛恨” 呢？原来这其中有不为人知而又不能公开说出的隐情。亊情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毛在高喊“抗战” 的同时，在背地里却干了些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勾搭的勾当，饶漱石是知情人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处境日益困难，一度，总部设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曾放出与共军“议和” 的试探气球。在江苏活动的新四立军即将这一讯息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很快，延安发回密电指示：可派人与之接觸。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即派联络部长杨帆赴南京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日军参谋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局部和平文本草案”， 内中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日方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则在日军与国民党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双方并就以后协商联合事宜，包括接觸方式、级别、时间、地点等达成协议。这一事件也被王明的回忆录记载，王明說：“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秘密地、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他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动。”王明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另外，毛还派遣中共情报头目潘汉年到上海、南京与日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接觸，在整个抗战期间，潘汉年与日伪情报机构都有密切的合作，这些活动都在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之内，而且，1943年之后，潘还在饶的手下任华中局情报部长，潘的活动饶当然知情（有关潘汉年与日汪勾结情况，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章节）。毛坐上了“龙椅” 之后，昔日这些不光彩的勾当便成了他的心病，解决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将知情者 “灭口”，饶漱石首当其冲。毛决定借高岗之事，先将饶“收拾”；之后，編一个罪名将潘汉年、杨忛等投入狱中，让他们老死狱中。
饶潄石被毛夺了权，等候处置。毛派刘少奇、周恩来去主持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扭转会议的大方向。起初,饶漱石还幻想在组织系统他的人多，不会被对方拉走。谁知，当刘、周以毛的名义到会上传达批判饶的指示（当然不会提抗战时之事）之后，局面立即倒转过来，饶漱石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那些忠实的部属全都反戈一击，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就是毛共体系里内的政治生态和是非观观，谁的官大，谁有实权，谁就拥有真理。毛的官最大，所以拥有绝对真理。
饶嫩石虽然被批倒批臭了,但暂时还未作组织处理，他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高岗身上。
这时高岗从南方回来了,他知道发生的一切之后，主动求见毛泽东为饶漱石求情，但毫无用处。高岗不知，毛泽东正在考虑怎么收拾他呢。高岗又动用了他在军队中的关系，要求他们出面向毛泽东上书“倒刘挺高”。彭德怀、林彪是高岗的好友，愿意为高岗出力。但光靠这两人还不够，他又动员了包括陈毅、聂荣臻在内的军队高级将领给毛写信，有的不敢用真名，只好写匿名信。但这更引起了毛的反感和警觉。其实，高岗的一切活动，包括他在南方到处“拉票”的言行，己全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高却浑然不觉。毛泽东还授意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公安部设立了一个专门对付高岗的办公室。他要看完高岗的表演。
毛又使出了一个花招，临近1953年底的时候，毛说要去南方休假、养病。这样就又生出一个谁在“家”留守，顶替毛的角色问题。毛先说在他外出时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唯高岗不赞成，表示要“轮流坐桩”。彭德怀支持高岗意见。于是表决，结果以压倒多数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毛借机发难，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点鬼火，和中央对着干。又批判高岗拉拢军队干部散布“军党论”(即：党是军队创造的，所以军队出身的干部要唱主角，揽大权)。这次会议算是批判高岗的前哨战，毛借此向党内大员打了招呼，至此，大家都清楚高岗要倒霉了。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这次放过刘少奇、周恩来, 集中力量打击高、饶。但刘少奇不能完全无事, 也要敲打他一下，这是他早就拟定的一箭双雕之计。所以他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高、铙问题,使周恩来受宠若惊。
毛更借休假之名离开北京，让刘少奇、周恩来去收拾高岗，这样不但自己乐得清静，万一出了问题他也不担责任，似乎是高饶与刘周之间在互斗。临行前，毛把收拾高岗的任务交给刘、周，要他们先召开政治局会议揭盖子，将高批深批透，打倒批臭。然后召开中央全会做一个正式决议。
得到了尚方宝剑的刘、周，开始了名正言顺的反攻。在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高岗发现支持他的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都没有出席，而被他拉来向毛告御状的陈毅、谭震林等来了，但坐得离他远远的。他暗忖：莫非他们背叛了我，检举揭发来了？……
果然，周恩来点明会议要“揭盖子”。接着，陈毅就把高岗对他进行的“非组织活动”和盘托出，谭震林也跟着落井下石。高岗还想顽抗，但立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在一阵接一阵的狂轰滥炸之中，高岗终于软了下来，承认自己的目的是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由自己充当毛的唯一助手，将来接班做领袖。并说自己愿意就此写反省检讨。
在杭州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切后，冷笑道:“我以为他是什么铁咀钢牙，原来也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好，现在可以召开四中全会。”
