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疯狂走向终结（4-6）

真言

四、制造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彰显分配不公

窃以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笑话就是：在一个号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工人、农民实际上却成了收入最低、生活最困苦、最被人瞧不起的阶级（阶层）；而天天把“人民公仆”挂在嘴上的公务员们却成了全社会最令人羡慕、最富有、最有权力、老百姓最害怕的群体。这种“主仆颠倒”的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首先就是掌握了公权力的“公仆”们有意制造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这要从当今中国老百姓普遍认同的“四座大山”说起。所谓四座大山是指普通民众必须承受的四大项沉重的负担，它们像大山一样压在人们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直到生命的终结。下面长话短说。

第一座大山便是“住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搞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取消了之前城市住房公有政策，实行住房私有化（但也只给70年的产权）。除了最初参与住房租改买的公务员和国企职工能以低价获得住房以外，所有后来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包括城里人的新生代、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其他外来人员，都要以“市场价”购买住房，并将其与城市户囗挂勾。买房成了成为“城市人”的门槛和敲门砖。中共看准了“城市化”带来的住房“刚需”的巨大商机，决心把房地产业办成所谓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怎样成为“支柱产业”呢？原来建房的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政府以几百元、几千元一亩的价格从农村征收土地（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以随时可以征用），转手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一亩的价格卖给房产开发商；另外，政府还要从开发商手中收取各种税费。结果，房产销售额的一半甚至一半多进入了地方政府的钱袋，成了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地方官员贪腐的一个重要渠道）。原来它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钱袋子。

但是不管怎样，地方财政仍然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土地的价格越卖越高，房价也就越来越高，加上后来房屋成了资本的主要炒作对象，因此形成中国房价远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如今，一线城市一平米十万八万已不奇怪，即使是二、三线城市，房价也在1—3万甚至更高。以一般务工人员的收入计算，买一套70平米的小套间，再加上银行按揭的利息，再怎么省吃俭用也要花上三十年以上的时间，这也就是年轻人常说的：一进入社会就当“房奴”、“一辈子给开发商和银行打工”的残酷现实。

所以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所谓“崛起”，首先就是靠对亿万“房奴”的残酷剥削。剥削的残酷程度可谓全球未有、无耻之极！

第二座大山是教育（包括结婚、生育）。学前的幼儿园就是一笔沉重的支出，有人说，如今的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到了小学，表面上看，中国已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还要上许多“兴趣班”或补习班，这些班收费都很贵。你不给孩子上，你的孩子就“输在起跑钱上”了。到了高中，人们更要拼了老命也要上重点中学或私立中学，那里都是高收费的“市场价”。为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将来能考上好一点的大学。大学的费用就完全是自费了，当然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在如今多数“毕业即失业”的形势下，偿还贷款也是相当大的压力。最近又有新的“教改”政策：大学学费一般上调三分之一，最多的上涨54%。十年前有人估算，以一个中等城市计，将一个孩子从出生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基本的大概要花50万人民币（不算购买学区房等高消费）。现在这个评估显然太低了。当然，这在有钱人看来不算多，但对一般工新阶层而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座大山。

教育的另一大问题是，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特别是农村，设施简陋、师资薄弱，所以农村的孩子很难上大学，特别是好的大学。这就注定了代代为农，难有出头之日。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富豪、高官，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或者送出国留学。这样的结果就是所谓阶层固化：富豪代代是富豪，穷人永远是穷人。

另一个问题就是表面上大家都是高考，但各省录取分数线差别很大，有的省六百分才能上二本，而北京市，四五百分就可以上全国顶尖名校。所以，北京那些高官富豪就风光全占了。而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孩子，对未来只能充满绝望。

与教育相关的还有一个婚育问题。现在不管城乡，都存在一个年青人不想结婚、不愿生育的问题。其实不是不想结婚和生育，而是没有钱，结不起、生不起。农村本就男多女少，女孩还往城市跑。农村男青年即便能找到结婚对象，女方的彩礼动辄几十万。还要有房有车，有几人能付得起？所以大批男子只好打光棍，甚至形成光棍村、光棍屯。中国有多少结不起婚的男子？过去说是三千万，现在有人说超过一亿，难道这不是几千年来未有的严重问题？官老爷们正妻之外还有众多情人，难道就不想想这广大光棍群体？光号召多生孩子有什么用！

与教育问题相联系而且最遭人诟病的还有一个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少年身心摧残的问题。也许当局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赶超先进国家，所以让中小学学生的课程既多又难，课题和作业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童年没有了快乐，却充满着焦虑，每晚做习题都要做到十一二点，身心疲惫、体质下降，还要父母陪着受罪。这样拼命就是为了考大学，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能幸运过桥，到了大学却放松了，一切顺其自然了。以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多被美国教授认为不合格，整个国家的科技、学术水平也无法达至世界先进水平（有资料称，中国博士的平均含金量仅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十四亿人几十年培养不出一个当代大师。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如今很多有钱人移居美欧，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开中国式教育，让下一代更快乐、更健康地成长。

然而能够移民出国的终究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民和他们的后代仍然必须继续接受这种中式教育的煎熬……

第三座大山是医疗。说起看病难、看病贵是个老话题了，它起始于改开之初国家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把医院当作企业自负盈亏。这样，医院就从以治病救人为职志变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加上医疗的特殊性，一切治疗过程和价码都由医方说了算，病人和家属只能乖乖出钱。这种情况下，看病焉得不贵？怎能不发生医患纠纷？而且这种制度下，医生也成了半个老板，成为医药公司公关、行贿的对象；而医院的院长，更是成了捞钱的肥差，由此使得医疗腐败触目惊心，医院成了反腐的重灾区之一。高昂的诊疗费，特别是住院治疗费用让人望而生畏。对于城里的职工来说还好一点，因为有医保卡的可以报销一部分；对于农民和农村人来说，基本上要完全自费，那可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费用啊。所以，城里人家有人大病，全家遭殃；农村人就可能倾家荡产也对付不了。无奈，多数人只好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等死。但有人说了：农村不是还有合作医疗吗？是的，叫新农合。新农合每年都要交费，交费额由开始的每年10元，现在涨到350元，一家五六口人，每年要交二千元，对农民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但最主要的是一般门诊不能报销。等于白交。所以很多农民退出了。住院即使能报销，但只是一小部分。现在还有一件怪事，住院又多了一项“护工”的费用，原来是护士的工作，现在要请护工来干，每天二三百元，成了患者又一沉重负担。总之，中共总是喜欢玩这种名义好听、实际上还要你赔本的改革游戏，害人不浅。

鉴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故早就有人提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世界发展最快最好、也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应该实行这项重要的民生福利。但当局却回应说，国家拿不出这笔钱。可是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近四年中国援外折成人民币达六万亿元之巨（其中援助俄罗斯2.5万亿）！相当于全国医疗保健基金的十倍。从这里分出一小部分给自己的人民治病难道不应该吗？当局只好装聋作哑。但有代理人告诉国人：援外的是美元，而我们国内只能用人民币，所以没法用于国内……真是千古奇谈了！

真正的原因是：拥有这项改革决策权的老爷们不需要这项改革，而且坚决反对这项改革。因为中共的高干看病有绿色通道（高干是个相对的概念，从县一级开始到中央都有，但享受的待遇有所区别），而且享有最佳医疗资源、最优医疗条件，医疗加上保健费用都百分之百报销。他们住院的高干病房形同五星级酒店，有套间，家属可以随住陪同，而且还有几乎免费的高档饮食供应。如此优厚的待遇，住院者当然“乐不思家”了。据知情者说，全国有40万套高干病房被常年免费占住着。然而他们花费的钱财也在国家的卫生支出之内，光是这些免费者就花去了每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拨款的绝大部分（据称达80%），所以普通人就所得无几了。而如果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就要统一口径，那些高级医疗享受者的特权也就没有了，所以老爷们坚决不干这种利人损己的傻事！