但是谁能想到，毛召开四中全会并不是批高、饶，做结论。而是先要让刘、周作检讨。他先用电话交待在京的周恩来:“这回批了高岗、饶漱石，这并不意味着你和刘少奇没有错误，建议你在开中央全会时，也要作一下自我批评，叫检讨也可以，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你看呢？”
周恩来只有谢主隆恩，连连说应该，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但是后来毛只让刘少奇一人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对周恩来又暂时网开一面。毛也不回来参加四中全会。1954年2日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在四中全会上先作政治报告，接着作了题为“我的自我批评”的报告。同一人在一次党中央全会上接连作这样两种报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团结”，其实真正的主题就是批判刘少奇的“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刘少奇的检查先经过毛的审查、修改，系统地清算了刘从七大以来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言行。毛还特别指出，四中全会上不得提高岗的名字，以免冲淡“团结”的主题。毛显然是把四中全会变成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会场，他也不准由刘少奇来主持批判高岗。一句话，毛要在利用刘、周打倒高岗的同时打击刘、周，让他们两败俱伤，只有自已渔人得利。
四中全会以后毛回到北京，着手彻底解决高岗问题，但他不是叫刘少奇负责，而是仍然叫周恩来出面、负责。不过，在毛在北京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担任执行的角色。
己被控制软禁的高岗在电话中请求与毛单独谈一次话，毛告诉他“有话到会上去说”。以后高再给毛打电话便再也打不通了，或是由秘书挡驾。
高岗想起毛泽东刚到陕北那年，一次自己生病，毛泽东便亲自带了警卫员找到他的往处，见到高躺在炕上，便亲自给高岗洗脸洗手、倒便盆，连高岗的老警卫员都感动了：“毛主席真是我们庄户人家的好领导，爱兵如子，爱民如子，跟着他，可以得天下。”
如今得了天下，进城才几年, 还是这个毛，他要求见一面都不可得了。
斗争会不断升级，揭发高岗的罪行越来越多，人们告诉他，他不但是政治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许多受害妇女都在控诉他。周恩来对他说:“凭你的罪恶，枪毙一百次也不过分！”
高岗绝望了。在软禁他的房子里，他拿起笔，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吞下了足够的安眠药......
可是高岗被抡救过来了。当毛看到高岗那封绝命书时,愤怒地拍起了桌子:“你们告诉他,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刘少奇则说:“他根本就不想死,和他在一起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怕死鬼，每天用人参泡汤喝，保养得比谁都健康，他是假自杀，真叛党！”
周恩来则笑着说:“你们给他一支枪，如果他敢拿着朝自己开枪，我就承认他是英雄好汉。他没那个勇气。”
话传到高岗那里，他知道自巳不死不行了。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吞下了足够的安眠药，再也没能醒过来。
高岗和饶潋石后来被定性为“高饶联盟”，“高饶反党集团”。有人认为他们只是臭味相投，没有文字契约或纲领，说成“反党联盟”、“集团”证据不足，难以服众。毛泽东反驳说:不能把阴谋分子的反党联盟与公开的政治、经济联盟等同起来。既是搞阴谋，还能有文字协定吗？所以,不能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就否定这种联盟的存在。
自此,开启了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定罪命名的各种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先河，此后20多年，中国出了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
饶漱石后来又查出“包庇反革命罪”。其实是指他与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杨帆的关系，潘、杨在抗战中都奉毛密令与日军和汪精卫、李士群接觸，毛泽东决心消灭这些“活口”。潘、杨被定为敌特、叛变分子， 饶“包庇”他们，也不能留存。1955年4月1日正式将饶收监，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其实是个“关死犯”，刑满后改判无期。1975年3月，饶潄石死于劳改农场。
人们在高饶事件中总感到有一些眼花缭乱，迷惑不解，高岗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一股势力，而刘少奇、周恩来是被视为“右倾”的代表，毛泽东先是对刘、周的“右倾”不能容忍，于是扶起高岗这些左派以反制之。但是后来却反过来扶持刘、周，把左派高岗等打下去。这好象有些违反毛从来“喜左厌右”的基本性格。仅仅用高岗野心太大、引发众怒的解释显然是不能服人的，如果毛真要启用高岗取代刘少奇，高的这种野心正好是“斗争性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表现。所以毛真正的“战略意图”应是：首先，自从得知高岗要把东三省划给苏联那天起，毛就决定此人不能留在世上了。可是那时时机未到，斯大林是他的保护伞。同时毛知道高与刘少奇的矛盾，当时毛对刘已深怀忌恨，何不先利用高来打击刘？待到把刘除掉或制服以后再来收拾高不是一箭双雕？后来高岗果然成了刘的“克星”，刘被整得差不多了。高的野心也充分暴露了，更重要的是这时高的保护伞斯大林没有了，收拾高的时机成熟了。而刘、周经此一役，已经胆战心惊，甘愿俯首称臣，可以暂时放下以观后效了。毛左右开弓，左派、右派、中间派都看得心惊肉跳，最终毛可谓一石三鸟，右派、左派、中派全都被整得诚惶诚恐，五体投地，从此他的亲密战友，都自然转变成他的驯服臣仆了。
毛的战略目标初步达到了。
注释；关于刘少奇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一事的真相是：据八十年代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彔》中披露，1952年11月，刘在苏联黑海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一天江青到刘少奇处，认真地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找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回国后，刘将此事与周恩来、朱德等人讲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毛本人的意思，因为毛曾几次当着他们说过类似的话。这样，一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毛审阅了。这种情况维持了9个月。谁知一贯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毛，因为要对刘进行打击，想找渣，就拿出此事说事，当作刘以及杨尚昆藐视他的权威、进行“非组织活动”的证据。毛的原文见《毛选》第五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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