因此，中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也就遥遥无期了。

第四座大山是养老。近年来互联网上对这个事情炒得特别热闹，起因是底层民众呼喊养老难，无钱赡养老人。尤其是那些失业者和农民工，他们自顾不暇，为家中老人、也为自已的未来忧心忡忡。有报道称，某农村老人因老无所养，相约集体自杀。后来有人告知，每月可从“新农合医保”中领取55元人民币，这些老人才决定暂时不自杀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你，大概都很难过吧。不知那些一顿饭吃去几万元、十几万元的富豪们作何感想？现已知最豪雄的吃客是前南京市委书记，为取悦情妇一餐花了30万，还说不算多，小意思。又有一个网民发帖称：他所住的楼房单元，住有四个老人，一个是退休公务员，月领养老金一万元，非常潇洒，常出去旅游；一个是事业单位，月退休金八千元，同样过得很快活；再一个是企业退休，月领三千元，虽然有点紧，但也过得去；最后一个是他老爸，是农民，每月可领120元（不知叫什么费用），这就得靠子女帮助才能度日了。这个故事清楚地反映了现实中养老待遇不公的问题，也说明这种不公主要是政策即人为造成的。有人提出应给农民发养老金。但立即有人指斥农民没有本事、没有贡献又没有交养老保险，所以没有养老金完全应该的！这些人大概忘了他祖上也是农民，忘了他吃的粮食和蔬菜是从哪里来的。关于养老待遇不公还有更甚者，据网上披露，河北省的“省管干部”退休金最高是毎月8.9万元，每月二三万元者比比皆是。请想一下，当下一般职工，累死累活每月不过三四千元，有的才二千元，他们当作何感想？据说当今已有国家将所有国民退休金全部拉平，理由是在职时各人能力不同、担任的职责不同，待遇不同是必要的；但退休以后大家身份都一样了，待遇也应一样。也许这种做法有些极端，但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是进步的，值得赞扬的。而我们秉承的则完全是封建时代那一套：眼中只有为朝廷办事的官员，百姓的死活不在考虑之列。

    但更令人气愤的，还人为制造“死后不平等”。死亡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老人更是如此，但在如今，死亡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墓园己经涨到七、八万甚至十几万一平米。所以有人直呼“死不起”。但这对公务员家属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据现行规定，国家给公务员的丧葬费补贴是其死时月退休金的40倍，事业单位是20倍，企业大约是9倍，至于那些没有单位的人以及广大农民，对不起，一分钱不给！由于公务员的退休金本来就高，比如是8000元，40倍就是320000元；如果是几万元，那就是上百万……

生前分等级还不够，死后也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并且总是公务员占绝对优势，而体制外的平民百姓则视同草芥，这到底是什么思维？可能只有封建帝王时代可比了。共产党打天下时靠的是用“均贫富”、“劫富济贫”、“人人平等”这些口号发动民众，特别是吸引那些贫苦农民参军，才夺得天下的。但在取得政权后立即变脸，首先通过城、乡户口制度将农民打为“二等公民”；然后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民成为最贫困的贱民；复以“人民公社”让农民变成国家的囚徒。现在又建立起等级森严、更加贫富悬殊的分配制度，把农民压在最底层。又通过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私有化改革，将工人踢出体制，贬为贱民和无业游民。工、农两大“领导阶级”成了收入最低、生活最苦、社会地位最低、最受人欺负的群体，请问那些当权的官老爷们：你们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五、越反越腐，贪腐成常态，且渗入社会的每个肌体

所谓“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总体看，当前腐败呈现下列趋势：一是贪席腐金额越来越大。动辄上千万、上亿，最大的“老虎”（大连一个副市长）居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六千亿；另一个令人惊骇的现象是“小官巨贪”：一个县的教育局长、科级干部，贪污3.3亿元；贵州一个小学校长，贪污二亿多；一个村支书，贪污5亿多。可见贪官们是越来越胆大妄为，而不是官方说的让他们“不敢贪、不想贪”；二是腐败向一些反腐部门、机构渗透。据报道，一些纪委、党委的组织部门也成了贪腐重地，并且呈现自上至下“系统化”的趋势。可见现行反腐机制出了大问题，正所谓“贪官反腐，越反越腐”。三是贪腐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延伸，使这些传统的“象牙之塔”也充满了腐化的铜臭味。一些“院士”、教授纷纷落马。一个叫饶毅的落选院士揭露要靠行贿才能当选院士的内幕。还有就是，高校的硕、博士导师，变成了变相的“老板”，学生成了任他们剥削的打工仔。导师们领了一个项目，由学生们去完成，所得大部归老师，学生只得一点点吃饭钱。如无项目，则派出学生们去相关企业打工（名曰实习），工薪绝大部分归了老师，学生只能得一点生活费（如月薪四千，学生只得四百）。学生们如有不满或不从，便永远毕不了业。可以想像，这种体制下，学生们能有什么活力和创新动力？人人都想早点混出师，然后如法炮制去剥削自己的学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四是贪腐向全社会蔓延。因为官府的示范效应，所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都有样学样，都学会了“潜规则”，成了各自的贪腐王国，由此腐蚀了整个社会机体，败坏了社会风气，连幼儿园的小娃娃都会跟妈妈说：要给阿姨送礼。而社会上信用缺失，坑蒙拐骗盛行，其实都是贪腐的衍生物。

习大上台时曾经颇为自傲的反腐，为何落到如今如此地步呢，看起来原因复杂，其实很简单，首先就是最高层坚持只治标不治本，不准触及制度体制问题。谁都知道，腐败源于权力，目前的腐败都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而且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所致。不准触动权力体制的反腐，注定是表面的、失败的。早就听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现行体制下，任何单位的一把手都是本单位的土皇帝。纪委、监察都是他的下属，是由他任命的亲信担任的。谁能监督土皇帝？但这种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是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基础，是绝不能改的。那么就求其次吧，于是有人提出应定期公布官员财产及财产来源，让民众参与、社会监督。此即所谓“阳光法案”，已在全世界138个国家实行。我国有人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先后七次提出此法案，历时二十八年，依然次次被否决。有专家出来说明：这个办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不能采纳。这个专家说的也许是实情，因为如果真的认真实施这项法案，估计中国的官场就垮塌了，共产党的江山也就危在旦夕了。因此绝对干不得！

还有人提出其他具体办法，如加大对贪官的惩处力度，恢复贪腐死刑（不知从何时起，再大的贪官也不能判死刑，只能判死缓。前面提到那个贪腐六千亿的副市长，就只判死缓；而只要不死，贪官们就有办法使自己逐步减刑，直到“保外就医”）。还有人建议参照越南的办法，贪污受贿10万元即可判处死刑。无疑，这些建议是绝对不可能釆纳的。

其实，只要仔细观察，早在习大大上台反腐之初，釆取的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反腐。当年习大大之所以掀起反腐浪潮，除了为收买民心，主要就是将其作为对付政敌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采取的是“选择性反腐”的方法。仔细想想吧，当年中央那么多大“大老虎”，首当其冲的如江泽民、李鹏、王震以及邓小平家族，他们开设了那么多特权公司，或化公为私，或空手套白狼，把国家的的相关领域（如电信、水电甚至军火）都垄断了，都成了超级巨富。这些都是当时人人皆知、在六四运动中学生们要求打倒的的“官倒”。但中共历届领导对此都噤若寒蝉。习大上台不但不追究他们，还让他们的所得合法化、永久化。为了妆点门面，后来借处理公安部长赵苍壁向所有国务院高官行贿一案，让这帮中央大员象征性地退了点脏款脏物，就算了结了，大家心照不宣，皆大欢喜。

说到中国的腐败，还不得不提及中国的“黑厢财政”，这是个不允许人触碰的领域。所谓“黑厢财政”就是指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黑厢化操作。比如，财政部虽然每年都列出财政预算，但实际执行结果谁也没敢去审核、追究，更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布。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掌管政府的钱袋子，政府的每一项开支都要经议会批准、审核，收支账目必须清楚明白。而我们的全国人大似乎没有这个功能，数十年来没见过它对国家财政收支有过任何查询或处罚、公示。当然，国务院有个审计署，但它是从事政府内部审计，跟对政府的第三方监督是两回事。中国的官场规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么审计署长这个由总理任命的官，他敢审计总理、总书记吗？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收支是不透明的，公开的财政收支之外还有大量计划外资金，例如：援外收支（援外也有收入，如日本几十年就给了我们近五千亿人民币）；土地出让收入，各部门的罚没收入；反腐收入（大家都知道，对那些中央大贪官的实际没收量远远超过公布的贪腐金额），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天文数字，它们都用到哪去了？这一切的程序、过程是怎样的？有否明细账目？我们都知道惠灵顿公爵那句名言：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所以，总的来说，掌握的权力越大，贪腐的可能性就越大；对这些人的监督就应该更严密。而我国恰恰相反，对越是权力大者越疏于监督，不敢监督。而且还要依靠这些权力者去反腐！真是令人无语了。所以，这种反腐方式只能游离于表面和浅层，或者“越反越腐”。

看来，跳不出权力反腐的怪圈，是没有希望的！

六、特权橫行，官民对立，社会黑幕重重。

中国从来就是个等级特权社会。远的不说了，中共开国之初，由毛泽东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就是个假共和之名、实则行等级森严的的当代帝国，毛就是当时的皇帝，一言九鼎、个人独裁。无数因对毛的政策不满、或不慎对毛有语言侵犯者均被处以极刑，包括中共的高官和开国元勋。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从建国的第一天起，毛就蔑视法治、超越法律推行他那残暴的“运动治国”，国家成了他手中的玩物。任意折腾。可以说，毛以身体力行演示了共产党的等级特权制度。

好在毛将国家弄到濒临破产的边缘时，“及时”死去了。邓小平接班后，表面上说要依法治国，还引进了市场机制，但实际上丝毫也没有改变专制独裁的国家性质。相反，因实行党领导下的市场化，中共各级领导层都迅速蜕变成了所谓的“权贵资产阶级”，即统治者们既是政府高官、又是亿万富翁，可谓名利双收。所以，邓的改革得到了党内多数的衷心拥护。

权贵们的钱财从哪里来的呢？说穿了就是依靠政治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取得，这是最大的特权。

第一代特权者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央高官及他们的子女，高官们利用当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特点，让子女或家人出面开办公司，依仗特权倒卖批文，赚取巨额差价，疯狂攫取社会财富，这就是六四时所学生们要打倒的“官倒”。邓小平以血腥屠杀保护了当权者的利益，让官倒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到了江、胡执政的年代，红二代开办的公司基本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特权还由红二代向官二代、官三代发展，又通过中小国企和集体企业私有化改革，化公为私，培养了大批新兴红色资本家；红二代和官二代们又与国外金融资本勾结，大肆呑并国有金融资产。至此，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形成，直到现在并无任何改变。

但，经济特权要有政治和司法权力的保驾护航。所以，权贵们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仍要保持自已的政治特权，以便让普通民众对其望而生畏。

因此，中国的特权现象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国家制度的产物。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层面，起始于中共学习苏共的特权制度，目的是为中共各级领导人和政府高官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服务和保护，并通过文件形成制度。这一切与苏共大体一致，如在中央一级，领导人出行依其级别有专机、专列或高级包厢，而且其他飞机、列车都要回避、让道；住宿按级别享受独栋别墅或五星酒店的高档包厢，并有二十四小时警卫服务；到了外地城市出行时要清街、清道、警车开道；居家，则配有各种秘书、司机、医生、护士、厨师、勤务等人员等。高官们的饮食由公安部门特设的特供农场提供没有污染的有机食品和饮品。领导人每年可以数次带领家属子女外出旅游、度假，费用全部报销；看病有专门的家庭医生、护士；如去医院，有专门的绿色通道，享受最好的专家一对一诊疗服务；如需住院则有堪比五星级酒店的高干病房；如果不想上班，可以“离休”，待遇与在职等同，即使正式退休后其生活享受和福利亦不变……总之，能够想到的应有尽有，一切由国家包干。除了没有三宫六院，其他绝不输历代帝王。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当共产党的官有无穷无尽的好处，所以国人都拼命要考公务员；又因为公务员的待遇都是与职级挂勾的，所以削尖了脑袋也要往上爬，一旦爬上高干的位置，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以及官员的贪腐受贿，均由于上述制度引发滋生。

到习大大接班时，中共的等级特权制度已经很完备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普及后，民众的视野开阔了，没有毛时代那么驯服了，有些太过刺激网民的特权稍作了修改，比如除领袖外一般高官出行时清街、鸣啰开道好象不搞了。但一些实质性的、实惠的特权，仍然一样不能少，只要求不要对外宣扬。但，互联网时代消信息很难封锁，官员的一些特权还是让一般老百姓知暁了，如高官的高干病房、特供食品、奇高的退休金等等，引起底层民众的震倞、惊恐和愤怒。

特权现象如果只存在高层，对民众的侵害也许不会太大，但中共的特权制度是一个整体，只是依职级有所差别而已，因而是无处不在的。在下层，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司法领域，比如“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现代衙内；警察、法官黑心办案，践踏法律和人权；城管欺人甚至打死小贩等等。一般情况下，百姓都对其无可奈何。例如，网上披露有一个县法院的书记员，因家人与别人在摆摊时发生矛盾，书记员便跟派出所的朋友打个电话，请派出所教训一下对方。哪知，派出所长把人叫来，直接就把这人活活打死，然后把尸体从三楼扔下，说是畏罪自杀，一时竟然平安无事。（后因家属、律师坚持抗争，得以查出真相，并在网上曝光。但能查出真相是很少的，否则，执法者也不会敢草菅人命）。城管的嚣张拔扈，随意打人甚至打死人，就更是屡见不鲜了。有报道，中国的城管己被外媒列入“恐怖组织”，后又有消息称，是联合国已将其列入“世界十大恐怖组织”。

特权橫行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农村。村支书、村主任之类成了当地一霸，因为当上村支书、村主任（现在很多地方把这两个职务合在一人身上）有无限好处，整个家族、亲友都会沾光。所以，争抢村支书、村主任之位成了村民头等大事，也因此敷衍出重重黑幕。近些年不断发生支书或村主任被全家灭门的案件，实际上就是因受这些村霸欺圧太甚，又状告无门后釆取的极端行为。由此也可见，这些特权者己结成网络，互通声气，官官相护，导致百姓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最终只好挺而走险。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逼上梁山”，只因如今已无梁山可上，只能选择与仇人同归于尽。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特权横行、社会不公所造成，当政者称之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决心花大力气“维稳”，各级都成立了“维稳办”，把“维稳”当作头等大事，拨给充足的经费和人员，到处去“灭火”，一度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军费。中共高层的惯性思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严密管控民众，管控制社会。所以，在城管之外，如今又成立了“农管”、“文管”……真不知道还要设多少个“管”才能放心。但另一方面，由于管得过宽、过细、过于霸道，百姓丧失了基本自由和谋生手段，必然引发更多的官民冲突，导致无休止的恶性循环。